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允程
哲学动态 2009年04期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7-0091-05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预设理论和会话涵义理论并称为语用学领域中三个主要的研究范畴。①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可证实性的语句才是有意义的语句，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语句能够被证明为真或为假时，这个语句才有意义。就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这个主张②，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很多既非真也非假的语句仍然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英国女王说，“我现在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号”。这样的语句很难说清楚它的成真条件，但它是有意义的。奥斯汀认为它的意义来源于女王做出宣称这样的言语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意义问题远不止是一个语句的真假问题。
对于言语行为，奥斯汀给出非常精辟的概括，那就是说事即做事。如果说命题有真假之别，那么对于言语行为而言则是得当与否的问题。其实，奥斯汀在确定一个言语行为是否被成功地做出的条件时，他非常谨慎，他并不急于寻求一个成功言语行为所应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他着眼于具体的话语，试探着去分析这些话语的使用。当然，他主要关注的是执行式话语(performatives)，因为这类话语比较突出地传达出特定的言语行为，尤其是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③。他对执行式话语进行归类分析，试图找出这类话语的普遍性特征，并进一步把这样的理论概括推广到其他的话语分析上来，以此建立起关于言语行为的一般性理论。虽然这样的做法还不足以明晰地建构出关于言语行为的基础理论，但是这种稳扎稳打的理论探索方式避免了很多可能的误区。
事实上，当塞尔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试图寻找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应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时，他的理论体系显得缺乏根基，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④）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没有建立起来⑤。在此基础上，对于语用力量所进行的分析也是不充分、不完善的。例如，运用适应方向来确定基本的语用力量的处理方式就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安斯康姆(Anscombe)那里，适应方向是用来阐明意向性的（或者说具有意向性的行为的），一个意向性行为导致的世界的改变是针对理解意向性行为的人而言的。比如，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看来，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三遍“我跟你离婚”，离婚的事实不会成立。也就是说，这个言语行为所造成的世界的改变是相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而言的，与信仰基督教的人无关。意向性以及意向性行为都是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和论证的基本哲学概念，只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基础和哲学寓意才能将其用于阐释其他哲学概念，否则，与循环论证相去不远。用来说明语用行为的适应方向应该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在理论上更为明晰的概念。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基于适应方向而概括出来的五种基本语用行为，就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因此，塞尔对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在笔者看来在某些方面还是有问题的⑥。那么，本文意在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忠实奥斯汀原初构建言语行为理论的动机，来尝试着引介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新的语用学模型。
奥斯汀不满于逻辑实证主义之处在于一个句子真假并不能刻画这个句子所传达出的所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语义问题，还有语用问题，语义加上语用才能构成关于一个语句意义的完整分析。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本文介绍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理论以及他所建立的语用学模型。
一 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
斯塔尔内克认为，句法学研究句子，语义学研究命题，而语用学研究言语行为以及言语行为赖以发生的语境特征。句法学研究的内容不难理解，它研究的是句子的形式结构。关于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可能令人费解，因为很多人并不区分句子和命题。什么是命题？对这个问题，斯塔尔内克有专文论述⑦。简单地说，命题就是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可能世界就是可能的事态。针对一个具体的句子来说，任何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一些可能事态。也就是说，相对于一些可能事态而言，这个句子是真的；相对于另一些可能事态而言，这个句子为假。现在，我们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来表述，一个句子把由所有可能世界构成的集合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使这个句子为真；另一个部分使这个句子为假。换句话说，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其实就是那些使这个句子为真的可能世界构成的集合。这时，关于命题的概念的理解就独立于语言了。而这正是斯塔尔内克的基本主张，他认为关于思想的理论是独立于关于语言的理论，或者说关于思想的理论是关于语言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这个思想是来源于格莱斯⑧。那么，当我们把命题视为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时，我们发现这样建立起来的语义学理论是独立于语言分析的。因而，语义学在本质上不同于句法学。如果说，语义学与句法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那么，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了。斯塔尔内克注意到命题内容往往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而语境常常以可能世界的形式描述出来。那么，我们就有了两种功能的可能世界：确定命题内容的可能世界和决定句子真值的可能世界。因此，一个句子的真假实质上是决定于一个由可能世界构成的二元组。在这个二元组中，一个可能世界是表现语境的，另一个可能世界是构成命题的函数自变量。这时，我们就可以在关于命题语义学研究基础之上引入研究语境特征的语用学。
