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了《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以下简称“黄爱国”）一文，文章分“铁腕治干”、“百官共廉”、“民为父母”和“各方评说”四个部分，字数近7000字。该文作者何红卫是一个向来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他原本是想去“找茬”，继续做“争议性报道”，不曾想在采访中却被当事人深深感动，因此破例写出他自认为挖出了“新时期焦裕禄”的典型报道。而参与报道的通讯员刘明达也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也许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
孰料，报道在网络上却遭遇了“口水纷纷”。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很多网民都认为该报道“太肉麻了，受不了”。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还有人给黄爱国以“黄作秀”的“雅号”，一个网名为“无向羊”的天涯网友甚至讥讽道：“为何不在文尾加―――黄爱国书记万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惹人眼球的帖子引来传统媒体的关注。2007年2月9日，《青年周末》刊登《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一文，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激起强烈反响，一篇典型人物报道遭遇“滑铁卢”事件顿时成为一个议论热点。
典型报道遭遇“滑铁卢”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一篇用心而为的典型报道反而会遭遇“滑铁卢”？为什么作者的感受和读者的反应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落差？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采访意图、路径虽正确，但写作硬伤明显
据报道，“黄爱国”的采访还是慎重和深入的。记者何红卫擅长于作批评性、争议性报道。比如1998年，他在《农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披露了发人深思的“董阳事件”，引发了多家媒体对“衡量一位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称职，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大讨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正确评价董阳，合理使用干部。自2003年底起，他听说“黄爱国”这个名字，听说沙洋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些特别。一开始他也是想循着报道董阳等人的思路来报道黄爱国的，以为只要将黄的争议性写出，应该又是一篇不错的报道。但后来在三年多的采访中，他逐渐被黄爱国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事迹感动了。通过采访，他发现自己原来刻意寻找的“争议点”居然“争议”不起来，所接触到的当地人都对黄爱国好评一片，这让他放弃了最初自己设想的“褒贬不一说黄爱国”的思路。他想，这么优秀的干部，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报道其先进事迹呢？于是就有了这篇报道。
笔者认为，记者的质疑精神值得称道。另外他能从实际出发，敏感地发现更具有新闻报道价值的新闻选题，且深入采访，也值得肯定，然而或许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他在写作上“翻了船”，没有能够写出真正让老百姓感到可亲可敬,基层干部感到可信可学的“典型人物”。黄爱国是一位值得报道，但也肯定存在缺点和不足的先进典型人物，问题不在这位被表扬对象，而在记者，是记者没有把这个先进典型人物报道好。
细读“黄爱国”一文，可以发现报道本身的硬伤客观存在，问题就出在写作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认为：“这篇报道给人感觉是泥不够水来凑。在典型事迹的选择和挖掘上不够深入，写得太全面，又想把他写得十全十美，反而容易引起人反感。”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建明也认为，该报道在有些词汇的运用上，陈述不够朴实，有些渲染，比如“百官共廉”这样的20提法就太绝对了。另外就是报道中豪言壮语比较多，被访者对黄爱国的溢美之词也太多，但实质内容并没多少，这些直接引语即使是完全真实的，也容易引起人们“这是吹捧阿谀”的判断，难免会产生“肉麻”的感觉。
2.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
