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生命”课外阅读
小站歌声 修祥明
子夜时分，山村的小站昏暗静谧。苗兰老师提着行李来到站台，像触电般浑身颤抖起来。
她本想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开山村，没想到全村40多个学生全站在这里为她送行。
站牌下，放着一篓子山核桃，篓把上贴着个红双喜字。这是山里人庆贺新婚的礼节。
三天前，她去了趟县城，回到山村，她对孩子们说，要和远离千里的男朋友举办婚礼，婚
后，她就在那里定居了。
孩子们舍不得她，却没张口将她挽留。只将一串串难舍难离的泪水洒下。
远处传来列车的长鸣。
40多个孩子含着泪水，像一棵棵被雨水浇伤的禾苗一样，凄凉悲哀地站着。
班长说：“咱们为苗老师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吧。”
歌声在夜空中响起：“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也曾心意
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这歌声，低沉悲哀。这是孩子们真诚的祝愿。
列车徐徐地向前开动着，孩子们像一阵旋风一样随车跑着，唱着……
好人一生平安。
歌声像让泪水滤过似的。
车上的苗老师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们怎知道，她不是去结婚。三天前，去县城体检，她患了白血病，在人生的旅途上，
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生命之翼
他们是舞者。 他们五个人穿着银色的紧身服，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没有右腿。在应该是右腿的那个地方被截去了，都是因为生命中的意外。 他们要带给美国人的是《生命之翼》，他们希望能用双拐支撑着飞翔，或者做出飞翔的样子。 他们互相支撑着，用自己身体的一侧支撑着另一个人的一侧，还用他们的双拐。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姿势飞翔。他们让下面的观众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的残疾是毫无掩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在没有双拐的时候，他们匍匐着，奋力地向前爬行，像断了翅膀一样，背景音乐又是如此悲怆和激昂，是《胡桃夹子》的华彩。生命以这样的坚韧和决绝挣扎着前行：震撼了全场的人们。他们谢幕的时候，全场暴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人们把最炽热的鼓励和喝彩给了他们。 《我的梦》撰稿人和艺术指导张继刚说：“我想把蒙在金子上的尘土拂去。”为了拂去身上的尘土，5个小伙子吃了不少苦头。演员姜福高说，为了把这个只有5分20秒的舞蹈演好，他们每天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10点不知要练多少遍，尤其是当舞蹈进入高潮时，四位演员将一位演员托到空中，做出飞翔的动作，底下4人左臀全磨青了，但没人叫苦。 邓朴方在看到这个舞蹈时掉下了眼泪，他对周围的人说：“任何生命都是平等和伟大的。” 生生长流 （台湾） 刘墉
看伊朗名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生生长流（And Live Goes On )》，电影里阿巴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伊朗灾区找两个熟识的童星。 五万个生命，在这场地震中被夺去了！
一眼望去，是整片的废墟，和弯身在当中挖掘的人群。没有人哭号，因为每个人都是悲惨的受害者，不必向别人诉说，也无需听别人诉说。 倒是有一对地震前订了婚的情侣，在断垣残壁间结了婚；他们原先邀请的亲友多半死了，“新房”前的花草依旧盛开。 “能结就结了吧，谁知道会不会跟着再来次地震，让我们都送了命。”新郎说。 也见到旷野里成堆的难民、成片的营帐，成缕的炊烟。一个年轻人却在高处架电视天线，导演问：“你还有心情看电视？” “我的亲朋好友都死了，我是很伤心，”年轻人苦笑：“可是活的人总要活下去啊！何况，世界杯四年才一次！” 电影中，导演继续开车，找那两个童星。山陡，车上不去，倒是有路人说：“看见过那两个孩子。” “看不看到已不再重要，只要知道他们还活着，就好。”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观众安静地离场，没有人落泪，也没有人笑。