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平
中国投资 2014年08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我国需要加快“走出去”投资步伐，改变国际分工地位，拓展国际市场，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平衡国际收支，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只有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然而我国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战略思路、体制机制、政策导向、途径和渠道等很多方面亟待开展深入研究。
“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3大战略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方针。2001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将其写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近10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8大类、89个关于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文件。
“十二五”：大规模“走出去”阶段
“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按PPP计算，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将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发达国家GDP占全球规模将首次下滑至50%以下。全球经济实力对比格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预计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并进入平稳增长期，为国际直接投资创造较为有利环境。发达国家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逐渐活跃。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仍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风险较大，制约对外投资。1970～2011年，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至30%，而发达国家比重逐渐下降到70%。
“十二五”时期，发达国家仍将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但由于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扭转，发达国家投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服务业将是投资主要领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所占份额将持续上升。成熟产业并购，如汽车、电子电气和食品饮料等行业跨国并购将会加剧，资源采矿业等行业对外投资继续增长，新能源等节能环保产业和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可能成为对外投资与合作新兴增长领域。跨国公司并购将恢复并保持增长态势。
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进程中，全球并购交易市场正在复苏和升温。一是危机后全球企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和改革，并购市场活跃为企业提供了修复漏洞的机会；二是许多公司为应对危机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削减开支，企业现金流增加，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明朗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三是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将助推全球对外投资进一步活跃。
“十二五”期间，我国“走出去”面临新的国际机遇。一是各国与中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增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许多国家资金严重缺乏，对中国放宽了投资限制，投资或并购优质资产、先进技术机会增多。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资产价格经过大幅下跌尚未完全恢复，一些拥有关键技术、研发人员、营销网络和营销团队等战略资产的企业要价处于相对历史较低水平，使我国企业处于相对有利的投资地位。三是各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新的投资需求，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为我国创造了机遇。四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对“走出去”提出了新的需求。五是发达国家推出绿色新政，在环保节能、低碳经济等领域对外合作愿望强烈，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了新商机。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将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影响世界经济走势。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仍然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给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时期的全球化附加对其有利的条件。近20年来，当我国推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持续“借贷消费”模式、为其FDI在中国投资提供丰厚回报之时，发达国家却把我国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并购所持的敌意和严格审查制度，将对我国海外投资构成障碍。同时，我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会继续被西方发达国家紧盯和监督，面临其制造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
海外投资现状
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海外投资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实力和水平，而且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竞争力等多重因素。根据邓宁的投资阶段理论，当前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急剧增长的第三阶段。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各国需求不振、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有利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受到了东道国欢迎。
1.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稳步发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447.8亿美元急剧增长到2011年的超过3573.9亿美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85.8亿美元。包括金融类在内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746.5亿美元。至2011年底，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存量约424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低，2011年仅占全球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84%。2012年，全球对外投资明显减速的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年度同比猛增了28.6%，达到了创纪录的772.2亿美元。而同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117.2亿美元，年度同比下降了3.7%。
