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永远的故乡
时间改变事物的力量如此强大。八十年前，红军在中国大地上一路经过的高山、河流和树林间，只有风的呼啸、水的咆哮、树叶的飒飒声。红军路过的村庄，只有贫瘠、贫穷和苦难。红军过的茫茫草地到处隐藏着沼泽，爬的雪山冷硬得充满杀机，一旦停下来，立即会像雕塑一样定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但突破了各种艰险，还突围了一路追击、堵击和截击他们的追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时代前进到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时间像极了一条河流，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一路上，把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丰富、地域的风俗和大众的生活常态融在一起，引进了自己的河床。时间对于大事，向来不会疏忽。
2016年5月10日，我们从湖南张家界刘家坪出发，沿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足迹，一路深入了解长征沿线地区的时代风貌。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我们一路所见的红军留下的遗址、曾路过的寒冷的村庄，如今有米饭、牛奶，有少数民族舞蹈和乐曲，有炉火温暖的呼呼声。这个被开启的新时代，或许，确实是时间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变。当年长征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初夏5月，各种植物也正以它们自身的成长蓬勃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出发当天，温暖的阳光，水一样在绿色的植物上缓缓流淌，温润又明亮。一路走来，无论是金鞭溪、袁家界、芭茅溪，还是长山大水、雪山草地，金沙江、柯渡、普渡河、香格里拉，都有着极美的风景。
在这个数据时代，如果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山川和每一条河流，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座山川和多少条河流，但这不过是今天的统计方法，与八十年前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时光回到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为策应和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从湖南桑植县出发时，是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上，阻隔着几座高山，横亘着几条河流，隐藏了多少艰辛和危险。他们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途经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每地的史料上，在每个相关的故事里，红军都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年轻，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那么遥远的路途，那么艰难的跋涉，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有的除了一个个稚嫩的肉身，就是在灵魂里激荡的意志和梦想。
在桑植县，我们去了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说起芭茅溪，就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据当地人讲述：“贺龙带领一帮人从荒草中冲出来时，这里只有一片发枯发黄的茅草。在漆黑的深夜里，他们像从茅草里窜出的马群，勇猛、快速，把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的一个盐税关卡一锅就端
掉了。”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对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有人摧毁了一个专门敲诈勒索的盐税关卡，就如同摘掉了长在自己身上的一颗毒瘤。
事件的缔造者贺龙，之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之路，再之后做了新中国的元帅，地方百姓，人人拥护。如今在贺龙的故乡，还流传着当时人们编的一首民谣：“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当年参加红军的很多人，就像一群候鸟，无声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再也没有回去。在云南寻甸，有一个叫李兴贵的人，出生在柯渡这片土地上。他的父亲李旦初，就是当年跟随贺龙从湖南长征到云南的一个吹号手，在寻甸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前行，被当地一李姓人家收留了。伤养好后，他想追上部队，却无从寻找，只得回到柯渡，从此扎根。如今，近五十岁的李兴贵，在讲起父亲时，脸上带着自豪和忧伤，自豪的是他父亲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忧伤的是他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了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也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的故乡。
在云南高原，有的红军像李旦初这样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的当时就长眠于此。他们中有的累死在急行军中，有的饿死在路途上，有的深陷于草地沼泽里，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最惨烈的一次是在云南普渡河。一座二十多米宽的铁索桥上，一场与地方保安团的遭遇战中牺牲了七十九名红军。他们的英魂，永远留在这座如今尚在的铁索桥上。
在民间，有句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其实在中国的版图上，当年红军的足迹何止两万五千里。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之后，红色晚霞照耀的地方，就成了永远的故乡。
毕业当口，许自己一个热气腾腾的未来
日前，教育部发布2017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795万，较今年增加30万。
一面是依然不可盲目乐观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一面是持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接下来的半年，对于即将走入社会的795万大学生来说，注定是一段不小的挑战。
是在严峻形势面前悲观叹气，还是在人生这样一个路口，创造更广阔的可能性，为人生许一个
热气腾腾的未来？这些大学生的故事能带给我们启发。
大连理工大学国防毕业生王硕——“携笔从戎立壮志，精文尚武塑军魂”
2012级国防毕业生王硕，带有一股铁骨铮铮的硬气，这是四年国防生经历赋予他的气质。 “从小就有从军的想法，那时只是觉得军人很帅，后来长大了渐渐懂得了责任与使命，更坚定了从军的念想。”王硕，一腔热血只为一圆报国梦。
身为国防生，王硕和其他同学一样进行正常的本科学习。唯一不同的是，他需要服从准军事化的管理。每天清晨6点起床，集合进行例会早操；晚上8点后进行体能锻炼，绕着学校跑5公里，10点前熄灯就寝；不能睡懒觉，也不许熬夜；屋子里不能有杂物，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床下的鞋不能超过3双„„这样的准军事化管理生活，伴随了王硕整整4年。
转眼面临毕业，王硕所学的专业算是热门专业，一到毕业季各大用人单位抢着要人，然而却无人动摇他投身军营的壮志。6月，王硕和他的同学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军营。
让王硕记忆颇深的是刚进部队不久后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在这次红蓝对抗中成绩以每队的最后一名为准，所以任何成员都不能掉队。全程10公里的对抗拉练环境极其艰苦，飞起的尘土挡住视线，泥泞的脏水没过膝盖，战友们互相扶持，一起坚持到终点。“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演习为战不为看，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军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精诚合作。这种不抛弃与不放弃的信念，让我受到了庄重的洗礼和磨炼。”
携笔从戎立壮志，精文尚武塑军魂。现代化战争仅有人和信念不够，要有高科技和信息化技术来武装军队，才能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这是众多如王硕一般的国防学子，以高分考入重点大学却放弃了地方上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的原因。
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胡阳欣——“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有我们”
胡阳欣，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院2016届毕业生，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准备回国就业。
出国读书，对于胡阳欣来说，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生活、开阔眼界、历练人生是最大的原动力。当然，为自己在将来找工作的过程中增添更多的筹码，也是很现实的考量。
在国外学习期间，小胡体会到了同国内完全不同的辛酸与压力。“出国以后一切从头学起。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美国属判例法系，课下老师会布置大量的案例自学，下次课就会直接讲，如果不认真读懂，很难跟上快节奏的学习。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语言也是学习的障碍关，胡阳欣回忆，“最长的一次考试长达9个小时”。
一年的打拼，胡阳欣拿到了全“A ”的成绩单，今年7月还顺利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但是，胡阳欣很清楚，回到祖国，是她未来的方向。
在国外读书期间，小胡和同学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在为祖国日益强盛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发现，随着祖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许多企业会面临同其他国家的合同与法务方面的纠纷，但由于我们国家相关人才储备不足，每每遇到类似纠纷，国内企业只能高薪聘请国外的律师来承办，付了高额的报酬不说，结果也往往并不理想。
于是，今年6月，毕业前夕，胡阳欣郑重决定，回国做一名从事涉外法律事务的律师。利用自己在法律和国际交往方面的所长，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更好发声，是她和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心愿。
安阳师范学院2016届毕业生余沐曦——“职位有高低，价值并无大小”
余沐曦是安阳师范学院金融学专业2016届毕业生。通过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的选拔，11月，作为“支农”一员，来到河南信阳的彭家湾乡。
“三支一扶”计划，是指大学生毕业后到乡镇基层从事为期两年的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这项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每5年一轮，迄今已经有27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服务基层，在广袤的田野上挥洒青春和汗水。
“基层事情比较多，一个人往往需要负责多个岗位的工作”，余沐曦介绍。他目前同时在乡里的统计站和党建办公室工作，农业普查、党建、撰写文稿„„彭家湾乡8个村支部和1个居委会，事情林林总总。这几天经常要加班到凌晨。
参与“三支一扶”计划期间，余沐曦没有工资，每月的全部收入就是国家的1850元补助。看到身边不少同学“雄心勃勃”地去挣钱，余沐曦很淡然，“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同，实现人生价值方式也不同，能让自己快乐、充实，有价值、有意义就好。”
“三支一扶”的服务时间是两年。关于两年后的未来，余沐曦并不焦虑，“用两年的时间，用双脚丈量祖国最广袤的基层大地，胸中有祖国，胸中有丘壑，到哪儿都会实现青春价值。”
记者点评：
有一句话，一度在大学生中很流行“人生如一个热馒头，要活得热气腾腾”。听来俗朴，细想却很有味道。
读到一本不错的书，便逮谁跟谁推荐，不时地“嘚瑟”几句书中的句子，这是爱书人的热气腾腾；得知有个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到邻城演出，“打”个火车也得去，这是爱音乐人的热气腾腾„„
那青年人该如何让自己的青春、人生变得热气腾腾？
当下，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求职人数多，形势严峻复杂，这看起来是劣势，但换个角度想，有挑战，才会锤炼出更有分量的青春。与其自艾自怜，不如抬起头，以乐观的心态和扎实的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
来吧，青年，人生的选择有很多种，别让青春暮气沉沉，学着用实际行动让人生变得朝气蓬勃、热气腾腾。
428元的饺子，你吃过吗
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
冬至吃水饺，年关思故乡。跟最亲近的人一起吃饺子，是冬至最大的意义。
428元一顿的饺子，你吃过吗？我每两个月吃一次。去年岁末，我给自己定了个“常回家看看”的计划，每两个月抽个周末回趟家。掐指算来，今年已经6次有余。而428元，正是北京到山东泰安的往返高铁票价。
我的父母，已到花甲之年，祖母则是耄耋（m ào dié八九十岁）年纪。他们和万千80后的父辈祖辈一样，错过了进城务工的最佳年纪，几十年辛苦攒下的微薄积蓄，不足以支持子女在城市中买房置业，进城养老近乎侈谈。他们没有含饴弄孙的怡然欢乐，没有知天命、耳顺的从容悠闲，有的只是成日的操持和忙碌。所有的欢乐和欣慰，不过只是在人前一句：我孩子在哪个大城市、哪个大部门上班。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悲欣交集？