生命本就是有哭有笑，也不必哭不必笑的。 想起沈从文的自传，写杀人、看人被杀，一群群人被串绑着出去杀头。人太多，杀不完，就掷，掷到免死的自行走开；被掷中的也不哀号，乖乖地接受死的命运。 生命竟如此卑微，卑微得只剩日升日落、缘起缘灭之间，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生命也是可轻可重的，“轻”在人皆有死，“重”在我正生，而且要继续生存下去，把该属于我的生命好好活完。 如沈从文说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它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分上派定的”，多么平淡！多么悠然！
有位女同事的孩子将要出嫁，喜宴定了，礼堂安排了，请贴也发出去了。婚礼前五天，准岳父却心脏病发，死了。 “我先生死了，怎么办？婚礼成了丧礼，究竟还要不要举行？”同事惶然无助地问办公室同事。 “当然结！”一个也丧夫不久的同事拍着她的肩说，“不要觉得孤独，我们会去，他也会去的。” 婚礼照常举行了。牧师首先带领大家默哀，然后音乐奏起。玫瑰花瓣飞扬，一对新人在满堂宾客的祝福中出现。 没有人去想那才发生的悲剧，因为一对新人正在眼前出现。死去的人似乎被淡忘，因为他的孩子正光彩地走入礼堂。 婚礼的第二天，那女同事来上班，坐在椅子上，许久没说话，没抬头。突然扬起头，含泪带笑说：“真的，我感觉到，昨天他真的来了！” 有一年，在香港华都饭店的顶层看夜色，窗外是万家灯火和狂风骤雨。只觉得在那片灯火中，千百盏灯一一熄灭了，又有千百盏灯点亮。他们是那么平均地交互发生，尽管明明灭灭，却永远是一片灿烂的灯海。
生命或许就象这灯海吧。
办喜事的日子，也总有人办丧事；婴儿出生的时刻，也有人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所有的平淡都可能变成激情，所有的激情终会归于平淡。
既然我们生了，就要好好活着，努力地、快乐地、积极地，让那片生之灯海永远灿烂；让这生生长流。永不止息地流下去。
生命的礼物
那年，在美国考得驾驶执照，同时发给一张淡红色的小卡，卡上写着： 按照统一的人体捐献法规，当我死亡时，我做如下选择： A.捐献我的任一器官和部件。
B.捐献我的心脏起搏器（植入日期为某年某月某日） C.捐献下列部件和器官——
D.不捐献我的任一器官部件和心脏起搏器。 以下是亲笔签名和日期。
真新鲜！要是我母亲见了，一定大惊失色，美国人简直是疯子！她虽然不相信“来生转世”之类的说法，但刚领到驾驶执照就谈死，她会认为“不作兴”，再说捐器官，把尸体弄得支离破碎，她会认为太残酷。不过，我在A项上作了选择，就是说，一旦发生意外而死亡，我愿意捐献我的任何一个器官和部件。我签上自己的大名，把卡贴在驾驶执照后面，并把“捐献者”三个字的小红点贴在驾驶执照正面。我端详这张驾驶执照，想象万一我遭不测，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翻开驾驶执照一眼就看到“捐献者”三个字的小红点，就会立即拿我的器官去解救另一个垂危的生命……这是一份生命的礼物，赐予和被赐予都是一种幸福。美国大多数人都愿意作这种选择，我非常赞赏这种做法。只是当时，我不曾将此事告诉母亲，怕她整天提心吊胆。 不久前，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个美国青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医生摘取了他身上所有可供利用的器官，两只肾脏分别移植给当地和欧洲的两个肾功能衰竭者，心肺和肝脏分别移植给两名濒临死亡的患者，两只眼球给两个失明者作了角膜移植。这位青年捐赠的生命的礼物，使四个垂死者重获新生，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当记者访问这个青年的母亲时，她说：她为儿子的行为感到骄傲，同时她还感谢那些接受她儿子器官的人，他们使她的儿子的一部分在他们的体内存活，她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看到他们，就象看到自己的儿子！
我把文章读给80岁的母亲听，她听了半晌不说话，最后她缓缓地说：“这个母亲实在了不起！只是，我这样老的器官不知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莱拉的葬礼
下午，我踏过秋日筛落树梢的剪影，来到孩子上学的幼儿园接他。正想开启前园围篱的栅门，身后乍然传来一声问话：“你今天会留下来参加莱拉的葬礼吗？”我转身，见是一位熟悉的老师。
“谁的葬礼？”我很不安地问。
她凄然地说：“我们学校的天竺鼠莱拉昨天死了，今天下午下课之后要在后院举行葬礼，将它埋了。”我心口一松，便答应留下。
