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的探索、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诸方面有着重大影响，从短期看它直接影响着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政策走向，从长远来看它对中国共产党最终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共产国际 大革命时期 军事运动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的指导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其错误的方面，如过份倚重和信任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和限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错误及危害已有深入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的军事运动所作的大量正确和有益的工作缺少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认为：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为促成国共合作，取得大革命的胜利，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军、政顾问（主要是广东国民政府、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接收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东征、北伐过程中给予战争实践的指导。这些工作，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运动中取得相当业绩，并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迅即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来展现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开展军事运动的影响，从而论证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战争、革命军队、武装斗争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探索军事运动有关理论，初步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1921年建党之前，中国就有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等其他社会阶层能够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刊物，创办外国语学校，为选派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出准备。［1］(P4)1920年秋，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由新民学会骨干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1］（P7）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国际也派出了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杨诺维奇（朱涅尔）、马马耶夫等人到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去了解工作，向他们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1］（P6）1921年应国民党邀请去桂林的马林，途径长沙的时候，出席了青年团体的集会，给他们介绍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问题。［1］（P12-13） 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们通过各种刊物、集会，特别是通过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途径，有效地传播和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思想。如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授课内容包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苏俄状况”、“军事运动及农民运动”、“各国革命史”等。［2］(P691)在1925年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设置的课程中也将“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设为主要课程，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被列为其专科，各科教授按其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问题作为独立之研究及创作”。［3］（P72）在黄埔军校的授课内容中也编入了“三民主义浅说、苏联概括”等内容。［4］(P24)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 ［5］（247）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明确的方向。怎样才能打倒我们的敌人呢？共产国际认为，“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支柱”［6］（P 312），从而提出在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来实现革命的目标。通过这样有效的宣传与交流，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对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 对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党认识到，“人类经济的政治的进化，自然会造成阶级的战争”［7］ (P179)因此，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封建革命是必要的 ［7］（P179），从而得出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的结论。 关于战争与和平，党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8］(P190)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9］（P25）党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识到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 关于革命与武力，中共早期领导人也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周恩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10］(p134-135)“我们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11］ 这一时期，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12］，赵世炎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力》,［13］(P12)邓中夏撰写了《论兵士运动》，恽代英撰写了《军事运动问题》等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 关于政党与军队，周恩来在1925年明确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应该是军人服从政党。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反对“以军治党”，主张“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 。因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 ［14］(P304) 。 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理论方面进行的探索，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导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使党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没有彻底放弃军事工作；二是对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作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共产党应支持国民党，以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控制，这一时期，我党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是有所脱节的，理论走在实践前面。有些理论付诸了实践，却又以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建设军事力量为主。这最终导致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一些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二）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通过黄埔军校、国民军、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培养、锻炼和积聚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军事人才基础。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是我党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早在1921年12月的时候，马林应孙中山之邀到桂林时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建议：“建立革命的武装中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7］(P12-13)当时，孙中山非常赞同这些意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交流中，他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5)(P102)在1923年的演讲中，孙中山同国民党人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才能成功。” ［7］(P275)为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促成中国之民族主义，共产国际陆续向中国派出顾问团。1923年夏，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尔克带领来到中国，顾问团成员有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7］(P272) 1924年，鲍罗廷向莫斯科去电要求给广州派五十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事工作人员。［7］ (P34)苏联政府除资助黄埔军校200万元开办经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并派遣了加伦将军等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15](P102-103)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军事摇篮，我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在黄埔军校中卓有成效的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及壮大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党的工作在客观上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及两广军界的影响，吸引、教育、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人在党的周围，这是我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为今后党创建人民军队准备了必要的军事人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人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陈赓、周士弟、刘志丹、左权、周逸群、黄公略、段德昌、许继慎、邝继勋、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陈其涵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十大元帅中的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曾是黄埔的教官或学员，十位大将中三位出身黄埔，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军中，黄埔的学员更是众多。”［16］这说明黄埔军校是中共大革命时期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重要基地这一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说：“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
