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名将曾思玉的长征往事

  曾思玉,1911年3月生于江西信丰游州堡庄,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参加苏维埃赤卫军,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中央警卫团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过5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平型关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当选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高度评价,“9・13”事件后有人说曾思玉是林彪的死党,毛主席说:“曾思玉不是‘死党’,我看是‘活党’。”著作有与毛泽东交往的回忆文集《亲切教诲终生不忘》等。德高望重的曾思玉老将军今年迎来了百岁大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发来贺电,祝贺他百岁寿诞。现今,在全军5位健在的开国中将中,曾思玉资历最老、职位最高、年龄最大。本文记述沙场名将曾思玉在长征中几段难忘的往事。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红二师在长征中来到瑞金地区休整。当时,曾思玉正在中央红军扩红突击队队长罗荣桓的率领下进行“扩红工作”,补兵后不久,部队进行几天的夜行军抵达于都县宽田集结待命。

  此时,曾思玉由红二师训练队长兼指导员调任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一天下午,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把曾思玉叫去,郑重地向他交代:明天一早带1个步兵排,选两位挑夫,带上油布、绳子,到总部去领取地图,并说:“领地图的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同时还把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写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亲笔信交给了他。

  翌日一早,曾思玉就带领步兵排和挑夫,荷枪实弹去了总部。此时正赶上秋老虎,天气炎热,他们着急赶路,全然不顾汗流浃背。经过的村庄看到的都是红军部队在忙碌地打草鞋。他们于当日下午4时左右赶到了总部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庄。这里刚下过雨,虽然天上无云,阳光明媚,但雨后的气温比较凉爽。曾思玉让步兵人员在村边小树林里休息,他一人前去总部联系。

  当曾思玉走到村口时,红军总部警卫部队的一个军事哨班长接待了他,并带领他去总部收发室。只见总部驻地四周岗哨很多,当行至在路左侧的一个打谷场时,谷场西南角站着的3位首长引起了曾思玉的注意。一个是曾思玉在藤田编队时认识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只见他上身穿着列宁装,下身穿着马裤,头戴红军帽,留着长胡子,双手交叉放于胸前,讲话声音洪亮;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腿扎绑带,腰扎皮带,戴着红军帽,典型的军人气度;只有那位身材魁梧高大,梳着大背头,右手夹香烟者,他不认识。曾思玉猜想那个人可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他跟着军事哨班长边走边仔细地看着首长们在谈话,只见梳着大背头的首长不时抽烟,打着手势。曾思玉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心头不觉激动起来,在不知不觉中到了总部收发室。

  经曾思玉的自我介绍,收发室的同志马上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住处报告,回来向他说:“曾主任,刘总长叫你去。”曾思玉来到刘总长住处,首先向总长敬礼,然后把信呈上。这是曾思玉初次见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他身材高大,戴着眼镜,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温和,给人以特有的慈祥。刘总长拆开信看后笑呵呵地说:“你来得很快哟!路上辛苦了,你带的部队住下了吗?”曾思玉回答:“还没有,他们在村边休息。”刘总长说:“你也回去休息,明天清早你带两个挑夫到这里来……”说完后便派一位参谋带曾思玉到管理局安排食宿。

  曾思玉向刘总长敬礼告别,跟随参谋去管理局。当沿着来时鱼塘和打谷场之间的这条路返回时,在打谷场上看见朱总司令、周政委和梳着大背头的首长乘着雨后的凉爽,仍在散步交谈。

  曾思玉问参谋:“听口音你是兴国老表。”

  参谋点了点头说:“曾主任,你是哪里人?”

  曾思玉回答:“信丰人。”

  参谋说:“1928年红四军经过信丰,我到过信丰,我们是老表啊!”

  曾思玉又问:“那位抽烟的大背头是毛主席吧?”

