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国防建设的基本评价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对国防建设进行战略筹划与实践,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国家工业布局改善和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全面提升了中国国防实力,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对这一时期中国国防建设进行全面梳理最终形成科学的基本评价,对于指导当前国防建设的总体筹划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前期 中国国防建设 评价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威胁的判断不断加重,从认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到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P23。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估计过高,导致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从而致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布局上存在一些偏差。对此,必须以全局、长远的历史辩证思维来思考与审视。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成就是基本的、主要的,为后来国家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2]P449。邓小平曾经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3]P272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与遵循。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国防建设做出全面、科学、公正的基本评价,对于指导当前国防建设的战略筹划与实践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增强反侵略作战能力    60年代前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反侵略战争准备为牵引,贯彻落实“以我为主”方针和新的作战指导思想,从编制体制、军兵种建设、军事训练、政治思想建设、后勤保障能力到武器装备建设上,军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1962年至1964年,随着周边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备战整军”方针,积极备战,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扎扎实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全面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提高了军队现代化水平,大大增强了反侵略作战能力。    在编制体制建设上,坚持“减少数量,加强质量”原则,整顿编制体制。1962年开始的精简整编,所有军兵种部队的编制,包括指挥体制和保障体制,基本按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需求进行设计和调整,基本达到了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轻重有分、今明结合,便于作战、便于训练的要求。由于这次整编是与战备结合进行的,而实际的战备又推动了整编的加速完成,整编有效地巩固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军兵种建设上,以提高现代化作战能力为目标,结合装备的可能组建新型作战力量,使之更加适应未来反侵略作战需要。根据装备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组建了一些空军飞行部队、舰艇部队以及高炮、地炮、坦克等部队,新建了地空导弹、地地导弹、电子对抗等部队,形成了新型作战力量。陆军中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数量有所增加,步兵数量有所减少,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作战水平。海军方面,轻型导弹潜艇、导弹快艇装备部队,基本能完成近海防御任务。空军发展较快,作战飞机性能基本上仿制苏式飞机,基本上不存在“代”差。由于我军组建了一些新型作战部队,比如地空导弹部队和导弹潜艇、快艇部队等,这些部队尖端武器虽然数量较少,但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军事训练上,提出了新的方针,军事训练重新呈现良好局面,创造性地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热潮,并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促进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在军事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系统地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建军经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提出和进一步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若干方针、原则。同时注重现代战争组织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注重加强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加强原子导弹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训练。    在政治思想建设上,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提高了官兵的理论水平,加强了部队革命化建设。在基层建设中,领导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大抓基层建设,大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涌现出“好八连”“硬骨头六连”和雷锋等先进集体和个人,推动了军队基层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紧密结合战备形势,开展了形势任务和战备教育,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注意发现培养典型,并大力组织开展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的活动,从而增强了全军指战员的战备观念,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基层建设出现可喜局面。    在后勤保障能力建设上,提出“依靠全军动手,迅速把后勤建设提高到与战略方针相适应的水平”的建设方针,开始有计划地建设后方基地,并在部分军区试行划区供应,部队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    在武器装备建设上,60年代中期,我军国防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岸对舰导弹、舰对舰导弹的研制加快,新型火炮、新型装甲战车等常规武器批量生产并形成系列,加快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一批新型作战力量加入编制序列,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有了明显加强。    人民解放军反侵略作战能力在保卫国家安全、实施对敌作战中得到了检验,并获得了重大战绩。1962年进行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从战斗作风到武器装备等方面验证了人民解放军整体战斗力的增强,反映了在“备战整军”方针指导下,认真落实战备工作,军队反侵略战争能力的整体提高。人民解放军还于1962年成功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大规模窜犯大陆东南沿海的阴谋,歼灭9股偷渡大陆的武装特务共172人。[4]P699―700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导弹部队,还多次击落窜犯袭扰大陆的美蒋空军的低空和高空侦察机。1962年9月9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南昌附近设伏,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此后,又于1963年11月至1967年9月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4架[5]P346。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在反侵略战争准备中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新型作战力量已经形成并且具备了较强的作战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战争准备任务。    二、提升国防尖端科技水平,增强国家战略威慑能力    国家战略威慑能力是国防尖端科技水平的体现,是国防尖端武器威力的直接反映,主要就是核威慑。60年代前期,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的方针下,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相继研制试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和一大批陆、海、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赖以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尤其是在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水平,增强了国家战略威慑能力。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成就,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邓小平后来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P279    三、改善国家工业布局,增强反侵略战争潜力    1964年,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和战备形势的发展,围绕战备服从于国防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看,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建设,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建立起来,将三线建设成为一个工业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国家战略后方。一方面,通过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增强经济动员潜力的稳固性,以对付外敌入侵;另一方面,改善国内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与国防动员建设协调发展。    三线建设从1965年正式开始实施,此后,经过10多年的建设实践,先后投入建设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总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其中仅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就近2000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6]P279三线地区经过建设,生产力布局趋于合理,适应和满足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宏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长期不合理的状况,带动了内陆广大区域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的态势有所好转,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经济动员潜力。二是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中心,建成了交通、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电子、化工等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和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战术导弹、核动力装置、军用飞机、常规兵器、通信导航设备等在内的军品科研和生产基地,建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和科研基地45个、新兴工业城市30个。