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考察《隋志》著录的郑玄经学注疏体例，并与《汉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郑玄代表了传注学的新范式，即面向文本的注疏，这是汉代经典注疏史的新阶段。通过对汉代注疏史的宏观考量，并从中看到今古文经学分野的实质，是经学史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传阶段与注阶段）和两种经学传承方式的区分（依靠人的传承与依靠文本的传播）。
【关键词】郑玄；传注学；文本；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39-4
关于郑玄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原因在于作为文化史上的“节点人物”，郑玄的价值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诚如清儒皮锡瑞所言：“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1]从宏观的角度审查前贤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郑玄放置于“今古文”经学之争中，以凸显郑玄“古文”经学的转型意义。而本文愿从传注学史的角度来观察郑玄及其代表的传注学新范式，以期从传注学体例的角度认识汉代经学，并联系经典传播的方式、途径、媒介等现实因素，讨论经典注疏史上的关键时期、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
一、注、笺与音义
“遍注诸经”的郑玄，对传注学的贡献在于开创了“注”体、“笺”体、“音义”体等传注学新体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源于对传注学史的认识。可以说，刘向校勘皇家藏书而成《别录》，歆继父踵武而成《七略》，班固综其所成而作的《艺文志》，是中国典籍史上的重要丰碑。今天我们仍需要从这份皇家书目中，了解当时的知识结构。《汉志》著录的经典传注成果，没有“注”体。这一发现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汉代经典传注学一个大概认识，即刘向面对的“传”体阶段和郑玄开启的“注”体阶段。简言之，前者是面向人的阐释，注重经与人的意义关联，所以重视发掘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服务当下需要；后者面向经文本，注意经文本义的解释。下面就以郑玄的注经实践为例，讨论其开创的传注学新范式。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郑玄有《周易注》（九卷）、《尚书注》（九卷）、《尚书音》、《尚书大传注》（三卷）、《尚书义问》、《毛诗注》、《毛诗笺》、《仪礼注》（十七卷）、《仪礼音》（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谱注》（一卷）、《礼记注》（二十卷）、《礼记音》（一卷）、《三礼目录》（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论语注》（十二卷）、《古文论语注》（十卷）、《论语注》（九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易纬注》（八卷）、《尚书纬注》（三卷）、《尚书中候注》（五卷）、《礼纬注》（三卷）、《礼记默房注》（三卷）、《孟子注》（七卷）、《日月交会图注》（一卷）、《九宫经注》（三卷）、《九宫行棋经注》（三卷）。
仅从《隋志》著录看，郑玄经典注疏体例主要有“注”、“笺”、“音”、“谱”、“目录”等，这些体例均不见于《汉志》。郑玄毕其一生，经营经典注疏工作，又考《晋书·刑法志》则知郑玄对秦汉旧律亦有注释。
关于“注”，《说文解字·水部》曰：“注，灌也。从水。”段玉裁注曰：“释经以明其义日注。”《说文解字·人部》曰：“传，遽也。从人。”段玉裁注曰：“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2]从训诂学的释义我们可以见出，“注”与“传”两体例的不同在于：“注”是对文本进行注解，犹如水灌入田地里。而“传，从人’，是在口头讲习等过程中“展转引伸”其义，两者之不同源于注解对象的不同。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注。”[3]这句话可谓高屋建瓴，由此可知汉代注疏学自郑玄起“注”体才开始出现。
关于“笺”，《说文解字·竹部》曰：“笺，表识书也。”徐锴系传曰：“于书中有所表记之也。”郑玄《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由上可知：注疏体例之一的“笺”是在经文本上进行注释，郑玄的《毛诗笺》，是对《毛传》进行的批注。
关于“音”，在注疏学中，亦有“音义”、“音训”、“声训”诸名。它是指用音同、音近的字来注释被注的字义，即清儒王念孙所谓“因声求义”是也。作为注疏体例之一的“音”，并不是始于郑玄，然据史志目录，我们知道系统使用“声训”并有专著的，却是自郑玄始。