经过多年市场开拓，目前我国的投资已遍布世界上177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的亚洲国家，向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也不断增多。2011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为454.9亿美元，占总流量的60.9%；对非洲直接投资31.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3%。投资方式从以往以绿地投资为主，发展到收购、兼并、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2011年并购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36.4%。除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领域，金融、采矿、交通运输及制造业的投资也有较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自由港投资的突发性增长是我国对外投资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数据和扣除3大自由港（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数据，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中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内地大量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或通过国际自由港进行返程投资所造成的。扣除自由港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要明显低于统计数据增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走出去”投资的规模变化。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制造业出口实力增强，为“走出去”奠定基础。我国已培养的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是“走出去”的重要保障。2012年，全球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500家企业中，中国已占79家，印度仅为8家。我国对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带动了非洲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迅猛增长，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投资行业多元化。至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分类。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6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378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9%。二是并购领域较为集中。2011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6.4%，全部为非金融类投资并购。并购领域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三是我国境外投资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2011年，在非金融类存量中，中国海外投资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四是香港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一枝独秀，高达近50%。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见表）。从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来看，亚洲占比60.9%，是我国“走出去”的首要区域。
现实问题与挑战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已经起步，但“走出去”投资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不少现实问题。
外部挑战方面，首先，中国“走出去”面临过去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投资环境和国际压力。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时已发生巨变。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曾依靠殖民统治、掠夺资源等各种手段而不受国际社会监督和国际舆论压力。那时没有全球可持续发展呼声和气候变化谈判压力。我国对外投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既不可能用发达国家曾采用的方法，又要面对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较为集中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问题尤为突出。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商业和政治风险，而且面临巨大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压力。
其次，东道国的投资障碍和国际上新出现的保护主义形式。发达国家投资审核机构都会对敏感的入境外国投资进行审查，这些国家对来自我国的投资审查要相对详细，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企业不信任。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将对我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与我国对他们的投资市场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挂钩，不断加大要价。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较差，政策法律规则透明度不高，会计、审计、税务、用工等方面政策不明朗，名目繁多的资格认证、准入政策、准入标准等，都给我国企业造成了投资障碍和潜在的巨大风险。中国工商银行要求在纽约设立分行，长达15年不被批准，金融危机后才获市场准入。国外强硬的工会组织、劳资纠纷缺乏解决机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都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上海汽车投资韩国双龙案）。针对2009年2月中国铝业和力拓之间的收购交易案，澳大利亚议会于2010年2月2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加强外商投资管理的立法。
内部挑战方面，首先，我国亟待通过改革破除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约束问题。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多部委管理，协调配合差，企业怨声大。境外投资审批层次过多，内容过细，时间过长，资金和人员出境存在不少障碍。常由于政府审批时间和获取外汇额度时间过长，耽误商机。对外投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海外投资影响巨大。如本币处在低估状态，对外投资并不经济。如果大量企业在国内经营远较海外投资更易盈利，缺乏“走出去”动力。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战略思路，不适应海外投资形势需要。过去我国外汇短缺，执行宽进严出政策，现在外汇储备如此高，仍沿用旧思路就不合时宜，应改为严进宽出。在避免双重征税和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要与东道国达成协议，在某些国家由于这一政策不明而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积极性。
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走出去”面临融资瓶颈。总体看，我国目前对外投资和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很大，不仅年度流入和流出规模差异很大，而且FDI流入存量和流出存量规模差异更大，并呈现扩大势头。由此导致每年我国形成资本账户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共同推高外汇储备。从规模上看，据统计，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的企业，只占总数的1%，61%的企业对外投资额度少于100万美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最大困难是融资。中国贸促会调查显示，我国59%的企业利用自有资本对外投资，31%的企业对外投资资金来自银行借款，这是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渠道。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融资支持的企业以国企和大型知名品牌民企为主，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依靠自有资金和自有渠道。浦发银行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90%资金由境内金融机构提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制约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企业仍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被认可的投资模式。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扩大，部分海外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回报，有时还大量亏损。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品牌、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国际化人才，难以适应国外投资环境和国际市场竞争。对海外法律制度不熟，文化环境差异，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全球管理人才匮乏等，成为“走出去”的制约因素。TCL投资法国汤姆森损失惨重，联想投资IBM多年亏损，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巨亏，中国投资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巨亏，这些经验教训非常惨痛。除了制度、国际关系、文化等宏观因素，企业的国际化运作能力非常重要。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指数只有20%，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一般在50%以上。跨国投资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技术、管理，还有更重要的综合素质，即国际化人才和文化融合能力。整个收购兼并和经营过程，都是国际间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与磨合。此外，这些年我国实际上已是资本输出大国，但我国海外投资是证券投资远高于直接投资，仅在美国就投入约1.5万亿美元债券投资，年收益率只有3%，而实业投资只有千亿美元左右，由此决定了总体收益不高。
