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在书中说，“罗斯福当年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恶性危机，一个同军事冲突或经济崩溃一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危机。在工业革命后，贫民和富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普通人维系日常生活日益艰难，中产阶级感到备受挤压。等到罗斯福的白宫任期结束时，期待改革的情绪已弥漫全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总统管理模式和一种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新愿景。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获胜，若干法律法规得以通过，它们被用来管制铁路、强化劳工权益、抑制政治腐败、制止公司提供竞选活动现金、限定工作天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食品和药品的危害、为美国人民保存大片的自然资源。”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也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赞赏有加。在福山重写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两部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这位当代大师认为，政治秩序由三部分基本制度构成，分别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这里指的是政府关心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只是部分精英。美国的政治秩序建设中，法治和负责制制度是先于国家制度出现的。国家的完善则先是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进步年代推行，接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继续。这两位总统为美国建立起了一支独立的公务员队伍，使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自主性去完成包括保护自然资源、打击商业垄断、救济失业工人、食品监管等重大问题带来的工作。 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一位同公众沟通的高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路边谈话引领着美国公众重新思考美国同全球的关系，鼓舞他们走出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阴霾。如果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广播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个杂志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动美国人民相信他的进步主义理念的方式之一，是鼓励那些杰出的新闻记者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调查报道。这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新闻界的揭发黑幕运动，后来因为西奥多・罗斯福的一次演讲，被称为“耙粪运动”。 “罗斯福一开始就懂得，这个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同记者们建立强有力的互惠关系。他与他们称名道姓，邀请他们进餐，欢迎他们作客，并在白宫西翼为他们安排了一间专用房间。这是第一次有总统这么做……从古巴战争时期开始，罗斯福就同许多记者建立了独特的关系。他们像同伴一样展开争论。”古德温写道。她甚至引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说进步主义精神是一种典型的新闻精神也未嫌夸张，它的独特贡献在于塑造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兼改革家。” 这群秉持进步主义精神的记者兼改革家主要集中在《麦克卢尔》杂志。《麦克卢尔》的名字来自于他的创办者麦克卢尔。麦克卢尔和罗斯福以及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一样相信进步主义，相信现存的工业秩序必须加以改变，对像标准石油这样的巨型企业必须加以制约，商业大亨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必须加以缩小。但他们也都不相信激进主义。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相信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们，错误地相信“在这个世界进步的阶段中，通过剧烈的社会革命能让所有人过上快乐生活，就像其他具有类似思维的人相信能够建成永动机一样。” 要想做到改变，罗斯福相信政治，塔夫脱相信法律―塔夫脱的梦想其实并不是成为总统，而是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麦克卢尔相信纸笔。这也同他们的出身有关。生活富裕的罗斯福和塔夫脱可以顺利进入政界，而当时和现在一样，出身贫困的麦克卢尔饱受赤贫折磨，新闻业是他能选择的改变自己和改变社会的最佳工具。1892年，他离开供职的《世纪》杂志，创办了《麦克卢尔》。麦克卢尔拥有广泛的作家资源，在这本新杂志的投资人中就包括福尔摩斯的缔造者柯南・道尔。 这本新杂志，“要超越只是单纯汇编品位五花八门的自由作者的文章”。麦克卢尔缔造了现代杂志的新的工作方式。他成功“创建了一种全职形式的作者职业，他们工资有保障，还享有慷慨的报销单。”麦克卢尔称，自己几乎发明了“职业作者”这个概念。他“希望这些职业作者同他以及彼此合作，共同处理那些符合杂志总体态度的议题”，“处理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呈现伟大的新发明创造，提供文学精品”，更为重要的是，“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力量，美德的力量。” 麦克卢尔的职业作者团队的核心是以下四个人：艾达・塔贝尔、雷・贝克、林肯・斯蒂芬斯和威廉・怀特。艾达・塔贝尔是大名鼎鼎的首富猎杀者。