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转基因问题上，反转人士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水稻生物技术项目攻击多次，作为这个项目的最早参与者， 本文希望保存一些历史资料。
1984年，我以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的身份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以下简称IRRI）作4个月的短期访问研究，并于8月份回京。当时住在香山附近的双清别墅，准备参加在香山饭店举行的体细胞育种国际研讨会（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on Genetic Manipulation in Crops以下简称香山会议）。
我与美国俄亥俄大学的Raghavan教授共同为一个分会的主持人（Co-Chair）。会议开始后住进香山饭店。第三天，许智宏找到我，他获悉，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在中国找一个合作单位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的合作研究，洛克菲勒大学的蔡南海教授推荐了我和中国水稻所作为合作对象。
1982年以前，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蔡南海有过交往。在纽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蔡南海夫妇曾请我和许智宏到纽约植物园吃了一次午餐。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的老板Vasil是当时国际上从事禾本科植物细胞培养的几个知名实验室之一，与蔡南海关系也不错，我在Vasil的实验室工作了2年，在Plant Cell Reports和德国的植物生理学杂志上也有几篇禾本科植物细胞培养的第一作者的论文，所以蔡南海推荐我和中国水稻所做合作对象也有其理由。香山会议结束的当天，我就匆忙赶回杭州，向当时的常务副所长章一华和副所长闵绍楷汇报了此事，当时中国水稻所尚在筹建之中，没有所址，我住在浙农大的一个教室里。章一华与闵绍锴2位所长让我把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建议书写出来。
非常巧的是，在我离开菲律宾国际水稻所的一周前，我在该所的图书馆复印了一大批文献，其中有冷泉港出版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第一版（我回国后就想把分子生物实验室建立起来）。另外有一篇我感到有意思，顺手把它复印下来的。这篇正是IRRI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的报告，我复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篇文献3个月后就起了作用。于是我就根据IRRI的这篇报告格式，写出了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议在中国开展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研究的建议书。
当时我已经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经费是每年20万美元，项目至少进行5年。在1984年，能够拿到每年2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可以说是很大一笔经费，国内农业或生物领域没有一个项目会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国内许多有资格做这个项目的单位，如复旦大学谈家桢、中科院遗传所的胡含所长等实力很强的10几个实验室都在竞争这个研究项目。
我写完建议书后，送交章闵二位所长审阅，但下面的其他科技人员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我不得不三易其稿，但众口难调，始终有分歧意见。而距离洛克菲勒要求的最后交稿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了，给闵所长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是“月有阴缺阳残，此事古难全，你看看大致行了，是否就可以上报农业部了”。闵所长看到我的这封信后就停止了继续讨论，马上送交了农业部，然后农业部在截止日前送达洛克菲勒基金会。
1984年初冬，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水稻所一封信，告之在12月份来杭州与水稻所谈判双方合作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的具体条件。不久，洛氏基金会的前任农学部主任Gary H. Toenniessen 与一个先期抵达中国的邱女士（做翻译）来到杭州，与水稻所谈判。水稻所指派章一华与我为主谈人，我与章一华在杭州第一家五星级宾馆望湖宾馆与Gary 开始了谈判。
在第一天会上，Gary说，他们原来考虑派人来中国帮助我们写合作建议书，但一看我们送上去的建议书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他们的格式，所以就直接过来谈判了，当时我心里暗想，我就是按照IRRI的格式写的，当然符合你们的要求了。
谈判的进展一切都很顺利，但最后卡在一个问题上，谈判几乎破裂。这个问题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将20万美元/每年的研究经费拨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的章振华实验室。章一华副所长坚决不同意，为此在会上与Gary剑拔弩张，争论得双方脸都红了。当时的水稻所的所长是由浙农大的校长朱祖祥（学部委员）兼任，朱所长获悉后，不好意思跟章一华谈，找到我要我做章一华工作，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分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以免谈判破裂。
我找章一华转达了朱所长的意见后，章不同意，第二天进会议室前，章一华情绪激动，脸都涨红了，要我做好谈判失败的准备。我劝章所长冷静下来，在会上千万不可争吵，最多就是不签这个合同罢了。章一华做了几次深呼吸，与我一起进了会议室。谁知开会没有多久，Gary就宣布，经他向纽约总部请示，决定追加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中国水稻所仍然是每年20万美元。我才松了一口气。在这个谈判过程中，我对章一华有了较深的认识，我们以后也有了比较好的关系。