全新的战略思路
我国“走出去”对外投资时，对方国家同时会考虑增加对我国投资，要求对等开放，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但我国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和市场准入与其他国家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投资审批程序、正面列表、投资股比限制等方面。由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未对外开放，欧洲议会已做出法案将禁止中国企业承担欧洲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失去近千亿美元基建市场。欧洲国家质疑中国吉利可全资并购沃尔沃，为何欧洲车企不能全资并购中国车企。日韩强烈要求我国给予日韩资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预计在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中继续提出要求。
“走出去”战略应与推动我国外贸转型战略相结合。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占半壁江山的二元贸易生产体系。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我国附加值只有0.2美元；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为美国商品创造0.8美元附加值。我国需要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资源和原材料成本，通过加大品牌、技术、研发环节并购，加快形成中高端生产和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在区域提供跨境配套的能力，部分产品和服务要形成对日韩等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工序或环节的替代，部分低附加值环节转型为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境外出口加工区或特殊经济园区等，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走出去”战略需要与对外援助战略相结合。我国企业“走出去”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比重大，范围广，投资行业类型多，很多与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农林等大宗产品有关。而这些国家往往基础设施薄弱，从港口到公路、铁路，从医院到学校，都严重缺乏，这就使我国“走出去”投资必须与对外援助有机结合。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援助规模正在不断增加。但我国对外援助的体制机制显然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我国需要设立国际开发署，需要创新对外援助机制，不仅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更要提供人力资源援助和能力建设，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软环境。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大力推广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红豆工业园）模式，通过建设开发区方式，成片开发、集中进驻，降低我国企业海外运作的成本与风险。
“走出去”投资商业模式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我国企业在国内发展通常需要与各级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保障项目顺利运行。走出国门，也非常自然地将这套模式在被投资国家运作。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其政府管理体制并不规范，法律法规也不完备，许多中国企业通过走上层路线，实施东道国领导特批项目，美之名曰“闷声发大财”，完全不理睬当地居民和社会舆论，也拒绝与其沟通交流。这样的模式在经历了缅甸“密松大坝”停建、缅甸万宝铜矿停产、柬埔寨金边万谷湖房地产项目流血冲突、安哥拉“鬼城”等恶劣事件后，足以让中国企业深刻反思对外投资模式，“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行不通了。
规制国有企业、松绑民营企业。我国实施“走出去”一开始就针对国有企业提出。目前对外投资规模急剧膨胀，仍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在商业运作、经营成本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潜藏巨大风险。我国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约束。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走出去”过度依赖国企，使很多国家将我国企业投资认定是政府行为，渲染“中国威胁论”，还导致很多抵制（鞍钢投资美国案），成为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根源之一。2005年中海油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未果，中国铝业入股澳大利亚力拓最终失败，鞍钢并购美国公司遭遇调查都与这种因素有关。民营企业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长期可持续投资经营。国有企业老总住别墅、开宝马在海外经营。民营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运作，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民企也和国企一样爱国。我国迫切需要减少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束缚，使其对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到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目前我国投资者在许多东道国声誉和社会形象偏向负面，甚至不如越南，主因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饱受非议。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和万宝铜矿项目，都由环境和社会问题引发。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过商业风险。不少中国企业在资源能源开发过程中，破坏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在劳工方面，不愿雇佣当地人；在拆迁补偿安置时，完全交给当地政府办，不实施监督，与东道国社区产生激烈矛盾和冲突。本研究调查问卷表明，尽管94%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40%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对投资对象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问题，主要是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其次为当地就业减少和当地企业发展缓慢。每个国家都不愿意外国投资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亚非拉国家人民在西方国家培养下已建立了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人权意识，非政府组织在亚非拉各国发挥着重要监督、协调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被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损毁我国“走出去”战略大局。