《论语》里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古至今，无数游子满怀“游必有方”的豪情告别乡关，而亲情守候却只剩下离情别绪和遥想忧思。曲阜孔庙杏坛里有块“御笔碑”，上面一句“万世受治，杏林何有”令人印象深刻。置身城镇化和老龄化相互叠加的时代大潮里，这万千留守父母已经足够努力，他们为社会发展输出了最富生机、最为上进的人才动力。当他们抚育子女居功至伟之后，站在田埂上遥望都市万家灯火时，他们又“何有”？
子女的成长，总是以父母的付出为代价。子女到城市寻求生计，许多成本无形之中转嫁到父母身上。胳膊折在袖子里，父母却努力不流露出对子女“走出去”的难过之情，总是说“怎么又回家了，白花那么多路费”，或者说“在外面好好干，不用挂念家里”。他们不存在生计问题，但也难
说过得多幸福。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团聚，可以说是小康家庭不能流失的意义。
今天的人们，其实是可以做出选择的。无论工作再忙、事情再多，我都会准时按照高铁票上的日程回乡。在今年与父母相处的十几天里，我教会了父母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从祖母那里获知了许多她们那代人革命和爱情的故事。条件都是创造出来，亲情和孝心不能降格以求，况且现在我们也具备了创造条件的条件。想通这一点，即便千山万水相阻隔，再也阻挡不了孝老奉亲的脚步。
从“蚁族”“蜗居”，到“候鸟家庭”“社会夹心层”，这些描述虽然生动，却也有些简单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代人都要走上自己的道路，但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亲情并不复杂，亲情也不是拖累，我们重视亲情、注重家庭，才不会迷失在都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中。亲情本不该有距离，不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如果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表达，那就用行动表达。
没有了青砖黛瓦、远山碧波，乡愁就无处安放；没有了亲情团聚、情感依托，良心同样无处安放。我们的城镇化，应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应尽力让家庭更加稳固，让亲情不被冲散。如果社会发展坚硬到连一顿团聚的饺子都不能相容，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反而最容易被耗损，个人获得感难免因此打折扣。亲情缺失、家庭松散的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迈开双脚，更需要全社会拿出务实民生举措，为分隔两地的亲人搭起桥梁，让跨越千山万水的陪伴成为可能。
涵养文明，我们不能当看客（人民时评）
陈 凌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6日 13 版）
这几天，两件发生在上海的事情，激起人们内心的波澜。先是上海徐家汇公园的一只黑天鹅被人偷走，成了他人的盘中餐，让人痛心不已；随后，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年轻男子在车厢内随地吐痰，同车的“上海阿姨”对其劝阻教育，还用纸巾替其擦去痰渍，被网友称赞“有素质有腔调”。两件事情，一正一反，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文明素养。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个体的文明素养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是秩序的重要源泉。正如哲人所言，“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只不过，文明秩序不仅来
源于“法”，也来源于“礼”；文明素养，不仅意味着对法律规则的遵守，更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恪守。
今天，随着法治意识日渐在人们内心生根抽芽，对法治的认同不再是稀缺品，然而如何让道德规范成为自觉，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公共场所随意吸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出入地铁，撞了人却一句“对不起”都不愿多说；给共享单车上私锁，准备自用，还振振有词“大家都一样”„„违反公德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交给法律追责——有的是因为法律管不着，有的是因为法律发挥作用有滞后性——公序良俗却须臾容不得破坏。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说偷黑天鹅的行为，是非对错一目了然，是一堂公开的法治课，那么“上海阿姨”的举动则是用“坐而言”传递了文明追求，又以“起而行”捍卫了文明尊严。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努力，人们对于文明的认识已有巨大的进步。但有一个思想误区始终存在，即认为文明仅仅是个人之事，自己文明就行；他人文不文明，与己无关。毫无疑问，文明需要从自己做起，但并不意味着“一念唯己，了无他人”。某种意义上，文明的沉默，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面对不文明行为，倘若不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而是选择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只会让这些行为不断风蚀文明的土壤，侵害价值的肌体。文明面前，没有“看客”。
有学者曾总结，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出现，根源于耻感的缺失。事实上，如果人们对不文明行为一味隐忍，不拿出较真劲儿与其“宣战”，耻感文化如何才能得以形成？有朋友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在超市冷柜选购冷冻食品，挑选完后，转身就走，把关闭冷柜推拉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位眼尖的老大爷看到，远远就喊道，“冷柜门咋不关啊？”超市里的消费者纷纷把目光聚焦到朋友那儿。一时间，朋友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挂不住”。自此，随手关冷柜门成了他每次去超市都十分在意之事。“礼者，理也。”人人争当那位“上海阿姨”，社会实现共同治理，才能激发文明的耻感，让文明素养在人心里拔节生长，也才能让道德感如空气一样充盈社会。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其国库的富足，不在于其城池的坚固，也不在于其公共建筑的华丽气派，而在于其公民的教养，在于人的文明、教化和品格，这才是它实际利害之所在、主要实力之所在、真正威力之所在。”文明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人人葆有“相善其群”的意识，以共治来治理不文明，用行动擦亮精神名片，文明观念的水位自然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升高。
共享时代不能缺少共同治理（评论员观察）
何鼎鼎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9日 05 版）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大战”，已成不少城市的街头风景，共享单车的“行车道”在不断拓宽，而治理的“围栏”也在逐渐明晰。为规范共享单车发展，北京市东城区将划定近600个规范停放区域，并计划试点“电子围栏”，不按规矩停车者可能就无法使用。类似举措也在不少城市推开。 不仅共享单车在迅速崛起，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新事物对服务质量的改善值得称道，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与其他事物共享城市空间的命题。仅在北京，目前已经投放了约70万辆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已经难以回避。我停的单车偏右一些，就占了你的人行道，偏左一些，就挤了他的机动车道。城市空间是有价值的，共享单车能否与城市的其他存在者共享空间，是另一个层面的共享。
有人认为治理或许也带来悖论：正是自由停放，让共享单车取代了市政公共租车，正是即时定位让共享单车区别于传统自行车；如果框死区域，是不是会重返公共自行车1.0时代？一项专项调查显示，北京市城乡居民中用过共享单车的已近八成，满意度达97.4%。获得感主要来自随停随走。但是，对既有交通负荷量大、空间资源紧张的城市来说，交通领域显著的帕累托式改进已很难实现，1元钱能否支付得起“随停随走、随到随用”的体验？又能否补偿对其他道路交通权利主体的权利减损？这是一个问题。
进一步说，治理的围栏不应仅是物理上的，更需涵盖信息安全、法律纠纷以及金融风险。前些天，浙大毕业生1分钟内连破4款共享单车APP ，让人看到单车钱包的大门虚掩；而随着部分共享单车的折损，安全问题已经出现，使用者有多大的注意义务、平台有怎样的责任还需法律界定；而一些共享单车出现的“押金难退”，更提示了潜在的消费风险：1辆单车押1份钱是租赁，1辆车押了10个人的钱就成了融资，共享单车自身的高杠杆，也提醒监管者必须预见到经营不善带来的金融风险。 好在创新的定律始终在安慰这个世界：不用担心新问题可能出现，因为新问题一定出现，问题就是创新的副产品。与其指责创新，不如坦然而智慧地面对问题。比如有人问，共享单车的区域怎么划？其实难也不难。难的是，再密集的划定也必然比不上随意停放来得便捷；不难的是，大数据
足以给出科学决策所需的数据，今天车辆使用强度最大的点，也是明天应该划定的区域。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一位聪明的花园小径设计师没有径直修路，而是先让大家在草坪上自由行走，他只是
根据踩出的路铺上方砖，这条路就是最科学的设计。
路不难找到，围栏却不容易立起来。立界围栏，这样的事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等待政府来提供。网约车与共享单车的实践经验证明，平台企业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也需要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同时，这样的治理过程也离不开每一位使用者的参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研究公共池塘的使用发现，在资源集中化与私有化的二元解决方案外，还存在着共享这第三种治理模式，但前提是所有参与者能确立并遵守细致的决策和规则实施机制。普遍的自律、规范的服务、清晰的底线，在这样一个共享时代，个人、企业、政府的良性互动，完全可以催生新的共治经验。
每一条小径都通往星辰大海
任姗姗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7日 05 版）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终会心平气和地谈论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关于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的讨论仍在喧嚣中。支持者认为评委会态度先锋，大胆突破；反对者则认为将文学奖颁给歌手，更像是评委们的一次集体“致青春”。
对诺奖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把文学奖颁给“非文学”人士。此前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去年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位记者。而在全世界数不尽的文学写作者中，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疑是另一种层面的“遗失”。我们还可以列出另一份名单：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普鲁斯特、伍尔夫，包括鲁迅、老舍，他们都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又无可争议的大师，依然在一代代写作者和阅读者心中闪耀着无法遮蔽的光芒。
奖项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对过去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召唤。因为获奖，文学作品得以传播与二度传播，经典化和再经典化。连日来，鲍勃·迪伦迅速占领微信订阅号、刷屏朋友圈，他的作品和人生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我们的时代，经典与大众，主流与非主流，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没有一道无法翻越的高墙，在表达人性的维度和阐释理想的媒介上，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甚至影像，就像花园里一条又一条彼此交叉的小路，都能通往星辰大海。
与其说诺奖颁给了歌手和六十年代，不如说是颁给了诗意和一颗不老的心。因为，不老的诗意
是一个时代的指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人总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拥有一颗不老的心，所以常常感时忧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力，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大爱„„如果说，节奏与韵律构成了诗的重力，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诗意的重力。
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扬》里，鲍勃·迪伦浅唱低吟：“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真正配称为人？„„在冲进大海之前，山能有多少春秋？”是啊，任何的诗意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没有生活的诗一定是干瘪而了无生趣的。“人生不止有苟且，更有诗和远方”，这句近
年来挺火的流行语，其实也深刻袒露了当代人对诗、对诗意生活的呼唤。
5年前，一位焦虑的诗评家感慨：读诗的人还不如写诗的人多。因为，中国人活得太紧张、太匆忙了。匆忙的人写不出诗，匆忙的人读不下去诗。但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诗意在回归日常。还记得“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农妇余秀华、在电视晚会唱“从前慢”的歌手，以及，一夜间层出不穷的那些读诗公号吗？那一个个在枕边刷屏读诗的普通人，一个个在农田、在流水线上写诗的劳动者，他们用诗意沉淀生活，用诗意去补充人生，那郁郁葱葱正在生长的不正是一颗颗不老的诗心吗？ 喧嚣过后总会走向平静。对于经典，时代终会给出答案。