此后，Gary就将草约带回美国，并要我们出具中国水稻所是非营利单位的证明，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钱不能用于盈利为目标的项目。我们在农业部办好所有证明后寄往美国，一个月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农学部主任Dr. App率Gary等人来杭州签订正式合同。会上Dr. App说洛克菲勒基金会解放前全资赞助了协和医院的建立，解放后直到80年代才在中国做了2个项目，一个是人口控制—节育，另一个就是水稻所的水稻生物工程项目，这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项目。
在会上App也对着我说，希望你今后能成为中国的另一个CC Tan。由于中国水稻所的建所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我在香山会议期间已经联系了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到那里去做一年访问研究。在1984年年底中国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成立大会期间，我的这个出访计划已经得到卢、任二位院领导的批准。为了不影响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谈判，我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告诉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以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签约后，我就告诉了Dr. App，他听了之后愕然，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一年之内，他才放心下来。
我到美国后不久，IRRI举行一次国际水稻学术会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准备在这次国际水稻学术讨论会上召开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项目有关国家实验室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 Dr. App给我发了信，邀请我去参加，由他们负责所有的旅费和住宿费用，并让IRRI的所长Dr. Swaminathan专门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
于是我在1985年夏从纽约飞往马尼拉，参加这个水稻国际会议，在会上与袁隆平先生第二次见面，与国内来的许多师友相见。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会议的成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Hodges教授，会议期间我推荐了一位湖南的硕士生到他那去念博士得到同意），俄亥俄大学（Raghavan, V.教授），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西德（当时东德尚未解体）马普研究所，比利时根特大学的Van Montague（最早发现Ti质粒左边25个片段是转化关键的那位教授），日本的一个研究室以及中国水稻所我本人（会议日程表和名单见附件）。
在这次国际水稻学术讨论会上决定成立水稻遗传工程分会，我与吴瑞，Montague，Yamaguchi等同时当选为水稻遗传工程分会的常务委员（http://www.gramene.org/newsletters/rice_genetics/rgn2/v2B.html）
我到美国后不久，在DNAP工作顺利，击败普渡大学等研究室，从General Food（GF，现已不存在，但麦氏咖啡当时属于GF）和Farm of Texas（袁隆平的2个助手在这个公司工作）取得约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公司为我成立了一个实验室，由我任项目经理（Research Manager），下面有一个PhD，一个硕士和两个大学生为我工作。
由于种种我不愿意提及的原因，我没有按期在一年后回到杭州，而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都要来检查项目的落实进展情况，到杭州来检查工作的负责人是日本的Murashige（就是MS培养基的那个M）。一年半以后，Murashige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中国水稻所的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年多不在岗位上，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考虑调整这个项目。
某日，我所在公司的CEO副总裁Dr. Sharp忽然与Dr. App一起来到我的实验室。我看到Dr. App大吃一惊，他开门见山的直接问我“Dr. Wang，when will you go back to Hangzhou”。 我做了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解释。当时我也确实考虑立即回国。但Dr. App离开后，公司的CEO Dr. Sharp找我谈话，力劝我留下来，说在美国，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Dr. App不会对你生气的。最后我没有回杭州，选择了留在美国，其中有一个个人学术观点上的考虑：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深知要单靠生物技术做出能应用商业化的成果是很难的，我不愿意在工作20年后看不到具有应用成果的领域工作。当时我告诉许智宏我个人的看法，在未来20年，想要把生物技术付诸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可能性很小，我想离开这个领域。以后我就转入了新药的研发领域，申请了美国、欧洲、日本专利，中国的专利也已经授权。
后来听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增加了经费，把在中国的生物工程项目交给了国家科委，由国家科委安排了中科院下面的一些所、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参与这个项目，水稻所的经费也减为每年5万美元。从此我就离开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稻生物工程项目。
