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论日本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关系演变
于宁宁
（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黑龙江齐齐哈尔１６１００６）
摘要：日本地处东亚，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若即若离。亚封贡体系。
关键词：日本；东亚封贡体系；关系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2-0116-04
“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
[1](p13)
”受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体系。
朝光武帝的赠印，这是“华夷秩序”之下中日早期关系的有力证明。自266年至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了近150年的日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继续主动和中国建本朝贡记载。413年，
交，直至502年，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日本大和国势力强盛，对中国物品求册封。[6](p30)五倭王时代，
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五倭王都尽力保持这种五倭王甘心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封贡关系。到大化革新前。
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便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日本统治者中逐渐出现了以倭国天皇治理“小天下”帝国的想法，他们开始挑战“华夷秩序”，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他们以“华夏”自居，认为自己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东方帝国，称朝鲜为“西藩”。后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进入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至宋王朝时代，10世纪后，
中日双方民间贸易较发达，但受制于日本国内具有强烈排外意识的“国风文化”影响，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的一员，但在政治上依旧处于孤立的地位。进入元朝济圈”
后，忽必烈曾两度侵日，但均告失败，而日本依然没有与元帝国结成册封关系。
影响，中国封建统治者缔造出一套地区性国际体系，即“封。费正清称之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贡体系”
[2](p3-26)
序”，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
。[3](p309)这种国际关系既不同于现代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系”
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殖民主义。它是以“礼治”为核心的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在华夷秩序支配下，中国不是一个主
[4](p5)
中国封建王朝凭借自权的单位，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与周边国家构筑了以朝贡为外在表现形态的封贡体系。“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
[5](p29)
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日本地处东亚，但长期处于封贡
体系的边缘地带。在接受中华文明的同时，日本人强调文化的归属意识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例外性，从最初的师从于华夏文明，皈依于儒学文化圈，到逐渐脱离、摆脱华夷观念束缚，不断对东亚封贡体系发起挑战。
一、东亚封贡体系的边缘国
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内，公元239年日本九州北部的邪马台王国与东汉政权和曹魏政权频繁遣使交往，并得到了汉
作者简介：于宁宁（，男，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1981—）
基金项目：此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的研究成果。11542276）
１１６··
东亚正以明朝为中心形成一个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
国际秩序。其范围大致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至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7](p1)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的日本，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曾作为藩属国室町幕府派出了使臣，声明“日本国加入华夷秩序。1401年，
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因此，“某幸秉国钧，海内无
[8](p120)
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上书大明皇帝陛下”。其后，日
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新生力量。在继承了历史上的挑战意识后，日本积极向外侵略扩张。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屈从欧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
[10](p10)
略中国本土，这一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这一论断揭示了日本明治政府的东亚战略。1868年明治政
[11](p557)府颁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方针，这是近
代以来日本以武力重新构建东亚秩序的起点。在此方针指引下，日本开始了对东亚国际秩序的蚕食。
1869年日本明治政府遣使赴朝鲜通告日本维新的事实，要求修复邦交。日本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称：“我皇即位，
[12](p693)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朝鲜以文书中屡次使
本在1403年送往中国的国书中，足利义满自称为“日本国王，“表明了明所要求的臣属关系”。[9](p219)应仁之乱后，日臣源”
本与明帝国在封贡体制下的正常贸易往来再次中断，日本再一次置身于体制之外。九州和本州的一些沿海地区的领主、大名开始组织其家人、武士、浪人等到朝鲜、中国沿海从事劫这样，“对明掠，以海盗为生，倭寇成为中国沿海的严重祸患。贸易由于倭寇的横行使中国方面在形式上已关闭了入贡之
[8](p269)
门”。日本因其不良表现而遭受国际体系的否定后，又被
用“皇”等只有中国皇帝可使用的字句为由，拒绝了日本的提请，这一拒绝引得日本国内征韩之声四起。但掣肘于实力，日本迂回地向清政府派遣使节，寄希望同清政府建立平等关系。根据中朝宗藩关系，如与清王朝建立平等关系，日本亦可位居朝鲜之上。清政府出于自身安全与日本1871年，地理位置上的考虑，决定拉拢日本为其所用，所以同日本签日清友好条约》。这是近代东亚国家间第一个在平等订了《
这实现了日本对清交涉的最初目的，即基础上缔结的条约。
日清两国地位平等，从而迈出了瓦解东亚传统秩序的第一步。
1871年琉球向清朝进贡的船只遇风暴而漂流至台湾，船上船员被台湾土著居民误杀，日本决心借此时机侵占台湾日本做了精和琉球。为了防止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
心的外交准备。首先，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其对外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接管；其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再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的态次，利用互换《度。清政府对此问题态度明确，称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与日本无关。外交未果使得日本开始加紧准备军事侵略。日本侵入台湾，清政府因战备不足，要求列强1874年5月，
