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lzm22522的博客
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说成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农民战争的矛头所向主要不是地主，而是官府（甚至只是贪官暴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1）农村中强韧牢固的宗法关系和渗透社会各层面盘踞在人们思想中的“天命观”意识形态，缓解了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阶层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小商贩、流氓无产者等）；
（2）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县以下实行地方自治，自治的“乡规民约”从制定到履行都带有民主和宗法色彩，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体现了多数人意志和村民平等，从而难以形成阶层间的矛盾；
（3）土改资料证明，多数土地掌握在农民手里，而不是像过去所说的占人口5～10%的地主占有70～80%土地。形成那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把公产土地算到了地主头上，还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了地主。所谓“公产土地”，是地方自治的经济来源，其收入主要用于道路、水利、祭祀、助学、娱乐、救济等公共事业，这部分土地数量很大，尤其是南方，有些地方的公产土地竟然占到了当地土地总量的30%～40%。生产资料（土地）的分散性，从总体上决定了农村社会贫富悬殊不严重，贫富矛盾不剧烈。
（4）地主都是些土财主，他们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勤劳节俭和合法经营，他们有财无势，影响力很有限，最多也只能达几个村，不可能造成社会级的危机，能够造成社会级危机的只有官府。再说，地主是农村中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他们比较看重和爱惜自己的士绅地位，一般不会做丧德失信和违背乡规民约的事；
（5）封建社会有多个渠道使“地主”与“农民”的地位发生改变，从而缓解了贫富之间的矛盾，其中最明显、最频繁的是社会所崇尚的“多子多福”带来的“多子析产”，使原先的地主变成几家中农或下中农；而会经营、会读书的农民家庭，也能迅速上升到地主地位，毛泽东的家庭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负债累累到富农也就是几年时间，并且他的财产都是靠勤劳节俭和合法经营取得的；
（6）那种能够凌驾于宗法关系和乡规民约之上、横行乡里的恶霸官僚地主是极少数，他们不但有财，而且有势。他们的“势”来源于官府——或是勾结官府，或是他们本身就是官府（退休）成员。他们的阶级属性已经不是“地主”，而应归属于“官府”之列，即皇权官僚阶级（统治阶级）；
（7）皇权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为了巩固皇权统治，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考量，还是从经济方面考量，皇权都会扶持分散的小农而对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垄断和对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进行制约。
所有这些，都有效缓解了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历史学家秦晖研究发现，引发农民战争的原因主要有六项：（1）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2）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3）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方面严厉控制迁徙，另一方面又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垦荒；（4）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5）官府和民间对资源的争夺；（6）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在这六项原因中，除了第六项非本社会的原因外，其余五项都是官府的作为造成的，而没有一项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之说，而没有“（地）主逼佃（户）反”。
有人可能会说：官府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只要概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就不难理解。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社会，其根本属性是“家天下”，子民、江山、社稷都是皇帝个人和他家族的。而官府是皇权的延伸，它代表的是皇权（而不是地主）及其利益，享用着皇朝（而不是地主）的俸禄，维护着皇权（而不是地主）的统治。这是其一。
第二，皇朝是建筑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个“小农”，就包括了农村中的各个阶层和个体工商业者，而并非建筑在大地主垄断基础上的。非但如此，皇朝还惧怕大地主对土地的过度兼并和垄断。因为土地的垄断不但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而且会造成抗衡官府的地方势力，使皇权的权威和经济利益在这里都要“打折”，削弱中央集权的皇朝统治。所以，它本能地会限制地主对土地的过度兼并和垄断。
第三，皇权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地租，这就把所有拥有土地的阶层都置于了他的剥削与压迫之下；又由于多数土地掌握在量大面广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这就决定了：⑴皇权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不是靠地主；⑵无权无势的地主也处于皇权的剥削与压迫之下。但是由于地主们的家境好，有余钱剩米，即使遇上灾荒和战乱，也较之其他农民不容易破产，不容易被逼上绝境，因此，他们对农民战争取消极态度，在“造反”方面对皇权的威胁小些。
这都说明，官府所代表的是皇权、皇族，而不是地主；皇权所依赖的也不是地主。
皇权专制社会的这种结构，造成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是皇权官僚阶级（官府）与民间（包括士农工商等各阶层）的矛盾。
以上说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它是建筑在对封建社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甚至是出于“阶级斗争”需要的一种人为预设，就如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统治者以毫无科学根据的5%比例，不断制造出“阶级敌人”作为对立面，来转移统治阶级（专制官僚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民间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样。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个一般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到民主制度基本完善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属于阶级社会；不管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的帝国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只有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其他都属于“阶层”）；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这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所以，各类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主要矛盾，并运用各种手段制造种种假象，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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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说成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农民战争的矛头所向主要不是地主，而是官府（甚至只是贪官暴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
