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里的胡适

胡适日记里的胡适:中国青年学生的思想演变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自己已经公开承认的《留学日记》有“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在日记手稿中应有完整的呈现。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在《札记》的《自序》里告诉读者: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岂吾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六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

并且着重指出: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札记》出版后不久,就有署名“愚”的论者在1939年6月《图书季刊》新一卷第二期撰文评介,认为《札记》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表现著者之政治主张,文学主张。

二,表现著者对国事及世界大事之关心。

三,表现著者对外国风俗习惯之留心。

四,记与本国及外国友人之交游,情意真挚,溢于楮墨。

显然,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视之,《札记》的出版为研究早年胡适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札记》出版于抗战初期,炮火连天,流传不广。有鉴于此,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出此书校订本。胡适在《重印自序》中,对日记初版使用“藏晖室札记”这个“太牵就旧习惯”的书名表示“懊悔”,亲自把书名改定为《胡适留学日记》。

1959年3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又三版《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在《台北版自记》中透露,借第二次重印的机会,他又“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此后,台湾和内地多次重印胡适早年留学日记,所依据的版本,不外上述三种之一,或三种互相校勘而成。可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海内外胡适研究界并不知晓绝大部分胡适早年留学日记以及至今尚未公开的胡适归国初期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手稿仍存在于天壤之间。

因此,当去年春天与陈麦青兄等在海上收藏家梁勤峰兄的书房里见到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胡适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这从每年海内外出版的大量的胡适传记、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就可清楚地看出。对胡适生平和创作史料的整理也早已蔚为大观,全集、年谱长编、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汇编等不断问世。胡适各种各样单篇作品的手稿也时有出土,翻翻南北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就可明瞭。但是,出于对稀见文学史料的敏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新世纪以来胡适史料发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发现。

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全部竖行书于开本统一的长方形Webster Student’s﹠

NoteBook上,绝大部分是钢笔书写(《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开头部分为毛笔书写)。每册封面上胡适都题了名,编了号,部分还注明了确切的或大致的起讫日期。我将之与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留学日记》)稍加对照,结果如下:

第一册:“藏晖日记留学康南耳之第三章”。为《留学日记》卷二。

第二册:“藏晖劄记民国二年起民国二年十月八日终三年二月廿八日”。为《留学日记》卷三。

第三册:“藏晖劄记二民国三年起三月十二日终七月七日”。为《留学日记》卷四。 第四册:“藏晖劄记三民国三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五。

第五册:“藏晖劄记四民国三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六。

第六册:“藏晖劄记五民国三年九月廿三日起十二月十一日止”。为《留学日记》卷七。 第七册:“藏晖劄记六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为《留学日记》卷八。

第八册:“藏晖劄记七”。为《留学日记》卷九。

第九册:“藏晖劄记第八册民国四年六月”。为《留学日记》卷十。

第十册:“胡适劄记第九册四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一。

第十一册:“胡适劄记第十册民国四年十一月到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二。 第十二册:“胡适劄记第十一册民国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三。

第十三册:“胡适劄记第十二册民国五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十四。

第十四册:“胡适劄记第十三册”。为《留学日记》卷十五。

第十五册:“胡适劄记第十四册”。为《留学日记》卷十六。

第十六册:“胡适劄记第十五册归国记”。为《留学日记》卷十七。

第十七册:“胡适杂记第十七册改为第十六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第十八册:“胡适劄记第十六册改为第十七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比对只是初步的和简要的。事实上当年《留学日记》编者在整理日记手稿时,作过许多技术性乃至实质性的处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点应该引起注意:

一、日记手稿各册的具体起讫日期,与《留学日记》各卷相对照并不一致,《留学日记》有多处挪前移后的调整。

二、日记手稿是胡适率性所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均无题。《留学日记》则按日按内容归类,一一酌加小标题,虽然得到胡适本人同意,毕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三、日记手稿中部分文字,《留学日记》有所修饰或改动。如日记手稿第一册第一天,即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夜观萧氏名剧Hanmlet”的感想,《留学日记》云:“凡读萧氏书,几无不读此剧者”,手稿作“凡读萧氏书,几无有不读此剧者”;《留学日记》引用剧中名句后云:“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谚语矣。”而手稿则作“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俚谚矣。”又如1914年7月8日日记中有一段,《留学日记》云:“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而手稿则作: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勉以继续放足,略谓冬秀为胡适之之妇,不可不为一乡首创,除此恶俗,望毅然行之,勿恤人言也。

四、日记手稿中引用或剪贴了大量的英中文剪报,《留学日记》中有多处删节。如1914年8月11日一天所记的两则日记,一为“悉尔先生讲演欧洲战祸之原因”,手稿剪贴了二大段英文“大旨”,《留学日记》中均删去;另一为蒋生先生“言欧洲战祸之影响”,手稿又剪贴了一大段英文剪报,《留学日记》中也删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青年胡适极喜摄影,日记手稿中黏贴了大量珍贵的大小不同的各类照片,而在《留学日记》中只选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未能刊用。

