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卷第3期2010年9月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 ol. 11No. 3
Sep. 2010
一、“前分析哲学”时期
的意义问题探索
熟悉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人大都承认，意义问
题是其中心论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进入到了一个“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意义，以建立一种满意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哲学的性质就在于它不是理论，而是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1]。在此背景下，意义问题被提升到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盎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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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产生了对语言的哲学意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哲学研究，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绵延不断。赫拉克利特可以说是西方学界对语言的意义作哲学思考的第一人。他最早将“逻各斯”（logos ）这一概念引入哲学，用以表示实在的普遍规律性，而Logos 在希腊语中原意是指“词”或“有意义的词”。由此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语言及其意义与世界本质之间的原始关联。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则更加直接地探讨了名称及其意义问题。柏拉图建立起了西方第一个语言意义学说——命名说：语言是对事物本质的命名，名字是表达和传达知识的工具。按照这个观点，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媒介。因此，后来的语言哲学家普遍认为，柏拉图的命名说是一种“消极的语言观”[4]。另外，柏拉图关于命名表达本质的思想，是后来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语言意义理论的先声[4]11。
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十分详细地探讨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主张约定说，在《解释篇》、《修辞学》等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名词，我们是指因约定而有意义的声音”[4]12，“每个句子都有意义，这并非因为它们是借以实现一种人体能力的一种自然手段，而是靠着约定”[4]13。他解释道，语言的意义之所以是约定，乃是因为它们是人们共同经验的符号。据此，亚里士多德表达了语言的意义是心灵的表达这一思想：“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
[4]12
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意义约定说强调了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因此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语言观，这一积极的语言观对后来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影响甚远。
罗马人的思辨水平低于希腊人，但他们热衷于拉丁语的语法规则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学遗产，其中有不少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罗马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哲学总体上当然远不及希腊哲学辉煌，但在语言探究这一领域，中世纪哲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当时所谓的七艺中，语法、论辩术、修辞学是最重要的三艺。具体到意义问题方面，中世纪一个最著名的争论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唯实论者认为，通名像专名一样也指称实在的对象，唯名论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通过一些变形广泛存在于20世纪的语
言哲学之中[5]。
近代意义问题的探索主要是沿着亚里士多德所发端的积极语言观的路线进行。这集中表现为探讨作为普遍必然真理的认识和知识的语言形式。沿着这条路线的研究，导致发现“描述陈述——评价陈述区分”以及“分析陈述——综合陈述区分”这两个区分。这两个区分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两个基本规定，构成了其一条主要的发展线索[6]。对于这一专门而艰深的理论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具体探讨。
总的来说，“前分析哲学”时期的先哲们在思考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过程中产生了对语言的哲学意识，进而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的探索，他们对意义问题的自觉意识与理论兴趣远不及后来的分析哲学家。对他们而言，语言及其意义只是通往“道”的途径，而不是“道”的体现。把语言及其意义作为“道”的体现的就是“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家。
二、“分析哲学”时代主要的意义理论
虽然对意义问题的哲学探索由来已久，但只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对意义问题的哲学反思和系统把握才得以真正展开。如前所述，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时代”，追问语言表达式完全一般的意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许多现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此问题上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五种：
1. 指称论。意义指称论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指称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现代语言哲学中，意义指称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罗素主张专名与限定摹状词的区分。他认为限定摹状词与专名不同，一个专名假如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指称一个对象，而限定摹状词则没有这样的规定。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为他的摹状词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关于专名和摹状词在指称功能上差异的分析也对指称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语言哲学“精神教父”的维特根斯坦前期所坚持的也是一种逻辑指称论的观点。他的《逻辑哲学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命题及词的意义，通常被冠于“图像论”。“图像”是对所描绘的那种对
第3期张汉生等意义问题研究的历史考察与评价43
应意义关系的一种比喻。维特根斯坦认为，（理想）语言系统与世界本体论系统之间存在着对应性映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图像”比喻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显示；语言命题正是作为世界事实的逻辑图像，才具有相应的意义。换言之，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像。意义指称论简单直观，容易理解，但是它又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像虚词“如果”、实词“是”以及“孙悟空”等虚构实体的指称是什么，指称论难以给出恰当的回答。另外，高于词与短语的语言层次，象单句、复句、句群有意义也难于找出一个确定的指称对象。
