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初骈文复兴，文风浮靡，古文创作日益衰落，惟有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极力推崇韩愈，以韩愈之文作为标榜的对象，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举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韩愈；宋初；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87-02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追随者众多，但是晚唐五代以来直到北宋初期，随着骈文的复兴，古文创作日益衰落，韩愈也逐渐湮没不彰。在北宋初期的文坛上，“五代体”、“西昆体”号称“时文”，相继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从事古文创作不仅不能取科第，擅名声，而且得不到时人的理解、认同，但是仍然有那么一批人不为时俗所动，用他们坚定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大力推崇韩愈，他们以韩愈为旗帜，借助韩愈的力量来倡导古文，改革浮靡的文风，这批人就是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他们推崇韩愈韩文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宋人逐步认识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从两方面略谈韩愈对宋初文坛的影响。
一 、道统
晚唐五代宗尚娱情和唯美，文字讲究骈俪，内容多写游冶与艳情，时人称为“今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宋朝建国后，承袭了这种余绪。“今体”的泛滥，必然激起文人的不满。宋太祖时，梁周翰等人即以习尚淳古而著称。《宋史・梁周翰传》说：“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四友中，以柳开影响最大，可以说他是韩愈的狂热崇拜者。《东郊野夫传》中记载：“野夫家苦贫，无继夕之粮，无顺时之服。年始十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动，而莫有与其同爱好者焉，但朝暮不释手，日渐自解之。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迨年几冠，先大夫以称讳，野夫深得其韩文之妙，下笔将学其为文。” 由此可知，柳开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韩文，手不释卷，日夜诵读，并自称“深得其韩文之要妙。”甚至，他改名与字也是与韩愈有关。吴曾《能改斋漫�》卷一谓：“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俪偶，自柳开首变其风，始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数十篇授开，开叹曰：‘唐有斯文哉。’因谓文章宜以韩为宗，遂名肩愈。张景谓：‘韩道大行，自开始也。’……幕王通读经，以经籍有亡其辞者，辄补亡，自号补亡先生，作《补亡先生传》。遂改旧名与字，谓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必欲开之为途，故字仲途。” 受韩愈的影响，他标举文统、道统，主张文道统一，但实际上他更推重的是韩愈文中所体现出来的“道”统，在《应责》一文中，他公开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 他俨然以圣人之徒自居，要“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他提出古文应该“古其理，高其意，随其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 强调的是儒家传统思想与灵活变化的形式相结合，并且批评了无益于道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他说：“代言文章者，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无德，于仁义礼智信也何？” 他提出为文应该明道宗经，所以说，柳开倡导古文，更重要的是倡导“儒道”《全宋文・昌黎集后序》曰：
“先生于时作文章，讽诵规戒，答论问说，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是与章句之徒一贯而言耶？且孟子与扬子云不能行圣人之道于时，授圣人之言与人，所以作书而说焉。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与《尚书》之号令，《春秋》之褒贬，大《易》之变，《诗》之风赋，《礼》《乐》之沿袭，《经》之教授，《语》之导训，酌于先生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
由此得知：柳开从韩文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和其所发挥的“明道宗经”的社会功用。而这也是他自己所需要的。韩愈明古道，用古文。他也重视古道，用古文，因而他的作品以应用文居多，强调发挥文章传道化民的社会功利价值。只有少数作品如《东郊野夫传》、《补亡先生传》、《来贤堂记》等写人记事，发抒情感，有一定的文学性。总之，柳开力矫五代之弊，在宋初的文坛上高举复古反骈的旗帜，把文体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复古文风的首倡者，其功劳是巨大的。
宋初文坛上，第二位受韩愈影响较大的是穆修。《宋史》本传说：“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之者必曰穆参军。” 穆修的确是一位致力于提倡古文的人。他不但在理论上推尊韩愈，而且认真收集整理了韩、柳文集。在韩柳文集湮没无闻的情况下，求助亲戚朋友，集资刻印了数百部韩柳文集，并且亲自带进京城，在大相国寺设摊销售。他叹息“今世世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不过他和柳开一样，关注的是韩愈的道统，在乎文以载道的功能，在《答乔适书》中他还说：“夫学乎古道，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他认为学习古文可以体现儒家之道，而今文只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倾吐了对韩柳的仰慕之情：“至韩柳后氏，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而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圣汗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高度赞美了韩柳之文文道统一的特点。穆修本人的古文流传不多，具有文学形象性的作品极少，大多仍重在说理。尽管在创作上不太成功，但是他在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的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近人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穆修是宋文的开山鼻祖，甚至认为他“取径之正，信古之笃，用心之精，实在柳开之上。”