当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家喻户晓，曾深深打动全国人民的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黄爱国”一文是在那个年代推出，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掀起风浪，招致“肉麻”的骂名？应该不会。这跟那个年代高呼“万岁”不会被视为肉麻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近年来我们推出的新典型在“含金量”上也许并不低，关键是人们的心态复杂了。社会有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受众价值取向趋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接收信息和感受典型报道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众心目中的公仆形象也已由“清官标本”和“道德楷模”的情感化，向廉洁守法和能力职责的理性模式转变。因而，再以既往赞歌式的报道模式生搬硬套到现代公仆身上，显然不合时宜。日渐“理性”、“现实”的人们一方面期盼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又不太相信真有这样的好干部。如今只要是廉洁守法，尽职尽责，在人们看来已经称得上是好领导了。因此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黄爱国的报道，受众反倒不容易相信了。
3.典型报道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
如今社会有一种不良风气，即如果媒体颂扬一个人，很多人就会无来由地产生反感心理。这种逆反心理的蔓延，主要跟过去极左年代盛行“假大空”、“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之后患相关，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虚构、拔高的报道伎俩深深地伤害了人们对典型报道的信任。而典型报道本身的那些积弊一直未能根除。于是，典型报道中的程式化和肉麻吹捧也成了一种通病,受众对其早已产生了群体性的“审美疲劳”。而今，“黄爱国”一文遭诟病，读者读而生厌，不足为怪。
典型报道的出路何在
“黄爱国”一文凸现了我国新时期先进典型报道遭遇冷落的危机，其问题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我国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一些共性问题。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何在？
1.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
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最忌不顾典型人物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为宣传需要而胡乱吹捧、摆拍采访对象，把话说得过满过绝，这样，不仅使先进典型人物陷入“温柔的陷阱”而不胜尴尬，深受其苦，而且也使典型报道显得过虚过假，让人不忍卒读。联想到一些先进人物害怕、回避记者报道，问题可能也在这里。
“黄爱国”一文的当事人表示，报道所列举的事例都是真实的,但既然如此，却何以感动不了读者，反惹来一身“骚”？一个主要的问题便是记者话说得过满过绝，没有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使报道缺乏客观性。比如文章说，在沙洋，无论在大街小巷、乡镇村组，都能听到黄爱国亲民爱民的感人故事。坐在牢里的腐败官员说：“要是黄书记早点来沙洋，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我们黄书记在那就好了！整治整治，就不会出这些贪官了！”“与黄书记共事有安全感”，不光不会腐败，而且“在他手下永远不会犯错误”。文章不仅在词汇运用上，过分渲染，豪言壮语迭出，而且被采访对象对黄爱国的溢美之词也太多了，难怪网友毫不客气地批评报道肉麻，有阿谀奉承、以文媚官之嫌。
刘海贵教授认为，典型人物必须要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人物身上的小毛病也不要故意抹掉，这样的人才会让读者信服，像张海迪，就写了她曾经自杀的脆弱一面。而“文革”期间推出的那些“高大全”形象，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善意拔高，把人写成完人的报道，就是表扬失“度”，就是吹捧。所以老百姓看了不但不相信，而且还要骂人。
因此，记者在采写典型人物报道时首先要尊重当事人，要把当事人当“人”来写，而不是当“神”或者“异类”来写，在此前提下客观展现先进典型超越常人的楷模形象，方能令人信服。
2.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
为什么有时读者看虚构小说能看得泪流满面，假戏当真，而对来自生活的典型报道的真实性却时常打个大问号呢？这恐怕跟记者写报道时所运用的叙述手法有关。我们的很多典型报道为了树立先进典型的高大完美形象，经常善意拔高、刻意吹捧，以评论代替真实细节，借下属之口倾泻溢美之词，而恰恰是忘了真实乃新闻之本，需要用事实说话，以故事吸引受众，以真情打动读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表扬对象的评价要多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黄爱国”一文见报时，记者特意辟出一块“各方评说”来颂扬黄爱国，他这种以评论代替事实细节的表达角度值得商榷。而且记者在精选材料、印证己说，让谁站出来说话方面做得不够妥当。