干涉而不同日本作战。1874年10月，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调停下，两国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于日本，承认“‘台湾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13](p343)“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
[14](p319)
”这之后，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
抛到了体制之外。
到了15至16世纪后，日本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摩擦进一丰臣秀吉两次率军侵略朝鲜，妄步加剧。1552年和1597年，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称霸东亚。德川家康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建立大君外交体制，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俨然以日本为中心来设定国际秩序。1616年日本攻打台湾惨败，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中日勘合贸易终结。16世纪30年代，
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仍游离于封贡体系之外。
历史上看，日本曾反复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但在这一挑战式的发展方式。一方面，日过程中却形成了其跳跃性的、
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将学习中国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不间断地挑战封贡体系，保持了自己的独因此，日本是否加入中华帝国体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随立性。
意性。“义满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
[9](p220)
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实惠。”这显示出日
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1月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完全吞并琉球，封贡体系的一角崩溃了。
日本军舰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蓄意寻衅1875年9月，
滋事挑起战端，炮制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逼迫朝鲜开国。1876年，日本借军事威慑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内容包括：（“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1）国保有平等权利”；（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2）
本加入封贡体系仅是想单方面地索取利益，而不打算履行任何义务。因此，日本之于华夷秩序是没有道义和理性可言的。
二、日本对东亚封贡体系的蚕食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明治维新之前，在由中国支配的封贡体系下，日
１１７··
港口；（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承认日本3）4）的领事裁判权。[15](p65-66)《日朝修好条规》的缔结使朝鲜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条约中所谓“朝鲜国乃自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自此，近代以日本为中心主之邦”
的东亚国际体系不仅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日朝修好条规》缔结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进犯，这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1882年7月，侵略和压迫的“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放火烧毁了日本驻汉城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借机向朝使馆，杀死了日本教官。鲜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并进行了全军总动员。8月30日，日朝双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保护使馆”的驻兵权。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亚洲大陆，日本对封贡体系的蚕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但由于清政府出1884年，
兵干涉而未实现目的。日本借中法战争的有利局势1885年，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将来朝鲜若有变乱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重大事件，中、
[16](p277-278)
。通过这项条约，日本获得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力镇压，不得不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一心寻找战争借口的日本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将清政府拖入战争。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只要清政府出兵朝鲜，也就给了日本合法”口实。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时至以出兵的“6月4日，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的日军已经完全控制6月10日，
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了汉城、6月16日，日本向清朝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22日，日本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一次绝交书，声称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要求办理，“帝国政府断不能下令撤退现驻朝鲜的。[19](p215)7月1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二次绝军队”
交书，表示“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政府不负责任”。[20](p50)日本政府从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到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由拒不撤军，就是在蓄意挑起战日本不宣而战，清政府被迫与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1）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让2）3）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4）为商埠；（允许日本臣民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5）各项制造业等。[15](p165-167)
