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贪婪与天使的仁慈，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都深深影响着洛克菲勒基金会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1913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注册创立，截止到2000年，其资金规模已超过33亿美元。近百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秉承“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的宗旨和信条，对美国及相关国家的各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资助，其触角广泛，涉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研究等众多领域，对美国政府决策及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基金会之一。
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的前半生都在疯狂地积累财富，被称为“来自地狱的资本家”，而晚年却一手建立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全身心投入于慈善事业中。在他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魔鬼的贪婪与天使的仁慈，而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也在百年间深深影响着洛克菲勒基金会。
“守财奴”建立家族基金会
19世纪末，约翰·D·洛克菲勒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帝国”，由于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非凡的敛财意识，很快便成为了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
众所周知，老洛克菲勒颇有“葛朗台”气质，带有一种很强的守财观念，他将“托拉斯”石油帝国的大部分财产收归自己名下，其独有的“屠杀”式并购法则曾一举吃掉了无数小公司。然而，就是这个手段“残酷”的财富狂人，其母却是一位虔诚的浸礼教徒，受其影响，老洛克菲勒相信金钱带来的满足感来自“成就一些让别人满意的事情”。因此，老洛克菲勒虽然一方面狂热追求利润和金钱，但同时也恪守每项教规，并将所得收入的10%捐给教会。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正是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奠定之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矛盾一度达到尖锐化：资本家大量涌现，垄断产业促使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少数富人的口袋，民众却仅能分到不到30%的社会财富。在此时代背景下，洛克菲勒富可敌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了众矢之的。1890年，美国出台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彻底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使其分割成了几个小公司，并将石油的买卖分拨开来。其时，尽管老洛克菲勒已经退休，但日益复杂的时局使他感到自己的“财富帝国”受到了严重威胁。如何才能顺利地保住财产而不祸及子孙，并能缓解社会对自己的偏见？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建立一个机构负责管理自己的资产，使其能更好地帮助社会，并有效运作，而不是让钱静静躺在银行里。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老洛克菲勒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盖茨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位颇具战略眼光和经济头脑的牧师建议老洛克菲勒建立一个基金会，既能保证财富的所有权不旁落，同时也能对社会公益事业有所资助。如今看来，当初这个做法的好处不仅在于保住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庞大资产，而且对于其子孙后代来说，巨大的财富将不会使他们受到迷惑和压迫，反而变成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维续家族事业的动力和支持。
目前为止，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到了第六代，却依然在全球各行业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完全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而这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功不可没。
追求价值回报的捐赠理念
提到慈善基金会，很多国人首先会联想到“捐献”“施舍”等字眼，事实上，基金会的运作远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项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与一个公司的运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追求长远的“回报”。
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顾问曾表示，“建立一个有效并且强大的慈善事业，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动机。”他所说的“动机”其实就是指“利益”。诚然，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之所以如此成功，关键就在于其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动机”。
20世纪初，经历了“一战”后的美国百废待兴，工业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医疗卫生事业却是一块“短板”，很多行业精英出于各种因素不得不间断了研究或开发工作，同时，战争带来的医疗问题也愈加严重，瘟疫和传染病在欧美横行，极大抑制了社会的发展。
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研究领域。它成立了国际卫生部，为顶尖医学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经费和高额补贴，在其资助之下，“钩虫病”治愈方案被研发出来，一个困扰了美国卫生事业多年的传染病由此得以彻底解决。这个成功无疑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曙光，其后，基金会加大了对大学医学研究的资助，并出资帮助世界各国进行传染病的研究和培养公共基础卫生专业人员，这些工作对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有效防治，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可以说，老洛克菲勒确有先见之明，他早在基金会建立之初就已意识到救助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社会矛盾和困难，所以才会在工业大萧条时期，作出将捐助战略投放到难以马上见成果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决定。对此，洛克菲勒现任基金会顾问的分析一语中的：“我们的捐赠理念和投资有相通点，但出发点和价值观却有本质区别，他们考虑的是价格，而我们考虑的是价值。”
事实证明，医学进步的回报是丰厚而广泛的。正如青霉素的发明解决了世界上术后感染致死率过高的难题一样，目前国际上从事医疗事业的大部分医药公司几乎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对于世界医学的发展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贡献已是毋庸置疑。
洛克菲勒基金会之“中国缘”
从1908年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将捐赠目标转向了东方，而中国是其最为重要也出资最多的投资对象，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慈善事业中的典型代表。
自来华考察到1949年撤出中国，30多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对中国的捐款都超过百万美元，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捐助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同时还资助了中国多学科多领域的教学和项目研究。改革开放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恢复了与中国的合作。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单位相当广泛，包括农科院、中科院的农业政策研究所、在杭州的中国全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国科技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以及一些地方研究所和机构等。
