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03日 08:36:2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日电（记者崔清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朱景文近日指出，法律是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其他手段，如道德、习惯、社会团体规范等重要性，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朱景文是在参加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发言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认为，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也设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的法治道路有别于西方，主要不在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而在于把各个机构统合起来，发挥其整体优势。
他说，中国的法治道路体现了整体优势。分开看，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监督，中国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如其他国家的地方，需要改革；但整体看，包括各个机构之间和每个机构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正像一个指令舱或协调器、润滑剂，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认为这种优势恰恰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讲过，“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朱景文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中国统合的整体优势表现在法制建设上不是孤立地进行，没有走西方那样的司法独立的道路，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国的法制建设实际就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经验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法律来源于并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也提出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基本方针。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010年10月03日 08:36:2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日电（记者崔清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朱景文近日指出，法律是调整社会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其他手段，如道德、习惯、社会团体规范等重要性，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朱景文是在参加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发言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认为，中国像许多国家一样也设立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中国的法治道路有别于西方，主要不在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而在于把各个机构统合起来，发挥其整体优势。
他说，中国的法治道路体现了整体优势。分开看，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监督，中国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如其他国家的地方，需要改革；但整体看，包括各个机构之间和每个机构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正像一个指令舱或协调器、润滑剂，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他认为这种优势恰恰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讲过，“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朱景文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中国统合的整体优势表现在法制建设上不是孤立地进行，没有走西方那样的司法独立的道路，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国的法制建设实际就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的经验制度化、法治化的过程。法律来源于并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也提出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基本方针。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出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