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卷第3期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26No.3Jun.2013
2013年6月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及其原因
窦军鹏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摘
要：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和活动中心。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以大沽之战为界，前后有很大
的差异。前期他对义和团运动以剿为主；后期则实行招抚政策。裕禄对义和团的这种政策是由清廷、列强以及义和团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对这些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和裕禄其人。关键词：裕禄；义和团；清廷；列强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3）03-0044-04
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以北方为主要活动区域，以抗击西方列强，特别是外国传教士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对这场爱国运动的政策，以大沽之战为界，前后有很大差异。前期以剿为主，后期则实行招抚的政策。
一、1900年以前：主剿
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开始于甲午中日战争后山东曹、单一带的反洋教斗争。就现有资料来看，裕禄最早与义和团接触是在1898年10月。1898年10月25日，山东冠县十八魁逼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众起事，树起“助清灭洋”旗帜，在冠县、威县一带反洋教。山东、直隶两省官员极为关注这次起事。山东巡抚张汝梅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饬员率营前往威县会同弹压。裕禄接电后立即电饬大名镇总兵吴殿元率马队前往冠县“实力弹压解散”[1]（154）。不久，又下令对不遵从解散的姚文起等“跟踪兜拿，务期速获”[1]（161）。姚文起在侯未村被捕，拳民被迫解散。裕禄得知后，表示“甚以为慰”[1]（164）。之后，他还命令地方官对义和团“认真查缉”，对教堂“实力保护”[2]（55）。
同时期，山东地方官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使义和团运动发展迅速，史料记载，“山东巡抚毓贤纵民戕教，词多粉饰，匪势复涨”[3](4872)。山东义和团运动的
发展，鼓舞了直隶义和团。1899年1月，王庆一等率义和团在直隶枣强、阜城、景州一带反洋教。2月初，直隶涞水高洛村村民阎老福等迎师立厂。与此同时，山东义和团也由德州而北，散入直隶河间、深冀等地。8月14日，山东省大刀会首刘赞虞等率众至大名府开州东乡反洋教，对此裕禄“迭檄各镇派兵震慑”[3](4872)，同时，致电毓贤“请派队会同弹压”[4]，次日，刘赞虞被捕遇害。9月22日，裕禄再度致电毓贤，请派队对拆毁看坟庄教堂并拟攻庞家庄美国教堂的德州民众弹压。12月12日，景州义和团焚烧刘八庄教堂，次日，裕禄令直隶臬司廷雍，对“拳民应严厉镇压，不得敷衍姑息”[4]。13日，他“派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连芬赴深、冀会同提督梅东益镇压拳民，并命武卫前军领聂士成拨军队三营前往会剿”[1]（409），同时下令“两司刷印《源流考》，并会衔示禁”[2]（65），妄图采用双管齐下的手段消灭直隶义和团。
裕禄的这种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阻止义和团在直隶的蔓延。到1900年春天，义和团开始由直隶南部和东南部向西南部和中部发展。裕禄深感义和团“散漫于直东各属，煽惑滋事，殊为地方大患”[2]（76）。于是
1900年1月间，裕禄致电山东巡抚袁世凯说：“现在
义和拳匪蔓延于直东各属，首要各匪此拿彼窜”，“若
收稿日期：2013-03-06
作者简介：窦军鹏（1989-），男，甘肃通渭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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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亟筹两省合办之法，恐根株一时难尽”。因此他建议袁世凯“专派营员”与直隶所派营员“不分畛域”地对义和团进行“合力捕辑”，“以期早日安静”。同时还建议“将冠县十八村匪巢详细查明，分别惩办，以清祸源”[2]（73）。
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还体现在给清廷的奏折中。1900年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奏反对对义和团“概行拿禁”，主张将义和团改为乡团，由政府加以控制[5](85)。总署令裕禄、袁世凯等地方官复议是否可行。5月17日，裕禄回奏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其（义和团）技既不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为仇教为名，屡以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持众生事，外人益有所借口”[5](90)。
是以解散为目的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6](346)的方针。其依据有二：一是裕禄对劳乃宣提出“诛首恶以绝根诛”，“厚兵威以资镇慑”等六项措施时，裕禄认为六条条陈“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只是印刷《源流考》广为散发，并未“厚兵威”、“绝根诛”[6]
(346)
；二是裕禄对袁世凯建议“可将劳乃宣所禀‘惩办
拳匪’六条奏请旨准”[4]的回电称“拳民无大伎俩，可捕首解从。如若劳令禀请明降谕旨，恐教民挟技，多生枝节”[3](4872)。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前期裕禄并没有主抚的意思。“捕首解从”虽不同于“一意剿击”，但也绝不是允许义和团存在。裕禄之所以不同意劳乃宣的办法，是因为他当时对义和团的力量估计不足。随着义和团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杨福同被击毙，他对义和团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提出要对义和团“惩创”，“严行剿办”。故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关于“裕闻信（杨福同被击毙）胆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张，既不剿，亦不抚，听其横行不法”[7](18)的记载，并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