网民“文氓”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中发表帖子指出，报道中都是一群在黄爱国身边的人在说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常务副县长、副县长、镇党委书记、财政局长、政协副主席……唯独老百姓的口碑缺失！据说记者的采访是较深入的，连同采访写作，一共花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前后有五个人参与尽心报道，最后却仍顾此失彼，授人以柄。稿子发表后，作者自己也有些懊恼，说是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忽略了这个问题，虽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但由于篇幅有限，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写进去。这里，报社的编辑人员可能也有相应的责任，他们没有向记者提个醒,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3.对“楷模生产模式”应切实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的楷模生产都是应社会需求和宣传需要而行。在一定时期内，要推动某项工作，要弘扬某种精神，要贯彻落实某个政策，中心工作一来，传媒就会纷纷对号找典型，树楷模。于是“记者写出楷模”的树典型模式甚是流行。在“记者写出楷模”的模式下，“楷模”是否真是楷模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要把楷模树起来满足需要，而且楷模能否树起来，不是看楷模的事迹是否过得硬，而是取决于记者手中的一支笔。
“黄爱国”见报后，黄本人保证报道所列举的事例都是事实，也坚称自己并没下令收缴报纸。但依据《青年周末》《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的报道，黄爱国有可能真如《全国属首例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所说，收缴了表扬自己的报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怕形成误解的不自信，或许暗示了“黄爱国”有可能真的不够真实，否则，自己坦坦荡荡，还怕报纸影响上级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看法？当然，“黄爱国”一文到底真实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也不能排除它存在不实的可能性。如果它真有不实，那黄爱国这个典型很可能就是“记者写出楷模”一例。
“楷模是由记者写出来的”，无疑是危险而且极其不公平的：很多虚荣者有可能获得滥竽充数的机会，而更多真正的楷模将默默无闻一辈子。因此，“楷模生产模式”需要回归本位。回归怎样的本位呢？回归“老百姓眼中的楷模”这个本位！在这个本位上，楷模不应该是记者“写”出来的，也不是由宣传需要“应运而生”的，而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百姓认同、讲述出来的，记者所要完成的只是一个转述的工作。这种模式下，真正需要记者去报道的不是“记者眼中的楷模”，而是“百姓眼中的楷模”。百姓的口碑至关重要，只有从百姓声音中树起的楷模才立得真，立得直，立得漂亮，令人信服。而“黄爱国”一文里却并没提到沙洋普通百姓的口碑，构成了一个致命伤。
4.报道先进典型，记者更需坚守职业道德
此次的典型报道遭诟病事件最受伤的要数当事人黄爱国，他不仅没能通过何红卫等人的报道树立起自己的应有形象，反而深受其害。相信从此黄爱国定会引以为戒，对记者多留个心眼，尤其是那些善于妙笔生花的记者。可是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更应该是我们的记者，尤其是那些净喜欢往好里说的“高手”。
这里之所以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是因为时下某些采写先进典型报道的记者确实有悖职业道德，有辱记者的使命。他们为了迎合某些领导“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的“出彩心态”，不惜闭门造车，凭空“挖掘”素材，为了宣传领导、宣传政绩而竭尽鼓吹之能事。
近年来，个别动机不纯的记者又多学了一招：炒作。领导要出名也走炒作这条路，什么人物，什么新闻，在媒体上一炒，不怕不走红，不怕不出名，不怕不吸引眼球。甚至有的记者丧失最起码的是非观，甘为腐败分子的“吹鼓手”，那些极具讽刺意味的、“前腐后继”的“廉政典型”和“廉政语录”，多半是这些“御用文人”的杰作。这类记者全然不顾职业操守，无所谓人格尊严，为达到直接创收、广告提成或其他目的，常常不择手段，还自鸣得意，自以为只要“表扬利剑”在手，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是很可悲的，也是必须切实防范的。
（作者分别为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①邓艳玲：《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青年周末》2007年2月9日
②何红卫、黄朝武等：《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农民日报》2006年12月23日
③张敬伟：《报纸发表表扬稿被封杀的深层思考》，《新快报》2007年2月7日
④舒圣祥：《表扬报道为何被封杀？》，红网2007年2月9日
