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从正面的角度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立论。资本精神可以说是站在了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特别是社会伦理的制高点，具有统揽理论全局的穿透力量
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往往感慨西方学者从人的普通需求出发，深度分析，从而探索人类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感慨我国社会缺乏此类治学传统。当反复阅读卢德之先生全面修订后的新版《资本精神》，发现其论证方法，竟然异曲同工，研究普通人的致富动机，进而推论资本精神的发展，并导出现代慈善与共享和文明协同发展的结论，不由让人感受到中国理论界的巨大进步。
在中国的理论史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还是研究生后来则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那个时期，人们对钱的积极社会功能还是讳莫如深。钱，等同于臭钱、铜臭，怎么能为其正名呢？然而，仅仅是十多年之后，当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人们才突然明白，关于钱的积极社会功能的认知与运用技能，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缺乏！而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通过股市的震荡，全社会才直接感受到整个体制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基本技能尤其是金融管理技能的欠缺！
如果说，为钱正名的理念，是从针锋相对的角度倡导社会转变理念，从而为市场经济奠定一个基本认知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则是从正面的角度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立论。尽管这一著作不是大部头的全面系统考证，但就其论述的各个层面和其深刻揭示的理论价值而言，资本精神可以说是站在了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特别是社会伦理的制高点，具有统揽理论全局的穿透力量。这一理论，必将对市场经济的提升与中国社会财富观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新版《资本精神》的理论意义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
最为重要的，资本精神是一种崭新的财富观，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财富价值观。运用这一财富观来分析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才会进一步发现财富的社会价值，从而在理论上能够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作出合理的正面解释与说明。
资本有没有精神？如果有精神，那么是什么精神？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德之先生将资本精神归结为人们发展的愿望，将人们通过自身劳动与经营从而不断实现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动机称之为一种可贵的资本精神。因此，这种精神，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时代才有的特殊精神，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的进步精神。这一假设，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作者对于资本精神的定义是：“从哲学上说，资本精神是一个新范畴。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具体而言，这种道德精神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包括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发展动机；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方式；诚实守信的商业自觉；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发展的思想等等。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讲，资本精神就是发展的愿望，因为资本就是增长，就是正当的发展。”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是“经济人”的概念，那么，资本精神提出的是“发展人”，即人们一般都想要发展，这个发展精神存在于各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各类群体之间。
人类为什么要挣钱？从一般意义上说，是要保障基本生活并追求更好的生活，其实，这种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就是要推动社会发展，要促进文明进步。在货币发明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表现为拥有更多的货币量，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不能生产出他需要的一切，因而必然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活动，交易的过程就要使用金钱，结果，金钱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仅仅是一个度量多少的工具，也是人们社会活动力量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衡量个人财富价值的一个指标。结果，资本的直接表现往往就简单化为金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往往简单化为追求更多的金钱。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充分鼓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客观上鼓励大家挣钱，结果就促成人们不断地生产各类更为专业的与他人交易的产品，因此，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一种创新机制，它的内在机制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改善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这样的生活过程，客观上鼓励生产的创新和持续不断的发明。这种创新和发明的持续发展，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建立企业以生产新的产品，从而促进交易更为广泛地发展，并促成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
