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介绍20世纪文献学家程千帆先生的生平及著述，以奠定其文献学家地位的代表性著述《校雠广义》为例，重点阐述他在将校雠学重建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完整学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最后总结他在文献注释、古籍整理以及整理出版他人遗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程千帆 文献学 文献整理
[分类号]K825.4
1 程千帆先生生平及著述
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吴，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程先生曾用过的诸多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程先生湖南宁乡人，出身于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幼承庭训，曾系统学习经、史，广泛阅读古代典籍。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黄继刚(侃)、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刘确果(继宣)、胡翔冬(俊)、吴瞿安(梅)、汪辟疆(国垣)、商锡永(承祚)诸先生，为其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毕业后，工作单位屡经变迁。20世纪40年代初，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大学，并任中文系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迫中断学术研究20年。之后1978年受聘于南京大学，带着满腔热情重新开始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整理、编辑著作十余部，并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研究、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程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就。他的校雠学著作，有《校雠广义》一种；史学著作，有《史通笺记》一种；古典文学论著，有《闲堂文薮》、《古诗考索》及《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文学史著作，有《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作)两种；文学史专题研究，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种；文学批评史著作，有《文论十笺》一种；古代诗歌的选注评析，有《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两种；诗文作品，有《闲堂诗文合钞》、《新诗少作》两种。
2 早年文献学研究
虽说诗学研究是程先生的家学，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也是古典诗歌研究；但他十分重视文献学研究及文献整理，他的治学就是从校雠学人手的。他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校雠学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献的基本手段，也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石。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他说：“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句话今天看起来也是正确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师石山房丛书》、《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
程先生曾师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习过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雠，向汪辟疆(国垣)先生请教过目录学的相关问题。此外，他还曾认真自学过《汉书・艺文志》、《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相关著作，并长期在大学里讲授校雠学课程。1934年秋，程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术论文，对《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的分类标准作了合理的阐述。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1期，是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了巩固对校雠学的学习，程先生又连续发表了《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辑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41年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曾研究《文史通义》并撰写《言公通义》一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后收录在《闲堂文薮》里。另外，程先生还写过《校雠略说》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以及《校雠目录辨》一文，发表于《文献》1981年第2期。
3 《校雠广义》及其贡献
程先生在文献学方面的造诣和贡献集中体现在《校雠广义》一书上，正是该书奠定了其文献学家的地位。
《校雠广义》写了半个世纪。早在20世纪40年代，程先生从内迁的金陵大学到武汉大学主讲校雠学这门课程时，就开始编撰《校雠广义》，后来书稿在十年浩劫中不幸遭到焚毁，几乎化为乌有。到了1978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并讲授校雠学课程。鉴于当时没有适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残存的旧稿为基础，一面整理、补写，一面讲授。程先生当时的研究生徐有富、张三夕、莫砺锋边听课边记录。后来，程先生又到山东大学重讲了一次课程，山大的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也做了记录。这两个记录稿就成为1981年山大的誊印本《校雠略说》，这个本子后来还曾被山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翻印。1985年起，徐有富秉承程先生的指导，师徒合作，将《校雠略说》扩充，历经十余年，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约120万字的《校雠广义》四编，分别是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1988年至1998年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2000年，《校雠广义》又收在《程千帆全集》中，作为前四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清代乾嘉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因此，欲立于时、传于世，需有独到之处。《校雠广义》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独到之处亦即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重建校雠学学科体系