裕禄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主剿的政策，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作为封建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员，裕禄对义和团采取这样的政策是有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以前单纯的阶级矛盾发展到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虽然当时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很激烈。裕禄出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目的，必然仇视类似于农民暴动的反教会斗争。1891年，热河发生民教冲突，时任盛京将军的裕禄率兵，“未旬日……捣穴擒渠，搜杀殆尽”[3](4871)。他多次蔑称义和团为“匪”、“匪徒”、“邪教”。
其次，作为半殖民地的高级官员，裕禄深知如果触怒洋人会给清王朝和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常常以民教冲突为借口，勒索清政府。1856年，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与英国一道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因此，清政府在处理各地的教案时，总是屈从洋人的无理要求。对镇压反教会斗争不力的地方督抚，清政府往往给予处分甚至撤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如此。裕禄心里清楚，如果姑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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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杨福同在高洛村被义和团设伏击
毙。23日，裕禄上书清廷，指出“拳匪等聚众设厂，藉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持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创，必致顽梗者益肆强梁，被胁者难于解散”，“亟应添调营队，分布涞水、定园、安肃、涿州一带，如敢再抗拒，即严厉剿捕，以免致成巨患”[5](101)。6月2日，他致电总署称“匪徒日聚日众，断难语言文告能劝解，若不原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同时提出具体的镇压办法，即“抽调劲旅两支：一支由东安走永清、固安至涿州，自北向南；一支由津取道文安、霸县、雄县至省（保定），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涑、定三营，三路兜截”[5](103)。他对赵舒翘、载漪等招抚义和团，以备抵抗外国进攻的主张表示反对。6月15日，上书清廷“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敌，况以中国敌八国之兵，其势又难于争锋，断无失和之理。天津本京师门户，军火粮饷均储于此，尤与各军根本重地，一有疏失，则各军均无所恃，咫尺京师，何堪设想……察探各国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继续派兵进京，既可以以理商阻，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在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5](14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1898年10月到1900年6月中旬，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是主剿的。廖一中先生在其《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中认为，裕禄推行的
和团，洋人势必以此为借口，迫使清政府撤去其直隶总督的职务，甚至会向清政府勒索新的侵略权益。
再次，清廷对义和团主剿的态度直接引导着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1900年6月中旬以前，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虽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主剿的，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要对义和团“弹压解散”。作为清廷重臣，裕禄是不敢违抗朝廷旨意的。
总之，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在1900年6月中旬以前是主剿的。《清史稿》中记载，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8](12755)。值得注意的是，裕禄对义和团镇压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反侵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只要帝国主义列强不放弃瓜分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这场爱国运动就不会停止。另一方面，这与裕禄对义和团力量认识及其镇压策略也有很大的关系。“捕首散从”虽是解决一般民教冲突的好办法，但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就不起作用了。
二、1900年以后：主抚
在经济上，裕禄给义和团资助粮饷和武器弹药。裕禄在利用义和团抵御外侮，保卫天津的过程中，满足他们索取马匹及军械的要求，下令到天津军械库领用，甚至连督署及各衙门的马匹也让他们牵走[10]
(143)
。此外，裕禄还对死伤的团民，给予抚恤, 对立过功
的团民给以丰厚的赏赐，所以有反对者说“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12](31)。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裕禄在1900年6月中旬以后，短短几天时间，对义和团的政策由以前的主剿转变为安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首先，直隶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使裕禄再无兵力在短时间内镇压这场爱国运动。
前面已经讲到，裕禄对义和团的镇压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但未从根本上阻止义和团的发展。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直隶南部和东南部向西南部和中部发展，到4、5月间，冲破重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并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津、京、保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5月末6月初，直隶境内几乎都有义和团。杨慕时曾说：“义和拳……几乎无处不有，地方官禀报，只言两三千，实则两三万人不止。”[12](31)直隶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使许多带兵将领颇感兵力不足，只能请求裕禄调兵支援。6月6日，邢长春向裕禄告急。6月9日，邢长春、张士翰、张莲芬、廷杰、廷雍等相继向裕禄告急。这时裕禄虽主张要对义和团镇压，但手中再没有可以派遣的军队。只能一面指示各地将领维持，一面请求清廷派重兵对义和团进行镇压。