“走出去”战略与国家外汇储备战略要协调。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实施“走出去”战略必然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客观需要。要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及推动资本账户渐进有序开放，加大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比重，使之适应“走出去”战略的需要。在国家外汇储备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应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使外汇储备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实施多项战略措施
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对等开放。我国由于特殊国情，目前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者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等许多领域与其他国家还有不同程度差距。我国应借鉴加入WTO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等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欧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加快中韩、中日韩、RCEP等自贸区谈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平台环境。推动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供政策支持、行业投资指引、发布信息、提供咨询培训等方式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完善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各种产业发展都要加大开放力度，人民币国际化要加速推进，外汇管理要转变过去外汇短缺时“宽进严出”思路，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
加大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和“走出去”步伐，服务于“走出去”战略实施。发挥政策性银行支持“走出去”的优势，联合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其他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外商业银行等，增加“走出去”的信贷支持。政策性银行可采取定向债方式向企业提供融资，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对项目进行投资。应考虑建立中国投资公司、政策性金融机构、用汇企业间规范可持续的资金融通链。政策性银行获外汇资金后可通过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综合授信、“资源、信贷、项目”一揽子合作等方式支持“走出去”。发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联合体与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协会作用，为我国与相关国家跨境项目开展辛迪加融资。发挥中国投资公司作为国家主权投资基金的作用。借鉴“中非基金”“中委合作基金”模式组织设立不同领域、满足不同需求、有特色的合作基金，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针对我国制造业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及资源型国家，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设立国家海外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风险勘查专项资金或基金；增加服务于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机构。研究如何完善拓展国家外汇局委托贷款办公室功能，建立新的“走出去”融资平台。
建立完善“走出去”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要大力加强对投资国的深度跟踪研究、监测预警，降低政策、法律和政治风险。不仅要防范商业风险，更要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要注重发挥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推动中国对外投资趋于合理、可信、被国际社会接受。注重运用境外开发区模式，加大境外开发区建设的数量和投入，学习日本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做法，为我国企业创造集体“走出去”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提高投资效率，有效规避投资风险。推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经营，维护我国企业国际信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模式必须从“只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转变为“既走上层路线、更要走下层路线”模式，倾听民众疾苦和呼声，将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统一起来，可持续投资。
要建章立制，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规经营，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方面，加大对国企海外投资、运营、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约束、监督机制和检查力度；减少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和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我国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其完善政策法规，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投资经营。国内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对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损害我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声誉的现象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商务部门可考虑在颁发和审核企业海外投资许可证时，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考虑暂停或吊销其海外投资许可证。
针对“走出去”的不同领域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和差异化政策导向。对海外资源能源和大农业投资要有专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扶持，金融机构要提供期限较长、成本较低、规模较大资金支持，国家财政要考虑贴息、补贴等具体措施。对信息通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境外投资，重点是支持以获得技术、专利、品牌为目的的并购和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与营销网络，可在研发中试考虑提供财政补贴，融资上选择小规模、中周期、略高于美国国债利率的资金支持。对我国已具比较优势、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和家电等，主要解决我国金融机构等配套服务国外网点不足、企业外币融资困难，帮助企业降低境外投资启动成本，承担各种政治及政策风险，回避购汇投资的本币升值风险。对农林渔矿资源开发和对外劳务承包工程，要重点解决劳务签证问题。对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应着力解决在投资对象国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
注重发挥香港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香港是我国对外投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达47.8%。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截至2011年，香港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比达61.6%，东盟5%，欧盟4.8%。香港是我国高度国际化地区，有大量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和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和信息网络。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国际化平台投资收购海外企业易被国际市场接受。针对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在海外能源资源投资项目设立障碍，可考虑与香港中资银行、实业机构组建基金，以香港企业名义投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服务功能和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至关重要。
[本课题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0年度重点课题，本成果荣获商务部2013年全国优秀商务科研成果三等奖（部级）。课题组成员：毕吉耀、关秀丽、李宁、马强、李大伟、牟雄兵、杨长湧、杜琼、缪林燕、史巍娜]