放弃质量无异自废武功（域外听风）
莽九晨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1日 05 版）
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宣布，因可能存在电池以外的“其他技术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停止生产、销售盖乐世Note7型手机，并对已出售的该款手机进行召回。自今年8月初上市以来，三星Note7手机不断出现起火爆炸的情况，在经历了爆炸、召回、换机、再爆炸、停产停售和二次召回的一系列“虐心”过程后，三星手机爆炸事件终于开始进入具体的调查和反思阶段。
韩国SBS 电视台认为，三星依靠着“品质第一”的理念，才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手机爆炸对三星“品质第一”的形象产生了巨大打击。而Note7的停产停售，将给三星带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三星的手机品控去哪儿了？路透社评论认为，问题在于三星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赶在苹果公司
推出iPhone7之前，匆忙推出新机型。有韩国行业专家曾查看相关监管机构的文件，并与三星的工程师进行了沟通，认定三星为Note7增加了“太多复杂的创新功能，以至于最后自己都无法控制”。他们同时也在仔细研究三星的供应链，以确定匆忙上市是否导致了技术问题或偷工减料。 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市场更新换代无比迅速的今天，即使是大企业，为了在“恰当时机推出关键性产品”，把产品质量抛诸脑后，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始于2009年的丰田召回事件。当时丰田汽车因为零部件出现缺陷，在全球范围召回近千万辆汽车。对于丰田公司忽视产品质量的懈怠，从政府到社会舆论，批评异常猛烈。迫于压力，丰田高层公开诚恳道歉，强调“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宣布放弃夺取全球15%市场份额的目标，从而退出全球销量第一的争夺战。
既要控制成本，又要保持领先于对手的扩张速度，还要保证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这在一些企业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后者也往往最容易被“牺牲”。无论是德国大众在部分柴油车上安装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还是日本高田公司篡改安全气囊的测试数据，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金字招牌”竟然成了部分企业弄虚作假、欺瞒消费者的幌子，由此带来的“多输”结果，相信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回顾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始之初，都是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贴心的售后服务换得消费者口碑。随着规模的扩大，外包项目的增加，除了需要应对拼抢市场份额的竞争，跨国公司还面临着各环节协调效率低下，全产业链把控不严的风险。这是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的新挑战。毕竟，移动互联时代，类似产品间的质量比较，已变得空前立体和全面。企业如果放松了对产品质量的把关，无异于是“自废武功”。
1995年，乔布斯曾对媒体说：“毁灭苹果的不是增长，而是他们变得非常贪婪。他们并没有沿着初始愿景的原始轨道走下去，即将某件产品打造成家用电器，并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而是去追逐利润。”企业求利无可厚非，但搞不清“本”是什么，迟早会迷失方向，终被市场所抛弃。这或许是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读书切戒在慌忙（凭栏处）
丁雅诵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7日 18 版）
在北京大学某地下超市有家野草书店。这个被书友称作“燕园最后的实体书店”，经历了十多
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可能面临招标不中、被迫撤店的局面。
没有书店的学校是荒凉的。那些经营许久的小书店，或是食堂旁开辟出的一小间，或是宿舍楼下的一个小门面，其实早已与学校融为一体，成为校园文化的地标、学子情怀的寄托。
然而，在互联网经济、电子阅读的影响下，实体书店的地盘正在逐渐失守。而实体书店的寒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下国民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以前书籍匮乏的时候，人们如饥似渴地找书看。如今，书是极大丰富了，但真正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最近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国民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超过了58.4%的图书阅读率。成年人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1小时，达到62.21分钟，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2.63分钟。
有人说，我用手机看书，不也是读书吗？确实，电子阅读也是阅读，但阅读的内容、质量又如何呢？如果把粗制滥造的网络小说、毫无科学的保健秘诀、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偏颇失真的事件评论也当作是在“读书”，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图书虽然也有粗制滥造之作，但是由于有出版单位的把关和出版成本的制约，总体质量要比网络作品高得多。
新媒体阅读看上去信息量大、方便快捷，但是事实上却无法避免浮光掠影、一扫而过的弊端。要从庞杂的资讯中筛选出质量好的，再认真研读，并努力排除不断涌入的新信息的干扰，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便是些好文章，一旦放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也很可能在指尖滑动的过程中变成过眼烟云。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如传统文化经典、中外文学名著之类的好书渐渐被遗忘在角落。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成为阻碍中国人深层次阅读的重要原因。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真正的经典阅读，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辛劳的过程，是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意思是说，读书的时候，应该沉潜其中，只有反复玩味和推敲，才能领悟其中之意。以前人喜欢买毛边书，鲁迅就自诩为“毛边党”，这种书印刷装订后不切光，页与页相连，看书的时候，需要用裁纸刀裁开来看。裁一页看一页，可谓静心读书的法宝。
过去的大学校园，无论是在操场边还是在树荫下，总能看到年轻人手捧书本的背影；无论是在
图书馆还是在小书店，也常能看到学生流连在书架间的身形。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书”的呈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读书，特别是读那些能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培养浩然之气的书，永远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个不读书的人没有前途，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没有未来。多读书、读好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
过时，特别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校服变美为何难（纵横）
饶思锐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08日 05 版）
校服，伴随着学生整个中小学时代，可有关校服的记忆，却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宽松肥大和蓝白相间。新学期，校服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虽然“校服新政”出台已有一年，但一些中小学依旧按兵不动，部分学校虽率先推出新款校服，却仍遭不少“差评”。
“款式太土”“看上去很怂”“我的青春被校服毁了”„„校服为何总是广为诟病？除了校服设计单调、款式老旧之外，万校一服、不合身、不美观、不舒适、不分性别、质量差等等，都是校服“丑成一样”的原因所在。因为不美观、不合身，学生不愿穿；因为质量差、价格贵，家长不愿买；因为要求多、选择少，学校不愿订做，校服改良由此失去了动力。
让校服变美，首先要过质量关和价格关。传统校服价格较贵、面料劣质，学生总结为“裤裆总裂、拉链总坏、口袋总破”，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少地区频频曝出的“校服腐败案”。有的开父子店8年敛财过亿，有的教育系统从上到下均“抽成拔毛”。不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家长很难与学校在购买新校服问题上达成共识，后续的校服美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加强校服质量和价格监管，严惩校服采购中的贪腐行为，才能使校服质优价廉。这是校服变美的前提和基础。
让校服变美，其次要革新思想。一是要去除保守心态，用审美价值中和实用主义。传统校服有着“经济实用、均贫富、防早恋”的特色，学校过多强调服装之外的功能，让校服丧失了“主职”功能。二是要去除简单粗暴的管理理念。学校过度强调校服的统一效果，甚至男女同服，其出发点在于和谐统一、便于管理，提升学生的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弊端却是压抑了学生的个性。 目前，尽管有学校尝试打破“校服魔咒”，但“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未出现。一些地方的家长担心，引入的新式校服中男装太帅、女装太美，反而可能引发早恋，因此强力抵制。实际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我国最早引入校服是在上世纪初期，当时就很注重美观，男生的西装、中山装，女生的长裙、旗袍等，就很时髦洋气，并充分展示了男女学生的性别特征。现在毕业照流行复古风，就证明了这一时期校服的魅力所在。
去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校服新政”，就是充分吸纳学生、家长的意见，提高学生、
家长在校服选购上的话语权。实际上，广州等地已经开始试水，让学生自主设计、选择校服，一些
地方还出台校服规范，使得校服在规则内创新、美化，从而凝聚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学生的共识，实现校服美化的各方共赢。
“断章取义”应反思
彭 飞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3日 05 版）
“9·18”当天，前女乒国手王楠的丈夫郭斌，发了一条曾在日本酒店“放水抗日”的微博，王楠也在这条微博下“点赞”，惹来诸多质疑，称其“非理性爱国”“不节能环保”，甚至斥为“没脑子”。
不过，剧情反转了。有网友发现，被一些网站刊发、被无数网友转发的那些让人上火、觉得“脑残”的话，不过是郭斌微博原文的一部分。原文的最后，还有一句被忽略的话——“其实这没用！咱得多方位加油！”难怪不少网友看到完整版微博后感叹：错怪了“郭同学”。
一段时间以来，断章取义掀起的风波，并不鲜见。而类似“放水抗日”的反转，也常常发生。比如六小龄童“被过世”，我国锂电产业“被亏损”，上海购房信贷新政“被出台”„„看似不起眼的字句、随手而发的消息，既可能影响一个人，也可能影响一个行业，甚至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
这种现象中，两个因素尤其需要重视。一方面，名人八卦、劲爆内幕、激烈冲突、离奇故事常常在舆论场上有天然的“眼球效应”，导致一些网站和网友为夺眼球而罔顾事实，为赢点击而不惜争当“标题党”。另一方面，互联网塑造下的现代传播体系，使得今天的信息发布和扩散更快捷、更高效，成本也更低廉，因而不实信息产生的舆论杀伤力，也超过了以往。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就像这次被断章取义的“放水抗日”，在网友和一些媒体的主动核实中，还原了真实，还了当事人清白，也显现了网友的成熟及互联网的自净功能。这也提醒我们，置身于互联网时代，面对呼啸而至的各类信息，每位网友不妨让消息在言论市场中多飞一会儿，跟帖点评表态时不妨多想一会儿，转发时不妨慎重一点儿，从而避免被不实内容蒙蔽双眼。
作为掌握着大量资源和话语权的信息平台、媒体，在构建理性的舆论过程中，显然也应肩负起
更大的责任。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信息平台和媒体对舆论的导向作用并未减弱。作为“源消息”提供者，他们也往往借助新媒体、自媒体进一步放大声音、提升影响力。因此，一旦信息平台和媒体忘记了最根本的责任，放弃了最基本的专业精神，而只是专注于雷人的标题、添油加醋的细节、刻意取舍的转载、挖空心思的虚构，走向“眼球经济”，难免带来消极后果。
少一些眼球效应，多一点职业精神；少一点恶意传播，多一些责任意识；学会一事当前，先问事实、再断是非，才能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天空更清朗。
母语怎可成为“繁盛的荒原”
十几年前，我用过一款汉化包软件，专门将英文电脑软件的语言转化为中文。时隔多年，软件的名字我早就忘了，忘不掉的是每次打开软件都会跳出一条标语：“最美我中文。”
打心眼里认同这句话，相信这也是无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的心声。最近《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综艺节目热播，虽然我对节目形式、宣传定位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能感知大批观众的热情与快乐。这种热情与快乐，很大部分是由汉语的韵律、字形、辞章之美带给他们的。甚至像《吐槽大会》这样的喜剧类节目，也充分展现了汉语丰富的双关、歇后、反话正说等特色。
