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叩关与闭关：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门口
1、远涉重洋：“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
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 “从新英格兰曲城镇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衬落，那怕有一只能载5个人的单桅帆船，都在作去广州装茶的打算”。《纽约独立报》，1785年5月l 2日。”在“中国皇后号”的带动下，美国社会很快出现厂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华贸易热潮。
2、闭关自守：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除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
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
闭关政策，其中虽不无自卫和防范的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政治上是清朝政府既对西方殖民势力有所疑忌，又对国内民众的反清情绪充满警觉的表现；而在文化上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意识和保守心理的集中表露。一言以蔽之，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政府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 东侵，所采取的一种有限制地对外贸易的政策。
早期的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的。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 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
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
3、鸦片走私 中国禁烟运动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 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二、炮舰与条约：中美不平等关系形成
1、英国侵华 广州美商要求“共同行动”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事态的进展。美国社会各界向政府献策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有居住在本国的，也有居住在中国、英国的；有对中国主战的，也有反对英国侵华的。所有
意见的用意，不外乎为了维护和扩展在华的利益。美国政府汇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制定了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对华政策。
为了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美国政府当局加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美国众议院于1840年1月将在华美商的呈文提出，2月7日又通过一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供如下情报：在华的美国商人情况，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禁烟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否已将封锁中国港口的目的通知美国，英国是否有意对中国政府采取其他行动。于是，在一年之内就有三个报告提交国会讨论，这就是：1840年2月25日国务卿的报告；7月1日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1841年1月25日国务卿的补充报告。这三份报告以及在华美商给国会的呈文，构成了一部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对中美关系有极详细的叙述，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依据。 美国人民有着反殖民主义统治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围绕英国挑起的对华战争，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反英的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国进行世界侵略政策的表现，美国人民不仅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还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痛斥把鸦片“强加于一个不情愿接受的国家乃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亨特氏商人杂志》还撰文称，英国对华战争是“明显地违反国际法”。与此相反，另一种舆论却站在英国一边，其代表人物是当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坤赛·阿当斯（John Q．Adams）。他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说，掩盖英国的侵略实质，公开宣称“英国有正义的理由”，“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即头。”。亚当斯的演说激起反英舆论的指责，《北美评论》的编辑认为亚当斯演说立论荒谬，拒绝刊登他的演说词。亚当斯本人也感到“远非意料所及”。然而，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
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他们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华的美国商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对华贸易是否受到影响，并冀求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1839年，正当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5月25日，在广州的部分美商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国政府：（一）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二）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保护美国利益；（三）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呈文中还详细列举中美一旦谈判时，美国应向中国提出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通商规章、增辟通商口岸、外人侵害华人后的惩处需从轻等项要求。最后，美商们还提醒政府，只要美、英、法各国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沿海，不必进行流血战争，就会从中国政府中“取得适当的谢罪和条约的订定”。报告书上关于美国联合各国共同对华行动这一点，由于过份激烈和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没被政府采纳，而报告书上要求派遣适当海军来华和订约，后来则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可见，这份报告书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相当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1830年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这个月刊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且“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该刊在1839年5月号发表一篇社论，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以整个西方世界来对付中国，或者毋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这篇社论贯串着裨治文联合西方列强、谋取在华利益的思想。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医务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于1839年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林则徐与各国签约以解决中外剑拔弩张的关系。信中说：“目前中外交恶的原因何在？在彼此误解，有什么救治之法呢？两个字可以
概括：订约。各友好国家间都订立了这种条约。”1840年，他带着这些想法回国游说。次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晋谒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并送去一份书面建议：主张美国“应即遣派全权公使到北京”，以便胁迫中国订立一个“光荣的条约”。伯驾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值得从事的事业”。
美国国内如波士顿、撒冷等地的一些商人和船主，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40年4月，他们联名上书国会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与在华美商的报告相比，这份报告显得更为慎重和经过深思熟虑。报告赞同遣派海军到中国的建议，却反对与英国采取共同侵华行动。报告还力劝政府行动审慎，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美国采取与英国同样的对华战争政策？他们认为，反正英国通过侵华战争，取得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在战后也同样必得，那又何苦参与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呢！赞同这种意见的，有当时的美国驻英国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他从英国搜集了大批情报提供给政府，虽然他不指望鸦片战争后会给美国带来贸易增长，但他确信英国所获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也可分享。