  参谋笑了笑,点点头。

  曾思玉又接连看了几眼,心里很是激动和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当夜,曾思玉怎么也睡不着,“我看见毛主席了”一想起来,曾思玉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从此以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在打谷场交谈时的神态再也没有在曾思玉的记忆中消逝。

  第二天天刚放亮,曾思玉早早起了床,带上两位挑夫到红军总部收发室等候。一会儿,只见刘总参谋长来到收发室,向曾思玉说:“你要用油布把这4捆东西捆好、包好,过河时千万不要打湿了……”曾思玉说:“请首长放心。”刘总长说:“你回到师部后,让师长、政委往总部发个电报来。”曾思玉向刘总长敬礼告别。

  回到师部,曾思玉把刘伯承总长写的信交给了参谋长李棠萼。并说,刘总长指示收到东西后一定要陈师长、刘政委给总部发个电报。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问曾思玉:“你到红军总部都见着谁啦?”曾思玉高兴地微笑着说:“我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在打谷场上散步,谈笑风生……”

  师首长听后大为震惊。师长陈光说:“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蒋介石打响了第一枪。”刘亚楼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极其兴奋地异口同声说:“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意思是说毛主席受到排挤后又回到军队来了。

  这是曾思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事隔不久,曾思玉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还与毛主席面对面地进行了一次谈话。

  一天上午,师首长接到总部保卫部门通知,要红二师给毛主席挑选抬担架的人员,师首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通信主任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几个担架队里挑出了6人,这些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都是江西瑞金、兴国、于都人,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战士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此时毛主席有病在身,他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负责毛主席日常事务的管理员、警卫员、挑夫和抬担架的6名同志在担架两旁陪同他休息。随红二师先行的曾思玉忽然听到路旁休息的同志喊他:“曾主任,曾主任,你们赶上来啦。”

  这时,利用休息时间看书的毛主席问担架员:“哪个是曾主任?”担架员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主席:“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也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人就是他找去逐个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紧停住脚步,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并再一次嘱咐几位担架员好好工作,在山地行军中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毛主席的安全。肖班长向曾思玉汇报说:“我们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非常关怀和体谅我们。道路起伏不平或爬山时,毛主席不坐担架,拄着一个拐杖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爬山行路,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

  听了曾思玉对他选的担架队员的嘱托后,毛主席说:“噢,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通信工作很重要啊,在长征路上跑前跑后很辛苦,有许多命令就是靠你们铁脚板完成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我24岁了。”毛主席说:“噢,才24岁,年轻小伙嘛,我们现在原地休息让路,让你们二师先行抢渡金沙江。”毛主席接着说:“我曾两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攻克了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发给你们苏维埃政府10支步枪。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有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县有赣南惟一的一座古塔,在桃江上还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很壮观。”和毛主席面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对曾思玉来说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拘束。当毛主席讲了这些话后,曾思玉完全打消了拘束的心情,感到毛主席的话对他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时至今日,已过去近76年了,但在曾思玉的心里仍记忆犹新。

  

  险些丧命“夜郎国”

  

  1935年1月9日上午,红二师直属队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进驻贵州南部重镇遵义城。之后,红二师直属队随四团离开遵义北上与部队集结,当天行进至娄山关附近。娄山关是遵义通往桐梓县的咽喉,地势险要,山峰矗立,直插云霄。四团利用夜幕,令部队迂回娄山关北侧,凌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约经3小时战斗,就攻占了险要的娄山关,敌人溃不成军,红二师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挺进,10日上午占领了桐梓县城。

  红二师在桐梓县城休整了几天。曾思玉得知桐梓县是传说中“夜郎国”最早建都的地方,但是这里的老百姓勤劳诚实、朴实热情,没有丝毫承袭“夜郎国”爱吹牛、自高自大的陋习。桐梓这个黔北山区四面环山的小小县城,是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家乡,街道建设整洁,市面繁荣,尤其是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非常讲究,还有一般县城所没有的电灯。据说贵州省许多军阀、官僚、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别墅,一则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二则可以金屋藏娇,在这幽静美丽的山城闲来享乐。当红军向桐梓进军时,住在小洋楼里的老爷们带着太太早就逃之夭夭了。曾思玉和他的战友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在这里住进小洋楼,体验了住洋楼的惬意。有不少人第一次看到电灯,大饱眼福,指战员们纷纷议论,期盼着革命胜利后,全国劳苦大众都能住上漂亮的楼房,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

