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虽然还有人为整个社会是否已经完全跨越“温饱线”争论不休，精英中的先行者已经提前进入“后物欲时代”，“温饱”在他们看来甚至是一个略显诡异的词。而面对新的问题——空虚和无聊，他们中相当多人采取扩大物质资源的消费来弥补，效果并不如意。对于富裕阶层来说，他们应该树立一种怎样的生活态度才算明智？对于那些在物质消费上已经获得极大满足的富裕阶层来说，生活的意义应该指向哪里？当物质层面的消费已经无法为他们生活带来新的刺激时，他们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理念？这种态度将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郑也夫：我是在面对和抵抗政治说教中渡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产生的深刻逆反是：我不想对他人施展说教。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展开的是严格的推理：炫耀是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倾向，此前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全面的解决温饱，在那样的社会中物质是炫耀的最有利的工具；但在温饱全面解决的社会中，继续以物质来炫耀，其一自己的身体承受不起，其二因工业带来的巨大复制能力别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种商品占有上的差距，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在物质之外寻找炫耀手段，因此“后物欲”的时代将来临。效仿和学习地位高的成员，不仅是人类，而且是诸多灵长目动物中的现象。因此富人态度的转变将产生连锁反应。
记者：当一个小群体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识后，就会建立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区别性”。您如何看待精英会所、俱乐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是什么？这样一种小圈子文化对于社会的分层意味着什么？
郑也夫：寻找“区别性”是本能性倾向，意味着不和他人雷同，以自己的特征吸引其他成员的注意，在动物的世界中这种倾向具有择偶上的优势。这和炫耀具有某种近似性。物质此前是炫耀的不二利器，我预测今后却将渐渐淡出。温饱的解决是生物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因此人类的价值观将为之改观。富人俱乐部是物质时代造就出的“区别性”。后物质时代人们渐渐放弃崇尚物质的价值观，富人俱乐部将失去往日的光环。富人中的思想意识领先者将率先放弃它。国外的“布波族”就是例证。取而代之的将是其他类型的俱乐部，是以技能、兴趣聚集起来的俱乐部，财富不再是入场证。最终将是这样。而过渡期也可能会出现特殊的富人俱乐部，那里仍然有门槛，别人玩不起，但其成员玩的也不再是多数富人感兴趣的游戏。即这游戏本身需要财力，但游戏炫耀的不是财富，而是自身的某种优秀品质。
记者：您认为：人类不靠物质来为自己定义，不靠物质来炫耀，即便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也不是很快就能到来。未来人们的身份证明是否从外在物质进一步到需要依靠以一个圈子的成员、一个俱乐部会员资格来营造？您希望建立一种怎么样的社会交流秩序，对于建立这个阶层的社交圈您有什么样的期待与建议？
郑也夫：区别性是人类永恒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雷同乃至平等，都是乏味的。社会的进步在于“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的圈子是个对外封闭的神秘的数学群体，不是富人的圈子，与知识关联，与阶级无涉。圈子没有等级是不行的，没有等级就没有文明，水准不等如何交流？但未来的等级应该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社会上将拥有不计其数的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围棋俱乐部，诗歌社团（当然不叫这个俱乐部，诗人不会放掉以措辞显示个性的机会），哲人社团，等等。马克思憧憬的一些东西将出现，但原因不是因为消灭了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即将超越资本主义。资本当然是物质性的，后物质还不超越资本主义吗？
记者：收入水平有一条线，在线上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减弱。您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高尚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观念有助精英阶层提升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郑也夫：老舍先生说过：他对孩子的希望是，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我觉得这是高尚生活的第一要素。我比周围的同仁可能更接近这种生活，但还没有充分享有这种高尚生活。因为我间接地也在欺负农民工，我的工资里面不包含对农民工的剥削吗？如是，我们是挣不到这么多工资的，尽管我的一些同仁在抱怨收入低。高尚的生活还有第二项内容，就是其追求主要在精神的层面上。人在精神上、智力上，肯定有高下之分，但“后物欲时代”是全社会共进的产物，是社会结构与观念上共振的结果。不是哪个“精英阶层”可以独自挺进和到达的。
记者：物质的富足未必意味着随心所欲，生活同样需要规则，上层人士的言行是社会的风向标，财富应当如何营造文明？当下中国能否孕育出一代品行高尚的“绅士阶层”？您怎么样理解个人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一种和谐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要素有哪些？
郑也夫：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这些特殊的暴发户身上可憎之处甚多：贪婪、摆阔、铺张、缺少修养，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要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地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宏观地看，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商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完成了这一转变将是巨大的提升，完不成甚至有极大可能被财富摧毁。