月是故乡明，话是乡音亲。“母语是我们的精神故乡”，这句论断大概无需讨论，只是生活实践中容易健忘，就像如果不是遍地雾霾，很少有人会觉得好空气比好手机更重要。有些东西失去或即将失去时会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母语虽然并未消亡，但当下也颇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母语正如故乡，当我们笼统谈论它们时，不妨无限地赞颂它们如何珍贵，如何可爱，然而，真正面对眼前的母语与故乡，你能否感知，在它们纷繁复杂的内部正有着一系列的剧变与冲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是我们的母语眼下面临的巨大课题。 “方言”与“共同语” 功能不同，须平衡其微妙关系 一是“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最近港星陈小春发了一条长微博，隐隐有引发“方言与普通话谁更有文化之争”的态势。公正地说，方言与人的乡土文化更为亲昵、更为契合，它携带着更多的文化密码，也包含着更多的“地方性知识”。影视剧一使用方言表演明显更贴近生活，作家也大多拒斥使用纯普通话写作——汪曾祺曾说过“普通话是语言的最大公约数”。然而这个“公约数”又必不可少，对不同地域人群之间
的交流、对增加社会内部凝聚力，都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无共同语不足以行天下，无方言不足以亲乡邦。方言与共同语，在社会生活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如何平衡它们，是非常微妙又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一定都体会过某个场合几位老乡操着方言言谈甚欢，而在场的外地朋友不免向隅的尴尬场面。交流的普泛化、外向化既要求人际沟通的去方言化，同时也亟须共同语（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的扩展与丰富。我的同事，学者施爱东曾观察到家乡县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话”，既不同于当地方言，也不同于普通话，而是为了适应“移民”渐多的需要发展出的简易版共同语。网络共同语中出现的“猴赛雷”（粤语“好犀利”）、“奏凯”（河南话“走开”），还有2016年风行一时的“蓝瘦香菇”（广西腔“难受想哭”）等对方言的“直译”，其实反映了共同语对方言的某种吸纳与融合，虽然尚未进入全民共同语，却让人看到了共同语开放的边界。 “公言”与“私语” 分寸不同，须明确使用区域
当前舆论场上出现的众多满是戾气的争执，很大部分源自“公私领域”的难以明确区分，而区分公私领域，语言的使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两年许多人从微博退回到微信朋友圈，正是由于不习惯相对公共化的微博上口水四溅、秽语横飞的表达习惯。公共空间的观点表达，与私人交友圈的言辞随意，应该有明显甚至根本的区别。
只看到支离破碎的信息，就依据自己的惯有经验或道德立场投射情感，擅加评判，一言不合，恶语相加，是网络争论中的常见现象。它不仅伤害着社会互信，降低了舆论水准，同时也破坏了母语的分寸感与礼仪性。有个笑话说，老外学不好中文，因为中文一个“我”字就有鄙人、在下、晚辈、老夫、老朽、老子、兄弟各色说法，更不用说已经废弃不用的卑职、奴家、小的、不佞等等。因应不同的语境，而采用不同的对应方式，本是中文的特色之一。虽然现代社会追求交流的直接与简化，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套话语走天下，甚至用语言暴力横扫一切。几乎各国的语言里，都会有“敬语”的设置。像汉语里对长辈或陌生人称“您”，书信往来时称“先生”“君”“兄”等等习俗，在电子邮件与社交软件上经常被忽略。用这些敬语来表达善意与拉近距离的功能，也就消散于无形。不能有分寸地使用得体的语言，恐怕也是网络讨论容易产生戾气与冲突的主因之一。
网络在拆除陌生人的交流障碍之外，也容易造成表达的公私不分，亲疏不分。提倡区分公言与私语，并非人为制造繁文缛节，语言学界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形态制约思维方式”。在学术讨论中，当一位讨论者使用“笔者”“吾人”“我们”等代词，可以看作不会将个人情
绪、特殊经验凌驾于普遍性讨论之上的一种保证。而动辄用道德化的标签如“直男癌”“圣母婊”“渣男”来指称他人，制造了一种“先戴帽子再打棒子”的粗暴语境。像“鲁迅是不是渣男”这样的讨论，先天就被框囿成了口水骂战，字数再多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结果，遑论陈寅恪所言“了解之同情”。
“雅言”与“俗语” 质地不同，须避空洞和鄙俗
一个好的社会语言体系，或者说，一种母语，应当是丰富而多元的。俗语有亲切之益，雅言有出尘之美。跟公言与私语的并存一样，雅言俗语也要能共冶一炉，才是美好的语言生态。不过近一百年来，母语的生态破坏相当严重，一方面，是“雅言”有异化为“大话”“空话”“套话”之弊，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多新的世代都会在学校里、社会上习得一套高越而空洞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俗语”的重口味化与单调化也甚嚣尘上。
我并不反对语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过常常对其中某些趋向保持警惕。以年轻人表达情感的主流形式来说，一是语言的重口味化，人人都滥用表面无害却含意粗俗的语言，习以为常之后，会让轻微细腻的表达变得无感；二是语言的可视化，这里不只指年轻人爱用的颜文字（emoji ）、表情包，还包括“挠墙”这样情感的通用表达式，虽然动态十足情感鲜明，但也会让个体不同的复杂的情感变成有限的模式化表达，加上流行语的滥用，既反映了现代生活反个性的模式化倾向，同时也让本来丰富多彩的母语变成“繁盛的荒原”。
现代社会新的“雅言”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可不赞成以所谓的“古雅”为美，尤其是用半通不通的文言书写时事。从清末到民初，很多脱胎自文言文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都曾惋叹自己不能写一笔流利清晰又不乏美感的白话文章，而只能是半文半白的“半大解放脚”。中国现当代文学众多作者一百年于此不懈探索，才让白话也有成为“雅言”的可能。而当书写变得过于容易，语言便容易汗漫无所依，像今天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言，日更六千或万字，有多少作者还顾得上在语言方面下功夫？在此背景下，重视语感，讲求炼字，便成为一种难得的自觉。
进入新媒体时代，前进的道路上仍然荆棘密布：上千万的微信公众号写作，如何在保持语言鲜活平易的同时，避免“文艺腔”“鸡汤腔”这种新的陈词滥调，避免“读文章变成读标题”的碎片化阅读，又变成了语言自净的重大命题。一种闻一知十，热衷套用，惊叹号满天飞的语言，无论如何称不上优美的母语。
我理想中的母语，既有合理的分层分域，让表达得体而有效，又有着无垠的更新资源，任何语
种、任何创造都可以冲击表达的习惯，同时又能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更重要的是，母语应该包含尽可能自由的表达，以促进自身的多元化。一个生动的词汇或短语出现了，我们高兴，但又知道它使用时的边界，满屏“洪荒之力”“友谊的小船”也委实让人厌烦。能写出新鲜时尚的语句，也能转换典雅或平实的风格。
食无定味，适口为佳，美好语言的标准无非两条：有效，悦耳。在人人想着创新的年代，自觉认知与坚守语言的底线，或许才能让我们的母语故乡变得更加美好。
“守护传统，关切现实”是文学的时代价值
作者：李妍《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9日 06版）
【文化评析】
20年前的5月16日，作家汪曾祺走了。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作家，在他去世后的20年间，没有被人们忘记，而是成为一颗文坛“恒星”：他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读者越来越多，民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汪曾祺热”。
如果作家分为“出名趁早”和“大器晚成”两类，那么汪曾祺大概属于后者：早年或许并不耀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人已逝，其作品反而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汪曾祺的文字看似平淡朴拙、不事雕琢，却饱含大味至淡的人生真味，拥有打通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价值。这或许是他的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人们读他的文字，宛如听邻家老伯夏夜话旧，娓娓道来间，就能读出灯火可亲。
汪曾祺主张删繁就简、文字留白。他的作品，常常初看没什么，就是几个人说点话，吃点东西。他的语言白得像开水，没有任何投巧，他的故事往往无风无浪，淡到几乎没有情节。但就是这样平淡的文字、并不惊天动地的小说，却能让人看到温情与意趣，品出意蕴悠长。
无论是《人间草木》中的自然风物，还是《故乡的食物》中的饮食趣味，抑或是《岁朝清供》中的人生百态，在汪曾祺的笔下，一切都在不动声色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他写的是白话，回归的是传统，因为这种干净疏散、淡而有味，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味。事实上，在人们不断寻找、呼唤“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的当下，汪曾祺已经为后人提供了回归传统的经典文本：那些隐藏在白话文里的传统文学精脉，不仅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也激活了传统文
学的当代生命力，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打通新旧文化的时代价值。
文学的时代价值在于传统守护，也在于现实关切。汪曾祺曾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正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文学态度，汪曾祺始终保持着对凡人的注视，对市井生活的观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他写花鸟虫鱼美食美景，写凡人凡事旧时掌故，其中充满着对小人小事细致入微的体察，对个体生活温情脉脉的打量。市井生活与个体生命，也因此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体现。 这正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深的当下，个体价值逐渐觉醒，汪曾祺对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生的白描，对个体化生活细节审美化的展现，呼应了现代人追求价值实现、心灵自由的诉求。这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切的时代关怀。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曾是汪曾祺写其老师沈从文的散文标题，也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在文字上坚守传统，在情怀上关注个体，汪曾祺最终不仅活出了和自己笔下作品相同的模样，也让作品拥有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具备了丰沛的时代价值。
“萤火虫文化节”可恨又可笑
作者：王钟的《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9日 06版）
【新闻随笔】
最近，海南省海口市一家酒店打算举办“首届萤火虫文化节”，声称将聚集“数万只萤火虫点亮海口”，引发当地环保组织的抵制。因这批萤火虫从广西引进，未办理相关检疫手续，海口市林业局随后叫停了该活动。然而，出售活体萤火虫、组织放飞活动早就形成一条隐秘而完整的产业链，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可以轻松买到萤火虫。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萤火虫具有独特地位，很多古诗词以这种会发光的小昆虫为意象。不管“囊萤映雪”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这一典故都生动地表达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传统文化里的萤火虫形象表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所谓“文化节”却将这种关系变得矫揉造作。商家借萤火虫营销，非要打个文化的噱头，可恨又可笑。
萤火虫不属于法定保护动物，不法商家由此钻了空子。萤火虫贩卖产业发展经年，始终处于缺
乏监管的境地。据调查，目前市场上出售的萤火虫多从海南屯昌、云南西双版纳和江西赣州等地发货，当地部分农民以捕捉萤火虫为业，经二道贩子收购后销往别处。这些离开栖息地的萤火虫，短短几天内就会全部死亡。
在我国很多地方，萤火虫本来是很常见的生物。笔者小时候，家门口的马路还没有安装路灯，每当夏天夜里外出散步，除了听取稻田里蛙声一片，抬头仰望满天繁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和自在飞舞的萤火虫玩耍了。后来，萤火虫的生存环境渐渐被破坏，笔者已经多年看不到自然状态的萤火虫。可以想见，现在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从没有机会和萤火虫一起游戏。在他们心里，萤火虫就是一种神奇的珍稀动物。
从来没见过萤火虫的人们，期待一睹萤火之美，其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欣赏萤火虫不意味着要捕捉萤火虫。虽然萤火虫从城市绝迹，但是它的生存区域仍然很广阔。近年来，一些地方专门建设了萤火虫保护区或生态公园。只要有心，找到一个方便到达的萤火虫栖息地并不难。人们欣赏萤火虫，应该去栖息地拜访它们，而不是动用蛮力，把它们“请”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方。
萤火虫之美，在于它在自然环境中发光的特质。把萤火虫抓起来，运到不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中，就破坏了其自然生存状态，其美的意义就打了折扣。人类作为生物圈中一个普通物种，以平等的姿态欣赏其他物种，欣赏大自然的美丽。不管是试图主宰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还是充当破坏生态平衡的侵入者，都注定要碰壁。萤火虫虽小，却也是生态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一己私欲危害萤火虫的生长，毫无文明可言。对于捕捉和贩卖野生萤火虫的行为，全社会都应抵制。
