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摘要】：人性究竟是善？是恶？自西周初年人性观念的萌发，直至今日，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从未中断过，并且还多次出现发展的高峰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人性问题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儒、道、墨、法等皆提出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而儒家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性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孟荀二人对人性概念的界定，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以及修身之方法等的比较，来认识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异同，从而对人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字】：孟子 荀子 性善论 性恶论 斗争性 同一性
人性论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以孟子性善论和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相互对立的答案，并且争论了两千余年未有结果，而人性问题也在这不断的争论中向前发展，逐渐成熟。
一、孟荀人性论的斗争性
1、时代背景不同。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很差，孟子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提出了性善论，并告诉人们人性本善，只要不去学习坏的东西，不被坏的社会风气所同化，我们自身便不会变坏。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和自我催眠，这与当时的
社会现实相差甚远，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而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秦统一之势已经势不可挡，每次伐攻都是数十万人。看到这些，荀子有些绝望了，看清了成王败寇的本质，社会现实趋向恶化，知道自我催眠已经不管用了。为了使人们向善，必须充分让人们认识自身的缺点，才能心悦诚服地改正，因此他提出了性恶论。
2、根源不同。孟子认为人性善的根源不是来自人后天的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一部分是人在没有接触社会实践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生物本能，一部分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仁爱关系，这就是孟子性善论赖以立论的基础。[1]而荀子人性恶的根源则在于人本身具有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是人为促成的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求利之心，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声色之好。但这种本能如果任其发展，不加节制，不加约束，就必然要产生争夺、残杀等邪恶的事情，造成社会混乱，因此他认为人性本恶。
3、对性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从一开始在性的概念的界定上，孟荀就发生了内圣与外王两个对立的价值取向的分野。“孟子言性善，乃谓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仁义理智四端。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2]在对性的界定上，孟子善意地看待人和人生，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荀子则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生，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3]尽管孟子主
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善恶的并肩而存。孟子强调性善的一面，是立足于他的仁政理想；荀子强调性恶的一面，是立足于现实人心的状况。
4、关于修身问题的不同主张。孟子强调心性本心，荀子强调本能欲望。由此也致使二人在对待修身问题上有不同主张。孟子站在性善论的观点上必然强调人的内心修为，他发展了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仁”成为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而荀子力主性恶，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走的是孔子“约之以礼”的路线，“礼”也就成为荀子学说的中坚术语。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主张扩充本性，主张养气，重视发挥本心的作用，重视自我修养、自我反省的功能。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改造本性，主张治气，重视学习的作用，重视教育培养、社会约束、师长示范和个人努力的结合。
5、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二、孟荀人性论的同一性
1、同属于人性问题的思考范畴，都是以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为出发点的。人性问题，战国中期就在儒学内部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体来说，大约有四派，有的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有的认为“性可以
为善，可以为不善”，有的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等等，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实为三家，即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4]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先验性。各个学派关于人性的思考总有一些不足和值得思考的地方，这就需要把它们放在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
2、关于人性的思考方法有许多共同点。同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习得没有关系。“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他们都认为人性是先验的人性，他们都不承认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3、共同的理论基础。尽管在对人性的概念的界定上，孟子和荀子是相对立的，但二者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性的差别主要产生于后天的习染，这是一种重视社会实践的观点。孟荀二人的人性论实为孔子人性观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孟子侧重于“性相近”，而荀子则侧重于“习相远”，孟子侧重于为仁由己，荀子侧重于约之以礼。