美国政府纵观当时的中外形势，汇合各方的意见，终于决定在战争期间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求自身的利益；战后，步英国的后尘，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与英国同等的侵略权益。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在华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宗旨。
2、“武装保侨”加尼率美国舰队来华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华的第一个行动，是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
（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华。1842年这艘名为“星座”号的巡洋舰驶进珠江，直抵黄埔，成为侵入中国内河的第一艘美国军舰。美国政府遣派加尼东来的动机之一，是借口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其实，这样“保侨”毫无必要。
因为战争期间，在华美国人不仅很安全，而且受益匪浅。在中英贸易断绝之际，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以及清政府对“外夷”区别对待的政策，几乎包揽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美商还大力帮助英商运输货物，“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这种做法，既使美商私囊饱满，也帮了英国侵略者的大忙。不仅如此，美国人并没有终止鸦片走私。走私船往往挂起了美国国旗作掩护，它“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这种贸易”。甚至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也从事鸦片贸易。 加尼的海军在无侨可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炫耀声威。加尼重新提出一年前的“薛瑞事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勒索赔偿。1841年，在华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的小艇未悬挂美国国旗，被中国当局误以为英国船而炮击，水手薛瑞死亡。加尼直接向两广总督祁■提出赔偿并惩凶的要求。最后勒索了7800美元的赔偿。
加尼得寸进尺，利用他在华的武力，于1842年10月写信给两广总督祁■，提出美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信中说：“我米利坚国，每年贸易算不得稀少，故敢请朝廷施恩惠顾，商人贸易，容其买卖，即同别国商人一样。”(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63卷。17，)次年初，加尼在给祁■信中，又再次陈述中国给予在华美国人以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声明：“凡皇帝陛下给予他国商人的一切，本国元首也为他的商人作同样的要求。”加尼同时请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议定条约。直至当年4月加尼离华时，美国仍未取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但加尼此举却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
3、顾耆会谈 《望厦条约》确立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创造了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目的的一种范式。用西方
人的话说，就是开创了西方强加于中国“条约制度”的新秩序。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胜利，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共享英国的胜利果实。于是，美国第一个起而效尤，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问题，其对华的外交活动也比以往更加积极。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 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 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 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
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 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
4、修约交涉 中美签署《天津条约》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
为贪得无餍，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12 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一、 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二、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三、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四、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五、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六、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佣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
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5、天国风云 美国从中立走向干涉
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它的爆发立即引起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关注。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其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正是建立起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这不仅让清政府惶恐不安，也让在华各条约列强万分震惊。面对这一陌生的政权，它们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考虑，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应对之策。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美国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关注毫不逊色于英法。1853年4月2日，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便乘“色士奎哈那”号兵舰去天京，这比文翰离沪去天京要早二十天。然而，由于该兵舰载重过大，在吴淞口进入长江航行三十英里就搁浅。马沙利这次天京之行未能如愿，只好垂头丧气地折回上海。虽然此行未果，但足以说明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之深。马沙利在没有能够直接前往天京考察以探明“帝国的分裂”和“新皇朝的建立”的情势之下，他便在文翰从天京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前去拜访，意图从文翰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令他失望的是，文翰只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这样这位公使对太平军的了解便只有通过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了。
在最早来中国的美国人当中，传教士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份子。在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已为顾盛所肯定。这些传教士来华多年，熟悉中
