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生态
“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国际暴恐势力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这种集暴恐势力与政治实体为一身的极端武装，有地盘、有资金、有人员，不仅割据一方建立政教一体的神权政权“哈里发”，还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竞相投奔，成为国际暴恐势力的新山头。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残忍成性，受其训练和影响的外国恐怖分子纷纷效仿，其危害更甚于以前。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扎瓦希里领导的“基地”组织并未被清剿干净，他们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机重整人马，成立了“印度次大陆”分支，扬言要统辖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暴恐分子，大有与“伊斯兰国”分庭抗礼之势。加之“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北非和索马里等地的分支仍然活跃，国际恐怖版图可能呈现交相为恶的难局。
纵观30多年的国际暴恐发展史，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尤为严峻。“基地”组织诞生于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圣战”时期，1979—1992年的13年间吸引了40余国的4000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加入其中。这批人后来成为该组织和各国恐怖组织的骨干，威胁延宕至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又有50余国的近5000人投奔，这也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目前“伊斯兰国”壮大的基础。叙利亚内战3年后，该地区已聚集80多国的1.5万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并且还有继续增多之势。可见，“伊斯兰国”和伊叙乱局吸引国际“圣战”分子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已远超过去。
中东国家长期经济凋敝、民怨沸腾是形成目前局面的基础，但还有三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中东大乱局的并发症和后遗症。2011年以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不仅未给中东地区带来民主和机遇，反而使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多国陷入长期混乱甚至战乱，最终给暴恐势力滋生和壮大提供肥沃土壤，进而形成新的国际暴恐策源地。
二是暴恐思潮和影响的扩散。“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极端分子竞相投奔的暴恐军政集团，影响力已超过鼎盛时期的“基地”组织，一股跨国的暴恐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正在形成并冲击多个地区，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出现与之响应的新型恐怖和极端组织。事实上，“伊斯兰国”这一暴恐怪胎起源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其头目巴格达迪的野心是要建立全球哈里发，版图包括从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并不惜为此发动全面宗教战争。如果任由其暴恐思潮和影响扩散，国际社会恐将面临又一轮暴恐活动新高潮。
三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加剧地区动荡，刺激暴恐势力作恶。中东动乱之初，美国和西方煽动颜色革命和街头抗争，而后又动用武力推翻利比亚政权，插手叙利亚内政引发内战，可以说是中东大动乱的推波助澜者。反美反西方的“伊斯兰国”应运而生，利用新媒体招募西方极端分子，袭击美国和西方的能力和意愿与日俱增，对美国海外利益甚至本土安全都构成了严峻威胁，显然突破了美国所能容忍的底线。
严峻的形势给美国和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0日宣布了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新战略，9月24日又主持联合国反恐峰会，推动形
成安理会反恐决议。美国此轮反恐战略调整是在国内反恐紧迫性和共识增多情况下的无奈之举，重在遏制“伊斯兰国”继续坐大，既着眼于解恐患上升的燃眉之急，也准备借用国际力量减轻美国的反恐负担，同时掺杂私心谋求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新生态
“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国际暴恐势力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这种集暴恐势力与政治实体为一身的极端武装，有地盘、有资金、有人员，不仅割据一方建立政教一体的神权政权“哈里发”，还吸引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竞相投奔，成为国际暴恐势力的新山头。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残忍成性，受其训练和影响的外国恐怖分子纷纷效仿，其危害更甚于以前。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扎瓦希里领导的“基地”组织并未被清剿干净，他们趁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机重整人马，成立了“印度次大陆”分支，扬言要统辖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暴恐分子，大有与“伊斯兰国”分庭抗礼之势。加之“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北非和索马里等地的分支仍然活跃，国际恐怖版图可能呈现交相为恶的难局。
纵观30多年的国际暴恐发展史，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暴恐威胁尤为严峻。“基地”组织诞生于阿富汗抗击苏联的“圣战”时期，1979—1992年的13年间吸引了40余国的4000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加入其中。这批人后来成为该组织和各国恐怖组织的骨干，威胁延宕至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又有50余国的近5000人投奔，这也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目前“伊斯兰国”壮大的基础。叙利亚内战3年后，该地区已聚集80多国的1.5万多名外国“圣战”分子，并且还有继续增多之势。可见，“伊斯兰国”和伊叙乱局吸引国际“圣战”分子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已远超过去。
中东国家长期经济凋敝、民怨沸腾是形成目前局面的基础，但还有三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中东大乱局的并发症和后遗症。2011年以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不仅未给中东地区带来民主和机遇，反而使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多国陷入长期混乱甚至战乱，最终给暴恐势力滋生和壮大提供肥沃土壤，进而形成新的国际暴恐策源地。
二是暴恐思潮和影响的扩散。“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极端分子竞相投奔的暴恐军政集团，影响力已超过鼎盛时期的“基地”组织，一股跨国的暴恐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正在形成并冲击多个地区，北非、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都出现与之响应的新型恐怖和极端组织。事实上，“伊斯兰国”这一暴恐怪胎起源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其头目巴格达迪的野心是要建立全球哈里发，版图包括从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并不惜为此发动全面宗教战争。如果任由其暴恐思潮和影响扩散，国际社会恐将面临又一轮暴恐活动新高潮。
三是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干涉加剧地区动荡，刺激暴恐势力作恶。中东动乱之初，美国和西方煽动颜色革命和街头抗争，而后又动用武力推翻利比亚政权，插手叙利亚内政引发内战，可以说是中东大动乱的推波助澜者。反美反西方的“伊斯兰国”应运而生，利用新媒体招募西方极端分子，袭击美国和西方的能力和意愿与日俱增，对美国海外利益甚至本土安全都构成了严峻威胁，显然突破了美国所能容忍的底线。
严峻的形势给美国和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10日宣布了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新战略，9月24日又主持联合国反恐峰会，推动形
成安理会反恐决议。美国此轮反恐战略调整是在国内反恐紧迫性和共识增多情况下的无奈之举，重在遏制“伊斯兰国”继续坐大，既着眼于解恐患上升的燃眉之急，也准备借用国际力量减轻美国的反恐负担，同时掺杂私心谋求在中东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