以上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工程在中国立项的来龙，至于去脉，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5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撤离中国的这个项目转到非洲去了。所以去脉应该由后面的人来写了。
（来源：基因农业网 作者： 王大元）
作者按：在转基因问题上，反转人士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水稻生物技术项目攻击多次，作为这个项目的最早参与者， 本文希望保存一些历史资料。
1984年，我以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的身份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以下简称IRRI）作4个月的短期访问研究，并于8月份回京。当时住在香山附近的双清别墅，准备参加在香山饭店举行的体细胞育种国际研讨会（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on Genetic Manipulation in Crops以下简称香山会议）。
我与美国俄亥俄大学的Raghavan教授共同为一个分会的主持人（Co-Chair）。会议开始后住进香山饭店。第三天，许智宏找到我，他获悉，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在中国找一个合作单位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的合作研究，洛克菲勒大学的蔡南海教授推荐了我和中国水稻所作为合作对象。
1982年以前，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蔡南海有过交往。在纽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蔡南海夫妇曾请我和许智宏到纽约植物园吃了一次午餐。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的老板Vasil是当时国际上从事禾本科植物细胞培养的几个知名实验室之一，与蔡南海关系也不错，我在Vasil的实验室工作了2年，在Plant Cell Reports和德国的植物生理学杂志上也有几篇禾本科植物细胞培养的第一作者的论文，所以蔡南海推荐我和中国水稻所做合作对象也有其理由。香山会议结束的当天，我就匆忙赶回杭州，向当时的常务副所长章一华和副所长闵绍楷汇报了此事，当时中国水稻所尚在筹建之中，没有所址，我住在浙农大的一个教室里。章一华与闵绍锴2位所长让我把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建议书写出来。
非常巧的是，在我离开菲律宾国际水稻所的一周前，我在该所的图书馆复印了一大批文献，其中有冷泉港出版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第一版（我回国后就想把分子生物实验室建立起来）。另外有一篇我感到有意思，顺手把它复印下来的。这篇正是IRRI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费的报告，我复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篇文献3个月后就起了作用。于是我就根据IRRI的这篇报告格式，写出了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议在中国开展水稻生物技术合作研究的建议书。
当时我已经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合作经费是每年20万美元，项目至少进行5年。在1984年，能够拿到每年2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可以说是很大一笔经费，国内农业或生物领域没有一个项目会有这么多的经费，所以国内许多有资格做这个项目的单位，如复旦大学谈家桢、中科院遗传所的胡含所长等实力很强的10几个实验室都在竞争这个研究项目。
我写完建议书后，送交章闵二位所长审阅，但下面的其他科技人员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我不得不三易其稿，但众口难调，始终有分歧意见。而距离洛克菲勒要求的最后交稿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急了，给闵所长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是“月有阴缺阳残，此事古难全，你看看大致行了，是否就可以上报农业部了”。闵所长看到我的这封信后就停止了继续讨论，马上送交了农业部，然后农业部在截止日前送达洛克菲勒基金会。
1984年初冬，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水稻所一封信，告之在12月份来杭州与水稻所谈判双方合作开展水稻生物技术的具体条件。不久，洛氏基金会的前任农学部主任Gary H. Toenniessen 与一个先期抵达中国的邱女士（做翻译）来到杭州，与水稻所谈判。水稻所指派章一华与我为主谈人，我与章一华在杭州第一家五星级宾馆望湖宾馆与Gary 开始了谈判。
在第一天会上，Gary说，他们原来考虑派人来中国帮助我们写合作建议书，但一看我们送上去的建议书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他们的格式，所以就直接过来谈判了，当时我心里暗想，我就是按照IRRI的格式写的，当然符合你们的要求了。
谈判的进展一切都很顺利，但最后卡在一个问题上，谈判几乎破裂。这个问题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要求将20万美元/每年的研究经费拨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的章振华实验室。章一华副所长坚决不同意，为此在会上与Gary剑拔弩张，争论得双方脸都红了。当时的水稻所的所长是由浙农大的校长朱祖祥（学部委员）兼任，朱所长获悉后，不好意思跟章一华谈，找到我要我做章一华工作，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条件，分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以免谈判破裂。
我找章一华转达了朱所长的意见后，章不同意，第二天进会议室前，章一华情绪激动，脸都涨红了，要我做好谈判失败的准备。我劝章所长冷静下来，在会上千万不可争吵，最多就是不签这个合同罢了。章一华做了几次深呼吸，与我一起进了会议室。谁知开会没有多久，Gary就宣布，经他向纽约总部请示，决定追加5万美元给上海农科院，中国水稻所仍然是每年20万美元。我才松了一口气。在这个谈判过程中，我对章一华有了较深的认识，我们以后也有了比较好的关系。
