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现代化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生态创新为导向的综合性的环境理论和实践。它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生态现代化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多维绿色进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意涵，因而，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只有更加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才能推进生态可持续性。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国家干预；环境政策；预防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35-07 [作者简介]王聪聪（1986—），女，山东日照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生态现代化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领域内主导的热门话语之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吸引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一、生态现代化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为了破解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面临的环境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学者们如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最早提出了“生态现代化”这一理论术语。自提出近三十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被就人们用来描述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方法。①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相容性使得这一理论不仅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获得工商业界的青睐。格特·斯帕加仑（Gert 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 P. J. 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约瑟夫·墨菲（Hoseph Murphy）等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多元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国别特征，更体现在该理论关注点的转换。正如摩尔所指出的，在短短30年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第一阶段，人们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在生产领域内的重要作用，对官僚化的国家持一种批判态度，青睐市场的作用。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生态化转型中国家和市场、制度和文化的动态关系，而消费领域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这一时期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依然局限于西欧国家。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现代化研究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全球视角，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消费的生态转型，研究范围更是走出了西欧，迈向全球。生态现代化理论被用来解释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以及像美国、加拿大等经合组织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现代化进程。 二、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态和环境的进步，即通过清洁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哈杰尔指出，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即污染预防，其本质上是一个有益于环境的导向。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可协调的。②与深生态学强调制度的改变或大规模结构重组不同，生态现代化只能称作是“浅绿”意义上的改革。正如德赖泽克（Dryzek）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环境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远非激进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作为改革者出现，它旨在重新定义当代社会的结构而不是建议任何激进的变革。③因此，它并不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或多或少地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其基本的前提。这种由市场驱动的环境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高度强调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并不挑战自由市场原则，而是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同时，又能兼顾环境效益。与70年代不同的是，工商业经济精英的作用不再被忽视，而是被纳入了环境保护这一大的议题之中，成为环境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一员。生态现代化的吸引力无疑来自于其与知识经济的内在相容性，强调创新和知识的作用是其重要的理论特色。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如欧洲，通过对新科技的大规模投资来寻找低碳能源解决方案和提高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具创新性和高效的方式。④ 就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而言，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包括这些问题：生态现代化是不是仅仅指技术和工业化而导致的生态变革，它是否应包括文化层面，如精神和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生态现代化。⑤同样，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所依赖的实践主体——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抑或是多层次管治，学者们也是存在着分歧。作为用来分析当代工业社会如何处理和应对环境危机的理论，生态现代化关注的主题就是社会实践、制度设计和政策话语中的环境变革。生态现代化所产生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是人们对生态现代化的一致性理解。 摩尔认为，人们对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反思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部分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但人们更应该看到科技在预防出现环境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如今，传统的事后修复方法已被预防性的社会科技所取代，因而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2）更加重视市场动力和经济实体（如生产者、消费者、保险公司等）作为生态重构和变革承载者的作用。（3）民族国家作用的改变。生态现代化要求更加灵活、去中央化和协商式的国家管治，非国家主体和超国家机构某种程度上削弱着传统国家在环境改革中作用。（4）话语实践的改变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对经济和环境共同利益持反对立场或完全忽视环境考量都不被接受，经济和环境效益的休戚与共成为一种无可争辩的核心原则。（5）社会运动在生态转型中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运动日益被纳入私人或公共机构的环境改革中，而不像七八十年代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① 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下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作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②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的技术革新方法，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而，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③ 三、预防原则与国家干预 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因而，它的指向是生产和消费的长期的结构性调整。④真正意义上的预防性方法严重依赖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技术，而清洁能源等新技术的发展则需要国家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和政策导向，国家的力量被凸显出来。 在实现现代化的生态转向中，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非国家主体、超国家机构、市场以及经济主体在环境变革中的作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这一主体。