她的《标准石油公司史》和洛克菲勒个人传记，扭转了整个国家对约翰・洛克菲勒的看法，让洛克菲勒从一个低调的富人，变成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心中强盗资本家的象征。雷・贝克因为他对工会的报道而名扬全国。威廉・怀特以对政治利益集团的报道知名。林肯・斯蒂芬斯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城市的耻辱”系列报道，他将市政厅内的腐败呈现出来。随着这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长篇报道的发明，《麦克卢尔》杂志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它的作者们也都变成明星。 “为了纠正并补偿工业化时代的滥用行为与不公，总统需要顺应国民意识的巨变，需要能够进入全国工人、教师、店主、小生意人家庭的工具，一种不仅解释而且生动展示不受约束的工业增长与兼并要付出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工具。罗斯福与具有调查精神的记者形成了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伙伴关系，很快如炙热闪电般照亮了腐败，最终在整个国家面前清晰地呈现出进步主义的愿景。”古德温如此描述总统与记者之间的这种同盟。 新闻记者和总统战果累累：拆分北方证券、拆分标准石油、管制铁路、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打垮牛肉托拉斯……《麦克卢尔》杂志的明星作者威廉・怀特说，我们仿佛有一个由杂志治理的政府。罗斯福则成为进步主义的代名词。但是裂痕也在出现。既然揭黑幕的报道能够带来发行量、收入和影响力，其他报纸和杂志当然也都纷纷进入这个领域。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像《麦克卢尔》杂志和它的明星作者们那样，会用长时间的调查和写作来产生一个作品。他们只是攻击，哪怕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和今天的新闻界一样，“在竞争热门材料的过程中，政客和商人在杂志社的编辑部受审并被定罪，而此时调查尚未开始。文献翔实的真相探求过程，常常被草率、恶意中伤的控诉取而代之。” 罗斯福开始感到不安。他的担心是，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这开始“在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兴奋和烦躁情绪”，导致“社会主义宣传活动的激增”。这种不安的巅峰就是1906年4月14日罗斯福发表的著名的“耙粪者”演讲。在演讲中，虽然他认为记者们的调查不可或缺，但是，在耙粪者们写下“哗众取宠、骇人听闻、虚假不实的”文章时，这些记者自己也变成了“潜在的邪恶力量”。不过，由罗斯福和调查记者共同推动的进步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两年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卸任总统。他的继任者塔夫脱逐渐让他的进步主义同僚包括罗斯福本人都感到失望。塔夫脱太懂得妥协。在罗斯福的这个演讲发表四周之后，包括艾达・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雷・贝克在内的核心成员离开《麦克卢尔》杂志。他们和麦克卢尔的分歧让这些人决定自己创办一本新杂志《美国人》。这本杂志没能复制《麦克卢尔》杂志的成功。这个短暂的甜蜜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在书中说，“罗斯福当年面临着一个潜在的恶性危机，一个同军事冲突或经济崩溃一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危机。在工业革命后，贫民和富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普通人维系日常生活日益艰难，中产阶级感到备受挤压。等到罗斯福的白宫任期结束时，期待改革的情绪已弥漫全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总统管理模式和一种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新愿景。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获胜，若干法律法规得以通过，它们被用来管制铁路、强化劳工权益、抑制政治腐败、制止公司提供竞选活动现金、限定工作天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食品和药品的危害、为美国人民保存大片的自然资源。”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也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赞赏有加。在福山重写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两部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这位当代大师认为，政治秩序由三部分基本制度构成，分别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这里指的是政府关心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只是部分精英。美国的政治秩序建设中，法治和负责制制度是先于国家制度出现的。国家的完善则先是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进步年代推行，接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继续。这两位总统为美国建立起了一支独立的公务员队伍，使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自主性去完成包括保护自然资源、打击商业垄断、救济失业工人、食品监管等重大问题带来的工作。 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一位同公众沟通的高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路边谈话引领着美国公众重新思考美国同全球的关系，鼓舞他们走出经济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阴霾。