⑤梁江涛：《大报小报，不如百姓称道》，四川新闻网2007年2月9日
⑥刘洪波：《还要呼唤铁腕人物吗？》，《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0日
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了《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以下简称“黄爱国”）一文，文章分“铁腕治干”、“百官共廉”、“民为父母”和“各方评说”四个部分，字数近7000字。该文作者何红卫是一个向来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他原本是想去“找茬”，继续做“争议性报道”，不曾想在采访中却被当事人深深感动，因此破例写出他自认为挖出了“新时期焦裕禄”的典型报道。而参与报道的通讯员刘明达也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也许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
孰料，报道在网络上却遭遇了“口水纷纷”。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很多网民都认为该报道“太肉麻了，受不了”。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还有人给黄爱国以“黄作秀”的“雅号”，一个网名为“无向羊”的天涯网友甚至讥讽道：“为何不在文尾加―――黄爱国书记万岁！？”
一石激起千层浪，惹人眼球的帖子引来传统媒体的关注。2007年2月9日，《青年周末》刊登《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一文，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激起强烈反响，一篇典型人物报道遭遇“滑铁卢”事件顿时成为一个议论热点。
典型报道遭遇“滑铁卢”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一篇用心而为的典型报道反而会遭遇“滑铁卢”？为什么作者的感受和读者的反应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落差？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采访意图、路径虽正确，但写作硬伤明显
据报道，“黄爱国”的采访还是慎重和深入的。记者何红卫擅长于作批评性、争议性报道。比如1998年，他在《农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披露了发人深思的“董阳事件”，引发了多家媒体对“衡量一位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称职，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大讨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正确评价董阳，合理使用干部。自2003年底起，他听说“黄爱国”这个名字，听说沙洋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些特别。一开始他也是想循着报道董阳等人的思路来报道黄爱国的，以为只要将黄的争议性写出，应该又是一篇不错的报道。但后来在三年多的采访中，他逐渐被黄爱国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事迹感动了。通过采访，他发现自己原来刻意寻找的“争议点”居然“争议”不起来，所接触到的当地人都对黄爱国好评一片，这让他放弃了最初自己设想的“褒贬不一说黄爱国”的思路。他想，这么优秀的干部，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报道其先进事迹呢？于是就有了这篇报道。
笔者认为，记者的质疑精神值得称道。另外他能从实际出发，敏感地发现更具有新闻报道价值的新闻选题，且深入采访，也值得肯定，然而或许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他在写作上“翻了船”，没有能够写出真正让老百姓感到可亲可敬,基层干部感到可信可学的“典型人物”。黄爱国是一位值得报道，但也肯定存在缺点和不足的先进典型人物，问题不在这位被表扬对象，而在记者，是记者没有把这个先进典型人物报道好。
细读“黄爱国”一文，可以发现报道本身的硬伤客观存在，问题就出在写作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认为：“这篇报道给人感觉是泥不够水来凑。在典型事迹的选择和挖掘上不够深入，写得太全面，又想把他写得十全十美，反而容易引起人反感。”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建明也认为，该报道在有些词汇的运用上，陈述不够朴实，有些渲染，比如“百官共廉”这样的20提法就太绝对了。另外就是报道中豪言壮语比较多，被访者对黄爱国的溢美之词也太多，但实质内容并没多少，这些直接引语即使是完全真实的，也容易引起人们“这是吹捧阿谀”的判断，难免会产生“肉麻”的感觉。
2.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