国的语言、风俗，从而使得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相标榜，在定都天京之后又广泛地散发《圣经》和其它宗教小册子，从而使那些不熟悉太平军内幕的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欣喜异常。“很多人都把他们看成是异教东方之中崛起的一个基督教国家，注定要成为亚洲皈依基督教的转变中一个天命的力量”。美国传教士更是“把这场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美好的时代加以欢呼的”。这些对太平军充满赞许和颂扬的言词，传播到美国国内，从而“造成了极有利于太平军的舆情”。不仅如此，在华的美国商人由于普遍不满清政府对他们的贸易限制，也都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胜利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商业利益。上海旗昌洋行的一位职员在1853年3月13日写给美国公使马沙利的信中说：“我希望天德（太平军领袖）能够成功，把当今的朝代推翻。我们的情形绝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坏；而况据说它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显然，这些传教士和商人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鉴于太平天国在南部中国的迅速胜利以及如上所述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马沙利在1853年4月28日致国务卿麻西的报告中也流露出对太平天国必胜的那份信心。“我想我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就我见闻所及，中国的统治已经完全操诸在太平军之手，当今朝代的完全倾覆，革命的胜利成功，是指日可期的”。五个星期以后，他甚至请示国务卿随着太平军的进一步胜利，引起的关税问题应向何方缴纳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的国内政局，尤其对太平军的情况未得到确切的可以依赖制定对华政策的情报，因此美国政府尚无法对马沙利委员的请示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也就表明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能够制定清晰的对华政策。实际上，美国在当时更多地是追随英国的政策，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853年5月，当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能够代替满洲人政府的一个事实政府，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英国政府应该奉行的真正政策是在这
抗衡之间严守中立，除非它直接受到攻击而有直接保护英国利益的必要”。英国的对华政策便是利用中国内战之机，更大范围地扩大其侵略权益。正如英国公使所言：“这次起义所给予列强促进其利益的良好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英国是需要美国给予合作的。它曾建议美国政府颁给它的的公使一份训令，授权他“得会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采取适当方针，以期对于当前危机所给予的机会，得作充分的利用，俾使中华帝国普遍开放给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商业企业”。而美国政府对于英国的请求处置谨慎。一方面，麻西“要求马沙利尽力向这方面做”；另一方面，因为不知英国当局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促成其目的，所以美国政府进一步指示马沙利“没有命令你和他们合作，而只是命令你和他们保持诚挚关系及自由交谈”，并且强调“条约规定必须尊重，不干涉人民和他们统治者间所发生的斗争这项既定的美国政策必须遵守”。这就表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处于矛盾境地：既想同英国保持一致以获得更大利益，又惟恐中国政局的恶化导致英国采取强硬措施实现其目的，从而束缚美国的手脚。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此时还很模糊，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即“保持中立”，却无更多实际的内容和具体的步骤。
然而马沙利并没有很好地遵循美国政府指示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训令。事实上马沙利对太平天国是抱有敌视的。马沙利在来华之初便指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撑中国”即支持“帝国政府”。1853年，马沙利在会见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修约时表示：“只要中国皇帝宣布中国境内宗教思想信仰自由，允许一切与中国订有友好通商条约的外国人在全中国一切地方自由出入”，美国就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同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英、美两国在上海海关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即宣布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期间，英、美领事代帝国政府向英、美商人征税，所得税款由领事代管。可是英、美两国采用的方法不同。英国领事只要求商人开具期票，交领事馆收执，至于是否兑付则由英国伦敦外交
部裁决。而美国人则奉命以现金在领事馆缴税。“这样一来虽将美国人置于吃亏的地位，但是却使马沙利委员得以贯彻他的政策，支持帝国当局并防止可能踵随太平天国的成功而来的帝国的瓦解”。马沙利的这种政策很显然遭致美国商人的反对，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美国总统皮尔斯鉴于“马沙利先生在中国事务中的行动，引起了内阁的不快和麻烦”，不得不作出撤换马沙利而代之以麦莲作为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这种实际上支持清政府的政策最终导致他“下野”，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当时美国国内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希望，也表明了美国的“中立”政策的天平是偏向于太平军的。
鉴于其前任马沙利的教训，麦莲在来华之后采用了不表露自己倾向，而既与太平天国接触，又和清政府交往的“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由于中、美两国相距甚远，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因此，麦莲在来华之前，被“授予广泛的自由决定问题的权力”。同时指示他：“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如果成功，国家政权转入他人的手中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的范围以内，你要承认事实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地位对待它”。这也就是要求麦莲在时机成熟时，承认太平天国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麦莲在抵达中国之后，认为有必要亲访天京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并且把他要访问天京的消息通知了上海的清政府官员。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掌握太平军的第一手资料，以制定应对之策；二是可以以此来向清政府示好，并“绵里藏针”，威慑清政府，迫其作出更多的让步。果不其然，当清朝官员接到麦莲意欲前往天京的通知后，连呼“米酋恭顺”。据1854年5月17日江苏巡抚许乃钊奏称：“据麦酋面称，各国仰蒙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国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实深感戴”。当小刀会起义攻占上海时，“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深惭愧，甚至物议沸腾，而米国实无助贼之心”，以此来表示对清政府的友好，欲图取利益。
1854年5月21日，麦莲乘“色士奎哈那”号，自吴淞泊地启程，并于25日
到达镇江。因未事先周知，故遭到太平守军炮击。麦莲恼羞成怒，让杜耳、裨治文等人登岸与太平军官员会晤，并呈递以舰长布嘉南的名义给太平军的照会。这份照会中要求太平军解释开炮原因，并要太平军认错，否则就要报复;并声称要启程前往天京，将在此所受侮辱，直达太平天国国主。这份照会语气强硬且无视太平天国主权。5月27日，该军舰到达天京城外江面，并向太平军呈送照会。但由于太平军将领未能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辩”思想，仍视美国为“进贡的藩属”，准其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永沐天朝恩泽。这就让美国公使大失所望。于是麦莲于5月31日离开天京溯江西上，一直到达芜湖。6月2日，“色士奎哈那”号回航东返并于4日下午到达上海。麦莲回到上海之后便叫嚣：“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语是欲与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 其为订立条约之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纠正这一点”。
虽然麦莲此行让他有受辱的感觉，但他掌握了一些有关太平军的真实情况。在这半个月时间里，“色士奎哈那”号军舰上的美国人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太平军的情报。在这其中，传教士利用其熟悉环境，通晓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情报时，“功勋卓著”。麦莲在回到上海后，结合传教士裨治文和克博松以及另一位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的意见后，向国务卿麻西发出一份《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在这份冗长的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美国政府应对太平天国所采取的政策。他认为：太平天国“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如果他们取得了政治权力的话，那么，无可怀疑，在平等基础下进行交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指出“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是：一个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必须保持，直到战斗的双方之一取得了一个优势”。但是这种“中立”政策并不是等闲视之，袖手旁观，而是“我们要准备利用现在的危机，扩大我们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可以见得，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静观事态发展，利用中国的危机局面，坐收利益。这不仅可以使美国在华政策中保持主动，同时可以利用中国的动荡时局，
