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2008年第1期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第10卷第1期)              JournalofLiaoningAdministrationCollege

No.1,2008(Vol.10.No.1)

社会人文

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时 影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如何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对此,本文摒弃了非政府即市场或一概否定二者的极端的思维方式,着重论述当前学术界流行的“维持政府、私营企业和市民社会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思路,并力图实现该思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从而有效地应对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关键词]  集体行动困境;多中心;产权;民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53(2008)01—0190—02

  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为桑德勒《集体行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到,所有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几乎都是围绕两条定律展开的。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

[1]

果”。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在公共问题日益增生的社会中,系中,围绕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治理,森所谓第二条定律作用的现象曾经断言“:照顾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2]

的事物。”“公用地悲剧”、普遍使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分析模型,也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在很多情况下公共事物往往得不到关怀的悲剧性结果。如何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的困难,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传统思维的局限

1.一个政府:林达尔均衡与政府效率解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模型由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和林达尔提出,其特点在于把公共支出与税率决定和民主决策结合起来,试图找出国家公共产品支出的合理水平和决定人民之间税负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则。这个模型坚持两个原则:税收支出的受益原则和投票的一致通过原则。

林达尔均衡状态下的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解,无疑是政府履行资源配置职能时所应追求的最佳目标,其条件包括:(1)社会中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存在一个博学而仁慈的统治者或计划者。这个统治者或计划者,例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王,他无所不知,而且大公无私。(2)在一组公共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中每个个人都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或者,即使存在虚假的公共品需求偏好,精明的政府计划者在制定公共品供给决策时,也能够加以识别并有足够的手段予以完全剔除。(3)在一组公共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中,公共品的生产成本由该组中的每个个人缴纳的税款来分摊,所有的人都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各自从公共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收益,并按其受益的多少来自觉地分摊其成本。(4)政府计划者能够设计出一种不存在[3]

效率损失的税制结构并据以向社会公众征收税收。

从理论回到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要满足公共品供给政府效率解的各项条件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足政府效率解所必须的条件,,即所谓政府失灵问题:,各种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包括公共品在内的整,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仍然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而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力量,即政府干预来解决。1974年,科斯对英国的灯塔生产和经营作了具体的统计分析,给出了一种通过产权界定或转让的有效市场效率解,在公共品私人提供中,通常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克服。

市场效率解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包括:(1)全部生产性资源均归私人所有,而且产权明确、清晰;(2)全部交易均在市场中进行,且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单个市场中,许多竞争性生产者向许多竞争性购买者提供一种标准化产品;经济权利是分散的,任何买者或卖者都无法单独影响价格;(3)所有买卖双方都能够自由地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4)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或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外

[4]

部性内部化;(5)交易费用为零等。当今社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完全满足市场效率解所必须的这些条件,因此,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失败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

3.政府与市场之外: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模型

美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带头人之一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奥斯特罗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现行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和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她认为“利维坦

]

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5“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

[收稿日期]2007-10-20[作者简介]时 影(1984-),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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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

第10卷第1期

时 影: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Jan.2008Vol.10.No.1

[6]

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她的制度分析方法给予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或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颇多启示,她的自主治理框架也对现实公共事物管理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利维坦(不受制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私有化,而忽视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之于克服公共事物治理危机的作用。且该模型主要适用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超越传统思维———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市场或政府的单中心治理相对于健康社会来说是有缺陷的,而市民社会的兴起为公共部门和私营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的重新平衡带来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公共事物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和不完善的现实市场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7]

点”。他们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力图实现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以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政府来对公共事物进行治理的不足,使博弈各方的利益得到认定和保证。其基本框架为:

1.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着眼于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平衡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为相互依赖的社会提供合作基础。它经常表现为强制、监管,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促成真正的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博弈,在对行政相对方个体利益产生影响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对公共利益的整合、维护和分配。

2.市场竞争

集体行动的困境存在私人解决的可能性难证明,,收入分配问题的困扰,,。

[8]