当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家喻户晓，曾深深打动全国人民的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黄爱国”一文是在那个年代推出，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掀起风浪，招致“肉麻”的骂名？应该不会。这跟那个年代高呼“万岁”不会被视为肉麻是同样的道理。其实，近年来我们推出的新典型在“含金量”上也许并不低，关键是人们的心态复杂了。社会有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受众价值取向趋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接收信息和感受典型报道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众心目中的公仆形象也已由“清官标本”和“道德楷模”的情感化，向廉洁守法和能力职责的理性模式转变。因而，再以既往赞歌式的报道模式生搬硬套到现代公仆身上，显然不合时宜。日渐“理性”、“现实”的人们一方面期盼焦裕禄式的人民公仆，另一方面又不太相信真有这样的好干部。如今只要是廉洁守法，尽职尽责，在人们看来已经称得上是好领导了。因此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黄爱国的报道，受众反倒不容易相信了。
3.典型报道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
如今社会有一种不良风气，即如果媒体颂扬一个人，很多人就会无来由地产生反感心理。这种逆反心理的蔓延，主要跟过去极左年代盛行“假大空”、“高大全”式的典型报道之后患相关，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虚构、拔高的报道伎俩深深地伤害了人们对典型报道的信任。而典型报道本身的那些积弊一直未能根除。于是，典型报道中的程式化和肉麻吹捧也成了一种通病,受众对其早已产生了群体性的“审美疲劳”。而今，“黄爱国”一文遭诟病，读者读而生厌，不足为怪。
典型报道的出路何在
“黄爱国”一文凸现了我国新时期先进典型报道遭遇冷落的危机，其问题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我国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一些共性问题。那么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何在？
1.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
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最忌不顾典型人物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为宣传需要而胡乱吹捧、摆拍采访对象，把话说得过满过绝，这样，不仅使先进典型人物陷入“温柔的陷阱”而不胜尴尬，深受其苦，而且也使典型报道显得过虚过假，让人不忍卒读。联想到一些先进人物害怕、回避记者报道，问题可能也在这里。
“黄爱国”一文的当事人表示，报道所列举的事例都是真实的,但既然如此，却何以感动不了读者，反惹来一身“骚”？一个主要的问题便是记者话说得过满过绝，没有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使报道缺乏客观性。比如文章说，在沙洋，无论在大街小巷、乡镇村组，都能听到黄爱国亲民爱民的感人故事。坐在牢里的腐败官员说：“要是黄书记早点来沙洋，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要是我们黄书记在那就好了！整治整治，就不会出这些贪官了！”“与黄书记共事有安全感”，不光不会腐败，而且“在他手下永远不会犯错误”。文章不仅在词汇运用上，过分渲染，豪言壮语迭出，而且被采访对象对黄爱国的溢美之词也太多了，难怪网友毫不客气地批评报道肉麻，有阿谀奉承、以文媚官之嫌。
刘海贵教授认为，典型人物必须要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人物身上的小毛病也不要故意抹掉，这样的人才会让读者信服，像张海迪，就写了她曾经自杀的脆弱一面。而“文革”期间推出的那些“高大全”形象，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善意拔高，把人写成完人的报道，就是表扬失“度”，就是吹捧。所以老百姓看了不但不相信，而且还要骂人。
因此，记者在采写典型人物报道时首先要尊重当事人，要把当事人当“人”来写，而不是当“神”或者“异类”来写，在此前提下客观展现先进典型超越常人的楷模形象，方能令人信服。
2.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
为什么有时读者看虚构小说能看得泪流满面，假戏当真，而对来自生活的典型报道的真实性却时常打个大问号呢？这恐怕跟记者写报道时所运用的叙述手法有关。我们的很多典型报道为了树立先进典型的高大完美形象，经常善意拔高、刻意吹捧，以评论代替真实细节，借下属之口倾泻溢美之词，而恰恰是忘了真实乃新闻之本，需要用事实说话，以故事吸引受众，以真情打动读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表扬对象的评价要多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黄爱国”一文见报时，记者特意辟出一块“各方评说”来颂扬黄爱国，他这种以评论代替事实细节的表达角度值得商榷。而且记者在精选材料、印证己说，让谁站出来说话方面做得不够妥当。网民“文氓”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中发表帖子指出，报道中都是一群在黄爱国身边的人在说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常务副县长、副县长、镇党委书记、财政局长、政协副主席……唯独老百姓的口碑缺失！