4、二者追求的目标相同，都是去恶向善。仁义法正都是可知的、可学的，每一个人都有学习仁义礼法的资质，所以人的本性也一定能够得到矫正。在这一点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孟子认为人性善，其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善的本性，荀子认为人性恶，是想通过对于人恶的本性的矫正，最后同样达到善的境界，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二者的归宿，同样是人的修身，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后者强调的是外在的社
会约束力量。
5、二者都不约而同地重视教育对修养人性的作用。孟子不但要求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还十分重视教师教育的重要性。荀子更是把“师”、“法”作为他修身的重要因素。
6、他们各自提出的人性论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学说提供理论依据。他们以各自的人性论为基础，都提出了救治社会的药方。正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们对人性分别做出了善与恶的判断，并进而提供了仁政与礼治的药方。尽管二人的观点截然相反，但都成功地做了论证。
三、孟荀人性论相辅相成
如果说孟子对于人性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在血缘纽带下父子、兄弟之间仁爱的一面，那么荀子则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的一面。[5]
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虽然对人性的内涵界定不同，在个体成善的途径上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却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孟子言性善，欲使人尽性而乐于善；苟子言性恶，欲使人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6]
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正面激励人奋发向上，自觉向善的。孟子从人与动物不同的类本性人手阐述了人的本质，把人的食色之性排斥在人的本性之外，而把道德观念、道德理性看作人的本性，从而深化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突出了人的善良本性；在主体的道德修养中，
孟子又强调了“为仁由己”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挺立起道德实践的主体性，鼓励主体好善恶恶、积极向上，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道德理想和人的本性。
苟子的“性恶论”是从反面激励人进取、去恶成善的。苟子强调了性伪之分，而把人之不可学、不可事、生而有之的自然本能之性定义为“性”。因为人的自然之性的质朴与粗糙，所以要加强后天的学习和改造。如果缺乏后天的学习与教育，人就不可能化性起伪，达到善良境界。人只有通过学习，通过道德的训导、礼法的约束，才能对质朴粗恶的先天自然之性加以改造，去恶为善。苟子言性恶可以说是提醒人们认识到自己先天素质中的粗劣之处而不放松自身的修养与改造，从而造就完善的人格。
孟子提供了人性之善的内在依据和人天生具有的修己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忽视了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被动性；苟子则强调修己的必要性和被动性，但却忽视了主体向善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二者的相互补充恰好克服了对方理论上的片面性和不足。所以，孟子和苟子对于人性的揭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虽互相对立，实为相辅相成。
四、对孟荀人性论的评价
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是揭开了人性柔软的一个侧面，有一定合理的成分，但是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片面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完全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其次，人性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最后，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抹杀了人在人性上的差别，实际上并没有准确的说明人
性。[7]
而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性恶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可避免，荀子的性恶论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它不可能揭示出人性的社会阶级本质。他主张人性本恶，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封建秩序的必要性，论证封建法度的合理性，显然这是为地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荀子把社会的变化和人的教育最终归之于圣人，把圣人看作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人们，这显然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了。[8]
孟子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片面化和绝对化的人性观点，前者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后者强调的是外在社会力量的约束。[9]
其实，人性无法从善或恶的观点去认识，善或恶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概念去界定，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界限，也不能认为的规定一个界限，世俗的善恶观点是不足取的。在孟荀的人性观点上，不必非要争个高低，离开人的社会性，抽象地去谈性善或性恶都是不对的。性善论或性恶论都可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去谈人性，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但这并不是说性善论或性恶论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不管是哪一种观点，我们都应该辩证的看待它们。至于它们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些地方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将其放在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所谓善恶观念都是人类后天加上去的概念，只有以德为本，以法为说，对人性进行正确的引导、科学的教育，这样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4页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2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4]唐宇元，
页
[5]曹德本，
[6]李宝云，
32页
[7]曹德本，
[8]张舜徽，
[9]康德英，