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玩弄权谋，以确保美国在华原有的条约利益的维持和进一步扩大。由于对太平天国的实际考察，认识到这样一个农民政权不可能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有利。故而，此时的“中立”政策已经回到了马沙利时期的老路上去了即这种政策开始倾向于维持清政府政权的稳定。此后，麦莲把注意点放到了联合英、法与清政府谈判“修约”的交涉之中。列强在与清政府的长期交往中得出结论：“中国人除非在强力压迫下，没有一点修正条约的意思，尤其没有要对政府或商业利益集团作重大让步的意思”。因此美国便利用被清政府视为“肘腋之患”的太平天国作为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麦莲提出，如果清政府满足其“修约”的要求，便“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如若不允，美国政府将“无差别地与任何和所有中国人进行贸易”，也就是说，美国将会与太平天国进行贸易，发展关系。这种威逼利诱手法，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和狡狤嘴脸。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由于美国政府对其性质和具体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无法一开始就制定出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认识的深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逐渐成型。所以这一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探索酝酿到初步完成的时期，也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考验期。美国政府“中立”政策的跷跷板由太平天国一端转移到清政府一端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阶级本质。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一、叩关与闭关：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门口
1、远涉重洋：“中国皇后号”首航黄埔港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第一艘远航中国的美商船“中国皇后”号，满载着人参、毛皮、羽纱、棉花、铅等货品，从纽约港起航了。商船绕好望角，经印度洋，行程20900公里，于8月28日驶抵广州。售完货后，它购进茶叶、丝绸、瓷器等，沿原航线返回，于1785年5月10日到达纽约。从此，为浩瀚的太平洋分隔在东西两半球的两个国家建立起了贸易关系。
为什么在美国于1783年9月刚刚赢得独立后，美国商人就远渡重洋，来华贸易呢？
早在美国独立前，北美地区和中国便有了贸易关系，中国的茶叶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的瓷器也已进入普通人家。但当时北美大陆的贸易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不能直接进行对华贸易，经过长期的（1776-1783）艰苦的独立战争，北美十三州赢得了自由，但新诞生的合众国面积仅仅3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00万，这个松散的联邦面临着国库空虚，财政竭蹶的严重困难。英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国，对美国货物课以高额关税，不许其船只驶入加拿大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法国、西班牙等也对美国实行贸易歧视；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市场又十分狭小，所有这些情况迫使美国商人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东方，首先是中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共投资12万美元，利润达3.7万多美元，为本钱的25%。它的首航成功表明，一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为东方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作为平等的贸易伙伴所接受，这就为急于开拓对外贸易的美国商人展示了一个赢利的航向，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各界视为一件大事。纽约各报竟相报导“中国皇后”
号首航成功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该船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写了一个关于此次驶华的详细报告，交给了外交部长约翰·杰依，报告被转交给国会，并受到褒扬。“中国皇后”号首航成功燃起了新英格兰商人开拓东方市场，追逐利润的强烈愿望， “从新英格兰曲城镇到纽约和费城，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与中国的贸易”，“每一个沿海小衬落，那怕有一只能载5个人的单桅帆船，都在作去广州装茶的打算”。《纽约独立报》，1785年5月l 2日。”在“中国皇后号”的带动下，美国社会很快出现厂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华贸易热潮。
2、闭关自守：清政府实行公行制度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就极力想打开闭关销国的中国门户，但是长期与世界割绝的清政府并不想急于同世界来往，在他们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天朝大国"，其国内无所不有，不需要借助于外国，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外国的“体恤之恩”，相反地由于民众与外界的接触，还会造成反对清王朝势力的增长，自然清政府反对打开国门。
为了限制外国商人，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除此外，清政府还设立了"公行制度"，规定外商来华办理贸易和其它事务，均须经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来进行。"公行"制度由来已久，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设有专门机构，即"市舶司"来管理和经营。后来对外贸易发展了，这种由中国官吏直接与外商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就不适用了，于是废除这种制度，改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种机构被称为"牙行""洋行"。到了十八世纪初，各洋行商人为了避免彼此间的竞争，就联合组成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一切进出口贸易都由公行统一经营。公行通称十三行（最多时达到二十六家，最少时只有四家，并非固定十三家）。它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公行首先是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出口货物，均由其承
销。由中国内地出口的货物由其代销，并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它还代替清政府执行政治方面的职权，外商来华贸易应缴纳船钞货税，均由其经手，即所谓"承保税饷"。此外，它还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外交事宜。外商是不准与官吏直接交往的，一切命令，文书均须由公行转达，所以公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两种性质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公行制度实际上是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实行的—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制度。
闭关政策，其中虽不无自卫和防范的因素，但从本质上看，这一政策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在政治上是清朝政府既对西方殖民势力有所疑忌，又对国内民众的反清情绪充满警觉的表现；而在文化上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天朝意识和保守心理的集中表露。一言以蔽之，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封建政府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 东侵，所采取的一种有限制地对外贸易的政策。
早期的中美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开的。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贸易仍有迅速发展，1792年后，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9世纪上半期，美国对传统贸易仅次于对英、法、古巴的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居第四位。据清朝文献记载，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54年间，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为4519艘。其中1/4（1150艘）为美国商船。2 在广州从事贸易的美国商号有九个，占外国商号总数1/6，其中最大商号早期是珀金斯公司，19世纪20年代后是旗昌洋行。这一时期中国输美的主要商品是茶叶、生丝和丝绸、土布，美国输华的货物有运自本国和北美大陆的土特产，如人参、皮毛和棉花，还有从欧洲贩运来的工业制品，如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
