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02 古正华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我怎么活到了八十岁，好像还能继续健康地活下去。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这可能和我今生所受到的磨难有关。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磨其意志……。”我当然不是担“大任”的人，但艰辛坎坷，确实伴了我这一生。
我出生才二十多天，未满月，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一家手工作坊打工，没法抚养我，一个远房的老太把我抱去，她也穷，抱着我走村串户讨奶吃。我长大了，她常对人唠叨：“我这孙娃子是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将来有福气”。到了六、七岁，我父亲娶了个后娘，生了个弟弟，就把我要回家去当“小保姆”，洗尿片子、劈柴、掏煤炉子、刷碗筷、摇摇篮。除了逢年过节，我很少能和大人一起坐上饭桌吃饭，等家人把饭吃完了，我收拾了碗筷，吃剩下的饭菜。邻居有位老妈子，喜欢唱民歌小曲，我喜欢听她唱《小白菜》：“小白菜啊，遍地栽啊，恰三岁哟，死了娘啊！……”
不平，是我对人生的第一个感受。
1938年，我十岁了，中日战争爆发，我第一次看到战争是日本飞机对家乡的狂轰滥炸。有一次，炸弹扔到我家附近，飞机掠过低空时的可怕呼啸，把我家的屋顶全都掀翻了，我倒扣着一个洗脸盆在头上，在飞石乱瓦中奔逃。
不几天，有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骑着大马在街上耀武扬威。有一天，街上一阵骚乱，人们连忙躲进屋内，关上大门。我从小窗内往外看，看到姚家馆子的厨师，捂着血淋淋的手臂奔跑，后边几个喝得醉酗酗的日本兵，手提着长刀片在后面追赶。当看到这受伤的厨师一个跟斗栽到路边沟里，露出惶恐绝望的面孔时，这些鬼子狂笑着，嗷叫着……。
用不着任何人的教育，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到小学高年级，我能给同学、乡邻街坊们讲《七侠五义》、《济公传》和《洪杨演义》（写太平天国的历史）……至今我记不起这些书是从哪里弄来的，内容全是行侠仗义、济世救人、反抗侵略的。
进了初中，一位教“国文”的老师借给我几本鲁迅和丁玲的作品，都是64K小册子，可以揣在荷包里，夜晚我拿一个鞋盒放煤油灯，三面挡光，一面朝床头，偷偷读这些禁书。我最感动的是《祝福》。在我住的街巷里，随处都可找到柱着拐杖、乱麻的头发、佝偻着身躯的“祥林嫂”。我把这些书传给同学看，并不时在一起讨论，有时还写“读书心得”相互交换。这在日本鬼子的铁蹄统治下，是杀头的事啊！
到初中二年级，我真干了一件“杀头”的事了：有一天清晨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坐公汽去学校。那时的公汽，简陋得很，同现在货厢车差不多，只是把车厢隔成两半，里面放了几张坐椅，这是为日本孩子安置的。由于时间还早，几个小同学一下就攒到里面坐起来。中途，上来几个日本学生，一见有人坐了他们的坐位，上去就搧耳光，骂“支那猪，滚开”。一个小同学逃出来，泪流满面。我们一见，火了，冲进去就和日本孩子打起来。直尺、铜墨盒、石砚盘……都是我们的“兵器”。一个日本孩子的头被打破了，血流满面，还溅满了墨水。他哇哇地大叫，要司机停车。司机一见，这可闯了大祸了，他加大油门，一路不停，一直开到郊外的荒湖边，对我们愤怒地吼道：“小狗日的们，你们闯了大祸了，快跑！”说完，他自己丢下车也走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跑到一个湖汊里，草丛中停有一只小渔船，我们问船上的老渔翁，有没有躲藏的地方。老渔翁伸出四个指头，遥指湖水远方：“去找‘四老板’！”（当时，老百姓都用“四老板”暗喻“新四军”。）
老渔翁的指点，决定了我这一生的航向。
一九四七年在武汉地下组建“民主青年先锋队”
毛主席在逝世之前，曾对他身边的人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日本人请回了他们的老家，把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跟着他老人家一生，干这两件大事。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干这件事。
战争，给我最难忘怀的一幕是“中原突围”第一仗，1946年6月25日夜，我们的部队突破了平汉铁路上花园北至王家店段的包围圈。在这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两侧山上敌人工事中及铁路两端铁甲列车上的火力，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网，想把突破口堵住，但突围部队还是像潮水般地汹涌。当我们冲上铁路时，路基上躺满了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我们迅急滚下铁路，下边是一道水沟，依靠沟岸的掩护，我们冲出了封锁线。但到了前边山沟，又遇到了顽强的堵击……。
