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丑恶中挣扎存在
——《地下室手记》书评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读一位作家的著作，自然不能抛开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书中提到“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似乎是影射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中的政治迫害和秘密警察而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社会现象。不得不承认，《地下室手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风气。小说主人公在自白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自我反省。他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甚至于可以用谐谑的语气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歹毒。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室人”的文学形象并不简单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到：“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却又无法达到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是极为复杂和艰辛的。原名《忏悔录》的《地下室手记》的最初构思，是在鄂木斯克监狱，“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1859年10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的信）
之所以命题为《在丑恶中挣扎存在》，是因为就本书“地下室人”的观点来看，他言语中的卑劣与自嘲，正反映他在社会阴暗迷茫的漩涡里挣扎着寻找自己存在感的状态。他把自己划归到与整个社会上其他人不同的阵营中，但事实上又是妥协的。他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体，通过这样一种自白的方式，以实现自我存在感的找寻。但当我读这本书时，有一个想法在脑中由模糊渐渐变得鲜明而清晰：在我自己写日记的时候，总会因为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表示清楚而“言之过重”。导致有时自己写下的东西并不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地下室人”是否也会这样呢？他是否因为过度剖析内心而扭曲了自己的本意从而让人觉得他像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呢？当然，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喜欢随时记录自己想法的人可能都有体会：有时候自己情绪到了会马上记下自己当时的想法，像是一种情感的释放，但当过后翻阅时，有时连自己都无法理解当时内心是如何想的。这也可能是主人公内心独白读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原因，甚至于我在读的时候想到了“人格分裂”这个词。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文章的开篇，“地下室人”认为自己的肝脏有病，却出于恶意不去看医生。他受过足够多的教育，尊重医学，却又迷信。呵！这正是我上文所说的矛盾的体现所在。
他又说自己“心怀歹毒”，“待人粗暴，并以此为乐”。“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病态的心理，其实并不少见。生活中也总有这样的人，损人不为利己，只是为了体验充满恶意的快感。但这样的行为又并不代表真正的本性恶毒。“地下室人”如是说：“最让我生气的，最让我恶心的事情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一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里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当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心中涌出的共鸣感足以让我在冬天里羞得脸色发红。这简直像我有时候的心理独白。这一段好似一位少女的内心戏，本要打心眼里生某个人的气，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冷血起来，好几天都不要理他，可是对方要是对自己好一点点，哪怕只是轻轻的一句问候：“今天过得怎样？”本以为坚不可摧的决心全然崩塌，自己又成了那个软
心肠的人。事后又忍不住后悔，以至于要在心里恶狠狠埋怨自己：“嚯！这可怨不得别人，谁让你自己这么贱呢？”
正是因为这种故意而为之的歹毒，使人容易缴械投降，变回那个还算热心肠，愿意与人为善的人，然而恶已经表现出来，还会不断蠢动，这就注定“地下室人”不会成为一个纯粹持久的善人，故而书中写到：“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看到这段话，读者会对“地下室人”泛起怜悯之情——这是一个存在感怎样低的人啊！他甚至无法给自己任何一种人的定义！在我看来，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要通过带有高度个人印记的“手记”来印证自己的存在，甚至有些“极端”色彩。
