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简史
方立天 主编；华方田 副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7月第1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
第一篇 佛法东来－两汉、三国、西晋佛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之第一人。
第一章
东汉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初传
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
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
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
第二节 汉译佛典的产生
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勤奋好学，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在西域诸国颇有名声。平时信奉佛教，经常讲经说法。
所谓“禅数”的“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领悟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期达到身密的涅槃境界。“数”即数法，指阿毗昙。阿毗昙，也译为阿毗达磨、毗昙，因以数把教法分类，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故也可译为数法，此外还常译作“论”……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
“数息观”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初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禅定境界。
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
大的影响。
第三节 东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江苏徐州）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
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
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
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
汉恒帝名刘志，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但是）恒帝对佛教的伦理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佛教能否同黄老之术一样可以使他长生不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
第二章
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西晋的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佛教的主要活动仍以译经为主。 三国、西晋佛教
第一节 曹魏佛教
昙柯迦罗所译的《僧袛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 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梵呗为一种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可有乐器伴奏。在中国，“咏经则称啭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第二节 东吴佛教
《六度集经》按大乘菩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分为六章，通过佛前生的种种神话本生故事－菩萨本行，来说明佛教义理。其中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
提倡般若学的支娄迦谶和支谦系统与玄学相接近，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佛教。安世高和康僧会系统则接近以长生不老为主的道教性佛教。从他们的译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轨迹以及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趋势。
第三节 西晋佛教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四十二所佛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第二篇 融汇发展－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佛教
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 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宽慰；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普通群众的需要和向往，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著述的大量出现，学派峰起，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自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
第三章
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成为前秦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
第一节 石赵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及神僧佛图澄
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佛教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点对后来整个北十六国佛教
方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公然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八百九十所之多，后赵佛教，盛极一时。
第二节 道安及其活动
道安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他在佛教义理和组织、仪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称得上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一说314年），卒于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境内）。
道安一生重禅修、戒律，精研毗昙、般若，可以说受佛图澄影响至深。
在对中国佛教规范化所做的努力中，首推道安倡沙门以释为姓。另外，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道安的般若理论被成为“无本宗”，是“六家七宗”之一，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和发展。
第三节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31年），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鸠摩罗什以大乘学者名披西域各国。
第四节 法显的西行求法活动
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古代社会政治概况、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史料。
第五节 毗昙和律藏经典的传入
第六节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与艺术
第四章
东晋佛教呈现出与十六国佛教不同的特点，从总体而言，就是“贵族佛教”的出现；从对佛教义理研究的风格而言，继承了魏晋玄学遗风，形成“清谈”风尚。 东晋佛教
第一节 江南“贵族佛教”的兴盛
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
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善于咒术……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
第二节 “六家七宗”与《不真空论》
照佛教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是由于事物引起的，同时每一事物又是其他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因缘，因而每一事物并非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产生和存在，这样，每一事物就没有所谓独立的绝对的本性，也就是“无自性”，这种“无自性”也就是所谓“空”，般若学对空的人是的理论也叫做“缘起性空”。
僧肇在鸠摩罗什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是东晋后期重要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不真空论》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是其全部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
《不真空论》以“不真空”为题，论文的中心内容是论“空”，僧肇所理解的空的实质是“不真”故“空”，“不真”即“空”，“不真”与“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僧肇认为万物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虚”，即万物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己的独立本性。这是从佛教缘起说来论证万物的“不真”。
第三节 慧远及其活动
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
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强调儒佛的一致性，提出“佛儒合明论”。
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相应的，佛教只有保持自身的特点，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辅助王化的作用，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才能使自己得到传播与发展。
慧远的佛学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奉行念佛三昧，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
道生还进一步主张“顿悟成佛说”……后来人们将顿悟说分成大顿悟义和小顿悟义，僧肇、支遁、道安等人为小顿悟师，道生为大顿悟师。道生的顿悟说还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和华严宗，尤其对澄观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善不受报”的意思是只有远离望报之心才有善，也是道生独创性的思想。魏晋依赖佛教的主流思潮是般若学……随后趋于沉寂，逐步为日益兴盛的涅槃学所取代。涅槃学主要阐发佛性学说，“涅槃佛性”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
第四节 《涅槃经》和《华严经》的翻译
第五节 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由于地理形势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的风格。各家师说蜂起，涅槃师和三论师在南方尤其兴盛。
南朝佛教
第一节 帝王对佛教的支持
南朝在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正宗，又承东晋遗绪，玄学盛行。宋、齐二代，儒学与文、史、玄三学并列为“四学”。佛教与玄学作为儒学的补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统治者除在义理上倾心于佛学外，尤其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
第二节 梁武帝与佛教
佛教徒原来是允许以“三净肉”为食的，据《十诵律》，只要是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肉是允许吃的。梁武帝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
乘经文，作《断酒肉文》，反复多方面地阐明禁断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劝导和命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徒的食肉习惯。
第三节 佛经翻译及真谛的译经成就
无著所著《摄大乘论》，是系统论证“阿梨耶识”的唯识学派的重要论著；世亲所著《俱舍论》是小乘新有部的代表作，被视作小乘佛教的总结性论著，是小乘向大乘过渡的重要典籍。
第四节 南朝各家师说
这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讲解而形成的不同观点的学派，与隋唐以后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不同，但又是中国佛教宗派的雏形。南朝著名的论师有以下几种：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和俱舍师（毗昙师指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阿毗昙》的佛教学者）、摄论师、三论师、十诵律师（《十诵律》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