全面总结前人的治书理论与实践，将校雠学重建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完整学科，是《校雠广义》的第一大贡献。
校雠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就曾经校勘旧籍《荀子》322篇，留下了“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日‘雠”的工作方式。刘氏“校雠”，志在是正文字。但流风所被，校雠之义引申渐广，至于众说纷纭。至晚清近代以来，更多达数说。洪亮吉之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家说”，缪荃孙之收藏、赏鉴“两家说”，叶德辉之目录、版本“两派说”，汪辟疆之目录、历史、读书、藏书“四家说”，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程先生之前的学者，往往只专精于校雠学主要内容版本、目录、校勘的某一方面。
《校雠广义》的首要功绩就在于它对“校雠”和“校雠学”概念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在《校雠广义叙录》中，程先生师徒详细考察了他们所说的校雠学与近世所说的目录学以及专事是正文字的狭义校雠学之间在名称、范畴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道：“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雠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之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
次及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伤痼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厘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为校雠之学。其余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
通过《校雠广义》，作者旨在于清代以来的“洪说”、“缪说”、“叶说”和“汪说”之外，“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作者首次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隶属于校雠学这门学科之下，并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涵盖了图书校订、编辑使用、流传和保存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环节。对于各编次序，作者则根据校雠学发展的顺序来安排，使得4个部分既成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相对独立、各自成编。这样，就使得校雠学的内涵和外延变得十分清晰，为这门歧义颇多的传统学科重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体系，实可称为该学科体系的基础工程。
3.2 论述重点转向学科的实际应用
《校雠广义》的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作者有意避开了“史”的一般描述，而将重点放在了“学”的理论阐述上。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叙录中便已指明：“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这种做法突破了过去学者所习惯的“史”的思路，对“学”的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论述重点转向实际应用，就意味着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用性。它的实用价值体现在：
首先，各编首章分别论述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的功用。
其次，作者还单列许多章节专门介绍图书收集、鉴别、整理、保存的实际操作方法。如《版本编》中“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此章是以前的版本学著作很少涉及的)；《校勘编》中“校勘的方法”、“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目录编》中“目录的编制”；《典藏编》中“图书收集”、“图书保管”、“图书流通”等，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再次，《版本编》在介绍古籍版本知识时，尽可能采用直观的形式，或用图解，如第三章“纸书的装式”，或用表格，如第四章“《古今书刻》刻书统计表”、第五章“宋至清历代帝王讳字简表”，详尽具体，一目了然。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参考价值和实用性。
此外，在具体内容的论述方面，也处处体现出该书的实用价值。如《版本编》中讲到牌记，作者指出牌记的名称及其由来、形状、位置后，还列举实例分析牌记的内容以及如何利用牌记鉴定版本，并指出在利用牌记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又如《校勘编》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对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并详细论述了书面材料致讹、致脱、致衍、致倒的种种原因，其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3.3 继承发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广义》在继承并发扬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优良学术传统方面，功力深厚，成绩突出。