苏联和共产国际给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给予了帮助和指导，也为以后党创建人民军队聚集了一批军事人才。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应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之请，正式决定援助国民军。［17］(P41) 4月，冯玉祥和鲍罗廷商讨，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国民党向国民军派政工人员。［17］(P41)同年9月29日，冯玉祥派遣以熊斌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建设、军事组织及教育事业。［17］(P45)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是大革命期间我党军、政工作除黄埔军校以外的另一个重点。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李大钊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肖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魏野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贾从周、李世乐、卢绍亭、曹力分任国民军第3、第4、第5路军及刘郁芬、韩复榘、方振武、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李林任中山军校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唐彭任主任教官，许权中任总队长；葛霁云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邓宝珊的秘书；王若飞、刘天章任北方联合军校负责人；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豫九、蒋听松分别在国民军中任中下级军官。这一时期党派往国民军及在国民军中新发展的党员有近千人之多。这一批我党重要的军事干部，以国民军为阵地，得到了军、政两方面的锻炼，其中不少成为以后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干才。 除了利用中国现有的学校和军队帮助中国培养和造就大批军、政干部外，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和苏联还专门创办各类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军、政干部。1921年4月，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和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共产党员的学校，曾特设一个中国班。［18］(P331)当时，中国共产党曾派叶挺、刘少奇、聂荣臻、任弼时等人到校学习。国共合作建立后，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需要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需要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军事家和具有组织、宣传能力的社会活动家”，［19］(P32)为此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底，国共双方均挑选了一大批青年学生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其中共产党和共青团员至少有103名，超过87%。”［20］(P146)王明、俞秀松、邓小平、傅钟、赵一曼等人在此所学校学习过。在中山大学课程设置中，“军事学是中山大学最有特色的课程之一”［21］(P76)。中山大学的军事教育很成功，许多中山大学的学生以后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除了这两所学校外，苏联其它的军事院校如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军事学院、基辅炮兵学院、苏联高级步兵学校等，也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过军事人才。苏联各院校为中国培养的军政人才，能文能武，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骨干，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时期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通过黄埔军校、国民军、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这些人才是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创建人民军队，复兴革命进程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大革命时期军事工作、军事人才的大量储备，那么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创建，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革命的历程就会更长更艰巨。 （三） 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来了许多军事顾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主动参与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实践经验，为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和指挥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实践基础。 苏联、共产国际为支持中国革命，分别向中国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派出了许多的军政顾问。如鲍罗廷继越飞之后，到大革命失败之前一直担任国民党的军政主要顾问，并给予了冯玉祥很多的帮助。维经斯基、罗易等人也一直与中共保持联系，指导中共的军事政治。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党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级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有力地抵制了当时中央在武装斗争方面的错误指导方针，积极地投身到大革命时期各种军事斗争中，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经验。 初步建立党的军事工作领导机构。1925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军事委员会。［15］(P139)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当时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大革命时期，虽没有起到全面指导我党军事工作和创建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任。但机构的健全，特别是当时的军委成员周恩来、颜昌颐、聂荣臻的热诚工作，使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不断发展，最后成为创立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机构。 取得了在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初步经验。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实行党代表制。中共是大革命时期在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有力实施者。中共党员大量地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所辖9个团中，其中6个团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人担任。 取得了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参照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模式，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积极地开拓性的开展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升军队的革命觉悟和战斗力。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主要靠共产党人努力开展起来，并一直由共产党人实际主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如工作形式多样化，建立随军宣传队，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工作任务因地制宜，有瓦解敌军，组织民众等内容；工作作风以身作则等，做出了特殊贡献。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拓荒者。对此，后来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22］(P351) 取得了创建军队和建立工农武装的初步经验。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冬在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东肇庆组建起来的。这是一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5］(P101)全团“有80名共产党员”［23］(P389)，“半数以上的军官是共产党员。”［24］(P120)独立团团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各营、连、队都设有党小组。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叶挺独立团成为北伐中的劲旅。 （四） 科学、正确评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的历史贡献，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产国际对推动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有功也有过，应该是功大于过。大革命时期我党军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25］(P303)这个评价对共产国际的工作包括军事运动在内总体上是予以肯定的。我们不能只讲其在军事运动中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其历史功绩，这不是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马林曾明确的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26］(P430)共产国际不仅在理论上给中共以指导，而且还派出大量顾问常驻中国，亲自坐镇指挥。因此我认为，大革命时期我党军事运动的失误，共产国际应当承担责任；而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应包含共产国际的功绩。