  1月14日上午,曾思玉的鼻子在没有受到任何挤压冲撞的情况下,突然流血不止。开始,他用家乡传统的办法,找一点纸塞住鼻孔,用凉水在脑门上轻轻地拍几下,一般情况下可以止住流血,但这次根本无效。当时他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鼻血老流不止,只好去卫生所找医生,医生用云南白药内服外堵,仍不见效。在当时的条件下,医生也毫无办法,只有任其自流了。中午和晚上曾思玉都没有吃饭。晚上负责照顾曾思玉的通信员年龄很小,在电灯下看到曾思玉闭目躺在床上,鼻血仍流,脸色苍白,无力说话,吓得他赶紧去找领导,接着政治部的几位干部来到曾思玉的住处,看到他奄奄一息的样子,民运科长赖际发同情的说:“恐怕不行了,明天要出发,跟师首长汇报一下,赶快找一家老百姓给一点银圆,把他寄养下来。”

  这时曾思玉虽无力说话,但脑子清醒,听到他们说要把自己寄养到老百姓家当“干人”(穷人)时,心里非常难过,他打着不同意的手势,心想:人留下来会被军阀王家烈的匪穴之乡的反动派杀害,自己才20多岁,为民众、为党才奋斗几年,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这黔北山区流鼻血而死,实在不甘心。曾思玉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主地“刷刷”往下淌,眼泪、鼻血混合着流得满头满脸都是。赖际发等同志看到如此情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后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同志取走了曾思玉的驳壳枪,怕他万一想不开发生意外,因为当时在部队流传着宁可战死了事也不愿负重伤寄养老百姓家里当“干人”的说法。

  翌日晨,部队集合要出发了,师首长陈光、刘亚楼、李棠萼、符竹庭来到曾思玉的住处询问他的病情,师长看到曾思玉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对刘亚楼政委说:“人还活着并很清醒,还有救!叫副担架抬着走!”刘亚楼果断地说:“同意,马上叫担架来!”很快,曾思玉躺在担架上随部队出发了,鼻血仍在流,可心里却踏实了。由于流血过多,加上昨晚一宿未睡,他在担架上似睡非睡,到中午开饭休息时发现鼻血不流了,中午还吃了少量的饭。说来也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夜郎国”引发流血不止,到现在曾思玉也搞不清楚,医生也未弄明白,不明不白地流了一天多,又稀里糊涂不流了。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活到100岁,也没有再流过鼻血。

  那时曾思玉年轻,鼻血不流了,体力便很快恢复了,又投入向赤水进军的繁忙战斗中。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纵队和第三、五军团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装备精良的先头部队、号称“模范师”的郭勋祺师和潘佐旅的3个团,也迫近土城附近。土城战斗打响了,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投入战斗进展顺利,击溃了敌“模范师”一部。特别是干部团攻得很猛,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曾思玉感到事态不妙,就在这节骨眼时,敌人3个旅增援上来了,郭勋祺立即转守为攻,向我军反扑。

  1月28日上午,在战斗紧张时刻,红二师在青岗坡、丰村坝地区投入了战斗。师首长命令曾思玉从师前进指挥所向后侧总部所在的村庄架设电话,命令作战参谋王秉樟前去将军岭与兄弟部队联络。不料,将军岭已被敌人占领,遭到敌火力射击,急忙返回来。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山下路边一个土地庙旁。午后2时许,战斗已打得异常激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等师首长都到前面去了。这时朱德总司令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等来到师前进指挥所,向曾思玉问道:“你们师长、政委在哪里?”他立即回答:“报告总司令,陈师长和刘政委到前面去了。”此时,敌人已占领我前进指挥所东北角的一个山头,疯狂向我方射击。在紧要关头,曾思玉赶紧调警卫连1个排迅速占领后山阻击敌人。这时,敌人火力向我土地庙指挥所猛烈射击,将我军放在土地庙墙角石头上的电话机击中,曾思玉一看情况危急,此地不安全,立即向随行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说,这里很危险,你们陪总司令离开这里,到那个独立房子去。朱总司令不慌不忙向独立房子走去,突然敌人1发迫击炮弹落在独立房子旁,万幸的是这发哑弹未爆炸,朱德总司令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为毛主席送“鸡毛信”

  

  1935年9月11日8时左右,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及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骑着马来到了红二师驻地,师长陈光、政委肖华出来迎接,进屋后紧急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红二师机关人员对毛主席的突然到来和立即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猜想可能有重要任务或重大行动。