《目录编》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如第四章第二节“四部分类法形成以后的内部调整”，作者对有着复杂内蕴、经过许多变化逐渐形成的杂家作了仔细的辨析。在《汉书・艺文志》中，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百家所从入，期于为治最切，盖秦学也”。这是杂家的本来面貌。作者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作比较，发现两者名同实异。从而指出：“诸子杂家之义，汉后已亡。《隋志》已开始将杂家作为容纳不好分类的书籍的渊薮。同名异实，这是杂家的第一大变化”。接着作者又将《旧唐书・经籍志》杂家所著录的内容同《隋书・经籍志》相比，指出：“杂家在新的范畴中，做到了名实相符，这是它的第二大变化”。到了明朝，杂家又发展为兼容诸子，“这是它的第三大变化”。总之，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它由诸子中的杂家逐步变成了容纳许多不好单独分类的著作的杂类”。作者花了很大篇幅，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清晰展现了杂家的类目调整及渊源流别。再如，第三章第二节论述“目录记录篇卷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可以从中看出历代学术的盛衰”时，以汉代两部最杰出的史书《史记》、《汉书》为例，指出两者“文体有所不同，《史记》偏于用单笔，《汉书》偏于用复笔。因为从汉以来文章由单笔走向复笔，所以在汉魏六朝时，研究《汉书》的人多于研究《史记》的人。据《隋书・经籍志》，注《汉书》者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而注《史记》的只三家，共九十五卷，可以为证。那个时候，《汉书》研究得好，可以称为‘汉圣’一研究《汉书》的圣人。可是没有那个被称为‘史圣’的。所以把各种书的卷数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出某个历史时期，孰为显学”。
其实，《校雠广义》的其它各编也都注意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版本编》第五章第二节谈刻工，作者追溯到“后晋开运四年(九四七年)曹元忠雕造的观世音菩萨像及原文，末有‘匠人雷延美’字样，这雷姓刻工是现今所知最早在自己刻的雕版上留名的人”。在分析刻工留名的原因“主要是便于考核劳动成果，计算工钱”时，作者又追溯到《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郑氏注日：“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再如《典藏编》第五章第一节谈钤印，作者首先追溯了公私藏书钤印情况的历史，接着论述了藏书印的内容由强调对藏书的所有权，转变为表达藏书、读书、校书感受的过程，最后还介绍了钤印的方法。总之，作者是站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来阐述校雠学的具体问题的，这类例证在《校雠广义》中俯拾即是。
3.4 注重实证研究
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从来不发凿空高论，这是程先生最主要的治学特点，这一点同样很好地体现在《校雠广义》之中。
首先，作者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从不作空泛的议论，而是借其深厚的文史功底，注意选择典型事例进行透彻分析。如《校勘编》第一章第二节，在论述校勘对读书治学的作用时，作者举例道：《汉书・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但《史记・孔子世家》的末尾说：“安国今为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既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已称孔安国早死，那么他怎么能在死后献《古文尚书》并遭巫蛊事呢?”对此，阎若璩、朱彝尊通过校勘，根据荀悦《汉记》，于《汉志》“安国献之”的“安国”之下，补上脱去的“家”字，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再如，《目录编》第四章第二节，以《孟子》
及其注释等书在目录中由子部上升到经部为例，来论述“一些类目的学术地位发生变化了，在分类上也不能不作出相应的调整”。此类精彩实例，在全书中随处可见。
其次，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在于，对资料勤于搜寻、精心选择，并详细注明引文出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在全书中处处可以体现出来，在此不再赘述。
《校雠广义》这部皇皇巨著，是程先生师徒“十年磨一剑”而成，它“不但使40年代的《校雠广义》得到了复活，而且为我国治书之学从理论到方法，作出了创造性的总结和阐发。这正是对章学诚《校雠通义》的重大发展”。读者不仅能从该书中了解校雠学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实际指导，这正是该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4 文献整理贡献
文献学理论研究往往离不开文献整理实践工作。文献注释、校勘等整理工作，可以为文献学理论研究提供基础。程先生虽以高水准的学术研究而知名，但他绝不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非常重视文献整理工作，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撰写《史通笺记》，主编《全清词》、《中华大典》以及晚年对沈祖�、黄继刚、汪辟疆诸先生遗著的整理。
4.1 撰写《史通笺记》
《史通》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很受史学界重视。此书虽经卢文昭、浦起龙等学者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
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使被打成“右派”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争分夺秒地通读了晋隋八史，积累了渊博的历史知识。1945年在武汉大学时，程先生开了一门《史通》的课，当时就开始为其作注。程先生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增补其不完整之处，改正其错误之处，以“笺记”的形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终完成《史通笺记》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史通笺记》较《史通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人的研究资料，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之功臣”。
4.2 整理出版古籍