不同于往常，今天下课安静极了，孩子们跟着大人安静地慢慢走过后院草地，来到几年前埋了一只兔子的小墓园。我们到达时，土地已掘开一个洞穴，走在前头的老师手上捧着一个无
盖的小纸盒，纸盒里除了莱拉僵硬的躯体外，还躺着一块形状圆滑、巴掌般大的米色石头，上头写着：莱拉，1998年秋天。
这时莱拉已被从盒子里取出，放置到属于它的墓穴里了。莱拉洁白顺溜的毛让孩子们忍不住想再伸手抚摸一次。老师以她惯常温和的语气阻止了孩子：“喔！莱拉已经死了，身上会有细菌，不过你们可以摸摸它身边这块石头上的名字，看！就在这里。”
孩子们于是纷纷上前郑重摸了石头一下。老师先行示范，将一铲松软的泥土填进莱拉的墓穴。孩子们也一人一铲土，渐渐将洞穴填盖。
埋葬了莱拉，老师从树下拿起一架手提小竖琴，坐在秋天的落叶堆上，说：“我们可以唱歌向莱拉说再见，我想到的是一首《小星星》。”老师自弹自唱起来，小朋友与家长也应和着。唱罢《小星星》，突然冒出一声细嫩愉悦的童音：“我喜欢唱《ABC》。”老师同意这孩子的提议，说：“好，我们就来唱《ABC》。”唱毕，老师放下竖琴，意味深长地问：“谁记得莱拉做过什么事，会让你特别记住它的？” “它会玩。”
“它会吃胡萝卜。”
“它的笼子里有间小屋……”
小朋友对莱拉温暖活泼的记忆正是纪念它最恰当的方式。最后老师幽默地补充道：“还有，它会制造快乐的嘈杂声。”老师的话，微风一般轻柔，众人以端庄谨慎的脚步走回到室内时，脸上反倒有平日难得一见、令人肃然的和平光辉。
我与孩子在返家的途中，走在金色的秋天阳光里，内心充满祥和。我突然有所憬悟，对孩子而言，这场天竺鼠葬礼非关宠物的生死问题，却是成人对生命抱持的温柔与谦敬，让他们开了眼界，更间接启发了平和的性情，以及对生命的尊敬。
永远的蝴蝶 （台湾） 陈启佑
那时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去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深秋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动作，却要叫我终生难忘了。我缓缓地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5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我茫然地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我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道不知道呢？
“欣赏生命”课外阅读
小站歌声 修祥明
子夜时分，山村的小站昏暗静谧。苗兰老师提着行李来到站台，像触电般浑身颤抖起来。
她本想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开山村，没想到全村40多个学生全站在这里为她送行。
站牌下，放着一篓子山核桃，篓把上贴着个红双喜字。这是山里人庆贺新婚的礼节。
三天前，她去了趟县城，回到山村，她对孩子们说，要和远离千里的男朋友举办婚礼，婚
后，她就在那里定居了。
孩子们舍不得她，却没张口将她挽留。只将一串串难舍难离的泪水洒下。
远处传来列车的长鸣。
40多个孩子含着泪水，像一棵棵被雨水浇伤的禾苗一样，凄凉悲哀地站着。
班长说：“咱们为苗老师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吧。”
歌声在夜空中响起：“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也曾心意
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这歌声，低沉悲哀。这是孩子们真诚的祝愿。
列车徐徐地向前开动着，孩子们像一阵旋风一样随车跑着，唱着……
好人一生平安。
歌声像让泪水滤过似的。
车上的苗老师失声痛哭起来。
孩子们怎知道，她不是去结婚。三天前，去县城体检，她患了白血病，在人生的旅途上，
她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生命之翼
他们是舞者。 他们五个人穿着银色的紧身服，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没有右腿。在应该是右腿的那个地方被截去了，都是因为生命中的意外。 他们要带给美国人的是《生命之翼》，他们希望能用双拐支撑着飞翔，或者做出飞翔的样子。 他们互相支撑着，用自己身体的一侧支撑着另一个人的一侧，还用他们的双拐。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姿势飞翔。