2. 观念论。意义观念论认为，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内部状态的外部表现，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一系列语词的集合，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意义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观念是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是私有的，人们交流思想，只能通过一个能唤起另一个人心灵中最适当的概念的语词来实现。因此，一语词所表示的就是固定的与该语汇词相关联的观念。例如，当提及“苹果”时，人们的头脑中就会立刻产生与苹果相关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苹果”这一名称的意义。意义的观念论虽然解决了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语句所指的对象的困难，但是观念论也有它自己的困难：我们说话时，心中并非每句话、每个语词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观念存在，特别是比较抽象的词或虚词，如“抽象”，“所以”等等；即使是比较具体的词，说话者也难以做到每次使用时心中的观念都完全相同。另外，由于个人文化差异的差别，听话者与说话者心中的观念也是难以相同的。
3. 行为论。意义行为论是针对着意义观念论产生的。行为主义论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精神生活可以用行为来解释，而行为又可以按照刺激一反应的方式进行解释。根据他们的观点，说某人是高兴，并不是把某种心理状态归之于他，而是说他正在进行或以倾向于某种活动，如笑逐颜开、走路连蹦带跳等等。布龙菲尔德是早期行为主义语义观的代表人物，也是意义行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人们受到刺激作出的言语反应是一种刺激—反应活动，因此在其中思想不起作用。与观念论者强调思想不同，行为论者强调物质和环境对意义的影响。由此可见，意义行为论者想用外部肌肉活动来取代无法观察到的观念，从理论上看具有一定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很
少是简单的与固定的，同一个刺激在不同的场合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意义行为论同样存在很多困难。4. 可证实论。意义的可证实论最早是由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他认为证实是真理的标准，而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我们想要确定句子是不是为真，只有先确定句子是否有意义。那些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后来维也纳小组继承并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语句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所述说的东西在原则上是可证实的。对于某一特定的人，如果没有证实一语句所陈述的命题的方法，那么该语句事实不具有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和认知学中的空谈，他们希望有一种方法使真正有意义的命题与那些并非真正有意义的命题区别开来。但是，这种意义理论同样存在许多困难。因为对于同一个语句用不同的方法检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对于不同的语句用相同的方法来检验也有可能产生相同的意义。
5. 成真条件论。这种理论认为，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使这个语句为真，它是用“真”这个概念来解释“意义”。成真条件论最早是由弗雷格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句子的成真条件决定了这个句子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塔斯基、戴维森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其中戴维森对这个理论作了最充分的阐述。戴维森成真条件论的核心思想是：知道了一个句子的真值条件，就等于了解了这个句子的意义。他把塔斯基基于人工语言的真概念的形式转换为对自然语言中的真概念的考察，将塔斯基的真值条件的T 等式：“S 是真的，当且仅当P ”转换为意义的T 等式：“S 意味着P ”，从而明确地建立了意义理论和真理论之间的关联。但是此理论在处理无真值的语句时也遇到了困难，因为无真值的语句也有其意义，这是不能用真值条件论来解释的。
上述几种意义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意义”的意义，它们各自都可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但又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分析哲学家所追求的旨在构建一种完全一般的意义理论的宏伟目标并没有实现。另外，分析哲学家并不是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提出其意义理论。有的人在一生中观点有变化，有的人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著作中，针对不同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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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一会儿说，名称代表对象，对象就是它的意义；一会儿说，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名称才有意义；一会儿又说，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如果它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很明显，上述说法在意义观上分别对应于指称论、整体论与真值条件论。
总的说来，“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家主要是从逻辑句法的角度探究意义，旨在通过现代逻辑的方法探究语形的逻辑性，并把形式句法的规范性同经验性连接起来，把哲学的研究引向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在强调形式理性的基础上求得意义的最终明证性。无论是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论，还是维也纳小组的意义证实理论以及戴维森的成真条件论等，都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这种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所做的逻辑分析, 由于其构架的刚性和狭小，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难以完备起来[7]。
哲学，使之成为当今语言哲学探索中的一门显学[7]。
具体地说，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传统最早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日常语言哲学开创的。并且，维特根斯坦还明确提出了意义的使用理论。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主张把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在《哲学研究》中，他把“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作为其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游戏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
维特根斯坦之后，奥斯汀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发展了日常语言哲学。他第一次提出了言语行为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所要致力阐释的惟一的实际现象，归根到底，使整体言语情境中的整体言语行为。奥斯汀还把言语行为的内容分为以言表意、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三个方面，并把话语分为施行式和记述式两类。虽然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对它的划分也只是做了尝试性的研究，但言语行为的提出本身已经对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贡献。
奥斯汀之后，许多哲学家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其中以塞尔的影响最大。塞尔首先明确了言语行为的概念，与奥斯汀不同的是，他把言语行为划分为四部分：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塞尔还引入了意向性概念，他把言语行为定义为“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从而深入地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向。塞尔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1979年出版的《语词和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和1982年出版的《意向性》都是言语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对当代语用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当代语用学的影响也不小，其理论旨在把握人们说话时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后者不仅与话语的抽象的一般的意义相关，更重要的是与人们说话时的语境和说话者的意图相关，也就是与人们的话语的具体意义或语用意义相关。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正在发展与语用推理相关的理论。
