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因素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何帆
中心—外围构架与体系的不稳定性
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选择实施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钉住汇率制度（包括货币局制度和美元化安排）。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依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同时，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与不对称性日益突出，而这和美元霸权所导致的中心—外围构架不无干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乃是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保证。按照这一思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霸权地位，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由此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于美元霸权，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其他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
图1 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
图l 说明了当前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美元依旧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另一类外围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
（包括一些OPEC 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国际FDI 投资（Dooley ，Folkerts-Landau ，和Garber ，2003）。在这一构架下，国际货币体系有三大特征：第一是美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外债不断积累；第二是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第三是欧洲国家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储备资产基本不变。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第一，由于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输出了大量的美元，同时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这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能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第二，由于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而它们持有美元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有利于美国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为自己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了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过去3年时间里，来自亚洲的资本流入占到美国外资净流入的40%，在2004年这一比率接近5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迄今为止之所以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的重新注入。
在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第二类外围国家的往来中，美国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来说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美国企业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没有继续融资需要的话）。
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例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时的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且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享受美元霸权带来收益的同时，却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这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2003）。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来的中心—外围构架是当前美元霸权的表现形式。
世界共担美国经济调整之成本
当前美元霸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表决，扬言如果中国在半年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的众议院随后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汇率操纵（exchange-rate manipulation ）定义为一种被禁止的出口补贴，并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在中国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下为保护美国的产业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
应该指出，在美国运用汇率手段予以影响的国家中，中国并非唯一。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最愿意通过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方式，让别国代己受过。如果遇到其他国家的拒绝，美国就会通过对汇率变动“善意的忽视”，让其他国家承担部分成本。调整国内政策尽管是治本之策，但却是美国政府最不情愿做的。
何以美国能够诱使或强迫其他国家改变国内政策？第一，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第二，各国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一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凯明斯基（Kaminsky ）和雷哈特（Reinhart ）对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如果外围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到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外围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外围国家。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在“中心一外围”格局下外围国家易于成为中心国家的替罪羊。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第三，美元霸权助长了美国的强权政策。对于本国货币并非世界货币的国家来说，本币贬值虽然可以促进商品出口，但是却要承担外债负担增加的代价。然而对于
美国而言，由于美国的对外债务也是用美元计值的，那么美联储多发货币所导致的美元贬值则可为美国带来刺激出口和减轻外债负担的双重好处。
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十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
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升值23.2%。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得不加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日本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入房地产和股市，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的对策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美元霸权现象及其使用的汇率手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分析说明，中国并非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眨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 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政治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汇率升值压力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
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扫校：石新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因素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何帆
中心—外围构架与体系的不稳定性
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选择实施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钉住汇率制度（包括货币局制度和美元化安排）。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依然扮演着世界货币的角色。同时，在这一时期，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与不对称性日益突出，而这和美元霸权所导致的中心—外围构架不无干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乃是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稳定的保证。按照这一思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霸权地位，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由此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然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于美元霸权，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其他外围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
图1 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
图l 说明了当前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中心—外围构架。美元依旧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另一类外围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
（包括一些OPEC 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国际FDI 投资（Dooley ，Folkerts-Landau ，和Garber ，2003）。在这一构架下，国际货币体系有三大特征：第一是美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外债不断积累；第二是东亚地区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第三是欧洲国家的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储备资产基本不变。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第一，由于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逆差输出了大量的美元，同时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这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利于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能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第二，由于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而它们持有美元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有利于美国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为自己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从而避免了经常项目逆差的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过去3年时间里，来自亚洲的资本流入占到美国外资净流入的40%，在2004年这一比率接近5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迄今为止之所以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的重新注入。