第五节 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激烈论证
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的论争尽管非常激烈，但在论争中佛教一方多持三教一致的观点，尤其主张佛儒一致，为隋唐以后逐步发展的三教同源、三教合流说创造了理论条件。
第六节 佛教文学艺术的繁荣
第六章 北朝佛教
佛教在北朝的发展具有与南朝佛教不同的特点。在佛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表现为国家对佛教的控制更加强化，僧官制度的完备是其突出特点。
石窟艺术的繁荣是北朝佛教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第一节 帝王对佛教的利用与限制
佛教的兴盛，得力于帝王的扶持；同时佛教发展到影响社会生活的程度时，统治者又对之加以控制和限制。
北朝统治者所施行的对佛教既扶持又加以限制的政策，最集中地体现在僧官制度的完善上。南北朝时，国家的僧官制度大体有北朝的沙门统（道人统、僧统或昭玄统）和南朝的僧正（僧主）两大系统，就完善程度和管理效果而言，北朝的僧官制度优于南朝。
法果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在北朝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佛教依附于国家，强化佛教的国家性质的思想背景之一。
第二节 北魏、北周的灭佛与废佛
建德三年（574年），武帝……下令并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大臣，寺观塔庙分与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有两百余万人。
第三节 北朝的佛经翻译
第四节 北朝各家师说
北朝佛教学派影响最大的是地论师，它和四论师、四分律师、楞伽师都是北朝独有的学派；同时，由南朝传入的一些学派如毗昙师、成实师、摄论师以及涅槃师也很流行；另外，重实修的禅法和净土教在北朝尤盛。
地论师。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佛教学者。
南北两道争论的焦点是“当常”与“现常”的问题。也就是佛性是先天本有的（“现常”），还是始起后有的（“当常”）。南道主“现常”说。主张众生的佛性是先天本有的。但优于阿梨耶识“随妄流转”，出生世俗世界，众生应当努力修持，离染显净，方可成佛。北道主“当常”说，认为阿梨耶识是无明识，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根据，一切功德都是后生的，佛性也是后有的，成佛要累世修行。
南道的学说后来也有所变化，其基本观点为华严宗学者所资取，对华严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华严宗形成，南道一系也就销声匿迹了。
《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山名；“阿跋多罗”的意思是“入”，意指佛入此山所说的宝经。经文宣扬世界万物唯“自心所现”，在修持上以“忘言妄念，无得正观”为宗，即重视慧念，而不在语言。楞伽师在北朝独盛，与北朝佛教重视禅观是相一致的。
禅法自东晋以后，大行于中土。但南朝只在刘宋时盛行一时，至宋末渐趋衰落；而北朝禅法却一直兴盛不衰。
楞伽师所信奉的《楞伽经》达磨一系的禅法，为以后的禅宗奠定了基础。
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凯）就是在这期间来到慧思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率众入南岳，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
第五节 民间信仰的兴盛和佛教疑伪经的大量涌现
自道安以来即流行弥勒信仰，庐山慧远立白莲社，又使弥陀信仰兴盛。北方倡导和弘扬弥陀信仰最重要的人物是昙鸾。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
第六节 佛教石窟艺术的辉煌成就
北朝佛寺建筑也很兴盛……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院，仅洛阳一地即有佛寺一千余座。
第三篇 创造与繁荣－隋唐佛教
经过南北朝数百年发展的佛教，到隋唐时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的思想文化格局逐渐形成。
第七章
隋代佛教
第一节 隋文帝与佛教的复兴
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541），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
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
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
第二节 隋炀帝和佛教
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佛教信徒。
第三节 隋代佛教的展开
隋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北风格的融合、佛教义学的发达、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佛经翻译与经录的编篡纂、民间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及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的传播等方面。
原本盛行于北方的禅定之学，也优于天台智（凯）的弘扬，而在南方形成了主张“止观双运”的天台宗。
净土信仰是隋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北方民间佛教，系以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而隋代的佛教造像则以阿弥陀佛为最多，其他依次是弥勒、观音和释迦牟尼。可见，隋代民间最受崇拜的是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第四节 隋代佛教宗派
隋代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因其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智（凯）长期住锡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而得名，又因此宗以《法华经》为立宗依据，故亦称法华宗。
“诸法实相”说是其整个宗教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基础。他认为，诸法和实相是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是具有本质的现象，本质是万千现象的本质，既没有不具本质的现象，也没有超越现象的本质，二者“当体相即”。
从“诸法实相”的立场出发，智（凯）接着又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性具实相”说。智（凯）将“性具实相”的理论应用到佛性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具善恶”之说。
在修行实践方面，智（凯）强调止观双修，“定慧等持”。
湛然……进一步推演出“无情也有佛性”的思想……草木瓦石也和众生一样，都具有佛性。
二、三论宗
三论宗建立于陈、隋之时，较天台宗的创建同时而稍后。该宗以三论为主要立宗依据，故称三论宗。其实际创始人是嘉祥大师吉藏。所谓三论，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纲领性著作。
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介绍和弘传的大乘中观学说，代表了印度般若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后来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直接的理论资粮，鸠摩罗什也因此被尊为三论宗的中土第一代祖师。
三论宗佛学……认为一切佛说都是在显示无所得之理，于无所得之外，别无佛法。所谓“无所得观者，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故名无所得观。无所得是空义，空也不可得，才是实相真空。”
一般所谓的邪见，就是执著于某种固有的见解（有得），以图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一般所说的正见，就是对任何东西都不执著（无得）。吉藏主张，昭示佛法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唯破不立”、“破邪显正”，在破斥邪见中显现正理。
吉藏主张，“非真非俗”的“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因为只有“非真非俗”之“中道”才是否定“有”、“无”、“非有非无”以及“亦有亦无”等所有有所得之见，而达到“无所得”、“平等无待”的绝待境界。
禅宗独盛之后，许多三论大师转而归入禅宗（如元康等），这也是唐代三论所以不盛的重要原因。
三、三阶教
三阶教，又名三阶宗、第三阶宗、三阶佛法、普法宗，是产生于南北朝末期，于隋代兴起的一个佛教宗派。
据佛经中的说法，自释迦牟尼时起，佛法要经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有关此三法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与“普法”说相对应，三阶教的宗教实践理论，称为“普行”，普行的核心是“无尽藏
行”。“无尽藏”是专为支持和发展佛教而求得和储藏的财物积累。
第八章
在隋代复兴佛教的基础上，当代佛教达到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与儒、道一起形成了三教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唐代佛教
第一节 唐王朝与佛教
在隋代复兴佛教的基础上，唐代佛教达到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与儒、道一起形成了三教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第一节 唐王朝与佛教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整顿和利用。在有唐一代的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发动“会昌灭佛”的武宗外，其余诸帝均对佛教采取了既管理、整顿又扶持、利用的政策。
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而佛教则无益于治国平天下。如梁武帝、隋炀帝皆因笃信佛教，致使国破家亡，应该引以为戒。
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唐代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在她（武则天）的抚植下，以法藏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了，并发展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
由于她（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禅宗的地位和影响，为禅宗后来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密宗。
会昌五年，灭佛活动进入高潮。到是年八月，宣布废佛结果：拆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庙宇四万余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受充两税户，没收肥沃两天数千万顷，解放奴婢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
第二节 唐代佛教的展开
玄奘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经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总数的一倍多。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且能矫正旧译的讹谬，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被当作方外之宾，僧侣们被免除了一切世俗民众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等。因此，寺院成了人们逃役避税的理想场所，逃役避税也成了僧侣队伍不断壮大、并与封建皇权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使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部分僧侣生活奢侈，结交权贵，甚至干预政事，从而引发了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 强大稳固的物质基础。
安史之乱后，这种劳禅并重、定居禅修的禅风，在南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终
形成了被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种寺院经济类型－禅林经济或农神经济。到八世纪中叶以后，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进一步提倡农禅结合，并制定出“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和清规戒律，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农禅经济的方式为更多的寺院所接受。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寺院经济形式，也是导致形成两类不同佛教宗派哲学的重要因素。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国家的赏赐和官僚的布施，经济力量雄厚、教团组织稳定，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的学术中心。表现在佛学思想方面，往往努力“缩小并调合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佛国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矛盾”，如天台宗、华严宗的佛教哲学体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而以自垦自耕为基本特征、以农禅结合为基本方式的禅林经济，虽然最终也完全世俗地主化了，但在经营中始终以独立自营为主，很少或不接受国家资助和官僚的布施，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远离政治斗争，同当权者保持疏远或不合作的态度，强调追求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重视个体的宗教体验，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求得自我的精神解脱。