“中原突围”之战，据一些曾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讲，有些战役，比长征还惨烈。这种血与火的战斗生活，磨练出了我倔强不屈的性格。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几乎全在批斗、监禁、流放中度过的。这种待遇，不是文革“造反派”给我的，而是因为我“造反”而得到的。
我为什么“造反”呢？这说来话长，根子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有深深的“农民情结”。在战争中，可说是每天和农民一起战斗；解放后，从土改一直到合作化，都和农民在一起磨爬滚打；进了湖北日报也一直作农村和农民的宣传工作。我对毛主席六十年代初提出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衷心拥护的；对他后来分析农村基层政权百分之八十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的论断，也是深信不疑。在工作中，与周围产生矛盾，特别是与上级组织产生的矛盾，多与此有关。
矛盾的大爆发是1964年的冬季。那时，我主持《湖北日报农村版》的工作。从1962年至1963年，我参加了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感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因此，在1964年下半年，农村版连续地、突出地报道了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材料。这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从几万份一直升到二十多万份。外省的一些农村报社也纷纷来“取经”，并以农村版为榜样。但在一些地方官员中，反映却完全相反，他们向省委反映：“现在基层干部一拿起农村版手就发擅”。事情一直反映到中央宣传部。
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一份报告——《关于不要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反面材料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湖北日报农村版，报告说：“其中以湖北日报农村版最为突出。该报从十月份以来，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材料。报告详细列举了农村版五期报纸的内容后说：“我们认为，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大量发表当前城乡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和揭露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材料，是不妥当的”。
中央文件下达后，省委宣传部、报社党组立即联合采取应对行动。有一天通知我参加党组会，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人全都来了。会上，完全一致地拥护党中央批转的这个报告，完全一致地决定向中央、中宣部写一份《检查报告》。我是“肇事者”，在会上我却一言不发，准备挨整。想不到省委宣传部长和报社社长都点名要我起草这个报告。这就逼得我非表态不可了。我对报告中的一些论点进行了反驳。比如说“现在发这些材料是不妥当的”，为什么不妥当呢？没有论据；说“香港一些报纸利用我们的材料对我们进行攻击”，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揭露我们工作的黑暗面，究竟对我们的好处大，还是对资产阶级的好处大，我看终有一天，他们看到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溃败而会哭泣的……我的话被人打断，有人说：“你古正华真是狂妄至极，连中央的指示也听不进去，似乎你比中央还高明！”我只得发表声明了：①我不能执笔写这个检查报告，因为我是罪魁祸首，而且拒不认罪；②坦白地说，我对这个报告持保留意见；③我立即辞去农村版主编的职务，等待处分。说罢，我离开了会场。党组书记雷行喊我回来，我也不回头。他狠狠地说：“你今天这个态度很坏，要做深刻的检讨”。
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逃过了这一劫。正在北京参加中央高层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得知了这事后，立即给湖北日报党委打来长途：他问党组书记如何处理这件事？回答说：已经和省委宣传部一起开了党组会，准备向中宣部写个检查报告。王任重反问：“你们湖北日报是属条条还是属块块？湖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要检讨也是由省委向中央来作检讨，你们不是属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们跟谁？今天这个电话纪录，应该给农村版的古正华看，要他继续保持农村版泼辣的战斗作风”。