  不一会儿,师长陈光和政委肖华走出了屋,把通信主任曾思玉叫到另一个房间,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这是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命你火速交给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这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师长把信交给曾思玉后又说:“你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咱们师路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今天下午必经此地,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危险情况,要果断和灵活处理,务必把毛主席的亲笔信当面交给徐总指挥。”

  随后,陈光师长和肖华政委领着曾思玉到毛主席等红一军团首长的屋里,陈师长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替您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主席敬军礼。毛主席见曾思玉面熟,想了想说:“哦,你不是今年4月给我挑选担架队员的曾主任吗?主任出马,一个顶俩。”毛主席用手指着地图向曾思玉交代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方向去,你要争取时间,抢先赶到路口等候。”

  曾思玉听完后满怀信心地说:“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曾思玉受领任务后,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官兵和一部电台,在��细雨中火速启程。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曾思玉的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在强行军中进行政治动员,许多红军战士在强行军中克服千辛万苦,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没有一人掉队。

  曾思玉虽然不知道毛主席写信的内容,但他意识到在重要的时刻毛主席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封信一定非同小可,极其重要,是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要不怎么会动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还要我带一部电台?在长征中,电台是何等稀少珍贵的通信工具。曾思玉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和光荣,更加增强了他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使命感。在行军中,干部们和党员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充分发挥干部的模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作用,曾思玉跑在最前头。

  当时在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自1935年6月在懋功地区会师后,形势发展很好,可是大野心家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瞧不起毛主席率领的缺衣少枪的红一方面军,大耍军阀主义,不愿北上,不听党中央指挥,妄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经党中央多次批评,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是,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8月末,中央到达松潘草地的巴西和阿坝地区时,等待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凶相毕露,于9月9日背着中央拍电报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妄图分裂和谋害党中央。

  这份电报发到了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本来这份电报由陈昌浩本人收阅,因他正主持一个会议,电报送交给了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叶剑英看完电报后十分震惊,立即将电报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阅后将电报由叶剑英同志交给陈昌浩,由此毛主席称誉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立即召开会议磋商,为贯彻红军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先行北上一天多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来到红二师驻地紧急开会研究,由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交给徐向前,避免红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发生,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于是才派曾思玉给徐向前送去十万火急的“鸡毛信”。

  经过急强行军,下午2时左右曾思玉和六团一营赶到了岔路口,立即进行东西道路的观察,判断徐向前总指挥尚未经过此地,曾思玉心情振奋,完成送信任务有了把握。他与营长和教导员布置警戒,派出了观察哨,规定了联络暗号。下午4时许,观察哨用旗语报告,东面有大队骑兵来了,曾思玉判断这是徐向前总指挥的马队,他站在高处挥动着手中的信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后,他又问:“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着驳壳枪的同志跳下马问:“你有什么事?”

  曾思玉说:“我给徐总指挥送来一封信。”

  这位同志往后一指:“那位骑着枣红马的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上前向徐总指挥敬礼,并急忙把信送上。徐总指挥接过信,先看信封是毛主席亲笔所写,便迅速拆开,看着、看着,脸上严肃了起来,他气愤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紧锁着眉头看完信后,曾思玉请示说:“报告总指挥,有回信吗?”

  “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你带回去。”徐向前说完又问曾思玉:“你做什么工作?”曾思玉回答:“我是红二师司令部的通信主任。”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向徐总指挥敬礼,立即带领全营火速返回追赶部队。由于曾思玉圆满完成了送交毛主席的“鸡毛信”,徐向前在历史紧要关头果断采取措施,才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曾思玉回到师部后,将徐总指挥的签字收条交给了陈光师长,并汇报了送“鸡毛信”的经过。肖华政委说:“你走后我们一直惦记着你,刚才我们还谈到能否把毛主席的信交给徐总指挥,听了你的汇报,我和师长放心了,在危机时刻,你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项光荣和重要的使命。”

