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全兴
《人间词话》横空出世
随着清末民初的欧风东渐，在文史哲各方面都有所发现和发明的王国维，率先在国学中注入新的血液。这固然有时代性外因，他本身的创造性内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的经典作品《人间词话》，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书最初发表于1908—1909年上海国学保存会的《国粹学报》，类似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的体例、格式，然而思想内容焕然一新，已摆脱传统文论窠臼，而有崭新的现代风貌和特色。钱锺书说王国维的中西文艺思想的融汇，“庶几水中的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傅雷对《人间词话》评价很高，有这样一句真知灼见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版，1954年12月27日信）此话中说的“性灵”，不是指传统文论中明清“性灵派”说的表现真情实感，直接抒发诗人心灵，而是指现代审美境界中的性情、情感、精神、生命等，两者的内涵和外延不可相提并论。
笔者早在36年前的《略谈的艺术论》中，指出此书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没有清代词论那种浙派（以朱彝尊为主）、常州派（以张惠言为主）的门户之见，立论比较公允；其二，突破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就事论事的框框，探索各种艺术的底蕴；其三，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文学于一炉，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读书》1980年第4期）今天看来，这个观点需要补充和更新。
从美学视角看，《人间词话》的文学观念也是美学观念，具备了美学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而且话语前卫又体系新异，这受当时中国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影响，也与当时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能动地选择性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有关。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得风气之先，以《人间词话》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新就新在富于创造性。可以说王国维在当时正是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开现代美学之先河。
从创造学角度考量
新学科创造学发轫于二战后知识爆炸和开发人类自身资源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开发和培养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为宗旨，专门研究和寻求具有新价值的创造性构想及其具体的过程和方法。”（姚全兴：《艺术创造工程初探》，《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有识之士引进创造学，除运用于自然科学、科技创新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外，还将它和人文科学、文艺创作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开拓了创造学研究和应用的新领域。此外还用它的观点和方法，考量前人的创造性，以探寻前人具有新价值的构想怎么从他们的头脑中脱颖而出。
创造学中的侧视法，指像眼睛的侧视能力那样，利用局外信息来解决问题或产生新构想的方法。王国维通过侧视法对叔本华的“无欲之我”说，即艺术不计较利害得失和与欲望无关的观点很感兴趣。然后他运用移植法，将叔本华的“无欲之我”说移植到他的学说，为我所用，用来表达他境界说的意蕴，成为他境界说的“无我”观点：“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而把“无我之境”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创造性地成为他美学的经典之说。
创造学提炼了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心理等导致创造成功的主体性要素。王国维揭示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就体现了这些要素。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显示一种决心登高望远、眺望前程的创造意识。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显示一种历尽艰辛、无怨无悔地寻求成功之路的创造精神。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显示一种通过执着坚定的追求，终于心想事成的创造心理。这创造心理现象的具体表现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出现突如其来豁然开朗的顿悟，不自觉地在头脑中形成使问题得到澄清的直觉，在一刹那间涌现电光石火般照亮心头的灵感，也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种仿佛不经意间偶然得之的成就感心理现象。王国维借用前人描绘的诗意盎然的三种情景，形象地表现了逐步升华的三种境界即三种主体性要素，揭示了艺术创造的真谛，体现了他匠心独运的美学创造性。
从思维科学角度审视
创造学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同时，由科学家钱学森倡导的另一门新学科思维科学应运而生。思维科学从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理学、文艺学等方面研究人类思维的现象、特点、规律和方法，认为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它和创造学有交叉或相通之处，都研究创造性，而偏重于创造性思维的机制和特点。