这一下，我可神气起来了，这家伙连中央发的文件也敢对抗，社内社外，说话也底气十足。其实，上下左右都虎视耽耽地盯着我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未在全国展开，《人民日报》发表批“三家村”的材料，省委宣传部和湖北日报就组成专班编写“农村版”三家村的材料，运动一展开，“农村版三家村黑掌柜”古正华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的贴出来了，随即就打进了“牛棚”。
我是一个反革命吗？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我闯进社长室。社长惊了一下，以为这个反革命要来行凶。我坐下来，直截了当地提要求：“我要写大字报反驳，我要求公开辩论！”他用蔑视的目光对着我：“只有革命群众的革命自由，没有反革命份子的反革命自由！”我问他：“凭什么定我反革命？”他不正面回答我：“几十万字的大字报都是证据。”我嘲讽地说：“我只写五千字，就可以把这些驳倒”。他凶狠地说：“你还是认真地交待自己的罪行吧！”
这个人的面孔怎么变得这样快呢？去年发生了“中宣部报告”那场事件后，他搞错了，遇到我分外客气地称我：“老古同志”，一些重大报道都请我去担纲，比如省委书记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怎样当好县委书记？》的讨论，由我来主持，等等。那时节，“笑口常开”，怎么一下就“冷若冰霜”了呢？
不到两个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原来党内有一些人为了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我就开始反抗了，参加了造反大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七二O”事件，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由曾思玉、刘丰接替了陈再道和钟汉华担任武汉军区的首长。
不久，造反派发现，曾刘首长对“文革”的态度和他们的前任并没有多大区别。曾刘首长和造反派的摩擦逐渐加深，我亲自遭遇到的一件事，给我带来的灾祸终身难忘。
大约在“七二O”事件后一个多月，有位记者送来了一份稿子——《林家大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我读了之后，感到太空洞，缺乏活学活用的人和事，就把记者找来问他这种稿子怎么能够发。记者说，是曾刘首长办公室送来的，他并拿出曾刘首长办公室的来信给我看。我说，那就叫黄冈记者站去采访一次，把内容充实一些再发。他说，还是照他们的稿子发了吧，这些“兵拐子”也很难缠的。我说，怕什么？毛主席说“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二字啊！”并在稿签上批上了我的意见：“此稿暂不发。林副统帅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他出生的一湾子人都学得好吗？这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请黄冈站派记者去调查、补充”。
第二天早晨，两名带枪的军官和几名士兵一起来到编辑部，直接找到我，质问曾刘首长办公室送来的稿件为什么不发表？我把原由告诉他们。他们反问：曾刘首长你们也信不过啊！还要调查，调查林副统帅，调查曾刘首长？这样不讲理，我也有些动火了，我说，党报是为人民负责，不是为哪个首长负责。对方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反林副统帅和曾刘首长，就是反对解放军，你对解放军怀着刻骨的仇恨，你想反党乱军。这一顶顶的大帽子扣过来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我说：就你是解放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新四军，比你这个解放军还要早。站在我身边的造反派也帮我助威：“他扛枪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几个军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等着，会有人来收拾你们的”。
九月五日，是毛主席为人民广播题词十周年纪念日。武汉地区新闻出版单位在省委党校礼堂举行庆祝会。曾思玉司令员参加并作指示。他讲了几句祝贺的话之后，突然插进一段话：“湖北日报有个叫古正华的，一派要保他，一派要揪他。他是个什么人？我劝保他的人不要保他了吧”！党校礼堂正在我们宿舍对门，当天我因值夜班没参加会，有人急匆匆从会场赶到我家说：“曾思玉在会上点你的名了，看样子是要抓你，你快躲起来吧！”我想了想：为什么要躲？我当着曾司令员的面也敢质问他：“你说我是个什么人？”查查我祖宗三代，种田、讨饭！