  曾思玉,1911年3月生于江西信丰游州堡庄,1928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参加苏维埃赤卫军,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中央警卫团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过5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平型关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当选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高度评价,“9・13”事件后有人说曾思玉是林彪的死党,毛主席说:“曾思玉不是‘死党’,我看是‘活党’。”著作有与毛泽东交往的回忆文集《亲切教诲终生不忘》等。德高望重的曾思玉老将军今年迎来了百岁大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委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发来贺电,祝贺他百岁寿诞。现今,在全军5位健在的开国中将中,曾思玉资历最老、职位最高、年龄最大。本文记述沙场名将曾思玉在长征中几段难忘的往事。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红二师在长征中来到瑞金地区休整。当时,曾思玉正在中央红军扩红突击队队长罗荣桓的率领下进行“扩红工作”,补兵后不久,部队进行几天的夜行军抵达于都县宽田集结待命。

  此时,曾思玉由红二师训练队长兼指导员调任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一天下午,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把曾思玉叫去,郑重地向他交代:明天一早带1个步兵排,选两位挑夫,带上油布、绳子,到总部去领取地图,并说:“领地图的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同时还把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写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亲笔信交给了他。

  翌日一早,曾思玉就带领步兵排和挑夫,荷枪实弹去了总部。此时正赶上秋老虎,天气炎热,他们着急赶路,全然不顾汗流浃背。经过的村庄看到的都是红军部队在忙碌地打草鞋。他们于当日下午4时左右赶到了总部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庄。这里刚下过雨,虽然天上无云,阳光明媚,但雨后的气温比较凉爽。曾思玉让步兵人员在村边小树林里休息,他一人前去总部联系。

  当曾思玉走到村口时,红军总部警卫部队的一个军事哨班长接待了他,并带领他去总部收发室。只见总部驻地四周岗哨很多,当行至在路左侧的一个打谷场时,谷场西南角站着的3位首长引起了曾思玉的注意。一个是曾思玉在藤田编队时认识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只见他上身穿着列宁装,下身穿着马裤,头戴红军帽,留着长胡子,双手交叉放于胸前,讲话声音洪亮;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腿扎绑带,腰扎皮带,戴着红军帽,典型的军人气度;只有那位身材魁梧高大,梳着大背头,右手夹香烟者,他不认识。曾思玉猜想那个人可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他跟着军事哨班长边走边仔细地看着首长们在谈话,只见梳着大背头的首长不时抽烟,打着手势。曾思玉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心头不觉激动起来,在不知不觉中到了总部收发室。

  经曾思玉的自我介绍,收发室的同志马上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住处报告,回来向他说:“曾主任,刘总长叫你去。”曾思玉来到刘总长住处,首先向总长敬礼,然后把信呈上。这是曾思玉初次见到刘伯承总参谋长,他身材高大,戴着眼镜,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温和,给人以特有的慈祥。刘总长拆开信看后笑呵呵地说:“你来得很快哟!路上辛苦了,你带的部队住下了吗?”曾思玉回答:“还没有,他们在村边休息。”刘总长说:“你也回去休息,明天清早你带两个挑夫到这里来……”说完后便派一位参谋带曾思玉到管理局安排食宿。

  曾思玉向刘总长敬礼告别,跟随参谋去管理局。当沿着来时鱼塘和打谷场之间的这条路返回时,在打谷场上看见朱总司令、周政委和梳着大背头的首长乘着雨后的凉爽,仍在散步交谈。

  曾思玉问参谋:“听口音你是兴国老表。”

  参谋点了点头说:“曾主任,你是哪里人?”

  曾思玉回答:“信丰人。”

  参谋说:“1928年红四军经过信丰,我到过信丰,我们是老表啊!”

  曾思玉又问:“那位抽烟的大背头是毛主席吧?”

  参谋笑了笑,点点头。

  曾思玉又接连看了几眼,心里很是激动和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当夜,曾思玉怎么也睡不着,“我看见毛主席了”一想起来,曾思玉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从此以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在打谷场交谈时的神态再也没有在曾思玉的记忆中消逝。

  第二天天刚放亮,曾思玉早早起了床,带上两位挑夫到红军总部收发室等候。一会儿,只见刘总参谋长来到收发室,向曾思玉说:“你要用油布把这4捆东西捆好、包好,过河时千万不要打湿了……”曾思玉说:“请首长放心。”刘总长说:“你回到师部后,让师长、政委往总部发个电报来。”曾思玉向刘总长敬礼告别。