六、即便《留学日记》中已经保留的英中文剪报和照片,胡适在日记手稿中对这些剪报和照片的一些文字说明和即兴感想,《留学日记》也有不少阙如。

七、日记手稿中所记录的胡适诗作(包括旧体诗和白话诗),颇有现行胡适各种文集和全集所未收者。且举一例。日记手稿第十四册第一页题有一首打油诗:

怀君武先生

八年不见马君武,

见时蓄须犹未黑。

自言归去作工人,

今在京城当政客。

看报作此。

六年三月廿一日为《留学日记》所删削,而这正是胡适的一首集外诗。

八、日记手稿中有少量在记日记时写了又删去的字句,如1916年7月22日日记所录白话诗《答梅觐庄驳吾论“活文学”书》(《留学日记》已把诗题改为《答梅觐庄—白话诗》),日记手稿中删去了整整十三行,《留学日记》当然也无这十三行,而这十三行对了解胡适当时的真实思想恰恰不无裨益。

九、胡适自己已经公开承认的《留学日记》有“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在日记手稿中应有完整的呈现。

这还只是我粗粗翻阅日记手稿后的归纳,读者如果仔细研读,一定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由此可知,这十八册日记因是胡适亲笔手稿,故能以最为原始、完整、全面的形态呈现胡适1912年9月至1918年2月日记的原貌,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因此,真正“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的,还不是铅印的《胡适留学日记》,而正是这十八册原汁原味的胡适早年日记手稿。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胡适归国以后所写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两篇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六册的《北京杂记(一)》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的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七册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日记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归娶记》,均为新发现的胡适早年日记,实在难能可贵。现存胡适日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其间有整整两年的空白。而这两年于胡适而言,正是他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

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因此,于胡适研究而言,这两年的日记空白也是极为遗憾的。而《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重见天日,正好部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胡适1913年4月在《藏晖劄记(一)》的《题记》中说:“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已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正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北京杂记(一)》1917年9月11日第一条记云:

与钱玄同先生谈。先生专治声音训诂之学。其论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甚当。其言音韵之学,多足补太炎先生所不及。

从该条日记中对钱玄同的介绍看,当为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也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接下来所记大部分是读书札记,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等,可见胡适当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其间也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均可补入胡适诗集。且举一例:

中秋日(九月卅日)回忆一月前(阴历七月十五)与曹胜之君同在南陵江中。舟小,吾与胜之共卧火舱中。天大热,虽露天而睡,亦不成成寐。是日大雨,雨后月色昏黄。江中极静。吾高歌东坡稼轩词以自遣。时与胜之夜话,甚欢。今已一月矣。遂写是夜事,作一诗寄之:空江雨后月微明,卧听船头荡桨声。欲把江水问舟子,答言从小不知名。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有趣的是,胡适还对此“新式”其实还是有点不新不旧的婚礼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

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一、不择日子。是日为吾阴历生日,适为破日。二、不用花桥、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拜跪礼。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坚嘱不可废,吾重违其意,遂于三朝见庙,新夫妇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归,不用鼓乐。

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而但为末节之补救,心滋愧矣。

那么,“根本的大谬为何?”胡适认为其“大谬”还不是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于“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从中应可窥见胡适当时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不仅如此,《归娶记》中还有对江冬秀的具体印象和评价,认为此次婚礼“冬秀乃极大方,深满人意”,也为研究两人的婚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而《归娶记》中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也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从而为研究胡适新诗的写作修改过程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1966至1970年间,台北胡适纪念馆陆续推出《胡适手稿》影印本开始,胡适手稿的印行和解读就已提上了胡适研究的议事日程。对胡适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胡适手稿,不仅可以欣赏胡适的书法,更可以从中发现与现行文本不同的声音,建构胡适作品的“前文本”,甚至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对胡适的既有评价,意义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讲,梁勤峰兄慨然提供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果断影印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均堪称化一成万,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总之,无论是已经出版但仍需仔细爬梳的《胡适留学日记》,还是首次面世的《北京札记(一)》和《归娶记》,这一大批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为研究早年胡适留学美国和回国初期的见闻、治学、创作、交游、思想、爱好和情感,均提供了令人欣喜的大量新线索。与1950年代初鲁迅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鲁迅研究、1990年代周作人早中期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周作人研究一样,不久之后,随着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胡适研究,至少早年胡适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我以为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我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对胡适其人其文其事,其实所知甚少。但我作为收藏者梁勤峰兄的友人,对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出版,十分赞成和支持,于是写下了以上这些话,希望能对海内外读者研读这十八册日记手稿影印本有所帮助,并祈高明指教。