[7]P200总之,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三线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工业和科研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这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增强反侵略战争潜力、保障国家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线建设对于适应战争要求、改善国家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比如:三线建设布局过分以“山、散、洞”为原则,不少工厂的建立采取了不合乎实际的钻山、进洞的做法,布点过散,地处偏僻,远离交通干线,未能严格按照经济建设的规律办事,给能源供应和原料、产品的供销带来了困难,给生产、科研和职工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有不少项目操之过急,仓促上马,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项目不配套,耗费大量资金,经济效益差,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很大浪费。    四、提高国防动员能力,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国防观念,即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国防义务的思想意识。国防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国防威慑力量,主要通过国防动员和国防教育形式,以国防思想、军事知识等方面的教育进行培育和加强,是国防实力与国防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国防软实力。60年代前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主要以战备教育的形式,通过开展“全民皆兵”这种后备力量建设活动,提高了国防动员能力和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    在实行“全民皆兵”的活动中,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军事的热潮,人人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普通的武器和核战争情况下的防护知识,各级人民武装部学会了组织实行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结合实际战争准备工作,认真总结了我国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人民战争的经验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战争准备工作,还对边防地区实行军民联防的形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后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动员体制、建立和完善预备役制度等后备力量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贯彻落实,不仅使全体公民都受到一定的军事训练,为建立全民防御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后来民兵、预备役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一切,不仅为夺取反侵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威慑敌人、遏制战争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给我们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研究战争的方法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的战备教育使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思想贯穿到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中,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通过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意识得到了强化,增强了国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培养了人民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全民关心国防建设、支援国防建设的大环境,成为促进国防建设的强大动力。    历史实践证明,20世纪60年代前期,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客观紧迫的国家安全需求,决定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必须围绕战备、立足提高反侵略战争能力进行国防建设筹划与实践。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主观认识的片面性,难免造成了一些失误与偏差,但是国防建设的成就与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国防综合威慑力量得到全面提升,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为尔后几十年的国防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葛清伟.1960年代前期党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J].党史文苑(学术版),2014(8).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6]毛泽东国防动员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7]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吴自锋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对国防建设进行战略筹划与实践,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尖端科技发展、国家工业布局改善和国防动员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全面提升了中国国防实力,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对这一时期中国国防建设进行全面梳理最终形成科学的基本评价,对于指导当前国防建设的总体筹划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20世纪60年代前期 中国国防建设 评价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威胁的判断不断加重,从认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到提出“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P23。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估计过高,导致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从而致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布局上存在一些偏差。对此,必须以全局、长远的历史辩证思维来思考与审视。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成就是基本的、主要的,为后来国家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2]P449。邓小平曾经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3]P272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与遵循。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国防建设做出全面、科学、公正的基本评价,对于指导当前国防建设的战略筹划与实践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增强反侵略作战能力    60年代前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反侵略战争准备为牵引,贯彻落实“以我为主”方针和新的作战指导思想,从编制体制、军兵种建设、军事训练、政治思想建设、后勤保障能力到武器装备建设上,军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1962年至1964年,随着周边形势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备战整军”方针,积极备战,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标准,扎扎实实地开展各项工作,全面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提高了军队现代化水平,大大增强了反侵略作战能力。    在编制体制建设上,坚持“减少数量,加强质量”原则,整顿编制体制。1962年开始的精简整编,所有军兵种部队的编制,包括指挥体制和保障体制,基本按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需求进行设计和调整,基本达到了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轻重有分、今明结合,便于作战、便于训练的要求。由于这次整编是与战备结合进行的,而实际的战备又推动了整编的加速完成,整编有效地巩固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军兵种建设上,以提高现代化作战能力为目标,结合装备的可能组建新型作战力量,使之更加适应未来反侵略作战需要。根据装备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组建了一些空军飞行部队、舰艇部队以及高炮、地炮、坦克等部队,新建了地空导弹、地地导弹、电子对抗等部队,形成了新型作战力量。陆军中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数量有所增加,步兵数量有所减少,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整体作战水平。海军方面,轻型导弹潜艇、导弹快艇装备部队,基本能完成近海防御任务。空军发展较快,作战飞机性能基本上仿制苏式飞机,基本上不存在“代”差。由于我军组建了一些新型作战部队,比如地空导弹部队和导弹潜艇、快艇部队等,这些部队尖端武器虽然数量较少,但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军事训练上,提出了新的方针,军事训练重新呈现良好局面,创造性地掀起了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热潮,并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促进了军事训练的深入开展和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在军事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认真学习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全面、系统地总结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建军经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提出和进一步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若干方针、原则。同时注重现代战争组织指挥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注重加强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加强原子导弹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训练。    在政治思想建设上,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提高了官兵的理论水平,加强了部队革命化建设。在基层建设中,领导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大抓基层建设,大力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涌现出“好八连”“硬骨头六连”和雷锋等先进集体和个人,推动了军队基层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紧密结合战备形势,开展了形势任务和战备教育,同时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注意发现培养典型,并大力组织开展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的活动,从而增强了全军指战员的战备观念,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基层建设出现可喜局面。    