王国维有不隔与隔之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连远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煞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不隔与隔，指的是艺术形象真切与否在程度上境界上的差别。王国维认为，不隔的形象可观可触，“语语都在目前”，而隔的形象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显然，他是从艺术审美视角褒不隔而贬隔。这个观点有偏颇之处，不隔有不隔的美，艺术形象显豁而真切；隔有隔的妙，艺术形象朦胧而隽永，但他以此作为研究诗词艺术形象的审美鉴赏方法却有开创性之功。这就是率先从艺术思维现象的差别，提出艺术形象有显性思维（不隔）和隐性思维（隔）的差异，为现代美学中审美鉴赏的新视野，不能不说是王国维美学中创造性艺术思维的独树一帜。
王国维还有“词以境界为上。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之说。造境属于理想派即浪漫主义，写境属于写实派即现实主义。此说源于西方美学观，用来说明艺术创作有二派之分，无疑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创作流派的艺术思维之路。这还是其次，重要的是王国维由此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然二者偏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分明指出，造境和写境不是截然不同的派别，造境中有写境的合乎自然，写境中有造境的理想因素，从而表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沟通的，避免了一味造境而陷于纵情导致荒诞无稽，只知写境而耽于实际以致失去自我。这种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王国维美学希望摆脱传统艺术创作的约束，创造的境界既可以选择理想也可以选择写实，并通过彼此的渗透以迭出新意；希望既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又有主观的独特创意，从而在造境或写境方面各得其所而不失之偏颇。这种美学的创作论，在突破传统创作思维框架的同时，标举了一种新颖的创作思维理念，为亘古未有的创新之论。
哲学美学底蕴的创意
以上简述，表明王国维具有杰出的美学创造性。如果进一步追问，他的美学创造性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哲学的层面。美学以哲学为底蕴，或者说它的学说以哲学为基础和理念。王国维早年任《时务报》校对员，又在东文学社学习，看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的著作中，“有引汗德（即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陆续发表多篇体现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的文章，其中《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最为出色，劈头一句“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在王国维看来，“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他心目中纯粹的哲学，当然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而研究美术的哲学就应该是这样的纯粹哲学。不仅如此，他最为感慨的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因此，在他看来美术（当时指广义的艺术）必须有独立价值，而以创作和研究美术为天职的美术家美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必须是独立的。于是，他对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说和“审美无关利害关系”说，对叔本华的“天才”说和“无欲之我”说，由服膺而引为同调，从而使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成为他哲学美学的底蕴。
然而，这底蕴的形成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有王国维自己的创意。例如他的境界说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超越了叔本华推崇“天才”在艺术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片面观点，主张真景物与真感情的结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可见境界说的底蕴虽然来自带有先验论性质的西方哲学美学，有其鲜明的形而上思辨色彩，却又强调中国特色的“阅世”和“真景物”、“真感情”的重要，成为传统文论和现代美学交集的一大亮点。
创造型人格
创造学对创造型人格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导致创造成功的主体性必要条件。王国维青年时期便胸怀大志，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有一次到时务报馆去，见一人自斟自酌在读《文选·两都赋》，进而问询，原来是报馆校对员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不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有过人之才。以后的事实证明，王国维的过人之才，不仅在于比他人善于著书立说，更在于敢于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创造型人格决定的。
从《人间词话》可以看到，王国维对李后主情有独钟，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者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王国维有《叔本华与尼采》一文，指出叔本华有“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之说，可见他心目中的李后主之所以为“天才”，原因在于他有叔本华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婴儿般纯洁天真的心灵，这显然是运用西方哲人观点于美学评论的独特口吻，也是明末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在现代美学中升级版的变化和发挥。王国维说李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无疑是对“天才”李后主创造型人格的表彰和阐释。