晚上，一辆军用中吉普停在我家门前，下来了三名军官，也是佩着枪，说要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请进屋谈吧。他们说，不进屋了，到红旗大楼（报社办公楼）去谈吧，我明白了，要来抓人了。为什么夜晚来，明天白天上班谈不好吗？我立即捆了一床棉被，带上洗漱用具。他们一见，叱责我：“说是了解情况，为什么带行李？”我说，我准备不回来。他们说你怎么这样不相信解放军，我反问他们：“只要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就叫解放军？”
上了军用吉普车，两个持冲锋枪的战士已在车上，把我安排到两个战士的中间夹坐着直奔红旗大楼。一直等到深夜，军宣队的指挥长、原信阳高级步校的政委李觉民少将才通知人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他劈头就问：“今天叫你来是要你交待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哪些坏事？”我就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经历简单地说了一下。他用嘲讽的口气说：“叫你来不是听你表功的，是要你交待罪行的”。“罪行？”我吃惊地反问他，然后摇了摇头：“没有”。他说，限你思考三分钟，不然，后果自负。他刚数了“一”，我立即打断他：“不用数了，你说怎办吧？”他说，真是吃了扁担横了心啊，破罐子破摔。把他送走！我想这是把我送上“反革命”之路了，在路上，我唱起了《国际歌》，押送我的两位军代表喝道：“不许唱！”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首歌吗？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答，也不再禁止我唱。
我被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关押，八个多月，没人来审问，只在中间提回湖北去批斗。几乎每次批斗会上都发生“顶牛”的现象，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军代表们使出了“杀手锏”来杀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一上台就被“架飞机”，接着就动手打了，有人当面照我面孔一拳，眼镜打碎了，鼻子打的流血。我气愤已极，趁人不备，跑出会场。会场在六楼，会场门口就是楼梯，我三步并一步地往楼下奔跑，后面跟着许多人来追，因为梯道窄，反而互相拥挤着，我一口气奔出大门，走上大街，把血抹的一满脸，大呼：“武斗了，湖北日报军代表搞武斗了”！他们开了一辆轿车追赶上来，要拖我上车，车周围围满了群众，纷纷指责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一个军人威协我：“今天如果出了事，归你负责啊！”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劝我：“回去吧，当面和他们讲理！”有人还递来一条新毛巾，要我擦脸，又有一个人拿着残破的眼镜要我带上，我拒绝了，提出两条：一是惩办行凶者，二是要赔偿。他们立即答应给我配一副新眼镜。
把我送回警司后，我找政工组的负责人来谈话，政工组的人回答，已经和报社交涉，如果再发生武斗，我们就把你送回去，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吃中午饭时，在食堂里，谁也不与我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一个占了一张桌子。李觉民少将端着碗坐在饭桌另一边，对我说：“古正华，你是一个老同志了……”我很吃惊地看看他，心想这“老同志”三字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反革命么！不是开除了党籍么！他说：“革命是朋友多好，还是朋友少好？还
这一闹，可就太平了，几个月，没有动静。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把我接回湖北日报。在一次“宽严大会”上，以驻湖北日报军宣队的名义，宣布我为“反革命分子”。第二天，开党员大会，宣布开除我共产党的党籍。有趣的是，他们还按党章规定，要我申辩。我说，你们已经宣布我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还能作为共产党员来申辩么？
吃中午饭时，在食堂里，谁也不与我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一个占了一张桌子。李觉民少将端着碗坐在饭桌另一边，对我说：“古正华，你是一个老同志了……”我很吃惊地看看他，心想这“老同志”三字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反革命么！不是开除了党籍么！他说：“革命是朋友多好，还是朋友少好？还是朋友多好。我们对你现在还是拉一把，你不愿意，我们还得拉，哪怕只有一根头发丝我们也要拉住啊！”我瞟了他一眼，突然一闪念：“这不是《牛虻》中的那位神父么？他把牛虻送入深渊，却又来挽救他的“罪恶灵魂”。