对中国而言，承认朝鲜独立，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藩属的丧失。中朝关系被割断，具有深远影响。原有的封贡体系下，中朝双方宗藩关系明确，封贡格局清晰，因而在朝鲜的国际冲突中清王朝始终扮演着重要的、指导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在东亚国际政治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在已遭受欧美列强侵凌下仍不失为东亚大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和象征。此外，自中国与琉球、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被法割断后，中朝关系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日、
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甲午战争使得这个环节也被吞噬掉了，东亚封贡体系也随之解体了。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为日本所取代，从此沦入了一个单纯被侵略的可悲境地。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甲午战争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天朝上国彻底崩塌，割地、赔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的“边缘化”程度。
甲午战争促进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后获取赎还辽东半岛费用威海驻兵费150万两，共折合35000万日元，相3000万两，
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巨额赔款使日本“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21](p293)
此外，甲午战争使得日本游离于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外交战略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迈出了成功的一步。甲午战争使日本摆脱了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成功跻身帝国主义国家行列，使日本
了同中国平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这为它进一步蚕食东亚体系大开方便之门，贻患无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才完全显示出来。
三、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崩溃
时至1894年，日本已经做好了打破东亚封贡体系的准备。从政治上讲，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近1889年颁布《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日本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
在推行其东亚战略的过程中有了体制上的保证。从经济上讲，日本资本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可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消耗。从社会思潮上讲，福泽谕吉1875年发表《文明论概略》一书，标志着日本知识精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学华夷观，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日本不仅在器物性上出现质的变化，在国民世界观上也有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 －，来自拉丁语的‘，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lization ’Civilidas ’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明’
[17](p34)
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社会上的一
切事情，可能会让人厌恶，但只要能对文明有益，则可不必追
[17](p35)究”。福泽谕吉将欧洲和美国列为最文明的国家，中国则
是半开化的国家，竭力主张消除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脱亚论》发表，提出日本应该“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1885年《
退”，对于中国和朝鲜应该“按西洋人与之接触的习惯来处理”。[18](p18)由此可见，日本已经做好了与东亚秩序决裂的准备。
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1894年，
１１８··
[22](p278)
成为“帝国主义游戏中一个过得去的参与者”。从这种意社，１９９５．
［８］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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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一卷第二册）［Ｃ］．日本国际联合协会，１９３６．
［１３］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Ｃ］．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１４］［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Ｍ］．姚曾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５．
［１５］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册）［Ｃ］．原书房，１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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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Ｍ］．米庆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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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Ｍ］．原书房，１９６６．
［２１］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２２］［美］乔万尼
［Ｍ］．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责任编辑高思新
义上来说，甲午战争是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处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心位置的是中国，而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使得东亚国际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中国丧失了传统东亚国际体系中心地位，彻帝国主义游戏底沦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对象，而日本则成为“中一个过得去的参与者”，对于东亚地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宣布“脱亚”，以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身份，相继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和平会议，并相继加入了海牙公约、国际联盟盟约、日内瓦公约和非战公约。这些公约的签订表明，日本已经从传统的中国占主导的“华夷秩序”中彻底解脱出来，加入了欧洲条约体系，并在同一国际体系中与各列强既协调又竞争，这一转变促成了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新兴的日本在东亚变得更加重要了。此前中国一国可以主导东亚地区内的所有事务，甲午战争后，东亚地区呈现出了日清二元化的发展态势。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逐渐取代中华帝国的东亚盟主地位，这一地位一直维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参考文献：