其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裕禄对义和团招抚的关键。
1900年以后，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斗争矛头
由反洋教发展到抗击八国联军。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由主剿转变为主抚，特别是经过五次御前会议，主抚思想占据主导地位。6月17日，清廷明令裕禄对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
[1](603)
。同日，八国联军悍然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猛攻。
裕禄得知后，一面“督饬现有各军，竭力抵御”；一面“请旨迅速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以维大局”[5](148)。清廷接到裕禄上奏后，并没有立即派董福祥部以及其他军队前往天津支援，而是令他“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5](153)，直到这时，裕禄才不得不秉承旨意，对义和团招抚。裕禄对义和团招抚，主要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政治上，裕禄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活动。他认为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王德成等“均尚可用”[5](210)，同时对义和团首领礼貌有加，“待如上宾”[9](495)。曾以八抬大轿亲迎张德成至衙署，“肆筵督署，躬唱喏，手把盏，上坐而觞之”[10](68)。义和团民“持义和拳名帖，即可自入衙署，与总督分庭抗礼”[9](495)。为了提高义和团的声势，进一步改善与义和团的关系，裕禄还极力提拔义和团首领，曾先后保授张德成、曹福田为头品顶带[11](4524)。—46—
6月17日，法国总领事杜兰士照会裕禄，要求
将“大沽口炮台交给伊等收管，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5](147)。同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并继续向天津进犯。在这种情况下，裕禄再无兵力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抵抗八国联军的进犯，只能二者选一。正如他说：“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剿办拳民，势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5](158)
再次，清廷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最终把裕禄推
向主抚派的行列。裕禄认为义和团有实力与八国联军抗衡。在与义和团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义和团力量的强大。因此，在八国联军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攻击，中外失和，天津防守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团结义和团共同抗击八国联军成为裕禄的唯一选择。在联合义和团共同保卫天津的斗争中，裕禄在政治上给予义和团很高的待遇，在经济上帮助义和团加强军事实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义和团抗拒八国联军。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和团反帝的要求，延缓了天津陷落的时日。同时，裕禄对义和团的支持，并不是对义和团反帝政治目标的认同。虽然他也认为义和团的兴起是教士和教众压迫的结果，但很难看得出裕禄是同情义和团的。他之所以联合义和团，是因为他认为联合义和团可以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正如他说对义和团“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
总之，裕禄无论是对义和团实行“剿首散从”，还是“从权招抚”，始终是为了维护没落的清王朝。1900年8月13日，裕禄兵败，自杀于杨村。后来，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剥夺了裕禄的所有封赐。裕禄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
参考文献：
6月16日到20日，清廷就对对义和团是剿杀
还是安抚进行了五次御前会议，确定了对义和团招抚的政策。19日，清廷鉴于“事机紧迫，兵衅已开”，命令裕禄“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并告诫“设大沽炮台有失，顶惟该督是问”[5](153)。作为清廷重臣和抗击八国联军侵华前沿阵地的指挥者，裕禄不得不秉承旨意，对义和团招抚。正如杨慕时在《庚子剿匪电文》的自序中评论裕禄，“裕公，初本不附乱，后为权势所胁，不能自坚”[13](333)。
此外，裕禄的能力，也是其对义和团政策由剿杀转变为安抚的重要原因。
直隶总督为清代疆臣之首，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职，位高权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有人评曰,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反内政外交，枢府常枢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14](24)。当时有人说：“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救之。”[15](6026461)这种评论未免高估了裕禄，但也可以反映出直隶总督的地位。所以喻大华先生认为：“裕禄可以向朝廷刨陈利害，表明立场，请求断然处置，也可以用朝廷政策上的摇摆，先做了再说。”[16]对于这种论断，我不能苟同。裕禄虽贵为直隶总督，但其能力远不及李鸿章；同时也没有袁世凯那样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事实上裕禄可以指挥的军队不多，“直隶各军，皆隶属武卫，则直隶总督无兵，一旦有事，调遣非易”[13](355)。
三、结论
[1]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M].上海：中华书局，1990. [2]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二辑)[M].上海：中华书局，1964. [3]清史列传[M].上海：中华书局，1987.