题80生日照
丑牛破车行 风雨又兼程
漫漫修远路 觅觅“桃源”寻
赠 喜 儿
一九五零年，我演“杨白劳”，兰毓芸演“喜儿”，当时以此照相赠。三十年后，流放归来，在毓芸家重见此照，感慨系之。加题：
坎坷卅年难聚首，耳畔每闻哭爹声。
十里风雪戏重演，锋镝牢狱取次行。
阅
2017-04-02 古正华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我怎么活到了八十岁，好像还能继续健康地活下去。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这可能和我今生所受到的磨难有关。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磨其意志……。”我当然不是担“大任”的人，但艰辛坎坷，确实伴了我这一生。
我出生才二十多天，未满月，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一家手工作坊打工，没法抚养我，一个远房的老太把我抱去，她也穷，抱着我走村串户讨奶吃。我长大了，她常对人唠叨：“我这孙娃子是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的，将来有福气”。到了六、七岁，我父亲娶了个后娘，生了个弟弟，就把我要回家去当“小保姆”，洗尿片子、劈柴、掏煤炉子、刷碗筷、摇摇篮。除了逢年过节，我很少能和大人一起坐上饭桌吃饭，等家人把饭吃完了，我收拾了碗筷，吃剩下的饭菜。邻居有位老妈子，喜欢唱民歌小曲，我喜欢听她唱《小白菜》：“小白菜啊，遍地栽啊，恰三岁哟，死了娘啊！……”
不平，是我对人生的第一个感受。
1938年，我十岁了，中日战争爆发，我第一次看到战争是日本飞机对家乡的狂轰滥炸。有一次，炸弹扔到我家附近，飞机掠过低空时的可怕呼啸，把我家的屋顶全都掀翻了，我倒扣着一个洗脸盆在头上，在飞石乱瓦中奔逃。
不几天，有打着太阳旗的日本兵骑着大马在街上耀武扬威。有一天，街上一阵骚乱，人们连忙躲进屋内，关上大门。我从小窗内往外看，看到姚家馆子的厨师，捂着血淋淋的手臂奔跑，后边几个喝得醉酗酗的日本兵，手提着长刀片在后面追赶。当看到这受伤的厨师一个跟斗栽到路边沟里，露出惶恐绝望的面孔时，这些鬼子狂笑着，嗷叫着……。
用不着任何人的教育，我心里埋下了深深的仇恨。
到小学高年级，我能给同学、乡邻街坊们讲《七侠五义》、《济公传》和《洪杨演义》（写太平天国的历史）……至今我记不起这些书是从哪里弄来的，内容全是行侠仗义、济世救人、反抗侵略的。
进了初中，一位教“国文”的老师借给我几本鲁迅和丁玲的作品，都是64K小册子，可以揣在荷包里，夜晚我拿一个鞋盒放煤油灯，三面挡光，一面朝床头，偷偷读这些禁书。我最感动的是《祝福》。在我住的街巷里，随处都可找到柱着拐杖、乱麻的头发、佝偻着身躯的“祥林嫂”。我把这些书传给同学看，并不时在一起讨论，有时还写“读书心得”相互交换。这在日本鬼子的铁蹄统治下，是杀头的事啊！
到初中二年级，我真干了一件“杀头”的事了：有一天清晨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坐公汽去学校。那时的公汽，简陋得很，同现在货厢车差不多，只是把车厢隔成两半，里面放了几张坐椅，这是为日本孩子安置的。由于时间还早，几个小同学一下就攒到里面坐起来。中途，上来几个日本学生，一见有人坐了他们的坐位，上去就搧耳光，骂“支那猪，滚开”。一个小同学逃出来，泪流满面。我们一见，火了，冲进去就和日本孩子打起来。直尺、铜墨盒、石砚盘……都是我们的“兵器”。一个日本孩子的头被打破了，血流满面，还溅满了墨水。他哇哇地大叫，要司机停车。司机一见，这可闯了大祸了，他加大油门，一路不停，一直开到郊外的荒湖边，对我们愤怒地吼道：“小狗日的们，你们闯了大祸了，快跑！”说完，他自己丢下车也走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跑到一个湖汊里，草丛中停有一只小渔船，我们问船上的老渔翁，有没有躲藏的地方。老渔翁伸出四个指头，遥指湖水远方：“去找‘四老板’！”（当时，老百姓都用“四老板”暗喻“新四军”。）
老渔翁的指点，决定了我这一生的航向。
一九四七年在武汉地下组建“民主青年先锋队”
毛主席在逝世之前，曾对他身边的人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把日本人请回了他们的老家，把蒋介石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跟着他老人家一生，干这两件大事。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这件事还没办完，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干这件事。
战争，给我最难忘怀的一幕是“中原突围”第一仗，1946年6月25日夜，我们的部队突破了平汉铁路上花园北至王家店段的包围圈。在这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两侧山上敌人工事中及铁路两端铁甲列车上的火力，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网，想把突破口堵住，但突围部队还是像潮水般地汹涌。当我们冲上铁路时，路基上躺满了伤员和牺牲的同志，我们迅急滚下铁路，下边是一道水沟，依靠沟岸的掩护，我们冲出了封锁线。但到了前边山沟，又遇到了顽强的堵击……。