石介是经学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和柳开相比，他对韩愈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赠张绩禹功》云：“有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实际上，他也是倾心于韩愈的道统而忽视其文统的。在任国子监直讲时，他就大力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老。在《上赵先生书》中，他指出韩愈为了恢复古道，奋不顾身，无论是诗赋、碑颂或是序记都是以儒家的教化仁义、礼乐刑政为根本，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为目的。他把韩愈与前人孟轲、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相提并论，就是强调韩愈之文发挥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作用。他自己在《上蔡副枢书》中提出“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刚也。”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的今文。在当时文坛上，对西昆体的影响很大。朱熹辑《徂徕先生文集实》说：“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苏子美、欧阳永叔始倡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杨、刘体者，人戏之曰：‘莫太昆否？’守道深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上篇拍佛老，下篇拍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力扬刘体，亦不敢谈佛老。”总之石介是以一个以儒家卫道者的热忱，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而冲锋陷阵的勇士。
需要指出的是，与穆修同时期鼓吹古道古文的作家还有姚铉。他本人的古文创作无甚可称，但在理论上却与柳开、穆修相呼应，力矫五代文弊。他根据《文苑英华》选编《唐文粹》，对骈体文一概不选，即是一个较好的证明。这个选本对宋代古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唐文粹》中如此评价韩愈：“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普�文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姚铉从“遏横流，辟正道”的角度，大力推崇韩愈的古文，称赞其在古文运动中的首倡之功。
综上所述，在韩愈、韩文湮没不彰的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石介等古文家不为时俗所动，坚持推崇韩愈韩文，并整理校勘韩愈文集。可见，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宋初这些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认为韩愈的文章“终始仁义，不叛不杂”，“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皆用于世者者也”，因而他们以传承儒道为己任，振兴儒学，复兴古道。
二、 平易晓畅的文风
虽然韩愈一再强调自己是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志乎古道者也。”但他始终是重视文的。为纠正宋初的文弊，政坛上在标举韩愈时只是片面强调其道统而忽视其文统。惟有王禹�标新立异，学习韩愈平易晓畅的文风。在《宋诗钞・小畜集钞序》中有《赠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东都事略》：“文章之难，莫难于复古，亿与筠皆以文于世。然去古既远，时尚骈俪。虽词华之妙足以畅帝谟，而议论之粹亦足以谋王体，至于属辞次事，用各有当；虽云工矣，而简严典重之体、温厚深淳之气，终有愧于古焉。夫欲惟斯此文，使一变而复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后可也。”他不满于唐末五代以来的纤丽文风，尤致力于倡导古文。在散文创作中，王禹�努力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不少文章写得简雅古淡，平易晓畅，其中最为后人所传诵的是他的《待漏院记》和《黄冈新建小竹楼记》。作者在文中对勤劳奉公、营私弄权和素餐尸位三种类型的宰相做了简明而清晰的描述，鲜明对比中自现其观点：“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文章构思新颖，语言简洁晓畅，明白易懂。另一名作《黄冈新建小竹楼记》，写于其谪居黄州之时，以简洁而富于情韵的文笔，描绘了寓居竹楼所领略到的独特风光和琴棋雅趣，其文字曰：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失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全文言简义明，文情并俱，完全摆脱了说教和词涩言苦的旧貌。南宋林希逸评其文曰：“虽未能尽去五代浮靡之习，而意已务实，但未得典则之正。”
总而言之，王禹�不仅认识到韩愈之文载道致用的功能，也关注韩文明白易晓、文从字顺的特点，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其文学主张，在西昆体方盛之时，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修得以承流接响，促使散文走向平易晓畅的道路。
陈寅恪《论韩愈》说：“唐代文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对宋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北宋的古文运动还是宋明理学，他都是关键人物，尤其是北宋初期，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大力推崇韩愈与韩文，其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为推崇韩愈、韩文所做的努力对振兴儒学、恢复古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全宋文（卷一二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3]全宋文（卷一一六）[M].成都：巴蜀书社，1989.
[4]全宋文（卷一二一 ）[M].成都：巴蜀书社，1989.
[5]（元）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全宋文（卷三二一）[M].成都：巴蜀书社，1989.
[7]全宋文（卷三二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8]全宋文(卷一六九)[M].成都：巴蜀书社，1989.
[9]全宋文(卷一七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全宋文.唐文粹序(卷二六八)[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1]全宋文(卷一四七)[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生活・读书,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01.