将人们追求发展的愿望归纳为资本精神，客观上使发展与向上联系起来，这种联结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发现。如果说，过去人们还在强调为钱正名，那么，资本精神则强调的是为资本正名，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正名，为创造财富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正名。应该说，这是我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特别需要的新的财富观，也是市场经济的伦理观。不然，把挣钱说得极为卑鄙，把发展的动机贬低为等而下之，整个社会怎么能够形成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呢？作者对于资本精神中道德动机的探索，为我们拓展了分析道德伦理广阔而崭新的空间。
追求发展的动机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动机，因而企业家即成功实现程度不同的发展的人们是稀缺资源，是资本精神理论的重要支柱。这一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为中国社会所理解。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就是将帝王即王朝的统治绝对化，将对帝王的忠诚与否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忠臣孝子为修养的标准，整个社会的伦理并不倡导个人的幸福，所以对个人的欲望持相当负面的态度。如果有些发明要满足人们的个别欲望，也会被说成是奇技淫巧。
战国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逐步陷入“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整个社会所崇尚的是克制各类欲望以提升社会道德。但由于客观上无法消除各类欲望，结果就造成相当多的道学先生，倡导虚伪的道德，而当人们后来发现这些道学先生的普通欲望与正常人无有二致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极大的失望。另一方面，由于不能表达欲望，人们的正常欲望也不能得到尊重，结果是产生了另一极端，那就是纵欲与骄奢淫逸盛行。这两类表现，实际上都是财富价值观扭曲的表现。作者将历史现象称之为“道德长期处于猥琐状态”，是相当精辟的。如果我们从资本精神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 二
对资本进行再认识，确立新的发展伦理与政治伦理。
讨论资本，绕不开《资本论》。尤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资本乃万恶之源，似乎已经成为正统。如果对资本进行再认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是，中国的发展水平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体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体制，也是一个信息时代。股票与金融市场，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即使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也免不了会有购买股票的行为。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开放还会对国计民生产生诸多的有益效果？德之先生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此一资本不是剩余价值概念的资本。更广义地说，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能够带来新财富的财富。
其实，计划经济时期，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尽管阅读的是原著，但也是经过康生等人精心选择过的。最为重要的，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把1895年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排斥在外的。恩格斯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讲的就是1848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论述，因为那是共产党宣言的基调。所幸的是，新版的选集，已经将这篇著作纳入其中，可惜，后来大家又不再突出学习这篇文章特别是恩格斯的这一基本论断了。
我们所接受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观念，较为准确地说，主要是经过苏联人加工过的特别是《联共（布）党史》一书所规划过的。现在俄罗斯公布的历史资料表明，许多所谓的路线斗争过程，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为什么到现在，欧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旗帜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看来事实并不是苏联人曾经教育我们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变修了！正是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对资本的看法，调整了传统的理论与社会理念，后来许多政党已经有了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马克思等人所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并且经常在德国执政，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调整了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们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从而才有了持续的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恰恰是邓小平先生运用其巨大的政治智慧，绕过了姓“资”还是姓 “社”的思想理论藩篱，全面开放市场经济，真正开发了资本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才成功地促成了中国经济的繁荣。
将资本精神与政治理论中的资本进行区别，是相当必要的。现实的资本，已经成为中国或欧洲社会主义者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工具。但是，如果人们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现实的资本，那是不可能充分而自觉地运用资本并且积极推进宏观管理政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精神也是一种政治伦理，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资本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三
资本精神使我们深度理解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双重使命。企业家既要挣钱，同时还要说明为什么要挣钱，他们需要找到挣钱的社会伦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都不需要而中国企业家又特别需要具有的双重使命。