“地下室人”刻意地想摆脱这种平庸以及由此衍生的拙劣的矫情，然而在“连疾病也有人吹嘘”的环境下，他变得爱发牢骚，成为“怪人”、“狂人”。他清楚地明白“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在这样的挣扎下，他似乎在推崇与羡慕着如同“发狂的公牛”般充满复仇情绪的人，对于这些人，令人止步的墙，不是一种遁词，也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借口。他们“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
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
“地下室人”的恶与卑劣源于社会的恶与卑劣，而他与主流同流合污无法自拔。由于这样的无法宽宏大量使人心生报复，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表现为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这只耗子“对侮辱它的人以恶报恶的卑劣而又低下的愿望”，使它“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所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这种凭空捏造的“莫须有”的企图更加深了它的仇恨和痛苦，而“它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这种不平衡感会更添冷酷与绝望，虽然本质上只是刻意营造的走投无路，却在“耗子”恶毒的幻想中越发清晰逼真，以至于它龟缩于怨恨之中。
“地下室人”对于从怨恨与追悔的焦躁中所产生的快感里感到了“乐趣”，并拿“牙疼”一事来具体表现呻吟与屈辱和恶意的快感，却又反省“一个人甚至都敢在自己受屈辱的感情中寻找乐趣，难道这人能够哪怕或多或少地尊重他自己吗？”为此，人们开始寻找使自己一切行为看起来顺理成章，令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并找到了“报复”和合理性与正义性。“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
对的。也就是说，他找到了初始的原因，找到了基石，具体说：就是这样做的正义性。可见，他各方面都十分心安理得，因此他报复起来也就十分从容，十分成功，因为他坚信他正在做一件光明磊落而又十分正义的事。”但“地下室人”却对此抱有怀疑和批判，文中说到“可我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正义性，也找不到这里有任何高尚的品德，因此，如果要报复，那就只能出于一种愤恨”。
出于愤恨，他在醉酒时看到丽莎脸上的忠厚、善良与严肃而注意到了这个姑娘，清醒之后便开始了与妓女的攀谈。“地下室人”惊惧不安的脸，惹人恶心的神情让他自己得到了得逞的快意，烦躁之间，他说起“棺材”、“下葬”、“死亡”与“幸福”——尽可能去嘲弄这个女孩，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下贱。然而丽莎心中珍藏着一个男大学生对自己真心实意的爱——抛开所处的环境，哪怕她只是在“逢场作戏”，也有人敬重过她。可这种天真正是“地下室人”想要躲避的。
于是，对于丽莎的恨使得“地下室人”开始了对她新的报复，并主动忽视她对自己的爱意甚至加以侮辱。“地下室人”明白自己没有能力爱人，他痛心疾首地哀号：“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
所谓“他们”即极端丑恶的真实的载体，受尽凌辱受尽压抑的角色的羞耻来源于类似将“马刀弄得山响的军官”一样无端炫耀的英雄。
个人认为，外国文学中，日本文学侧重于在灵与肉和鬼神怪谈之间寻找精神安宁；欧美文学喜欢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状，用故事内容及主人公个性反映主题；俄国文学却饱含哲学思辨，在狂想中表达谐谑。
臧仲伦先生评价说：“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剖析之深入精准，结构之奇特，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虽然于我而言过于晦涩，但是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地下室人”的自白也同样是经历了不幸与苦难的人的心理写照。
追求的目标和活着的意义不一样，能力跟不上意识的发展，久而久之，被困于抱负不得施展的愤懑不平中，便尽可能对一切人抒发这种不平，导致演变成一种恶与歹毒，将看似有理有据、振振有辞的定论强加于他人，自己却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沉醉于“本我不善但也并不恶”的自我安慰、自我开释之中，眠花宿柳、秽行不断，最后道德败坏，行为卑劣。
“地下室人”坚持不懈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出发点定为追求“美与崇高”，他看得到丑恶，但在丑恶中，他并没有独立性，于是他凭借自由意愿故意作恶，来印证自己的存在：他故意在做官的时候与人为难，去“征服”颐指气使的军官；他凭借想象，说出谎言，又在欺骗他人的挣扎中提醒人不能“轻信”；他用卑鄙下流的言辞攻击有着自尊心的妓女，践
踏她的爱情，直到她心灰意冷。
他做不得善人——堕落是极其迅速的，但他的卑劣与怯懦又让他无法真正成为恶人，在这种丑恶的平庸中，他只好用伤害他人与为难他人来刷新自己可耻的存在感。
鲁迅先生说：“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凡人。审问者在天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灵魂的深度由此体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便是这样的形象，是作家内心深处的隐秘凝结的形象的宣扬。