作者介绍：张建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课题负责人
作者：张建平
中国投资 2014年08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我国需要加快“走出去”投资步伐，改变国际分工地位，拓展国际市场，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平衡国际收支，降低国内流动性压力。只有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然而我国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战略思路、体制机制、政策导向、途径和渠道等很多方面亟待开展深入研究。
“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3大战略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提出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方针。2001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将其写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近10年来，我国政府制定了8大类、89个关于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文件。
“十二五”：大规模“走出去”阶段
“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和大变革时期。按PPP计算，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将首次超越发达国家，发达国家GDP占全球规模将首次下滑至50%以下。全球经济实力对比格局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预计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并进入平稳增长期，为国际直接投资创造较为有利环境。发达国家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逐渐活跃。但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仍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风险较大，制约对外投资。1970～2011年，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至30%，而发达国家比重逐渐下降到70%。
“十二五”时期，发达国家仍将是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但由于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扭转，发达国家投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新兴经济体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服务业将是投资主要领域。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比重所占份额将持续上升。成熟产业并购，如汽车、电子电气和食品饮料等行业跨国并购将会加剧，资源采矿业等行业对外投资继续增长，新能源等节能环保产业和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可能成为对外投资与合作新兴增长领域。跨国公司并购将恢复并保持增长态势。
在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进程中，全球并购交易市场正在复苏和升温。一是危机后全球企业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和改革，并购市场活跃为企业提供了修复漏洞的机会；二是许多公司为应对危机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削减开支，企业现金流增加，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明朗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三是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将助推全球对外投资进一步活跃。
“十二五”期间，我国“走出去”面临新的国际机遇。一是各国与中国扩大投融资合作的意愿增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陷入低迷，许多国家资金严重缺乏，对中国放宽了投资限制，投资或并购优质资产、先进技术机会增多。二是金融危机后，国际资产价格经过大幅下跌尚未完全恢复，一些拥有关键技术、研发人员、营销网络和营销团队等战略资产的企业要价处于相对历史较低水平，使我国企业处于相对有利的投资地位。三是各国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新的投资需求，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为我国创造了机遇。四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对“走出去”提出了新的需求。五是发达国家推出绿色新政，在环保节能、低碳经济等领域对外合作愿望强烈，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了新商机。
“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投资将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影响世界经济走势。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仍然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给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时期的全球化附加对其有利的条件。近20年来，当我国推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持续“借贷消费”模式、为其FDI在中国投资提供丰厚回报之时，发达国家却把我国视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对我国海外投资并购所持的敌意和严格审查制度，将对我国海外投资构成障碍。同时，我国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会继续被西方发达国家紧盯和监督，面临其制造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
海外投资现状
当前我国的海外投资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海外投资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实力和水平，而且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竞争力等多重因素。根据邓宁的投资阶段理论，当前我国正处于对外投资急剧增长的第三阶段。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各国需求不振、投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有利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受到了东道国欢迎。
1.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我国对外投资活动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稳步发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447.8亿美元急剧增长到2011年的超过3573.9亿美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685.8亿美元。包括金融类在内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金额，从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746.5亿美元。至2011年底，中资企业的境外投资存量约424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低，2011年仅占全球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84%。2012年，全球对外投资明显减速的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年度同比猛增了28.6%，达到了创纪录的772.2亿美元。而同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1117.2亿美元，年度同比下降了3.7%。