企业家在西方文化中是正面的词汇，包含着创业精神。西方的文化传统也鼓励人们进行各类创业，政府还要给以多方面的支持。正如德之先生在书中所介绍的，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伦理都是鼓励人们经商办企业。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企业家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投资与经营活动。
但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从汉武帝开始就实行国有企业政策，官工官商，成为历史的主导，而民营工商则主要是负面的解读。在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希望过好日子的愿望只能被扭曲地表
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民营商业活动被贬为“末”并经常遭到严格禁止。计划经济时期，索性倡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全面“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整个社会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谁还敢想致富发财？可以看到，停滞的社会是与严格压抑人们的资本精神所密切联系的。
其实，企业家是打破社会停滞的最为积极的要素。为企业家立论，为追求赚钱而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而正名，是资本精神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相当不容易的，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代宣扬以德治国，但恰恰是这个德只是私德而缺乏公德。以私德治国，站在个人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多么高尚，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将私德简单地转化为公德，由于公德与私德具有本质的区别，就会使公共道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无效性。而如果普遍运用私德作为公共道德标准，就会产生普遍的虚伪并使社会公共管理陷入紊乱。正如人们认识到的那样，一个普遍谈论道德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因为私德强调自觉与修养，其出发点是人人皆可为圣贤，但公德则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是绝对腐败的，出发点是认为公共管理者人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法律的限制。如果说，在农耕经济时代，修身齐家可以与治国平天下等同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这种等同就完全失去了依据，公德与私德是不同的领域。资本精神注重从公共道德角度来讨论资本的社会价值，从而为现代的社会伦理得到弘扬奠定了一个厚重的基石。
为企业家立论，当然也要强调企业家能力和知识的稀缺性与宝贵性。这是资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什么是知识？难道只有读书才能获得知识？传统社会正是这样定义的，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企业成了“下品”，怎么可能会有发展？其实，各行各业都是知识，都需要专业。毛泽东从革命的角度讲知识特别强调实践，福泽谕吉则从建设的角度讲各业知识的重要性。从现实的生产与管理需求看，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确实需要转型，因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太弱，现在的知识传授方式只强调背诵书本知识从而使知识静态化，并且更多地具有批判现实而不是建设社会的品格。知识生产方式转型，需要先从知识理论的转型开始。尊重企业家的知识与能力，也许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 四
资本精神为现代慈善立论。过去做慈善，人们总认为是为了穷人，慈善家往往居于施舍者的位置。但资本精神却把慈善与财富所有者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捐赠主要不是为了他人，更多地是为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客观事实也的确如此，做慈善，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家庭，更提升自身的价值。有的企业家通过自身的经验体会到：做企业要见到比尔・盖茨是相当困难的，但做慈善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的确是客观事实。
我们往往认为，财富如水。如果更为具体地分析，过好日子是有限度的，是不是一定要将财富全部据为己有？德之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财富有着双重的限度，第一，当财富超越一定限度以后，你自己不可能全部享受财富，一个人的生理条件有限，越当守财奴，离开人世时就越痛苦；第二，由人类的特性所决定，如果可以坐享其成，就会带来懒惰，然后就会加速破产，所以，给后代的遗产太多并且给的方式不妥，实际上是在残杀并毁灭后代。这也是财富的本性，其内在逻辑就要求人们要有一定的限度，要求人们节制。作者甚至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越帮助陌生人，就越会消除对社会的恐惧；越帮助弱者，内心就越会强大；越传送爱心，自己就越会得到快乐。”他把这个定律称之为“慈善定律”。
不仅如此，资本精神的逻辑最终导向了社会共享，即财富所有者与大众的共享。如不共享，就要共产，这是德之先生特有的结论。当然，这种共享，是一种提升性的共享，是一种有使命的共享，更是动态的共享即生动的社会创新过程。共享不是剥夺，而是富豪们自觉的奉献，即是现代的慈善。这样的共享，目标是要改善社会质量，是要创新文明，是一种文明的再提升。
现代慈善的内容既包括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更包括促进发展问题，这就把慈善与财富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慈善家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医院？建图书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文明使者的功能。社会大众和慈善家共同讲生活质量，讲减少污染，讲全球气候变暖，讲长寿，讲养生，讲食品安全，这样的共同之点使进步之门被进一步打开。而这方面的社会进步，已经没有极限。可以说，有了现代慈善的不断加入，整个社会才会开始不断地向提升方向进步，社会停滞状态从而就可以被结构性地打破。
五