总之，当代语用分析哲学是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逻辑发展的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内部的语用转向已成为当今意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为哲学对话构筑了一个语义、语形、语用多维渗透、融合的新平台，从而为我们研究“意义”的意义提供了更多的新路径和新条件[7]。
三、“后分析哲学”时代意义问题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如前所述，“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使用逻辑语形分析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形式语义学，这种意义理论由于其构架的刚性和狭小，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难以完备起来。对意义的进一步探索必将突破狭小的语形、语义范围而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意义问题研究的这一转向就是“后分析哲学”时代的语用学转向。
实际上，对意义的语用学探究在“分析哲学”时代就初现端倪了。当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使用逻辑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时，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则开始在语用学的层面上探讨意义问题了。特别是在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语用学”(pragmatics ) 这一概念之后，经由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等人对指示词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蕴涵理论等方面的发展，作为符号学和哲学结合的语用哲学研究的基本涵义和界面越发显得明朗化起来，最终发展为当代语用分析
第3期张汉生等意义问题研究的历史考察与评价45
四、意义问题研究的当代解释学转向
意义问题不仅是英美分析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欧陆语言哲学本体论式语言追问的焦点。无论是海德格尔对“在”的意义的“此在”生存论的语言展开、对人类生存语境的回归，还是伽达默尔对文本意义理解的语言本体论式的追问，都证明了欧陆哲学以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思路的对意义的另类解读[7]。在这一解读过程中，在伽达默尔那里发展起来的以现象学和生存论哲学为基础的哲学解释学理论引发了意义研究的当代转向。
意义问题研究的解释学转向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巨匠胡塞尔。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主张从意向性谈论意向对象。虽然他最终不是围绕意义来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但对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涉猎，却开启了欧洲大陆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生存论语言哲学。
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运用其师的现象学方法，研究关于存在的问题。他于1927年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他认为，整个现有的哲学史关于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模糊和没有方向的。所以，重提存在问题就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要先进行一番充分的研讨，要充分透视存在问题，必须选择那种能够发问的存在者来破解。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 ) 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并从“此在”出发，试图在意义与文本以及世界之间，揭示一个更深厚、更本原的境域，使得现象学方法中潜藏的本体论解释学得到完全的贯彻和实现。海德格尔实现了西方解释学从传统的方法论到哲学本体论的转变，揭示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对于存在的意义如何进行理解，而是把理解当作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话说，就是：“此在之‘此’展开在领会中，这本身就是此在能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从本质上对在世进行筹划是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具有存在之领悟作为它的存在建构。海德格尔不是从理解文本出发，而是以存在及此在的本体论问题为开端，展示人在世界中的当下生活和生存方式作为理解和解释一切文本的根本视域。这一方面达到了本体论解释学的境界，同时又开启了一种解释学化了的现象学本体论。他的思想不仅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思潮，又成为很多新哲学的滥觞。
伽达默尔的学说就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继承和阐发。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了《真理与方法》，发展了以现象学和生存论哲学为基础的哲学解释学理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意义和理解者的理解一起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理解不是主体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和我们的前判断或偏见之间的无穷的“游戏”过程。每一次理解，都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在历史中，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过去不是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不尽的意义的源泉。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所谓正确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里提出的“视域融合”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关于真实经验即思维的理论的全新的哲学。它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经验寻求其自身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谈论超越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种崭新的哲学解释学立足于理解语境的历史与现实视域的展开，对意义理解的追问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否认理解的唯一确定性和客观性，主张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在诸多要素协调一致的系统中的意义创造活动，展示了认识与真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意义研究的解释学转向，“促进了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得语言哲学与解释学传统及各种解释学的发展联系了起来，表明了语言理解的意义正是在于语言分析的整体性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理解和语义分析的社会化的倾向。”[8]尽管目前意义研究的解释学转向受到很多人批判，甚至被认为是陷入了相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困境，但解释学转向所开启的意义研究的新方向、新思路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必须给以高度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陈波. 逻辑哲学导论[M ].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0:4-5.