对于人心，以及人对社会的适应和看待眼光，总是大相径庭却又着实存在共同之处，用恶意抒发郁郁之气，不止是“地下室人”，任何一个拥有自尊心和虚荣心的人都会如此。
最后用臧仲伦先生的话来结束：
“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
在丑恶中挣扎存在
——《地下室手记》书评
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读一位作家的著作，自然不能抛开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书中提到“在彼得堡这样一个在整个地球上最抽象和最有预谋的城市之中——城市也有预谋和没有预谋之分”，似乎是影射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中的政治迫害和秘密警察而引发的人人自危的社会现象。不得不承认，《地下室手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风气。小说主人公在自白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剖析，甚至可以说是，深度的自我反省。他有着高度的自觉性，甚至于可以用谐谑的语气来“诉说”自己内心的歹毒。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室人”的文学形象并不简单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到：“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却又无法达到它。”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是极为复杂和艰辛的。原名《忏悔录》的《地下室手记》的最初构思，是在鄂木斯克监狱，“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1859年10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哥哥的信）
之所以命题为《在丑恶中挣扎存在》，是因为就本书“地下室人”的观点来看，他言语中的卑劣与自嘲，正反映他在社会阴暗迷茫的漩涡里挣扎着寻找自己存在感的状态。他把自己划归到与整个社会上其他人不同的阵营中，但事实上又是妥协的。他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存在体，通过这样一种自白的方式，以实现自我存在感的找寻。但当我读这本书时，有一个想法在脑中由模糊渐渐变得鲜明而清晰：在我自己写日记的时候，总会因为为了把自己的想法表示清楚而“言之过重”。导致有时自己写下的东西并不能代表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地下室人”是否也会这样呢？他是否因为过度剖析内心而扭曲了自己的本意从而让人觉得他像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呢？当然，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喜欢随时记录自己想法的人可能都有体会：有时候自己情绪到了会马上记下自己当时的想法，像是一种情感的释放，但当过后翻阅时，有时连自己都无法理解当时内心是如何想的。这也可能是主人公内心独白读起来似乎有些矛盾的原因，甚至于我在读的时候想到了“人格分裂”这个词。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文章的开篇，“地下室人”认为自己的肝脏有病，却出于恶意不去看医生。他受过足够多的教育，尊重医学，却又迷信。呵！这正是我上文所说的矛盾的体现所在。
他又说自己“心怀歹毒”，“待人粗暴，并以此为乐”。“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种看起来似乎是病态的心理，其实并不少见。生活中也总有这样的人，损人不为利己，只是为了体验充满恶意的快感。但这样的行为又并不代表真正的本性恶毒。“地下室人”如是说：“最让我生气的，最让我恶心的事情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一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里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当我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心中涌出的共鸣感足以让我在冬天里羞得脸色发红。这简直像我有时候的心理独白。这一段好似一位少女的内心戏，本要打心眼里生某个人的气，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冷血起来，好几天都不要理他，可是对方要是对自己好一点点，哪怕只是轻轻的一句问候：“今天过得怎样？”本以为坚不可摧的决心全然崩塌，自己又成了那个软
心肠的人。事后又忍不住后悔，以至于要在心里恶狠狠埋怨自己：“嚯！这可怨不得别人，谁让你自己这么贱呢？”
正是因为这种故意而为之的歹毒，使人容易缴械投降，变回那个还算热心肠，愿意与人为善的人，然而恶已经表现出来，还会不断蠢动，这就注定“地下室人”不会成为一个纯粹持久的善人，故而书中写到：“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看到这段话，读者会对“地下室人”泛起怜悯之情——这是一个存在感怎样低的人啊！他甚至无法给自己任何一种人的定义！在我看来，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要通过带有高度个人印记的“手记”来印证自己的存在，甚至有些“极端”色彩。