此后，Gary就将草约带回美国，并要我们出具中国水稻所是非营利单位的证明，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钱不能用于盈利为目标的项目。我们在农业部办好所有证明后寄往美国，一个月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农学部主任Dr. App率Gary等人来杭州签订正式合同。会上Dr. App说洛克菲勒基金会解放前全资赞助了协和医院的建立，解放后直到80年代才在中国做了2个项目，一个是人口控制—节育，另一个就是水稻所的水稻生物工程项目，这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项目。
在会上App也对着我说，希望你今后能成为中国的另一个CC Tan。由于中国水稻所的建所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我在香山会议期间已经联系了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到那里去做一年访问研究。在1984年年底中国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成立大会期间，我的这个出访计划已经得到卢、任二位院领导的批准。为了不影响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谈判，我在会议期间一直没有告诉洛克菲勒基金会。所以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签约后，我就告诉了Dr. App，他听了之后愕然，问我何时回来，我说一年之内，他才放心下来。
我到美国后不久，IRRI举行一次国际水稻学术会议，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准备在这次国际水稻学术讨论会上召开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项目有关国家实验室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 Dr. App给我发了信，邀请我去参加，由他们负责所有的旅费和住宿费用，并让IRRI的所长Dr. Swaminathan专门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
于是我在1985年夏从纽约飞往马尼拉，参加这个水稻国际会议，在会上与袁隆平先生第二次见面，与国内来的许多师友相见。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会议的成员有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Hodges教授，会议期间我推荐了一位湖南的硕士生到他那去念博士得到同意），俄亥俄大学（Raghavan, V.教授），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西德（当时东德尚未解体）马普研究所，比利时根特大学的Van Montague（最早发现Ti质粒左边25个片段是转化关键的那位教授），日本的一个研究室以及中国水稻所我本人（会议日程表和名单见附件）。
在这次国际水稻学术讨论会上决定成立水稻遗传工程分会，我与吴瑞，Montague，Yamaguchi等同时当选为水稻遗传工程分会的常务委员（http://www.gramene.org/newsletters/rice_genetics/rgn2/v2B.html）
我到美国后不久，在DNAP工作顺利，击败普渡大学等研究室，从General Food（GF，现已不存在，但麦氏咖啡当时属于GF）和Farm of Texas（袁隆平的2个助手在这个公司工作）取得约3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公司为我成立了一个实验室，由我任项目经理（Research Manager），下面有一个PhD，一个硕士和两个大学生为我工作。
由于种种我不愿意提及的原因，我没有按期在一年后回到杭州，而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都要来检查项目的落实进展情况，到杭州来检查工作的负责人是日本的Murashige（就是MS培养基的那个M）。一年半以后，Murashige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中国水稻所的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年多不在岗位上，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考虑调整这个项目。
某日，我所在公司的CEO副总裁Dr. Sharp忽然与Dr. App一起来到我的实验室。我看到Dr. App大吃一惊，他开门见山的直接问我“Dr. Wang，when will you go back to Hangzhou”。 我做了一些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解释。当时我也确实考虑立即回国。但Dr. App离开后，公司的CEO Dr. Sharp找我谈话，力劝我留下来，说在美国，人员的流动是很正常的，Dr. App不会对你生气的。最后我没有回杭州，选择了留在美国，其中有一个个人学术观点上的考虑：我从事这项工作多年，深知要单靠生物技术做出能应用商业化的成果是很难的，我不愿意在工作20年后看不到具有应用成果的领域工作。当时我告诉许智宏我个人的看法，在未来20年，想要把生物技术付诸于农业生产实践的可能性很小，我想离开这个领域。以后我就转入了新药的研发领域，申请了美国、欧洲、日本专利，中国的专利也已经授权。
后来听说洛克菲勒基金会增加了经费，把在中国的生物工程项目交给了国家科委，由国家科委安排了中科院下面的一些所、一些大学的实验室参与这个项目，水稻所的经费也减为每年5万美元。从此我就离开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水稻生物工程项目。
以上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工程在中国立项的来龙，至于去脉，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听说5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撤离中国的这个项目转到非洲去了。所以去脉应该由后面的人来写了。
（来源：基因农业网 作者： 王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