经过多年市场开拓，目前我国的投资已遍布世界上177个国家和地区。除传统的亚洲国家，向非洲、拉美、欧洲和北美的投资也不断增多。2011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为454.9亿美元，占总流量的60.9%；对非洲直接投资31.7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流量的4.3%。投资方式从以往以绿地投资为主，发展到收购、兼并、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2011年并购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36.4%。除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领域，金融、采矿、交通运输及制造业的投资也有较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对自由港投资的突发性增长是我国对外投资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数据和扣除3大自由港（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数据，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中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内地大量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或通过国际自由港进行返程投资所造成的。扣除自由港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速要明显低于统计数据增速，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我国“走出去”投资的规模变化。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及制造业出口实力增强，为“走出去”奠定基础。我国已培养的一批拥有自主品牌和技术、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是“走出去”的重要保障。2012年，全球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500家企业中，中国已占79家，印度仅为8家。我国对外投资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投资对象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带动了非洲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为有关国家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经济复苏发挥了作用，成为激发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2.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迅猛增长，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投资行业多元化。至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分类。其中，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6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378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9%。二是并购领域较为集中。2011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72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6.4%，全部为非金融类投资并购。并购领域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主。三是我国境外投资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2011年，在非金融类存量中，中国海外投资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四是香港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一枝独秀，高达近50%。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见表）。从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构成情况来看，亚洲占比60.9%，是我国“走出去”的首要区域。
现实问题与挑战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已经起步，但“走出去”投资面临着一系列来自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不少现实问题。
外部挑战方面，首先，中国“走出去”面临过去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投资环境和国际压力。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时已发生巨变。过去发达国家全球扩张曾依靠殖民统治、掠夺资源等各种手段而不受国际社会监督和国际舆论压力。那时没有全球可持续发展呼声和气候变化谈判压力。我国对外投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既不可能用发达国家曾采用的方法，又要面对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较为集中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问题尤为突出。中国企业不仅面临巨大的商业和政治风险，而且面临巨大的环境与社会责任压力。
其次，东道国的投资障碍和国际上新出现的保护主义形式。发达国家投资审核机构都会对敏感的入境外国投资进行审查，这些国家对来自我国的投资审查要相对详细，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企业不信任。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将对我国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与我国对他们的投资市场准入条件和审批程序挂钩，不断加大要价。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较差，政策法律规则透明度不高，会计、审计、税务、用工等方面政策不明朗，名目繁多的资格认证、准入政策、准入标准等，都给我国企业造成了投资障碍和潜在的巨大风险。中国工商银行要求在纽约设立分行，长达15年不被批准，金融危机后才获市场准入。国外强硬的工会组织、劳资纠纷缺乏解决机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遭遇文化冲突，都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上海汽车投资韩国双龙案）。针对2009年2月中国铝业和力拓之间的收购交易案，澳大利亚议会于2010年2月2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加强外商投资管理的立法。
内部挑战方面，首先，我国亟待通过改革破除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约束问题。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多部委管理，协调配合差，企业怨声大。境外投资审批层次过多，内容过细，时间过长，资金和人员出境存在不少障碍。常由于政府审批时间和获取外汇额度时间过长，耽误商机。对外投资政策环境有待改善，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有待提高。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海外投资影响巨大。如本币处在低估状态，对外投资并不经济。如果大量企业在国内经营远较海外投资更易盈利，缺乏“走出去”动力。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和战略思路，不适应海外投资形势需要。过去我国外汇短缺，执行宽进严出政策，现在外汇储备如此高，仍沿用旧思路就不合时宜，应改为严进宽出。在避免双重征税和投资争端解决问题上，要与东道国达成协议，在某些国家由于这一政策不明而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积极性。
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走出去”面临融资瓶颈。总体看，我国目前对外投资和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差异很大，不仅年度流入和流出规模差异很大，而且FDI流入存量和流出存量规模差异更大，并呈现扩大势头。由此导致每年我国形成资本账户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共同推高外汇储备。从规模上看，据统计，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额达到1亿美元的企业，只占总数的1%，61%的企业对外投资额度少于100万美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最大困难是融资。中国贸促会调查显示，我国59%的企业利用自有资本对外投资，31%的企业对外投资资金来自银行借款，这是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投资资金的主渠道。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融资支持的企业以国企和大型知名品牌民企为主，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依靠自有资金和自有渠道。浦发银行数据表明，我国企业境外投资90%资金由境内金融机构提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制约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我国企业仍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被认可的投资模式。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扩大，部分海外投资不仅难以获得回报，有时还大量亏损。