所谓萤火虫文化节，既违背了科学保护的规律，也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折损。深究其受一些人吹捧的原因，跟他们错误的生态观密不可分。与生态保护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城市野生动物种类异常稀缺，很多时候人们在城市里看不到什么野生动物，哪怕是小小的萤火虫。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规划和生态保护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因为城市的扩大而严重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如果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孩子，能够轻轻松松地在城里的生态公园、城郊的保护区欣赏到萤火虫，那么，戕害萤火虫的捕捉活动自然会偃旗息鼓。人与生态的和谐，取决于人类尊重和保护自然的诚意。
重走长征路，永远的故乡
时间改变事物的力量如此强大。八十年前，红军在中国大地上一路经过的高山、河流和树林间，只有风的呼啸、水的咆哮、树叶的飒飒声。红军路过的村庄，只有贫瘠、贫穷和苦难。红军过的茫茫草地到处隐藏着沼泽，爬的雪山冷硬得充满杀机，一旦停下来，立即会像雕塑一样定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但突破了各种艰险，还突围了一路追击、堵击和截击他们的追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时代前进到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时间像极了一条河流，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一路上，把民族的团结、文化的丰富、地域的风俗和大众的生活常态融在一起，引进了自己的河床。时间对于大事，向来不会疏忽。
2016年5月10日，我们从湖南张家界刘家坪出发，沿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足迹，一路深入了解长征沿线地区的时代风貌。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我们一路所见的红军留下的遗址、曾路过的寒冷的村庄，如今有米饭、牛奶，有少数民族舞蹈和乐曲，有炉火温暖的呼呼声。这个被开启的新时代，或许，确实是时间对历史和现实的改变。当年长征决定了战争的命运，也决定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千千万万人的生活。
初夏5月，各种植物也正以它们自身的成长蓬勃地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出发当天，温暖的阳光，水一样在绿色的植物上缓缓流淌，温润又明亮。一路走来，无论是金鞭溪、袁家界、芭茅溪，还是长山大水、雪山草地，金沙江、柯渡、普渡河、香格里拉，都有着极美的风景。
在这个数据时代，如果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座山川和每一条河流，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座山川和多少条河流，但这不过是今天的统计方法，与八十年前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时光回到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为策应和掩护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从湖南桑植县出发时，是冬天一个漆黑的夜晚。那时，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上，阻隔着几座高山，横亘着几条河流，隐藏了多少艰辛和危险。他们从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途经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在每地的史料上，在每个相关的故事里，红军都是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年轻，充满着青春的气息。那么遥远的路途，那么艰难的跋涉，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有的除了一个个稚嫩的肉身，就是在灵魂里激荡的意志和梦想。
在桑植县，我们去了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说起芭茅溪，就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据当地人讲述：“贺龙带领一帮人从荒草中冲出来时，这里只有一片发枯发黄的茅草。在漆黑的深夜里，他们像从茅草里窜出的马群，勇猛、快速，把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的一个盐税关卡一锅就端
掉了。”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对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有人摧毁了一个专门敲诈勒索的盐税关卡，就如同摘掉了长在自己身上的一颗毒瘤。
事件的缔造者贺龙，之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之路，再之后做了新中国的元帅，地方百姓，人人拥护。如今在贺龙的故乡，还流传着当时人们编的一首民谣：“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顺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不惊老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当年参加红军的很多人，就像一群候鸟，无声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息之地，就再也没有回去。在云南寻甸，有一个叫李兴贵的人，出生在柯渡这片土地上。他的父亲李旦初，就是当年跟随贺龙从湖南长征到云南的一个吹号手，在寻甸的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前行，被当地一李姓人家收留了。伤养好后，他想追上部队，却无从寻找，只得回到柯渡，从此扎根。如今，近五十岁的李兴贵，在讲起父亲时，脸上带着自豪和忧伤，自豪的是他父亲是参加长征的红军，忧伤的是他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离开了这片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也离开了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一眼的故乡。
在云南高原，有的红军像李旦初这样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有的当时就长眠于此。他们中有的累死在急行军中，有的饿死在路途上，有的深陷于草地沼泽里，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最惨烈的一次是在云南普渡河。一座二十多米宽的铁索桥上，一场与地方保安团的遭遇战中牺牲了七十九名红军。他们的英魂，永远留在这座如今尚在的铁索桥上。
在民间，有句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其实在中国的版图上，当年红军的足迹何止两万五千里。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之后，红色晚霞照耀的地方，就成了永远的故乡。
毕业当口，许自己一个热气腾腾的未来
日前，教育部发布2017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预计795万，较今年增加30万。
一面是依然不可盲目乐观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一面是持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接下来的半年，对于即将走入社会的795万大学生来说，注定是一段不小的挑战。
是在严峻形势面前悲观叹气，还是在人生这样一个路口，创造更广阔的可能性，为人生许一个
热气腾腾的未来？这些大学生的故事能带给我们启发。
大连理工大学国防毕业生王硕——“携笔从戎立壮志，精文尚武塑军魂”
2012级国防毕业生王硕，带有一股铁骨铮铮的硬气，这是四年国防生经历赋予他的气质。 “从小就有从军的想法，那时只是觉得军人很帅，后来长大了渐渐懂得了责任与使命，更坚定了从军的念想。”王硕，一腔热血只为一圆报国梦。
身为国防生，王硕和其他同学一样进行正常的本科学习。唯一不同的是，他需要服从准军事化的管理。每天清晨6点起床，集合进行例会早操；晚上8点后进行体能锻炼，绕着学校跑5公里，10点前熄灯就寝；不能睡懒觉，也不许熬夜；屋子里不能有杂物，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床下的鞋不能超过3双„„这样的准军事化管理生活，伴随了王硕整整4年。
转眼面临毕业，王硕所学的专业算是热门专业，一到毕业季各大用人单位抢着要人，然而却无人动摇他投身军营的壮志。6月，王硕和他的同学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军营。
让王硕记忆颇深的是刚进部队不久后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在这次红蓝对抗中成绩以每队的最后一名为准，所以任何成员都不能掉队。全程10公里的对抗拉练环境极其艰苦，飞起的尘土挡住视线，泥泞的脏水没过膝盖，战友们互相扶持，一起坚持到终点。“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演习为战不为看，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军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精诚合作。这种不抛弃与不放弃的信念，让我受到了庄重的洗礼和磨炼。”
携笔从戎立壮志，精文尚武塑军魂。现代化战争仅有人和信念不够，要有高科技和信息化技术来武装军队，才能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全。这是众多如王硕一般的国防学子，以高分考入重点大学却放弃了地方上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的原因。
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胡阳欣——“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有我们”
胡阳欣，美国范德堡大学法学院2016届毕业生，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准备回国就业。
出国读书，对于胡阳欣来说，体验不一样的文化生活、开阔眼界、历练人生是最大的原动力。当然，为自己在将来找工作的过程中增添更多的筹码，也是很现实的考量。
在国外学习期间，小胡体会到了同国内完全不同的辛酸与压力。“出国以后一切从头学起。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美国属判例法系，课下老师会布置大量的案例自学，下次课就会直接讲，如果不认真读懂，很难跟上快节奏的学习。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语言也是学习的障碍关，胡阳欣回忆，“最长的一次考试长达9个小时”。
一年的打拼，胡阳欣拿到了全“A ”的成绩单，今年7月还顺利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但是，胡阳欣很清楚，回到祖国，是她未来的方向。
在国外读书期间，小胡和同学们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在为祖国日益强盛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发现，随着祖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许多企业会面临同其他国家的合同与法务方面的纠纷，但由于我们国家相关人才储备不足，每每遇到类似纠纷，国内企业只能高薪聘请国外的律师来承办，付了高额的报酬不说，结果也往往并不理想。
于是，今年6月，毕业前夕，胡阳欣郑重决定，回国做一名从事涉外法律事务的律师。利用自己在法律和国际交往方面的所长，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更好发声，是她和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共同心愿。
安阳师范学院2016届毕业生余沐曦——“职位有高低，价值并无大小”
余沐曦是安阳师范学院金融学专业2016届毕业生。通过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的选拔，11月，作为“支农”一员，来到河南信阳的彭家湾乡。
“三支一扶”计划，是指大学生毕业后到乡镇基层从事为期两年的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这项计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每5年一轮，迄今已经有27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服务基层，在广袤的田野上挥洒青春和汗水。
“基层事情比较多，一个人往往需要负责多个岗位的工作”，余沐曦介绍。他目前同时在乡里的统计站和党建办公室工作，农业普查、党建、撰写文稿„„彭家湾乡8个村支部和1个居委会，事情林林总总。这几天经常要加班到凌晨。
参与“三支一扶”计划期间，余沐曦没有工资，每月的全部收入就是国家的1850元补助。看到身边不少同学“雄心勃勃”地去挣钱，余沐曦很淡然，“每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不同，实现人生价值方式也不同，能让自己快乐、充实，有价值、有意义就好。”
“三支一扶”的服务时间是两年。关于两年后的未来，余沐曦并不焦虑，“用两年的时间，用双脚丈量祖国最广袤的基层大地，胸中有祖国，胸中有丘壑，到哪儿都会实现青春价值。”
记者点评：
有一句话，一度在大学生中很流行“人生如一个热馒头，要活得热气腾腾”。听来俗朴，细想却很有味道。
读到一本不错的书，便逮谁跟谁推荐，不时地“嘚瑟”几句书中的句子，这是爱书人的热气腾腾；得知有个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到邻城演出，“打”个火车也得去，这是爱音乐人的热气腾腾„„
那青年人该如何让自己的青春、人生变得热气腾腾？
当下，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求职人数多，形势严峻复杂，这看起来是劣势，但换个角度想，有挑战，才会锤炼出更有分量的青春。与其自艾自怜，不如抬起头，以乐观的心态和扎实的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可能。
来吧，青年，人生的选择有很多种，别让青春暮气沉沉，学着用实际行动让人生变得朝气蓬勃、热气腾腾。
428元的饺子，你吃过吗
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