  回到师部,曾思玉把刘伯承总长写的信交给了参谋长李棠萼。并说,刘总长指示收到东西后一定要陈师长、刘政委给总部发个电报。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问曾思玉:“你到红军总部都见着谁啦?”曾思玉高兴地微笑着说:“我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在打谷场上散步,谈笑风生……”

  师首长听后大为震惊。师长陈光说:“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蒋介石打响了第一枪。”刘亚楼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极其兴奋地异口同声说:“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毛主席来了就好了!”意思是说毛主席受到排挤后又回到军队来了。

  这是曾思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他的军旅生涯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事隔不久,曾思玉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还与毛主席面对面地进行了一次谈话。

  一天上午,师首长接到总部保卫部门通知,要红二师给毛主席挑选抬担架的人员,师首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通信主任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几个担架队里挑出了6人,这些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都是江西瑞金、兴国、于都人,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战士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此时毛主席有病在身,他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负责毛主席日常事务的管理员、警卫员、挑夫和抬担架的6名同志在担架两旁陪同他休息。随红二师先行的曾思玉忽然听到路旁休息的同志喊他:“曾主任,曾主任,你们赶上来啦。”

  这时,利用休息时间看书的毛主席问担架员:“哪个是曾主任?”担架员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主席:“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也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人就是他找去逐个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紧停住脚步,向毛主席敬礼、问好,并再一次嘱咐几位担架员好好工作,在山地行军中一定要谨慎小心,确保毛主席的安全。肖班长向曾思玉汇报说:“我们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非常关怀和体谅我们。道路起伏不平或爬山时,毛主席不坐担架,拄着一个拐杖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爬山行路,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

  听了曾思玉对他选的担架队员的嘱托后,毛主席说:“噢,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通信工作很重要啊,在长征路上跑前跑后很辛苦,有许多命令就是靠你们铁脚板完成的,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我24岁了。”毛主席说:“噢,才24岁,年轻小伙嘛,我们现在原地休息让路,让你们二师先行抢渡金沙江。”毛主席接着说:“我曾两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攻克了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发给你们苏维埃政府10支步枪。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有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你们县有赣南惟一的一座古塔,在桃江上还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很壮观。”和毛主席面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对曾思玉来说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拘束。当毛主席讲了这些话后,曾思玉完全打消了拘束的心情,感到毛主席的话对他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时至今日,已过去近76年了,但在曾思玉的心里仍记忆犹新。

  

  险些丧命“夜郎国”

  

  1935年1月9日上午,红二师直属队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进驻贵州南部重镇遵义城。之后,红二师直属队随四团离开遵义北上与部队集结,当天行进至娄山关附近。娄山关是遵义通往桐梓县的咽喉,地势险要,山峰矗立,直插云霄。四团利用夜幕,令部队迂回娄山关北侧,凌晨发起攻击,南北夹攻约经3小时战斗,就攻占了险要的娄山关,敌人溃不成军,红二师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挺进,10日上午占领了桐梓县城。

  红二师在桐梓县城休整了几天。曾思玉得知桐梓县是传说中“夜郎国”最早建都的地方,但是这里的老百姓勤劳诚实、朴实热情,没有丝毫承袭“夜郎国”爱吹牛、自高自大的陋习。桐梓这个黔北山区四面环山的小小县城,是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家乡,街道建设整洁,市面繁荣,尤其是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非常讲究,还有一般县城所没有的电灯。据说贵州省许多军阀、官僚、富商都在这里建有别墅,一则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二则可以金屋藏娇,在这幽静美丽的山城闲来享乐。当红军向桐梓进军时,住在小洋楼里的老爷们带着太太早就逃之夭夭了。曾思玉和他的战友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在这里住进小洋楼,体验了住洋楼的惬意。有不少人第一次看到电灯,大饱眼福,指战员们纷纷议论,期盼着革命胜利后,全国劳苦大众都能住上漂亮的楼房,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