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品牌、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国际化人才，难以适应国外投资环境和国际市场竞争。对海外法律制度不熟，文化环境差异，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全球管理人才匮乏等，成为“走出去”的制约因素。TCL投资法国汤姆森损失惨重，联想投资IBM多年亏损，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巨亏，中国投资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巨亏，这些经验教训非常惨痛。除了制度、国际关系、文化等宏观因素，企业的国际化运作能力非常重要。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指数只有20%，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一般在50%以上。跨国投资所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技术、管理，还有更重要的综合素质，即国际化人才和文化融合能力。整个收购兼并和经营过程，都是国际间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与磨合。此外，这些年我国实际上已是资本输出大国，但我国海外投资是证券投资远高于直接投资，仅在美国就投入约1.5万亿美元债券投资，年收益率只有3%，而实业投资只有千亿美元左右，由此决定了总体收益不高。
全新的战略思路
我国“走出去”对外投资时，对方国家同时会考虑增加对我国投资，要求对等开放，分享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但我国利用外资管理体制和市场准入与其他国家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市场准入、投资审批程序、正面列表、投资股比限制等方面。由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未对外开放，欧洲议会已做出法案将禁止中国企业承担欧洲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失去近千亿美元基建市场。欧洲国家质疑中国吉利可全资并购沃尔沃，为何欧洲车企不能全资并购中国车企。日韩强烈要求我国给予日韩资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预计在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谈判中继续提出要求。
“走出去”战略应与推动我国外贸转型战略相结合。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各占半壁江山的二元贸易生产体系。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我国附加值只有0.2美元；我国从美国进口1美元为美国商品创造0.8美元附加值。我国需要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资源和原材料成本，通过加大品牌、技术、研发环节并购，加快形成中高端生产和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在区域提供跨境配套的能力，部分产品和服务要形成对日韩等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工序或环节的替代，部分低附加值环节转型为境外加工贸易，发展境外出口加工区或特殊经济园区等，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走出去”战略需要与对外援助战略相结合。我国企业“走出去”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比重大，范围广，投资行业类型多，很多与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农林等大宗产品有关。而这些国家往往基础设施薄弱，从港口到公路、铁路，从医院到学校，都严重缺乏，这就使我国“走出去”投资必须与对外援助有机结合。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援助规模正在不断增加。但我国对外援助的体制机制显然不能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我国需要设立国际开发署，需要创新对外援助机制，不仅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更要提供人力资源援助和能力建设，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软环境。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大力推广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红豆工业园）模式，通过建设开发区方式，成片开发、集中进驻，降低我国企业海外运作的成本与风险。
“走出去”投资商业模式须进行战略性调整。我国企业在国内发展通常需要与各级政府部门搞好关系，保障项目顺利运行。走出国门，也非常自然地将这套模式在被投资国家运作。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其政府管理体制并不规范，法律法规也不完备，许多中国企业通过走上层路线，实施东道国领导特批项目，美之名曰“闷声发大财”，完全不理睬当地居民和社会舆论，也拒绝与其沟通交流。这样的模式在经历了缅甸“密松大坝”停建、缅甸万宝铜矿停产、柬埔寨金边万谷湖房地产项目流血冲突、安哥拉“鬼城”等恶劣事件后，足以让中国企业深刻反思对外投资模式，“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行不通了。
规制国有企业、松绑民营企业。我国实施“走出去”一开始就针对国有企业提出。目前对外投资规模急剧膨胀，仍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在商业运作、经营成本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潜藏巨大风险。我国迫切需要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法规约束。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存量62.7%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1.7%。“走出去”过度依赖国企，使很多国家将我国企业投资认定是政府行为，渲染“中国威胁论”，还导致很多抵制（鞍钢投资美国案），成为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根源之一。2005年中海油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未果，中国铝业入股澳大利亚力拓最终失败，鞍钢并购美国公司遭遇调查都与这种因素有关。民营企业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长期可持续投资经营。国有企业老总住别墅、开宝马在海外经营。民营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运作，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民企也和国企一样爱国。我国迫切需要减少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束缚，使其对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更大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到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成败。目前我国投资者在许多东道国声誉和社会形象偏向负面，甚至不如越南，主因是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饱受非议。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和万宝铜矿项目，都由环境和社会问题引发。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甚至超过商业风险。不少中国企业在资源能源开发过程中，破坏当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在劳工方面，不愿雇佣当地人；在拆迁补偿安置时，完全交给当地政府办，不实施监督，与东道国社区产生激烈矛盾和冲突。本研究调查问卷表明，尽管94%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40%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对投资对象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问题，主要是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其次为当地就业减少和当地企业发展缓慢。每个国家都不愿意外国投资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亚非拉国家人民在西方国家培养下已建立了强烈的环保意识和人权意识，非政府组织在亚非拉各国发挥着重要监督、协调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被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情况下，我国企业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损毁我国“走出去”战略大局。