作为“世界精神”的资本精神，可以成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正如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凝聚着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特点的资本精神，也为资本精神在全球发展提供了基础，更为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资本精神最可能成为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这次再版，作者特别将副标题定为“不同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意在探索资本精神所具有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当我们思考人类文明前途的时候，确实需要思考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机理问题。作者既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特别肯定了商周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体系的开放与包容精神，肯定那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发达与进步，倡导中国需要的古典复兴；同时又将资本精神作为人类的重要共同价值。的确，资本精神贯穿古今中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到：如果说资本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与基础，那么资本精神就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础之一；而且，资本的物质特性与人的精神追求、社会制度的规范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三者的运动本质就是道德挑战与制度选择的整合，也是一种动态的博弈。作者甚至提出，现代世界需要新的资本精神，而所谓新资本精神，就是加入了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不断完善人类道德元素的资本精神。
读《资本精神》，反思理论的社会价值，给人以更多的启发。理论是社会要素组合的基本工具。不同理论左右下的人们，确实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理论左右下的政府行为方式与政策结构，也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而理论的创造，决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批判和否定。各类假设与判断，往往是创新理论的重要途径。资本精神决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同样是理论创新途径的引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最近，我特别强调世界进入善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通过善经济的框架而走向融合。而经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理念，恰恰是在这些年与德之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复阅读《资本精神》之后得出的。这次再版，我又有机会阅读初稿，更为其理论的系统进展所叹服。我相信，资本的社会伦理的阐发及其所带来的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性的启示，必将从多个方面充分展示出资本精神所具有的社会张力。
德之说得好：他既热爱生活，更喜欢思考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他希望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一份带着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图。他投身慈善，融入世界慈善家的行列，与洛克菲勒家族结缘，与多个顶级慈善家对话，支持中美慈善家的交流，并在多个国际场所阐述资本精神理论。他既赚钱，又捐钱，还要进行理论创新，他能建构出资本精神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其更多的价值，还是需要大家深入阅读，直接与德之对话吧！
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从正面的角度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立论。资本精神可以说是站在了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特别是社会伦理的制高点，具有统揽理论全局的穿透力量
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往往感慨西方学者从人的普通需求出发，深度分析，从而探索人类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感慨我国社会缺乏此类治学传统。当反复阅读卢德之先生全面修订后的新版《资本精神》，发现其论证方法，竟然异曲同工，研究普通人的致富动机，进而推论资本精神的发展，并导出现代慈善与共享和文明协同发展的结论，不由让人感受到中国理论界的巨大进步。
在中国的理论史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还是研究生后来则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那个时期，人们对钱的积极社会功能还是讳莫如深。钱，等同于臭钱、铜臭，怎么能为其正名呢？然而，仅仅是十多年之后，当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人们才突然明白，关于钱的积极社会功能的认知与运用技能，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缺乏！而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通过股市的震荡，全社会才直接感受到整个体制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基本技能尤其是金融管理技能的欠缺！
如果说，为钱正名的理念，是从针锋相对的角度倡导社会转变理念，从而为市场经济奠定一个基本认知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以后，卢德之先生的《资本精神》则是从正面的角度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立论。尽管这一著作不是大部头的全面系统考证，但就其论述的各个层面和其深刻揭示的理论价值而言，资本精神可以说是站在了我国市场经济伦理体系特别是社会伦理的制高点，具有统揽理论全局的穿透力量。这一理论，必将对市场经济的提升与中国社会财富观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新版《资本精神》的理论意义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
最为重要的，资本精神是一种崭新的财富观，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财富价值观。运用这一财富观来分析人类历史与现实社会，才会进一步发现财富的社会价值，从而在理论上能够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作出合理的正面解释与说明。