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事实上，虽然人们认为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而言，国家的作用还是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⑤生态现代化无疑依赖市场、企业、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动，但笔者认为国家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主体。各类市场、社会（社区）主体的普遍参与以及市场激励型工具的广泛应用，都得益于政府所代表的绝对权威。⑥诚如耶内克指出的，生态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①无论是经济、社会战略还是环境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政府始终是最有力的推动者，政治因素是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背景。 （一）国内政府的调控 有学者指出，生态现代化最为显著的两个驱动因素是：“精明”的政府调控和多重环境管治下污染者日益增加的商业风险。②在应对环境问题上，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行动更多地呈现出被动性，其绿色参与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引导与国家权威。而在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方面，政府更是无可代替。政府的绿色干预本质上是一种“绿色凯恩斯主义”③。威尔（Weale）就指出，生态现代化的全面实现需要一个主动的和干预性的政府来支持环境创新的文化，为达到经济优势和环境效益提供公共投资和补助。④政府的调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可以制定环境政策或法律法规，约束相关主体行为。例如，欧盟的生态税就是政府推动生态现代化运用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20世纪70年代，挪威开始征收能源税，其他欧盟国家也纷纷以税收为手段，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主体的行为。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芬兰等国都对能源及能源产品征收消费税、碳税、硫税等，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收费。生态税有效地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可以使环境以及资源消耗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为实现环境效益奠定基础。 第二，政府可以通过环境治理制定长远的环境战略规划。开放性的环境政策以及环境创新导向型的长远规划，不仅可以消除企业可持续转型的内部障碍，更能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平台。在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日本政府就曾制定了中长期的研发体系，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引入“领跑者计划”（TOP Runner Program），这一计划为汽车、空调、电脑、复印机等设定了在当时市场上最高标准的节能目标，而随后这些高效能产品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德国更是生态现代化和环境保护的世界领跑者，德国政府通过“电网回购”优惠等政策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并通过转变能源结构、聚焦新能源、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中的份额，同时积极推进环境与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德国不仅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更是世界上重要的绿色科技出口国。据报道，2004年德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环保技术出口国。⑤ 第三，政府对新能源的财政投入与环保领域的重点扶植，可以为环境创新提供重要保障。尽管各国生态现代化的路径与模式各具特色，但政府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却是一致的。以中国为例，从2009～2012年，政府在新能源汽车方面进行了强力的产业政策推进，伴随着政府密集的扶植政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就明确提出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家也出台了系列措施来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进程，其中包括近期的《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不仅对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大量投入研发，还对购车提供了丰富的财政补贴。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还未拿到开启市场的钥匙，⑥仍然处于在热政策和冷市场的窘境之中；但无疑只有突破技术瓶颈和地方保护主义，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这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调整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就新能源汽车而言，欧美等国也是不遗余力地加大财政投入与补贴。如美国就斥资140亿元支持动力电池、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者购车补贴，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总量为250亿美元的基金，以低息贷款方式支持厂商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①正是政府对清洁能源与环保科技的重大财政投入与支持，才为生态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态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二）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政策竞争 生态现代化的全球推进，不仅得益于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主动干预，更离不开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政策竞争。环境创新本质上是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生态难题的解答，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环境政策也常呈现出国际竞争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绿色科技对于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一场国际竞争正在展开，各国对绿色科技领域领导权的竞争正在加剧。②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环境治理的目标，以争夺环境领域的话语权，特别是环保科技的竞争优势。国际范围内的环境领域领导权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国际范围内的绿色战场上，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发展，实施“绿色新政”，以实现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因为，“绿色新政”不仅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着国家的中长期国际竞争力。德国、美国、日本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制造领域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国际范围内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中，政府竭尽全力来帮助国内的公司。③德国环保部在2006年就制定了一项计划，通过其“出口回收与高效技术的倡议”（EIRET）来进一步帮助德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④2007年，默克尔政府重新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强调到2020年将新能源在电力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到30%。⑤2010年，联邦政府推出《德国能源概念》（ECG），着力探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新交通和新电网的发展等。⑥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07年也分别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和《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扶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府的监管在环境创新的政治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被看做是环境创新背后一个关键性的驱动力”。⑦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在探讨生态目标与规范如何与政治目标相协调时指出：“国家依然是推动生态变革最合适也是最有理想的机构，社会能够通过国家这一平台发挥杠杆作用，特别是以重组符合生态可持续性机制的形式。”