中美贸易对两国是互利的，它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资金，也为中国提供了硬通货。美国商人从对华贸易中发了财，大多数美国商人对广州贸易能使他
们有机会发一笔小财表示满意，他们便把商业资本的部分或全部转化为工业资本，投资于国内工矿铁路各业，或从事金融、房地产事业。珀金斯的助手及公司代理人约翰·顾新1803年到广州主持生意，1831年带着近100万美元回国。美商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在1800年到1809年从广州贸易中获利50万美元，其中大部投资于曼哈顿的地产业。北美在殖民地时期，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工业品多依赖进口。独立后，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品可供出口。因此在早期中美贸易中，中国一直享有顺差，美商主要用白银支付逆差，从而使中国得到相当多的硬通货。据统计。1805至1833年间美国输华货物总值为50294001美元，白银为89,447,817美元，为货物总值的1倍多。
3、鸦片走私 中国禁烟运动
为了牟取高额利润，减少贸易逆差，美商从19世纪初开始贩卖鸦片。鸦片毒害人们身心健康，清政府是在1729年就明令查禁，以后又一再重申不得进口。但清政府愈禁，走私鸦片的非法利润也就愈高。起先是葡萄牙、荷兰商人从事这一罪恶勾当，后来英商成为主要鸦片走私者。美商走私鸦片大约始自1805-1806年间。因为是走私，人们无从得知其确切数额。有的资料表明，1816-1833年间美商走私鸦片总额6,495,901美元。约为输华货物总值42,705,871美元的13%。 美商的鸦片走私活动是早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污点。
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间存在着贸易和文化交往，但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虽然早在1786年就委派了驻广州领事，但根据政府的规定，领事没有与所在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清政府也不承认各国领事具有外交官身份，而只把他们当作各国商人的首领，让他们与行商而不是官府打交道，因此美国领事从未起过外交官的作用。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是山茂召，这一职位是为酬偿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劳的荣誉职衔。到1840年美国领事先后换过六个，都是商人兼任，均无薪金，国务院从未向他们下达训令，他们也很少向国务院汇报情况。
这一时期在美国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一般都能得到公平处理。较之英国商人，美商也比较守法；而一旦他们触犯了中国刑律，便受中国法律制裁。1821年的特拉诺瓦事件就是一例。特拉诺瓦是美国商船“艾米里”号上的意大利籍水手。1821年9月25日他与卖水果的中国妇女郭梁氏发生口角，用船中瓦缸击伤郭梁氏头部，使其落水身亡。番禺知县传美国领事和该船船长共同验尸，并要求交出凶手受审。美国领事起先不肯，地方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命令停止所有美国船只的交易。美商震惊，被迫交出犯人。特拉诺瓦按清律处死。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保护美商的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1819年，广州蛋民（水上居民）李奉广勾结一伙人抢劫美国商船，打死5名美国人。广州当局立即将犯人捉拿归案，分别处斩。
总之，经济上互利、政治上平等是早期中美关系的主流，但是，美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扩张欲望与清朝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力图与世隔绝的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深刻冲突，已经孕育着改变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因素。
二、炮舰与条约：中美不平等关系形成
1、英国侵华 广州美商要求“共同行动”
自从英国在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中国便进入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条约体系”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武力威胁、侵略战争或其他手段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事态的进展。美国社会各界向政府献策者亦不乏其人。其中有官方人士，也有民间人士，有居住在本国的，也有居住在中国、英国的；有对中国主战的，也有反对英国侵华的。所有
意见的用意，不外乎为了维护和扩展在华的利益。美国政府汇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制定了适应美国资产阶级需要的对华政策。
为了作出有利于美国的抉择，美国政府当局加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鸦片战争迫在眉睫之际，美国众议院于1840年1月将在华美商的呈文提出，2月7日又通过一决议，要求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供如下情报：在华的美国商人情况，中美贸易情况，中国禁烟对美国贸易的影响，英国政府是否已将封锁中国港口的目的通知美国，英国是否有意对中国政府采取其他行动。于是，在一年之内就有三个报告提交国会讨论，这就是：1840年2月25日国务卿的报告；7月1日财政部部长关于中国贸易的报告；1841年1月25日国务卿的补充报告。这三份报告以及在华美商给国会的呈文，构成了一部中美关系的官方文书。这些文书对中美关系有极详细的叙述，为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依据。 美国人民有着反殖民主义统治的优良传统。他们对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围绕英国挑起的对华战争，美国国内出现一股反英的舆论，认为这场战争，是英国进行世界侵略政策的表现，美国人民不仅谴责英国的侵略行径，还谴责罪恶的鸦片贸易，痛斥把鸦片“强加于一个不情愿接受的国家乃是不义之举”，“是违反独立的美国精神的”。《亨特氏商人杂志》还撰文称，英国对华战争是“明显地违反国际法”。与此相反，另一种舆论却站在英国一边，其代表人物是当时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坤赛·阿当斯（John Q．Adams）。他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上发表演说，掩盖英国的侵略实质，公开宣称“英国有正义的理由”，“鸦片问题不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原因是即头。”。亚当斯的演说激起反英舆论的指责，《北美评论》的编辑认为亚当斯演说立论荒谬，拒绝刊登他的演说词。亚当斯本人也感到“远非意料所及”。然而，美国国内的反英情绪最终未能成为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因素。
在华的美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外交人员，他们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报告成了美国制订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华的美国商人最为关心的是他们的对华贸易是否受到影响，并冀求美国政府能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在华的商业利益。1839年，正当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5月25日，在广州的部分美商便联名上书国会，建议美国政府：（一）委派一个商务代表前来中国议定商约；（二）派遣一支适当的海军到中国保护美国利益；（三）联合英、法、荷等国，采取共同行动。呈文中还详细列举中美一旦谈判时，美国应向中国提出外国使节驻北京、确定税则、通商规章、增辟通商口岸、外人侵害华人后的惩处需从轻等项要求。最后，美商们还提醒政府，只要美、英、法各国派一支海军到中国沿海，不必进行流血战争，就会从中国政府中“取得适当的谢罪和条约的订定”。报告书上关于美国联合各国共同对华行动这一点，由于过份激烈和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没被政府采纳，而报告书上要求派遣适当海军来华和订约，后来则为美国政府所采纳。可见，这份报告书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相当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1830年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在广州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这个月刊的目的不在于传播上帝“福音”，它将使“并非主要关心宗教事务的读者发生兴趣”，而且“在外国人当中传播有关中国的资料”。该刊在1839年5月号发表一篇社论，呼吁殖民国家“不应当各行其是”不应当“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而应当“以整个西方世界来对付中国，或者毋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这篇社论贯串着裨治文联合西方列强、谋取在华利益的思想。
第一位来华的美国医务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于1839年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力劝林则徐与各国签约以解决中外剑拔弩张的关系。信中说：“目前中外交恶的原因何在？在彼此误解，有什么救治之法呢？两个字可以
概括：订约。各友好国家间都订立了这种条约。”1840年，他带着这些想法回国游说。次年1月，伯驾赴华盛顿晋谒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随即又晋谒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并送去一份书面建议：主张美国“应即遣派全权公使到北京”，以便胁迫中国订立一个“光荣的条约”。伯驾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值得从事的事业”。