从语言学发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使用“音”这种注疏体例进行经文注解，必须要在书面语、文本之上进行的。因为“声训”这种用音同或音近的语词进行训解的注疏方式，在口头传授经义的时代，是无法精确地辨识的。例如：《易·无妄》曰：“无妄。”郑玄注曰：“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尚书大传》曰：“若是共御，帝用不差。”郑玄注曰：“共读日恭。”又《礼记·曲礼下》曰：“士日妇人。”郑玄注曰：“妇之言服。”从以上例证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这些“声训”方式的注解，在口语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不是在书面语情况下，同音词是很难从声音上精确辨识。还有一个例证就是郑玄的“音训”，开始关注虚词的用法，开始关注句法等。这些注释工作都需要书面语的支持。
关于“谱”、“目录”，郑玄有《毛诗谱》、《三礼目录》，这都是郑玄经学注疏体例的新发明。《毛诗谱》早已遗失，自宋欧阳修始辑《郑氏诗谱补亡》，后来学人多有辑佚之功，明锺惺有《新刻诗谱》，到了有清一代，《诗谱》辑佚就更多了，辑佚学大家王谟、孔广林、黄奭等都有辑佚成果，今人冯浩菲有《郑氏诗谱订考》，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可以利用它进行研究。据冯氏研究可知：《毛诗谱》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字部分，一是年表部分。《三礼书目》，也已经遗失。据《汉魏遗书抄》所载的《三礼目录》，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它的体例，是对“三礼”进行综合研究的一种经解方式。
“谱”、“目录”这种经解方式，前者有年表，类例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4]。后一种如同《毛诗序》、《汉志》，这些注疏体例，都是面向经文本，在文本上作出的综合研究。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说：“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笺、有谱。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诗人之志也。”这里说其在方法上是对孟子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孟子对“处士横议”现象的批评，提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直到郑玄开创注疏新体例之后，才算有了从理论主张到注疏实践的落实。 大致了解了郑玄经典注疏的体例之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汉志》所录的情况，为方便比较，特做如下一简表。
分析该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传注学”重要体例的“注”体，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没出现。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保守地说，以“注”命名的典籍尚未成为一种流行的注疏体例。且我们做个统计工作，就会发现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种体例中，最多的是“传”体。再联系上文介绍的郑玄的经典注疏实践的体例，经由这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传”代表了经典注疏史上的早期形态，而郑玄的经典注疏实践带来的新体例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郑玄的经学史意义——即开启了新的注疏史新范式：面向经文本的注疏。
二、面向文本与今古文问题的再讨论
联系先秦诸子“解喻”注经的句法特征，充分分析《汉志》著录的注疏体例，并将其放人汉代注疏史上讨论其性质，可以证实《韩诗外传》是部解经的典籍，是经师口授经义活动的结果，而郑玄是不同与“传”的面向文本的注疏，呈现出书面语的特点。
郑玄注经中还有校勘工作，以“某当为某”标识，这是典型的不改原文的经注方式。正是面向经文本的注疏，才会关注文本，校勘文本，分析句法等。这是口授经义的早期经师所不为的。