资本有没有精神？如果有精神，那么是什么精神？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德之先生将资本精神归结为人们发展的愿望，将人们通过自身劳动与经营从而不断实现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动机称之为一种可贵的资本精神。因此，这种精神，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时代才有的特殊精神，而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的进步精神。这一假设，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作者对于资本精神的定义是：“从哲学上说，资本精神是一个新范畴。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具体而言，这种道德精神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包括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发展动机；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方式；诚实守信的商业自觉；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发展的思想等等。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讲，资本精神就是发展的愿望，因为资本就是增长，就是正当的发展。”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假设是“经济人”的概念，那么，资本精神提出的是“发展人”，即人们一般都想要发展，这个发展精神存在于各个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各类群体之间。
人类为什么要挣钱？从一般意义上说，是要保障基本生活并追求更好的生活，其实，这种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就是要推动社会发展，要促进文明进步。在货币发明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表现为拥有更多的货币量，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不能生产出他需要的一切，因而必然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活动，交易的过程就要使用金钱，结果，金钱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不仅仅是一个度量多少的工具，也是人们社会活动力量的一种表现方式，是衡量个人财富价值的一个指标。结果，资本的直接表现往往就简单化为金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往往简单化为追求更多的金钱。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充分鼓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客观上鼓励大家挣钱，结果就促成人们不断地生产各类更为专业的与他人交易的产品，因此，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是一种创新机制，它的内在机制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改善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这样的生活过程，客观上鼓励生产的创新和持续不断的发明。这种创新和发明的持续发展，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建立企业以生产新的产品，从而促进交易更为广泛地发展，并促成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
将人们追求发展的愿望归纳为资本精神，客观上使发展与向上联系起来，这种联结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发现。如果说，过去人们还在强调为钱正名，那么，资本精神则强调的是为资本正名，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正名，为创造财富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正名。应该说，这是我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特别需要的新的财富观，也是市场经济的伦理观。不然，把挣钱说得极为卑鄙，把发展的动机贬低为等而下之，整个社会怎么能够形成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呢？作者对于资本精神中道德动机的探索，为我们拓展了分析道德伦理广阔而崭新的空间。
追求发展的动机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动机，因而企业家即成功实现程度不同的发展的人们是稀缺资源，是资本精神理论的重要支柱。这一理论，至今还不能完全为中国社会所理解。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就是将帝王即王朝的统治绝对化，将对帝王的忠诚与否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忠臣孝子为修养的标准，整个社会的伦理并不倡导个人的幸福，所以对个人的欲望持相当负面的态度。如果有些发明要满足人们的个别欲望，也会被说成是奇技淫巧。
战国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逐步陷入“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整个社会所崇尚的是克制各类欲望以提升社会道德。但由于客观上无法消除各类欲望，结果就造成相当多的道学先生，倡导虚伪的道德，而当人们后来发现这些道学先生的普通欲望与正常人无有二致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极大的失望。另一方面，由于不能表达欲望，人们的正常欲望也不能得到尊重，结果是产生了另一极端，那就是纵欲与骄奢淫逸盛行。这两类表现，实际上都是财富价值观扭曲的表现。作者将历史现象称之为“道德长期处于猥琐状态”，是相当精辟的。如果我们从资本精神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就能够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 二
对资本进行再认识，确立新的发展伦理与政治伦理。
讨论资本，绕不开《资本论》。尤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资本乃万恶之源，似乎已经成为正统。如果对资本进行再认识，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是，中国的发展水平确实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体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体制，也是一个信息时代。股票与金融市场，已经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即使研究资本论的学者，也免不了会有购买股票的行为。为什么资本市场的开放还会对国计民生产生诸多的有益效果？德之先生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此一资本不是剩余价值概念的资本。更广义地说，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能够带来新财富的财富。