①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主体是多元的，公司、NGO、媒体、公民等都是生态现代化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离开他们的参与，生态转型和绿色变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了政府或者国家的力量，特别是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治理能力和推动力，及其环境政策的权威性、可持续性和国际性。 四、生态现代化之批评 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乏批评者，一些学者质疑单纯的技术革新是否能达成资源保护的目标而更好地保护环境，特别是通过企业自我约束的实践。由于生态现代化并不旨在解构资本主义，而是聚焦于工业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换，卢克·马特尔（Luke Martell）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描述后现代性和环境变化时，缺少“激进主义”，进而导致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②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ff）也同样指出，生态现代化“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即它使得工具统治和环境破坏，以及政府较少的民主形式继续合理化，为工业和技术的现代性展现前景”。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中，生态现代化将一些主要的环境问题边缘化了，愿望太好而不能实现。④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和技术的肯定，生态现代化事实上消解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批判和变革的要求。 对于生态现代化最为激烈的批评来自于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或者“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⑤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注定是失败的。由于生态现代化是基于“可持续增长”这一观念之上，而事实上这在现实中是不能的，因为增长意味着自然和人力资本的消耗，这对生态系统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一书中对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都是不现实的，他分析指出：即使国家没有经历经济衰退，只是经济增长率的下跌，政府都会削减或废除福利国家以牺牲穷人的代价来解决财政危机，又怎能期待国家将大量的支出用于环境保护呢？⑥ 还有学者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置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化维度上来研究，现代化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功能的差异化、合理化和个性化，但生态现代化话语事实上缺少现代性或现代化一般话语中的很多理论点，例如，生态现代化中就没有很好地反映合理化和个性化。⑦巴特尔（Buttel）也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缺少可辨认的系列条件”，并认为应该将它置于更广泛国家理论意义上考察。①一些研究者还指出生态现代化更多关注生产方面，而对消费的关注很少。虽然斯帕加仑对这些批评作出了回应，但对消费的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末端消费者，还应考虑到消费和生产背后的产业链，这些都是理论研究的空白。② 五、结语 虽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生态现代化都面临着批评和挑战，但无疑这一系统化的生态创新是目前最有潜力促进环境保护的形式。生态现代化，或至少“弱生态现代化”③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已经被很多国家接受。它强化了以知识和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国家的科技政策注入绿色元素。 具体来说，生态现代化在两个维度上不同于以往关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这一理论具体阐释了环境的改善从经济角度看是可行的，企业机构和市场机制在生态改善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生态现代化描述了政治主体在构建新的不同的联盟方面让环境保护在政治上成为可能。④ 总之，生态现代化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多维绿色进程，不仅需要绿色科技的创新，更需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绿化。而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应当接受更加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生态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关注普通的能源效率才能走得更远。⑤这场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转型，不仅需要公民和多元市场主体的参与以及环境团体和生态运动的绿色政治压力，同样需要国家的绿色干预。 责任编辑：王俊暐
[摘 要]生态现代化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生态创新为导向的综合性的环境理论和实践。它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生态现代化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多维绿色进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意涵，因而，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只有更加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才能推进生态可持续性。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国家干预；环境政策；预防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35-07 [作者简介]王聪聪（1986—），女，山东日照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生态现代化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领域内主导的热门话语之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吸引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一、生态现代化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为了破解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面临的环境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学者们如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最早提出了“生态现代化”这一理论术语。自提出近三十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被就人们用来描述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方法。①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相容性使得这一理论不仅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获得工商业界的青睐。格特·斯帕加仑（Gert 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 Hajer）、阿瑟·摩尔（Arthur P. J. 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约瑟夫·墨菲（Hoseph Murphy）等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多元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国别特征，更体现在该理论关注点的转换。正如摩尔所指出的，在短短30年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第一阶段，人们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在生产领域内的重要作用，对官僚化的国家持一种批判态度，青睐市场的作用。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生态化转型中国家和市场、制度和文化的动态关系，而消费领域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这一时期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依然局限于西欧国家。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现代化研究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全球视角，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消费的生态转型，研究范围更是走出了西欧，迈向全球。生态现代化理论被用来解释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以及像美国、加拿大等经合组织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现代化进程。 二、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态和环境的进步，即通过清洁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哈杰尔指出，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即污染预防，其本质上是一个有益于环境的导向。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可协调的。②与深生态学强调制度的改变或大规模结构重组不同，生态现代化只能称作是“浅绿”意义上的改革。