3》，中国青年出版社，第75，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60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55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1页 荀子》，中国戏剧出版社，第43页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百人学者传》《孟子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摘要】：人性究竟是善？是恶？自西周初年人性观念的萌发，直至今日，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从未中断过，并且还多次出现发展的高峰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人性问题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儒、道、墨、法等皆提出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而儒家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性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孟荀二人对人性概念的界定，对人性善恶的判断，以及修身之方法等的比较，来认识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异同，从而对人性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字】：孟子 荀子 性善论 性恶论 斗争性 同一性
人性论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而以孟子性善论和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相互对立的答案，并且争论了两千余年未有结果，而人性问题也在这不断的争论中向前发展，逐渐成熟。
一、孟荀人性论的斗争性
1、时代背景不同。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中期，此时的社会风气很差，孟子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提出了性善论，并告诉人们人性本善，只要不去学习坏的东西，不被坏的社会风气所同化，我们自身便不会变坏。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和自我催眠，这与当时的
社会现实相差甚远，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而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秦统一之势已经势不可挡，每次伐攻都是数十万人。看到这些，荀子有些绝望了，看清了成王败寇的本质，社会现实趋向恶化，知道自我催眠已经不管用了。为了使人们向善，必须充分让人们认识自身的缺点，才能心悦诚服地改正，因此他提出了性恶论。
2、根源不同。孟子认为人性善的根源不是来自人后天的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良知良能。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一部分是人在没有接触社会实践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生物本能，一部分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仁爱关系，这就是孟子性善论赖以立论的基础。[1]而荀子人性恶的根源则在于人本身具有的本能。这种本能不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不是人为促成的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声色之好、求利之心，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声色之好。但这种本能如果任其发展，不加节制，不加约束，就必然要产生争夺、残杀等邪恶的事情，造成社会混乱，因此他认为人性本恶。
3、对性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从一开始在性的概念的界定上，孟荀就发生了内圣与外王两个对立的价值取向的分野。“孟子言性善，乃谓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仁义理智四端。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2]在对性的界定上，孟子善意地看待人和人生，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荀子则以一种冷峻严厉的目光审视人和人生，不相信人能够自我完善。“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3]尽管孟子主
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善恶的并肩而存。孟子强调性善的一面，是立足于他的仁政理想；荀子强调性恶的一面，是立足于现实人心的状况。
4、关于修身问题的不同主张。孟子强调心性本心，荀子强调本能欲望。由此也致使二人在对待修身问题上有不同主张。孟子站在性善论的观点上必然强调人的内心修为，他发展了孔子提出的“为仁由己”。“仁”成为孟子学说的核心概念；而荀子力主性恶，强调外在的礼仪规范，走的是孔子“约之以礼”的路线，“礼”也就成为荀子学说的中坚术语。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主张扩充本性，主张养气，重视发挥本心的作用，重视自我修养、自我反省的功能。荀子主张化性起伪、改造本性，主张治气，重视学习的作用，重视教育培养、社会约束、师长示范和个人努力的结合。
5、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二、孟荀人性论的同一性
1、同属于人性问题的思考范畴，都是以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为出发点的。人性问题，战国中期就在儒学内部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体来说，大约有四派，有的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有的认为“性可以
为善，可以为不善”，有的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等等，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实为三家，即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4]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先验性。各个学派关于人性的思考总有一些不足和值得思考的地方，这就需要把它们放在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
2、关于人性的思考方法有许多共同点。同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习得没有关系。“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他们都认为人性是先验的人性，他们都不承认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决定作用。
3、共同的理论基础。尽管在对人性的概念的界定上，孟子和荀子是相对立的，但二者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观。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性的差别主要产生于后天的习染，这是一种重视社会实践的观点。孟荀二人的人性论实为孔子人性观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孟子侧重于“性相近”，而荀子则侧重于“习相远”，孟子侧重于为仁由己，荀子侧重于约之以礼。
4、二者追求的目标相同，都是去恶向善。仁义法正都是可知的、可学的，每一个人都有学习仁义礼法的资质，所以人的本性也一定能够得到矫正。在这一点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孟子认为人性善，其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善的本性，荀子认为人性恶，是想通过对于人恶的本性的矫正，最后同样达到善的境界，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二者的归宿，同样是人的修身，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后者强调的是外在的社