具体地讲，斯塔尔内克认为语用学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定义言语行为类型和言语功效；二是对确定命题内容的语境特征进行形式化概括。第一方面内容就是奥斯汀所讲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的语用学思想。斯塔尔内克同样认为，对每一种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就是找出这些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与塞尔不同，斯塔尔内克并没有直接对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展开分析，相反，他所注重的是一个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所赖以存在的语境特征。比如说，说话者的意向，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知识、信念、期待或兴趣，同一语境下其他言语行为的影响，说话时间，说话后果，所表达命题的真值，表达出来的命题与有关的其他命题之间的语义关系，等等。当然，在哲学上，凭经验对这些语境特征进行列举和描述是不能满足理论的需要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怎样以形式化的方式刻画这些语境特征，从而建构起普遍的语用学理论框架，这其实就是斯塔尔内克所主张建立的形式语用学⑨。
斯塔尔内克认为几乎所有类型的言语行为都是用来表达特定命题内容，相对于一个具体言语行为而言其命题内容是确定的。事实上，命题内容的确定依赖于一定的语境特征，这些语境特征同时也影响命题表达的语用力量。这样看来，语义规则对于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命题的确定是相对于这个句子被使用时的情境而言的。联系前面谈到的句法学和语义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模型。一种语言的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能够使我们确定某个可以被理解的句子；再加上这个句子被使用时的某些语境特征，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具体命题了；然后，这个命题就可以把真值指派给一个可能世界。简而言之，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句子是对应于一个从语境到命题的函数，而一个命题又是一个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
根据这个语用学模型，作为语境特征的可能世界和作为函数自变量的可能世界都部分地确定一个给定句子所表达内容的真值。这个模型初看起来近似于蒙太格语用学理论体系。但是，斯塔尔内克认为蒙太格语用学理论构架过于简单，缺少一个关于命题的中间环节，而这个中间环节反映出了两种不同功能的可能世界决定了两个不同的函数：定义命题的函数和确定命题内容的函数。
我们之所以对命题这个中间环节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命题是言语行为的对象同时也是命题态度的对象。正像塞尔指出的那样，命题应该是各种可能的言语行为的共同内容⑩。如果像蒙太格那样直接通过语境确定句子真值，那么势必忽视了作为言语行为对象和命题态度对象的命题在分析言语行为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则是首先通过语境确定命题，然后通过可能世界确定真值。显而易见，其中蕴涵着语义与语用的微妙关系(11)。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以斯塔尔内克关于断定这一典型的语用行为的分析来具体理解他的语用学模型。
二 斯塔尔内克关于断定的语用学模型
首先，斯塔尔内克交代了关于断定这个言语行为的一些理论预设。(1)断定是对一定的话语内容进行断定，它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命题的表达，而命题是对世界的一种可能状态的刻画；(2)断定是在一定语境下做出的，这个语境包括：具有一定信念和意向的说话者以及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意向的听话者；(3)在某种情况下，断定的内容依赖于断定所发生的语境，比如，做出断定的人是谁，断定行为何时发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断定的内容；(4)断定行为会对语境产生影响，尤其表现为具体情形下做出断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对话的人的态度。不过，一般而言，断定行为影响语境的方式取决于断定的内容。
接着，他具体设计了一个关于断定这个言语行为的语用学模型。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命题是对世界可能状态的刻画。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假设有三种世界可能状态：i，j，k，在下面的图示A中，我们列举出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可能世界(12)中的真值。
换言之，i，j，k所代表的其实就是确定命题真值的三个可能的事态集合。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话语都表达一定的内容，而且是它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话语与话语所表达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话语的变化随着话语表达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而话语内容就是所表达出来的命题，话语内容的变化表现为命题真值的变化。那么，当一个人误解某个话语内容时，我们说，他错误地确定这个话语所表达的内容的真值，即错误地确定所表达出的命题的真值，而不说构成这个话语的命题在真值方面是有问题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斯塔尔内克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对张三说，“你是一个傻瓜”，如果张三是傻瓜，那么我说的就是真的，尽管张三本人并不这样认为。而这时碰巧李四在场，他不是傻瓜，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李四误认为我在说他是傻瓜。这样，张三和李四都认为我说的不对。