第三节 佛教宗派的繁荣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成立了许多新的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西藏，逐步形成了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
一、唯识宗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法相唯识宗和慈恩宗，是建立于唐朝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创始人是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及其弟子窥基。
一般认为，唯识宗创于玄奘，成于窥基。
唯识宗的理论渊源是印度瑜伽行派，特别是护法一系的思想。
法相宗的基本观念是“唯识无境”。“只有内识，没有外境”，“万法皆不离识的了别”，这就是唯识宗的基本命题“万法唯识”、“唯识无境”。
所谓三自性，又称三性、三相、三性相等，具体是指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三性说是唯识学的核心，是唯识宗对世界的总的解说。
从三性的角度而言，染和净的所依都是依他起性。只要不懈修习，转舍遍计所执性，而转得圆成实性，就是解脱。
唯识宗认为，识是世间法，是虚假的、污染的，是成佛道路上的障碍；智是出世间法，是真实的、纯净的，是成就佛果的最高智慧。因此，唯识宗将“转识成智”作为其实现宗教解脱的根本途径和核心内容。
唯识宗认为，实现转识成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生成“智”的种子，即无漏种子；二是需有正法薰习，即听闻正法。
二、华严宗
华严宗是唐代高僧法藏实际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因宗奉《华严经》得名。
在佛教外部，宗密还倡导会通儒、道各家思想，影响所致，使调和内外各种思想竟成了日后华严宗的宗风。
《华严经》，主张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无碍。众生一旦发愿即能真正觉悟，圆满具足一切行位。
事物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而这个有是似有、假有；事物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因而是没有自性的，即无性。“由无自性，得成似有；由成似有，是故无性”。
法界缘起论是法藏及其华严宗佛教思想的独特义理，其主要内容是“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说。
华严宗对于佛教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了理事、体用、总别、一多等范畴，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刻的解说。
华严宗的佛教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对程朱理学有很大的影响，程朱理学的形成，论题的提出，范畴应用以及思维方式等等，都从华严宗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
三、禅宗
五祖弘忍以后，禅宗的发展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局面，这就是所说的“南能北秀”。
慧能禅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识心见性”和“顿悟成佛”。慧能认为，人的“心”、“性”即为佛性，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
在提倡“自悟自修”的大前提下，慧能还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等学、顿悟成佛等一些具体的修行方法。
南方慧能一系被称为“顿宗”，北方神秀一系被称为“渐教”，南顿北渐之说即始于此。
慧能之后，南宗禅继续得到发展，首先在湖南、江西出现了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个系统。后来，南岳系又分为沩仰、临济两派；青原系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称为五家。宋时，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杨岐二派，合称“五家七宗”。
在禅风上，道一多采取打、蹋、喝等的方式接引学人，禅风为之大变。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禅宗中盛行起来，并被后来的临济宗所继承。
发端于道信，开拓于弘忍的农禅体系，到这时才由怀海最终完成，将禅行与农作完全融合为一，并在制度上加以巩固。这是禅宗的一次重大革新，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临济宗的祖师是洪州禅系的希运禅师。希运……少年时在高安（江西高安）的黄檗山出家，后投至百丈怀海门下。黄檗希运的禅法特点是“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反对“向外求佛”和“广求知见”、“唯认见闻觉知”等主张，进一步发挥六祖慧能“无念为宗”的旨趣……主张“无心是道”。
义玄认为，解脱之道在于“无心”，要做到“无心”，就要“歇念”……是临济禅对洪州“平常心是道”的继承。
《祖堂集》称临济禅“以喝、打为化门”。这种以打喝接引学人，并将此方式贯穿于一切禅行之中的禅模式，是临济禅的突出特点。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
禅宗五家自宋代以后，只有曹洞、临济并存，但曹洞法脉远不及临济兴盛，故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
四、律宗
五、净土宗
净土宗是唐代僧人善导实际开创的中国佛教宗派，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得名。
善导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念佛）外（他力－阿弥陀佛的愿力）配合，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六、密宗
密宗，又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真言宗等，是指唐朝中期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开创和传播的中国佛教宗派。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是密教理论的主要体现者，属密教胎藏部的根本经典。
《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是密教立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对密宗的建立有重要的影响。
在成佛的方式上，显教需历经三劫才能成佛，密教则是即身成为佛，也就是现生成佛。
密宗在哲学理论上无甚独创，或依《华严》，或依唯识，或依中观，或将各派学说杂糅并用。但由此而产生的神鬼系统、法式仪轨和修持方法极多，五花八门，数不胜数，儒曼陀罗灌顶、金刚瑜伽、护摩等。
七、藏传佛教
从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初传西藏，到9世纪中叶“达磨”灭佛约二百年间的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的开始，藏文史籍一般称此为“西藏前弘期佛教”。
佛教传入西藏，开始于松赞干布（约617－650）时代。
莲华生……约公元779年，他与寂护一起建造了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院。
在藏文史籍中，他（热巴巾）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一起，被称为“三大法王”。
公元978年，佛教从多康传回卫藏地区，后来又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在西藏重新得到发展，这被称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开始。
第四篇 融合与渗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佛教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而渐失光环，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理学已难以容纳佛教繁盛的局面，佛教再也难以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列。于是，中国佛教就表现出了每况愈下的衰败景象。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第九章
五代十国佛教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佛教概况
真正对佛教产生影响的是被称为“三武一宗”四次佛教法难之一的“一宗”周世宗。
经过上述措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第二节 永明延寿的佛学思想
第十章
宋明理学借助佛教发达的本体论学说，对儒家思想重新诠释，建构了影响深远的新理学体系，这无疑是这段历史时期最有色彩的思想。
两宋佛教
第一节 两宋政治与佛教
天禧五年（1021）时，僧众人数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众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寺院四万余所，是宋朝佛教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第二节 两宋时期禅宗的发展
一、宋代禅宗的传承
临济宗是义玄（？－867）在河北镇州（今正定）临济禅院建立的一个禅宗宗派。
在慧南看来，禅的体验、觉悟与否是内在的，真正个人性的东西。
宗杳一生出入禅门数家，洞识各家宗旨。他善于说禅，特别强调体会禅的境界，随机开悟，反对执着于某一种形式……反对文字禅，倡导“看话禅”，批评曹洞宗人正觉的“默照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后世临济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形式。
云门宗的兴盛只在北宋时期，到南宋时，其影响逐渐衰微，乃至元代初年云门宗的传承已不可考。
二、宋代的文字禅
禅宗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不立文字”，但是禅师们的后继者不断地将著名禅师旨在表达“不立文字”、顿悟解脱的言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语录”体。其中更有一些著名禅师具有代表性的言行，被特别提出来反复研究，逐渐变成了一种标准，用来衡量禅师是否悟解、修行对错。因类似于官府用来判案的公文，故称为“公案”。
以代别、颂古、评唱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字禅，是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文字禅的倡导者……认为“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这就是说，语言文字的使用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文字禅突破了禅是不可揭示的和不可言说的这样一个禁忌，主张以理性的方式来解禅、悟禅，为缺乏实修的士大夫阶层开辟了一条接近禅、理解禅的新通路。
三、“看话禅”和“默照禅”的对峙
面对这种倾向，两宋之际出现了纠正文字禅流弊的两种新参禅主张：看话禅和默
照禅。
默照禅的倡导者是曹洞宗的中兴者宏智正觉。宏智正觉认为静坐守寂的默照禅是唯一的正途。
与正觉的“默照禅”相对立，宗杳提出了“看话禅”的主张。“看”，参究、探究。“话”，即“话头”，指禅宗公案中禅师对某个问题的答话。所谓“看话禅”就是针对某个禅师语录中的答话进行参究的一种禅法。
第三节 其他佛教宗派的延续与发展
宋代净土信仰，普及于其它各宗派，形成了禅净合一、台净合一、贤净合一等多宗派共同信仰的局面。
第四节 三教合流的思想与实践
面对这样的排佛浪潮，佛教内部采用了一贯的调和态度，倡导三教融合，儒释一致。
契嵩认为儒佛作为一种教化方法，虽然有“治世”和“治心”的区别，但其“治”之目标是一致的。儒家是以有为的方式教化世人，佛教则以无为的手段调理人心。
他明确指出佛教的伦理和儒家的伦理思想并无本质区别，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他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结合宋儒忠君报国的思想，佛教僧人开始绝对臣服于君主
的权威，著名禅僧宗杳将“菩提心”解释成“忠义心”。
第十一章 辽金元佛教
第一节 辽代佛教
辽代佛教信仰的盛行……从辽大康四年（1078）一次饭僧人数达三十六万中可见一斑。僧尼数量过于庞大对两代的经济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甚至有“辽以释废”之说。
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是历代华严学的中心，对辽代华严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第二节 金代佛教
金代最著名的禅师当为曾深受金章赏识的曹洞宗僧人万松行秀（1166－1246）。行秀的俗家弟子耶律楚材，出身辽皇室，曾为金、元两朝的重臣，跟随行秀参禅三年。