［１］［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Ｍ］．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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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Ｍ］．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Ｍ］．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６］吴廷缪．日本史［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７］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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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黑龙江齐齐哈尔１６１００６）
摘要：日本地处东亚，深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影响。就其与封贡体系关系而言，日本起初与封贡体系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蚕食东亚封贡体系。至中日甲午战争的获胜，日本亲手摧毁了东若即若离。亚封贡体系。
关键词：日本；东亚封贡体系；关系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1）02-0116-04
“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
[1](p13)
”受儒家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体系。
朝光武帝的赠印，这是“华夷秩序”之下中日早期关系的有力证明。自266年至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了近150年的日统一日本的大和国继续主动和中国建本朝贡记载。413年，
交，直至502年，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日本大和国势力强盛，对中国物品求册封。[6](p30)五倭王时代，
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五倭王都尽力保持这种五倭王甘心对中国俯首称臣的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封贡关系。到大化革新前。
隋朝时代，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便不断增强，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日本统治者中逐渐出现了以倭国天皇治理“小天下”帝国的想法，他们开始挑战“华夷秩序”，试图构筑自己的小“华夷秩序”。他们以“华夏”自居，认为自己是中国之外的另一个东方帝国，称朝鲜为“西藩”。后来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日本对中国的称谓也由“邻国”变成“藩国”。
唐朝衰落后，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于894年终止。进入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至宋王朝时代，10世纪后，
中日双方民间贸易较发达，但受制于日本国内具有强烈排外意识的“国风文化”影响，此时的日本虽然作为“东亚铜钱经的一员，但在政治上依旧处于孤立的地位。进入元朝济圈”
后，忽必烈曾两度侵日，但均告失败，而日本依然没有与元帝国结成册封关系。
影响，中国封建统治者缔造出一套地区性国际体系，即“封。费正清称之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贡体系”
[2](p3-26)
序”，也有学者称之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
。[3](p309)这种国际关系既不同于现代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系”
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殖民主义。它是以“礼治”为核心的文化主导型的国际秩序，“在华夷秩序支配下，中国不是一个主
[4](p5)
中国封建王朝凭借自权的单位，而是普世文化的体现。”
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与周边国家构筑了以朝贡为外在表现形态的封贡体系。“这种国际秩序本身的扩大和缩小，不取决于周边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取决于中国封建王朝‘德化’力量的大小。它显示出的向外扩张倾向，只是偶发性的现象，并不具有随着时代的进展而
[5](p29)
继续加速扩张的性质。”日本地处东亚，但长期处于封贡
体系的边缘地带。在接受中华文明的同时，日本人强调文化的归属意识和民族的特殊性和例外性，从最初的师从于华夏文明，皈依于儒学文化圈，到逐渐脱离、摆脱华夷观念束缚，不断对东亚封贡体系发起挑战。
一、东亚封贡体系的边缘国
日本处于中华文明圈内，公元239年日本九州北部的邪马台王国与东汉政权和曹魏政权频繁遣使交往，并得到了汉
作者简介：于宁宁（，男，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讲师，硕士。1981—）
基金项目：此文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研究”（的研究成果。1154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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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正以明朝为中心形成一个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
国际秩序。其范围大致包括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至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7](p1)长期游离在体制之外的日本，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曾作为藩属国室町幕府派出了使臣，声明“日本国加入华夷秩序。1401年，
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因此，“某幸秉国钧，海内无
[8](p120)
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上书大明皇帝陛下”。其后，日
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成为影响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新生力量。在继承了历史上的挑战意识后，日本积极向外侵略扩张。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屈从欧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
[10](p10)
略中国本土，这一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这一论断揭示了日本明治政府的东亚战略。1868年明治政
[11](p557)府颁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方针，这是近
代以来日本以武力重新构建东亚秩序的起点。在此方针指引下，日本开始了对东亚国际秩序的蚕食。
1869年日本明治政府遣使赴朝鲜通告日本维新的事实，要求修复邦交。日本在给朝鲜的文书中称：“我皇即位，
[12](p693)重整纲纪，亲理万机，极愿睦邻。”朝鲜以文书中屡次使
本在1403年送往中国的国书中，足利义满自称为“日本国王，“表明了明所要求的臣属关系”。[9](p219)应仁之乱后，日臣源”
本与明帝国在封贡体制下的正常贸易往来再次中断，日本再一次置身于体制之外。九州和本州的一些沿海地区的领主、大名开始组织其家人、武士、浪人等到朝鲜、中国沿海从事劫这样，“对明掠，以海盗为生，倭寇成为中国沿海的严重祸患。贸易由于倭寇的横行使中国方面在形式上已关闭了入贡之
[8](p269)
门”。日本因其不良表现而遭受国际体系的否定后，又被
用“皇”等只有中国皇帝可使用的字句为由，拒绝了日本的提请，这一拒绝引得日本国内征韩之声四起。但掣肘于实力，日本迂回地向清政府派遣使节，寄希望同清政府建立平等关系。根据中朝宗藩关系，如与清王朝建立平等关系，日本亦可位居朝鲜之上。清政府出于自身安全与日本1871年，地理位置上的考虑，决定拉拢日本为其所用，所以同日本签日清友好条约》。这是近代东亚国家间第一个在平等订了《