正如德赖泽克（Dryzek）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环境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远非激进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作为改革者出现，它旨在重新定义当代社会的结构而不是建议任何激进的变革。③因此，它并不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或多或少地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其基本的前提。这种由市场驱动的环境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高度强调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并不挑战自由市场原则，而是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同时，又能兼顾环境效益。与70年代不同的是，工商业经济精英的作用不再被忽视，而是被纳入了环境保护这一大的议题之中，成为环境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一员。生态现代化的吸引力无疑来自于其与知识经济的内在相容性，强调创新和知识的作用是其重要的理论特色。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如欧洲，通过对新科技的大规模投资来寻找低碳能源解决方案和提高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具创新性和高效的方式。④ 就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而言，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包括这些问题：生态现代化是不是仅仅指技术和工业化而导致的生态变革，它是否应包括文化层面，如精神和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生态现代化。⑤同样，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所依赖的实践主体——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抑或是多层次管治，学者们也是存在着分歧。作为用来分析当代工业社会如何处理和应对环境危机的理论，生态现代化关注的主题就是社会实践、制度设计和政策话语中的环境变革。生态现代化所产生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是人们对生态现代化的一致性理解。 摩尔认为，人们对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反思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部分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但人们更应该看到科技在预防出现环境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如今，传统的事后修复方法已被预防性的社会科技所取代，因而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2）更加重视市场动力和经济实体（如生产者、消费者、保险公司等）作为生态重构和变革承载者的作用。（3）民族国家作用的改变。生态现代化要求更加灵活、去中央化和协商式的国家管治，非国家主体和超国家机构某种程度上削弱着传统国家在环境改革中作用。（4）话语实践的改变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对经济和环境共同利益持反对立场或完全忽视环境考量都不被接受，经济和环境效益的休戚与共成为一种无可争辩的核心原则。（5）社会运动在生态转型中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运动日益被纳入私人或公共机构的环境改革中，而不像七八十年代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① 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下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作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②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的技术革新方法，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而，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③ 三、预防原则与国家干预 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因而，它的指向是生产和消费的长期的结构性调整。④真正意义上的预防性方法严重依赖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技术，而清洁能源等新技术的发展则需要国家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和政策导向，国家的力量被凸显出来。 在实现现代化的生态转向中，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非国家主体、超国家机构、市场以及经济主体在环境变革中的作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国家这一主体。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事实上，虽然人们认为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而言，国家的作用还是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⑤生态现代化无疑依赖市场、企业、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动，但笔者认为国家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主体。各类市场、社会（社区）主体的普遍参与以及市场激励型工具的广泛应用，都得益于政府所代表的绝对权威。⑥诚如耶内克指出的，生态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概念。①无论是经济、社会战略还是环境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政府始终是最有力的推动者，政治因素是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背景。 （一）国内政府的调控 有学者指出，生态现代化最为显著的两个驱动因素是：“精明”的政府调控和多重环境管治下污染者日益增加的商业风险。②在应对环境问题上，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的行动更多地呈现出被动性，其绿色参与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引导与国家权威。而在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方面，政府更是无可代替。政府的绿色干预本质上是一种“绿色凯恩斯主义”③。威尔（Weale）就指出，生态现代化的全面实现需要一个主动的和干预性的政府来支持环境创新的文化，为达到经济优势和环境效益提供公共投资和补助。④政府的调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可以制定环境政策或法律法规，约束相关主体行为。例如，欧盟的生态税就是政府推动生态现代化运用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20世纪70年代，挪威开始征收能源税，其他欧盟国家也纷纷以税收为手段，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主体的行为。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芬兰等国都对能源及能源产品征收消费税、碳税、硫税等，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收费。生态税有效地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可以使环境以及资源消耗过程中造成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为实现环境效益奠定基础。 第二，政府可以通过环境治理制定长远的环境战略规划。开放性的环境政策以及环境创新导向型的长远规划，不仅可以消除企业可持续转型的内部障碍，更能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平台。在推动清洁能源发展方面，日本政府就曾制定了中长期的研发体系，并在世界上第一个引入“领跑者计划”（TOP Runner Program），这一计划为汽车、空调、电脑、复印机等设定了在当时市场上最高标准的节能目标，而随后这些高效能产品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德国更是生态现代化和环境保护的世界领跑者，德国政府通过“电网回购”优惠等政策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并通过转变能源结构、聚焦新能源、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中的份额，同时积极推进环境与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德国不仅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更是世界上重要的绿色科技出口国。据报道，2004年德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环保技术出口国。⑤ 第三，政府对新能源的财政投入与环保领域的重点扶植，可以为环境创新提供重要保障。尽管各国生态现代化的路径与模式各具特色，但政府的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却是一致的。以中国为例，从2009～2012年，政府在新能源汽车方面进行了强力的产业政策推进，伴随着政府密集的扶植政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十五”期间，国家“863”计划就明确提出了新能源汽车战略；“十一五”以来，国家也出台了系列措施来推进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化进程，其中包括近期的《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不仅对相关领域的关键技术大量投入研发，还对购车提供了丰富的财政补贴。