如果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广播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个杂志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动美国人民相信他的进步主义理念的方式之一，是鼓励那些杰出的新闻记者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调查报道。这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新闻界的揭发黑幕运动，后来因为西奥多・罗斯福的一次演讲，被称为“耙粪运动”。 “罗斯福一开始就懂得，这个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同记者们建立强有力的互惠关系。他与他们称名道姓，邀请他们进餐，欢迎他们作客，并在白宫西翼为他们安排了一间专用房间。这是第一次有总统这么做……从古巴战争时期开始，罗斯福就同许多记者建立了独特的关系。他们像同伴一样展开争论。”古德温写道。她甚至引用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说进步主义精神是一种典型的新闻精神也未嫌夸张，它的独特贡献在于塑造了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兼改革家。” 这群秉持进步主义精神的记者兼改革家主要集中在《麦克卢尔》杂志。《麦克卢尔》的名字来自于他的创办者麦克卢尔。麦克卢尔和罗斯福以及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一样相信进步主义，相信现存的工业秩序必须加以改变，对像标准石油这样的巨型企业必须加以制约，商业大亨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必须加以缩小。但他们也都不相信激进主义。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相信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们，错误地相信“在这个世界进步的阶段中，通过剧烈的社会革命能让所有人过上快乐生活，就像其他具有类似思维的人相信能够建成永动机一样。” 要想做到改变，罗斯福相信政治，塔夫脱相信法律―塔夫脱的梦想其实并不是成为总统，而是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麦克卢尔相信纸笔。这也同他们的出身有关。生活富裕的罗斯福和塔夫脱可以顺利进入政界，而当时和现在一样，出身贫困的麦克卢尔饱受赤贫折磨，新闻业是他能选择的改变自己和改变社会的最佳工具。1892年，他离开供职的《世纪》杂志，创办了《麦克卢尔》。麦克卢尔拥有广泛的作家资源，在这本新杂志的投资人中就包括福尔摩斯的缔造者柯南・道尔。 这本新杂志，“要超越只是单纯汇编品位五花八门的自由作者的文章”。麦克卢尔缔造了现代杂志的新的工作方式。他成功“创建了一种全职形式的作者职业，他们工资有保障，还享有慷慨的报销单。”麦克卢尔称，自己几乎发明了“职业作者”这个概念。他“希望这些职业作者同他以及彼此合作，共同处理那些符合杂志总体态度的议题”，“处理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呈现伟大的新发明创造，提供文学精品”，更为重要的是，“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力量，美德的力量。” 麦克卢尔的职业作者团队的核心是以下四个人：艾达・塔贝尔、雷・贝克、林肯・斯蒂芬斯和威廉・怀特。艾达・塔贝尔是大名鼎鼎的首富猎杀者。她的《标准石油公司史》和洛克菲勒个人传记，扭转了整个国家对约翰・洛克菲勒的看法，让洛克菲勒从一个低调的富人，变成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心中强盗资本家的象征。雷・贝克因为他对工会的报道而名扬全国。威廉・怀特以对政治利益集团的报道知名。林肯・斯蒂芬斯最为著名的作品是“城市的耻辱”系列报道，他将市政厅内的腐败呈现出来。随着这些具有轰动效应的长篇报道的发明，《麦克卢尔》杂志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它的作者们也都变成明星。 “为了纠正并补偿工业化时代的滥用行为与不公，总统需要顺应国民意识的巨变，需要能够进入全国工人、教师、店主、小生意人家庭的工具，一种不仅解释而且生动展示不受约束的工业增长与兼并要付出的社会与经济代价的工具。罗斯福与具有调查精神的记者形成了复杂而颇具争议的伙伴关系，很快如炙热闪电般照亮了腐败，最终在整个国家面前清晰地呈现出进步主义的愿景。”古德温如此描述总统与记者之间的这种同盟。 新闻记者和总统战果累累：拆分北方证券、拆分标准石油、管制铁路、通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打垮牛肉托拉斯……《麦克卢尔》杂志的明星作者威廉・怀特说，我们仿佛有一个由杂志治理的政府。罗斯福则成为进步主义的代名词。但是裂痕也在出现。既然揭黑幕的报道能够带来发行量、收入和影响力，其他报纸和杂志当然也都纷纷进入这个领域。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像《麦克卢尔》杂志和它的明星作者们那样，会用长时间的调查和写作来产生一个作品。他们只是攻击，哪怕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和今天的新闻界一样，“在竞争热门材料的过程中，政客和商人在杂志社的编辑部受审并被定罪，而此时调查尚未开始。文献翔实的真相探求过程，常常被草率、恶意中伤的控诉取而代之。” 罗斯福开始感到不安。他的担心是，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腐败问题上，这开始“在公众舆论中创造出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兴奋和烦躁情绪”，导致“社会主义宣传活动的激增”。这种不安的巅峰就是1906年4月14日罗斯福发表的著名的“耙粪者”演讲。在演讲中，虽然他认为记者们的调查不可或缺，但是，在耙粪者们写下“哗众取宠、骇人听闻、虚假不实的”文章时，这些记者自己也变成了“潜在的邪恶力量”。不过，由罗斯福和调查记者共同推动的进步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两年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卸任总统。他的继任者塔夫脱逐渐让他的进步主义同僚包括罗斯福本人都感到失望。塔夫脱太懂得妥协。在罗斯福的这个演讲发表四周之后，包括艾达・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雷・贝克在内的核心成员离开《麦克卢尔》杂志。他们和麦克卢尔的分歧让这些人决定自己创办一本新杂志《美国人》。这本杂志没能复制《麦克卢尔》杂志的成功。这个短暂的甜蜜时代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