美国国内如波士顿、撒冷等地的一些商人和船主，他们在对华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840年4月，他们联名上书国会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与在华美商的报告相比，这份报告显得更为慎重和经过深思熟虑。报告赞同遣派海军到中国的建议，却反对与英国采取共同侵华行动。报告还力劝政府行动审慎，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为什么他们不主张美国采取与英国同样的对华战争政策？他们认为，反正英国通过侵华战争，取得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在战后也同样必得，那又何苦参与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呢！赞同这种意见的，有当时的美国驻英国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他从英国搜集了大批情报提供给政府，虽然他不指望鸦片战争后会给美国带来贸易增长，但他确信英国所获得的在华权益，美国也可分享。
美国政府纵观当时的中外形势，汇合各方的意见，终于决定在战争期间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利用英国侵华之机，谋求自身的利益；战后，步英国的后尘，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与英国同等的侵略权益。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在华活动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宗旨。
2、“武装保侨”加尼率美国舰队来华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华的第一个行动，是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
（Lawrence Kearny）率领东印度舰队来华。1842年这艘名为“星座”号的巡洋舰驶进珠江，直抵黄埔，成为侵入中国内河的第一艘美国军舰。美国政府遣派加尼东来的动机之一，是借口保护美国公民的利益。其实，这样“保侨”毫无必要。
因为战争期间，在华美国人不仅很安全，而且受益匪浅。在中英贸易断绝之际，美国利用“中立”地位，以及清政府对“外夷”区别对待的政策，几乎包揽了广州的进出口贸易。美商还大力帮助英商运输货物，“每一种能够浮得起的船只，都硬被投入服务。”这种做法，既使美商私囊饱满，也帮了英国侵略者的大忙。不仅如此，美国人并没有终止鸦片走私。走私船往往挂起了美国国旗作掩护，它“正被广泛地利用来包庇鸦片走私”，“美国公民，即使不是以公司身份，至少也是以个人身份积极从事这种贸易”。甚至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也从事鸦片贸易。 加尼的海军在无侨可保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炫耀声威。加尼重新提出一年前的“薛瑞事件”，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勒索赔偿。1841年，在华的美国商船“马礼逊”号的小艇未悬挂美国国旗，被中国当局误以为英国船而炮击，水手薛瑞死亡。加尼直接向两广总督祁■提出赔偿并惩凶的要求。最后勒索了7800美元的赔偿。
加尼得寸进尺，利用他在华的武力，于1842年10月写信给两广总督祁■，提出美国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信中说：“我米利坚国，每年贸易算不得稀少，故敢请朝廷施恩惠顾，商人贸易，容其买卖，即同别国商人一样。”(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63卷。17，)次年初，加尼在给祁■信中，又再次陈述中国给予在华美国人以最惠国待遇的必要，声明：“凡皇帝陛下给予他国商人的一切，本国元首也为他的商人作同样的要求。”加尼同时请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议定条约。直至当年4月加尼离华时，美国仍未取得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协议，但加尼此举却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
3、顾耆会谈 《望厦条约》确立不平等条约
1842年8月，英国威逼清政府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创造了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而达到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目的的一种范式。用西方
人的话说，就是开创了西方强加于中国“条约制度”的新秩序。面对着英国侵略者的胜利，美国迫不及待地要求共享英国的胜利果实。于是，美国第一个起而效尤，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问题，其对华的外交活动也比以往更加积极。美国政府紧接着采取了行动。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情况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顾盛于1842年12月27日写信给泰勒总统，建议遣使赴华，与中国订立与《南京条约》相类似的条约。泰勒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委任顾盛为赴华特命全权大使。1843年5月8日，国务卿韦伯斯特根据从事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训令顾盛来华获得英国人已经取得的全部利益，并指示他迳直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交上总统国书。
顾盛于1843年7月31日离华盛顿，翌年2月24日到澳门。清政府认为“各国纷纷请觐”、“与旧制有乖”，拒绝他进京。顾盛威胁广东巡抚说：“按西洋诸国成规，若不款外国使臣，即是欺藐其国，是与人以出师之名矣”，6 他还命令美国军舰“没兰地湾”号闯过虎门，开到黄埔，借口鸣礼炮，进行恫吓。清政府无奈，派出新任两广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澳门与顾盛谈判。对顾盛来说，进京或威胁进京是顺利订约的手段，而耆英却把维护清朝的“定制”、阻止顾盛进京作为他谈判的主要目的，因此对顾盛提出的条件几乎无不相从，经过半个月的交涉，耆英和顾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订立条约34款。7 耆英认为《望厦条约》“大致尚与新定章程[指《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约略相仿”，“似与通商大局无碍”，8 实际上，美国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取得了中美条约中除割地、赔款的种种特权，此外还获得了更多的权益。顾盛自诩有16处超过了中英条约。这些新的权益主要是：
1. 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规定，无论美侨之间，美侨与中国人，还是美侨与其他外籍侨民的诉讼案件，均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美国人在中国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了，这是对中国司法权的严重侵犯。
2. 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要修订关税率（《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定税率为值百抽五），“须与合众国领事管官议允”，美国据此取得了参与确定中国关税的特权。
3. 侵犯中国领海权。条约给予美国兵舰到各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的特权，中国官员非但不能管辖，还要“以平行之礼相待”，这样美国军舰便可以在中国领海自由游弋，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
4. 文化方面的特权。条约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开办医院，设立教堂，为美国在中国进行文化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并成为列强进一步勒索的先导。
在顾盛谈判《望厦条约》时，传教士裨治文和伯驾不仅为之充当翻译，而且为之出谋划策。顾盛初到澳门时，他们就对顾盛说，在中国人“没有同外国人较量的愿望或打算时，威胁是有效的”，以此帮助顾盛确定其谈判战略。顾盛感谢裨治文和伯驾对他的帮助，赞赏他们“对中国有广博和准确的知识”、“功勋卓著，值得称赞”。9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在1846到1857年间先后六次让伯驾负责公使馆工作。
《望厦条约》的订立使中美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不能不给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浓重的阴影。
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以后，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中美贸易从1845年的950万美元增加到1860年的2,250万美元，其间美国对华输出增加了3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使中国小农业和家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冲击。中国土布原是欧美市场上的抢手货，1820年以前每年从广州大量出口。随着美国马萨诸塞州纺织中心的逐步建立以及英国纺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土布出口逐渐减少。到了19世纪40年代，棉织品成为美国输华最主要的工业品，美国出口的棉布有1/3到了中国市场。这就使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本来很发达的