十年浩劫之后，古籍整理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程先生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深刻理解，他曾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为筹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献计献策。
实际工作中，程先生承担了《全清词》的主编，到2000年时其中的“顺治、康熙”卷已出版了一、二两卷，其余八卷也已付排。最令人钦佩的是，在程先生八十高龄时，他还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参加了《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其中《文学典》的主编，到2000年时《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已经出版。
此外，程先生还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到2000年时已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等八种。他还与夫人陶芸合作，编写了《骈字类编音序索引》，为人们方便地利用这部专收双音词及词组的大型类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且相当繁琐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学术素养和责任心才能完成的工作，从事这种费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实在是需要献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高度热爱为动力，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3整理出版他人遗著
在程先生晚年的著述活动中，整理出版别人的著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沈祖�是程先生同甘共苦的伴侣，从她1977年不幸车祸去世后，程先生就开始精心整理她的遗稿，推动了《涉江词》、《涉江诗》、《沈祖�创作选集》、《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词》、《沈祖�诗词集》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其中，《沈祖菜诗词集》是程先生亲自笺注，为读者阅读、深入理解沈祖�的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程先生的笺注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保存了许多前辈学者的有关评论，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
此外，黄继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继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也是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程先生以此作为对老师最好的纪念。而黄、汪两位都是前代大学者，其文稿的学术价值自然不需多言。
程千帆先生以往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名教育家、诗人。如今，综观他在校雠学领域以及文献整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实可称为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
[摘要]介绍20世纪文献学家程千帆先生的生平及著述，以奠定其文献学家地位的代表性著述《校雠广义》为例，重点阐述他在将校雠学重建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完整学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最后总结他在文献注释、古籍整理以及整理出版他人遗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程千帆 文献学 文献整理
[分类号]K825.4
1 程千帆先生生平及著述
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吴，40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程先生曾用过的诸多笔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程先生湖南宁乡人，出身于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幼承庭训，曾系统学习经、史，广泛阅读古代典籍。1932年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受业于黄继刚(侃)、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刘确果(继宣)、胡翔冬(俊)、吴瞿安(梅)、汪辟疆(国垣)、商锡永(承祚)诸先生，为其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毕业后，工作单位屡经变迁。20世纪40年代初，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四川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大学，并任中文系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迫中断学术研究20年。之后1978年受聘于南京大学，带着满腔热情重新开始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整理、编辑著作十余部，并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研究、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南京市文联主席、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大典编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山水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程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举凡校雠学、史学、古代文学、文学批评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就。他的校雠学著作，有《校雠广义》一种；史学著作，有《史通笺记》一种；古典文学论著，有《闲堂文薮》、《古诗考索》及《被开拓的诗世界》三种；文学史著作，有《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与程章灿合作)、《两宋文学史》(与吴新雷合作)两种；文学史专题研究，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种；文学批评史著作，有《文论十笺》一种；古代诗歌的选注评析，有《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两种；诗文作品，有《闲堂诗文合钞》、《新诗少作》两种。