3.社会自治

,不是为了消除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为了使不同的利益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进而得到合理协调。公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努力是民主参与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同样,政府最主要的责任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

三、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的现实应用1.适宜的产权安排

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在于公共物品自身的特性(如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以及稀缺的公共资源缺乏产权安排和公共控制。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有很多的过渡形式,如果能设计出合理的产权制度,实际上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共物品“由谁供给”、“怎样供给”的问题。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他与以往经济学家们争论个人产权或公共产权孰优孰劣的思路相反,而是讨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产权制度更好。使情况有所不同的因素,包括获取成本,排他成本,以及资源可否因人的行为而退化以致被耗竭等。其基本主张如下:[9]

(1)当获取成本高于资源本身的稀缺程度时,资源表现为具有“不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当获取成本低于资源本身的稀缺程度时,资源则表现为具有“稀缺的公共资源”的性质。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源本身无需个人占有,人们可以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制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不能成为占有资源的法律依据,视别的因素的不同,可以建立“政府创立的特殊产权制度”,或公共产权制度。

(2)当获取成本加上排他成本低于资源的稀缺程度时,资源仍表现为具有“稀缺的公共资源”的性质。而当获取成本低于资源的稀缺程度,而获取成本加上排他成本高于这一

程度时,在短期看,资源为“稀缺的公共资源”;而从长期看,资源为“不稀缺的自然资源”,但不能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只有当需求方对资源的评价高于获取成本加排他成本时,才可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

(3)当排他成本过高,以致高过需求方的最高评价,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也是无效率的。在这时,如果在技术上和制度上做出改进,也会降低排他成本,使“一般的个人产权”更为广泛。

(4)面对“稀缺的公共资源”,在排他成本不太高的情况下,对资源的“一般的个人产权”加垄断定价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资源的供给就是资源的绝对量,且人们获取和使用资源的行为不影响资源的再生,人们过度获取和使用资源所产生的拥挤成本只由使用者承担时,对资源的“一般的个人产权”加竞争性定价,以及对资源无个人产权的情形,都是次优选择。

(5)但是当人们获取和使用资源的行为会影响资源的再生时“,一般的个人产权”加竞争性定价和无个人产权的情形都是无效率的。如果排他成本较低,则最好由公共权力机构在限定供给总量的前提下,通过拍卖特许权的方式创立“特殊的个人产权”。

(6)如果进一步,排他成本过高,以致公共权力机构也无法有效地降低该成本时,只有采取“公共产权”的形式。即通过征税,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该公共物品。

2.参与式治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比)是“。其基本思想是让受,并。最终,而同时使其更为公

]

对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在于否定个体理性,关键是建立起一种激励兼容机制。这种机制对个人理性具有自我实现的机能,即在这种机制中,个人理性

[11]

能自我实现并自发地达到集体理性。对此,奥尔森教授的“选择性激励”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分级制裁”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些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并使行动个体所在的集团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容性,最终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注释

[1]See,MancurOlsen,forewordinTodSandler,Collec2tiveAction:TheoryandApplication,Michigan: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2

[2]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4]吴俊培,卢洪友.公共品的“公”“私”供给效率制度安排———一个理论假说[J].经济评论,2004,(4)[5][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6]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8]王跃生等.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角与中国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盛洪.公共物品什么时候可以变成私人物品[J].载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0][德]魏伯乐等.私有化的局限[M].周缨,王小卫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傅殿英,张峰.经济与逻辑的对话[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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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卷第1期)              JournalofLiaoningAdministrationCollege

No.1,2008(Vol.10.No.1)

社会人文

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时 影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摘 要]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是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如何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对此,本文摒弃了非政府即市场或一概否定二者的极端的思维方式,着重论述当前学术界流行的“维持政府、私营企业和市民社会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思路,并力图实现该思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从而有效地应对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关键词]  集体行动困境;多中心;产权;民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53(2008)01—0190—02