第三节 元代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之所以给予喇嘛僧如此的厚遇，除了信仰本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利用喇嘛教稳定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对汉民族的精神钳制。
元代诸帝虽崇奉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一并提倡，并不排斥。元世祖忽必烈有一定的佛教信仰，经常于政务余暇，手持念珠，口诵佛经。
元代佛教有了自宋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有二万四千余所，僧尼合计约二万一千三百人，加上私度僧尼，至元代中叶时，僧尼总人数约超过百万。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该派提倡吃斋念佛，男女僧俗共同修持，并且允许有妻室，因主张断肉吃菜，其教徒号称“白莲菜人”。
第十二章 明代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跟随白莲教徒郭子兴，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种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佛教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男子须年满四十岁，女子年满五十岁才能出家。
对于喇嘛僧，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一方面废除了喇嘛僧在内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封王赏赐。明成祖对喇嘛教更加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封号大宝法王。又邀请宗喀巴来京，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智来拜，被封为大慈法王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
第一节 明代禅宗
（永觉）元贤指出宋儒的二说都不究竟，他们都只是以道德上的善为归结点。而佛氏的“知觉”则是超于此之上的善恶未分的“灵灵不昧”。儒家所谓的正心，应该是正此“心”。
第二节 明代四大高僧
云栖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同“藕”）益智旭（1599－1655）。
在思想上，祩宏主张禅、教、净的合一，而又以净土为归趣。
（憨山德清）从禅净合一的角度，德情倡导念佛禅。他认为参禅看话头，即是念佛。“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在他看来，佛教的“百千法门”中，唯“参禅、念佛”为“最要”。
同时，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三教合一也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融合教内各宗派的思想、消解佛教与教外儒道的差别，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共同思想倾向。
第十三章 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宗派主要有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其中禅宗最为兴盛，净土为各宗共同信仰，其他则相对微弱。禅宗中又以临济天童、盘山二系与曹洞的寿昌与云门二支较为繁盛。
清代佛教中，居士弘扬佛法成为当时的一大特色。
第一节 清代佛教与政治
乾隆十九年（1753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这样，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顺治九年（1653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顺治帝的屡次邀请下，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顺治帝临福拨给达赖九万两银作为布施。
张伯端是宋代道教徒中三教合一论的提倡者。张氏认为道教修炼成仙如未明本性，仍会滞于虚幻的形体，因此他把禅宗“明心见性”的说法，作为道士的必修课目。
……重点落在最后一句话，即“非知识可解者”，准确地把握了禅宗的宗旨：禅非知识，不是理智分别的对象。
第二节 清代禅宗
清代禅宗就门派来看，仍然是以禅宗五家中的临济，曹洞为主。临济宗下分天童系与盘山系，曹洞宗分寿昌系与云门系，这四系构成了清代禅宗的主体。
清代临济宗多出自密云圆悟和天隐圆修两大系。前者称天童系，后者称为盘山系。
（隐元隆琦）认为，念想分别不是纯净，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心念无别不染则不住此染污的娑婆世界。净土极乐世界与染污娑婆世界的区别只是在于人心的染净分别。
川滇黔禅学早在唐代时就有很大规模的发展。元朝郭松年著《大理行纪》，其中说：此邦（滇南地区）之人，距离天竺较近，其风俗是崇尚浮屠（佛教），家家不分贫富，都设有佛堂。人不信老庄，却手不释佛珠……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
（破山）海明禅师于起义队伍中教化、感召，被人视为酒肉僧，这恐怕也是为当
时形势所迫。
（破山海明）强调作为一个禅僧要缄默寡语，不要试图在语言上逞强斗胜。
此外，破山海明海十分重视话头禅。海明的参话禅的特点还在于他把参禅与念佛统一起来。
海明主张以戒为本，以禅为极，表明了他极其重视戒律。
（玉林）通琇（xiu4，玉一样的石头）认为如果只想做世间善人，就可读世间圣贤书，行佛教中低级法门，若想求得最高的道理，则当探索生死问题，力求超脱生死轮回。
通琇自开堂主席以后，对弟子有一个要求，凡是未觉悟的，只管专心修禅，内外的典籍都不允许私自阅读。但是，通琇并不完全否定经教的作用，反对读书。他只是强调，读书、修禅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
（为霖）道霈（pei4，大雨）……说，所谓佛者，并不是身外另有佛相，它实际就是人本有的灵觉之性。
第三节 清代其他宗派
行策（1628－1682），创七日念佛法，是清代“打念佛七”的首创者。
第四节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发展
朱古、呼毕勒罕、呼图克图三者之所指，虽然略有差别，但均为佛之现世化身。
13世纪中叶，噶举派为了跟萨迦派进行竞争，维护本派利益，取得政治权力，便创立了活佛转世，1283年正式确立。
当1546 年哲蚌寺法台根敦嘉错死后，上层当权喇嘛从前藏堆龙地方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错（1543-1588），作为前任法台根敦嘉错的转世灵童，作为黄教寺庙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 年，俺达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增予索南嘉错“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口以后，黄教寺庙集团便按此称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一世达赖，根敦嘉错为二世达赖，索南嘉错是根敦嘉错的转世活佛，为三世达赖，至今已传十四世。
五世达赖之师罗桑却吉坚赞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人，被人尊称为“班禅”（意为大学者）。因他为黄教寺庙集团翦除敌方势力有功，于1645年，固始汗赠给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古人对智勇兼备人物的尊称）名号。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益希（1663~1737），建立了黄教的另一个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作四世班禅，罗桑益希为罗桑却吉坚赞的转世，为五世班禅，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以前的历辈师徒传承宗喀巴的弟子主结·梅雷贝桑（1385－1438）为一世班禅，索南乔朗（1439－1504）、罗桑敦珠（1505－1566，又称完萨巴）为二世和三世班禅，至今已传十一世。
在五世达赖时，黄教又建立了另外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一是内蒙古的章嘉。这两个系统均被清朝封赐，分别掌握该两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宜。哲布尊丹巴转生至八世，于1924 年逝世。活佛转世系统遂告终绝。章嘉活佛转世系统，一世系青海互助县红崖子张家人，名扎巴悦色，其后转生活佛均称
章嘉，1705年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呼图克图。
第四篇 现代转型－近现代佛教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第十四章 变革中的近现代佛教
居士佛教的再度兴盛，人间佛教的异军突起，传统佛教宗派的复兴努力，佛教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变革与转型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的挤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
追求金线、追求现世享乐、追求科技进步等资本主义式的价值观，与传统佛教的出世情怀发生了实实在子啊的矛盾冲突。
（二）基督教传入的规模与影响
（三）日僧在华传教的具体实践
二、国内政治对传统佛教的冲击
（一）太平天国对江南佛教的冲击
牟钟鉴、张践先生在考察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之后指出：“西方传教士在与太平天国这个东方兄弟接触增加以后便发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在随心所欲地使用基督教的观念。他们不是把中国基督教化，而是在把基督教中国化。
（二）庙产兴学对全国佛教的摧残
三、传统佛教的积弊与时病
第二节 杨文会与居士佛教的异军突起
第三节 传统佛教宗派的复兴努力
一、禅宗
当然，近现代的禅宗大师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特点：在弘扬禅宗的同时，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与以往的退隐山林不同，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兴办佛学院校，组建佛教团体，从事慈善救济活动。
在20世纪中国禅宗的发展历史上，虚云、圆瑛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虚云和尚的影响最大。虚云（1840－1959）……一身双承二宗，为临济宗第43代，曹洞宗第47代，后来又应请重续自五代至南宋间绝嗣的沩仰、法眼、云门三宗，分别兼任沩仰宗第八代、法眼宗第八代和云门宗第十二代传人，命其门人分别承继五宗。
二、净土宗
正如弘一大师所说：“若修禅定或止观或密咒等，须谢绝世缘，入山专修。净土法门则异于是，无人不可学，无处不可学，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皆可随分修其净土。”
在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时候，净土信仰也依然能够吸引大量信众。
三、法相唯识宗
四、天台宗
五、华严宗
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关头，华严宗强烈的菩萨救世精神和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引起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强烈共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有结合华严思想而鼓吹革命精神。
六、律宗
除宝华山外，20世纪中兴律宗的大家还有弘一、慈舟等人，其中的弘一尤为突出。弘一（1880－1942）……俗性李，名广侯，号叔同……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
七、密宗
近现代密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唐密从日本的回归以及藏密的东传。
持松（1894－1972），名密林……1947年任上海静安寺方丈，1953年在寺内设立真言宗道场，试图作为复兴唐代密宗的基地。
第四节 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佛教革新运动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革新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展开。其中明确提出改革理论并积极投身改革实践的领军人物，无疑是太虚。但太虚之前的敬安和之后的印顺，也都对中国近现代的佛教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敬安（1851－1913）……成为中国寺院佛教实现入世转向的先导人物。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即关注实现人生的佛教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关键时刻，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倾向。
太虚（1890－1947）
由人生而社会，就宗教而言，必须落脚于人间净土；就俗世而言，必须要转化为对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平等的关注，这实际上体现出儒家的终极关怀以及传统佛教对近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回应。总之，太虚的佛教改革是适应时代 发展趋势的产物，对于佛教的入世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工商业者的加入，顿使佛教充满了活力，不仅使得居士佛教有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更使得人生佛教的影响通过民族工商业者的加入而日益扩大。
第五节 佛教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开展