综上，通过对郑玄经学注疏活动的分析，可以认为，郑玄开启了注疏学的新时代。当然，在郑玄之前，也有经学家开始了注体范式的使用，比如马融等。之所以把郑玄作为这一转变的开始，正是因为他是系统、全面地进行经文本注释的经学大师。下面我们梳理一下汉代经学史，汉初以经师博士为传承主体的经学，是以“传”为注疏体例的阶段，以《诗经》为例，表现在《汉志》、《儒林传》上，形成了鲁、齐、韩三家诗学，以推衍诗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可以说，这是以国家学术为特征的经学传承。而以郑玄为代表的面对经文本的，包括系年（目录、谱）、注（训诂、训读、音义）等，这就是学术史上所说的“古文家”的工作。在这个转变之间，经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古文”的发现，考《汉书》可知：“古文”的发现地点主要是在刘姓藩国，一个是鲁恭王处；一个在河间献王处；还有一些在民间。这意味着今古文的学术分野，其实质是经学传承途径和传播方式的区分。不同的传播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传承体例。在国家学术，以博士官为中心，口耳相传，经学的传训的实质不是为了解释经学本身，而是通过经典力量，围绕“经学与国家”建构经学问题，以服务政治和帝国国家意志。在这些活动中，面向人、面向现实的经学注疏，形成了以“传”为主要体例的今文经学。而在刘姓藩国发现了书于竹帛的经文本，这是经学通过物质媒介传承的途径，儒生出于经学讲授经义的需要，从文字释读、语义释义出发，进行了面向经文本的注疏，最终形成了以“注”为代表的注疏体例。
从这个视野出发，观察学术界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问题，其实质是，今文经学是汉代初期，面向人的解经，以“传”为代表，解经重在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服务当下政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传承是经由‘人’（经师、博士）进行的；古文经学是后期面向经文本的注疏，以“注”为代表，其发生的本质力量是经学通过物质媒介，诸如竹帛、简帛等文本传播。于是，本文认为，今古文之争问题，不是表面的学理之争的问题，也不是仅从“家法”、“师法”诸角度就那么容易分辨的问题，当然更不能单纯地将之转化成一个经学的政治立场问题等。对之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应该是通过对汉代.注疏史的宏观考量，并从中看到今古文经学的分野，其实质是经学史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传阶段与注阶段）；两种经学传承方式的区分（依靠人传承的方式与依靠文本传播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中华书局，1959.127。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55，377.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12.
[4]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
（责任编辑 邹一清）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隋志》著录的郑玄经学注疏体例，并与《汉志》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郑玄代表了传注学的新范式，即面向文本的注疏，这是汉代经典注疏史的新阶段。通过对汉代注疏史的宏观考量，并从中看到今古文经学分野的实质，是经学史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传阶段与注阶段）和两种经学传承方式的区分（依靠人的传承与依靠文本的传播）。
【关键词】郑玄；传注学；文本；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039-4
关于郑玄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原因在于作为文化史上的“节点人物”，郑玄的价值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诚如清儒皮锡瑞所言：“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1]从宏观的角度审查前贤的研究，我们会发现现有研究多将郑玄放置于“今古文”经学之争中，以凸显郑玄“古文”经学的转型意义。而本文愿从传注学史的角度来观察郑玄及其代表的传注学新范式，以期从传注学体例的角度认识汉代经学，并联系经典传播的方式、途径、媒介等现实因素，讨论经典注疏史上的关键时期、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
一、注、笺与音义