  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为桑德勒《集体行动》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到,所有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几乎都是围绕两条定律展开的。第一条定律是“有时,当每个个体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会自动出现一种集体的理性结果”,第二条定律是“有时第一条定律不起作用,不管每个个体多么明智地追寻自我利益,都不会自动出现一种社会的理性结

[1]

果”。

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形式。在公共问题日益增生的社会中,系中,围绕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治理,森所谓第二条定律作用的现象曾经断言“:照顾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2]

的事物。”“公用地悲剧”、普遍使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分析模型,也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在很多情况下公共事物往往得不到关怀的悲剧性结果。如何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的困难,由集体行动的困境走向集体行动的帕累托改进,是包括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学者共同致力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传统思维的局限

1.一个政府:林达尔均衡与政府效率解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模型由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和林达尔提出,其特点在于把公共支出与税率决定和民主决策结合起来,试图找出国家公共产品支出的合理水平和决定人民之间税负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则。这个模型坚持两个原则:税收支出的受益原则和投票的一致通过原则。

林达尔均衡状态下的政府公共品供给效率解,无疑是政府履行资源配置职能时所应追求的最佳目标,其条件包括:(1)社会中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存在一个博学而仁慈的统治者或计划者。这个统治者或计划者,例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国王,他无所不知,而且大公无私。(2)在一组公共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中每个个人都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或者,即使存在虚假的公共品需求偏好,精明的政府计划者在制定公共品供给决策时,也能够加以识别并有足够的手段予以完全剔除。(3)在一组公共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中,公共品的生产成本由该组中的每个个人缴纳的税款来分摊,所有的人都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各自从公共品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收益,并按其受益的多少来自觉地分摊其成本。(4)政府计划者能够设计出一种不存在[3]

效率损失的税制结构并据以向社会公众征收税收。

从理论回到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在现实经济社会中,要满足公共品供给政府效率解的各项条件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足政府效率解所必须的条件,,即所谓政府失灵问题:,各种新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包括公共品在内的整,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仍然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而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力量,即政府干预来解决。1974年,科斯对英国的灯塔生产和经营作了具体的统计分析,给出了一种通过产权界定或转让的有效市场效率解,在公共品私人提供中,通常存在的搭便车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克服。

市场效率解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包括:(1)全部生产性资源均归私人所有,而且产权明确、清晰;(2)全部交易均在市场中进行,且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单个市场中,许多竞争性生产者向许多竞争性购买者提供一种标准化产品;经济权利是分散的,任何买者或卖者都无法单独影响价格;(3)所有买卖双方都能够自由地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4)经济活动不存在外部性,或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外

[4]

部性内部化;(5)交易费用为零等。当今社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完全满足市场效率解所必须的这些条件,因此,公共品供给的市场失败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客观存在。

3.政府与市场之外: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模型

美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带头人之一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建构了公共池塘资源模型,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奥斯特罗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现行集体行动理论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和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她认为“利维坦

]

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5“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

[收稿日期]2007-10-20[作者简介]时 影(1984-),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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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

第10卷第1期

时 影: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

Jan.2008Vol.10.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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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她的制度分析方法给予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或公共管理危机的克服颇多启示,她的自主治理框架也对现实公共事物管理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利维坦(不受制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私有化,而忽视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之于克服公共事物治理危机的作用。且该模型主要适用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超越传统思维———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市场或政府的单中心治理相对于健康社会来说是有缺陷的,而市民社会的兴起为公共部门和私营利益集团之间权力的重新平衡带来了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公共事物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互动过程,我们要做的,是“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和不完善的现实市场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能够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7]

点”。他们提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力图实现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三个支柱间的力量平衡,以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政府来对公共事物进行治理的不足,使博弈各方的利益得到认定和保证。其基本框架为:

1.政府规制

政府规制着眼于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平衡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为相互依赖的社会提供合作基础。它经常表现为强制、监管,在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促成真正的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博弈,在对行政相对方个体利益产生影响的同时,创造性地实现对公共利益的整合、维护和分配。