“中原突围”之战，据一些曾参加长征的老红军讲，有些战役，比长征还惨烈。这种血与火的战斗生活，磨练出了我倔强不屈的性格。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几乎全在批斗、监禁、流放中度过的。这种待遇，不是文革“造反派”给我的，而是因为我“造反”而得到的。
我为什么“造反”呢？这说来话长，根子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有深深的“农民情结”。在战争中，可说是每天和农民一起战斗；解放后，从土改一直到合作化，都和农民在一起磨爬滚打；进了湖北日报也一直作农村和农民的宣传工作。我对毛主席六十年代初提出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衷心拥护的；对他后来分析农村基层政权百分之八十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的论断，也是深信不疑。在工作中，与周围产生矛盾，特别是与上级组织产生的矛盾，多与此有关。
矛盾的大爆发是1964年的冬季。那时，我主持《湖北日报农村版》的工作。从1962年至1963年，我参加了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深感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因此，在1964年下半年，农村版连续地、突出地报道了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材料。这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拥护、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从几万份一直升到二十多万份。外省的一些农村报社也纷纷来“取经”，并以农村版为榜样。但在一些地方官员中，反映却完全相反，他们向省委反映：“现在基层干部一拿起农村版手就发擅”。事情一直反映到中央宣传部。
1965年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一份报告——《关于不要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反面材料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湖北日报农村版，报告说：“其中以湖北日报农村版最为突出。该报从十月份以来，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材料。报告详细列举了农村版五期报纸的内容后说：“我们认为，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大量发表当前城乡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和揭露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材料，是不妥当的”。
中央文件下达后，省委宣传部、报社党组立即联合采取应对行动。有一天通知我参加党组会，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领导人全都来了。会上，完全一致地拥护党中央批转的这个报告，完全一致地决定向中央、中宣部写一份《检查报告》。我是“肇事者”，在会上我却一言不发，准备挨整。想不到省委宣传部长和报社社长都点名要我起草这个报告。这就逼得我非表态不可了。我对报告中的一些论点进行了反驳。比如说“现在发这些材料是不妥当的”，为什么不妥当呢？没有论据；说“香港一些报纸利用我们的材料对我们进行攻击”，这也不成其为理由。揭露我们工作的黑暗面，究竟对我们的好处大，还是对资产阶级的好处大，我看终有一天，他们看到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溃败而会哭泣的……我的话被人打断，有人说：“你古正华真是狂妄至极，连中央的指示也听不进去，似乎你比中央还高明！”我只得发表声明了：①我不能执笔写这个检查报告，因为我是罪魁祸首，而且拒不认罪；②坦白地说，我对这个报告持保留意见；③我立即辞去农村版主编的职务，等待处分。说罢，我离开了会场。党组书记雷行喊我回来，我也不回头。他狠狠地说：“你今天这个态度很坏，要做深刻的检讨”。
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逃过了这一劫。正在北京参加中央高层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得知了这事后，立即给湖北日报党委打来长途：他问党组书记如何处理这件事？回答说：已经和省委宣传部一起开了党组会，准备向中宣部写个检查报告。王任重反问：“你们湖北日报是属条条还是属块块？湖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要检讨也是由省委向中央来作检讨，你们不是属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有好人，也有坏人，你们跟谁？今天这个电话纪录，应该给农村版的古正华看，要他继续保持农村版泼辣的战斗作风”。