[4]路遥，程啸.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8. [5]义和团档案史料（上）[M].上海：中华书局，1978. [6]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C].上海：中华书局，1984. [7]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 [8]赵尔巽. 清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1977. [9]黄鸿寿. 清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0]荣孟源，王其榘，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光绪朝东华录[Z].上海：中华书局，1986. [12]罗惇融. 庚子国变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Z].[14]刘体智. 异辞录(卷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8.
[15]徐绪典，陆景琪.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东直督
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0(4).
1898年9月，裕禄接替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大臣。督直期间，正值戊戌、庚子多事之秋，义和团运动渐次兴起、发展，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因此，自他上任之日起，中心工作就是筹划对付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
裕禄出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和讨好西方列强的目的，前期对义和团实行“剿首散从”的政策，企图通过这种政策消弭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后期，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裕禄再无兵力在短时间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他给清廷“三路兜截”的建议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反而迎来“急招义勇，团结民心”的命令。加之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中外失和。裕禄不得不紧跟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改变以往的政策，转向对义和团的招抚。
[16]喻大华. 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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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卷第3期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26No.3Jun.2013
2013年6月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及其原因
窦军鹏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摘
要：直隶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和活动中心。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以大沽之战为界，前后有很大
的差异。前期他对义和团运动以剿为主；后期则实行招抚政策。裕禄对义和团的这种政策是由清廷、列强以及义和团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对这些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和裕禄其人。关键词：裕禄；义和团；清廷；列强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3）03-0044-04
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以北方为主要活动区域，以抗击西方列强，特别是外国传教士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对这场爱国运动的政策，以大沽之战为界，前后有很大差异。前期以剿为主，后期则实行招抚的政策。
一、1900年以前：主剿
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开始于甲午中日战争后山东曹、单一带的反洋教斗争。就现有资料来看，裕禄最早与义和团接触是在1898年10月。1898年10月25日，山东冠县十八魁逼迫梅花拳首领赵三多率众起事，树起“助清灭洋”旗帜，在冠县、威县一带反洋教。山东、直隶两省官员极为关注这次起事。山东巡抚张汝梅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饬员率营前往威县会同弹压。裕禄接电后立即电饬大名镇总兵吴殿元率马队前往冠县“实力弹压解散”[1]（154）。不久，又下令对不遵从解散的姚文起等“跟踪兜拿，务期速获”[1]（161）。姚文起在侯未村被捕，拳民被迫解散。裕禄得知后，表示“甚以为慰”[1]（164）。之后，他还命令地方官对义和团“认真查缉”，对教堂“实力保护”[2]（55）。
同时期，山东地方官改变对义和团的政策使义和团运动发展迅速，史料记载，“山东巡抚毓贤纵民戕教，词多粉饰，匪势复涨”[3](4872)。山东义和团运动的
发展，鼓舞了直隶义和团。1899年1月，王庆一等率义和团在直隶枣强、阜城、景州一带反洋教。2月初，直隶涞水高洛村村民阎老福等迎师立厂。与此同时，山东义和团也由德州而北，散入直隶河间、深冀等地。8月14日，山东省大刀会首刘赞虞等率众至大名府开州东乡反洋教，对此裕禄“迭檄各镇派兵震慑”[3](4872)，同时，致电毓贤“请派队会同弹压”[4]，次日，刘赞虞被捕遇害。9月22日，裕禄再度致电毓贤，请派队对拆毁看坟庄教堂并拟攻庞家庄美国教堂的德州民众弹压。12月12日，景州义和团焚烧刘八庄教堂，次日，裕禄令直隶臬司廷雍，对“拳民应严厉镇压，不得敷衍姑息”[4]。13日，他“派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连芬赴深、冀会同提督梅东益镇压拳民，并命武卫前军领聂士成拨军队三营前往会剿”[1]（409），同时下令“两司刷印《源流考》，并会衔示禁”[2]（65），妄图采用双管齐下的手段消灭直隶义和团。