张三明白我说什么，但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李四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误解了我的话。张三和我在确定作为话语内容的命题方面不存在分歧，只是当一个命题确定下来后我们对这个命题的真假存在争议。李四和我争论的焦点是话语内容，是关于所表达出来的命题，但是，我们在一个命题的真假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语用学模型，斯塔尔内克又加入了一种情形，即张三认为李四是傻瓜，而李四事实上不是傻瓜。现在，关于这个事例的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列举出来了。我们有三个可能世界i，j，k，i是我们所在的世界，j是张三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k是李四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如果其他可能世界忽略不计的话，我们还是仍然可以用A图示来表现我所表达的命题。然而，图示A并不能说明我所表达的命题是怎样依赖于一定的语境特征的，具体地说，它没有表现出来我所说的话是怎样被李四误解的。这样，我们就改用下面的二维矩阵来揭示我所说的话的真值是怎样依赖于语境特征。
纵向坐标代表表现语境特征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决定了我说什么。横向坐标代表的可能世界是命题的自变量。这样看来，每一横行代表不同语境下所表达的话语内容。我们看到，横行中的第一行和第二行相同，这意味着张三很清楚我说话内容是什么。而纵列的第一列和第三列相同，其意思是李四和我对于我事实上表达的命题的真值没有分歧，同时我们对于李四所误解了的我说话的内容的真假判断也没有分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非常清楚张三和李四都认为我的话有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话在世界j和世界k中都是假的，只有在世界i中是真的。可是，当我们观察B这个矩阵时，我们发现在i，j，k三个可能世界的情形中都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虽然如此，但在矩阵B中这个事实还是表现出来了，那就是由左上方到右下方的对角线所表示的真值序列，即在i世界中为真，在j世界中为假，在k世界中也为假。
这是一个关于断定行为的非常重要的事实，在i世界中一个命题被断定为真，在j世界和k世界中这个命题被断定为假。事实上，任何一个在i世界中表达的命题在i世界中永远为真。这个结果刚好反映出断定行为的本质所在，断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行为，即当一个人做出断定时，他不可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而自相矛盾表现为j和k两种可能世界的情形：j情形是断定一个假命题为真的情形；k情形为在不知道命题内容的情况下断定其为假。这样，矩阵B不仅说明一个断定行为要想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告诉我们应该排除哪些情况这个断定行为才可能发生。因此，一个断定行为能够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就通过矩阵B直观地呈现出来了。而矩阵B是斯塔尔内克语用学思想在言语行为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语用学模型。
三 简评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模型很直观也很明晰地概括出一个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这个理论模型中不含有在本体上不清楚的概念。不仅如此，他的语用学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清楚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要义所在就是通过说话来做事。怎样理解这里的做事呢？显然，这和非言语行为的做事方式不同，因为做事者与所做的事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意向性(intentional)关系或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关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即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是意向性或再现性得以存在的载体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关于语言和语言使用的研究主要体现为语言分析和意义解释，而这些就是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实质内容。因此，对一种言语行为的分析离不开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基础理论。然而，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分析同样难于达到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言语行为理论的要求，毕竟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人类的一种典型行为的系统研究。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句法学和语义学纳入到一般性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内？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及其关于断定行为的语用学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对于命题这个哲学概念的理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既不能完全脱离开真值和真值条件的说明，也不能简单地把命题理解为某种外延性的结构实体。斯塔尔内克的命题概念是连接可能世界和真值的内涵性概念，是我们借以判断真假情形的抽象规则。有了这样一个命题概念，语言层面的东西就与语言之外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斯塔尔内克语用学理论中，与命题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受制于一定语境特征的话语内容，这其实就是所表达出来的命题。命题的表达涉及到对语境特征的概括，而这种理论概括是指关于语境的形式刻画。有意思的是，关于语境的形式刻画与关于命题的形式刻画都是借助于可能世界这个初始概念。一旦语境和命题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语用学与语义学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成为了完整言语行为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斯塔尔内克对语义与语用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为成功地构建一个理想的言语行为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26.