其实，计划经济时期，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我们这一代所接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尽管阅读的是原著，但也是经过康生等人精心选择过的。最为重要的，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把1895年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排斥在外的。恩格斯在文章中明确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讲的就是1848年他们关于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论述，因为那是共产党宣言的基调。所幸的是，新版的选集，已经将这篇著作纳入其中，可惜，后来大家又不再突出学习这篇文章特别是恩格斯的这一基本论断了。
我们所接受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观念，较为准确地说，主要是经过苏联人加工过的特别是《联共（布）党史》一书所规划过的。现在俄罗斯公布的历史资料表明，许多所谓的路线斗争过程，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为什么到现在，欧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旗帜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看来事实并不是苏联人曾经教育我们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变修了！正是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对资本的看法，调整了传统的理论与社会理念，后来许多政党已经有了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马克思等人所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并且经常在德国执政，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调整了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他们继承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从而才有了持续的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恰恰是邓小平先生运用其巨大的政治智慧，绕过了姓“资”还是姓 “社”的思想理论藩篱，全面开放市场经济，真正开发了资本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才成功地促成了中国经济的繁荣。
将资本精神与政治理论中的资本进行区别，是相当必要的。现实的资本，已经成为中国或欧洲社会主义者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工具。但是，如果人们只是从工具意义上理解现实的资本，那是不可能充分而自觉地运用资本并且积极推进宏观管理政策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精神也是一种政治伦理，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资本的政治与社会意义，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三
资本精神使我们深度理解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双重使命。企业家既要挣钱，同时还要说明为什么要挣钱，他们需要找到挣钱的社会伦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都不需要而中国企业家又特别需要具有的双重使命。
企业家在西方文化中是正面的词汇，包含着创业精神。西方的文化传统也鼓励人们进行各类创业，政府还要给以多方面的支持。正如德之先生在书中所介绍的，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伦理都是鼓励人们经商办企业。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企业家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投资与经营活动。
但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从汉武帝开始就实行国有企业政策，官工官商，成为历史的主导，而民营工商则主要是负面的解读。在禁欲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希望过好日子的愿望只能被扭曲地表
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民营商业活动被贬为“末”并经常遭到严格禁止。计划经济时期，索性倡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并全面“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整个社会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谁还敢想致富发财？可以看到，停滞的社会是与严格压抑人们的资本精神所密切联系的。
其实，企业家是打破社会停滞的最为积极的要素。为企业家立论，为追求赚钱而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而正名，是资本精神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相当不容易的，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代宣扬以德治国，但恰恰是这个德只是私德而缺乏公德。以私德治国，站在个人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多么高尚，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将私德简单地转化为公德，由于公德与私德具有本质的区别，就会使公共道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无效性。而如果普遍运用私德作为公共道德标准，就会产生普遍的虚伪并使社会公共管理陷入紊乱。正如人们认识到的那样，一个普遍谈论道德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因为私德强调自觉与修养，其出发点是人人皆可为圣贤，但公德则认为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是绝对腐败的，出发点是认为公共管理者人人都不是圣贤，都需要法律的限制。如果说，在农耕经济时代，修身齐家可以与治国平天下等同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这种等同就完全失去了依据，公德与私德是不同的领域。资本精神注重从公共道德角度来讨论资本的社会价值，从而为现代的社会伦理得到弘扬奠定了一个厚重的基石。