裕禄的这种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阻止义和团在直隶的蔓延。到1900年春天，义和团开始由直隶南部和东南部向西南部和中部发展。裕禄深感义和团“散漫于直东各属，煽惑滋事，殊为地方大患”[2]（76）。于是
1900年1月间，裕禄致电山东巡抚袁世凯说：“现在
义和拳匪蔓延于直东各属，首要各匪此拿彼窜”，“若
收稿日期：2013-03-06
作者简介：窦军鹏（1989-），男，甘肃通渭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
—44—
不亟筹两省合办之法，恐根株一时难尽”。因此他建议袁世凯“专派营员”与直隶所派营员“不分畛域”地对义和团进行“合力捕辑”，“以期早日安静”。同时还建议“将冠县十八村匪巢详细查明，分别惩办，以清祸源”[2]（73）。
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还体现在给清廷的奏折中。1900年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奏反对对义和团“概行拿禁”，主张将义和团改为乡团，由政府加以控制[5](85)。总署令裕禄、袁世凯等地方官复议是否可行。5月17日，裕禄回奏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其（义和团）技既不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为仇教为名，屡以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持众生事，外人益有所借口”[5](90)。
是以解散为目的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6](346)的方针。其依据有二：一是裕禄对劳乃宣提出“诛首恶以绝根诛”，“厚兵威以资镇慑”等六项措施时，裕禄认为六条条陈“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只是印刷《源流考》广为散发，并未“厚兵威”、“绝根诛”[6]
(346)
；二是裕禄对袁世凯建议“可将劳乃宣所禀‘惩办
拳匪’六条奏请旨准”[4]的回电称“拳民无大伎俩，可捕首解从。如若劳令禀请明降谕旨，恐教民挟技，多生枝节”[3](4872)。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前期裕禄并没有主抚的意思。“捕首解从”虽不同于“一意剿击”，但也绝不是允许义和团存在。裕禄之所以不同意劳乃宣的办法，是因为他当时对义和团的力量估计不足。随着义和团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杨福同被击毙，他对义和团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提出要对义和团“惩创”，“严行剿办”。故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关于“裕闻信（杨福同被击毙）胆落，自是遂不敢有所主张，既不剿，亦不抚，听其横行不法”[7](18)的记载，并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
裕禄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主剿的政策，究其原因有三：
首先，作为封建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员，裕禄对义和团采取这样的政策是有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以前单纯的阶级矛盾发展到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虽然当时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很激烈。裕禄出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目的，必然仇视类似于农民暴动的反教会斗争。1891年，热河发生民教冲突，时任盛京将军的裕禄率兵，“未旬日……捣穴擒渠，搜杀殆尽”[3](4871)。他多次蔑称义和团为“匪”、“匪徒”、“邪教”。
其次，作为半殖民地的高级官员，裕禄深知如果触怒洋人会给清王朝和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近代中国，西方列强常常以民教冲突为借口，勒索清政府。1856年，法国借口“西林教案”，与英国一道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因此，清政府在处理各地的教案时，总是屈从洋人的无理要求。对镇压反教会斗争不力的地方督抚，清政府往往给予处分甚至撤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是如此。裕禄心里清楚，如果姑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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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杨福同在高洛村被义和团设伏击
毙。23日，裕禄上书清廷，指出“拳匪等聚众设厂，藉仇教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持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创，必致顽梗者益肆强梁，被胁者难于解散”，“亟应添调营队，分布涞水、定园、安肃、涿州一带，如敢再抗拒，即严厉剿捕，以免致成巨患”[5](101)。6月2日，他致电总署称“匪徒日聚日众，断难语言文告能劝解，若不原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同时提出具体的镇压办法，即“抽调劲旅两支：一支由东安走永清、固安至涿州，自北向南；一支由津取道文安、霸县、雄县至省（保定），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涑、定三营，三路兜截”[5](103)。他对赵舒翘、载漪等招抚义和团，以备抵抗外国进攻的主张表示反对。6月15日，上书清廷“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敌，况以中国敌八国之兵，其势又难于争锋，断无失和之理。天津本京师门户，军火粮饷均储于此，尤与各军根本重地，一有疏失，则各军均无所恃，咫尺京师，何堪设想……察探各国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继续派兵进京，既可以以理商阻，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在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5](143)。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1898年10月到1900年6月中旬，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是主剿的。廖一中先生在其《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中认为，裕禄推行的