据说记者的采访是较深入的，连同采访写作，一共花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前后有五个人参与尽心报道，最后却仍顾此失彼，授人以柄。稿子发表后，作者自己也有些懊恼，说是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忽略了这个问题，虽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但由于篇幅有限，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写进去。这里，报社的编辑人员可能也有相应的责任，他们没有向记者提个醒,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3.对“楷模生产模式”应切实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的楷模生产都是应社会需求和宣传需要而行。在一定时期内，要推动某项工作，要弘扬某种精神，要贯彻落实某个政策，中心工作一来，传媒就会纷纷对号找典型，树楷模。于是“记者写出楷模”的树典型模式甚是流行。在“记者写出楷模”的模式下，“楷模”是否真是楷模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要把楷模树起来满足需要，而且楷模能否树起来，不是看楷模的事迹是否过得硬，而是取决于记者手中的一支笔。
“黄爱国”见报后，黄本人保证报道所列举的事例都是事实，也坚称自己并没下令收缴报纸。但依据《青年周末》《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的报道，黄爱国有可能真如《全国属首例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所说，收缴了表扬自己的报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怕形成误解的不自信，或许暗示了“黄爱国”有可能真的不够真实，否则，自己坦坦荡荡，还怕报纸影响上级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看法？当然，“黄爱国”一文到底真实与否我们不得而知，但恐怕也不能排除它存在不实的可能性。如果它真有不实，那黄爱国这个典型很可能就是“记者写出楷模”一例。
“楷模是由记者写出来的”，无疑是危险而且极其不公平的：很多虚荣者有可能获得滥竽充数的机会，而更多真正的楷模将默默无闻一辈子。因此，“楷模生产模式”需要回归本位。回归怎样的本位呢？回归“老百姓眼中的楷模”这个本位！在这个本位上，楷模不应该是记者“写”出来的，也不是由宣传需要“应运而生”的，而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百姓认同、讲述出来的，记者所要完成的只是一个转述的工作。这种模式下，真正需要记者去报道的不是“记者眼中的楷模”，而是“百姓眼中的楷模”。百姓的口碑至关重要，只有从百姓声音中树起的楷模才立得真，立得直，立得漂亮，令人信服。而“黄爱国”一文里却并没提到沙洋普通百姓的口碑，构成了一个致命伤。
4.报道先进典型，记者更需坚守职业道德
此次的典型报道遭诟病事件最受伤的要数当事人黄爱国，他不仅没能通过何红卫等人的报道树立起自己的应有形象，反而深受其害。相信从此黄爱国定会引以为戒，对记者多留个心眼，尤其是那些善于妙笔生花的记者。可是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更应该是我们的记者，尤其是那些净喜欢往好里说的“高手”。
这里之所以把话说得如此难听，是因为时下某些采写先进典型报道的记者确实有悖职业道德，有辱记者的使命。他们为了迎合某些领导“电视上有影、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的“出彩心态”，不惜闭门造车，凭空“挖掘”素材，为了宣传领导、宣传政绩而竭尽鼓吹之能事。
近年来，个别动机不纯的记者又多学了一招：炒作。领导要出名也走炒作这条路，什么人物，什么新闻，在媒体上一炒，不怕不走红，不怕不出名，不怕不吸引眼球。甚至有的记者丧失最起码的是非观，甘为腐败分子的“吹鼓手”，那些极具讽刺意味的、“前腐后继”的“廉政典型”和“廉政语录”，多半是这些“御用文人”的杰作。这类记者全然不顾职业操守，无所谓人格尊严，为达到直接创收、广告提成或其他目的，常常不择手段，还自鸣得意，自以为只要“表扬利剑”在手，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是很可悲的，也是必须切实防范的。
（作者分别为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广西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①邓艳玲：《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青年周末》2007年2月9日
②何红卫、黄朝武等：《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农民日报》2006年12月23日
③张敬伟：《报纸发表表扬稿被封杀的深层思考》，《新快报》2007年2月7日
④舒圣祥：《表扬报道为何被封杀？》，红网2007年2月9日
⑤梁江涛：《大报小报，不如百姓称道》，四川新闻网2007年2月9日
⑥刘洪波：《还要呼唤铁腕人物吗？》，《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