“遍注诸经”的郑玄，对传注学的贡献在于开创了“注”体、“笺”体、“音义”体等传注学新体例。之所以这么说，是来源于对传注学史的认识。可以说，刘向校勘皇家藏书而成《别录》，歆继父踵武而成《七略》，班固综其所成而作的《艺文志》，是中国典籍史上的重要丰碑。今天我们仍需要从这份皇家书目中，了解当时的知识结构。《汉志》著录的经典传注成果，没有“注”体。这一发现帮助我们建立了对汉代经典传注学一个大概认识，即刘向面对的“传”体阶段和郑玄开启的“注”体阶段。简言之，前者是面向人的阐释，注重经与人的意义关联，所以重视发掘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服务当下需要；后者面向经文本，注意经文本义的解释。下面就以郑玄的注经实践为例，讨论其开创的传注学新范式。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郑玄有《周易注》（九卷）、《尚书注》（九卷）、《尚书音》、《尚书大传注》（三卷）、《尚书义问》、《毛诗注》、《毛诗笺》、《仪礼注》（十七卷）、《仪礼音》（二卷）、《丧服经传注》（一卷）、《丧服谱注》（一卷）、《礼记注》（二十卷）、《礼记音》（一卷）、《三礼目录》（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论语注》（十二卷）、《古文论语注》（十卷）、《论语注》（九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易纬注》（八卷）、《尚书纬注》（三卷）、《尚书中候注》（五卷）、《礼纬注》（三卷）、《礼记默房注》（三卷）、《孟子注》（七卷）、《日月交会图注》（一卷）、《九宫经注》（三卷）、《九宫行棋经注》（三卷）。
仅从《隋志》著录看，郑玄经典注疏体例主要有“注”、“笺”、“音”、“谱”、“目录”等，这些体例均不见于《汉志》。郑玄毕其一生，经营经典注疏工作，又考《晋书·刑法志》则知郑玄对秦汉旧律亦有注释。
关于“注”，《说文解字·水部》曰：“注，灌也。从水。”段玉裁注曰：“释经以明其义日注。”《说文解字·人部》曰：“传，遽也。从人。”段玉裁注曰：“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2]从训诂学的释义我们可以见出，“注”与“传”两体例的不同在于：“注”是对文本进行注解，犹如水灌入田地里。而“传，从人’，是在口头讲习等过程中“展转引伸”其义，两者之不同源于注解对象的不同。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曰：“毛君、孔安国、马融、王肃之徒，其所注书皆称为传，郑玄则谓之注。”[3]这句话可谓高屋建瓴，由此可知汉代注疏学自郑玄起“注”体才开始出现。
关于“笺”，《说文解字·竹部》曰：“笺，表识书也。”徐锴系传曰：“于书中有所表记之也。”郑玄《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由上可知：注疏体例之一的“笺”是在经文本上进行注释，郑玄的《毛诗笺》，是对《毛传》进行的批注。
关于“音”，在注疏学中，亦有“音义”、“音训”、“声训”诸名。它是指用音同、音近的字来注释被注的字义，即清儒王念孙所谓“因声求义”是也。作为注疏体例之一的“音”，并不是始于郑玄，然据史志目录，我们知道系统使用“声训”并有专著的，却是自郑玄始。
从语言学发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使用“音”这种注疏体例进行经文注解，必须要在书面语、文本之上进行的。因为“声训”这种用音同或音近的语词进行训解的注疏方式，在口头传授经义的时代，是无法精确地辨识的。例如：《易·无妄》曰：“无妄。”郑玄注曰：“妄，犹望，谓无所希望也。”《尚书大传》曰：“若是共御，帝用不差。”郑玄注曰：“共读日恭。”又《礼记·曲礼下》曰：“士日妇人。”郑玄注曰：“妇之言服。”从以上例证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这些“声训”方式的注解，在口语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不是在书面语情况下，同音词是很难从声音上精确辨识。还有一个例证就是郑玄的“音训”，开始关注虚词的用法，开始关注句法等。这些注释工作都需要书面语的支持。
关于“谱”、“目录”，郑玄有《毛诗谱》、《三礼目录》，这都是郑玄经学注疏体例的新发明。《毛诗谱》早已遗失，自宋欧阳修始辑《郑氏诗谱补亡》，后来学人多有辑佚之功，明锺惺有《新刻诗谱》，到了有清一代，《诗谱》辑佚就更多了，辑佚学大家王谟、孔广林、黄奭等都有辑佚成果，今人冯浩菲有《郑氏诗谱订考》，是现在最好的版本，可以利用它进行研究。据冯氏研究可知：《毛诗谱》分为两部分，一是文字部分，一是年表部分。《三礼书目》，也已经遗失。据《汉魏遗书抄》所载的《三礼目录》，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它的体例，是对“三礼”进行综合研究的一种经解方式。
“谱”、“目录”这种经解方式，前者有年表，类例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4]。后一种如同《毛诗序》、《汉志》，这些注疏体例，都是面向经文本，在文本上作出的综合研究。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说：“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诗》。其于《诗》也，有笺、有谱。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诗人之志也。”这里说其在方法上是对孟子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孟子对“处士横议”现象的批评，提倡“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学主张，直到郑玄开创注疏新体例之后，才算有了从理论主张到注疏实践的落实。 大致了解了郑玄经典注疏的体例之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汉志》所录的情况，为方便比较，特做如下一简表。