  1月14日上午,曾思玉的鼻子在没有受到任何挤压冲撞的情况下,突然流血不止。开始,他用家乡传统的办法,找一点纸塞住鼻孔,用凉水在脑门上轻轻地拍几下,一般情况下可以止住流血,但这次根本无效。当时他没有把它当回事,然而鼻血老流不止,只好去卫生所找医生,医生用云南白药内服外堵,仍不见效。在当时的条件下,医生也毫无办法,只有任其自流了。中午和晚上曾思玉都没有吃饭。晚上负责照顾曾思玉的通信员年龄很小,在电灯下看到曾思玉闭目躺在床上,鼻血仍流,脸色苍白,无力说话,吓得他赶紧去找领导,接着政治部的几位干部来到曾思玉的住处,看到他奄奄一息的样子,民运科长赖际发同情的说:“恐怕不行了,明天要出发,跟师首长汇报一下,赶快找一家老百姓给一点银圆,把他寄养下来。”

  这时曾思玉虽无力说话,但脑子清醒,听到他们说要把自己寄养到老百姓家当“干人”(穷人)时,心里非常难过,他打着不同意的手势,心想:人留下来会被军阀王家烈的匪穴之乡的反动派杀害,自己才20多岁,为民众、为党才奋斗几年,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这黔北山区流鼻血而死,实在不甘心。曾思玉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主地“刷刷”往下淌,眼泪、鼻血混合着流得满头满脸都是。赖际发等同志看到如此情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后走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同志取走了曾思玉的驳壳枪,怕他万一想不开发生意外,因为当时在部队流传着宁可战死了事也不愿负重伤寄养老百姓家里当“干人”的说法。

  翌日晨,部队集合要出发了,师首长陈光、刘亚楼、李棠萼、符竹庭来到曾思玉的住处询问他的病情,师长看到曾思玉用恳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对刘亚楼政委说:“人还活着并很清醒,还有救!叫副担架抬着走!”刘亚楼果断地说:“同意,马上叫担架来!”很快,曾思玉躺在担架上随部队出发了,鼻血仍在流,可心里却踏实了。由于流血过多,加上昨晚一宿未睡,他在担架上似睡非睡,到中午开饭休息时发现鼻血不流了,中午还吃了少量的饭。说来也怪,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夜郎国”引发流血不止,到现在曾思玉也搞不清楚,医生也未弄明白,不明不白地流了一天多,又稀里糊涂不流了。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活到100岁,也没有再流过鼻血。

  那时曾思玉年轻,鼻血不流了,体力便很快恢复了,又投入向赤水进军的繁忙战斗中。

  1935年1月26日,中央纵队和第三、五军团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装备精良的先头部队、号称“模范师”的郭勋祺师和潘佐旅的3个团,也迫近土城附近。土城战斗打响了,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投入战斗进展顺利,击溃了敌“模范师”一部。特别是干部团攻得很猛,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曾思玉感到事态不妙,就在这节骨眼时,敌人3个旅增援上来了,郭勋祺立即转守为攻,向我军反扑。

  1月28日上午,在战斗紧张时刻,红二师在青岗坡、丰村坝地区投入了战斗。师首长命令曾思玉从师前进指挥所向后侧总部所在的村庄架设电话,命令作战参谋王秉樟前去将军岭与兄弟部队联络。不料,将军岭已被敌人占领,遭到敌火力射击,急忙返回来。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山下路边一个土地庙旁。午后2时许,战斗已打得异常激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等师首长都到前面去了。这时朱德总司令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等来到师前进指挥所,向曾思玉问道:“你们师长、政委在哪里?”他立即回答:“报告总司令,陈师长和刘政委到前面去了。”此时,敌人已占领我前进指挥所东北角的一个山头,疯狂向我方射击。在紧要关头,曾思玉赶紧调警卫连1个排迅速占领后山阻击敌人。这时,敌人火力向我土地庙指挥所猛烈射击,将我军放在土地庙墙角石头上的电话机击中,曾思玉一看情况危急,此地不安全,立即向随行的参谋和警卫人员说,这里很危险,你们陪总司令离开这里,到那个独立房子去。朱总司令不慌不忙向独立房子走去,突然敌人1发迫击炮弹落在独立房子旁,万幸的是这发哑弹未爆炸,朱德总司令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为毛主席送“鸡毛信”

  

  1935年9月11日8时左右,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及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骑着马来到了红二师驻地,师长陈光、政委肖华出来迎接,进屋后紧急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红二师机关人员对毛主席的突然到来和立即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猜想可能有重要任务或重大行动。