②笔者并不认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是针对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而发难，虽然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到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的概念。因为弗雷格意义理论的本质还不仅限于句子真假问题，而弗雷格之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却是把真假问题视为意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还有，在弗雷格那里，句子与句子的断定是有区分的，而这与奥斯汀理论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奥斯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③国内对illocutionary act的翻译不统一，笔者这里采用蔡曙山的翻译。事实上，illocutionary act主要指的是说话者做出的非语言层面的言语行为，它更多是人的心智层面的意向性行为。
④“语用力量”也是蔡曙山的汉译。
⑤这就是为什么塞尔在完成他第一部哲学专著Speech Acts后又接下去写了第二本书Intentionality的原因。
⑥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如果可能的话，那应该是独立的一篇文章。
⑦Robert Stalnaker,"Propositions" in A.P.Martinich (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⑧在他的Context and Content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格莱斯与达米特观点的对照，格莱斯认为关于语言的理论建立在关于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而达米特刚好相反，认为关于思想的理论建立在关于语言理论基础之上。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两种观点在弗雷格那里都有所反映，尽管达米特本人认为他的观点反映了弗雷格思想的本质。
⑨在斯塔尔内克的论文集Context and Content第31页，他认为自己的论文“Pragmaitics”虽然是以非形式化的方式介绍语用学的，但是，语用学理论完全可以以相对更为直接的方式建立起来。这里，他是指建立形式语用学。他认为，形式语用学在理论严格性方面并不逊于逻辑句法学和逻辑语义学。
⑩John Searle,Speech A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31.
(11)人们一般认为是格莱斯第一个把语用问题与语义问题区分开来的，虽然格莱斯的区分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与斯塔尔内克的不同。
(12)可能世界与世界可能状态表达的是一个概念，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
作者介绍：周允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作者：周允程
哲学动态 2009年04期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7-0091-05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与预设理论和会话涵义理论并称为语用学领域中三个主要的研究范畴。①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可证实性的语句才是有意义的语句，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语句能够被证明为真或为假时，这个语句才有意义。就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这个主张②，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很多既非真也非假的语句仍然是有意义的，比如说，英国女王说，“我现在命名这艘船为伊丽莎白号”。这样的语句很难说清楚它的成真条件，但它是有意义的。奥斯汀认为它的意义来源于女王做出宣称这样的言语行为本身，也就是说，意义问题远不止是一个语句的真假问题。
对于言语行为，奥斯汀给出非常精辟的概括，那就是说事即做事。如果说命题有真假之别，那么对于言语行为而言则是得当与否的问题。其实，奥斯汀在确定一个言语行为是否被成功地做出的条件时，他非常谨慎，他并不急于寻求一个成功言语行为所应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他着眼于具体的话语，试探着去分析这些话语的使用。当然，他主要关注的是执行式话语(performatives)，因为这类话语比较突出地传达出特定的言语行为，尤其是语用行为(illocutionary act)③。他对执行式话语进行归类分析，试图找出这类话语的普遍性特征，并进一步把这样的理论概括推广到其他的话语分析上来，以此建立起关于言语行为的一般性理论。虽然这样的做法还不足以明晰地建构出关于言语行为的基础理论，但是这种稳扎稳打的理论探索方式避免了很多可能的误区。
事实上，当塞尔以一种相对激进的方式试图寻找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应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时，他的理论体系显得缺乏根基，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语用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④）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没有建立起来⑤。在此基础上，对于语用力量所进行的分析也是不充分、不完善的。例如，运用适应方向来确定基本的语用力量的处理方式就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安斯康姆(Anscombe)那里，适应方向是用来阐明意向性的（或者说具有意向性的行为的），一个意向性行为导致的世界的改变是针对理解意向性行为的人而言的。比如，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看来，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说三遍“我跟你离婚”，离婚的事实不会成立。也就是说，这个言语行为所造成的世界的改变是相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而言的，与信仰基督教的人无关。