《海潮音》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佛教杂志。1949年以后迁至台湾发行。
第十五章 当代佛教
第一节 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 佛教文化事业的繁荣
第三节 人间佛教理念的发展与实践
1983年，赵朴初重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利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利益人间的。”
“人间佛教”主张的“学佛做人”，提倡“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的思想等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中国佛教简史
方立天 主编；华方田 副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7月第1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
第一篇 佛法东来－两汉、三国、西晋佛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
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之第一人。
第一章
东汉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初传
东汉末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情况，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其中名法和道家思想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玄学处于酝酿之中。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留下了空隙。
两汉时期社会上盛行的各种方术迷信与东汉时产生的道教等，也都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道教最初往往将佛教引为同道，而佛教在初传之时也往往被曲解为道术的一种。
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
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
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大量已有佛教流传。至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目前，这一说法也为佛教界所公认。
第二节 汉译佛典的产生
安世高，名清，原为安息国太子，自幼勤奋好学，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在西域诸国颇有名声。平时信奉佛教，经常讲经说法。
所谓“禅数”的“禅”，指禅观，即通过禅定静虑，领悟佛教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期达到身密的涅槃境界。“数”即数法，指阿毗昙。阿毗昙，也译为阿毗达磨、毗昙，因以数把教法分类，如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十八界等，故也可译为数法，此外还常译作“论”……因此，“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
“数息观”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初入的方法，守持意念，专心一境，从而达到禅定境界。
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依附玄学而盛极一时，并对整个中国佛教的理论产生过巨
大的影响。
第三节 东汉佛教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淮流域古代盛行黄老之学，相信方术和仙道的人很多，这种情况有利于佛教在该地区的流传。东汉初楚王刘英受封的楚国就在此处，其领地以彭城（江苏徐州）为中心，涉及淮河南北。
白马寺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
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
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
汉恒帝名刘志，是东汉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但是）恒帝对佛教的伦理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佛教能否同黄老之术一样可以使他长生不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笮融没有把黄老与浮屠并祠，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已开始把浮屠与黄老分开。
第二章
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西晋的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佛教的主要活动仍以译经为主。 三国、西晋佛教
第一节 曹魏佛教
昙柯迦罗所译的《僧袛戒心》在中土早已佚失，但他首创的授戒度僧制度对中 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昙柯迦罗因此被奉为律宗初祖。
朱士行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同时，他又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成为比丘的汉人。因此，他在中国佛教史上被誉为“中国第一僧”。
梵呗为一种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可有乐器伴奏。在中国，“咏经则称啭读，歌赞则号为梵呗”。
第二节 东吴佛教
《六度集经》按大乘菩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分为六章，通过佛前生的种种神话本生故事－菩萨本行，来说明佛教义理。其中突出的特色是，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把佛教与儒家思想调和起来，会通儒、佛。
提倡般若学的支娄迦谶和支谦系统与玄学相接近，开拓了两晋以后的玄学性佛教。安世高和康僧会系统则接近以长生不老为主的道教性佛教。从他们的译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轨迹以及外来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进一步相结合的趋势。
第三节 西晋佛教
据《洛阳伽蓝记·序》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307～312年）有四十二所佛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第二篇 融汇发展－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佛教
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 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宽慰；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普通群众的需要和向往，统治者的支持与提倡，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著述的大量出现，学派峰起，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自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
第三章
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成为前秦佛教的代表人物，他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人。
第一节 石赵政权对佛教的态度及神僧佛图澄
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佛教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特点对后来整个北十六国佛教
方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西晋以前，官方只准西域人出家，石虎治下的后赵公然允许汉人为僧。此后民众相率出家，计当时有寺院八百九十所之多，后赵佛教，盛极一时。
第二节 道安及其活动
道安是佛图澄最著名的弟子。他在佛教义理和组织、仪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称得上是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一说314年），卒于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常山扶柳人（今河北冀县境内）。
道安一生重禅修、戒律，精研毗昙、般若，可以说受佛图澄影响至深。
在对中国佛教规范化所做的努力中，首推道安倡沙门以释为姓。另外，道安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道安的般若理论被成为“无本宗”，是“六家七宗”之一，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和发展。
第三节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344－431年），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南）。鸠摩罗什以大乘学者名披西域各国。
第四节 法显的西行求法活动
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起，成为研究中亚古代社会政治概况、中西交通史及文化交流过程的重要史料。
第五节 毗昙和律藏经典的传入
第六节 十六国时期的佛教文学与艺术
第四章
东晋佛教呈现出与十六国佛教不同的特点，从总体而言，就是“贵族佛教”的出现；从对佛教义理研究的风格而言，继承了魏晋玄学遗风，形成“清谈”风尚。 东晋佛教
第一节 江南“贵族佛教”的兴盛
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
帛尸梨密多罗，西域人……善于咒术……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
第二节 “六家七宗”与《不真空论》
照佛教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每一事物的出现都是由于事物引起的，同时每一事物又是其他事物产生和存在的因缘，因而每一事物并非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产生和存在，这样，每一事物就没有所谓独立的绝对的本性，也就是“无自性”，这种“无自性”也就是所谓“空”，般若学对空的人是的理论也叫做“缘起性空”。
僧肇在鸠摩罗什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是东晋后期重要的佛教哲学理论家。《不真空论》集中反映了僧肇的佛教宇宙观，是其全部佛教理论的思想基础。
《不真空论》以“不真空”为题，论文的中心内容是论“空”，僧肇所理解的空的实质是“不真”故“空”，“不真”即“空”，“不真”与“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僧肇认为万物最根本的性质就是“自虚”，即万物因缘和合而成，没有自己的独立本性。这是从佛教缘起说来论证万物的“不真”。
第三节 慧远及其活动
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
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强调儒佛的一致性，提出“佛儒合明论”。
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相应的，佛教只有保持自身的特点，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辅助王化的作用，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才能使自己得到传播与发展。
慧远的佛学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慧远发愿往生净土，奉行念佛三昧，对于“净土”法门在南方的流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净土宗推慧远为初祖。
道生还进一步主张“顿悟成佛说”……后来人们将顿悟说分成大顿悟义和小顿悟义，僧肇、支遁、道安等人为小顿悟师，道生为大顿悟师。道生的顿悟说还影响了后来的禅宗和华严宗，尤其对澄观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善不受报”的意思是只有远离望报之心才有善，也是道生独创性的思想。魏晋依赖佛教的主流思潮是般若学……随后趋于沉寂，逐步为日益兴盛的涅槃学所取代。涅槃学主要阐发佛性学说，“涅槃佛性”是南朝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
第四节 《涅槃经》和《华严经》的翻译
第五节 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章
由于地理形势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的风格。各家师说蜂起，涅槃师和三论师在南方尤其兴盛。
南朝佛教
第一节 帝王对佛教的支持
南朝在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正宗，又承东晋遗绪，玄学盛行。宋、齐二代，儒学与文、史、玄三学并列为“四学”。佛教与玄学作为儒学的补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统治者除在义理上倾心于佛学外，尤其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
第二节 梁武帝与佛教
佛教徒原来是允许以“三净肉”为食的，据《十诵律》，只要是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肉是允许吃的。梁武帝根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