这实现了日本对清交涉的最初目的，即基础上缔结的条约。
日清两国地位平等，从而迈出了瓦解东亚传统秩序的第一步。
1871年琉球向清朝进贡的船只遇风暴而漂流至台湾，船上船员被台湾土著居民误杀，日本决心借此时机侵占台湾日本做了精和琉球。为了防止列强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
心的外交准备。首先，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其对外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接管；其次，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再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的态次，利用互换《度。清政府对此问题态度明确，称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与日本无关。外交未果使得日本开始加紧准备军事侵略。日本侵入台湾，清政府因战备不足，要求列强1874年5月，
干涉而不同日本作战。1874年10月，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调停下，两国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于日本，承认“‘台湾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偿日本银50万两。[13](p343)“这种处理办法真正地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无异公告世界各国说：这里有
[14](p319)
”这之后，一个只准备赔款而不准备应战的富足的帝国。
抛到了体制之外。
到了15至16世纪后，日本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摩擦进一丰臣秀吉两次率军侵略朝鲜，妄步加剧。1552年和1597年，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称霸东亚。德川家康拒绝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废除了自足利义满以来的“日本国王”封号，建立大君外交体制，自称“日本国大君”，这个新称呼俨然以日本为中心来设定国际秩序。1616年日本攻打台湾惨败，日本通过了5次“锁国中日勘合贸易终结。16世纪30年代，
令”，终于在1641年正式进入锁国状态，直至近代。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并于1717年开始实行海禁，日本的江户幕府也出于对西方基督教的防范以及对贸易的垄断而脱离国际社会进入锁国状态。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亚洲的“主体性”还没有从根本上遭到西方的破坏，华夷秩序仍是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仍游离于封贡体系之外。
历史上看，日本曾反复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但在这一挑战式的发展方式。一方面，日过程中却形成了其跳跃性的、
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主动地接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将学习中国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又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不间断地挑战封贡体系，保持了自己的独因此，日本是否加入中华帝国体系，具有不确定性和随立性。
意性。“义满相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在国书中称臣，但并没有赋予明帝以任何政治权力或承担何种政治义
[9](p220)
务，相反，却在经济领域中获得最大实惠。”这显示出日
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1月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完全吞并琉球，封贡体系的一角崩溃了。
日本军舰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蓄意寻衅1875年9月，
滋事挑起战端，炮制了“江华岛”事件，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逼迫朝鲜开国。1876年，日本借军事威慑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内容包括：（“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1）国保有平等权利”；（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元山和仁川各2）
本加入封贡体系仅是想单方面地索取利益，而不打算履行任何义务。因此，日本之于华夷秩序是没有道义和理性可言的。
二、日本对东亚封贡体系的蚕食
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和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明治维新之前，在由中国支配的封贡体系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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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日本有在所开商港派驻领事的权利；（承认日本3）4）的领事裁判权。[15](p65-66)《日朝修好条规》的缔结使朝鲜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条约中所谓“朝鲜国乃自是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自此，近代以日本为中心主之邦”
的东亚国际体系不仅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具备了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日朝修好条规》缔结之后，日本不断向朝鲜进犯，这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不满。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1882年7月，侵略和压迫的“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放火烧毁了日本驻汉城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借机向朝使馆，杀死了日本教官。鲜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并进行了全军总动员。8月30日，日朝双方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保护使馆”的驻兵权。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亚洲大陆，日本对封贡体系的蚕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日本在朝鲜策动“甲申政变”，但由于清政府出1884年，
兵干涉而未实现目的。日本借中法战争的有利局势1885年，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两国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将来朝鲜若有变乱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重大事件，中、
[16](p277-278)
。通过这项条约，日本获得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力镇压，不得不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一心寻找战争借口的日本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将清政府拖入战争。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只要清政府出兵朝鲜，也就给了日本合法”口实。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时至以出兵的“6月4日，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的日军已经完全控制6月10日，