在后勤保障能力建设上,提出“依靠全军动手,迅速把后勤建设提高到与战略方针相适应的水平”的建设方针,开始有计划地建设后方基地,并在部分军区试行划区供应,部队的保障能力明显提高。    在武器装备建设上,60年代中期,我军国防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地对空导弹、空对空导弹、岸对舰导弹、舰对舰导弹的研制加快,新型火炮、新型装甲战车等常规武器批量生产并形成系列,加快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一批新型作战力量加入编制序列,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有了明显加强。    人民解放军反侵略作战能力在保卫国家安全、实施对敌作战中得到了检验,并获得了重大战绩。1962年进行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从战斗作风到武器装备等方面验证了人民解放军整体战斗力的增强,反映了在“备战整军”方针指导下,认真落实战备工作,军队反侵略战争能力的整体提高。人民解放军还于1962年成功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大规模窜犯大陆东南沿海的阴谋,歼灭9股偷渡大陆的武装特务共172人。[4]P699―700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导弹部队,还多次击落窜犯袭扰大陆的美蒋空军的低空和高空侦察机。1962年9月9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南昌附近设伏,首次成功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此后,又于1963年11月至1967年9月先后击落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4架[5]P346。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在反侵略战争准备中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新型作战力量已经形成并且具备了较强的作战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战争准备任务。    二、提升国防尖端科技水平,增强国家战略威慑能力    国家战略威慑能力是国防尖端科技水平的体现,是国防尖端武器威力的直接反映,主要就是核威慑。60年代前期,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的“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的方针下,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发扬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相继研制试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和一大批陆、海、空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赖以发展的国防工业体系,尤其是在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水平,增强了国家战略威慑能力。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的辉煌成就,不仅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它带动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填补了许多学科空白,为我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邓小平后来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P279    三、改善国家工业布局,增强反侵略战争潜力    1964年,根据国家安全环境和战备形势的发展,围绕战备服从于国防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看,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建设,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建立起来,将三线建设成为一个工业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的国家战略后方。一方面,通过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增强经济动员潜力的稳固性,以对付外敌入侵;另一方面,改善国内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与国防动员建设协调发展。    三线建设从1965年正式开始实施,此后,经过10多年的建设实践,先后投入建设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总值14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000个,其中仅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就近2000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6]P279三线地区经过建设,生产力布局趋于合理,适应和满足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宏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布局长期不合理的状况,带动了内陆广大区域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的态势有所好转,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经济动员潜力。二是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中心,建成了交通、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电子、化工等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和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战术导弹、核动力装置、军用飞机、常规兵器、通信导航设备等在内的军品科研和生产基地,建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和科研基地45个、新兴工业城市30个。[7]P200总之,经过大规模的全面建设,三线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工业和科研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国家战略后方基地。这对于促进内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增强反侵略战争潜力、保障国家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线建设对于适应战争要求、改善国家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比如:三线建设布局过分以“山、散、洞”为原则,不少工厂的建立采取了不合乎实际的钻山、进洞的做法,布点过散,地处偏僻,远离交通干线,未能严格按照经济建设的规律办事,给能源供应和原料、产品的供销带来了困难,给生产、科研和职工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有不少项目操之过急,仓促上马,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项目不配套,耗费大量资金,经济效益差,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很大浪费。    四、提高国防动员能力,增强全民国防观念    国防观念,即保卫国家安全、履行国防义务的思想意识。国防观念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国防威慑力量,主要通过国防动员和国防教育形式,以国防思想、军事知识等方面的教育进行培育和加强,是国防实力与国防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所不可或缺的一种国防软实力。60年代前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主要以战备教育的形式,通过开展“全民皆兵”这种后备力量建设活动,提高了国防动员能力和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    在实行“全民皆兵”的活动中,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军事的热潮,人人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普通的武器和核战争情况下的防护知识,各级人民武装部学会了组织实行人民战争的方法。通过结合实际战争准备工作,认真总结了我国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人民战争的经验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战争准备工作,还对边防地区实行军民联防的形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为后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动员体制、建立和完善预备役制度等后备力量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贯彻落实,不仅使全体公民都受到一定的军事训练,为建立全民防御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后来民兵、预备役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一切,不仅为夺取反侵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威慑敌人、遏制战争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也给我们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和研究战争的方法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的战备教育使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思想贯穿到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中,极大地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通过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意识得到了强化,增强了国家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培养了人民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了全民关心国防建设、支援国防建设的大环境,成为促进国防建设的强大动力。    历史实践证明,20世纪60年代前期,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客观紧迫的国家安全需求,决定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必须围绕战备、立足提高反侵略战争能力进行国防建设筹划与实践。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主观认识的片面性,难免造成了一些失误与偏差,但是国防建设的成就与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国防综合威慑力量得到全面提升,成功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为尔后几十年的国防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葛清伟.1960年代前期党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J].党史文苑(学术版),2014(8).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6]毛泽东国防动员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    [7]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吴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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