摘要：宋初骈文复兴，文风浮靡，古文创作日益衰落，惟有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极力推崇韩愈，以韩愈之文作为标榜的对象，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举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韩愈；宋初；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87-02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追随者众多，但是晚唐五代以来直到北宋初期，随着骈文的复兴，古文创作日益衰落，韩愈也逐渐湮没不彰。在北宋初期的文坛上，“五代体”、“西昆体”号称“时文”，相继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从事古文创作不仅不能取科第，擅名声，而且得不到时人的理解、认同，但是仍然有那么一批人不为时俗所动，用他们坚定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大力推崇韩愈，他们以韩愈为旗帜，借助韩愈的力量来倡导古文，改革浮靡的文风，这批人就是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他们推崇韩愈韩文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宋人逐步认识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从两方面略谈韩愈对宋初文坛的影响。
一 、道统
晚唐五代宗尚娱情和唯美，文字讲究骈俪，内容多写游冶与艳情，时人称为“今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宋朝建国后，承袭了这种余绪。“今体”的泛滥，必然激起文人的不满。宋太祖时，梁周翰等人即以习尚淳古而著称。《宋史・梁周翰传》说：“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四友中，以柳开影响最大，可以说他是韩愈的狂热崇拜者。《东郊野夫传》中记载：“野夫家苦贫，无继夕之粮，无顺时之服。年始十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当是时，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动，而莫有与其同爱好者焉，但朝暮不释手，日渐自解之。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迨年几冠，先大夫以称讳，野夫深得其韩文之妙，下笔将学其为文。” 由此可知，柳开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韩文，手不释卷，日夜诵读，并自称“深得其韩文之要妙。”甚至，他改名与字也是与韩愈有关。吴曾《能改斋漫�》卷一谓：“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俪偶，自柳开首变其风，始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数十篇授开，开叹曰：‘唐有斯文哉。’因谓文章宜以韩为宗，遂名肩愈。张景谓：‘韩道大行，自开始也。’……幕王通读经，以经籍有亡其辞者，辄补亡，自号补亡先生，作《补亡先生传》。遂改旧名与字，谓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必欲开之为途，故字仲途。” 受韩愈的影响，他标举文统、道统，主张文道统一，但实际上他更推重的是韩愈文中所体现出来的“道”统，在《应责》一文中，他公开宣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 他俨然以圣人之徒自居，要“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他提出古文应该“古其理，高其意，随其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 强调的是儒家传统思想与灵活变化的形式相结合，并且批评了无益于道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他说：“代言文章者，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无德，于仁义礼智信也何？” 他提出为文应该明道宗经，所以说，柳开倡导古文，更重要的是倡导“儒道”《全宋文・昌黎集后序》曰：
“先生于时作文章，讽诵规戒，答论问说，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而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是与章句之徒一贯而言耶？且孟子与扬子云不能行圣人之道于时，授圣人之言与人，所以作书而说焉。观先生之文诗，皆用于世者也，与《尚书》之号令，《春秋》之褒贬，大《易》之变，《诗》之风赋，《礼》《乐》之沿袭，《经》之教授，《语》之导训，酌于先生之心，与夫子之旨无有异趣者也。”
由此得知：柳开从韩文中读到的更多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和其所发挥的“明道宗经”的社会功用。而这也是他自己所需要的。韩愈明古道，用古文。他也重视古道，用古文，因而他的作品以应用文居多，强调发挥文章传道化民的社会功利价值。只有少数作品如《东郊野夫传》、《补亡先生传》、《来贤堂记》等写人记事，发抒情感，有一定的文学性。总之，柳开力矫五代之弊，在宋初的文坛上高举复古反骈的旗帜，把文体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复古文风的首倡者，其功劳是巨大的。
宋初文坛上，第二位受韩愈影响较大的是穆修。《宋史》本传说：“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能称之者必曰穆参军。” 穆修的确是一位致力于提倡古文的人。他不但在理论上推尊韩愈，而且认真收集整理了韩、柳文集。在韩柳文集湮没无闻的情况下，求助亲戚朋友，集资刻印了数百部韩柳文集，并且亲自带进京城，在大相国寺设摊销售。他叹息“今世世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不过他和柳开一样，关注的是韩愈的道统，在乎文以载道的功能，在《答乔适书》中他还说：“夫学乎古道，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他认为学习古文可以体现儒家之道，而今文只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的。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一文中，他倾吐了对韩柳的仰慕之情：“至韩柳后氏，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而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圣汗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高度赞美了韩柳之文文道统一的特点。穆修本人的古文流传不多，具有文学形象性的作品极少，大多仍重在说理。尽管在创作上不太成功，但是他在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的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近人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穆修是宋文的开山鼻祖，甚至认为他“取径之正，信古之笃，用心之精，实在柳开之上。”