胡适日记里的胡适:中国青年学生的思想演变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自己已经公开承认的《留学日记》有“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在日记手稿中应有完整的呈现。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在《札记》的《自序》里告诉读者: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岂吾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六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

并且着重指出: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札记》出版后不久,就有署名“愚”的论者在1939年6月《图书季刊》新一卷第二期撰文评介,认为《札记》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表现著者之政治主张,文学主张。

二,表现著者对国事及世界大事之关心。

三,表现著者对外国风俗习惯之留心。

四,记与本国及外国友人之交游,情意真挚,溢于楮墨。

显然,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视之,《札记》的出版为研究早年胡适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札记》出版于抗战初期,炮火连天,流传不广。有鉴于此,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出此书校订本。胡适在《重印自序》中,对日记初版使用“藏晖室札记”这个“太牵就旧习惯”的书名表示“懊悔”,亲自把书名改定为《胡适留学日记》。

1959年3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又三版《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在《台北版自记》中透露,借第二次重印的机会,他又“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此后,台湾和内地多次重印胡适早年留学日记,所依据的版本,不外上述三种之一,或三种互相校勘而成。可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海内外胡适研究界并不知晓绝大部分胡适早年留学日记以及至今尚未公开的胡适归国初期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手稿仍存在于天壤之间。

因此,当去年春天与陈麦青兄等在海上收藏家梁勤峰兄的书房里见到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胡适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这从每年海内外出版的大量的胡适传记、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就可清楚地看出。对胡适生平和创作史料的整理也早已蔚为大观,全集、年谱长编、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汇编等不断问世。胡适各种各样单篇作品的手稿也时有出土,翻翻南北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就可明瞭。但是,出于对稀见文学史料的敏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新世纪以来胡适史料发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发现。

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全部竖行书于开本统一的长方形Webster Student’s﹠

NoteBook上,绝大部分是钢笔书写(《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开头部分为毛笔书写)。每册封面上胡适都题了名,编了号,部分还注明了确切的或大致的起讫日期。我将之与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留学日记》)稍加对照,结果如下:

第一册:“藏晖日记留学康南耳之第三章”。为《留学日记》卷二。

第二册:“藏晖劄记民国二年起民国二年十月八日终三年二月廿八日”。为《留学日记》卷三。

第三册:“藏晖劄记二民国三年起三月十二日终七月七日”。为《留学日记》卷四。 第四册:“藏晖劄记三民国三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五。

第五册:“藏晖劄记四民国三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六。

第六册:“藏晖劄记五民国三年九月廿三日起十二月十一日止”。为《留学日记》卷七。 第七册:“藏晖劄记六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为《留学日记》卷八。

第八册:“藏晖劄记七”。为《留学日记》卷九。

第九册:“藏晖劄记第八册民国四年六月”。为《留学日记》卷十。

第十册:“胡适劄记第九册四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一。

第十一册:“胡适劄记第十册民国四年十一月到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二。 第十二册:“胡适劄记第十一册民国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三。

第十三册:“胡适劄记第十二册民国五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十四。

第十四册:“胡适劄记第十三册”。为《留学日记》卷十五。

第十五册:“胡适劄记第十四册”。为《留学日记》卷十六。

第十六册:“胡适劄记第十五册归国记”。为《留学日记》卷十七。

第十七册:“胡适杂记第十七册改为第十六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第十八册:“胡适劄记第十六册改为第十七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比对只是初步的和简要的。事实上当年《留学日记》编者在整理日记手稿时,作过许多技术性乃至实质性的处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点应该引起注意:

一、日记手稿各册的具体起讫日期,与《留学日记》各卷相对照并不一致,《留学日记》有多处挪前移后的调整。

二、日记手稿是胡适率性所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均无题。《留学日记》则按日按内容归类,一一酌加小标题,虽然得到胡适本人同意,毕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三、日记手稿中部分文字,《留学日记》有所修饰或改动。如日记手稿第一册第一天,即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夜观萧氏名剧Hanmlet”的感想,《留学日记》云:“凡读萧氏书,几无不读此剧者”,手稿作“凡读萧氏书,几无有不读此剧者”;《留学日记》引用剧中名句后云:“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谚语矣。”而手稿则作“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俚谚矣。”又如1914年7月8日日记中有一段,《留学日记》云:“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而手稿则作: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勉以继续放足,略谓冬秀为胡适之之妇,不可不为一乡首创,除此恶俗,望毅然行之,勿恤人言也。

四、日记手稿中引用或剪贴了大量的英中文剪报,《留学日记》中有多处删节。如1914年8月11日一天所记的两则日记,一为“悉尔先生讲演欧洲战祸之原因”,手稿剪贴了二大段英文“大旨”,《留学日记》中均删去;另一为蒋生先生“言欧洲战祸之影响”,手稿又剪贴了一大段英文剪报,《留学日记》中也删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青年胡适极喜摄影,日记手稿中黏贴了大量珍贵的大小不同的各类照片,而在《留学日记》中只选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未能刊用。