其二，要正确区分与处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所取得成就之间关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军事运动上曾经采取妥协退让投降政策，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采取“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成效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党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中央在某一阶段某一问题上犯错误再所难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的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全盘否定、“抹杀”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对推动党的军事运动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其三，要正确理解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中存在的主观为同盟者与客观为共产党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确立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难点。“主观为同盟者”，这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确立的“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样的军事方针是相统一的，又和我党一贯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相一致。“客观为共产党”，即党通过参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军事运动，培养锻炼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军队后备力量在党的周围，学习和掌握了一系列创建人民军队和管理指挥人民军队的重要实践经验，这为党以后创立人民军队从理论、人才、实践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动机效果的差异，成了我们评判这一段历史的严重障碍。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7］(149―150)不论当时党的动机如何，只要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客观上为我党今后创建人民军队，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就应当承认其功绩，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决不能因动机与效果的不统一，而对这一段重要历史评价有所降低，甚或搁置起来。 注释： ［1］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Z］.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王健吾朱继明杨战荣编.黄埔军校史话［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5］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4. ［7］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艾跃进.军事思想纵横谈［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0］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A］少年(第6号)［J］.1922,12. ［11］周恩来.德法问题与革命［A］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下）［J］.天津：1923． ［12］瞿秋白.瞿秋白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赵世炎.国民革命与武力［A］.政治生活（第25期）［J］.1924. ［1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Z］.北京：三联书店，1984.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梁乐韩冬梅.黄埔军校将帅沉浮录(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7］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Z］.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8］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李志英.博古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20］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1］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4］湖北文史资料(第一辑)［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25］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A］.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6］包惠僧.回忆马林［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7］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A］列宁全集第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张荣辉
［摘 要］ 本文认为共产国际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理论的探索、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诸方面有着重大影响，从短期看它直接影响着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政策走向，从长远来看它对中国共产党最终独立地创建人民军队，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共产国际 大革命时期 军事运动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的指导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其错误的方面，如过份倚重和信任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和限制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举起屠刀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错误及危害已有深入的研究。但长期以来，党史和军史学界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的军事运动所作的大量正确和有益的工作缺少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认为：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为促成国共合作，取得大革命的胜利，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军、政顾问（主要是广东国民政府、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接收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或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东征、北伐过程中给予战争实践的指导。这些工作，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运动中取得相当业绩，并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迅即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来展现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时期对党开展军事运动的影响，从而论证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中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 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战争、革命军队、武装斗争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探索军事运动有关理论，初步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1921年建党之前，中国就有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等其他社会阶层能够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刊物，创办外国语学校，为选派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出准备。［1］(P4)1920年秋，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由新民学会骨干毛泽东、何叔衡等负责。［1］（P7）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国际也派出了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杨诺维奇（朱涅尔）、马马耶夫等人到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去了解工作，向他们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1］（P6）1921年应国民党邀请去桂林的马林，途径长沙的时候，出席了青年团体的集会，给他们介绍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的问题。［1］（P12-13） 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们通过各种刊物、集会，特别是通过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途径，有效地传播和宣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军事思想。如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授课内容包括“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苏俄状况”、“军事运动及农民运动”、“各国革命史”等。［2］(P691)在1925年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设置的课程中也将“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设为主要课程，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被列为其专科，各科教授按其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问题作为独立之研究及创作”。［3］（P72）在黄埔军校的授课内容中也编入了“三民主义浅说、苏联概括”等内容。［4］(P24)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 ［5］（247）这就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明确的方向。怎样才能打倒我们的敌人呢？共产国际认为，“组织自己的军事力量”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支柱”［6］（P 312），从而提出在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来实现革命的目标。通过这样有效的宣传与交流，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对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具有真理性的认识。 对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党认识到，“人类经济的政治的进化，自然会造成阶级的战争”［7］ (P179)因此，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封建革命是必要的 ［7］（P179），从而得出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的结论。 