意向性以及意向性行为都是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说明和论证的基本哲学概念，只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基础和哲学寓意才能将其用于阐释其他哲学概念，否则，与循环论证相去不远。用来说明语用行为的适应方向应该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在理论上更为明晰的概念。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基于适应方向而概括出来的五种基本语用行为，就不可能是全面和客观的。因此，塞尔对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在笔者看来在某些方面还是有问题的⑥。那么，本文意在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更忠实奥斯汀原初构建言语行为理论的动机，来尝试着引介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新的语用学模型。
奥斯汀不满于逻辑实证主义之处在于一个句子真假并不能刻画这个句子所传达出的所有意义。换句话说，除了语义问题，还有语用问题，语义加上语用才能构成关于一个语句意义的完整分析。就是基于这个考虑，本文介绍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理论以及他所建立的语用学模型。
一 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
斯塔尔内克认为，句法学研究句子，语义学研究命题，而语用学研究言语行为以及言语行为赖以发生的语境特征。句法学研究的内容不难理解，它研究的是句子的形式结构。关于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可能令人费解，因为很多人并不区分句子和命题。什么是命题？对这个问题，斯塔尔内克有专文论述⑦。简单地说，命题就是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可能世界就是可能的事态。针对一个具体的句子来说，任何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一些可能事态。也就是说，相对于一些可能事态而言，这个句子是真的；相对于另一些可能事态而言，这个句子为假。现在，我们用可能世界这个术语来表述，一个句子把由所有可能世界构成的集合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使这个句子为真；另一个部分使这个句子为假。换句话说，一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其实就是那些使这个句子为真的可能世界构成的集合。这时，关于命题的概念的理解就独立于语言了。而这正是斯塔尔内克的基本主张，他认为关于思想的理论是独立于关于语言的理论，或者说关于思想的理论是关于语言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这个思想是来源于格莱斯⑧。那么，当我们把命题视为语义学研究的对象时，我们发现这样建立起来的语义学理论是独立于语言分析的。因而，语义学在本质上不同于句法学。如果说，语义学与句法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那么，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了。斯塔尔内克注意到命题内容往往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而语境常常以可能世界的形式描述出来。那么，我们就有了两种功能的可能世界：确定命题内容的可能世界和决定句子真值的可能世界。因此，一个句子的真假实质上是决定于一个由可能世界构成的二元组。在这个二元组中，一个可能世界是表现语境的，另一个可能世界是构成命题的函数自变量。这时，我们就可以在关于命题语义学研究基础之上引入研究语境特征的语用学。
具体地讲，斯塔尔内克认为语用学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定义言语行为类型和言语功效；二是对确定命题内容的语境特征进行形式化概括。第一方面内容就是奥斯汀所讲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的语用学思想。斯塔尔内克同样认为，对每一种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就是找出这些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与塞尔不同，斯塔尔内克并没有直接对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展开分析，相反，他所注重的是一个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所赖以存在的语境特征。比如说，说话者的意向，说话者和听话者的知识、信念、期待或兴趣，同一语境下其他言语行为的影响，说话时间，说话后果，所表达命题的真值，表达出来的命题与有关的其他命题之间的语义关系，等等。当然，在哲学上，凭经验对这些语境特征进行列举和描述是不能满足理论的需要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怎样以形式化的方式刻画这些语境特征，从而建构起普遍的语用学理论框架，这其实就是斯塔尔内克所主张建立的形式语用学⑨。
斯塔尔内克认为几乎所有类型的言语行为都是用来表达特定命题内容，相对于一个具体言语行为而言其命题内容是确定的。事实上，命题内容的确定依赖于一定的语境特征，这些语境特征同时也影响命题表达的语用力量。这样看来，语义规则对于一个句子表达出来的命题的确定是相对于这个句子被使用时的情境而言的。联系前面谈到的句法学和语义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模型。一种语言的句法规则和语义规则能够使我们确定某个可以被理解的句子；再加上这个句子被使用时的某些语境特征，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具体命题了；然后，这个命题就可以把真值指派给一个可能世界。简而言之，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句子是对应于一个从语境到命题的函数，而一个命题又是一个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数。
根据这个语用学模型，作为语境特征的可能世界和作为函数自变量的可能世界都部分地确定一个给定句子所表达内容的真值。这个模型初看起来近似于蒙太格语用学理论体系。但是，斯塔尔内克认为蒙太格语用学理论构架过于简单，缺少一个关于命题的中间环节，而这个中间环节反映出了两种不同功能的可能世界决定了两个不同的函数：定义命题的函数和确定命题内容的函数。