和团，洋人势必以此为借口，迫使清政府撤去其直隶总督的职务，甚至会向清政府勒索新的侵略权益。
再次，清廷对义和团主剿的态度直接引导着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1900年6月中旬以前，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虽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主剿的，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要对义和团“弹压解散”。作为清廷重臣，裕禄是不敢违抗朝廷旨意的。
总之，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在1900年6月中旬以前是主剿的。《清史稿》中记载，裕禄“初颇持正论，主剿”[8](12755)。值得注意的是，裕禄对义和团镇压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反侵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只要帝国主义列强不放弃瓜分中国，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的企图，这场爱国运动就不会停止。另一方面，这与裕禄对义和团力量认识及其镇压策略也有很大的关系。“捕首散从”虽是解决一般民教冲突的好办法，但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就不起作用了。
二、1900年以后：主抚
在经济上，裕禄给义和团资助粮饷和武器弹药。裕禄在利用义和团抵御外侮，保卫天津的过程中，满足他们索取马匹及军械的要求，下令到天津军械库领用，甚至连督署及各衙门的马匹也让他们牵走[10]
(143)
。此外，裕禄还对死伤的团民，给予抚恤, 对立过功
的团民给以丰厚的赏赐，所以有反对者说“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12](31)。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裕禄在1900年6月中旬以后，短短几天时间，对义和团的政策由以前的主剿转变为安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裕禄对义和团的政策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首先，直隶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使裕禄再无兵力在短时间内镇压这场爱国运动。
前面已经讲到，裕禄对义和团的镇压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但未从根本上阻止义和团的发展。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高涨。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直隶南部和东南部向西南部和中部发展，到4、5月间，冲破重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并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津、京、保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5月末6月初，直隶境内几乎都有义和团。杨慕时曾说：“义和拳……几乎无处不有，地方官禀报，只言两三千，实则两三万人不止。”[12](31)直隶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使许多带兵将领颇感兵力不足，只能请求裕禄调兵支援。6月6日，邢长春向裕禄告急。6月9日，邢长春、张士翰、张莲芬、廷杰、廷雍等相继向裕禄告急。这时裕禄虽主张要对义和团镇压，但手中再没有可以派遣的军队。只能一面指示各地将领维持，一面请求清廷派重兵对义和团进行镇压。
其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裕禄对义和团招抚的关键。
1900年以后，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斗争矛头
由反洋教发展到抗击八国联军。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由主剿转变为主抚，特别是经过五次御前会议，主抚思想占据主导地位。6月17日，清廷明令裕禄对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派员招集，编成队伍，以资捍卫”
[1](603)
。同日，八国联军悍然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猛攻。
裕禄得知后，一面“督饬现有各军，竭力抵御”；一面“请旨迅速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以维大局”[5](148)。清廷接到裕禄上奏后，并没有立即派董福祥部以及其他军队前往天津支援，而是令他“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5](153)，直到这时，裕禄才不得不秉承旨意，对义和团招抚。裕禄对义和团招抚，主要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政治上，裕禄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活动。他认为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王德成等“均尚可用”[5](210)，同时对义和团首领礼貌有加，“待如上宾”[9](495)。曾以八抬大轿亲迎张德成至衙署，“肆筵督署，躬唱喏，手把盏，上坐而觞之”[10](68)。义和团民“持义和拳名帖，即可自入衙署，与总督分庭抗礼”[9](495)。为了提高义和团的声势，进一步改善与义和团的关系，裕禄还极力提拔义和团首领，曾先后保授张德成、曹福田为头品顶带[11](4524)。—46—
6月17日，法国总领事杜兰士照会裕禄，要求
将“大沽口炮台交给伊等收管，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5](147)。同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并继续向天津进犯。在这种情况下，裕禄再无兵力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抵抗八国联军的进犯，只能二者选一。正如他说：“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剿办拳民，势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5](158)
