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翻译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言
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
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包括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等等。）
近代翻译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Three Periods of Ancient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 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 的探索。
第三阶段在唐朝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
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三藏法师，僧人，佛教学者、旅行家、佛经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的“五种不翻”
所谓“五种不翻”，指的是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文时，在五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不翻”原则，即“音译”（transliteration ）原则。这五项原则依次为：
一、秘密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
二、含多义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例如，“薄伽梵”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如果采取意译，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因此只能音译。
三、此无故不翻
意思是说，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阎浮树”又名“胜金树”，只产于印度等地，中国没有这种树，所以采用音译。同样，“槟榔”是印尼语的音译，“葡萄”是大宛语的音译，“西瓜”是女真语的音译，“茉莉”和“昙花”是梵语音译，等等。
四、顺古故不翻
意思是说，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例如，“阿耨菩提”，可以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但是，从东汉以来，历代佛经翻译家都用梵文音译，所以玄奘认为不需采用意译，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
五、生善故不翻
意思是说，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释迦牟尼”、“阿耨菩提”、“菩提萨埵”可分别被意译为“觉悟者”、“能仁”；“正遍知”；“道有情”、“大道心众生”，但音译和意译之间体现出尊卑之别。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幻灯片16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
期间傅雷提出“传神”、钱钟书提出“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
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
对于西方两千多年翻译史的分期，因人们的视角不同，并无统一标准。 谭载喜根据历史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把西方翻译史划分成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前四世纪后期至公元五世纪后期）；
（3）中世纪时期)(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
（4）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
（5）近代翻译时期（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至今。
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
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Rhodius ）于公元前三世纪（约前250年）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Odyssey ）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幻灯片19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前27年—395年）后期。此时圣·哲罗姆（Saint Jerome ，约340年－420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olgate) 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1－12世纪。此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四次高潮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晚期。这时候，除了宗教之外，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其中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次飞跃。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五次高潮是在17－20世纪。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第六次高潮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各种国内、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
中西翻译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中国翻译简史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序言
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
古代翻译史——起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论述，至清干隆初年《番清说》为止。（包括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明清的宗教、科技翻译，等等。）
近代翻译史——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现代翻译史——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代翻译史——则从建国后至今
古代佛经翻译的三个阶段
Three Periods of Ancient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第一阶段从东汉末年到西晋
主要是外籍僧人和华籍胡裔僧人，翻译主要靠直译，甚至是“死译”、“硬译”，采取口授形式，因此可信度不高。
第二阶段从苻秦译场和姚秦译场开始，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隋朝，上林园里设置了翻经馆。
支谦突破了以往的直译法，开始追求文字的典雅；
道安总结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规律；
彦琮在其论着《辩正论》中提出了翻译要例“十条” 和对译者的要求“八备”； 鸠摩罗什开始提倡意译；
慧远等人则对译文的风格和文体问题进行了一定 的探索。
第三阶段在唐朝
主要译者多为本国人，他们除了精通佛理以外还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其译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阶段。加上唐朝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这一阶
段的译经活动达到顶峰，出现了玄奘、不空、义净等著名的僧人译经家。
玄奘提出了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的原则，并为译经者进行了十一种详细的分工。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三藏法师，僧人，佛教学者、旅行家、佛经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
玄奘的“五种不翻”
所谓“五种不翻”，指的是佛经由梵文翻译成汉文时，在五种情况下，应该采用“不翻”原则，即“音译”（transliteration ）原则。这五项原则依次为：
一、秘密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
二、含多义故不翻
意思是说，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例如，“薄伽梵”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如果采取意译，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因此只能音译。
三、此无故不翻
意思是说，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阎浮树”又名“胜金树”，只产于印度等地，中国没有这种树，所以采用音译。同样，“槟榔”是印尼语的音译，“葡萄”是大宛语的音译，“西瓜”是女真语的音译，“茉莉”和“昙花”是梵语音译，等等。
四、顺古故不翻
意思是说，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例如，“阿耨菩提”，可以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但是，从东汉以来，历代佛经翻译家都用梵文音译，所以玄奘认为不需采用意译，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
五、生善故不翻
意思是说，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例如，“释迦牟尼”、“阿耨菩提”、“菩提萨埵”可分别被意译为“觉悟者”、“能仁”；“正遍知”；“道有情”、“大道心众生”，但音译和意译之间体现出尊卑之别。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 著名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
语言学家马建忠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关翻译的论述。他提出有三类书籍急需翻译，并指出“需要择其善者译之”。此外，他在总结了当时译文中常见的不足之后提出了所谓“善译”的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甲午战争后 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对国外文学名著的翻译也情有独钟，所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谭》、《鲁宾逊漂流记》、《茶花女遗事》、《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等等。这一时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探索文学翻译理论的翻译家主要有林纾、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苏曼殊和王国维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译坛又陆续涌现出一大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大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如鲁迅、胡适、林语堂、茅盾、郭沫若、瞿秋白、朱生豪、朱光潜等。这个时期翻译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长足的发展。 幻灯片16
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的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
期间傅雷提出“传神”、钱钟书提出“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
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目益高涨。
到了1990年，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上的几个主要阶段
对于西方两千多年翻译史的分期，因人们的视角不同，并无统一标准。 谭载喜根据历史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把西方翻译史划分成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前四世纪后期至公元五世纪后期）；
（3）中世纪时期)(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
（4）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
（5）近代翻译时期（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至今。
第一次翻译活动高潮：
罗马文学三大鼻祖之一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 Rhodius ）于公元前三世纪（约前250年）翻译的拉丁文版《奥德赛》（Odyssey ）被视为西方翻译史上最早的译作，其后的一些大文学家们也都开始尝试用拉丁语翻译或改写希腊戏剧作品，从而掀起了西方历史上。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将古希腊文学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幻灯片19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罗马帝国（前27年—395年）后期。此时圣·哲罗姆（Saint Jerome ，约340年－420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olgate) 成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11－12世纪。此时，西方世界出现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西方翻译家把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在翻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四次高潮发生在文艺复兴时代（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晚期。这时候，除了宗教之外，翻译活动已经深入到思想、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译作。其中英王詹姆士一世1611年命人翻译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则标志着英国翻译的一次飞跃。这部译着至今仍被奉为英语语言的经典之作，对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五次高潮是在17－20世纪。这一时期的翻译比文艺复兴时期稍为逊色，但仍有大批西方文学名著被翻译出来，此时东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
第六次高潮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二战以来，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翻译的范围随之大大扩展，科技和商业翻译日趋成熟。各种国内、国际翻译协会和团体的组建，为集中翻译力量多出翻译精品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人们对机器翻译的研究也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目前计算机翻译的质量远远不如人工翻译，但其速度却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这无疑对人工翻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未来的世纪里计算机到底能不能代替人脑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