不仅如此，王国维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最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血书，即生命的书写。这里王国维又从尼采的以生命为文学核心的观点，来高度评价李后主的作品，在传统文论中无而只能在现代美学中有。如果说“赤子之心”是从人性论着眼，来论词人创造型人格的一面，那么“血书”是从更高层次的生命论着眼，来论词人创造型人格的另一面。这合二为一的人格，融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于其中，成为最可宝贵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造型人格。还要看到，王国维说李后主有“赤子之心”，是“血书者”，也可以说是他的夫子自道。因为他本身就有“赤子之心”，就是一个“血书者”，他在《人间词话》等论著中的真情告白，他最后自沉于昆明湖的义无反顾，就是最好的佐证。由此不难理解，正是他这样的创造型人格，熔铸了他的美学创造性。
王国维在美学上的一大贡献，是传统文论到了他那里，由于他将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融入进去，使之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了划时代的现代化变革。从此，传统文论的学说和精神得到创造性的提升，呈现现代美学才有的显著特色。王国维美学的主要观点境界说、不隔与隔说、造境与写境说等，无不以中西合璧的美学理念推出，奠定了现代美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的创造性厥功至伟，王国维创造性美学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拐点作用和标志性建树功莫大焉。
思 考
王国维这个人值得后人思考。他是思想颇为顽固的清末遗老，中国的封建主义，使他对民主革命不能理解；西方的哲学美学，又使他对现实生活失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能够在学术上主动地积极地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中推陈出新，提出一家之言，这就说明，一个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也能在皇皇史册上留下一笔。
王国维美学的创造性和现代化，更值得后人思考。中国旧文化营垒里的王国维能够汲取西方哲学美学，作为破旧立新的利器，是当时许多智者哲人明智的表现，梁启超是这样，蔡元培也是这样。王国维在新旧文化更替的时代，自觉地义不容辞地接受新文化的洗礼，锐意将国学中的传统文论，化为首屈一指的现代美学，殊非易事。反观当代人对国学复兴的态度，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不知所措者更有之，这也是意料中事情理中事。重要的是，国学要有前途，要有新的面貌新的思想，以符合时代的步伐人民的需要，决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革故鼎新。
新民晚报 国学论坛 2017年09月24日 星期日
姚全兴
《人间词话》横空出世
随着清末民初的欧风东渐，在文史哲各方面都有所发现和发明的王国维，率先在国学中注入新的血液。这固然有时代性外因，他本身的创造性内因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的经典作品《人间词话》，充分显示了这一点。此书最初发表于1908—1909年上海国学保存会的《国粹学报》，类似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的体例、格式，然而思想内容焕然一新，已摆脱传统文论窠臼，而有崭新的现代风貌和特色。钱锺书说王国维的中西文艺思想的融汇，“庶几水中的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傅雷对《人间词话》评价很高，有这样一句真知灼见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1年版，1954年12月27日信）此话中说的“性灵”，不是指传统文论中明清“性灵派”说的表现真情实感，直接抒发诗人心灵，而是指现代审美境界中的性情、情感、精神、生命等，两者的内涵和外延不可相提并论。
笔者早在36年前的《略谈的艺术论》中，指出此书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没有清代词论那种浙派（以朱彝尊为主）、常州派（以张惠言为主）的门户之见，立论比较公允；其二，突破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就事论事的框框，探索各种艺术的底蕴；其三，熔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文学于一炉，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读书》1980年第4期）今天看来，这个观点需要补充和更新。
从美学视角看，《人间词话》的文学观念也是美学观念，具备了美学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而且话语前卫又体系新异，这受当时中国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影响，也与当时上海的海派文化的兴起和传播，能动地选择性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有关。学贯中西的王国维得风气之先，以《人间词话》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新就新在富于创造性。可以说王国维在当时正是以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开现代美学之先河。
从创造学角度考量