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还未拿到开启市场的钥匙，⑥仍然处于在热政策和冷市场的窘境之中；但无疑只有突破技术瓶颈和地方保护主义，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这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调整新能源汽车的产业政策。就新能源汽车而言，欧美等国也是不遗余力地加大财政投入与补贴。如美国就斥资140亿元支持动力电池、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者购车补贴，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总量为250亿美元的基金，以低息贷款方式支持厂商对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①正是政府对清洁能源与环保科技的重大财政投入与支持，才为生态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态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二）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政策竞争 生态现代化的全球推进，不仅得益于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主动干预，更离不开国际范围内的环境政策竞争。环境创新本质上是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生态难题的解答，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环境政策也常呈现出国际竞争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世界各国日益认识到绿色科技对于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一场国际竞争正在展开，各国对绿色科技领域领导权的竞争正在加剧。②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环境治理的目标，以争夺环境领域的话语权，特别是环保科技的竞争优势。国际范围内的环境领域领导权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国际范围内的绿色战场上，各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发展，实施“绿色新政”，以实现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因为，“绿色新政”不仅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着国家的中长期国际竞争力。德国、美国、日本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制造领域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国际范围内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中，政府竭尽全力来帮助国内的公司。③德国环保部在2006年就制定了一项计划，通过其“出口回收与高效技术的倡议”（EIRET）来进一步帮助德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④2007年，默克尔政府重新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强调到2020年将新能源在电力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到30%。⑤2010年，联邦政府推出《德国能源概念》（ECG），着力探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新交通和新电网的发展等。⑥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07年也分别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和《全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扶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政府的监管在环境创新的政治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被看做是环境创新背后一个关键性的驱动力”。⑦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在探讨生态目标与规范如何与政治目标相协调时指出：“国家依然是推动生态变革最合适也是最有理想的机构，社会能够通过国家这一平台发挥杠杆作用，特别是以重组符合生态可持续性机制的形式。”①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现代化的实现主体是多元的，公司、NGO、媒体、公民等都是生态现代化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离开他们的参与，生态转型和绿色变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这里重点强调了政府或者国家的力量，特别是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治理能力和推动力，及其环境政策的权威性、可持续性和国际性。 四、生态现代化之批评 生态现代化理论不乏批评者，一些学者质疑单纯的技术革新是否能达成资源保护的目标而更好地保护环境，特别是通过企业自我约束的实践。由于生态现代化并不旨在解构资本主义，而是聚焦于工业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换，卢克·马特尔（Luke Martell）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描述后现代性和环境变化时，缺少“激进主义”，进而导致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②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ff）也同样指出，生态现代化“存在着一定的危险，即它使得工具统治和环境破坏，以及政府较少的民主形式继续合理化，为工业和技术的现代性展现前景”。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认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维中，生态现代化将一些主要的环境问题边缘化了，愿望太好而不能实现。④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和技术的肯定，生态现代化事实上消解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批判和变革的要求。 对于生态现代化最为激烈的批评来自于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或者“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⑤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注定是失败的。由于生态现代化是基于“可持续增长”这一观念之上，而事实上这在现实中是不能的，因为增长意味着自然和人力资本的消耗，这对生态系统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一书中对生态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凯恩斯主义都是不现实的，他分析指出：即使国家没有经历经济衰退，只是经济增长率的下跌，政府都会削减或废除福利国家以牺牲穷人的代价来解决财政危机，又怎能期待国家将大量的支出用于环境保护呢？⑥ 还有学者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置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化维度上来研究，现代化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功能的差异化、合理化和个性化，但生态现代化话语事实上缺少现代性或现代化一般话语中的很多理论点，例如，生态现代化中就没有很好地反映合理化和个性化。⑦巴特尔（Buttel）也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缺少可辨认的系列条件”，并认为应该将它置于更广泛国家理论意义上考察。①一些研究者还指出生态现代化更多关注生产方面，而对消费的关注很少。虽然斯帕加仑对这些批评作出了回应，但对消费的研究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末端消费者，还应考虑到消费和生产背后的产业链，这些都是理论研究的空白。② 五、结语 虽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生态现代化都面临着批评和挑战，但无疑这一系统化的生态创新是目前最有潜力促进环境保护的形式。生态现代化，或至少“弱生态现代化”③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已经被很多国家接受。它强化了以知识和创新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国家的科技政策注入绿色元素。 具体来说，生态现代化在两个维度上不同于以往关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论述。一方面，这一理论具体阐释了环境的改善从经济角度看是可行的，企业机构和市场机制在生态改善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就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生态现代化描述了政治主体在构建新的不同的联盟方面让环境保护在政治上成为可能。④ 总之，生态现代化更多地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多维绿色进程，不仅需要绿色科技的创新，更需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绿化。而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应当接受更加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来推进生态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关注普通的能源效率才能走得更远。⑤这场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转型，不仅需要公民和多元市场主体的参与以及环境团体和生态运动的绿色政治压力，同样需要国家的绿色干预。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