记者：虽然还有人为整个社会是否已经完全跨越“温饱线”争论不休，精英中的先行者已经提前进入“后物欲时代”，“温饱”在他们看来甚至是一个略显诡异的词。而面对新的问题——空虚和无聊，他们中相当多人采取扩大物质资源的消费来弥补，效果并不如意。对于富裕阶层来说，他们应该树立一种怎样的生活态度才算明智？对于那些在物质消费上已经获得极大满足的富裕阶层来说，生活的意义应该指向哪里？当物质层面的消费已经无法为他们生活带来新的刺激时，他们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理念？这种态度将对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郑也夫：我是在面对和抵抗政治说教中渡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产生的深刻逆反是：我不想对他人施展说教。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展开的是严格的推理：炫耀是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倾向，此前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全面的解决温饱，在那样的社会中物质是炫耀的最有利的工具；但在温饱全面解决的社会中，继续以物质来炫耀，其一自己的身体承受不起，其二因工业带来的巨大复制能力别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种商品占有上的差距，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在物质之外寻找炫耀手段，因此“后物欲”的时代将来临。效仿和学习地位高的成员，不仅是人类，而且是诸多灵长目动物中的现象。因此富人态度的转变将产生连锁反应。
记者：当一个小群体有了自己独立的意识后，就会建立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区别性”。您如何看待精英会所、俱乐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价值是什么？这样一种小圈子文化对于社会的分层意味着什么？
郑也夫：寻找“区别性”是本能性倾向，意味着不和他人雷同，以自己的特征吸引其他成员的注意，在动物的世界中这种倾向具有择偶上的优势。这和炫耀具有某种近似性。物质此前是炫耀的不二利器，我预测今后却将渐渐淡出。温饱的解决是生物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因此人类的价值观将为之改观。富人俱乐部是物质时代造就出的“区别性”。后物质时代人们渐渐放弃崇尚物质的价值观，富人俱乐部将失去往日的光环。富人中的思想意识领先者将率先放弃它。国外的“布波族”就是例证。取而代之的将是其他类型的俱乐部，是以技能、兴趣聚集起来的俱乐部，财富不再是入场证。最终将是这样。而过渡期也可能会出现特殊的富人俱乐部，那里仍然有门槛，别人玩不起，但其成员玩的也不再是多数富人感兴趣的游戏。即这游戏本身需要财力，但游戏炫耀的不是财富，而是自身的某种优秀品质。
记者：您认为：人类不靠物质来为自己定义，不靠物质来炫耀，即便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也不是很快就能到来。未来人们的身份证明是否从外在物质进一步到需要依靠以一个圈子的成员、一个俱乐部会员资格来营造？您希望建立一种怎么样的社会交流秩序，对于建立这个阶层的社交圈您有什么样的期待与建议？
郑也夫：区别性是人类永恒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雷同乃至平等，都是乏味的。社会的进步在于“圈子”不再以财富来划分。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的圈子是个对外封闭的神秘的数学群体，不是富人的圈子，与知识关联，与阶级无涉。圈子没有等级是不行的，没有等级就没有文明，水准不等如何交流？但未来的等级应该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社会上将拥有不计其数的俱乐部：足球俱乐部，围棋俱乐部，诗歌社团（当然不叫这个俱乐部，诗人不会放掉以措辞显示个性的机会），哲人社团，等等。马克思憧憬的一些东西将出现，但原因不是因为消灭了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即将超越资本主义。资本当然是物质性的，后物质还不超越资本主义吗？
记者：收入水平有一条线，在线上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减弱。您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才是高尚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观念有助精英阶层提升自己的生活满意度？
郑也夫：老舍先生说过：他对孩子的希望是，不欺负人，也不受人欺负。我觉得这是高尚生活的第一要素。我比周围的同仁可能更接近这种生活，但还没有充分享有这种高尚生活。因为我间接地也在欺负农民工，我的工资里面不包含对农民工的剥削吗？如是，我们是挣不到这么多工资的，尽管我的一些同仁在抱怨收入低。高尚的生活还有第二项内容，就是其追求主要在精神的层面上。人在精神上、智力上，肯定有高下之分，但“后物欲时代”是全社会共进的产物，是社会结构与观念上共振的结果。不是哪个“精英阶层”可以独自挺进和到达的。
记者：物质的富足未必意味着随心所欲，生活同样需要规则，上层人士的言行是社会的风向标，财富应当如何营造文明？当下中国能否孕育出一代品行高尚的“绅士阶层”？您怎么样理解个人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一种和谐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要素有哪些？
郑也夫：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今天的富人多是暴发户，并且是在极不干净的环境中暴发的，这些特殊的暴发户身上可憎之处甚多：贪婪、摆阔、铺张、缺少修养，不会过艺术化的生活。要富人身心变得和谐一些，需要制度来制约，更需要他们自身慢慢地提升，这需要并不短暂的时间，很多人一生都无力完成。宏观地看，如果中国社会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这一转换，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还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公正，这要靠制度来保证。也就是说，首先要杜绝官商勾结，杜绝巧取豪夺。在商人身上，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的前提是，对财富的正确的认识：财富不是一切，挣钱不是全部，钱挣到很多的时候个人的角色就变了，成为社会财富的看守者，成为一个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完成了这一转变将是巨大的提升，完不成甚至有极大可能被财富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