（1）农村中强韧牢固的宗法关系和渗透社会各层面盘踞在人们思想中的“天命观”意识形态，缓解了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阶层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者、小商贩、流氓无产者等）；
（2）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县以下实行地方自治，自治的“乡规民约”从制定到履行都带有民主和宗法色彩，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体现了多数人意志和村民平等，从而难以形成阶层间的矛盾；
（3）土改资料证明，多数土地掌握在农民手里，而不是像过去所说的占人口5～10%的地主占有70～80%土地。形成那种错误认识的原因，是把公产土地算到了地主头上，还把一部分富裕中农错划成了地主。所谓“公产土地”，是地方自治的经济来源，其收入主要用于道路、水利、祭祀、助学、娱乐、救济等公共事业，这部分土地数量很大，尤其是南方，有些地方的公产土地竟然占到了当地土地总量的30%～40%。生产资料（土地）的分散性，从总体上决定了农村社会贫富悬殊不严重，贫富矛盾不剧烈。
（4）地主都是些土财主，他们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勤劳节俭和合法经营，他们有财无势，影响力很有限，最多也只能达几个村，不可能造成社会级的危机，能够造成社会级危机的只有官府。再说，地主是农村中比较有文化的阶层，他们比较看重和爱惜自己的士绅地位，一般不会做丧德失信和违背乡规民约的事；
（5）封建社会有多个渠道使“地主”与“农民”的地位发生改变，从而缓解了贫富之间的矛盾，其中最明显、最频繁的是社会所崇尚的“多子多福”带来的“多子析产”，使原先的地主变成几家中农或下中农；而会经营、会读书的农民家庭，也能迅速上升到地主地位，毛泽东的家庭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负债累累到富农也就是几年时间，并且他的财产都是靠勤劳节俭和合法经营取得的；
（6）那种能够凌驾于宗法关系和乡规民约之上、横行乡里的恶霸官僚地主是极少数，他们不但有财，而且有势。他们的“势”来源于官府——或是勾结官府，或是他们本身就是官府（退休）成员。他们的阶级属性已经不是“地主”，而应归属于“官府”之列，即皇权官僚阶级（统治阶级）；
（7）皇权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为了巩固皇权统治，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考量，还是从经济方面考量，皇权都会扶持分散的小农而对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垄断和对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进行制约。
所有这些，都有效缓解了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历史学家秦晖研究发现，引发农民战争的原因主要有六项：（1）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2）官府实行严厉的经济垄断；（3）官府进行严厉的户口控制，一方面严厉控制迁徙，另一方面又强行迁徙到偏远地区垦荒；（4）官府吏治腐败，法外敲诈；（5）官府和民间对资源的争夺；（6）天灾与外患等非社会因素。在这六项原因中，除了第六项非本社会的原因外，其余五项都是官府的作为造成的，而没有一项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
历史上只有“官逼民反”之说，而没有“（地）主逼佃（户）反”。
有人可能会说：官府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只要概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就不难理解。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社会，其根本属性是“家天下”，子民、江山、社稷都是皇帝个人和他家族的。而官府是皇权的延伸，它代表的是皇权（而不是地主）及其利益，享用着皇朝（而不是地主）的俸禄，维护着皇权（而不是地主）的统治。这是其一。
第二，皇朝是建筑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这个“小农”，就包括了农村中的各个阶层和个体工商业者，而并非建筑在大地主垄断基础上的。非但如此，皇朝还惧怕大地主对土地的过度兼并和垄断。因为土地的垄断不但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而且会造成抗衡官府的地方势力，使皇权的权威和经济利益在这里都要“打折”，削弱中央集权的皇朝统治。所以，它本能地会限制地主对土地的过度兼并和垄断。
第三，皇权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地租，这就把所有拥有土地的阶层都置于了他的剥削与压迫之下；又由于多数土地掌握在量大面广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这就决定了：⑴皇权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不是靠地主；⑵无权无势的地主也处于皇权的剥削与压迫之下。但是由于地主们的家境好，有余钱剩米，即使遇上灾荒和战乱，也较之其他农民不容易破产，不容易被逼上绝境，因此，他们对农民战争取消极态度，在“造反”方面对皇权的威胁小些。
这都说明，官府所代表的是皇权、皇族，而不是地主；皇权所依赖的也不是地主。
皇权专制社会的这种结构，造成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是皇权官僚阶级（官府）与民间（包括士农工商等各阶层）的矛盾。
以上说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它是建筑在对封建社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甚至是出于“阶级斗争”需要的一种人为预设，就如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统治者以毫无科学根据的5%比例，不断制造出“阶级敌人”作为对立面，来转移统治阶级（专制官僚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民间社会）之间的矛盾一样。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个一般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解体到民主制度基本完善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属于阶级社会；不管其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的帝国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只有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其他都属于“阶层”）；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这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所以，各类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主要矛盾，并运用各种手段制造种种假象，来转移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