我们之所以对命题这个中间环节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命题是言语行为的对象同时也是命题态度的对象。正像塞尔指出的那样，命题应该是各种可能的言语行为的共同内容⑩。如果像蒙太格那样直接通过语境确定句子真值，那么势必忽视了作为言语行为对象和命题态度对象的命题在分析言语行为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则是首先通过语境确定命题，然后通过可能世界确定真值。显而易见，其中蕴涵着语义与语用的微妙关系(11)。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以斯塔尔内克关于断定这一典型的语用行为的分析来具体理解他的语用学模型。
二 斯塔尔内克关于断定的语用学模型
首先，斯塔尔内克交代了关于断定这个言语行为的一些理论预设。(1)断定是对一定的话语内容进行断定，它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命题的表达，而命题是对世界的一种可能状态的刻画；(2)断定是在一定语境下做出的，这个语境包括：具有一定信念和意向的说话者以及具有各种不同信念和意向的听话者；(3)在某种情况下，断定的内容依赖于断定所发生的语境，比如，做出断定的人是谁，断定行为何时发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断定的内容；(4)断定行为会对语境产生影响，尤其表现为具体情形下做出断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对话的人的态度。不过，一般而言，断定行为影响语境的方式取决于断定的内容。
接着，他具体设计了一个关于断定这个言语行为的语用学模型。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命题是对世界可能状态的刻画。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假设有三种世界可能状态：i，j，k，在下面的图示A中，我们列举出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可能世界(12)中的真值。
换言之，i，j，k所代表的其实就是确定命题真值的三个可能的事态集合。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话语都表达一定的内容，而且是它本身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话语与话语所表达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话语的变化随着话语表达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而话语内容就是所表达出来的命题，话语内容的变化表现为命题真值的变化。那么，当一个人误解某个话语内容时，我们说，他错误地确定这个话语所表达的内容的真值，即错误地确定所表达出的命题的真值，而不说构成这个话语的命题在真值方面是有问题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斯塔尔内克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对张三说，“你是一个傻瓜”，如果张三是傻瓜，那么我说的就是真的，尽管张三本人并不这样认为。而这时碰巧李四在场，他不是傻瓜，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李四误认为我在说他是傻瓜。这样，张三和李四都认为我说的不对。张三明白我说什么，但是，不同意我的观点。李四同意我的观点，但是误解了我的话。张三和我在确定作为话语内容的命题方面不存在分歧，只是当一个命题确定下来后我们对这个命题的真假存在争议。李四和我争论的焦点是话语内容，是关于所表达出来的命题，但是，我们在一个命题的真假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语用学模型，斯塔尔内克又加入了一种情形，即张三认为李四是傻瓜，而李四事实上不是傻瓜。现在，关于这个事例的所有可能的情形都列举出来了。我们有三个可能世界i，j，k，i是我们所在的世界，j是张三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k是李四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如果其他可能世界忽略不计的话，我们还是仍然可以用A图示来表现我所表达的命题。然而，图示A并不能说明我所表达的命题是怎样依赖于一定的语境特征的，具体地说，它没有表现出来我所说的话是怎样被李四误解的。这样，我们就改用下面的二维矩阵来揭示我所说的话的真值是怎样依赖于语境特征。
纵向坐标代表表现语境特征的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决定了我说什么。横向坐标代表的可能世界是命题的自变量。这样看来，每一横行代表不同语境下所表达的话语内容。我们看到，横行中的第一行和第二行相同，这意味着张三很清楚我说话内容是什么。而纵列的第一列和第三列相同，其意思是李四和我对于我事实上表达的命题的真值没有分歧，同时我们对于李四所误解了的我说话的内容的真假判断也没有分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非常清楚张三和李四都认为我的话有问题，也就是说，我的话在世界j和世界k中都是假的，只有在世界i中是真的。可是，当我们观察B这个矩阵时，我们发现在i，j，k三个可能世界的情形中都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虽然如此，但在矩阵B中这个事实还是表现出来了，那就是由左上方到右下方的对角线所表示的真值序列，即在i世界中为真，在j世界中为假，在k世界中也为假。
这是一个关于断定行为的非常重要的事实，在i世界中一个命题被断定为真，在j世界和k世界中这个命题被断定为假。事实上，任何一个在i世界中表达的命题在i世界中永远为真。这个结果刚好反映出断定行为的本质所在，断定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行为，即当一个人做出断定时，他不可能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而自相矛盾表现为j和k两种可能世界的情形：j情形是断定一个假命题为真的情形；k情形为在不知道命题内容的情况下断定其为假。这样，矩阵B不仅说明一个断定行为要想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告诉我们应该排除哪些情况这个断定行为才可能发生。因此，一个断定行为能够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就通过矩阵B直观地呈现出来了。而矩阵B是斯塔尔内克语用学思想在言语行为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语用学模型。