关于战争与和平，党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8］(P190)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9］（P25）党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认识到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 关于革命与武力，中共早期领导人也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周恩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10］(p134-135)“我们无军队便不能革命” 。［11］ 这一时期，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12］，赵世炎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武力》,［13］(P12)邓中夏撰写了《论兵士运动》，恽代英撰写了《军事运动问题》等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 关于政党与军队，周恩来在1925年明确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应该是军人服从政党。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反对“以军治党”，主张“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 。因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 ［14］(P304) 。 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理论方面进行的探索，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导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使党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没有彻底放弃军事工作；二是对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创建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人民革命战争作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强调共产党应支持国民党，以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控制，这一时期，我党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是有所脱节的，理论走在实践前面。有些理论付诸了实践，却又以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建设军事力量为主。这最终导致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一些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二）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通过黄埔军校、国民军、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各种形式为中国革命培养、锻炼和积聚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军事人才基础。 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是我党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早在1921年12月的时候，马林应孙中山之邀到桂林时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建议：“建立革命的武装中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7］(P12-13)当时，孙中山非常赞同这些意见，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交流中，他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15)(P102)在1923年的演讲中，孙中山同国民党人说：“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才能成功。” ［7］(P275)为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促成中国之民族主义，共产国际陆续向中国派出顾问团。1923年夏，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尔克带领来到中国，顾问团成员有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7］(P272) 1924年，鲍罗廷向莫斯科去电要求给广州派五十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军事工作人员。［7］ (P34)苏联政府除资助黄埔军校200万元开办经费外,还运来8000支步枪和200万发子弹,并派遣了加伦将军等一批有丰富经验的军事教官。[15](P102-103)黄埔军校是中国革命的军事摇篮，我党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在黄埔军校中卓有成效的开展各项工作，特别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为国民革命军的创立及壮大立下了卓著功勋。同时，党的工作在客观上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及两广军界的影响，吸引、教育、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军人在党的周围，这是我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为今后党创建人民军队准备了必要的军事人才。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的人员中，有相当一批人后来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林彪、陈赓、周士弟、刘志丹、左权、周逸群、黄公略、段德昌、许继慎、邝继勋、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陈其涵等。“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十大元帅中的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曾是黄埔的教官或学员，十位大将中三位出身黄埔，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的将军中，黄埔的学员更是众多。”［16］这说明黄埔军校是中共大革命时期培养和聚集军事人才重要基地这一观点是符合事实的。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济深说：“黄埔是共产党的基地。”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
苏联和共产国际给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给予了帮助和指导，也为以后党创建人民军队聚集了一批军事人才。1925年3月21日，苏联政府应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之请，正式决定援助国民军。［17］(P41) 4月，冯玉祥和鲍罗廷商讨，苏联向国民军提供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国民党向国民军派政工人员。［17］(P41)同年9月29日，冯玉祥派遣以熊斌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研究苏联政府的经济建设、军事组织及教育事业。［17］(P45)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是大革命期间我党军、政工作除黄埔军校以外的另一个重点。大革命时期，在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李大钊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肖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魏野畴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三民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刘志丹、方仲如、贾从周、李世乐、卢绍亭、曹力分任国民军第3、第4、第5路军及刘郁芬、韩复榘、方振武、杨虎城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国民联军卫队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中山军校校长，李林任中山军校副校长，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唐彭任主任教官，许权中任总队长；葛霁云任国民第2军第7师师长邓宝珊的秘书；王若飞、刘天章任北方联合军校负责人；徐向前、程子华、阎揆要、南汉宸、李豫九、蒋听松分别在国民军中任中下级军官。这一时期党派往国民军及在国民军中新发展的党员有近千人之多。这一批我党重要的军事干部，以国民军为阵地，得到了军、政两方面的锻炼，其中不少成为以后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干才。 除了利用中国现有的学校和军队帮助中国培养和造就大批军、政干部外，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和苏联还专门创办各类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军、政干部。1921年4月，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是一所招收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和专门培养东方各国共产党员的学校，曾特设一个中国班。［18］(P331)当时，中国共产党曾派叶挺、刘少奇、聂荣臻、任弼时等人到校学习。国共合作建立后，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需要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需要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军事家和具有组织、宣传能力的社会活动家”，［19］(P32)为此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底，国共双方均挑选了一大批青年学生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其中共产党和共青团员至少有103名，超过87%。”［20］(P146)王明、俞秀松、邓小平、傅钟、赵一曼等人在此所学校学习过。在中山大学课程设置中，“军事学是中山大学最有特色的课程之一”［21］(P76)。中山大学的军事教育很成功，许多中山大学的学生以后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除了这两所学校外，苏联其它的军事院校如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军事学院、基辅炮兵学院、苏联高级步兵学校等，也曾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过军事人才。苏联各院校为中国培养的军政人才，能文能武，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骨干，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时期军事指挥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通过黄埔军校、国民军、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这些人才是党大革命失败后，党创建人民军队，复兴革命进程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大革命时期军事工作、军事人才的大量储备，那么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创建，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革命的历程就会更长更艰巨。 （三） 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向中国派来了许多军事顾问，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在积极主动参与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实践经验，为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和指挥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实践基础。 苏联、共产国际为支持中国革命，分别向中国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派出了许多的军政顾问。如鲍罗廷继越飞之后，到大革命失败之前一直担任国民党的军政主要顾问，并给予了冯玉祥很多的帮助。维经斯基、罗易等人也一直与中共保持联系，指导中共的军事政治。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我党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高级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有力地抵制了当时中央在武装斗争方面的错误指导方针，积极地投身到大革命时期各种军事斗争中，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军队管理和指挥的经验。 初步建立党的军事工作领导机构。1925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军事委员会。［15］(P139)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当时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大革命时期，虽没有起到全面指导我党军事工作和创建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重任。但机构的健全，特别是当时的军委成员周恩来、颜昌颐、聂荣臻的热诚工作，使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不断发展，最后成为创立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机构。 取得了在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初步经验。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实行党代表制。中共是大革命时期在军队中实施党代表制的积极拥护者和有力实施者。中共党员大量地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如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所辖9个团中，其中6个团的党代表都由共产党人担任。 取得了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参照列宁创建苏联红军的模式，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积极地开拓性的开展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升军队的革命觉悟和战斗力。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主要靠共产党人努力开展起来，并一直由共产党人实际主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如工作形式多样化，建立随军宣传队，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内容深入浅出，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工作任务因地制宜，有瓦解敌军，组织民众等内容；工作作风以身作则等，做出了特殊贡献。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拓荒者。对此，后来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22］(P351) 取得了创建军队和建立工农武装的初步经验。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冬在中共中央及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东肇庆组建起来的。这是一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5］(P101)全团“有80名共产党员”［23］(P389)，“半数以上的军官是共产党员。”［24］(P120)独立团团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各营、连、队都设有党小组。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叶挺独立团成为北伐中的劲旅。 （四） 科学、正确评价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党的军事运动的历史贡献，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共产国际对推动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有功也有过，应该是功大于过。大革命时期我党军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25］(P303)这个评价对共产国际的工作包括军事运动在内总体上是予以肯定的。我们不能只讲其在军事运动中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其历史功绩，这不是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马林曾明确的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26］(P430)共产国际不仅在理论上给中共以指导，而且还派出大量顾问常驻中国，亲自坐镇指挥。因此我认为，大革命时期我党军事运动的失误，共产国际应当承担责任；而大革命时期党在军事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应包含共产国际的功绩。
其二，要正确区分与处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所取得成就之间关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军事运动上曾经采取妥协退让投降政策，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采取“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的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的实施，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成效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党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党中央在某一阶段某一问题上犯错误再所难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这一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的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全盘否定、“抹杀”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对推动党的军事运动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其三，要正确理解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中存在的主观为同盟者与客观为共产党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确立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难点。“主观为同盟者”，这与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确立的“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这样的军事方针是相统一的，又和我党一贯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相一致。“客观为共产党”，即党通过参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军事运动，培养锻炼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军队后备力量在党的周围，学习和掌握了一系列创建人民军队和管理指挥人民军队的重要实践经验，这为党以后创立人民军队从理论、人才、实践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动机效果的差异，成了我们评判这一段历史的严重障碍。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7］(149―150)不论当时党的动机如何，只要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客观上为我党今后创建人民军队，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我们就应当承认其功绩，确立其应有的地位，决不能因动机与效果的不统一，而对这一段重要历史评价有所降低，甚或搁置起来。 注释： ［1］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Z］.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王健吾朱继明杨战荣编.黄埔军校史话［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5］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二册）［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4. ［7］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艾跃进.军事思想纵横谈［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0］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A］少年(第6号)［J］.1922,12. ［11］周恩来.德法问题与革命［A］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下）［J］.天津：1923． ［12］瞿秋白.瞿秋白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赵世炎.国民革命与武力［A］.政治生活（第25期）［J］.1924. ［1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Z］.北京：三联书店，1984.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梁乐韩冬梅.黄埔军校将帅沉浮录(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7］杨云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Z］.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8］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9］李志英.博古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20］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1］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3］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4］湖北文史资料(第一辑)［Z］.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25］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A］.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6］包惠僧.回忆马林［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7］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A］列宁全集第2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