分析该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传注学”重要体例的“注”体，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没出现。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保守地说，以“注”命名的典籍尚未成为一种流行的注疏体例。且我们做个统计工作，就会发现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种体例中，最多的是“传”体。再联系上文介绍的郑玄的经典注疏实践的体例，经由这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传”代表了经典注疏史上的早期形态，而郑玄的经典注疏实践带来的新体例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郑玄的经学史意义——即开启了新的注疏史新范式：面向经文本的注疏。
二、面向文本与今古文问题的再讨论
联系先秦诸子“解喻”注经的句法特征，充分分析《汉志》著录的注疏体例，并将其放人汉代注疏史上讨论其性质，可以证实《韩诗外传》是部解经的典籍，是经师口授经义活动的结果，而郑玄是不同与“传”的面向文本的注疏，呈现出书面语的特点。
郑玄注经中还有校勘工作，以“某当为某”标识，这是典型的不改原文的经注方式。正是面向经文本的注疏，才会关注文本，校勘文本，分析句法等。这是口授经义的早期经师所不为的。
综上，通过对郑玄经学注疏活动的分析，可以认为，郑玄开启了注疏学的新时代。当然，在郑玄之前，也有经学家开始了注体范式的使用，比如马融等。之所以把郑玄作为这一转变的开始，正是因为他是系统、全面地进行经文本注释的经学大师。下面我们梳理一下汉代经学史，汉初以经师博士为传承主体的经学，是以“传”为注疏体例的阶段，以《诗经》为例，表现在《汉志》、《儒林传》上，形成了鲁、齐、韩三家诗学，以推衍诗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可以说，这是以国家学术为特征的经学传承。而以郑玄为代表的面对经文本的，包括系年（目录、谱）、注（训诂、训读、音义）等，这就是学术史上所说的“古文家”的工作。在这个转变之间，经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古文”的发现，考《汉书》可知：“古文”的发现地点主要是在刘姓藩国，一个是鲁恭王处；一个在河间献王处；还有一些在民间。这意味着今古文的学术分野，其实质是经学传承途径和传播方式的区分。不同的传播方式造就了不同的传承体例。在国家学术，以博士官为中心，口耳相传，经学的传训的实质不是为了解释经学本身，而是通过经典力量，围绕“经学与国家”建构经学问题，以服务政治和帝国国家意志。在这些活动中，面向人、面向现实的经学注疏，形成了以“传”为主要体例的今文经学。而在刘姓藩国发现了书于竹帛的经文本，这是经学通过物质媒介传承的途径，儒生出于经学讲授经义的需要，从文字释读、语义释义出发，进行了面向经文本的注疏，最终形成了以“注”为代表的注疏体例。
从这个视野出发，观察学术界一直关注的一个课题“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问题，其实质是，今文经学是汉代初期，面向人的解经，以“传”为代表，解经重在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以服务当下政治，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学传承是经由‘人’（经师、博士）进行的；古文经学是后期面向经文本的注疏，以“注”为代表，其发生的本质力量是经学通过物质媒介，诸如竹帛、简帛等文本传播。于是，本文认为，今古文之争问题，不是表面的学理之争的问题，也不是仅从“家法”、“师法”诸角度就那么容易分辨的问题，当然更不能单纯地将之转化成一个经学的政治立场问题等。对之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应该是通过对汉代.注疏史的宏观考量，并从中看到今古文经学的分野，其实质是经学史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传阶段与注阶段）；两种经学传承方式的区分（依靠人传承的方式与依靠文本传播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中华书局，1959.127。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55，377.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12.
[4]冯浩菲.郑氏诗谱订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
（责任编辑 邹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