2.市场竞争

集体行动的困境存在私人解决的可能性难证明,,收入分配问题的困扰,,。

[8]

3.社会自治

,不是为了消除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是为了使不同的利益在公平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进而得到合理协调。公民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努力是民主参与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同样,政府最主要的责任是“授能”于社会,即鼓励公民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及公共利益,并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和参与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框架。

三、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第四种思维的现实应用1.适宜的产权安排

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在于公共物品自身的特性(如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以及稀缺的公共资源缺乏产权安排和公共控制。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之间有很多的过渡形式,如果能设计出合理的产权制度,实际上便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共物品“由谁供给”、“怎样供给”的问题。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教授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他与以往经济学家们争论个人产权或公共产权孰优孰劣的思路相反,而是讨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产权制度更好。使情况有所不同的因素,包括获取成本,排他成本,以及资源可否因人的行为而退化以致被耗竭等。其基本主张如下:[9]

(1)当获取成本高于资源本身的稀缺程度时,资源表现为具有“不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当获取成本低于资源本身的稀缺程度时,资源则表现为具有“稀缺的公共资源”的性质。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源本身无需个人占有,人们可以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制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不能成为占有资源的法律依据,视别的因素的不同,可以建立“政府创立的特殊产权制度”,或公共产权制度。

(2)当获取成本加上排他成本低于资源的稀缺程度时,资源仍表现为具有“稀缺的公共资源”的性质。而当获取成本低于资源的稀缺程度,而获取成本加上排他成本高于这一

程度时,在短期看,资源为“稀缺的公共资源”;而从长期看,资源为“不稀缺的自然资源”,但不能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只有当需求方对资源的评价高于获取成本加排他成本时,才可依据劳动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

(3)当排他成本过高,以致高过需求方的最高评价,建立“一般的个人产权”也是无效率的。在这时,如果在技术上和制度上做出改进,也会降低排他成本,使“一般的个人产权”更为广泛。

(4)面对“稀缺的公共资源”,在排他成本不太高的情况下,对资源的“一般的个人产权”加垄断定价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资源的供给就是资源的绝对量,且人们获取和使用资源的行为不影响资源的再生,人们过度获取和使用资源所产生的拥挤成本只由使用者承担时,对资源的“一般的个人产权”加竞争性定价,以及对资源无个人产权的情形,都是次优选择。

(5)但是当人们获取和使用资源的行为会影响资源的再生时“,一般的个人产权”加竞争性定价和无个人产权的情形都是无效率的。如果排他成本较低,则最好由公共权力机构在限定供给总量的前提下,通过拍卖特许权的方式创立“特殊的个人产权”。

(6)如果进一步,排他成本过高,以致公共权力机构也无法有效地降低该成本时,只有采取“公共产权”的形式。即通过征税,向社会所有成员提供该公共物品。

2.参与式治理

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比)是“。其基本思想是让受,并。最终,而同时使其更为公

]

对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在于否定个体理性,关键是建立起一种激励兼容机制。这种机制对个人理性具有自我实现的机能,即在这种机制中,个人理性

[11]

能自我实现并自发地达到集体理性。对此,奥尔森教授的“选择性激励”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分级制裁”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些措施可以较好地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并使行动个体所在的集团具有越来越强的相容性,最终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目的。◇注释

[1]See,MancurOlsen,forewordinTodSandler,Collec2tiveAction:TheoryandApplication,Michigan: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2

[2]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4]吴俊培,卢洪友.公共品的“公”“私”供给效率制度安排———一个理论假说[J].经济评论,2004,(4)[5][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6]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8]王跃生等.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角与中国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盛洪.公共物品什么时候可以变成私人物品[J].载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10][德]魏伯乐等.私有化的局限[M].周缨,王小卫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傅殿英,张峰.经济与逻辑的对话[M].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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