在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第二类外围国家的往来中，美国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来说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美国企业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没有继续融资需要的话）。
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例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时的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且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享受美元霸权带来收益的同时，却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这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2003）。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来的中心—外围构架是当前美元霸权的表现形式。
世界共担美国经济调整之成本
当前美元霸权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最近，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表决，扬言如果中国在半年之内不调整汇率，将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的众议院随后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汇率操纵（exchange-rate manipulation ）定义为一种被禁止的出口补贴，并授权美国政府可以在中国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情况下为保护美国的产业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在参加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时候也声称：“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当前国际经济政策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美国的这些表态使得本来已经稍为消停的国际市场再次陷入盲动和恐慌。
应该指出，在美国运用汇率手段予以影响的国家中，中国并非唯一。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我们会发现，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的时候，美国可以有三种调整的办法：一是劝说或迫使其他国家调整宏观政策；二是放任美元贬值；三是调整美国国内政策。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第一种政策是上策，第二种政策是中策，第三种政策的成本最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最愿意通过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方式，让别国代己受过。如果遇到其他国家的拒绝，美国就会通过对汇率变动“善意的忽视”，让其他国家承担部分成本。调整国内政策尽管是治本之策，但却是美国政府最不情愿做的。
何以美国能够诱使或强迫其他国家改变国内政策？第一，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已经很难确保其宏观政策的自主性。第二，各国的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差异很大，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出中心一外围的格局，大国的宏观经济可以很容易地传导到外围的小国，并迫使小国被动地调整其经济政策。凯明斯基（Kaminsky ）和雷哈特（Reinhart ）对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如果外围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到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外围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外围国家。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在“中心一外围”格局下外围国家易于成为中心国家的替罪羊。在中心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外围国家将被迫成为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第三，美元霸权助长了美国的强权政策。对于本国货币并非世界货币的国家来说，本币贬值虽然可以促进商品出口，但是却要承担外债负担增加的代价。然而对于
美国而言，由于美国的对外债务也是用美元计值的，那么美联储多发货币所导致的美元贬值则可为美国带来刺激出口和减轻外债负担的双重好处。
美国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均曾经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西方十国很快达成“史密森协议”，许多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缓解美元贬值。其他各国并未利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日本在70年代初期采用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结果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和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宏观政策，但程度不如日本。
1977－1978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使得其进口增加，美国出现了经常账户逆差。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发动机理论”，要求贸易盈余国家要刺激国内需求，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承担责任。这一政策主要针对日本和德国。1978年七国集团的波恩首脑峰会上，经过多方的协商和妥协，日本和德国实际上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
宏观政策。1979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冲击”，这导致了日本和德国贸易盈余的减少。 197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因为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的政策。1980年11月美国选举了在竞选中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新总统里根。这样，美元开始升值，在1979年底到1981年底之间，美元相对于德国马克升值23.2%。对此，外国中央银行的反应是通过干预国际外汇市场来减缓美元的升值。通过抛售美元和购买本国货币，一些中央银行在1980年和1981年降低了它们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从而使利率上升。由此造成了1981－1983年世界经济大衰退，但却迅速使各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大大降低。
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已经到了不得不加以解决的地步。1985年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将联合起来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同时，日元和德国马克急剧升值。来自国内的压力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日本主要实行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德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日本顺应美国的要求降低利率，结果市场上的流动性大量增加，很多资金最后流入房地产和股市，产生了泡沫经济。
中国的对策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美元霸权现象及其使用的汇率手段，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沉着应对。
首先，分析说明，中国并非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美元眨值才是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无助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实质性改善。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实力都被国际社会高估了。假如人们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将其货币里拉升值10%，根本不会引起像人民币汇率这么大的轰动效应，可是事实上，意大利的GDP 规模和中国相当，其出口仅仅比中国稍微少一些。认为人民币低估对美国的出口带来损害甚至引起美国的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出口结构和美国的出口结构几乎完全不同，双方的贸易只存在互补关系，不存在竞争关系。即使人民币升值，其它国家的同类产品将更多出口美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部分转化为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逆差，仍然挽救不了美国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问题。
其次．改变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需要国际间加强协调和合作。各国应该承担平等而合理的责任。美国应该首当其冲承担主要的责任，并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等国内政策调整逐渐减少其经常账户逆差；欧洲应该加速结构性改革；日本应该更多地刺激内需，以便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而非出口；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反思其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适当地调整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但同时也要注意轻易答应承担汇率调整责任的风险：一是这种替人背黑锅的办法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很可能越来越政治化；二是这会带来国内政治的反弹，国内利益集团也会要求政府实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压力，两者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调控做出自主、客观的决策。
第三，在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绝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从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应对汇率升值压力的经验可以看出，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让汇率价格的波动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而日本不断地实行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缓解日元升值，结果是日元升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同时在国内带来了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恶果。在一国经济崛起过程中要防止某些大国经常地指手画脚，这就需要适时向外界给出坚决维护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明确信号，同时通过加强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缓解国际压力。一般情况下不宜牺牲国内货币政策保汇率政策。
第四，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品部门的负面影响。欧洲的区域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汇率武器”而出现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的时候，为应付美元危机带来的危急形势，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正式协议，在共同体内部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各成员国货币间汇率的允许波动幅度为
1.125%。德意志银行原本对欧洲货币体系存有抵触，因为它担心这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但是后来，德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这主要是因为，借助欧洲货币联动机制，德国马克汇率较少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
（扫校：石新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