三 简评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模型很直观也很明晰地概括出一个言语行为成功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这个理论模型中不含有在本体上不清楚的概念。不仅如此，他的语用学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清楚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要义所在就是通过说话来做事。怎样理解这里的做事呢？显然，这和非言语行为的做事方式不同，因为做事者与所做的事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意向性(intentional)关系或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关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即语言和语言的使用是意向性或再现性得以存在的载体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关于语言和语言使用的研究主要体现为语言分析和意义解释，而这些就是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实质内容。因此，对一种言语行为的分析离不开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基础理论。然而，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分析同样难于达到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言语行为理论的要求，毕竟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人类的一种典型行为的系统研究。那么，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句法学和语义学纳入到一般性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内？斯塔尔内克的语用学思想及其关于断定行为的语用学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他对于命题这个哲学概念的理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既不能完全脱离开真值和真值条件的说明，也不能简单地把命题理解为某种外延性的结构实体。斯塔尔内克的命题概念是连接可能世界和真值的内涵性概念，是我们借以判断真假情形的抽象规则。有了这样一个命题概念，语言层面的东西就与语言之外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斯塔尔内克语用学理论中，与命题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受制于一定语境特征的话语内容，这其实就是所表达出来的命题。命题的表达涉及到对语境特征的概括，而这种理论概括是指关于语境的形式刻画。有意思的是，关于语境的形式刻画与关于命题的形式刻画都是借助于可能世界这个初始概念。一旦语境和命题以这样一种方式联系起来，语用学与语义学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成为了完整言语行为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斯塔尔内克对语义与语用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为成功地构建一个理想的言语行为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Stephen Levinson,Pragma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26.
②笔者并不认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是针对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而发难，虽然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到弗雷格涵义与指称的概念。因为弗雷格意义理论的本质还不仅限于句子真假问题，而弗雷格之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却是把真假问题视为意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还有，在弗雷格那里，句子与句子的断定是有区分的，而这与奥斯汀理论是一致的。因此，笔者认为奥斯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③国内对illocutionary act的翻译不统一，笔者这里采用蔡曙山的翻译。事实上，illocutionary act主要指的是说话者做出的非语言层面的言语行为，它更多是人的心智层面的意向性行为。
④“语用力量”也是蔡曙山的汉译。
⑤这就是为什么塞尔在完成他第一部哲学专著Speech Acts后又接下去写了第二本书Intentionality的原因。
⑥对塞尔言语行为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如果可能的话，那应该是独立的一篇文章。
⑦Robert Stalnaker,"Propositions" in A.P.Martinich (ed.),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⑧在他的Context and Content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格莱斯与达米特观点的对照，格莱斯认为关于语言的理论建立在关于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而达米特刚好相反，认为关于思想的理论建立在关于语言理论基础之上。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两种观点在弗雷格那里都有所反映，尽管达米特本人认为他的观点反映了弗雷格思想的本质。
⑨在斯塔尔内克的论文集Context and Content第31页，他认为自己的论文“Pragmaitics”虽然是以非形式化的方式介绍语用学的，但是，语用学理论完全可以以相对更为直接的方式建立起来。这里，他是指建立形式语用学。他认为，形式语用学在理论严格性方面并不逊于逻辑句法学和逻辑语义学。
⑩John Searle,Speech A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31.
(11)人们一般认为是格莱斯第一个把语用问题与语义问题区分开来的，虽然格莱斯的区分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与斯塔尔内克的不同。
(12)可能世界与世界可能状态表达的是一个概念，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
作者介绍：周允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