或许很多人会感觉不解：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针对中国的“大手笔”捐赠行为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实际上，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注册的一年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就已深深吸引了洛克菲勒父子。在经过一番仔细调研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意识到，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要想创办一所类似于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性大学，无疑会障碍重重，而建立医学院则无可非议。于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到人员培养再到最终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出资44652490美元进行捐助，甚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形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从未停止过捐款的行动。
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的好奇心而展开合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于一个持续数十年的事业来说，光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在捐助芝加哥大学见到成效后，洛克菲勒父子发现，改良教育是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最有效和最明智手段。基于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保护全人类”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决定以这种捐助方式影响全世界，于是大胆地将当时还“一穷二白”的中国作为其“东方战略”的试验基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萧条，且政局不稳，各行业都亟需援助，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协和医学院，不但践行了其对于世界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不断支持的宗旨，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现代化影响，加快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对华捐赠过程始终伴随着“内外夹攻”。一方面，不断有美国政客攻击其帮助共产党，蓄意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也充满了质疑。
但这一切都未影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捐助的决心。洛克菲勒父子希望将西方的完善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但这种理想化的“迁移”带来的却是医学院与当时中国实际需求之间的断层：基金会所研究的高端医学课题无法帮助当时的中国解决最基本也最严峻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即使面对巨大的阻力与困难，洛克菲勒基金会依然锲而不舍地试图以“华北计划”(由基金会出资帮助中国六所知名大学建立社会学，医学和农业学等学科)来实践“教育推动中国发展”的理念，他们甚至提出了“教育是改变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理论的强大支撑，洛克菲勒基金会才会始终执着追寻自己在中国的战略，并不断调整着捐助领域。
或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勇慷慨”的捐助初衷充满疑团，但是，纵然其当初怀有某种价值观输出或战略的考量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其确实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学和农业学人才，并最终对中国的现代事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向作用。
百年来，美国独立基金会在不断的演变和传承过程中，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但使得财产以合法公益的方式进行延续，并且是美国公共福利事业的有力补充和第二手段。而对于中国的独立基金会来说，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独立基金会可谓一种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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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贪婪与天使的仁慈，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都深深影响着洛克菲勒基金会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1913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注册创立，截止到2000年，其资金规模已超过33亿美元。近百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秉承“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以此来造福美国和各国人民，推进文明”的宗旨和信条，对美国及相关国家的各种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资助，其触角广泛，涉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研究等众多领域，对美国政府决策及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基金会之一。
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始人，老约翰·洛克菲勒的前半生都在疯狂地积累财富，被称为“来自地狱的资本家”，而晚年却一手建立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全身心投入于慈善事业中。在他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魔鬼的贪婪与天使的仁慈，而这两种极端矛盾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念，也在百年间深深影响着洛克菲勒基金会。
“守财奴”建立家族基金会
19世纪末，约翰·D·洛克菲勒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帝国”，由于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非凡的敛财意识，很快便成为了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
众所周知，老洛克菲勒颇有“葛朗台”气质，带有一种很强的守财观念，他将“托拉斯”石油帝国的大部分财产收归自己名下，其独有的“屠杀”式并购法则曾一举吃掉了无数小公司。然而，就是这个手段“残酷”的财富狂人，其母却是一位虔诚的浸礼教徒，受其影响，老洛克菲勒相信金钱带来的满足感来自“成就一些让别人满意的事情”。因此，老洛克菲勒虽然一方面狂热追求利润和金钱，但同时也恪守每项教规，并将所得收入的10%捐给教会。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正是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的奠定之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矛盾一度达到尖锐化：资本家大量涌现，垄断产业促使金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少数富人的口袋，民众却仅能分到不到30%的社会财富。在此时代背景下，洛克菲勒富可敌国的标准石油公司成为了众矢之的。1890年，美国出台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彻底打破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使其分割成了几个小公司，并将石油的买卖分拨开来。其时，尽管老洛克菲勒已经退休，但日益复杂的时局使他感到自己的“财富帝国”受到了严重威胁。如何才能顺利地保住财产而不祸及子孙，并能缓解社会对自己的偏见？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建立一个机构负责管理自己的资产，使其能更好地帮助社会，并有效运作，而不是让钱静静躺在银行里。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老洛克菲勒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盖茨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位颇具战略眼光和经济头脑的牧师建议老洛克菲勒建立一个基金会，既能保证财富的所有权不旁落，同时也能对社会公益事业有所资助。如今看来，当初这个做法的好处不仅在于保住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庞大资产，而且对于其子孙后代来说，巨大的财富将不会使他们受到迷惑和压迫，反而变成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维续家族事业的动力和支持。