乘经文，作《断酒肉文》，反复多方面地阐明禁断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劝导和命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僧徒的食肉习惯。
第三节 佛经翻译及真谛的译经成就
无著所著《摄大乘论》，是系统论证“阿梨耶识”的唯识学派的重要论著；世亲所著《俱舍论》是小乘新有部的代表作，被视作小乘佛教的总结性论著，是小乘向大乘过渡的重要典籍。
第四节 南朝各家师说
这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讲解而形成的不同观点的学派，与隋唐以后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不同，但又是中国佛教宗派的雏形。南朝著名的论师有以下几种：成实师、涅槃师、毗昙师和俱舍师（毗昙师指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阿毗昙》的佛教学者）、摄论师、三论师、十诵律师（《十诵律》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
第五节 佛教与儒、道之间的激烈论证
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的论争尽管非常激烈，但在论争中佛教一方多持三教一致的观点，尤其主张佛儒一致，为隋唐以后逐步发展的三教同源、三教合流说创造了理论条件。
第六节 佛教文学艺术的繁荣
第六章 北朝佛教
佛教在北朝的发展具有与南朝佛教不同的特点。在佛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方面，表现为国家对佛教的控制更加强化，僧官制度的完备是其突出特点。
石窟艺术的繁荣是北朝佛教的另一个突出特点。
第一节 帝王对佛教的利用与限制
佛教的兴盛，得力于帝王的扶持；同时佛教发展到影响社会生活的程度时，统治者又对之加以控制和限制。
北朝统治者所施行的对佛教既扶持又加以限制的政策，最集中地体现在僧官制度的完善上。南北朝时，国家的僧官制度大体有北朝的沙门统（道人统、僧统或昭玄统）和南朝的僧正（僧主）两大系统，就完善程度和管理效果而言，北朝的僧官制度优于南朝。
法果这种“皇帝即如来”的思想在北朝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佛教依附于国家，强化佛教的国家性质的思想背景之一。
第二节 北魏、北周的灭佛与废佛
建德三年（574年），武帝……下令并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大臣，寺观塔庙分与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有两百余万人。
第三节 北朝的佛经翻译
第四节 北朝各家师说
北朝佛教学派影响最大的是地论师，它和四论师、四分律师、楞伽师都是北朝独有的学派；同时，由南朝传入的一些学派如毗昙师、成实师、摄论师以及涅槃师也很流行；另外，重实修的禅法和净土教在北朝尤盛。
地论师。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佛教学者。
南北两道争论的焦点是“当常”与“现常”的问题。也就是佛性是先天本有的（“现常”），还是始起后有的（“当常”）。南道主“现常”说。主张众生的佛性是先天本有的。但优于阿梨耶识“随妄流转”，出生世俗世界，众生应当努力修持，离染显净，方可成佛。北道主“当常”说，认为阿梨耶识是无明识，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根据，一切功德都是后生的，佛性也是后有的，成佛要累世修行。
南道的学说后来也有所变化，其基本观点为华严宗学者所资取，对华严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华严宗形成，南道一系也就销声匿迹了。
《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山名；“阿跋多罗”的意思是“入”，意指佛入此山所说的宝经。经文宣扬世界万物唯“自心所现”，在修持上以“忘言妄念，无得正观”为宗，即重视慧念，而不在语言。楞伽师在北朝独盛，与北朝佛教重视禅观是相一致的。
禅法自东晋以后，大行于中土。但南朝只在刘宋时盛行一时，至宋末渐趋衰落；而北朝禅法却一直兴盛不衰。
楞伽师所信奉的《楞伽经》达磨一系的禅法，为以后的禅宗奠定了基础。
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智（凯）就是在这期间来到慧思门下，谘受“法华行法”。后率众入南岳，提倡定慧，世称南岳大师。
第五节 民间信仰的兴盛和佛教疑伪经的大量涌现
自道安以来即流行弥勒信仰，庐山慧远立白莲社，又使弥陀信仰兴盛。北方倡导和弘扬弥陀信仰最重要的人物是昙鸾。后世的净土宗常推昙鸾为创始者。
第六节 佛教石窟艺术的辉煌成就
北朝佛寺建筑也很兴盛……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更大力营造寺院，仅洛阳一地即有佛寺一千余座。
第三篇 创造与繁荣－隋唐佛教
经过南北朝数百年发展的佛教，到隋唐时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道思想为辅的思想文化格局逐渐形成。
第七章
隋代佛教
第一节 隋文帝与佛教的复兴
杨坚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就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541），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
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
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
隋代的中央僧官，承袭北朝之制，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
第二节 隋炀帝和佛教
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佛教信徒。
第三节 隋代佛教的展开
隋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北风格的融合、佛教义学的发达、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佛经翻译与经录的编篡纂、民间佛教的兴盛、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及佛教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邻诸国的传播等方面。
原本盛行于北方的禅定之学，也优于天台智（凯）的弘扬，而在南方形成了主张“止观双运”的天台宗。
净土信仰是隋代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南北朝时北方民间佛教，系以释迦牟尼为主要崇拜对象。而隋代的佛教造像则以阿弥陀佛为最多，其他依次是弥勒、观音和释迦牟尼。可见，隋代民间最受崇拜的是西方净土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第四节 隋代佛教宗派
隋代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创立的佛教宗派。因其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智（凯）长期住锡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而得名，又因此宗以《法华经》为立宗依据，故亦称法华宗。
“诸法实相”说是其整个宗教哲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和理论基础。他认为，诸法和实相是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是具有本质的现象，本质是万千现象的本质，既没有不具本质的现象，也没有超越现象的本质，二者“当体相即”。
从“诸法实相”的立场出发，智（凯）接着又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性具实相”说。智（凯）将“性具实相”的理论应用到佛性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性具善恶”之说。
在修行实践方面，智（凯）强调止观双修，“定慧等持”。
湛然……进一步推演出“无情也有佛性”的思想……草木瓦石也和众生一样，都具有佛性。
二、三论宗
三论宗建立于陈、隋之时，较天台宗的创建同时而稍后。该宗以三论为主要立宗依据，故称三论宗。其实际创始人是嘉祥大师吉藏。所谓三论，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纲领性著作。
由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们介绍和弘传的大乘中观学说，代表了印度般若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后来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直接的理论资粮，鸠摩罗什也因此被尊为三论宗的中土第一代祖师。
三论宗佛学……认为一切佛说都是在显示无所得之理，于无所得之外，别无佛法。所谓“无所得观者，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故名无所得观。无所得是空义，空也不可得，才是实相真空。”
一般所谓的邪见，就是执著于某种固有的见解（有得），以图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一般所说的正见，就是对任何东西都不执著（无得）。吉藏主张，昭示佛法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唯破不立”、“破邪显正”，在破斥邪见中显现正理。
吉藏主张，“非真非俗”的“中道”，才是真正的正因佛性，因为只有“非真非俗”之“中道”才是否定“有”、“无”、“非有非无”以及“亦有亦无”等所有有所得之见，而达到“无所得”、“平等无待”的绝待境界。
禅宗独盛之后，许多三论大师转而归入禅宗（如元康等），这也是唐代三论所以不盛的重要原因。
三、三阶教
三阶教，又名三阶宗、第三阶宗、三阶佛法、普法宗，是产生于南北朝末期，于隋代兴起的一个佛教宗派。
据佛经中的说法，自释迦牟尼时起，佛法要经历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期。有关此三法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与“普法”说相对应，三阶教的宗教实践理论，称为“普行”，普行的核心是“无尽藏
行”。“无尽藏”是专为支持和发展佛教而求得和储藏的财物积累。
第八章
在隋代复兴佛教的基础上，当代佛教达到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与儒、道一起形成了三教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唐代佛教
第一节 唐王朝与佛教
在隋代复兴佛教的基础上，唐代佛教达到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与儒、道一起形成了三教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第一节 唐王朝与佛教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整顿和利用。在有唐一代的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发动“会昌灭佛”的武宗外，其余诸帝均对佛教采取了既管理、整顿又扶持、利用的政策。
唐太宗崇尚文治，认为只有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而佛教则无益于治国平天下。如梁武帝、隋炀帝皆因笃信佛教，致使国破家亡，应该引以为戒。
武则天利用佛教为其登上皇帝宝座大造舆论，在其统治期间，佛教得到广泛支持，从而使唐代佛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
在她（武则天）的抚植下，以法藏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了，并发展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
由于她（武则天）的大力支持，提高了禅宗的地位和影响，为禅宗后来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密宗。
会昌五年，灭佛活动进入高潮。到是年八月，宣布废佛结果：拆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庙宇四万余处，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受充两税户，没收肥沃两天数千万顷，解放奴婢为两税户的，十五万人。
第二节 唐代佛教的展开
玄奘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占唐代译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是中国佛教史上其他三大译经师鸠摩罗什、真谛、不空译经总数的一倍多。他所译的经典，精确得当，且能矫正旧译的讹谬，在佛经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被当作方外之宾，僧侣们被免除了一切世俗民众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和赋税等。因此，寺院成了人们逃役避税的理想场所，逃役避税也成了僧侣队伍不断壮大、并与封建皇权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使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部分僧侣生活奢侈，结交权贵，甚至干预政事，从而引发了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 强大稳固的物质基础。
安史之乱后，这种劳禅并重、定居禅修的禅风，在南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终