会约束力量。
5、二者都不约而同地重视教育对修养人性的作用。孟子不但要求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还十分重视教师教育的重要性。荀子更是把“师”、“法”作为他修身的重要因素。
6、他们各自提出的人性论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为自己的政治学说提供理论依据。他们以各自的人性论为基础，都提出了救治社会的药方。正所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他们对人性分别做出了善与恶的判断，并进而提供了仁政与礼治的药方。尽管二人的观点截然相反，但都成功地做了论证。
三、孟荀人性论相辅相成
如果说孟子对于人性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在血缘纽带下父子、兄弟之间仁爱的一面，那么荀子则看到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争夺的一面。[5]
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虽然对人性的内涵界定不同，在个体成善的途径上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却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孟子言性善，欲使人尽性而乐于善；苟子言性恶，欲使人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6]
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正面激励人奋发向上，自觉向善的。孟子从人与动物不同的类本性人手阐述了人的本质，把人的食色之性排斥在人的本性之外，而把道德观念、道德理性看作人的本性，从而深化了对人的本性的认识，突出了人的善良本性；在主体的道德修养中，
孟子又强调了“为仁由己”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挺立起道德实践的主体性，鼓励主体好善恶恶、积极向上，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实现道德理想和人的本性。
苟子的“性恶论”是从反面激励人进取、去恶成善的。苟子强调了性伪之分，而把人之不可学、不可事、生而有之的自然本能之性定义为“性”。因为人的自然之性的质朴与粗糙，所以要加强后天的学习和改造。如果缺乏后天的学习与教育，人就不可能化性起伪，达到善良境界。人只有通过学习，通过道德的训导、礼法的约束，才能对质朴粗恶的先天自然之性加以改造，去恶为善。苟子言性恶可以说是提醒人们认识到自己先天素质中的粗劣之处而不放松自身的修养与改造，从而造就完善的人格。
孟子提供了人性之善的内在依据和人天生具有的修己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忽视了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被动性；苟子则强调修己的必要性和被动性，但却忽视了主体向善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二者的相互补充恰好克服了对方理论上的片面性和不足。所以，孟子和苟子对于人性的揭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虽互相对立，实为相辅相成。
四、对孟荀人性论的评价
孟子的性善论，显然是揭开了人性柔软的一个侧面，有一定合理的成分，但是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片面的。首先，孟子的性善论完全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其次，人性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最后，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抹杀了人在人性上的差别，实际上并没有准确的说明人
性。[7]
而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人的道德品质是后天形成的，是环境影响和教育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性恶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可避免，荀子的性恶论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它不可能揭示出人性的社会阶级本质。他主张人性本恶，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封建秩序的必要性，论证封建法度的合理性，显然这是为地主阶级统治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荀子把社会的变化和人的教育最终归之于圣人，把圣人看作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人们，这显然是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了。[8]
孟子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是片面化和绝对化的人性观点，前者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后者强调的是外在社会力量的约束。[9]
其实，人性无法从善或恶的观点去认识，善或恶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概念去界定，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界限，也不能认为的规定一个界限，世俗的善恶观点是不足取的。在孟荀的人性观点上，不必非要争个高低，离开人的社会性，抽象地去谈性善或性恶都是不对的。性善论或性恶论都可以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抽象地去谈人性，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但这并不是说性善论或性恶论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不管是哪一种观点，我们都应该辩证的看待它们。至于它们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些地方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将其放在各家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所谓善恶观念都是人类后天加上去的概念，只有以德为本，以法为说，对人性进行正确的引导、科学的教育，这样才能真正构建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4页
[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2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4]唐宇元，
页
[5]曹德本，
[6]李宝云，
32页
[7]曹德本，
[8]张舜徽，
[9]康德英，
3》，中国青年出版社，第75，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60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55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21页 荀子》，中国戏剧出版社，第43页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百人学者传》《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