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现代性与伦理危机
自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普遍关注。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许多风险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生活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也似乎在印证这种理论，比如印尼海啸、疯牛病、9·11恐怖袭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突发事件使人们感到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加，更使人意识到，如果不对风险加以防范，就可能导致全球危机甚至人类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就没有注意到风险和危机问题，而是说随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风险问题在当代日益突出。
一、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家大多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对风险社会进行历史定位。贝克自觉地把风险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reflective modernization ）。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简单的或正统的现代化，它产生了现代社会；第二次现代化是自反性现代化，它产生了世界风险社会。第一次现代化大概从16、17世纪发端于西欧，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贝克强调，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第一次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不仅使人类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而且导致了政治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空前繁荣强大。但是第一次现代化也带来了许多恶果：随着物质生产的持续扩张，自然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原料基地，这导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而整个社会趋向于管理的合理化、科层化，使人日益丧失了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伴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掠夺。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风险和威胁。只不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威胁还不是大众或政治关心的核心问题，由决策产生的风险只是残留风险，破坏性不大，并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合法化。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一项决策就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说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这时工业社会的危险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政治争论的中心。因为风险可能导致的危害极大，而工业社会制度已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控制和消解自己产生的威胁。在贝克看来，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自反性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里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贝克特别强调，自反性现代化中的自反（reflective ）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 ），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 ）。现代性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工业社会积累着自身的威胁和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自信使人们忽视了这些风险或将危险抽象化，最终损害现代社会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后果产生了自我冲突。自反性现代化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转变，就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就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前提的自我破解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转变不是革命，因为它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发生的自我转向。因此，其动因是内在的。由于削弱现代社会基础的恰恰是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因此这种转变是无意的、非政治的，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当然，自反性现代化并不排斥反思，因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风险社会中已然成为反思的目标。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人们更加关注如何预防、控制、分配风险等问题。
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种类很多，既有生活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也有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技术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但是，第一阶段现代化的风险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风险有很大区别。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外部，是由于传统或自然而导致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导致的风险，是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风险。在传统文化和工业社会中，人们主要担心外部风险。而在当代风险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也涉及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婚姻和家庭制度。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还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则成为全球性的风险，是具有全球性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往往是利益生产的副产品，是可以在工业制度的标准下得到检测和控制的。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是不确定的，它们超越了人们的感知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的常规想象，既无法计算也难以通过公共措施加以防范。这一点特别体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和全球性危机，而不只是环境问题。这种危机在工业社会概念范围内不会被发现，而只有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才能被认识。
风险社会、现代性与伦理危机
自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社会理论受到普遍关注。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许多风险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实生活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也似乎在印证这种理论，比如印尼海啸、疯牛病、9·11恐怖袭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等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突发事件使人们感到当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加，更使人意识到，如果不对风险加以防范，就可能导致全球危机甚至人类毁灭。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就没有注意到风险和危机问题，而是说随着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风险问题在当代日益突出。
一、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理论家大多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对风险社会进行历史定位。贝克自觉地把风险社会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联系起来，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reflective modernization ）。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简单的或正统的现代化，它产生了现代社会；第二次现代化是自反性现代化，它产生了世界风险社会。第一次现代化大概从16、17世纪发端于西欧，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终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贝克强调，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是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所谓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结合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出现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原动力。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第一次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不仅使人类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而且导致了政治的民主化、民族国家空前繁荣强大。但是第一次现代化也带来了许多恶果：随着物质生产的持续扩张，自然成为人任意支配的原料基地，这导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而整个社会趋向于管理的合理化、科层化，使人日益丧失了自主性。此外，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伴随着对弱小民族的征服和掠夺。可见，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某些风险和威胁。只不过，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所产生的威胁还不是大众或政治关心的核心问题，由决策产生的风险只是残留风险，破坏性不大，并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合法化。
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一项决策就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这说明人类进入到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这时工业社会的危险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政治争论的中心。因为风险可能导致的危害极大，而工业社会制度已不能根据自己的标准控制和消解自己产生的威胁。在贝克看来，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自反性的结果，由此他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概念，‘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里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贝克特别强调，自反性现代化中的自反（reflective ）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 ），而是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 ）。现代性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发展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工业社会积累着自身的威胁和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社会的自信使人们忽视了这些风险或将危险抽象化，最终损害现代社会的根基。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化的后果产生了自我冲突。自反性现代化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自我转变，就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就是对现代工业社会之前提的自我破解和自我否定。然而，这种转变不是革命，因为它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相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发生的自我转向。因此，其动因是内在的。由于削弱现代社会基础的恰恰是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因此这种转变是无意的、非政治的，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当然，自反性现代化并不排斥反思，因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在风险社会中已然成为反思的目标。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人们更加关注如何预防、控制、分配风险等问题。
风险社会带来的风险种类很多，既有生活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也有生态风险、技术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生物技术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等）。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但是，第一阶段现代化的风险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风险有很大区别。吉登斯区分了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来自外部，是由于传统或自然而导致的风险，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则是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导致的风险，是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风险。在传统文化和工业社会中，人们主要担心外部风险。而在当代风险社会中，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也涉及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婚姻和家庭制度。
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还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那么，在风险社会中，风险则成为全球性的风险，是具有全球性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在第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中，风险往往是利益生产的副产品，是可以在工业制度的标准下得到检测和控制的。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则是不确定的，它们超越了人们的感知范围，甚至超出了人们的常规想象，既无法计算也难以通过公共措施加以防范。这一点特别体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工业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和全球性危机，而不只是环境问题。这种危机在工业社会概念范围内不会被发现，而只有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才能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