新学科创造学发轫于二战后知识爆炸和开发人类自身资源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开发和培养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为宗旨，专门研究和寻求具有新价值的创造性构想及其具体的过程和方法。”（姚全兴：《艺术创造工程初探》，《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4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有识之士引进创造学，除运用于自然科学、科技创新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外，还将它和人文科学、文艺创作和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开拓了创造学研究和应用的新领域。此外还用它的观点和方法，考量前人的创造性，以探寻前人具有新价值的构想怎么从他们的头脑中脱颖而出。
创造学中的侧视法，指像眼睛的侧视能力那样，利用局外信息来解决问题或产生新构想的方法。王国维通过侧视法对叔本华的“无欲之我”说，即艺术不计较利害得失和与欲望无关的观点很感兴趣。然后他运用移植法，将叔本华的“无欲之我”说移植到他的学说，为我所用，用来表达他境界说的意蕴，成为他境界说的“无我”观点：“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而把“无我之境”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创造性地成为他美学的经典之说。
创造学提炼了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心理等导致创造成功的主体性要素。王国维揭示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就体现了这些要素。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显示一种决心登高望远、眺望前程的创造意识。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显示一种历尽艰辛、无怨无悔地寻求成功之路的创造精神。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显示一种通过执着坚定的追求，终于心想事成的创造心理。这创造心理现象的具体表现是：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追求，自然而然地出现突如其来豁然开朗的顿悟，不自觉地在头脑中形成使问题得到澄清的直觉，在一刹那间涌现电光石火般照亮心头的灵感，也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种仿佛不经意间偶然得之的成就感心理现象。王国维借用前人描绘的诗意盎然的三种情景，形象地表现了逐步升华的三种境界即三种主体性要素，揭示了艺术创造的真谛，体现了他匠心独运的美学创造性。
从思维科学角度审视
创造学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同时，由科学家钱学森倡导的另一门新学科思维科学应运而生。思维科学从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理学、文艺学等方面研究人类思维的现象、特点、规律和方法，认为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它和创造学有交叉或相通之处，都研究创造性，而偏重于创造性思维的机制和特点。
王国维有不隔与隔之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栏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连远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煞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不隔与隔，指的是艺术形象真切与否在程度上境界上的差别。王国维认为，不隔的形象可观可触，“语语都在目前”，而隔的形象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显然，他是从艺术审美视角褒不隔而贬隔。这个观点有偏颇之处，不隔有不隔的美，艺术形象显豁而真切；隔有隔的妙，艺术形象朦胧而隽永，但他以此作为研究诗词艺术形象的审美鉴赏方法却有开创性之功。这就是率先从艺术思维现象的差别，提出艺术形象有显性思维（不隔）和隐性思维（隔）的差异，为现代美学中审美鉴赏的新视野，不能不说是王国维美学中创造性艺术思维的独树一帜。
王国维还有“词以境界为上。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之说。造境属于理想派即浪漫主义，写境属于写实派即现实主义。此说源于西方美学观，用来说明艺术创作有二派之分，无疑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创作流派的艺术思维之路。这还是其次，重要的是王国维由此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观点：“然二者偏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这分明指出，造境和写境不是截然不同的派别，造境中有写境的合乎自然，写境中有造境的理想因素，从而表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沟通的，避免了一味造境而陷于纵情导致荒诞无稽，只知写境而耽于实际以致失去自我。这种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王国维美学希望摆脱传统艺术创作的约束，创造的境界既可以选择理想也可以选择写实，并通过彼此的渗透以迭出新意；希望既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又有主观的独特创意，从而在造境或写境方面各得其所而不失之偏颇。这种美学的创作论，在突破传统创作思维框架的同时，标举了一种新颖的创作思维理念，为亘古未有的创新之论。
哲学美学底蕴的创意