[2]Gilbert Ryle. Theory of meaning [M ]//Philosophyand Ordinary Language. C. E. Caton:University of Illionois Press, 1963:128.
[3]李海平. 意义研究的哲学渊源及当代走向[J ]. 学术交流, 2006
(10) .
[4]周昌忠.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1. [5]陈嘉映. 语言哲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11. [6]周昌忠.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6. [7]李海平. 意义研究的哲学渊源及当代走向[J ]. 学术交流, 2006
(10) .
[8]郭贵春. 论语境[J ]. 哲学研究, 199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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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 ol. 11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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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分析哲学”时期
的意义问题探索
熟悉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人大都承认，意义问
题是其中心论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进入到了一个“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家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意义，以建立一种满意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哲学的性质就在于它不是理论，而是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1]。在此背景下，意义问题被提升到一个空前重要的地位，被看作是“盎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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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产生了对语言的哲学意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哲学研究，这个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绵延不断。赫拉克利特可以说是西方学界对语言的意义作哲学思考的第一人。他最早将“逻各斯”（logos ）这一概念引入哲学，用以表示实在的普遍规律性，而Logos 在希腊语中原意是指“词”或“有意义的词”。由此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语言及其意义与世界本质之间的原始关联。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则更加直接地探讨了名称及其意义问题。柏拉图建立起了西方第一个语言意义学说——命名说：语言是对事物本质的命名，名字是表达和传达知识的工具。按照这个观点，语言在认识中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被动的媒介。因此，后来的语言哲学家普遍认为，柏拉图的命名说是一种“消极的语言观”[4]。另外，柏拉图关于命名表达本质的思想，是后来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语言意义理论的先声[4]11。
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十分详细地探讨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主张约定说，在《解释篇》、《修辞学》等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名词，我们是指因约定而有意义的声音”[4]12，“每个句子都有意义，这并非因为它们是借以实现一种人体能力的一种自然手段，而是靠着约定”[4]13。他解释道，语言的意义之所以是约定，乃是因为它们是人们共同经验的符号。据此，亚里士多德表达了语言的意义是心灵的表达这一思想：“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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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意义约定说强调了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因此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语言观，这一积极的语言观对后来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影响甚远。
罗马人的思辨水平低于希腊人，但他们热衷于拉丁语的语法规则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学遗产，其中有不少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罗马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中世纪哲学总体上当然远不及希腊哲学辉煌，但在语言探究这一领域，中世纪哲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当时所谓的七艺中，语法、论辩术、修辞学是最重要的三艺。具体到意义问题方面，中世纪一个最著名的争论就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唯实论者认为，通名像专名一样也指称实在的对象，唯名论者则持相反的观点。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通过一些变形广泛存在于20世纪的语
言哲学之中[5]。
近代意义问题的探索主要是沿着亚里士多德所发端的积极语言观的路线进行。这集中表现为探讨作为普遍必然真理的认识和知识的语言形式。沿着这条路线的研究，导致发现“描述陈述——评价陈述区分”以及“分析陈述——综合陈述区分”这两个区分。这两个区分是现代语言哲学的两个基本规定，构成了其一条主要的发展线索[6]。对于这一专门而艰深的理论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在此不作具体探讨。
总的来说，“前分析哲学”时期的先哲们在思考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过程中产生了对语言的哲学意识，进而开始对语言意义问题的探索，他们对意义问题的自觉意识与理论兴趣远不及后来的分析哲学家。对他们而言，语言及其意义只是通往“道”的途径，而不是“道”的体现。把语言及其意义作为“道”的体现的就是“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家。
二、“分析哲学”时代主要的意义理论