六、即便《留学日记》中已经保留的英中文剪报和照片,胡适在日记手稿中对这些剪报和照片的一些文字说明和即兴感想,《留学日记》也有不少阙如。

七、日记手稿中所记录的胡适诗作(包括旧体诗和白话诗),颇有现行胡适各种文集和全集所未收者。且举一例。日记手稿第十四册第一页题有一首打油诗:

怀君武先生

八年不见马君武,

见时蓄须犹未黑。

自言归去作工人,

今在京城当政客。

看报作此。

六年三月廿一日为《留学日记》所删削,而这正是胡适的一首集外诗。

八、日记手稿中有少量在记日记时写了又删去的字句,如1916年7月22日日记所录白话诗《答梅觐庄驳吾论“活文学”书》(《留学日记》已把诗题改为《答梅觐庄—白话诗》),日记手稿中删去了整整十三行,《留学日记》当然也无这十三行,而这十三行对了解胡适当时的真实思想恰恰不无裨益。

九、胡适自己已经公开承认的《留学日记》有“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在日记手稿中应有完整的呈现。

这还只是我粗粗翻阅日记手稿后的归纳,读者如果仔细研读,一定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由此可知,这十八册日记因是胡适亲笔手稿,故能以最为原始、完整、全面的形态呈现胡适1912年9月至1918年2月日记的原貌,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因此,真正“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的,还不是铅印的《胡适留学日记》,而正是这十八册原汁原味的胡适早年日记手稿。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胡适归国以后所写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两篇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六册的《北京杂记(一)》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的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七册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日记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归娶记》,均为新发现的胡适早年日记,实在难能可贵。现存胡适日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其间有整整两年的空白。而这两年于胡适而言,正是他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

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因此,于胡适研究而言,这两年的日记空白也是极为遗憾的。而《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重见天日,正好部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胡适1913年4月在《藏晖劄记(一)》的《题记》中说:“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已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正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北京杂记(一)》1917年9月11日第一条记云:

与钱玄同先生谈。先生专治声音训诂之学。其论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甚当。其言音韵之学,多足补太炎先生所不及。

从该条日记中对钱玄同的介绍看,当为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也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接下来所记大部分是读书札记,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等,可见胡适当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其间也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均可补入胡适诗集。且举一例:

中秋日(九月卅日)回忆一月前(阴历七月十五)与曹胜之君同在南陵江中。舟小,吾与胜之共卧火舱中。天大热,虽露天而睡,亦不成成寐。是日大雨,雨后月色昏黄。江中极静。吾高歌东坡稼轩词以自遣。时与胜之夜话,甚欢。今已一月矣。遂写是夜事,作一诗寄之:空江雨后月微明,卧听船头荡桨声。欲把江水问舟子,答言从小不知名。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有趣的是,胡适还对此“新式”其实还是有点不新不旧的婚礼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

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一、不择日子。是日为吾阴历生日,适为破日。二、不用花桥、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拜跪礼。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坚嘱不可废,吾重违其意,遂于三朝见庙,新夫妇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归,不用鼓乐。

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而但为末节之补救,心滋愧矣。

那么,“根本的大谬为何?”胡适认为其“大谬”还不是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于“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从中应可窥见胡适当时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不仅如此,《归娶记》中还有对江冬秀的具体印象和评价,认为此次婚礼“冬秀乃极大方,深满人意”,也为研究两人的婚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而《归娶记》中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也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从而为研究胡适新诗的写作修改过程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1966至1970年间,台北胡适纪念馆陆续推出《胡适手稿》影印本开始,胡适手稿的印行和解读就已提上了胡适研究的议事日程。对胡适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胡适手稿,不仅可以欣赏胡适的书法,更可以从中发现与现行文本不同的声音,建构胡适作品的“前文本”,甚至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对胡适的既有评价,意义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讲,梁勤峰兄慨然提供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果断影印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均堪称化一成万,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总之,无论是已经出版但仍需仔细爬梳的《胡适留学日记》,还是首次面世的《北京札记(一)》和《归娶记》,这一大批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为研究早年胡适留学美国和回国初期的见闻、治学、创作、交游、思想、爱好和情感,均提供了令人欣喜的大量新线索。与1950年代初鲁迅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鲁迅研究、1990年代周作人早中期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周作人研究一样,不久之后,随着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胡适研究,至少早年胡适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我以为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我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对胡适其人其文其事,其实所知甚少。但我作为收藏者梁勤峰兄的友人,对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出版,十分赞成和支持,于是写下了以上这些话,希望能对海内外读者研读这十八册日记手稿影印本有所帮助,并祈高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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