2 早年文献学研究
虽说诗学研究是程先生的家学，他用力最勤、创获最巨的也是古典诗歌研究；但他十分重视文献学研究及文献整理，他的治学就是从校雠学人手的。他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校雠学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献的基本手段，也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石。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他说：“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须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句话今天看起来也是正确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连《师石山房丛书》、《四库提要》都不读，是不知道怎么‘开步走’的”。
程先生曾师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习过目录学，兼及版本和校雠，向汪辟疆(国垣)先生请教过目录学的相关问题。此外，他还曾认真自学过《汉书・艺文志》、《书目答问》以及郑樵、章学诚等人的相关著作，并长期在大学里讲授校雠学课程。1934年秋，程先生写过一篇题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说》的学术论文，对《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屈赋、荀赋、陆赋三家的分类标准作了合理的阐述。此文发表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二卷第1期，是程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为了巩固对校雠学的学习，程先生又连续发表了《别录、七略、汉志源流异同考》、《杂家名实辨证》、《杜诗伪书考》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辑为《目录学丛考》，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41年程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曾研究《文史通义》并撰写《言公通义》一文，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后收录在《闲堂文薮》里。另外，程先生还写过《校雠略说》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以及《校雠目录辨》一文，发表于《文献》1981年第2期。
3 《校雠广义》及其贡献
程先生在文献学方面的造诣和贡献集中体现在《校雠广义》一书上，正是该书奠定了其文献学家的地位。
《校雠广义》写了半个世纪。早在20世纪40年代，程先生从内迁的金陵大学到武汉大学主讲校雠学这门课程时，就开始编撰《校雠广义》，后来书稿在十年浩劫中不幸遭到焚毁，几乎化为乌有。到了1978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学重新开始指导研究生并讲授校雠学课程。鉴于当时没有适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残存的旧稿为基础，一面整理、补写，一面讲授。程先生当时的研究生徐有富、张三夕、莫砺锋边听课边记录。后来，程先生又到山东大学重讲了一次课程，山大的研究生朱广祁、吴庆峰、徐超也做了记录。这两个记录稿就成为1981年山大的誊印本《校雠略说》，这个本子后来还曾被山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翻印。1985年起，徐有富秉承程先生的指导，师徒合作，将《校雠略说》扩充，历经十余年，终于在1996年完成了约120万字的《校雠广义》四编，分别是目录编、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1988年至1998年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2000年，《校雠广义》又收在《程千帆全集》中，作为前四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清代乾嘉以来，专治校雠学的学者代有其人，有关校雠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因此，欲立于时、传于世，需有独到之处。《校雠广义》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独到之处亦即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3.1重建校雠学学科体系
全面总结前人的治书理论与实践，将校雠学重建为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完整学科，是《校雠广义》的第一大贡献。
校雠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就曾经校勘旧籍《荀子》322篇，留下了“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日‘雠”的工作方式。刘氏“校雠”，志在是正文字。但流风所被，校雠之义引申渐广，至于众说纷纭。至晚清近代以来，更多达数说。洪亮吉之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家说”，缪荃孙之收藏、赏鉴“两家说”，叶德辉之目录、版本“两派说”，汪辟疆之目录、历史、读书、藏书“四家说”，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程先生之前的学者，往往只专精于校雠学主要内容版本、目录、校勘的某一方面。
《校雠广义》的首要功绩就在于它对“校雠”和“校雠学”概念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在《校雠广义叙录》中，程先生师徒详细考察了他们所说的校雠学与近世所说的目录学以及专事是正文字的狭义校雠学之间在名称、范畴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道：“若乃文字肇端，书契即著，金石可镂，竹素代兴，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广，异本滋多。不正脱讹，何由籀读?则校雠之学宜次及者二也。篇目之意，既条既撮，爰定部类，以见源流，则目录之学宜又
次及者三也。收藏不谨，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伤痼蔽。则典藏之学宜再次者四也。盖由版本而校勘，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而名义纷纭，当加厘定，则校雠二字，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而别以专事是正文字者，为校雠之学。其余版本、目录、典藏之称，各从其职，要皆校雠之支与流裔”。