形成了被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种寺院经济类型－禅林经济或农神经济。到八世纪中叶以后，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进一步提倡农禅结合，并制定出“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和清规戒律，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农禅经济的方式为更多的寺院所接受。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寺院经济形式，也是导致形成两类不同佛教宗派哲学的重要因素。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国家的赏赐和官僚的布施，经济力量雄厚、教团组织稳定，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的学术中心。表现在佛学思想方面，往往努力“缩小并调合佛教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佛国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矛盾”，如天台宗、华严宗的佛教哲学体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而以自垦自耕为基本特征、以农禅结合为基本方式的禅林经济，虽然最终也完全世俗地主化了，但在经营中始终以独立自营为主，很少或不接受国家资助和官僚的布施，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远离政治斗争，同当权者保持疏远或不合作的态度，强调追求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重视个体的宗教体验，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求得自我的精神解脱。
第三节 佛教宗派的繁荣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又成立了许多新的宗派，如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西藏，逐步形成了别具风格的藏传佛教。
一、唯识宗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法相唯识宗和慈恩宗，是建立于唐朝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创始人是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及其弟子窥基。
一般认为，唯识宗创于玄奘，成于窥基。
唯识宗的理论渊源是印度瑜伽行派，特别是护法一系的思想。
法相宗的基本观念是“唯识无境”。“只有内识，没有外境”，“万法皆不离识的了别”，这就是唯识宗的基本命题“万法唯识”、“唯识无境”。
所谓三自性，又称三性、三相、三性相等，具体是指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三性说是唯识学的核心，是唯识宗对世界的总的解说。
从三性的角度而言，染和净的所依都是依他起性。只要不懈修习，转舍遍计所执性，而转得圆成实性，就是解脱。
唯识宗认为，识是世间法，是虚假的、污染的，是成佛道路上的障碍；智是出世间法，是真实的、纯净的，是成就佛果的最高智慧。因此，唯识宗将“转识成智”作为其实现宗教解脱的根本途径和核心内容。
唯识宗认为，实现转识成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生成“智”的种子，即无漏种子；二是需有正法薰习，即听闻正法。
二、华严宗
华严宗是唐代高僧法藏实际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因宗奉《华严经》得名。
在佛教外部，宗密还倡导会通儒、道各家思想，影响所致，使调和内外各种思想竟成了日后华严宗的宗风。
《华严经》，主张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圆融无碍。众生一旦发愿即能真正觉悟，圆满具足一切行位。
事物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因而这个有是似有、假有；事物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成，因而是没有自性的，即无性。“由无自性，得成似有；由成似有，是故无性”。
法界缘起论是法藏及其华严宗佛教思想的独特义理，其主要内容是“六相圆融”和“十玄无碍”说。
华严宗对于佛教哲学的主要贡献，是自觉地、广泛地运用了理事、体用、总别、一多等范畴，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刻的解说。
华严宗的佛教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对程朱理学有很大的影响，程朱理学的形成，论题的提出，范畴应用以及思维方式等等，都从华严宗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
三、禅宗
五祖弘忍以后，禅宗的发展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局面，这就是所说的“南能北秀”。
慧能禅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识心见性”和“顿悟成佛”。慧能认为，人的“心”、“性”即为佛性，因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
在提倡“自悟自修”的大前提下，慧能还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等学、顿悟成佛等一些具体的修行方法。
南方慧能一系被称为“顿宗”，北方神秀一系被称为“渐教”，南顿北渐之说即始于此。
慧能之后，南宗禅继续得到发展，首先在湖南、江西出现了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个系统。后来，南岳系又分为沩仰、临济两派；青原系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称为五家。宋时，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杨岐二派，合称“五家七宗”。
在禅风上，道一多采取打、蹋、喝等的方式接引学人，禅风为之大变。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禅宗中盛行起来，并被后来的临济宗所继承。
发端于道信，开拓于弘忍的农禅体系，到这时才由怀海最终完成，将禅行与农作完全融合为一，并在制度上加以巩固。这是禅宗的一次重大革新，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临济宗的祖师是洪州禅系的希运禅师。希运……少年时在高安（江西高安）的黄檗山出家，后投至百丈怀海门下。黄檗希运的禅法特点是“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反对“向外求佛”和“广求知见”、“唯认见闻觉知”等主张，进一步发挥六祖慧能“无念为宗”的旨趣……主张“无心是道”。
义玄认为，解脱之道在于“无心”，要做到“无心”，就要“歇念”……是临济禅对洪州“平常心是道”的继承。
《祖堂集》称临济禅“以喝、打为化门”。这种以打喝接引学人，并将此方式贯穿于一切禅行之中的禅模式，是临济禅的突出特点。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
禅宗五家自宋代以后，只有曹洞、临济并存，但曹洞法脉远不及临济兴盛，故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说。
四、律宗
五、净土宗
净土宗是唐代僧人善导实际开创的中国佛教宗派，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得名。
善导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念佛）外（他力－阿弥陀佛的愿力）配合，即可往生极乐世界。
六、密宗
密宗，又称密教、秘密教、瑜伽密教、真言宗等，是指唐朝中期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开创和传播的中国佛教宗派。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是密教理论的主要体现者，属密教胎藏部的根本经典。
《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是密教立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对密宗的建立有重要的影响。
在成佛的方式上，显教需历经三劫才能成佛，密教则是即身成为佛，也就是现生成佛。
密宗在哲学理论上无甚独创，或依《华严》，或依唯识，或依中观，或将各派学说杂糅并用。但由此而产生的神鬼系统、法式仪轨和修持方法极多，五花八门，数不胜数，儒曼陀罗灌顶、金刚瑜伽、护摩等。
七、藏传佛教
从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初传西藏，到9世纪中叶“达磨”灭佛约二百年间的藏传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的开始，藏文史籍一般称此为“西藏前弘期佛教”。
佛教传入西藏，开始于松赞干布（约617－650）时代。
莲华生……约公元779年，他与寂护一起建造了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院。
在藏文史籍中，他（热巴巾）与松赞干布、赤松德赞一起，被称为“三大法王”。
公元978年，佛教从多康传回卫藏地区，后来又从阿里进入卫藏，并在西藏重新得到发展，这被称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开始。
第四篇 融合与渗透－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佛教
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而渐失光环，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的理学已难以容纳佛教繁盛的局面，佛教再也难以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列。于是，中国佛教就表现出了每况愈下的衰败景象。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第九章
五代十国佛教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佛教概况
真正对佛教产生影响的是被称为“三武一宗”四次佛教法难之一的“一宗”周世宗。
经过上述措施，“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
第二节 永明延寿的佛学思想
第十章
宋明理学借助佛教发达的本体论学说，对儒家思想重新诠释，建构了影响深远的新理学体系，这无疑是这段历史时期最有色彩的思想。
两宋佛教
第一节 两宋政治与佛教
天禧五年（1021）时，僧众人数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众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人，寺院四万余所，是宋朝佛教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第二节 两宋时期禅宗的发展
一、宋代禅宗的传承
临济宗是义玄（？－867）在河北镇州（今正定）临济禅院建立的一个禅宗宗派。
在慧南看来，禅的体验、觉悟与否是内在的，真正个人性的东西。
宗杳一生出入禅门数家，洞识各家宗旨。他善于说禅，特别强调体会禅的境界，随机开悟，反对执着于某一种形式……反对文字禅，倡导“看话禅”，批评曹洞宗人正觉的“默照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后世临济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形式。
云门宗的兴盛只在北宋时期，到南宋时，其影响逐渐衰微，乃至元代初年云门宗的传承已不可考。
二、宋代的文字禅
禅宗的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不立文字”，但是禅师们的后继者不断地将著名禅师旨在表达“不立文字”、顿悟解脱的言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语录”体。其中更有一些著名禅师具有代表性的言行，被特别提出来反复研究，逐渐变成了一种标准，用来衡量禅师是否悟解、修行对错。因类似于官府用来判案的公文，故称为“公案”。
以代别、颂古、评唱作为主要形式的文字禅，是宋代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文字禅的倡导者……认为“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这就是说，语言文字的使用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文字禅突破了禅是不可揭示的和不可言说的这样一个禁忌，主张以理性的方式来解禅、悟禅，为缺乏实修的士大夫阶层开辟了一条接近禅、理解禅的新通路。
三、“看话禅”和“默照禅”的对峙
面对这种倾向，两宋之际出现了纠正文字禅流弊的两种新参禅主张：看话禅和默
照禅。
默照禅的倡导者是曹洞宗的中兴者宏智正觉。宏智正觉认为静坐守寂的默照禅是唯一的正途。
与正觉的“默照禅”相对立，宗杳提出了“看话禅”的主张。“看”，参究、探究。“话”，即“话头”，指禅宗公案中禅师对某个问题的答话。所谓“看话禅”就是针对某个禅师语录中的答话进行参究的一种禅法。
第三节 其他佛教宗派的延续与发展
宋代净土信仰，普及于其它各宗派，形成了禅净合一、台净合一、贤净合一等多宗派共同信仰的局面。
第四节 三教合流的思想与实践
面对这样的排佛浪潮，佛教内部采用了一贯的调和态度，倡导三教融合，儒释一致。
契嵩认为儒佛作为一种教化方法，虽然有“治世”和“治心”的区别，但其“治”之目标是一致的。儒家是以有为的方式教化世人，佛教则以无为的手段调理人心。
他明确指出佛教的伦理和儒家的伦理思想并无本质区别，佛教的五戒和儒家的五常是“异号而一体”，他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结合宋儒忠君报国的思想，佛教僧人开始绝对臣服于君主
的权威，著名禅僧宗杳将“菩提心”解释成“忠义心”。
第十一章 辽金元佛教
第一节 辽代佛教
辽代佛教信仰的盛行……从辽大康四年（1078）一次饭僧人数达三十六万中可见一斑。僧尼数量过于庞大对两代的经济造成了消极的影响，甚至有“辽以释废”之说。
辽西京大同府所辖的五台山，是历代华严学的中心，对辽代华严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第二节 金代佛教
金代最著名的禅师当为曾深受金章赏识的曹洞宗僧人万松行秀（1166－1246）。行秀的俗家弟子耶律楚材，出身辽皇室，曾为金、元两朝的重臣，跟随行秀参禅三年。
第三节 元代佛教
元朝的统治者之所以给予喇嘛僧如此的厚遇，除了信仰本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利用喇嘛教稳定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对汉民族的精神钳制。