再次，清廷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最终把裕禄推
向主抚派的行列。裕禄认为义和团有实力与八国联军抗衡。在与义和团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义和团力量的强大。因此，在八国联军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攻击，中外失和，天津防守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团结义和团共同抗击八国联军成为裕禄的唯一选择。在联合义和团共同保卫天津的斗争中，裕禄在政治上给予义和团很高的待遇，在经济上帮助义和团加强军事实力，在军事上积极配合义和团抗拒八国联军。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和团反帝的要求，延缓了天津陷落的时日。同时，裕禄对义和团的支持，并不是对义和团反帝政治目标的认同。虽然他也认为义和团的兴起是教士和教众压迫的结果，但很难看得出裕禄是同情义和团的。他之所以联合义和团，是因为他认为联合义和团可以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正如他说对义和团“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
总之，裕禄无论是对义和团实行“剿首散从”，还是“从权招抚”，始终是为了维护没落的清王朝。1900年8月13日，裕禄兵败，自杀于杨村。后来，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剥夺了裕禄的所有封赐。裕禄是可怜的，更是可悲的。
参考文献：
6月16日到20日，清廷就对对义和团是剿杀
还是安抚进行了五次御前会议，确定了对义和团招抚的政策。19日，清廷鉴于“事机紧迫，兵衅已开”，命令裕禄“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并告诫“设大沽炮台有失，顶惟该督是问”[5](153)。作为清廷重臣和抗击八国联军侵华前沿阵地的指挥者，裕禄不得不秉承旨意，对义和团招抚。正如杨慕时在《庚子剿匪电文》的自序中评论裕禄，“裕公，初本不附乱，后为权势所胁，不能自坚”[13](333)。
此外，裕禄的能力，也是其对义和团政策由剿杀转变为安抚的重要原因。
直隶总督为清代疆臣之首，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职，位高权重。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有人评曰, “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反内政外交，枢府常枢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14](24)。当时有人说：“团祸初起时……独裕禄一人可救之。”[15](6026461)这种评论未免高估了裕禄，但也可以反映出直隶总督的地位。所以喻大华先生认为：“裕禄可以向朝廷刨陈利害，表明立场，请求断然处置，也可以用朝廷政策上的摇摆，先做了再说。”[16]对于这种论断，我不能苟同。裕禄虽贵为直隶总督，但其能力远不及李鸿章；同时也没有袁世凯那样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事实上裕禄可以指挥的军队不多，“直隶各军，皆隶属武卫，则直隶总督无兵，一旦有事，调遣非易”[13](355)。
三、结论
[1]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M].上海：中华书局，1990. [2]义和团史料丛编(第二辑)[M].上海：中华书局，1964. [3]清史列传[M].上海：中华书局，1987.
[4]路遥，程啸.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8. [5]义和团档案史料（上）[M].上海：中华书局，1978. [6]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C].上海：中华书局，1984. [7]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 [8]赵尔巽. 清史稿[M].上海：中华书局，1977. [9]黄鸿寿. 清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书店，1986.
[10]荣孟源，王其榘，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光绪朝东华录[Z].上海：中华书局，1986. [12]罗惇融. 庚子国变记[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Z].[14]刘体智. 异辞录(卷二)[M].上海：中华书局，1988.
[15]徐绪典，陆景琪. 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东直督
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0(4).
1898年9月，裕禄接替荣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
洋大臣。督直期间，正值戊戌、庚子多事之秋，义和团运动渐次兴起、发展，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因此，自他上任之日起，中心工作就是筹划对付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
裕禄出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和讨好西方列强的目的，前期对义和团实行“剿首散从”的政策，企图通过这种政策消弭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后期，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裕禄再无兵力在短时间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他给清廷“三路兜截”的建议也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反而迎来“急招义勇，团结民心”的命令。加之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中外失和。裕禄不得不紧跟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改变以往的政策，转向对义和团的招抚。
[16]喻大华. 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J].清史研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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