冬至吃水饺，年关思故乡。跟最亲近的人一起吃饺子，是冬至最大的意义。
428元一顿的饺子，你吃过吗？我每两个月吃一次。去年岁末，我给自己定了个“常回家看看”的计划，每两个月抽个周末回趟家。掐指算来，今年已经6次有余。而428元，正是北京到山东泰安的往返高铁票价。
我的父母，已到花甲之年，祖母则是耄耋（m ào dié八九十岁）年纪。他们和万千80后的父辈祖辈一样，错过了进城务工的最佳年纪，几十年辛苦攒下的微薄积蓄，不足以支持子女在城市中买房置业，进城养老近乎侈谈。他们没有含饴弄孙的怡然欢乐，没有知天命、耳顺的从容悠闲，有的只是成日的操持和忙碌。所有的欢乐和欣慰，不过只是在人前一句：我孩子在哪个大城市、哪个大部门上班。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悲欣交集？
《论语》里讲，“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古至今，无数游子满怀“游必有方”的豪情告别乡关，而亲情守候却只剩下离情别绪和遥想忧思。曲阜孔庙杏坛里有块“御笔碑”，上面一句“万世受治，杏林何有”令人印象深刻。置身城镇化和老龄化相互叠加的时代大潮里，这万千留守父母已经足够努力，他们为社会发展输出了最富生机、最为上进的人才动力。当他们抚育子女居功至伟之后，站在田埂上遥望都市万家灯火时，他们又“何有”？
子女的成长，总是以父母的付出为代价。子女到城市寻求生计，许多成本无形之中转嫁到父母身上。胳膊折在袖子里，父母却努力不流露出对子女“走出去”的难过之情，总是说“怎么又回家了，白花那么多路费”，或者说“在外面好好干，不用挂念家里”。他们不存在生计问题，但也难
说过得多幸福。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标，团聚，可以说是小康家庭不能流失的意义。
今天的人们，其实是可以做出选择的。无论工作再忙、事情再多，我都会准时按照高铁票上的日程回乡。在今年与父母相处的十几天里，我教会了父母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从祖母那里获知了许多她们那代人革命和爱情的故事。条件都是创造出来，亲情和孝心不能降格以求，况且现在我们也具备了创造条件的条件。想通这一点，即便千山万水相阻隔，再也阻挡不了孝老奉亲的脚步。
从“蚁族”“蜗居”，到“候鸟家庭”“社会夹心层”，这些描述虽然生动，却也有些简单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代人都要走上自己的道路，但困苦和悲情并不是亲情的原始色，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多忙，一定要记得为亲情找回欢声笑语，为亲人拂去灰尘和忧伤。亲情并不复杂，亲情也不是拖累，我们重视亲情、注重家庭，才不会迷失在都市生活的流光溢彩中。亲情本不该有距离，不论是空间上还是心理上，如果不知道如何用言语去表达，那就用行动表达。
没有了青砖黛瓦、远山碧波，乡愁就无处安放；没有了亲情团聚、情感依托，良心同样无处安放。我们的城镇化，应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应尽力让家庭更加稳固，让亲情不被冲散。如果社会发展坚硬到连一顿团聚的饺子都不能相容，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反而最容易被耗损，个人获得感难免因此打折扣。亲情缺失、家庭松散的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迈开双脚，更需要全社会拿出务实民生举措，为分隔两地的亲人搭起桥梁，让跨越千山万水的陪伴成为可能。
涵养文明，我们不能当看客（人民时评）
陈 凌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6日 13 版）
这几天，两件发生在上海的事情，激起人们内心的波澜。先是上海徐家汇公园的一只黑天鹅被人偷走，成了他人的盘中餐，让人痛心不已；随后，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年轻男子在车厢内随地吐痰，同车的“上海阿姨”对其劝阻教育，还用纸巾替其擦去痰渍，被网友称赞“有素质有腔调”。两件事情，一正一反，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文明素养。
一个与现代文明接轨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个体的文明素养之所以不可或缺，就在于它是秩序的重要源泉。正如哲人所言，“文明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只不过，文明秩序不仅来
源于“法”，也来源于“礼”；文明素养，不仅意味着对法律规则的遵守，更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恪守。
今天，随着法治意识日渐在人们内心生根抽芽，对法治的认同不再是稀缺品，然而如何让道德规范成为自觉，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公共场所随意吸烟，丝毫不理会他人的感受；出入地铁，撞了人却一句“对不起”都不愿多说；给共享单车上私锁，准备自用，还振振有词“大家都一样”„„违反公德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交给法律追责——有的是因为法律管不着，有的是因为法律发挥作用有滞后性——公序良俗却须臾容不得破坏。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说偷黑天鹅的行为，是非对错一目了然，是一堂公开的法治课，那么“上海阿姨”的举动则是用“坐而言”传递了文明追求，又以“起而行”捍卫了文明尊严。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教育和努力，人们对于文明的认识已有巨大的进步。但有一个思想误区始终存在，即认为文明仅仅是个人之事，自己文明就行；他人文不文明，与己无关。毫无疑问，文明需要从自己做起，但并不意味着“一念唯己，了无他人”。某种意义上，文明的沉默，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面对不文明行为，倘若不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而是选择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只会让这些行为不断风蚀文明的土壤，侵害价值的肌体。文明面前，没有“看客”。
有学者曾总结，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出现，根源于耻感的缺失。事实上，如果人们对不文明行为一味隐忍，不拿出较真劲儿与其“宣战”，耻感文化如何才能得以形成？有朋友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在超市冷柜选购冷冻食品，挑选完后，转身就走，把关闭冷柜推拉门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位眼尖的老大爷看到，远远就喊道，“冷柜门咋不关啊？”超市里的消费者纷纷把目光聚焦到朋友那儿。一时间，朋友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挂不住”。自此，随手关冷柜门成了他每次去超市都十分在意之事。“礼者，理也。”人人争当那位“上海阿姨”，社会实现共同治理，才能激发文明的耻感，让文明素养在人心里拔节生长，也才能让道德感如空气一样充盈社会。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在于其国库的富足，不在于其城池的坚固，也不在于其公共建筑的华丽气派，而在于其公民的教养，在于人的文明、教化和品格，这才是它实际利害之所在、主要实力之所在、真正威力之所在。”文明的养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要人人葆有“相善其群”的意识，以共治来治理不文明，用行动擦亮精神名片，文明观念的水位自然会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升高。
共享时代不能缺少共同治理（评论员观察）
何鼎鼎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9日 05 版）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大战”，已成不少城市的街头风景，共享单车的“行车道”在不断拓宽，而治理的“围栏”也在逐渐明晰。为规范共享单车发展，北京市东城区将划定近600个规范停放区域，并计划试点“电子围栏”，不按规矩停车者可能就无法使用。类似举措也在不少城市推开。 不仅共享单车在迅速崛起，共享汽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新事物对服务质量的改善值得称道，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与其他事物共享城市空间的命题。仅在北京，目前已经投放了约70万辆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已经难以回避。我停的单车偏右一些，就占了你的人行道，偏左一些，就挤了他的机动车道。城市空间是有价值的，共享单车能否与城市的其他存在者共享空间，是另一个层面的共享。
有人认为治理或许也带来悖论：正是自由停放，让共享单车取代了市政公共租车，正是即时定位让共享单车区别于传统自行车；如果框死区域，是不是会重返公共自行车1.0时代？一项专项调查显示，北京市城乡居民中用过共享单车的已近八成，满意度达97.4%。获得感主要来自随停随走。但是，对既有交通负荷量大、空间资源紧张的城市来说，交通领域显著的帕累托式改进已很难实现，1元钱能否支付得起“随停随走、随到随用”的体验？又能否补偿对其他道路交通权利主体的权利减损？这是一个问题。
进一步说，治理的围栏不应仅是物理上的，更需涵盖信息安全、法律纠纷以及金融风险。前些天，浙大毕业生1分钟内连破4款共享单车APP ，让人看到单车钱包的大门虚掩；而随着部分共享单车的折损，安全问题已经出现，使用者有多大的注意义务、平台有怎样的责任还需法律界定；而一些共享单车出现的“押金难退”，更提示了潜在的消费风险：1辆单车押1份钱是租赁，1辆车押了10个人的钱就成了融资，共享单车自身的高杠杆，也提醒监管者必须预见到经营不善带来的金融风险。 好在创新的定律始终在安慰这个世界：不用担心新问题可能出现，因为新问题一定出现，问题就是创新的副产品。与其指责创新，不如坦然而智慧地面对问题。比如有人问，共享单车的区域怎么划？其实难也不难。难的是，再密集的划定也必然比不上随意停放来得便捷；不难的是，大数据
足以给出科学决策所需的数据，今天车辆使用强度最大的点，也是明天应该划定的区域。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一位聪明的花园小径设计师没有径直修路，而是先让大家在草坪上自由行走，他只是
根据踩出的路铺上方砖，这条路就是最科学的设计。
路不难找到，围栏却不容易立起来。立界围栏，这样的事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等待政府来提供。网约车与共享单车的实践经验证明，平台企业早已成为事实上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也需要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同时，这样的治理过程也离不开每一位使用者的参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研究公共池塘的使用发现，在资源集中化与私有化的二元解决方案外，还存在着共享这第三种治理模式，但前提是所有参与者能确立并遵守细致的决策和规则实施机制。普遍的自律、规范的服务、清晰的底线，在这样一个共享时代，个人、企业、政府的良性互动，完全可以催生新的共治经验。
每一条小径都通往星辰大海
任姗姗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17日 05 版）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终会心平气和地谈论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关于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的讨论仍在喧嚣中。支持者认为评委会态度先锋，大胆突破；反对者则认为将文学奖颁给歌手，更像是评委们的一次集体“致青春”。
对诺奖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把文学奖颁给“非文学”人士。此前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去年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位记者。而在全世界数不尽的文学写作者中，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疑是另一种层面的“遗失”。我们还可以列出另一份名单：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普鲁斯特、伍尔夫，包括鲁迅、老舍，他们都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但又无可争议的大师，依然在一代代写作者和阅读者心中闪耀着无法遮蔽的光芒。
奖项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对过去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召唤。因为获奖，文学作品得以传播与二度传播，经典化和再经典化。连日来，鲍勃·迪伦迅速占领微信订阅号、刷屏朋友圈，他的作品和人生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我们的时代，经典与大众，主流与非主流，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没有一道无法翻越的高墙，在表达人性的维度和阐释理想的媒介上，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甚至影像，就像花园里一条又一条彼此交叉的小路，都能通往星辰大海。
与其说诺奖颁给了歌手和六十年代，不如说是颁给了诗意和一颗不老的心。因为，不老的诗意
是一个时代的指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人总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群体，他们拥有一颗不老的心，所以常常感时忧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力，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大爱„„如果说，节奏与韵律构成了诗的重力，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诗意的重力。
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扬》里，鲍勃·迪伦浅唱低吟：“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真正配称为人？„„在冲进大海之前，山能有多少春秋？”是啊，任何的诗意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时代，没有生活的诗一定是干瘪而了无生趣的。“人生不止有苟且，更有诗和远方”，这句近
年来挺火的流行语，其实也深刻袒露了当代人对诗、对诗意生活的呼唤。