以上简述，表明王国维具有杰出的美学创造性。如果进一步追问，他的美学创造性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哲学的层面。美学以哲学为底蕴，或者说它的学说以哲学为基础和理念。王国维早年任《时务报》校对员，又在东文学社学习，看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等的著作中，“有引汗德（即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陆续发表多篇体现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的文章，其中《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最为出色，劈头一句“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在王国维看来，“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他心目中纯粹的哲学，当然是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而研究美术的哲学就应该是这样的纯粹哲学。不仅如此，他最为感慨的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因此，在他看来美术（当时指广义的艺术）必须有独立价值，而以创作和研究美术为天职的美术家美学家的社会地位，也必须是独立的。于是，他对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说和“审美无关利害关系”说，对叔本华的“天才”说和“无欲之我”说，由服膺而引为同调，从而使康德、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成为他哲学美学的底蕴。
然而，这底蕴的形成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有王国维自己的创意。例如他的境界说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超越了叔本华推崇“天才”在艺术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片面观点，主张真景物与真感情的结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可见境界说的底蕴虽然来自带有先验论性质的西方哲学美学，有其鲜明的形而上思辨色彩，却又强调中国特色的“阅世”和“真景物”、“真感情”的重要，成为传统文论和现代美学交集的一大亮点。
创造型人格
创造学对创造型人格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导致创造成功的主体性必要条件。王国维青年时期便胸怀大志，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有一次到时务报馆去，见一人自斟自酌在读《文选·两都赋》，进而问询，原来是报馆校对员王静安（王国维字静安），觉得此人才华和学养不凡。继又看到他为同舍生撰题的扇面上有咏史绝句，其末句为“千秋壮观君知否，墨海西头望大秦”，乃“大异之”，认为他有过人之才。以后的事实证明，王国维的过人之才，不仅在于比他人善于著书立说，更在于敢于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创造型人格决定的。
从《人间词话》可以看到，王国维对李后主情有独钟，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者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王国维有《叔本华与尼采》一文，指出叔本华有“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之说，可见他心目中的李后主之所以为“天才”，原因在于他有叔本华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婴儿般纯洁天真的心灵，这显然是运用西方哲人观点于美学评论的独特口吻，也是明末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在现代美学中升级版的变化和发挥。王国维说李后主“不失其赤子之心”，无疑是对“天才”李后主创造型人格的表彰和阐释。
不仅如此，王国维又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最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血书，即生命的书写。这里王国维又从尼采的以生命为文学核心的观点，来高度评价李后主的作品，在传统文论中无而只能在现代美学中有。如果说“赤子之心”是从人性论着眼，来论词人创造型人格的一面，那么“血书”是从更高层次的生命论着眼，来论词人创造型人格的另一面。这合二为一的人格，融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于其中，成为最可宝贵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造型人格。还要看到，王国维说李后主有“赤子之心”，是“血书者”，也可以说是他的夫子自道。因为他本身就有“赤子之心”，就是一个“血书者”，他在《人间词话》等论著中的真情告白，他最后自沉于昆明湖的义无反顾，就是最好的佐证。由此不难理解，正是他这样的创造型人格，熔铸了他的美学创造性。
王国维在美学上的一大贡献，是传统文论到了他那里，由于他将西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融入进去，使之发生质的变化，出现了划时代的现代化变革。从此，传统文论的学说和精神得到创造性的提升，呈现现代美学才有的显著特色。王国维美学的主要观点境界说、不隔与隔说、造境与写境说等，无不以中西合璧的美学理念推出，奠定了现代美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的创造性厥功至伟，王国维创造性美学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拐点作用和标志性建树功莫大焉。
思 考
王国维这个人值得后人思考。他是思想颇为顽固的清末遗老，中国的封建主义，使他对民主革命不能理解；西方的哲学美学，又使他对现实生活失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能够在学术上主动地积极地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研究中推陈出新，提出一家之言，这就说明，一个人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也能在皇皇史册上留下一笔。
王国维美学的创造性和现代化，更值得后人思考。中国旧文化营垒里的王国维能够汲取西方哲学美学，作为破旧立新的利器，是当时许多智者哲人明智的表现，梁启超是这样，蔡元培也是这样。王国维在新旧文化更替的时代，自觉地义不容辞地接受新文化的洗礼，锐意将国学中的传统文论，化为首屈一指的现代美学，殊非易事。反观当代人对国学复兴的态度，拥护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不知所措者更有之，这也是意料中事情理中事。重要的是，国学要有前途，要有新的面貌新的思想，以符合时代的步伐人民的需要，决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革故鼎新。
新民晚报 国学论坛 2017年09月24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