虽然对意义问题的哲学探索由来已久，但只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对意义问题的哲学反思和系统把握才得以真正展开。如前所述，现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之后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时代”，追问语言表达式完全一般的意义构成了这个时代的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目标。许多现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此问题上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五种：
1. 指称论。意义指称论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指称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现代语言哲学中，意义指称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罗素主张专名与限定摹状词的区分。他认为限定摹状词与专名不同，一个专名假如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指称一个对象，而限定摹状词则没有这样的规定。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为他的摹状词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关于专名和摹状词在指称功能上差异的分析也对指称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语言哲学“精神教父”的维特根斯坦前期所坚持的也是一种逻辑指称论的观点。他的《逻辑哲学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命题及词的意义，通常被冠于“图像论”。“图像”是对所描绘的那种对
第3期张汉生等意义问题研究的历史考察与评价43
应意义关系的一种比喻。维特根斯坦认为，（理想）语言系统与世界本体论系统之间存在着对应性映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图像”比喻能够淋漓尽致地得以显示；语言命题正是作为世界事实的逻辑图像，才具有相应的意义。换言之，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像。意义指称论简单直观，容易理解，但是它又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像虚词“如果”、实词“是”以及“孙悟空”等虚构实体的指称是什么，指称论难以给出恰当的回答。另外，高于词与短语的语言层次，象单句、复句、句群有意义也难于找出一个确定的指称对象。
2. 观念论。意义观念论认为，语言是思想交流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内部状态的外部表现，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一系列语词的集合，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意义观念论的代表人物洛克认为，观念是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是私有的，人们交流思想，只能通过一个能唤起另一个人心灵中最适当的概念的语词来实现。因此，一语词所表示的就是固定的与该语汇词相关联的观念。例如，当提及“苹果”时，人们的头脑中就会立刻产生与苹果相关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是“苹果”这一名称的意义。意义的观念论虽然解决了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语句所指的对象的困难，但是观念论也有它自己的困难：我们说话时，心中并非每句话、每个语词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观念存在，特别是比较抽象的词或虚词，如“抽象”，“所以”等等；即使是比较具体的词，说话者也难以做到每次使用时心中的观念都完全相同。另外，由于个人文化差异的差别，听话者与说话者心中的观念也是难以相同的。
3. 行为论。意义行为论是针对着意义观念论产生的。行为主义论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精神生活可以用行为来解释，而行为又可以按照刺激一反应的方式进行解释。根据他们的观点，说某人是高兴，并不是把某种心理状态归之于他，而是说他正在进行或以倾向于某种活动，如笑逐颜开、走路连蹦带跳等等。布龙菲尔德是早期行为主义语义观的代表人物，也是意义行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人们受到刺激作出的言语反应是一种刺激—反应活动，因此在其中思想不起作用。与观念论者强调思想不同，行为论者强调物质和环境对意义的影响。由此可见，意义行为论者想用外部肌肉活动来取代无法观察到的观念，从理论上看具有一定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刺激与反应的联系很
少是简单的与固定的，同一个刺激在不同的场合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意义行为论同样存在很多困难。4. 可证实论。意义的可证实论最早是由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他认为证实是真理的标准，而可证实是意义的标准。我们想要确定句子是不是为真，只有先确定句子是否有意义。那些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证实或证伪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后来维也纳小组继承并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的可证实原则，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语句是有意义的当且仅当它所述说的东西在原则上是可证实的。对于某一特定的人，如果没有证实一语句所陈述的命题的方法，那么该语句事实不具有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反对形而上学和认知学中的空谈，他们希望有一种方法使真正有意义的命题与那些并非真正有意义的命题区别开来。但是，这种意义理论同样存在许多困难。因为对于同一个语句用不同的方法检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对于不同的语句用相同的方法来检验也有可能产生相同的意义。
5. 成真条件论。这种理论认为，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使这个语句为真，它是用“真”这个概念来解释“意义”。成真条件论最早是由弗雷格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句子的成真条件决定了这个句子的意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塔斯基、戴维森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其中戴维森对这个理论作了最充分的阐述。戴维森成真条件论的核心思想是：知道了一个句子的真值条件，就等于了解了这个句子的意义。他把塔斯基基于人工语言的真概念的形式转换为对自然语言中的真概念的考察，将塔斯基的真值条件的T 等式：“S 是真的，当且仅当P ”转换为意义的T 等式：“S 意味着P ”，从而明确地建立了意义理论和真理论之间的关联。但是此理论在处理无真值的语句时也遇到了困难，因为无真值的语句也有其意义，这是不能用真值条件论来解释的。