为企业家立论，当然也要强调企业家能力和知识的稀缺性与宝贵性。这是资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什么是知识？难道只有读书才能获得知识？传统社会正是这样定义的，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企业成了“下品”，怎么可能会有发展？其实，各行各业都是知识，都需要专业。毛泽东从革命的角度讲知识特别强调实践，福泽谕吉则从建设的角度讲各业知识的重要性。从现实的生产与管理需求看，中国的知识生产方式确实需要转型，因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太弱，现在的知识传授方式只强调背诵书本知识从而使知识静态化，并且更多地具有批判现实而不是建设社会的品格。知识生产方式转型，需要先从知识理论的转型开始。尊重企业家的知识与能力，也许应该成为中国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 四
资本精神为现代慈善立论。过去做慈善，人们总认为是为了穷人，慈善家往往居于施舍者的位置。但资本精神却把慈善与财富所有者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捐赠主要不是为了他人，更多地是为了自身价值的实现。客观事实也的确如此，做慈善，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家庭，更提升自身的价值。有的企业家通过自身的经验体会到：做企业要见到比尔・盖茨是相当困难的，但做慈善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的确是客观事实。
我们往往认为，财富如水。如果更为具体地分析，过好日子是有限度的，是不是一定要将财富全部据为己有？德之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财富有着双重的限度，第一，当财富超越一定限度以后，你自己不可能全部享受财富，一个人的生理条件有限，越当守财奴，离开人世时就越痛苦；第二，由人类的特性所决定，如果可以坐享其成，就会带来懒惰，然后就会加速破产，所以，给后代的遗产太多并且给的方式不妥，实际上是在残杀并毁灭后代。这也是财富的本性，其内在逻辑就要求人们要有一定的限度，要求人们节制。作者甚至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越帮助陌生人，就越会消除对社会的恐惧；越帮助弱者，内心就越会强大；越传送爱心，自己就越会得到快乐。”他把这个定律称之为“慈善定律”。
不仅如此，资本精神的逻辑最终导向了社会共享，即财富所有者与大众的共享。如不共享，就要共产，这是德之先生特有的结论。当然，这种共享，是一种提升性的共享，是一种有使命的共享，更是动态的共享即生动的社会创新过程。共享不是剥夺，而是富豪们自觉的奉献，即是现代的慈善。这样的共享，目标是要改善社会质量，是要创新文明，是一种文明的再提升。
现代慈善的内容既包括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更包括促进发展问题，这就把慈善与财富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慈善家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医院？建图书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是文明使者的功能。社会大众和慈善家共同讲生活质量，讲减少污染，讲全球气候变暖，讲长寿，讲养生，讲食品安全，这样的共同之点使进步之门被进一步打开。而这方面的社会进步，已经没有极限。可以说，有了现代慈善的不断加入，整个社会才会开始不断地向提升方向进步，社会停滞状态从而就可以被结构性地打破。
五
作为“世界精神”的资本精神，可以成为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正如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凝聚着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特点的资本精神，也为资本精神在全球发展提供了基础，更为不同文明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处理现实问题时，资本精神最可能成为一种典型的“世界精神”。这次再版，作者特别将副标题定为“不同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意在探索资本精神所具有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当我们思考人类文明前途的时候，确实需要思考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机理问题。作者既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特别肯定了商周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体系的开放与包容精神，肯定那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发达与进步，倡导中国需要的古典复兴；同时又将资本精神作为人类的重要共同价值。的确，资本精神贯穿古今中外，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到：如果说资本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与基础，那么资本精神就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基础之一；而且，资本的物质特性与人的精神追求、社会制度的规范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三者的运动本质就是道德挑战与制度选择的整合，也是一种动态的博弈。作者甚至提出，现代世界需要新的资本精神，而所谓新资本精神，就是加入了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不断完善人类道德元素的资本精神。
读《资本精神》，反思理论的社会价值，给人以更多的启发。理论是社会要素组合的基本工具。不同理论左右下的人们，确实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理论左右下的政府行为方式与政策结构，也会呈现巨大的差异。而理论的创造，决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批判和否定。各类假设与判断，往往是创新理论的重要途径。资本精神决不仅仅是理论体系的创新，也同样是理论创新途径的引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最近，我特别强调世界进入善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通过善经济的框架而走向融合。而经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理念，恰恰是在这些年与德之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反复阅读《资本精神》之后得出的。这次再版，我又有机会阅读初稿，更为其理论的系统进展所叹服。我相信，资本的社会伦理的阐发及其所带来的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性的启示，必将从多个方面充分展示出资本精神所具有的社会张力。
德之说得好：他既热爱生活，更喜欢思考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他希望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一份带着历史责任感的思想图。他投身慈善，融入世界慈善家的行列，与洛克菲勒家族结缘，与多个顶级慈善家对话，支持中美慈善家的交流，并在多个国际场所阐述资本精神理论。他既赚钱，又捐钱，还要进行理论创新，他能建构出资本精神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其更多的价值，还是需要大家深入阅读，直接与德之对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