“地下室人”刻意地想摆脱这种平庸以及由此衍生的拙劣的矫情，然而在“连疾病也有人吹嘘”的环境下，他变得爱发牢骚，成为“怪人”、“狂人”。他清楚地明白“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在这样的挣扎下，他似乎在推崇与羡慕着如同“发狂的公牛”般充满复仇情绪的人，对于这些人，令人止步的墙，不是一种遁词，也不是一种走回头路的借口。他们“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
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
“地下室人”的恶与卑劣源于社会的恶与卑劣，而他与主流同流合污无法自拔。由于这样的无法宽宏大量使人心生报复，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表现为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这只耗子“对侮辱它的人以恶报恶的卑劣而又低下的愿望”，使它“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所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象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这种凭空捏造的“莫须有”的企图更加深了它的仇恨和痛苦，而“它这种想要报复的企图，它本身所受的痛苦将会百倍于它想要报复的人，而被它报复的那人恐怕连感觉都没有”，这种不平衡感会更添冷酷与绝望，虽然本质上只是刻意营造的走投无路，却在“耗子”恶毒的幻想中越发清晰逼真，以至于它龟缩于怨恨之中。
“地下室人”对于从怨恨与追悔的焦躁中所产生的快感里感到了“乐趣”，并拿“牙疼”一事来具体表现呻吟与屈辱和恶意的快感，却又反省“一个人甚至都敢在自己受屈辱的感情中寻找乐趣，难道这人能够哪怕或多或少地尊重他自己吗？”为此，人们开始寻找使自己一切行为看起来顺理成章，令自己心安理得的借口，并找到了“报复”和合理性与正义性。“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
对的。也就是说，他找到了初始的原因，找到了基石，具体说：就是这样做的正义性。可见，他各方面都十分心安理得，因此他报复起来也就十分从容，十分成功，因为他坚信他正在做一件光明磊落而又十分正义的事。”但“地下室人”却对此抱有怀疑和批判，文中说到“可我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正义性，也找不到这里有任何高尚的品德，因此，如果要报复，那就只能出于一种愤恨”。
出于愤恨，他在醉酒时看到丽莎脸上的忠厚、善良与严肃而注意到了这个姑娘，清醒之后便开始了与妓女的攀谈。“地下室人”惊惧不安的脸，惹人恶心的神情让他自己得到了得逞的快意，烦躁之间，他说起“棺材”、“下葬”、“死亡”与“幸福”——尽可能去嘲弄这个女孩，让她意识到自己的下贱。然而丽莎心中珍藏着一个男大学生对自己真心实意的爱——抛开所处的环境，哪怕她只是在“逢场作戏”，也有人敬重过她。可这种天真正是“地下室人”想要躲避的。
于是，对于丽莎的恨使得“地下室人”开始了对她新的报复，并主动忽视她对自己的爱意甚至加以侮辱。“地下室人”明白自己没有能力爱人，他痛心疾首地哀号：“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
所谓“他们”即极端丑恶的真实的载体，受尽凌辱受尽压抑的角色的羞耻来源于类似将“马刀弄得山响的军官”一样无端炫耀的英雄。
个人认为，外国文学中，日本文学侧重于在灵与肉和鬼神怪谈之间寻找精神安宁；欧美文学喜欢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状，用故事内容及主人公个性反映主题；俄国文学却饱含哲学思辨，在狂想中表达谐谑。
臧仲伦先生评价说：“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剖析之深入精准，结构之奇特，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虽然于我而言过于晦涩，但是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地下室人”的自白也同样是经历了不幸与苦难的人的心理写照。
追求的目标和活着的意义不一样，能力跟不上意识的发展，久而久之，被困于抱负不得施展的愤懑不平中，便尽可能对一切人抒发这种不平，导致演变成一种恶与歹毒，将看似有理有据、振振有辞的定论强加于他人，自己却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沉醉于“本我不善但也并不恶”的自我安慰、自我开释之中，眠花宿柳、秽行不断，最后道德败坏，行为卑劣。
“地下室人”坚持不懈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出发点定为追求“美与崇高”，他看得到丑恶，但在丑恶中，他并没有独立性，于是他凭借自由意愿故意作恶，来印证自己的存在：他故意在做官的时候与人为难，去“征服”颐指气使的军官；他凭借想象，说出谎言，又在欺骗他人的挣扎中提醒人不能“轻信”；他用卑鄙下流的言辞攻击有着自尊心的妓女，践
踏她的爱情，直到她心灰意冷。
他做不得善人——堕落是极其迅速的，但他的卑劣与怯懦又让他无法真正成为恶人，在这种丑恶的平庸中，他只好用伤害他人与为难他人来刷新自己可耻的存在感。
鲁迅先生说：“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凡人。审问者在天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灵魂的深度由此体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便是这样的形象，是作家内心深处的隐秘凝结的形象的宣扬。
对于人心，以及人对社会的适应和看待眼光，总是大相径庭却又着实存在共同之处，用恶意抒发郁郁之气，不止是“地下室人”，任何一个拥有自尊心和虚荣心的人都会如此。
最后用臧仲伦先生的话来结束：
“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