棉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手纺车和手织机竞争不过纺织机械，中国社会自然经济解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美国在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也发展起来。1842到1847年间，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共54人，其中美国传教士39人。截止185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共88人。10 他们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厂，印刷宗教宣传品，创办学院、医院，为以后传教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外国开始根据不平等条约在通商口岸划定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即租界。租界首先在对外贸易中心上海出现。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为首的美国圣公会教士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建造教堂，美国侨民也纷纷在那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文惠廉经与上海道台一再交涉，后者才允以该地作为美国人居留地，1863年6月才正式划定了界址。9月，上海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英美领事攫取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警卫权、司法权，两国并在租界驻扎武装部队，使之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的“国中之国”。
4、修约交涉 中美签署《天津条约》
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政府认为这是坐收渔利的好机会。英法侵略军于1857年底占领广州后，美使列卫廉同英法俄使一起从广州北上。英法联军于1858年5月攻下大沽炮台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并分别于6月26、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美使北上的目的原是为了修改《望厦条约》，要求赔偿美侨生命财产损失。清政府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企图联俄美以制英法。美国公使则利用清政府的幻想，诱使清政府在与英法订约之前（6月13日）订立了中美《天津条约》。事实使直隶总督谭廷襄认识到，“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强弱不同，其
为贪得无餍，则均归一辙”，桂良等更报告说：美使“语言傲慢，借英夷为恐吓„„不过欲享渔人之利”。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坚持要在北京换约，并于1859年6月再次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受到守军坚决抵抗。当时在场的美国舰队司令官达底拿看到英法舰队受挫，不禁高呼：“血浓于水”，并称他不能“坐视白种人在他的眼前被屠杀”，指挥美舰向大沽炮台开炮，并援救受伤的英国士兵。12 英法政府恼羞成怒，增派远征军来华，攻陷大沽，进犯北京，焚烧圆明园，最后于1860年10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清政府给予一国的权利，其他国家亦得均沾，因此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这一系列条约，除了个别特殊规定（赔款、边界）外，其他利权都是各国共同享受的。它们主要是：
一、 允准各国公使驻北京，为各国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并进而控制这个政府提供了方便。
二、规定新开沿海七口（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和长江四口（镇江、南京、九江、汉口），使通商港口增加到16个。
三、赋予英国人“帮办税务”的特权，使海关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条约还规定子口税率为值百抽2.5。
四、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五、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传教。
六、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毫无禁阻”，从而使外国侵略者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合法化。美国由于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急需大批劳工。而当时美国东西海岸间交通不便，金矿投资商人要雇佣东岸白人，需要用船把他们绕南美极端运到东岸，不如利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苦力来得便宜和快捷。华工从1854年开始潮涌而来，光这一年就有1.3万人。这些华工受到中
间人的拐骗、利诱，甚至被强行捉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签订自卖身契，约定一定年限，待旅费和人头税等代支全部抵消后，方能自由行动。旅途中他们拥挤在肮脏的船舱，伙食败缺，长途颠簸，有病不得治疗，死于旅途者为数不少。抵岸后，他们被分派至荒野矿场，终日辛劳，在恶劣的条件下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受到矿主敲骨吸髓的剥削。
5、天国风云 美国从中立走向干涉
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它的爆发立即引起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关注。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其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正是建立起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这不仅让清政府惶恐不安，也让在华各条约列强万分震惊。面对这一陌生的政权，它们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考虑，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应对之策。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美国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关注毫不逊色于英法。1853年4月2日，新任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便乘“色士奎哈那”号兵舰去天京，这比文翰离沪去天京要早二十天。然而，由于该兵舰载重过大，在吴淞口进入长江航行三十英里就搁浅。马沙利这次天京之行未能如愿，只好垂头丧气地折回上海。虽然此行未果，但足以说明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关切之深。马沙利在没有能够直接前往天京考察以探明“帝国的分裂”和“新皇朝的建立”的情势之下，他便在文翰从天京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前去拜访，意图从文翰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令他失望的是，文翰只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这样这位公使对太平军的了解便只有通过在华的传教士和商人了。
在最早来中国的美国人当中，传教士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份子。在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已为顾盛所肯定。这些传教士来华多年，熟悉中
国的语言、风俗，从而使得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由于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相标榜，在定都天京之后又广泛地散发《圣经》和其它宗教小册子，从而使那些不熟悉太平军内幕的大多数西方传教士欣喜异常。“很多人都把他们看成是异教东方之中崛起的一个基督教国家，注定要成为亚洲皈依基督教的转变中一个天命的力量”。美国传教士更是“把这场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一个崭新的和更加美好的时代加以欢呼的”。这些对太平军充满赞许和颂扬的言词，传播到美国国内，从而“造成了极有利于太平军的舆情”。不仅如此，在华的美国商人由于普遍不满清政府对他们的贸易限制，也都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胜利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商业利益。上海旗昌洋行的一位职员在1853年3月13日写给美国公使马沙利的信中说：“我希望天德（太平军领袖）能够成功，把当今的朝代推翻。我们的情形绝不会变得比现在更坏；而况据说它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显然，这些传教士和商人的带有倾向性的言论必然会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鉴于太平天国在南部中国的迅速胜利以及如上所述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马沙利在1853年4月28日致国务卿麻西的报告中也流露出对太平天国必胜的那份信心。“我想我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就我见闻所及，中国的统治已经完全操诸在太平军之手，当今朝代的完全倾覆，革命的胜利成功，是指日可期的”。五个星期以后，他甚至请示国务卿随着太平军的进一步胜利，引起的关税问题应向何方缴纳的问题。
由于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的国内政局，尤其对太平军的情况未得到确切的可以依赖制定对华政策的情报，因此美国政府尚无法对马沙利委员的请示给予明确的答复。这也就表明当时美国政府还没有能够制定清晰的对华政策。实际上，美国在当时更多地是追随英国的政策，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853年5月，当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能够代替满洲人政府的一个事实政府，似乎还没有建立起来；英国政府应该奉行的真正政策是在这