通过《校雠广义》，作者旨在于清代以来的“洪说”、“缪说”、“叶说”和“汪说”之外，“折中旧说，别以四目为分”，“俾治书之学，获睹其全，入学之门，得由斯道”。作者首次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隶属于校雠学这门学科之下，并对它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涵盖了图书校订、编辑使用、流传和保存的全过程及其主要环节。对于各编次序，作者则根据校雠学发展的顺序来安排，使得4个部分既成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又相对独立、各自成编。这样，就使得校雠学的内涵和外延变得十分清晰，为这门歧义颇多的传统学科重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体系，实可称为该学科体系的基础工程。
3.2 论述重点转向学科的实际应用
《校雠广义》的论述重点由历史源流转向实际应用，作者有意避开了“史”的一般描述，而将重点放在了“学”的理论阐述上。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叙录中便已指明：“我们将重点放在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这种做法突破了过去学者所习惯的“史”的思路，对“学”的建设做出了新贡献。
论述重点转向实际应用，就意味着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实用性。它的实用价值体现在：
首先，各编首章分别论述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的功用。
其次，作者还单列许多章节专门介绍图书收集、鉴别、整理、保存的实际操作方法。如《版本编》中“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此章是以前的版本学著作很少涉及的)；《校勘编》中“校勘的方法”、“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目录编》中“目录的编制”；《典藏编》中“图书收集”、“图书保管”、“图书流通”等，都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再次，《版本编》在介绍古籍版本知识时，尽可能采用直观的形式，或用图解，如第三章“纸书的装式”，或用表格，如第四章“《古今书刻》刻书统计表”、第五章“宋至清历代帝王讳字简表”，详尽具体，一目了然。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参考价值和实用性。
此外，在具体内容的论述方面，也处处体现出该书的实用价值。如《版本编》中讲到牌记，作者指出牌记的名称及其由来、形状、位置后，还列举实例分析牌记的内容以及如何利用牌记鉴定版本，并指出在利用牌记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又如《校勘编》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对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并详细论述了书面材料致讹、致脱、致衍、致倒的种种原因，其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3.3 继承发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广义》在继承并发扬校雠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优良学术传统方面，功力深厚，成绩突出。
《目录编》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如第四章第二节“四部分类法形成以后的内部调整”，作者对有着复杂内蕴、经过许多变化逐渐形成的杂家作了仔细的辨析。在《汉书・艺文志》中，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百家所从入，期于为治最切，盖秦学也”。这是杂家的本来面貌。作者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图书作比较，发现两者名同实异。从而指出：“诸子杂家之义，汉后已亡。《隋志》已开始将杂家作为容纳不好分类的书籍的渊薮。同名异实，这是杂家的第一大变化”。接着作者又将《旧唐书・经籍志》杂家所著录的内容同《隋书・经籍志》相比，指出：“杂家在新的范畴中，做到了名实相符，这是它的第二大变化”。到了明朝，杂家又发展为兼容诸子，“这是它的第三大变化”。总之，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它由诸子中的杂家逐步变成了容纳许多不好单独分类的著作的杂类”。作者花了很大篇幅，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清晰展现了杂家的类目调整及渊源流别。再如，第三章第二节论述“目录记录篇卷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可以从中看出历代学术的盛衰”时，以汉代两部最杰出的史书《史记》、《汉书》为例，指出两者“文体有所不同，《史记》偏于用单笔，《汉书》偏于用复笔。因为从汉以来文章由单笔走向复笔，所以在汉魏六朝时，研究《汉书》的人多于研究《史记》的人。据《隋书・经籍志》，注《汉书》者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而注《史记》的只三家，共九十五卷，可以为证。那个时候，《汉书》研究得好，可以称为‘汉圣’一研究《汉书》的圣人。可是没有那个被称为‘史圣’的。所以把各种书的卷数统计一下，就可以看出某个历史时期，孰为显学”。
其实，《校雠广义》的其它各编也都注意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版本编》第五章第二节谈刻工，作者追溯到“后晋开运四年(九四七年)曹元忠雕造的观世音菩萨像及原文，末有‘匠人雷延美’字样，这雷姓刻工是现今所知最早在自己刻的雕版上留名的人”。在分析刻工留名的原因“主要是便于考核劳动成果，计算工钱”时，作者又追溯到《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郑氏注日：“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再如《典藏编》第五章第一节谈钤印，作者首先追溯了公私藏书钤印情况的历史，接着论述了藏书印的内容由强调对藏书的所有权，转变为表达藏书、读书、校书感受的过程，最后还介绍了钤印的方法。总之，作者是站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来阐述校雠学的具体问题的，这类例证在《校雠广义》中俯拾即是。
3.4 注重实证研究
程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所作的研究都带有实证的性质，从来不发凿空高论，这是程先生最主要的治学特点，这一点同样很好地体现在《校雠广义》之中。