他们让下面的观众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们的残疾是毫无掩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在没有双拐的时候，他们匍匐着，奋力地向前爬行，像断了翅膀一样，背景音乐又是如此悲怆和激昂，是《胡桃夹子》的华彩。生命以这样的坚韧和决绝挣扎着前行：震撼了全场的人们。他们谢幕的时候，全场暴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人们把最炽热的鼓励和喝彩给了他们。 《我的梦》撰稿人和艺术指导张继刚说：“我想把蒙在金子上的尘土拂去。”为了拂去身上的尘土，5个小伙子吃了不少苦头。演员姜福高说，为了把这个只有5分20秒的舞蹈演好，他们每天从早晨7点半到晚上10点不知要练多少遍，尤其是当舞蹈进入高潮时，四位演员将一位演员托到空中，做出飞翔的动作，底下4人左臀全磨青了，但没人叫苦。 邓朴方在看到这个舞蹈时掉下了眼泪，他对周围的人说：“任何生命都是平等和伟大的。” 生生长流 （台湾） 刘墉
看伊朗名导演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生生长流（And Live Goes On )》，电影里阿巴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伊朗灾区找两个熟识的童星。 五万个生命，在这场地震中被夺去了！
一眼望去，是整片的废墟，和弯身在当中挖掘的人群。没有人哭号，因为每个人都是悲惨的受害者，不必向别人诉说，也无需听别人诉说。 倒是有一对地震前订了婚的情侣，在断垣残壁间结了婚；他们原先邀请的亲友多半死了，“新房”前的花草依旧盛开。 “能结就结了吧，谁知道会不会跟着再来次地震，让我们都送了命。”新郎说。 也见到旷野里成堆的难民、成片的营帐，成缕的炊烟。一个年轻人却在高处架电视天线，导演问：“你还有心情看电视？” “我的亲朋好友都死了，我是很伤心，”年轻人苦笑：“可是活的人总要活下去啊！何况，世界杯四年才一次！” 电影中，导演继续开车，找那两个童星。山陡，车上不去，倒是有路人说：“看见过那两个孩子。” “看不看到已不再重要，只要知道他们还活着，就好。”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观众安静地离场，没有人落泪，也没有人笑。生命本就是有哭有笑，也不必哭不必笑的。 想起沈从文的自传，写杀人、看人被杀，一群群人被串绑着出去杀头。人太多，杀不完，就掷，掷到免死的自行走开；被掷中的也不哀号，乖乖地接受死的命运。 生命竟如此卑微，卑微得只剩日升日落、缘起缘灭之间，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生命也是可轻可重的，“轻”在人皆有死，“重”在我正生，而且要继续生存下去，把该属于我的生命好好活完。 如沈从文说的：“应死的倒下，腐了烂了，让它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忧乐活下去。”
“分上派定的”，多么平淡！多么悠然！
有位女同事的孩子将要出嫁，喜宴定了，礼堂安排了，请贴也发出去了。婚礼前五天，准岳父却心脏病发，死了。 “我先生死了，怎么办？婚礼成了丧礼，究竟还要不要举行？”同事惶然无助地问办公室同事。 “当然结！”一个也丧夫不久的同事拍着她的肩说，“不要觉得孤独，我们会去，他也会去的。” 婚礼照常举行了。牧师首先带领大家默哀，然后音乐奏起。玫瑰花瓣飞扬，一对新人在满堂宾客的祝福中出现。 没有人去想那才发生的悲剧，因为一对新人正在眼前出现。死去的人似乎被淡忘，因为他的孩子正光彩地走入礼堂。 婚礼的第二天，那女同事来上班，坐在椅子上，许久没说话，没抬头。突然扬起头，含泪带笑说：“真的，我感觉到，昨天他真的来了！” 有一年，在香港华都饭店的顶层看夜色，窗外是万家灯火和狂风骤雨。只觉得在那片灯火中，千百盏灯一一熄灭了，又有千百盏灯点亮。他们是那么平均地交互发生，尽管明明灭灭，却永远是一片灿烂的灯海。
生命或许就象这灯海吧。
办喜事的日子，也总有人办丧事；婴儿出生的时刻，也有人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所有的平淡都可能变成激情，所有的激情终会归于平淡。
既然我们生了，就要好好活着，努力地、快乐地、积极地，让那片生之灯海永远灿烂；让这生生长流。永不止息地流下去。
生命的礼物
那年，在美国考得驾驶执照，同时发给一张淡红色的小卡，卡上写着： 按照统一的人体捐献法规，当我死亡时，我做如下选择： A.捐献我的任一器官和部件。
B.捐献我的心脏起搏器（植入日期为某年某月某日） C.捐献下列部件和器官——
D.不捐献我的任一器官部件和心脏起搏器。 以下是亲笔签名和日期。