抗衡之间严守中立，除非它直接受到攻击而有直接保护英国利益的必要”。英国的对华政策便是利用中国内战之机，更大范围地扩大其侵略权益。正如英国公使所言：“这次起义所给予列强促进其利益的良好机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英国是需要美国给予合作的。它曾建议美国政府颁给它的的公使一份训令，授权他“得会同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采取适当方针，以期对于当前危机所给予的机会，得作充分的利用，俾使中华帝国普遍开放给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商业企业”。而美国政府对于英国的请求处置谨慎。一方面，麻西“要求马沙利尽力向这方面做”；另一方面，因为不知英国当局究竟采取何种方式促成其目的，所以美国政府进一步指示马沙利“没有命令你和他们合作，而只是命令你和他们保持诚挚关系及自由交谈”，并且强调“条约规定必须尊重，不干涉人民和他们统治者间所发生的斗争这项既定的美国政策必须遵守”。这就表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处于矛盾境地：既想同英国保持一致以获得更大利益，又惟恐中国政局的恶化导致英国采取强硬措施实现其目的，从而束缚美国的手脚。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此时还很模糊，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即“保持中立”，却无更多实际的内容和具体的步骤。
然而马沙利并没有很好地遵循美国政府指示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训令。事实上马沙利对太平天国是抱有敌视的。马沙利在来华之初便指出“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支撑中国”即支持“帝国政府”。1853年，马沙利在会见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修约时表示：“只要中国皇帝宣布中国境内宗教思想信仰自由，允许一切与中国订有友好通商条约的外国人在全中国一切地方自由出入”，美国就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同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英、美两国在上海海关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即宣布上海海关不能行使权力期间，英、美领事代帝国政府向英、美商人征税，所得税款由领事代管。可是英、美两国采用的方法不同。英国领事只要求商人开具期票，交领事馆收执，至于是否兑付则由英国伦敦外交
部裁决。而美国人则奉命以现金在领事馆缴税。“这样一来虽将美国人置于吃亏的地位，但是却使马沙利委员得以贯彻他的政策，支持帝国当局并防止可能踵随太平天国的成功而来的帝国的瓦解”。马沙利的这种政策很显然遭致美国商人的反对，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美国总统皮尔斯鉴于“马沙利先生在中国事务中的行动，引起了内阁的不快和麻烦”，不得不作出撤换马沙利而代之以麦莲作为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这种实际上支持清政府的政策最终导致他“下野”，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当时美国国内对太平天国运动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希望，也表明了美国的“中立”政策的天平是偏向于太平军的。
鉴于其前任马沙利的教训，麦莲在来华之后采用了不表露自己倾向，而既与太平天国接触，又和清政府交往的“双管齐下”的“两面手法”。由于中、美两国相距甚远，在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因此，麦莲在来华之前，被“授予广泛的自由决定问题的权力”。同时指示他：“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如果成功，国家政权转入他人的手中的话，在你自由处理权的范围以内，你要承认事实上的政府，并以这个国家现有政府地位对待它”。这也就是要求麦莲在时机成熟时，承认太平天国是一个“事实上的政府”。麦莲在抵达中国之后，认为有必要亲访天京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并且把他要访问天京的消息通知了上海的清政府官员。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掌握太平军的第一手资料，以制定应对之策；二是可以以此来向清政府示好，并“绵里藏针”，威慑清政府，迫其作出更多的让步。果不其然，当清朝官员接到麦莲意欲前往天京的通知后，连呼“米酋恭顺”。据1854年5月17日江苏巡抚许乃钊奏称：“据麦酋面称，各国仰蒙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国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实深感戴”。当小刀会起义攻占上海时，“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深惭愧，甚至物议沸腾，而米国实无助贼之心”，以此来表示对清政府的友好，欲图取利益。
1854年5月21日，麦莲乘“色士奎哈那”号，自吴淞泊地启程，并于25日
到达镇江。因未事先周知，故遭到太平守军炮击。麦莲恼羞成怒，让杜耳、裨治文等人登岸与太平军官员会晤，并呈递以舰长布嘉南的名义给太平军的照会。这份照会中要求太平军解释开炮原因，并要太平军认错，否则就要报复;并声称要启程前往天京，将在此所受侮辱，直达太平天国国主。这份照会语气强硬且无视太平天国主权。5月27日，该军舰到达天京城外江面，并向太平军呈送照会。但由于太平军将领未能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辩”思想，仍视美国为“进贡的藩属”，准其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永沐天朝恩泽。这就让美国公使大失所望。于是麦莲于5月31日离开天京溯江西上，一直到达芜湖。6月2日，“色士奎哈那”号回航东返并于4日下午到达上海。麦莲回到上海之后便叫嚣：“这些统治天下的自尊自大语是欲与外国通商的宗旨不符的。„„ 其为订立条约之障碍可以断言，是故各条约国应速纠正这一点”。
虽然麦莲此行让他有受辱的感觉，但他掌握了一些有关太平军的真实情况。在这半个月时间里，“色士奎哈那”号军舰上的美国人利用各种手段搜集太平军的情报。在这其中，传教士利用其熟悉环境，通晓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情报时，“功勋卓著”。麦莲在回到上海后，结合传教士裨治文和克博松以及另一位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的意见后，向国务卿麻西发出一份《访问太平天国的报告》。在这份冗长的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美国政府应对太平天国所采取的政策。他认为：太平天国“既不信仰也不了解基督教，如果他们取得了政治权力的话，那么，无可怀疑，在平等基础下进行交往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指出“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政策是：一个严格的和不偏不倚的中立必须保持，直到战斗的双方之一取得了一个优势”。但是这种“中立”政策并不是等闲视之，袖手旁观，而是“我们要准备利用现在的危机，扩大我们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可以见得，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静观事态发展，利用中国的危机局面，坐收利益。这不仅可以使美国在华政策中保持主动，同时可以利用中国的动荡时局，
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玩弄权谋，以确保美国在华原有的条约利益的维持和进一步扩大。由于对太平天国的实际考察，认识到这样一个农民政权不可能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有利。故而，此时的“中立”政策已经回到了马沙利时期的老路上去了即这种政策开始倾向于维持清政府政权的稳定。此后，麦莲把注意点放到了联合英、法与清政府谈判“修约”的交涉之中。列强在与清政府的长期交往中得出结论：“中国人除非在强力压迫下，没有一点修正条约的意思，尤其没有要对政府或商业利益集团作重大让步的意思”。因此美国便利用被清政府视为“肘腋之患”的太平天国作为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麦莲提出，如果清政府满足其“修约”的要求，便“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如若不允，美国政府将“无差别地与任何和所有中国人进行贸易”，也就是说，美国将会与太平天国进行贸易，发展关系。这种威逼利诱手法，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和狡狤嘴脸。
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由于美国政府对其性质和具体的情况不甚了解，因此无法一开始就制定出明确的对华政策。随着认识的深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逐渐成型。所以这一时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探索酝酿到初步完成的时期，也是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和扩大其在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考验期。美国政府“中立”政策的跷跷板由太平天国一端转移到清政府一端充分显示了美国政府“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特点，也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阶级本质。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列强积极扩张其在华势力，把通商口岸从沿海推向内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