5年前，一位焦虑的诗评家感慨：读诗的人还不如写诗的人多。因为，中国人活得太紧张、太匆忙了。匆忙的人写不出诗，匆忙的人读不下去诗。但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诗意在回归日常。还记得“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农妇余秀华、在电视晚会唱“从前慢”的歌手，以及，一夜间层出不穷的那些读诗公号吗？那一个个在枕边刷屏读诗的普通人，一个个在农田、在流水线上写诗的劳动者，他们用诗意沉淀生活，用诗意去补充人生，那郁郁葱葱正在生长的不正是一颗颗不老的诗心吗？ 喧嚣过后总会走向平静。对于经典，时代终会给出答案。
放弃质量无异自废武功（域外听风）
莽九晨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1日 05 版）
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宣布，因可能存在电池以外的“其他技术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停止生产、销售盖乐世Note7型手机，并对已出售的该款手机进行召回。自今年8月初上市以来，三星Note7手机不断出现起火爆炸的情况，在经历了爆炸、召回、换机、再爆炸、停产停售和二次召回的一系列“虐心”过程后，三星手机爆炸事件终于开始进入具体的调查和反思阶段。
韩国SBS 电视台认为，三星依靠着“品质第一”的理念，才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手机爆炸对三星“品质第一”的形象产生了巨大打击。而Note7的停产停售，将给三星带来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三星的手机品控去哪儿了？路透社评论认为，问题在于三星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赶在苹果公司
推出iPhone7之前，匆忙推出新机型。有韩国行业专家曾查看相关监管机构的文件，并与三星的工程师进行了沟通，认定三星为Note7增加了“太多复杂的创新功能，以至于最后自己都无法控制”。他们同时也在仔细研究三星的供应链，以确定匆忙上市是否导致了技术问题或偷工减料。 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市场更新换代无比迅速的今天，即使是大企业，为了在“恰当时机推出关键性产品”，把产品质量抛诸脑后，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始于2009年的丰田召回事件。当时丰田汽车因为零部件出现缺陷，在全球范围召回近千万辆汽车。对于丰田公司忽视产品质量的懈怠，从政府到社会舆论，批评异常猛烈。迫于压力，丰田高层公开诚恳道歉，强调“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宣布放弃夺取全球15%市场份额的目标，从而退出全球销量第一的争夺战。
既要控制成本，又要保持领先于对手的扩张速度，还要保证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这在一些企业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后者也往往最容易被“牺牲”。无论是德国大众在部分柴油车上安装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还是日本高田公司篡改安全气囊的测试数据，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金字招牌”竟然成了部分企业弄虚作假、欺瞒消费者的幌子，由此带来的“多输”结果，相信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回顾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创始之初，都是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贴心的售后服务换得消费者口碑。随着规模的扩大，外包项目的增加，除了需要应对拼抢市场份额的竞争，跨国公司还面临着各环节协调效率低下，全产业链把控不严的风险。这是企业在规模扩大之后的新挑战。毕竟，移动互联时代，类似产品间的质量比较，已变得空前立体和全面。企业如果放松了对产品质量的把关，无异于是“自废武功”。
1995年，乔布斯曾对媒体说：“毁灭苹果的不是增长，而是他们变得非常贪婪。他们并没有沿着初始愿景的原始轨道走下去，即将某件产品打造成家用电器，并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而是去追逐利润。”企业求利无可厚非，但搞不清“本”是什么，迟早会迷失方向，终被市场所抛弃。这或许是三星手机爆炸事件，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读书切戒在慌忙（凭栏处）
丁雅诵
《 人民日报 》（ 2016年10月27日 18 版）
在北京大学某地下超市有家野草书店。这个被书友称作“燕园最后的实体书店”，经历了十多
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可能面临招标不中、被迫撤店的局面。
没有书店的学校是荒凉的。那些经营许久的小书店，或是食堂旁开辟出的一小间，或是宿舍楼下的一个小门面，其实早已与学校融为一体，成为校园文化的地标、学子情怀的寄托。
然而，在互联网经济、电子阅读的影响下，实体书店的地盘正在逐渐失守。而实体书店的寒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下国民阅读中存在的问题。
以前书籍匮乏的时候，人们如饥似渴地找书看。如今，书是极大丰富了，但真正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最近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国民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4.0%，超过了58.4%的图书阅读率。成年人人均每天手机阅读时长首次超过1小时，达到62.21分钟，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2.63分钟。
有人说，我用手机看书，不也是读书吗？确实，电子阅读也是阅读，但阅读的内容、质量又如何呢？如果把粗制滥造的网络小说、毫无科学的保健秘诀、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偏颇失真的事件评论也当作是在“读书”，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图书虽然也有粗制滥造之作，但是由于有出版单位的把关和出版成本的制约，总体质量要比网络作品高得多。
新媒体阅读看上去信息量大、方便快捷，但是事实上却无法避免浮光掠影、一扫而过的弊端。要从庞杂的资讯中筛选出质量好的，再认真研读，并努力排除不断涌入的新信息的干扰，这是很难做到的。即便是些好文章，一旦放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中，也很可能在指尖滑动的过程中变成过眼烟云。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如传统文化经典、中外文学名著之类的好书渐渐被遗忘在角落。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成为阻碍中国人深层次阅读的重要原因。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真正的经典阅读，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辛劳的过程，是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意思是说，读书的时候，应该沉潜其中，只有反复玩味和推敲，才能领悟其中之意。以前人喜欢买毛边书，鲁迅就自诩为“毛边党”，这种书印刷装订后不切光，页与页相连，看书的时候，需要用裁纸刀裁开来看。裁一页看一页，可谓静心读书的法宝。
过去的大学校园，无论是在操场边还是在树荫下，总能看到年轻人手捧书本的背影；无论是在
图书馆还是在小书店，也常能看到学生流连在书架间的身形。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书”的呈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但读书，特别是读那些能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培养浩然之气的书，永远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一个不读书的人没有前途，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没有未来。多读书、读好书，在任何时候都不会
过时，特别是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校服变美为何难（纵横）
饶思锐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08日 05 版）
校服，伴随着学生整个中小学时代，可有关校服的记忆，却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宽松肥大和蓝白相间。新学期，校服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虽然“校服新政”出台已有一年，但一些中小学依旧按兵不动，部分学校虽率先推出新款校服，却仍遭不少“差评”。
“款式太土”“看上去很怂”“我的青春被校服毁了”„„校服为何总是广为诟病？除了校服设计单调、款式老旧之外，万校一服、不合身、不美观、不舒适、不分性别、质量差等等，都是校服“丑成一样”的原因所在。因为不美观、不合身，学生不愿穿；因为质量差、价格贵，家长不愿买；因为要求多、选择少，学校不愿订做，校服改良由此失去了动力。
让校服变美，首先要过质量关和价格关。传统校服价格较贵、面料劣质，学生总结为“裤裆总裂、拉链总坏、口袋总破”，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少地区频频曝出的“校服腐败案”。有的开父子店8年敛财过亿，有的教育系统从上到下均“抽成拔毛”。不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家长很难与学校在购买新校服问题上达成共识，后续的校服美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加强校服质量和价格监管，严惩校服采购中的贪腐行为，才能使校服质优价廉。这是校服变美的前提和基础。
让校服变美，其次要革新思想。一是要去除保守心态，用审美价值中和实用主义。传统校服有着“经济实用、均贫富、防早恋”的特色，学校过多强调服装之外的功能，让校服丧失了“主职”功能。二是要去除简单粗暴的管理理念。学校过度强调校服的统一效果，甚至男女同服，其出发点在于和谐统一、便于管理，提升学生的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弊端却是压抑了学生的个性。 目前，尽管有学校尝试打破“校服魔咒”，但“百花齐放”的局面并未出现。一些地方的家长担心，引入的新式校服中男装太帅、女装太美，反而可能引发早恋，因此强力抵制。实际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我国最早引入校服是在上世纪初期，当时就很注重美观，男生的西装、中山装，女生的长裙、旗袍等，就很时髦洋气，并充分展示了男女学生的性别特征。现在毕业照流行复古风，就证明了这一时期校服的魅力所在。
去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校服新政”，就是充分吸纳学生、家长的意见，提高学生、
家长在校服选购上的话语权。实际上，广州等地已经开始试水，让学生自主设计、选择校服，一些
地方还出台校服规范，使得校服在规则内创新、美化，从而凝聚教育部门、学校、家长、学生的共识，实现校服美化的各方共赢。
“断章取义”应反思
彭 飞
《 人民日报 》（ 2016年09月23日 05 版）
“9·18”当天，前女乒国手王楠的丈夫郭斌，发了一条曾在日本酒店“放水抗日”的微博，王楠也在这条微博下“点赞”，惹来诸多质疑，称其“非理性爱国”“不节能环保”，甚至斥为“没脑子”。
不过，剧情反转了。有网友发现，被一些网站刊发、被无数网友转发的那些让人上火、觉得“脑残”的话，不过是郭斌微博原文的一部分。原文的最后，还有一句被忽略的话——“其实这没用！咱得多方位加油！”难怪不少网友看到完整版微博后感叹：错怪了“郭同学”。
一段时间以来，断章取义掀起的风波，并不鲜见。而类似“放水抗日”的反转，也常常发生。比如六小龄童“被过世”，我国锂电产业“被亏损”，上海购房信贷新政“被出台”„„看似不起眼的字句、随手而发的消息，既可能影响一个人，也可能影响一个行业，甚至能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危机。
这种现象中，两个因素尤其需要重视。一方面，名人八卦、劲爆内幕、激烈冲突、离奇故事常常在舆论场上有天然的“眼球效应”，导致一些网站和网友为夺眼球而罔顾事实，为赢点击而不惜争当“标题党”。另一方面，互联网塑造下的现代传播体系，使得今天的信息发布和扩散更快捷、更高效，成本也更低廉，因而不实信息产生的舆论杀伤力，也超过了以往。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就像这次被断章取义的“放水抗日”，在网友和一些媒体的主动核实中，还原了真实，还了当事人清白，也显现了网友的成熟及互联网的自净功能。这也提醒我们，置身于互联网时代，面对呼啸而至的各类信息，每位网友不妨让消息在言论市场中多飞一会儿，跟帖点评表态时不妨多想一会儿，转发时不妨慎重一点儿，从而避免被不实内容蒙蔽双眼。
作为掌握着大量资源和话语权的信息平台、媒体，在构建理性的舆论过程中，显然也应肩负起
更大的责任。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信息平台和媒体对舆论的导向作用并未减弱。作为“源消息”提供者，他们也往往借助新媒体、自媒体进一步放大声音、提升影响力。因此，一旦信息平台和媒体忘记了最根本的责任，放弃了最基本的专业精神，而只是专注于雷人的标题、添油加醋的细节、刻意取舍的转载、挖空心思的虚构，走向“眼球经济”，难免带来消极后果。
少一些眼球效应，多一点职业精神；少一点恶意传播，多一些责任意识；学会一事当前，先问事实、再断是非，才能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天空更清朗。
母语怎可成为“繁盛的荒原”
十几年前，我用过一款汉化包软件，专门将英文电脑软件的语言转化为中文。时隔多年，软件的名字我早就忘了，忘不掉的是每次打开软件都会跳出一条标语：“最美我中文。”
打心眼里认同这句话，相信这也是无数以中文为母语的华人的心声。最近《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综艺节目热播，虽然我对节目形式、宣传定位有自己的看法，但也能感知大批观众的热情与快乐。这种热情与快乐，很大部分是由汉语的韵律、字形、辞章之美带给他们的。甚至像《吐槽大会》这样的喜剧类节目，也充分展现了汉语丰富的双关、歇后、反话正说等特色。