上述几种意义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意义”的意义，它们各自都可以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但又不能解释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分析哲学家所追求的旨在构建一种完全一般的意义理论的宏伟目标并没有实现。另外，分析哲学家并不是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提出其意义理论。有的人在一生中观点有变化，有的人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著作中，针对不同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一个典型
44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
的例子就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一会儿说，名称代表对象，对象就是它的意义；一会儿说，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名称才有意义；一会儿又说，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如果它是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很明显，上述说法在意义观上分别对应于指称论、整体论与真值条件论。
总的说来，“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家主要是从逻辑句法的角度探究意义，旨在通过现代逻辑的方法探究语形的逻辑性，并把形式句法的规范性同经验性连接起来，把哲学的研究引向经验基底的句法层面，在强调形式理性的基础上求得意义的最终明证性。无论是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理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图象论，还是维也纳小组的意义证实理论以及戴维森的成真条件论等，都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这种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所做的逻辑分析, 由于其构架的刚性和狭小，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难以完备起来[7]。
哲学，使之成为当今语言哲学探索中的一门显学[7]。
具体地说，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传统最早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日常语言哲学开创的。并且，维特根斯坦还明确提出了意义的使用理论。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主张把语言和语言的使用联系在一起；在《哲学研究》中，他把“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作为其中心思想，在此基础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游戏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
维特根斯坦之后，奥斯汀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发展了日常语言哲学。他第一次提出了言语行为的概念，他认为，我们所要致力阐释的惟一的实际现象，归根到底，使整体言语情境中的整体言语行为。奥斯汀还把言语行为的内容分为以言表意、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三个方面，并把话语分为施行式和记述式两类。虽然奥斯汀对言语行为的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对它的划分也只是做了尝试性的研究，但言语行为的提出本身已经对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贡献。
奥斯汀之后，许多哲学家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和发展，其中以塞尔的影响最大。塞尔首先明确了言语行为的概念，与奥斯汀不同的是，他把言语行为划分为四部分：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塞尔还引入了意向性概念，他把言语行为定义为“语言交流的基本的或最小的单位”，从而深入地表达了说话人的意向。塞尔1969年出版的《言语行为》，1979年出版的《语词和意义：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和1982年出版的《意向性》都是言语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对当代语用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当代语用学的影响也不小，其理论旨在把握人们说话时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后者不仅与话语的抽象的一般的意义相关，更重要的是与人们说话时的语境和说话者的意图相关，也就是与人们的话语的具体意义或语用意义相关。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正在发展与语用推理相关的理论。
总之，当代语用分析哲学是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逻辑发展的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语言哲学内部的语用转向已成为当今意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取向，为哲学对话构筑了一个语义、语形、语用多维渗透、融合的新平台，从而为我们研究“意义”的意义提供了更多的新路径和新条件[7]。
三、“后分析哲学”时代意义问题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如前所述，“分析哲学”时代的意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使用逻辑语形分析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形式语义学，这种意义理论由于其构架的刚性和狭小，无法容纳意义的整体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从而使“意义”的意义难以完备起来。对意义的进一步探索必将突破狭小的语形、语义范围而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意义问题研究的这一转向就是“后分析哲学”时代的语用学转向。
实际上，对意义的语用学探究在“分析哲学”时代就初现端倪了。当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使用逻辑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时，以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家则开始在语用学的层面上探讨意义问题了。特别是在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语用学”(pragmatics ) 这一概念之后，经由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等人对指示词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蕴涵理论等方面的发展，作为符号学和哲学结合的语用哲学研究的基本涵义和界面越发显得明朗化起来，最终发展为当代语用分析