首先，作者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从不作空泛的议论，而是借其深厚的文史功底，注意选择典型事例进行透彻分析。如《校勘编》第一章第二节，在论述校勘对读书治学的作用时，作者举例道：《汉书・艺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但《史记・孔子世家》的末尾说：“安国今为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既然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已称孔安国早死，那么他怎么能在死后献《古文尚书》并遭巫蛊事呢?”对此，阎若璩、朱彝尊通过校勘，根据荀悦《汉记》，于《汉志》“安国献之”的“安国”之下，补上脱去的“家”字，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再如，《目录编》第四章第二节，以《孟子》
及其注释等书在目录中由子部上升到经部为例，来论述“一些类目的学术地位发生变化了，在分类上也不能不作出相应的调整”。此类精彩实例，在全书中随处可见。
其次，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还在于，对资料勤于搜寻、精心选择，并详细注明引文出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在全书中处处可以体现出来，在此不再赘述。
《校雠广义》这部皇皇巨著，是程先生师徒“十年磨一剑”而成，它“不但使40年代的《校雠广义》得到了复活，而且为我国治书之学从理论到方法，作出了创造性的总结和阐发。这正是对章学诚《校雠通义》的重大发展”。读者不仅能从该书中了解校雠学这门传统学问的历史形态，而且能获得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学术研究的实际指导，这正是该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4 文献整理贡献
文献学理论研究往往离不开文献整理实践工作。文献注释、校勘等整理工作，可以为文献学理论研究提供基础。程先生虽以高水准的学术研究而知名，但他绝不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非常重视文献整理工作，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撰写《史通笺记》，主编《全清词》、《中华大典》以及晚年对沈祖�、黄继刚、汪辟疆诸先生遗著的整理。
4.1 撰写《史通笺记》
《史通》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很受史学界重视。此书虽经卢文昭、浦起龙等学者整理、注释，而难解、误解之处仍然很多。
程先生一向喜爱史学，即使被打成“右派”在农村牧牛饲鸡时，仍争分夺秒地通读了晋隋八史，积累了渊博的历史知识。1945年在武汉大学时，程先生开了一门《史通》的课，当时就开始为其作注。程先生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作底本，增补其不完整之处，改正其错误之处，以“笺记”的形式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终完成《史通笺记》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史通笺记》较《史通通释》更为完备，特别是收入了近代学人的研究资料，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之功臣”。
4.2 整理出版古籍
十年浩劫之后，古籍整理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程先生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深刻理解，他曾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为筹划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献计献策。
实际工作中，程先生承担了《全清词》的主编，到2000年时其中的“顺治、康熙”卷已出版了一、二两卷，其余八卷也已付排。最令人钦佩的是，在程先生八十高龄时，他还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参加了《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其中《文学典》的主编，到2000年时《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已经出版。
此外，程先生还主编了《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到2000年时已出版了《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等八种。他还与夫人陶芸合作，编写了《骈字类编音序索引》，为人们方便地利用这部专收双音词及词组的大型类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劳动且相当繁琐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学术素养和责任心才能完成的工作，从事这种费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实在是需要献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高度热爱为动力，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3整理出版他人遗著
在程先生晚年的著述活动中，整理出版别人的著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沈祖�是程先生同甘共苦的伴侣，从她1977年不幸车祸去世后，程先生就开始精心整理她的遗稿，推动了《涉江词》、《涉江诗》、《沈祖�创作选集》、《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词》、《沈祖�诗词集》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其中，《沈祖菜诗词集》是程先生亲自笺注，为读者阅读、深入理解沈祖�的作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程先生的笺注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保存了许多前辈学者的有关评论，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
此外，黄继刚先生的《量守庐学记》、《黄继刚日记》和汪辟疆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也是经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程先生以此作为对老师最好的纪念。而黄、汪两位都是前代大学者，其文稿的学术价值自然不需多言。
程千帆先生以往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名教育家、诗人。如今，综观他在校雠学领域以及文献整理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实可称为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