石介是经学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和柳开相比，他对韩愈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赠张绩禹功》云：“有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实际上，他也是倾心于韩愈的道统而忽视其文统的。在任国子监直讲时，他就大力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老。在《上赵先生书》中，他指出韩愈为了恢复古道，奋不顾身，无论是诗赋、碑颂或是序记都是以儒家的教化仁义、礼乐刑政为根本，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为目的。他把韩愈与前人孟轲、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相提并论，就是强调韩愈之文发挥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作用。他自己在《上蔡副枢书》中提出“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刚也。”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的今文。在当时文坛上，对西昆体的影响很大。朱熹辑《徂徕先生文集实》说：“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苏子美、欧阳永叔始倡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杨、刘体者，人戏之曰：‘莫太昆否？’守道深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上篇拍佛老，下篇拍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力扬刘体，亦不敢谈佛老。”总之石介是以一个以儒家卫道者的热忱，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而冲锋陷阵的勇士。
需要指出的是，与穆修同时期鼓吹古道古文的作家还有姚铉。他本人的古文创作无甚可称，但在理论上却与柳开、穆修相呼应，力矫五代文弊。他根据《文苑英华》选编《唐文粹》，对骈体文一概不选，即是一个较好的证明。这个选本对宋代古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在《唐文粹》中如此评价韩愈：“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普�文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扬、孟、斯得之矣。”姚铉从“遏横流，辟正道”的角度，大力推崇韩愈的古文，称赞其在古文运动中的首倡之功。
综上所述，在韩愈、韩文湮没不彰的北宋初期，柳开、穆修、石介等古文家不为时俗所动，坚持推崇韩愈韩文，并整理校勘韩愈文集。可见，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宋初这些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认为韩愈的文章“终始仁义，不叛不杂”，“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皆用于世者者也”，因而他们以传承儒道为己任，振兴儒学，复兴古道。
二、 平易晓畅的文风
虽然韩愈一再强调自己是为道而学文，为道而作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志乎古道者也。”但他始终是重视文的。为纠正宋初的文弊，政坛上在标举韩愈时只是片面强调其道统而忽视其文统。惟有王禹�标新立异，学习韩愈平易晓畅的文风。在《宋诗钞・小畜集钞序》中有《赠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东都事略》：“文章之难，莫难于复古，亿与筠皆以文于世。然去古既远，时尚骈俪。虽词华之妙足以畅帝谟，而议论之粹亦足以谋王体，至于属辞次事，用各有当；虽云工矣，而简严典重之体、温厚深淳之气，终有愧于古焉。夫欲惟斯此文，使一变而复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后可也。”他不满于唐末五代以来的纤丽文风，尤致力于倡导古文。在散文创作中，王禹�努力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不少文章写得简雅古淡，平易晓畅，其中最为后人所传诵的是他的《待漏院记》和《黄冈新建小竹楼记》。作者在文中对勤劳奉公、营私弄权和素餐尸位三种类型的宰相做了简明而清晰的描述，鲜明对比中自现其观点：“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文章构思新颖，语言简洁晓畅，明白易懂。另一名作《黄冈新建小竹楼记》，写于其谪居黄州之时，以简洁而富于情韵的文笔，描绘了寓居竹楼所领略到的独特风光和琴棋雅趣，其文字曰：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失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全文言简义明，文情并俱，完全摆脱了说教和词涩言苦的旧貌。南宋林希逸评其文曰：“虽未能尽去五代浮靡之习，而意已务实，但未得典则之正。”
总而言之，王禹�不仅认识到韩愈之文载道致用的功能，也关注韩文明白易晓、文从字顺的特点，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其文学主张，在西昆体方盛之时，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修得以承流接响，促使散文走向平易晓畅的道路。
陈寅恪《论韩愈》说：“唐代文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对宋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北宋的古文运动还是宋明理学，他都是关键人物，尤其是北宋初期，以柳开、王禹�为代表的古文家大力推崇韩愈与韩文，其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为推崇韩愈、韩文所做的努力对振兴儒学、恢复古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来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全宋文（卷一二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3]全宋文（卷一一六）[M].成都：巴蜀书社，1989.
[4]全宋文（卷一二一 ）[M].成都：巴蜀书社，1989.
[5]（元）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全宋文（卷三二一）[M].成都：巴蜀书社，1989.
[7]全宋文（卷三二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8]全宋文(卷一六九)[M].成都：巴蜀书社，1989.
[9]全宋文(卷一七二)[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 全宋文.唐文粹序(卷二六八)[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1]全宋文(卷一四七)[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生活・读书,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