这一下，我可神气起来了，这家伙连中央发的文件也敢对抗，社内社外，说话也底气十足。其实，上下左右都虎视耽耽地盯着我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未在全国展开，《人民日报》发表批“三家村”的材料，省委宣传部和湖北日报就组成专班编写“农村版”三家村的材料，运动一展开，“农村版三家村黑掌柜”古正华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的贴出来了，随即就打进了“牛棚”。
我是一个反革命吗？心中愤愤不平。有一天，我闯进社长室。社长惊了一下，以为这个反革命要来行凶。我坐下来，直截了当地提要求：“我要写大字报反驳，我要求公开辩论！”他用蔑视的目光对着我：“只有革命群众的革命自由，没有反革命份子的反革命自由！”我问他：“凭什么定我反革命？”他不正面回答我：“几十万字的大字报都是证据。”我嘲讽地说：“我只写五千字，就可以把这些驳倒”。他凶狠地说：“你还是认真地交待自己的罪行吧！”
这个人的面孔怎么变得这样快呢？去年发生了“中宣部报告”那场事件后，他搞错了，遇到我分外客气地称我：“老古同志”，一些重大报道都请我去担纲，比如省委书记提出，在报纸上开展《怎样当好县委书记？》的讨论，由我来主持，等等。那时节，“笑口常开”，怎么一下就“冷若冰霜”了呢？
不到两个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原来党内有一些人为了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我就开始反抗了，参加了造反大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七二O”事件，造反派控制了局面，由曾思玉、刘丰接替了陈再道和钟汉华担任武汉军区的首长。
不久，造反派发现，曾刘首长对“文革”的态度和他们的前任并没有多大区别。曾刘首长和造反派的摩擦逐渐加深，我亲自遭遇到的一件事，给我带来的灾祸终身难忘。
大约在“七二O”事件后一个多月，有位记者送来了一份稿子——《林家大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我读了之后，感到太空洞，缺乏活学活用的人和事，就把记者找来问他这种稿子怎么能够发。记者说，是曾刘首长办公室送来的，他并拿出曾刘首长办公室的来信给我看。我说，那就叫黄冈记者站去采访一次，把内容充实一些再发。他说，还是照他们的稿子发了吧，这些“兵拐子”也很难缠的。我说，怕什么？毛主席说“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二字啊！”并在稿签上批上了我的意见：“此稿暂不发。林副统帅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他出生的一湾子人都学得好吗？这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请黄冈站派记者去调查、补充”。
第二天早晨，两名带枪的军官和几名士兵一起来到编辑部，直接找到我，质问曾刘首长办公室送来的稿件为什么不发表？我把原由告诉他们。他们反问：曾刘首长你们也信不过啊！还要调查，调查林副统帅，调查曾刘首长？这样不讲理，我也有些动火了，我说，党报是为人民负责，不是为哪个首长负责。对方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反林副统帅和曾刘首长，就是反对解放军，你对解放军怀着刻骨的仇恨，你想反党乱军。这一顶顶的大帽子扣过来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我说：就你是解放军，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新四军，比你这个解放军还要早。站在我身边的造反派也帮我助威：“他扛枪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几个军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等着，会有人来收拾你们的”。
九月五日，是毛主席为人民广播题词十周年纪念日。武汉地区新闻出版单位在省委党校礼堂举行庆祝会。曾思玉司令员参加并作指示。他讲了几句祝贺的话之后，突然插进一段话：“湖北日报有个叫古正华的，一派要保他，一派要揪他。他是个什么人？我劝保他的人不要保他了吧”！党校礼堂正在我们宿舍对门，当天我因值夜班没参加会，有人急匆匆从会场赶到我家说：“曾思玉在会上点你的名了，看样子是要抓你，你快躲起来吧！”我想了想：为什么要躲？我当着曾司令员的面也敢质问他：“你说我是个什么人？”查查我祖宗三代，种田、讨饭！