月是故乡明，话是乡音亲。“母语是我们的精神故乡”，这句论断大概无需讨论，只是生活实践中容易健忘，就像如果不是遍地雾霾，很少有人会觉得好空气比好手机更重要。有些东西失去或即将失去时会显得弥足珍贵，我们的母语虽然并未消亡，但当下也颇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母语正如故乡，当我们笼统谈论它们时，不妨无限地赞颂它们如何珍贵，如何可爱，然而，真正面对眼前的母语与故乡，你能否感知，在它们纷繁复杂的内部正有着一系列的剧变与冲突？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是我们的母语眼下面临的巨大课题。 “方言”与“共同语” 功能不同，须平衡其微妙关系 一是“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最近港星陈小春发了一条长微博，隐隐有引发“方言与普通话谁更有文化之争”的态势。公正地说，方言与人的乡土文化更为亲昵、更为契合，它携带着更多的文化密码，也包含着更多的“地方性知识”。影视剧一使用方言表演明显更贴近生活，作家也大多拒斥使用纯普通话写作——汪曾祺曾说过“普通话是语言的最大公约数”。然而这个“公约数”又必不可少，对不同地域人群之间
的交流、对增加社会内部凝聚力，都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无共同语不足以行天下，无方言不足以亲乡邦。方言与共同语，在社会生活中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如何平衡它们，是非常微妙又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一定都体会过某个场合几位老乡操着方言言谈甚欢，而在场的外地朋友不免向隅的尴尬场面。交流的普泛化、外向化既要求人际沟通的去方言化，同时也亟须共同语（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的扩展与丰富。我的同事，学者施爱东曾观察到家乡县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话”，既不同于当地方言，也不同于普通话，而是为了适应“移民”渐多的需要发展出的简易版共同语。网络共同语中出现的“猴赛雷”（粤语“好犀利”）、“奏凯”（河南话“走开”），还有2016年风行一时的“蓝瘦香菇”（广西腔“难受想哭”）等对方言的“直译”，其实反映了共同语对方言的某种吸纳与融合，虽然尚未进入全民共同语，却让人看到了共同语开放的边界。 “公言”与“私语” 分寸不同，须明确使用区域
当前舆论场上出现的众多满是戾气的争执，很大部分源自“公私领域”的难以明确区分，而区分公私领域，语言的使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两年许多人从微博退回到微信朋友圈，正是由于不习惯相对公共化的微博上口水四溅、秽语横飞的表达习惯。公共空间的观点表达，与私人交友圈的言辞随意，应该有明显甚至根本的区别。
只看到支离破碎的信息，就依据自己的惯有经验或道德立场投射情感，擅加评判，一言不合，恶语相加，是网络争论中的常见现象。它不仅伤害着社会互信，降低了舆论水准，同时也破坏了母语的分寸感与礼仪性。有个笑话说，老外学不好中文，因为中文一个“我”字就有鄙人、在下、晚辈、老夫、老朽、老子、兄弟各色说法，更不用说已经废弃不用的卑职、奴家、小的、不佞等等。因应不同的语境，而采用不同的对应方式，本是中文的特色之一。虽然现代社会追求交流的直接与简化，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套话语走天下，甚至用语言暴力横扫一切。几乎各国的语言里，都会有“敬语”的设置。像汉语里对长辈或陌生人称“您”，书信往来时称“先生”“君”“兄”等等习俗，在电子邮件与社交软件上经常被忽略。用这些敬语来表达善意与拉近距离的功能，也就消散于无形。不能有分寸地使用得体的语言，恐怕也是网络讨论容易产生戾气与冲突的主因之一。
网络在拆除陌生人的交流障碍之外，也容易造成表达的公私不分，亲疏不分。提倡区分公言与私语，并非人为制造繁文缛节，语言学界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形态制约思维方式”。在学术讨论中，当一位讨论者使用“笔者”“吾人”“我们”等代词，可以看作不会将个人情
绪、特殊经验凌驾于普遍性讨论之上的一种保证。而动辄用道德化的标签如“直男癌”“圣母婊”“渣男”来指称他人，制造了一种“先戴帽子再打棒子”的粗暴语境。像“鲁迅是不是渣男”这样的讨论，先天就被框囿成了口水骂战，字数再多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结果，遑论陈寅恪所言“了解之同情”。
“雅言”与“俗语” 质地不同，须避空洞和鄙俗
一个好的社会语言体系，或者说，一种母语，应当是丰富而多元的。俗语有亲切之益，雅言有出尘之美。跟公言与私语的并存一样，雅言俗语也要能共冶一炉，才是美好的语言生态。不过近一百年来，母语的生态破坏相当严重，一方面，是“雅言”有异化为“大话”“空话”“套话”之弊，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多新的世代都会在学校里、社会上习得一套高越而空洞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俗语”的重口味化与单调化也甚嚣尘上。
我并不反对语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过常常对其中某些趋向保持警惕。以年轻人表达情感的主流形式来说，一是语言的重口味化，人人都滥用表面无害却含意粗俗的语言，习以为常之后，会让轻微细腻的表达变得无感；二是语言的可视化，这里不只指年轻人爱用的颜文字（emoji ）、表情包，还包括“挠墙”这样情感的通用表达式，虽然动态十足情感鲜明，但也会让个体不同的复杂的情感变成有限的模式化表达，加上流行语的滥用，既反映了现代生活反个性的模式化倾向，同时也让本来丰富多彩的母语变成“繁盛的荒原”。
现代社会新的“雅言”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可不赞成以所谓的“古雅”为美，尤其是用半通不通的文言书写时事。从清末到民初，很多脱胎自文言文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都曾惋叹自己不能写一笔流利清晰又不乏美感的白话文章，而只能是半文半白的“半大解放脚”。中国现当代文学众多作者一百年于此不懈探索，才让白话也有成为“雅言”的可能。而当书写变得过于容易，语言便容易汗漫无所依，像今天的网络小说动辄数百万言，日更六千或万字，有多少作者还顾得上在语言方面下功夫？在此背景下，重视语感，讲求炼字，便成为一种难得的自觉。
进入新媒体时代，前进的道路上仍然荆棘密布：上千万的微信公众号写作，如何在保持语言鲜活平易的同时，避免“文艺腔”“鸡汤腔”这种新的陈词滥调，避免“读文章变成读标题”的碎片化阅读，又变成了语言自净的重大命题。一种闻一知十，热衷套用，惊叹号满天飞的语言，无论如何称不上优美的母语。
我理想中的母语，既有合理的分层分域，让表达得体而有效，又有着无垠的更新资源，任何语
种、任何创造都可以冲击表达的习惯，同时又能拥有强大的自净能力。更重要的是，母语应该包含尽可能自由的表达，以促进自身的多元化。一个生动的词汇或短语出现了，我们高兴，但又知道它使用时的边界，满屏“洪荒之力”“友谊的小船”也委实让人厌烦。能写出新鲜时尚的语句，也能转换典雅或平实的风格。
食无定味，适口为佳，美好语言的标准无非两条：有效，悦耳。在人人想着创新的年代，自觉认知与坚守语言的底线，或许才能让我们的母语故乡变得更加美好。
“守护传统，关切现实”是文学的时代价值
作者：李妍《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9日 06版）
【文化评析】
20年前的5月16日，作家汪曾祺走了。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作家，在他去世后的20年间，没有被人们忘记，而是成为一颗文坛“恒星”：他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读者越来越多，民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汪曾祺热”。
如果作家分为“出名趁早”和“大器晚成”两类，那么汪曾祺大概属于后者：早年或许并不耀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人已逝，其作品反而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汪曾祺的文字看似平淡朴拙、不事雕琢，却饱含大味至淡的人生真味，拥有打通传统与现代的时代价值。这或许是他的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人们读他的文字，宛如听邻家老伯夏夜话旧，娓娓道来间，就能读出灯火可亲。
汪曾祺主张删繁就简、文字留白。他的作品，常常初看没什么，就是几个人说点话，吃点东西。他的语言白得像开水，没有任何投巧，他的故事往往无风无浪，淡到几乎没有情节。但就是这样平淡的文字、并不惊天动地的小说，却能让人看到温情与意趣，品出意蕴悠长。
无论是《人间草木》中的自然风物，还是《故乡的食物》中的饮食趣味，抑或是《岁朝清供》中的人生百态，在汪曾祺的笔下，一切都在不动声色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他写的是白话，回归的是传统，因为这种干净疏散、淡而有味，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味。事实上，在人们不断寻找、呼唤“中国传统文化叙事”的当下，汪曾祺已经为后人提供了回归传统的经典文本：那些隐藏在白话文里的传统文学精脉，不仅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也激活了传统文
学的当代生命力，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打通新旧文化的时代价值。
文学的时代价值在于传统守护，也在于现实关切。汪曾祺曾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正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文学态度，汪曾祺始终保持着对凡人的注视，对市井生活的观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他写花鸟虫鱼美食美景，写凡人凡事旧时掌故，其中充满着对小人小事细致入微的体察，对个体生活温情脉脉的打量。市井生活与个体生命，也因此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体现。 这正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逐渐加深的当下，个体价值逐渐觉醒，汪曾祺对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生的白描，对个体化生活细节审美化的展现，呼应了现代人追求价值实现、心灵自由的诉求。这让他的作品具备了深切的时代关怀。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曾是汪曾祺写其老师沈从文的散文标题，也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在文字上坚守传统，在情怀上关注个体，汪曾祺最终不仅活出了和自己笔下作品相同的模样，也让作品拥有了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具备了丰沛的时代价值。
“萤火虫文化节”可恨又可笑
作者：王钟的《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19日 06版）
【新闻随笔】
最近，海南省海口市一家酒店打算举办“首届萤火虫文化节”，声称将聚集“数万只萤火虫点亮海口”，引发当地环保组织的抵制。因这批萤火虫从广西引进，未办理相关检疫手续，海口市林业局随后叫停了该活动。然而，出售活体萤火虫、组织放飞活动早就形成一条隐秘而完整的产业链，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可以轻松买到萤火虫。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萤火虫具有独特地位，很多古诗词以这种会发光的小昆虫为意象。不管“囊萤映雪”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这一典故都生动地表达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传统文化里的萤火虫形象表达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所谓“文化节”却将这种关系变得矫揉造作。商家借萤火虫营销，非要打个文化的噱头，可恨又可笑。
萤火虫不属于法定保护动物，不法商家由此钻了空子。萤火虫贩卖产业发展经年，始终处于缺
乏监管的境地。据调查，目前市场上出售的萤火虫多从海南屯昌、云南西双版纳和江西赣州等地发货，当地部分农民以捕捉萤火虫为业，经二道贩子收购后销往别处。这些离开栖息地的萤火虫，短短几天内就会全部死亡。
在我国很多地方，萤火虫本来是很常见的生物。笔者小时候，家门口的马路还没有安装路灯，每当夏天夜里外出散步，除了听取稻田里蛙声一片，抬头仰望满天繁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和自在飞舞的萤火虫玩耍了。后来，萤火虫的生存环境渐渐被破坏，笔者已经多年看不到自然状态的萤火虫。可以想见，现在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可能从没有机会和萤火虫一起游戏。在他们心里，萤火虫就是一种神奇的珍稀动物。
从来没见过萤火虫的人们，期待一睹萤火之美，其心情可以理解。不过，欣赏萤火虫不意味着要捕捉萤火虫。虽然萤火虫从城市绝迹，但是它的生存区域仍然很广阔。近年来，一些地方专门建设了萤火虫保护区或生态公园。只要有心，找到一个方便到达的萤火虫栖息地并不难。人们欣赏萤火虫，应该去栖息地拜访它们，而不是动用蛮力，把它们“请”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方。
萤火虫之美，在于它在自然环境中发光的特质。把萤火虫抓起来，运到不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中，就破坏了其自然生存状态，其美的意义就打了折扣。人类作为生物圈中一个普通物种，以平等的姿态欣赏其他物种，欣赏大自然的美丽。不管是试图主宰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还是充当破坏生态平衡的侵入者，都注定要碰壁。萤火虫虽小，却也是生态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为了一己私欲危害萤火虫的生长，毫无文明可言。对于捕捉和贩卖野生萤火虫的行为，全社会都应抵制。
所谓萤火虫文化节，既违背了科学保护的规律，也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折损。深究其受一些人吹捧的原因，跟他们错误的生态观密不可分。与生态保护做得好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城市野生动物种类异常稀缺，很多时候人们在城市里看不到什么野生动物，哪怕是小小的萤火虫。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规划和生态保护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因为城市的扩大而严重压缩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如果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孩子，能够轻轻松松地在城里的生态公园、城郊的保护区欣赏到萤火虫，那么，戕害萤火虫的捕捉活动自然会偃旗息鼓。人与生态的和谐，取决于人类尊重和保护自然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