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在解读苏联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说明苏联制定的党内合作政策从体制上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实即苏共)与中共特殊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失去了领导国民革命的独立自主权，因而苏联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关键词]大革命；苏联；党内合作；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许艳民，汕头大学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广东汕头515063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10-03 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传统上一直认为由于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放弃革命领导权，终致大革命的失败，因而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人们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所谓陈独秀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共产国际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们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面貌。 一、苏联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制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政策。党内合作模式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势力，苏联在巩固其西部边界的同时，开始在东方寻找“盟友”，以实现苏联远东边界线上的安全。在苏联看来，中国、波斯、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革命的高涨，必将对帝国主义造成重大压力，而这将大大缓解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的压力。列宁称这种状况为“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国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中国也就自然成了苏联远东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成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过程中，苏联低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在苏联看来，中国共产党力量太弱，不足以担当反帝大任，甚至一度认为，在中国领导工人运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成立及革命活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它从一开始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1923年8月，苏联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斯大林给他的任务是，“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922年8月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做出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中共三大会议上做出了“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确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的决议，放弃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党内合作模式从体制上剥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共既要按苏联的指令办事，又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既要加入国民党。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对年轻的中共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苏联提出“党内合作”方案之初。陈独秀就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两党的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中共加入国民党将会“混合了阶级组织”，“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而国民党“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陈独秀多次提议退出国民党，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苏联的严厉批评。对苏联而言，它在中国制造国共合作的革命局面是与其自身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的。如果中共退出国民党，它就有可能失去对“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国民党的影响，这是苏联极力避免的事情。因此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是苏联始终如一的政策。在国共合作期间，苏联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永远是中心任务”的需要，一直要求共产党容忍合作，生怕破坏统一战线，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苏联踏上了一条“以退让求团结”的“不归路”。大革命后期的“三次大退让”(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制定者均为苏联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正是这些不正确的指导，使国民党右派分裂势力日益嚣张，最终破坏了国民革命。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排挤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和指挥”，提议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苏联否定了陈独秀的提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指出，“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布哈林“最严厉的批评”中共中央，甚至派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来华纠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鲍罗廷甚至主张，既然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能一无所得地退出来，中共不必重视此党务整理案，要想办法和蒋介石搞好关系。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加紧部署反革命政变。3月28日苏联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斯大林甚至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结果“服从纪律”的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致使中共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机会。之后苏联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认为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要求中共联合汪精卫。斯大林指示，“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辅佐武汉国民政府完成革命。汪精卫却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事实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为其对华政策辩护。他说，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发文章，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没有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指示，却执行“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号召中共党员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矛头直指陈独秀，试图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对于为何让陈独秀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张国焘作出了恰如
其分的分析：“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陈独秀成了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是服从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失去了独立自主和自我决断的权利 共产国际是为了保卫和扩大苏联革命胜利果实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它有权派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责令他们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由于苏共是共产国际中最大也是唯一取得胜利并执政的政党，因此苏共实际上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斯大林也以“共产国际领袖”自居，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把共产国际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工具。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指出：“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苏共成了中共实际上的领导，甚至直接向中共发号施令。苏联对中国的指示从大的决策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革命总方针到小的决策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要注意什么细节等，都指示得十分详细。此外，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驻华代表的指导和监督。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到1927年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做出738个决议，平均每年147.6个决议，即每两天半一个。大量的决议、指示雪片似的从共产国际飞来，并由苏联驻中国代表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因此，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大量工作已被共产国际(亦是苏联)“架空”。 中共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被剥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是极力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被编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对此十分恼火。气愤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作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愿屈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他最终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将党的工作置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共采取了集权制的领导。这样的指导一方面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另一方面，则却使党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甚至迷信。在组织原则的束缚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在大革命后期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失去自主权的中共领导人无法随机处理重大事务，而苏联的指示又难以及时到达，致使中共中央在紧急关头束手无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曾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进行过反思，这本是历史赋予中共走向成熟的一次机遇。但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反思是在维护共产国际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没有从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寻找到一条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途径，反而在被动服从甚至盲从共产国际的路上越走越远。当苏联将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不仅认可了这种观点，而且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下。将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批判，演化成对陈独秀个人的批判。192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撤换陈独秀，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都是共产国际决策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尤其是在苏联主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失去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因而，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和共产国际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责任编辑 白云]