晚上，一辆军用中吉普停在我家门前，下来了三名军官，也是佩着枪，说要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请进屋谈吧。他们说，不进屋了，到红旗大楼（报社办公楼）去谈吧，我明白了，要来抓人了。为什么夜晚来，明天白天上班谈不好吗？我立即捆了一床棉被，带上洗漱用具。他们一见，叱责我：“说是了解情况，为什么带行李？”我说，我准备不回来。他们说你怎么这样不相信解放军，我反问他们：“只要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就叫解放军？”
上了军用吉普车，两个持冲锋枪的战士已在车上，把我安排到两个战士的中间夹坐着直奔红旗大楼。一直等到深夜，军宣队的指挥长、原信阳高级步校的政委李觉民少将才通知人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他劈头就问：“今天叫你来是要你交待文化大革命中干了哪些坏事？”我就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经历简单地说了一下。他用嘲讽的口气说：“叫你来不是听你表功的，是要你交待罪行的”。“罪行？”我吃惊地反问他，然后摇了摇头：“没有”。他说，限你思考三分钟，不然，后果自负。他刚数了“一”，我立即打断他：“不用数了，你说怎办吧？”他说，真是吃了扁担横了心啊，破罐子破摔。把他送走！我想这是把我送上“反革命”之路了，在路上，我唱起了《国际歌》，押送我的两位军代表喝道：“不许唱！”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首歌吗？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答，也不再禁止我唱。
我被送到武汉警备司令部关押，八个多月，没人来审问，只在中间提回湖北去批斗。几乎每次批斗会上都发生“顶牛”的现象，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军代表们使出了“杀手锏”来杀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一上台就被“架飞机”，接着就动手打了，有人当面照我面孔一拳，眼镜打碎了，鼻子打的流血。我气愤已极，趁人不备，跑出会场。会场在六楼，会场门口就是楼梯，我三步并一步地往楼下奔跑，后面跟着许多人来追，因为梯道窄，反而互相拥挤着，我一口气奔出大门，走上大街，把血抹的一满脸，大呼：“武斗了，湖北日报军代表搞武斗了”！他们开了一辆轿车追赶上来，要拖我上车，车周围围满了群众，纷纷指责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一个军人威协我：“今天如果出了事，归你负责啊！”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劝我：“回去吧，当面和他们讲理！”有人还递来一条新毛巾，要我擦脸，又有一个人拿着残破的眼镜要我带上，我拒绝了，提出两条：一是惩办行凶者，二是要赔偿。他们立即答应给我配一副新眼镜。
把我送回警司后，我找政工组的负责人来谈话，政工组的人回答，已经和报社交涉，如果再发生武斗，我们就把你送回去，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
吃中午饭时，在食堂里，谁也不与我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一个占了一张桌子。李觉民少将端着碗坐在饭桌另一边，对我说：“古正华，你是一个老同志了……”我很吃惊地看看他，心想这“老同志”三字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反革命么！不是开除了党籍么！他说：“革命是朋友多好，还是朋友少好？还
这一闹，可就太平了，几个月，没有动静。直到第二年夏天，才把我接回湖北日报。在一次“宽严大会”上，以驻湖北日报军宣队的名义，宣布我为“反革命分子”。第二天，开党员大会，宣布开除我共产党的党籍。有趣的是，他们还按党章规定，要我申辩。我说，你们已经宣布我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还能作为共产党员来申辩么？
吃中午饭时，在食堂里，谁也不与我在一张桌上吃饭，我一个占了一张桌子。李觉民少将端着碗坐在饭桌另一边，对我说：“古正华，你是一个老同志了……”我很吃惊地看看他，心想这“老同志”三字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反革命么！不是开除了党籍么！他说：“革命是朋友多好，还是朋友少好？还是朋友多好。我们对你现在还是拉一把，你不愿意，我们还得拉，哪怕只有一根头发丝我们也要拉住啊！”我瞟了他一眼，突然一闪念：“这不是《牛虻》中的那位神父么？他把牛虻送入深渊，却又来挽救他的“罪恶灵魂”。
题80生日照
丑牛破车行 风雨又兼程
漫漫修远路 觅觅“桃源”寻
赠 喜 儿
一九五零年，我演“杨白劳”，兰毓芸演“喜儿”，当时以此照相赠。三十年后，流放归来，在毓芸家重见此照，感慨系之。加题：
坎坷卅年难聚首，耳畔每闻哭爹声。
十里风雪戏重演，锋镝牢狱取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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