目前为止，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到了第六代，却依然在全球各行业扮演着“中坚力量”的角色，完全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而这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模式功不可没。
追求价值回报的捐赠理念
提到慈善基金会，很多国人首先会联想到“捐献”“施舍”等字眼，事实上，基金会的运作远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项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与一个公司的运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追求长远的“回报”。
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顾问曾表示，“建立一个有效并且强大的慈善事业，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动机。”他所说的“动机”其实就是指“利益”。诚然，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之所以如此成功，关键就在于其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动机”。
20世纪初，经历了“一战”后的美国百废待兴，工业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而医疗卫生事业却是一块“短板”，很多行业精英出于各种因素不得不间断了研究或开发工作，同时，战争带来的医疗问题也愈加严重，瘟疫和传染病在欧美横行，极大抑制了社会的发展。
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研究领域。它成立了国际卫生部，为顶尖医学研究人员提供研究经费和高额补贴，在其资助之下，“钩虫病”治愈方案被研发出来，一个困扰了美国卫生事业多年的传染病由此得以彻底解决。这个成功无疑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曙光，其后，基金会加大了对大学医学研究的资助，并出资帮助世界各国进行传染病的研究和培养公共基础卫生专业人员，这些工作对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有效防治，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可以说，老洛克菲勒确有先见之明，他早在基金会建立之初就已意识到救助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社会矛盾和困难，所以才会在工业大萧条时期，作出将捐助战略投放到难以马上见成果的医疗卫生领域的决定。对此，洛克菲勒现任基金会顾问的分析一语中的：“我们的捐赠理念和投资有相通点，但出发点和价值观却有本质区别，他们考虑的是价格，而我们考虑的是价值。”
事实证明，医学进步的回报是丰厚而广泛的。正如青霉素的发明解决了世界上术后感染致死率过高的难题一样，目前国际上从事医疗事业的大部分医药公司几乎都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对于世界医学的发展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贡献已是毋庸置疑。
洛克菲勒基金会之“中国缘”
从1908年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逐渐将捐赠目标转向了东方，而中国是其最为重要也出资最多的投资对象，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慈善事业中的典型代表。
自来华考察到1949年撤出中国，30多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对中国的捐款都超过百万美元，其中最大的项目是捐助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同时还资助了中国多学科多领域的教学和项目研究。改革开放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恢复了与中国的合作。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单位相当广泛，包括农科院、中科院的农业政策研究所、在杭州的中国全国水稻研究所、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中国科技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以及一些地方研究所和机构等。
或许很多人会感觉不解：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针对中国的“大手笔”捐赠行为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实际上，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刚注册的一年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就已深深吸引了洛克菲勒父子。在经过一番仔细调研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意识到，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要想创办一所类似于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性大学，无疑会障碍重重，而建立医学院则无可非议。于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立到人员培养再到最终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出资44652490美元进行捐助，甚至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形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从未停止过捐款的行动。
出于对中国悠久历史的好奇心而展开合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于一个持续数十年的事业来说，光有好奇心是远远不够的。在捐助芝加哥大学见到成效后，洛克菲勒父子发现，改良教育是从基础到上层建筑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最有效和最明智手段。基于一种美国人所特有的“保护全人类”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决定以这种捐助方式影响全世界，于是大胆地将当时还“一穷二白”的中国作为其“东方战略”的试验基地。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社会萧条，且政局不稳，各行业都亟需援助，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协和医学院，不但践行了其对于世界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不断支持的宗旨，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现代化影响，加快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对华捐赠过程始终伴随着“内外夹攻”。一方面，不断有美国政客攻击其帮助共产党，蓄意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也充满了质疑。
但这一切都未影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华捐助的决心。洛克菲勒父子希望将西方的完善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但这种理想化的“迁移”带来的却是医学院与当时中国实际需求之间的断层：基金会所研究的高端医学课题无法帮助当时的中国解决最基本也最严峻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即使面对巨大的阻力与困难，洛克菲勒基金会依然锲而不舍地试图以“华北计划”(由基金会出资帮助中国六所知名大学建立社会学，医学和农业学等学科)来实践“教育推动中国发展”的理念，他们甚至提出了“教育是改变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理论的强大支撑，洛克菲勒基金会才会始终执着追寻自己在中国的战略，并不断调整着捐助领域。
或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勇慷慨”的捐助初衷充满疑团，但是，纵然其当初怀有某种价值观输出或战略的考量因素，不可否认的是，其确实帮助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学和农业学人才，并最终对中国的现代事业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和指向作用。
百年来，美国独立基金会在不断的演变和传承过程中，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但使得财产以合法公益的方式进行延续，并且是美国公共福利事业的有力补充和第二手段。而对于中国的独立基金会来说，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独立基金会可谓一种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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