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了汉城、6月16日，日本向清朝提出了“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22日，日本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一次绝交书，声称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要求办理，“帝国政府断不能下令撤退现驻朝鲜的。[19](p215)7月1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二次绝军队”
交书，表示“事局既已至此，将来所生事态帝国政府不负责任”。[20](p50)日本政府从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到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为由拒不撤军，就是在蓄意挑起战日本不宣而战，清政府被迫与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1）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让2）3）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4）为商埠；（允许日本臣民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5）各项制造业等。[15](p165-167)
对中国而言，承认朝鲜独立，意味着中国最后一个藩属的丧失。中朝关系被割断，具有深远影响。原有的封贡体系下，中朝双方宗藩关系明确，封贡格局清晰，因而在朝鲜的国际冲突中清王朝始终扮演着重要的、指导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角色，在东亚国际政治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在已遭受欧美列强侵凌下仍不失为东亚大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和象征。此外，自中国与琉球、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被法割断后，中朝关系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日、
体系的最后一个环节。甲午战争使得这个环节也被吞噬掉了，东亚封贡体系也随之解体了。中国的东亚大国地位为日本所取代，从此沦入了一个单纯被侵略的可悲境地。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甲午战争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天朝上国彻底崩塌，割地、赔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的“边缘化”程度。
甲午战争促进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后获取赎还辽东半岛费用威海驻兵费150万两，共折合35000万日元，相3000万两，
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巨额赔款使日本“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21](p293)
此外，甲午战争使得日本游离于新旧两种外交体制的外交战略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迈出了成功的一步。甲午战争使日本摆脱了东亚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成功跻身帝国主义国家行列，使日本
了同中国平等的出兵朝鲜的权利，这为它进一步蚕食东亚体系大开方便之门，贻患无穷。它的恶劣影响，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才完全显示出来。
三、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封贡体系的崩溃
时至1894年，日本已经做好了打破东亚封贡体系的准备。从政治上讲，大日本帝国宪法》，标志着近1889年颁布《君权高于一切，天皇统帅陆海军，日本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
在推行其东亚战略的过程中有了体制上的保证。从经济上讲，日本资本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可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消耗。从社会思潮上讲，福泽谕吉1875年发表《文明论概略》一书，标志着日本知识精英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儒学华夷观，开始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日本不仅在器物性上出现质的变化，在国民世界观上也有了根本转变。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 －，来自拉丁语的‘，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lization ’Civilidas ’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明’
[17](p34)
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社会上的一
切事情，可能会让人厌恶，但只要能对文明有益，则可不必追
[17](p35)究”。福泽谕吉将欧洲和美国列为最文明的国家，中国则
是半开化的国家，竭力主张消除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脱亚论》发表，提出日本应该“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1885年《
退”，对于中国和朝鲜应该“按西洋人与之接触的习惯来处理”。[18](p18)由此可见，日本已经做好了与东亚秩序决裂的准备。
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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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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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思新
义上来说，甲午战争是东亚国际体系转型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处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心位置的是中国，而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使得东亚国际体系在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中国丧失了传统东亚国际体系中心地位，彻帝国主义游戏底沦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对象，而日本则成为“中一个过得去的参与者”，对于东亚地区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宣布“脱亚”，以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身份，相继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和平会议，并相继加入了海牙公约、国际联盟盟约、日内瓦公约和非战公约。这些公约的签订表明，日本已经从传统的中国占主导的“华夷秩序”中彻底解脱出来，加入了欧洲条约体系，并在同一国际体系中与各列强既协调又竞争，这一转变促成了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新兴的日本在东亚变得更加重要了。此前中国一国可以主导东亚地区内的所有事务，甲午战争后，东亚地区呈现出了日清二元化的发展态势。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逐渐取代中华帝国的东亚盟主地位，这一地位一直维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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