元代诸帝虽崇奉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一并提倡，并不排斥。元世祖忽必烈有一定的佛教信仰，经常于政务余暇，手持念珠，口诵佛经。
元代佛教有了自宋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有二万四千余所，僧尼合计约二万一千三百人，加上私度僧尼，至元代中叶时，僧尼总人数约超过百万。
白莲教的创始人是南宋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该派提倡吃斋念佛，男女僧俗共同修持，并且允许有妻室，因主张断肉吃菜，其教徒号称“白莲菜人”。
第十二章 明代佛教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跟随白莲教徒郭子兴，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种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佛教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洪武十七年（1384），规定……男子须年满四十岁，女子年满五十岁才能出家。
对于喇嘛僧，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一方面废除了喇嘛僧在内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封王赏赐。明成祖对喇嘛教更加重视，即位之初（1403），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封号大宝法王。又邀请宗喀巴来京，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智来拜，被封为大慈法王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
第一节 明代禅宗
（永觉）元贤指出宋儒的二说都不究竟，他们都只是以道德上的善为归结点。而佛氏的“知觉”则是超于此之上的善恶未分的“灵灵不昧”。儒家所谓的正心，应该是正此“心”。
第二节 明代四大高僧
云栖祩宏（1535－1615）、紫柏真可（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同“藕”）益智旭（1599－1655）。
在思想上，祩宏主张禅、教、净的合一，而又以净土为归趣。
（憨山德清）从禅净合一的角度，德情倡导念佛禅。他认为参禅看话头，即是念佛。“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烦恼消除，了明自心，即名为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在他看来，佛教的“百千法门”中，唯“参禅、念佛”为“最要”。
同时，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三教合一也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总之，融合教内各宗派的思想、消解佛教与教外儒道的差别，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共同思想倾向。
第十三章 清代佛教
清代佛教宗派主要有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其中禅宗最为兴盛，净土为各宗共同信仰，其他则相对微弱。禅宗中又以临济天童、盘山二系与曹洞的寿昌与云门二支较为繁盛。
清代佛教中，居士弘扬佛法成为当时的一大特色。
第一节 清代佛教与政治
乾隆十九年（1753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这样，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顺治九年（1653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顺治帝的屡次邀请下，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顺治帝临福拨给达赖九万两银作为布施。
张伯端是宋代道教徒中三教合一论的提倡者。张氏认为道教修炼成仙如未明本性，仍会滞于虚幻的形体，因此他把禅宗“明心见性”的说法，作为道士的必修课目。
……重点落在最后一句话，即“非知识可解者”，准确地把握了禅宗的宗旨：禅非知识，不是理智分别的对象。
第二节 清代禅宗
清代禅宗就门派来看，仍然是以禅宗五家中的临济，曹洞为主。临济宗下分天童系与盘山系，曹洞宗分寿昌系与云门系，这四系构成了清代禅宗的主体。
清代临济宗多出自密云圆悟和天隐圆修两大系。前者称天童系，后者称为盘山系。
（隐元隆琦）认为，念想分别不是纯净，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心念无别不染则不住此染污的娑婆世界。净土极乐世界与染污娑婆世界的区别只是在于人心的染净分别。
川滇黔禅学早在唐代时就有很大规模的发展。元朝郭松年著《大理行纪》，其中说：此邦（滇南地区）之人，距离天竺较近，其风俗是崇尚浮屠（佛教），家家不分贫富，都设有佛堂。人不信老庄，却手不释佛珠……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
（破山）海明禅师于起义队伍中教化、感召，被人视为酒肉僧，这恐怕也是为当
时形势所迫。
（破山海明）强调作为一个禅僧要缄默寡语，不要试图在语言上逞强斗胜。
此外，破山海明海十分重视话头禅。海明的参话禅的特点还在于他把参禅与念佛统一起来。
海明主张以戒为本，以禅为极，表明了他极其重视戒律。
（玉林）通琇（xiu4，玉一样的石头）认为如果只想做世间善人，就可读世间圣贤书，行佛教中低级法门，若想求得最高的道理，则当探索生死问题，力求超脱生死轮回。
通琇自开堂主席以后，对弟子有一个要求，凡是未觉悟的，只管专心修禅，内外的典籍都不允许私自阅读。但是，通琇并不完全否定经教的作用，反对读书。他只是强调，读书、修禅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
（为霖）道霈（pei4，大雨）……说，所谓佛者，并不是身外另有佛相，它实际就是人本有的灵觉之性。
第三节 清代其他宗派
行策（1628－1682），创七日念佛法，是清代“打念佛七”的首创者。
第四节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发展
朱古、呼毕勒罕、呼图克图三者之所指，虽然略有差别，但均为佛之现世化身。
13世纪中叶，噶举派为了跟萨迦派进行竞争，维护本派利益，取得政治权力，便创立了活佛转世，1283年正式确立。
当1546 年哲蚌寺法台根敦嘉错死后，上层当权喇嘛从前藏堆龙地方找来了年仅三岁的索南嘉错（1543-1588），作为前任法台根敦嘉错的转世灵童，作为黄教寺庙集团的继承首领。这是黄教采取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1578 年，俺达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增予索南嘉错“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口以后，黄教寺庙集团便按此称号追认宗喀巴的弟子根敦主巴为一世达赖，根敦嘉错为二世达赖，索南嘉错是根敦嘉错的转世活佛，为三世达赖，至今已传十四世。
五世达赖之师罗桑却吉坚赞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人，被人尊称为“班禅”（意为大学者）。因他为黄教寺庙集团翦除敌方势力有功，于1645年，固始汗赠给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古人对智勇兼备人物的尊称）名号。他死后，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益希（1663~1737），建立了黄教的另一个转世系统。罗桑却吉坚赞被称作四世班禅，罗桑益希为罗桑却吉坚赞的转世，为五世班禅，追认罗桑却吉坚赞以前的历辈师徒传承宗喀巴的弟子主结·梅雷贝桑（1385－1438）为一世班禅，索南乔朗（1439－1504）、罗桑敦珠（1505－1566，又称完萨巴）为二世和三世班禅，至今已传十一世。
在五世达赖时，黄教又建立了另外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一是内蒙古的章嘉。这两个系统均被清朝封赐，分别掌握该两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宜。哲布尊丹巴转生至八世，于1924 年逝世。活佛转世系统遂告终绝。章嘉活佛转世系统，一世系青海互助县红崖子张家人，名扎巴悦色，其后转生活佛均称
章嘉，1705年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呼图克图。
第四篇 现代转型－近现代佛教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第十四章 变革中的近现代佛教
居士佛教的再度兴盛，人间佛教的异军突起，传统佛教宗派的复兴努力，佛教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变革与转型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的挤压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
追求金线、追求现世享乐、追求科技进步等资本主义式的价值观，与传统佛教的出世情怀发生了实实在子啊的矛盾冲突。
（二）基督教传入的规模与影响
（三）日僧在华传教的具体实践
二、国内政治对传统佛教的冲击
（一）太平天国对江南佛教的冲击
牟钟鉴、张践先生在考察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活动之后指出：“西方传教士在与太平天国这个东方兄弟接触增加以后便发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在随心所欲地使用基督教的观念。他们不是把中国基督教化，而是在把基督教中国化。
（二）庙产兴学对全国佛教的摧残
三、传统佛教的积弊与时病
第二节 杨文会与居士佛教的异军突起
第三节 传统佛教宗派的复兴努力
一、禅宗
当然，近现代的禅宗大师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一定的近代特点：在弘扬禅宗的同时，对其他佛教宗派也采取了必要的融通与修习；与以往的退隐山林不同，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兴办佛学院校，组建佛教团体，从事慈善救济活动。
在20世纪中国禅宗的发展历史上，虚云、圆瑛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虚云和尚的影响最大。虚云（1840－1959）……一身双承二宗，为临济宗第43代，曹洞宗第47代，后来又应请重续自五代至南宋间绝嗣的沩仰、法眼、云门三宗，分别兼任沩仰宗第八代、法眼宗第八代和云门宗第十二代传人，命其门人分别承继五宗。
二、净土宗
正如弘一大师所说：“若修禅定或止观或密咒等，须谢绝世缘，入山专修。净土法门则异于是，无人不可学，无处不可学，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皆可随分修其净土。”
在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大行其道的时候，净土信仰也依然能够吸引大量信众。
三、法相唯识宗
四、天台宗
五、华严宗
在当时民族危亡的关头，华严宗强烈的菩萨救世精神和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引起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强烈共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都有结合华严思想而鼓吹革命精神。
六、律宗
除宝华山外，20世纪中兴律宗的大家还有弘一、慈舟等人，其中的弘一尤为突出。弘一（1880－1942）……俗性李，名广侯，号叔同……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
七、密宗
近现代密宗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唐密从日本的回归以及藏密的东传。
持松（1894－1972），名密林……1947年任上海静安寺方丈，1953年在寺内设立真言宗道场，试图作为复兴唐代密宗的基地。
第四节 以人间佛教为核心的佛教革新运动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革新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蓬勃展开。其中明确提出改革理论并积极投身改革实践的领军人物，无疑是太虚。但太虚之前的敬安和之后的印顺，也都对中国近现代的佛教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敬安（1851－1913）……成为中国寺院佛教实现入世转向的先导人物。近代佛教的入世转向即关注实现人生的佛教已经到了由理论而付诸实践的关键时刻，体现着一定的人文倾向。
太虚（1890－1947）
由人生而社会，就宗教而言，必须落脚于人间净土；就俗世而言，必须要转化为对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平等的关注，这实际上体现出儒家的终极关怀以及传统佛教对近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回应。总之，太虚的佛教改革是适应时代 发展趋势的产物，对于佛教的入世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族工商业者的加入，顿使佛教充满了活力，不仅使得居士佛教有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更使得人生佛教的影响通过民族工商业者的加入而日益扩大。
第五节 佛教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开展
《海潮音》是民国以来最著名的佛教杂志。1949年以后迁至台湾发行。
第十五章 当代佛教
第一节 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
第二节 佛教文化事业的繁荣
第三节 人间佛教理念的发展与实践
1983年，赵朴初重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利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利益人间的。”
“人间佛教”主张的“学佛做人”，提倡“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的思想等等，是具有普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