“走出去”战略与国家外汇储备战略要协调。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实施“走出去”战略必然对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客观需要。要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加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及推动资本账户渐进有序开放，加大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比重，使之适应“走出去”战略的需要。在国家外汇储备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应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使外汇储备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实施多项战略措施
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对等开放。我国由于特殊国情，目前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投资者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等许多领域与其他国家还有不同程度差距。我国应借鉴加入WTO经验，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等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欧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加快中韩、中日韩、RCEP等自贸区谈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平台环境。推动国内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程度。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供政策支持、行业投资指引、发布信息、提供咨询培训等方式积极发挥引导和服务作用，完善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各种产业发展都要加大开放力度，人民币国际化要加速推进，外汇管理要转变过去外汇短缺时“宽进严出”思路，大胆实施“严进宽出”外汇管理制度，加大结售汇制度改革，更好地支持“走出去”战略。
加大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和“走出去”步伐，服务于“走出去”战略实施。发挥政策性银行支持“走出去”的优势，联合国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其他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外商业银行等，增加“走出去”的信贷支持。政策性银行可采取定向债方式向企业提供融资，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对项目进行投资。应考虑建立中国投资公司、政策性金融机构、用汇企业间规范可持续的资金融通链。政策性银行获外汇资金后可通过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综合授信、“资源、信贷、项目”一揽子合作等方式支持“走出去”。发挥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联合体与东北亚合作开发银行协会作用，为我国与相关国家跨境项目开展辛迪加融资。发挥中国投资公司作为国家主权投资基金的作用。借鉴“中非基金”“中委合作基金”模式组织设立不同领域、满足不同需求、有特色的合作基金，设立针对发展中国家、有项目支撑的开发贷款；针对我国制造业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及资源型国家，采取双方共同出资为对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模式。设立国家海外矿产资源地质调查和风险勘查专项资金或基金；增加服务于民营企业融资的信贷机构。研究如何完善拓展国家外汇局委托贷款办公室功能，建立新的“走出去”融资平台。
建立完善“走出去”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要大力加强对投资国的深度跟踪研究、监测预警，降低政策、法律和政治风险。不仅要防范商业风险，更要防范环境与社会风险。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要注重发挥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重要作用和角色，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推动中国对外投资趋于合理、可信、被国际社会接受。注重运用境外开发区模式，加大境外开发区建设的数量和投入，学习日本企业抱团“走出去”的做法，为我国企业创造集体“走出去”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平台，提高投资效率，有效规避投资风险。推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合规经营，维护我国企业国际信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模式必须从“只走上层路线、闷声发大财”模式转变为“既走上层路线、更要走下层路线”模式，倾听民众疾苦和呼声，将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统一起来，可持续投资。
要建章立制，使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合规经营，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政府方面，加大对国企海外投资、运营、资产保值增值的政策约束、监督机制和检查力度；减少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和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我国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其完善政策法规，推动我国企业合规投资经营。国内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对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损害我国企业海外形象和声誉的现象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商务部门可考虑在颁发和审核企业海外投资许可证时，对未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可考虑暂停或吊销其海外投资许可证。
针对“走出去”的不同领域研究制定专项规划和差异化政策导向。对海外资源能源和大农业投资要有专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扶持，金融机构要提供期限较长、成本较低、规模较大资金支持，国家财政要考虑贴息、补贴等具体措施。对信息通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境外投资，重点是支持以获得技术、专利、品牌为目的的并购和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与营销网络，可在研发中试考虑提供财政补贴，融资上选择小规模、中周期、略高于美国国债利率的资金支持。对我国已具比较优势、技术成熟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和家电等，主要解决我国金融机构等配套服务国外网点不足、企业外币融资困难，帮助企业降低境外投资启动成本，承担各种政治及政策风险，回避购汇投资的本币升值风险。对农林渔矿资源开发和对外劳务承包工程，要重点解决劳务签证问题。对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应着力解决在投资对象国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问题。
注重发挥香港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香港是我国对外投资最重要平台，在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达47.8%。欧盟位居第二，仅占10.1%。截至2011年，香港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比达61.6%，东盟5%，欧盟4.8%。香港是我国高度国际化地区，有大量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和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和信息网络。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国际化平台投资收购海外企业易被国际市场接受。针对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在海外能源资源投资项目设立障碍，可考虑与香港中资银行、实业机构组建基金，以香港企业名义投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中心，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服务功能和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至关重要。
[本课题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0年度重点课题，本成果荣获商务部2013年全国优秀商务科研成果三等奖（部级）。课题组成员：毕吉耀、关秀丽、李宁、马强、李大伟、牟雄兵、杨长湧、杜琼、缪林燕、史巍娜]
作者介绍：张建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课题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