第3期张汉生等意义问题研究的历史考察与评价45
四、意义问题研究的当代解释学转向
意义问题不仅是英美分析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欧陆语言哲学本体论式语言追问的焦点。无论是海德格尔对“在”的意义的“此在”生存论的语言展开、对人类生存语境的回归，还是伽达默尔对文本意义理解的语言本体论式的追问，都证明了欧陆哲学以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思路的对意义的另类解读[7]。在这一解读过程中，在伽达默尔那里发展起来的以现象学和生存论哲学为基础的哲学解释学理论引发了意义研究的当代转向。
意义问题研究的解释学转向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巨匠胡塞尔。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主张从意向性谈论意向对象。虽然他最终不是围绕意义来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但对语言及其意义问题的涉猎，却开启了欧洲大陆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生存论语言哲学。
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运用其师的现象学方法，研究关于存在的问题。他于1927年发表了《存在与时间》一书，他认为，整个现有的哲学史关于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模糊和没有方向的。所以，重提存在问题就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要先进行一番充分的研讨，要充分透视存在问题，必须选择那种能够发问的存在者来破解。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 ) 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并从“此在”出发，试图在意义与文本以及世界之间，揭示一个更深厚、更本原的境域，使得现象学方法中潜藏的本体论解释学得到完全的贯彻和实现。海德格尔实现了西方解释学从传统的方法论到哲学本体论的转变，揭示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对于存在的意义如何进行理解，而是把理解当作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话说，就是：“此在之‘此’展开在领会中，这本身就是此在能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从本质上对在世进行筹划是此在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具有存在之领悟作为它的存在建构。海德格尔不是从理解文本出发，而是以存在及此在的本体论问题为开端，展示人在世界中的当下生活和生存方式作为理解和解释一切文本的根本视域。这一方面达到了本体论解释学的境界，同时又开启了一种解释学化了的现象学本体论。他的思想不仅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思潮，又成为很多新哲学的滥觞。
伽达默尔的学说就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继承和阐发。1960年，伽达默尔发表了《真理与方法》，发展了以现象学和生存论哲学为基础的哲学解释学理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意义和理解者的理解一起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理解不是主体的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事物本身”和我们的前判断或偏见之间的无穷的“游戏”过程。每一次理解，都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在历史中，这个过程是无穷无尽的。过去不是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不尽的意义的源泉。文本的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无所谓正确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伽达默尔在这里提出的“视域融合”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关于真实经验即思维的理论的全新的哲学。它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经验寻求其自身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谈论超越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这种崭新的哲学解释学立足于理解语境的历史与现实视域的展开，对意义理解的追问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否认理解的唯一确定性和客观性，主张理解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在诸多要素协调一致的系统中的意义创造活动，展示了认识与真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意义研究的解释学转向，“促进了语言理解与解释经验、语言分析与解释实践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得语言哲学与解释学传统及各种解释学的发展联系了起来，表明了语言理解的意义正是在于语言分析的整体性之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理解和语义分析的社会化的倾向。”[8]尽管目前意义研究的解释学转向受到很多人批判，甚至被认为是陷入了相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困境，但解释学转向所开启的意义研究的新方向、新思路却是不容置疑的，其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意义必须给以高度的肯定。
[参考文献]
[1]陈波. 逻辑哲学导论[M ].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0:4-5.
[2]Gilbert Ryle. Theory of meaning [M ]//Philosophyand Ordinary Language. C. E. Caton:University of Illionois Press, 1963:128.
[3]李海平. 意义研究的哲学渊源及当代走向[J ]. 学术交流, 2006
(10) .
[4]周昌忠.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1. [5]陈嘉映. 语言哲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11. [6]周昌忠.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16. [7]李海平. 意义研究的哲学渊源及当代走向[J ]. 学术交流, 2006
(10) .
[8]郭贵春. 论语境[J ]. 哲学研究, 199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