  不一会儿,师长陈光和政委肖华走出了屋,把通信主任曾思玉叫到另一个房间,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这是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命你火速交给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这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师长把信交给曾思玉后又说:“你带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咱们师路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今天下午必经此地,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危险情况,要果断和灵活处理,务必把毛主席的亲笔信当面交给徐总指挥。”

  随后,陈光师长和肖华政委领着曾思玉到毛主席等红一军团首长的屋里,陈师长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替您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主席敬军礼。毛主席见曾思玉面熟,想了想说:“哦,你不是今年4月给我挑选担架队员的曾主任吗?主任出马,一个顶俩。”毛主席用手指着地图向曾思玉交代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儿盖方向去,你要争取时间,抢先赶到路口等候。”

  曾思玉听完后满怀信心地说:“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曾思玉受领任务后,立即带着六团一营官兵和一部电台,在��细雨中火速启程。

  一营营长曾保堂是曾思玉的本族老表,由他和教导员在强行军中进行政治动员,许多红军战士在强行军中克服千辛万苦,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没有一人掉队。

  曾思玉虽然不知道毛主席写信的内容,但他意识到在重要的时刻毛主席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封信一定非同小可,极其重要,是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信”,要不怎么会动用一个营的兵力护送?还要我带一部电台?在长征中,电台是何等稀少珍贵的通信工具。曾思玉越想越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和光荣,更加增强了他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使命感。在行军中,干部们和党员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充分发挥干部的模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作用,曾思玉跑在最前头。

  当时在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自1935年6月在懋功地区会师后,形势发展很好,可是大野心家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瞧不起毛主席率领的缺衣少枪的红一方面军,大耍军阀主义,不愿北上,不听党中央指挥,妄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经党中央多次批评,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是,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同时北上。8月末,中央到达松潘草地的巴西和阿坝地区时,等待左路军按原定计划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不仅不来,反而凶相毕露,于9月9日背着中央拍电报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妄图分裂和谋害党中央。

  这份电报发到了班佑寨右路军司令部,本来这份电报由陈昌浩本人收阅,因他正主持一个会议,电报送交给了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叶剑英看完电报后十分震惊,立即将电报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阅后将电报由叶剑英同志交给陈昌浩,由此毛主席称誉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立即召开会议磋商,为贯彻红军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先行北上一天多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来到红二师驻地紧急开会研究,由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交给徐向前,避免红军相互残杀的悲剧发生,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于是才派曾思玉给徐向前送去十万火急的“鸡毛信”。

  经过急强行军,下午2时左右曾思玉和六团一营赶到了岔路口,立即进行东西道路的观察,判断徐向前总指挥尚未经过此地,曾思玉心情振奋,完成送信任务有了把握。他与营长和教导员布置警戒,派出了观察哨,规定了联络暗号。下午4时许,观察哨用旗语报告,东面有大队骑兵来了,曾思玉判断这是徐向前总指挥的马队,他站在高处挥动着手中的信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下后,他又问:“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挎着驳壳枪的同志跳下马问:“你有什么事?”

  曾思玉说:“我给徐总指挥送来一封信。”

  这位同志往后一指:“那位骑着枣红马的就是徐总指挥。”

  曾思玉跑上前向徐总指挥敬礼,并急忙把信送上。徐总指挥接过信,先看信封是毛主席亲笔所写,便迅速拆开,看着、看着,脸上严肃了起来,他气愤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紧锁着眉头看完信后,曾思玉请示说:“报告总指挥,有回信吗?”

  “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你带回去。”徐向前说完又问曾思玉:“你做什么工作?”曾思玉回答:“我是红二师司令部的通信主任。”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向徐总指挥敬礼,立即带领全营火速返回追赶部队。由于曾思玉圆满完成了送交毛主席的“鸡毛信”,徐向前在历史紧要关头果断采取措施,才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曾思玉回到师部后,将徐总指挥的签字收条交给了陈光师长,并汇报了送“鸡毛信”的经过。肖华政委说:“你走后我们一直惦记着你,刚才我们还谈到能否把毛主席的信交给徐总指挥,听了你的汇报,我和师长放心了,在危机时刻,你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项光荣和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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