真新鲜！要是我母亲见了，一定大惊失色，美国人简直是疯子！她虽然不相信“来生转世”之类的说法，但刚领到驾驶执照就谈死，她会认为“不作兴”，再说捐器官，把尸体弄得支离破碎，她会认为太残酷。不过，我在A项上作了选择，就是说，一旦发生意外而死亡，我愿意捐献我的任何一个器官和部件。我签上自己的大名，把卡贴在驾驶执照后面，并把“捐献者”三个字的小红点贴在驾驶执照正面。我端详这张驾驶执照，想象万一我遭不测，警察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翻开驾驶执照一眼就看到“捐献者”三个字的小红点，就会立即拿我的器官去解救另一个垂危的生命……这是一份生命的礼物，赐予和被赐予都是一种幸福。美国大多数人都愿意作这种选择，我非常赞赏这种做法。只是当时，我不曾将此事告诉母亲，怕她整天提心吊胆。 不久前，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一个美国青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医生摘取了他身上所有可供利用的器官，两只肾脏分别移植给当地和欧洲的两个肾功能衰竭者，心肺和肝脏分别移植给两名濒临死亡的患者，两只眼球给两个失明者作了角膜移植。这位青年捐赠的生命的礼物，使四个垂死者重获新生，两个盲人重见光明。当记者访问这个青年的母亲时，她说：她为儿子的行为感到骄傲，同时她还感谢那些接受她儿子器官的人，他们使她的儿子的一部分在他们的体内存活，她儿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看到他们，就象看到自己的儿子！
我把文章读给80岁的母亲听，她听了半晌不说话，最后她缓缓地说：“这个母亲实在了不起！只是，我这样老的器官不知还能不能派上用场？”
莱拉的葬礼
下午，我踏过秋日筛落树梢的剪影，来到孩子上学的幼儿园接他。正想开启前园围篱的栅门，身后乍然传来一声问话：“你今天会留下来参加莱拉的葬礼吗？”我转身，见是一位熟悉的老师。
“谁的葬礼？”我很不安地问。
她凄然地说：“我们学校的天竺鼠莱拉昨天死了，今天下午下课之后要在后院举行葬礼，将它埋了。”我心口一松，便答应留下。
不同于往常，今天下课安静极了，孩子们跟着大人安静地慢慢走过后院草地，来到几年前埋了一只兔子的小墓园。我们到达时，土地已掘开一个洞穴，走在前头的老师手上捧着一个无
盖的小纸盒，纸盒里除了莱拉僵硬的躯体外，还躺着一块形状圆滑、巴掌般大的米色石头，上头写着：莱拉，1998年秋天。
这时莱拉已被从盒子里取出，放置到属于它的墓穴里了。莱拉洁白顺溜的毛让孩子们忍不住想再伸手抚摸一次。老师以她惯常温和的语气阻止了孩子：“喔！莱拉已经死了，身上会有细菌，不过你们可以摸摸它身边这块石头上的名字，看！就在这里。”
孩子们于是纷纷上前郑重摸了石头一下。老师先行示范，将一铲松软的泥土填进莱拉的墓穴。孩子们也一人一铲土，渐渐将洞穴填盖。
埋葬了莱拉，老师从树下拿起一架手提小竖琴，坐在秋天的落叶堆上，说：“我们可以唱歌向莱拉说再见，我想到的是一首《小星星》。”老师自弹自唱起来，小朋友与家长也应和着。唱罢《小星星》，突然冒出一声细嫩愉悦的童音：“我喜欢唱《ABC》。”老师同意这孩子的提议，说：“好，我们就来唱《ABC》。”唱毕，老师放下竖琴，意味深长地问：“谁记得莱拉做过什么事，会让你特别记住它的？” “它会玩。”
“它会吃胡萝卜。”
“它的笼子里有间小屋……”
小朋友对莱拉温暖活泼的记忆正是纪念它最恰当的方式。最后老师幽默地补充道：“还有，它会制造快乐的嘈杂声。”老师的话，微风一般轻柔，众人以端庄谨慎的脚步走回到室内时，脸上反倒有平日难得一见、令人肃然的和平光辉。
我与孩子在返家的途中，走在金色的秋天阳光里，内心充满祥和。我突然有所憬悟，对孩子而言，这场天竺鼠葬礼非关宠物的生死问题，却是成人对生命抱持的温柔与谦敬，让他们开了眼界，更间接启发了平和的性情，以及对生命的尊敬。
永远的蝴蝶 （台湾） 陈启佑
那时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 “谁叫我们只带来一把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帮我去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像已是深秋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动作，却要叫我终生难忘了。我缓缓地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5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南部的母亲的信，我茫然地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我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道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