[摘要]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在解读苏联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说明苏联制定的党内合作政策从体制上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共产国际(实即苏共)与中共特殊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失去了领导国民革命的独立自主权，因而苏联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关键词]大革命；苏联；党内合作；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许艳民，汕头大学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广东汕头515063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10-03 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传统上一直认为由于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放弃革命领导权，终致大革命的失败，因而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档案的公开，人们发现，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所谓陈独秀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共产国际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我们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面貌。 一、苏联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制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政策。党内合作模式剥夺了中共的领导权。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势力，苏联在巩固其西部边界的同时，开始在东方寻找“盟友”，以实现苏联远东边界线上的安全。在苏联看来，中国、波斯、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革命的高涨，必将对帝国主义造成重大压力，而这将大大缓解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的压力。列宁称这种状况为“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稳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国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中国也就自然成了苏联远东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成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过程中，苏联低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在苏联看来，中国共产党力量太弱，不足以担当反帝大任，甚至一度认为，在中国领导工人运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成立及革命活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它从一开始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1923年8月，苏联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斯大林给他的任务是，“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1922年8月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做出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中共三大会议上做出了“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确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的决议，放弃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党内合作模式从体制上剥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共既要按苏联的指令办事，又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既要加入国民党。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对年轻的中共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在苏联提出“党内合作”方案之初。陈独秀就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两党的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中共加入国民党将会“混合了阶级组织”，“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而国民党“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陈独秀多次提议退出国民党，但他的提议遭到了苏联的严厉批评。对苏联而言，它在中国制造国共合作的革命局面是与其自身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的。如果中共退出国民党，它就有可能失去对“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国民党的影响，这是苏联极力避免的事情。因此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是苏联始终如一的政策。在国共合作期间，苏联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永远是中心任务”的需要，一直要求共产党容忍合作，生怕破坏统一战线，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苏联踏上了一条“以退让求团结”的“不归路”。大革命后期的“三次大退让”(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制定者均为苏联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正是这些不正确的指导，使国民党右派分裂势力日益嚣张，最终破坏了国民革命。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排挤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和指挥”，提议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苏联否定了陈独秀的提议，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指出，“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布哈林“最严厉的批评”中共中央，甚至派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来华纠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鲍罗廷甚至主张，既然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不能一无所得地退出来，中共不必重视此党务整理案，要想办法和蒋介石搞好关系。1927年3月蒋介石到上海后，加紧部署反革命政变。3月28日苏联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斯大林甚至说“没有必要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结果“服从纪律”的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致使中共失去了制约蒋介石的机会。之后苏联又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认为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要求中共联合汪精卫。斯大林指示，“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辅佐武汉国民政府完成革命。汪精卫却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事实上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就为其对华政策辩护。他说，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发文章，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今的领导机关，近来曾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错误”，没有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开展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指示，却执行“逼迫群众后退的路线”，号召中共党员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之机会主义”，矛头直指陈独秀，试图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陈独秀身上。对于为何让陈独秀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张国焘作出了恰如
其分的分析：“中国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只能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陈独秀成了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是服从的组织关系，使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失去了独立自主和自我决断的权利 共产国际是为了保卫和扩大苏联革命胜利果实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一个世界性政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它有权派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责令他们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由于苏共是共产国际中最大也是唯一取得胜利并执政的政党，因此苏共实际上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斯大林也以“共产国际领袖”自居，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把共产国际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工具。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指出：“斯大林从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就是一项通过共产国际的、以意识形态为掩饰的、实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政策。”苏共成了中共实际上的领导，甚至直接向中共发号施令。苏联对中国的指示从大的决策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国民革命总方针到小的决策如何时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以及谈时要注意什么细节等，都指示得十分详细。此外，中共还要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驻华代表的指导和监督。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到1927年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问题做出738个决议，平均每年147.6个决议，即每两天半一个。大量的决议、指示雪片似的从共产国际飞来，并由苏联驻中国代表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因此，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大量工作已被共产国际(亦是苏联)“架空”。 中共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共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被剥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是极力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被编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对此十分恼火。气愤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作为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不愿屈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他最终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将党的工作置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共采取了集权制的领导。这样的指导一方面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另一方面，则却使党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甚至迷信。在组织原则的束缚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在大革命后期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失去自主权的中共领导人无法随机处理重大事务，而苏联的指示又难以及时到达，致使中共中央在紧急关头束手无策，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曾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进行过反思，这本是历史赋予中共走向成熟的一次机遇。但遗憾的是，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反思是在维护共产国际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没有从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寻找到一条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途径，反而在被动服从甚至盲从共产国际的路上越走越远。当苏联将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不仅认可了这种观点，而且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下。将对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批判，演化成对陈独秀个人的批判。192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撤换陈独秀，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都是共产国际决策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在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尤其是在苏联主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失去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力。因而，对于大革命的失败，苏联和共产国际应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责任编辑 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