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第一章 社会学理论
1、科学理论的本质：应该怎样，事实怎样，
2、两类知识：意识形态的评价型的知识（建构的知识），实际经验世界的知识（描述的知识）
第一编 功能主义理论
1、有机体类比：a将社会结构分解成要素、组织和器官（犹如生物有机体）。b斯宾塞的分析功能主义：生物有机体与超有机体（社会）的同异。（P.10）
2、结构功能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或前提条件（斯宾塞）：
A 获取资源和传授资源B 生产有用的东西C通过权力和符号管理来整合内部的活动。
3、迪尔凯姆（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a社会事实：外在的、有约束力和普遍的。b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实体：社会是一个受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支配的实体，因此，社会事实只能由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比如，自杀或分工这一社会事实）
4、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人类学功能主义：a反对迪尔凯姆的目的论分析倾向（系统组织的各部分都满足系统的需要这一生物－结构功能主义的目的性概念）（P.14）b“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以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组织起来的，这一存在的必要条件便是文化——因信仰、民族和地域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的文化。因此，认识一个社会系统首先就是去认识它特有的文化。（P.14）c因此，我们既可以对社会整合（自组织）和“功能”（运作过程）采取文化的解释，也可以反过来对文化诸要素采取功能主义（整合）的解释，比如把文化视为是为社会整合（自组织）服务的。（p.14）
5、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功能主义：a 认为布朗仍没有真正从有机体目的论的危险（循环论证）中走出来 —— 如果一个社会系统存在，它必然就存在最低限度的整合，而作为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如文化等）必然是有助有于整合的。这样一来，社会是如何进行整合的这一关键问题就什么也没谈。马林诺斯基改变了这种状况（P.15）b“三个系统层次”：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符号的。人们能识别在每个层次上的基本需要或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三种要保持一致，这些需要和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生物的系统处于底层，它必需依赖环境，而社会结构处于中间，它依赖资讯的吸取、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控导、调节、产品分配、教育和权力组织），符号系统在最上层，它需要提供足够的回馈（给予相关的资讯使其他二者再适应环境、应付偶发事件、提供“共同节奏感”）。（参见“系统层次的必要条件”P.16）C“制度分析的必要性”
6、帕森斯的分析功能主义：a社会行动的结构（行动的唯意志论）：意志性行动包括了下列因素：行动者（个人）、目标、手段、情境（个人的生理、遗传等）、价值观和主观决定。参见图4－1（P.32）因此，个人行动既是主观个人的行为又受制于各种条件。b社会系统的构成：“三种动机”（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三种价值观（认知的——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价的、鉴赏的和道德的）”。它们又被称为“取向模式”。社会就是这三种取向模式互动和制度化的产物。C“互动和制度化”d由三种取向模式而来的“三种相互渗透的行动系统”——文化的、社会的和人格的系统。E社会系统如何生存：三个系统的相互制约的问题。
图4－3（P.35）
F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进而制约其需求结构。G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导以减少紧张和越轨行为。此两种机制的目的都在于整合社会。H文化通过符号促进社会互动，向所有行动者提供公共文化资源，使互动成为可能。I强制功能主义：每一个系统都有四种生存的必要条件：适应、
目标达成、整合和维模。其中“维模”指的是系统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时的系统自我修复。J总体系统的四生存条件始终控制子系统的生存条件，此谓强制的功能性机制。见图表4－4（P.37）K控制的资讯（资讯）等级：上述四种功能相互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的辩证关系：文化（具有维模功能）在资讯方面限制着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在资讯或资讯方面控制着人格系统，人格在资讯方面控制着有机体系统。L“能量条件”指的是等级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可以被看作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要的“能量条件”。譬如，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以促使后者去寻找更好的自我调节举措。因此，尽管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互惠的，但系统之间由低向高的能量作用关系却是恒定的。此谓系统间的控制的资讯等级。
图4－5 帕森斯的控制等级理论
M一般交换媒介：四个子系统之间的交换媒介货币、权力、影响和义
务。例如，在社会系统内部，“适应”的目的将货币用作和其他三个部分进行交换的媒介。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什么，系统之间的交换媒介也相应的是什么。若社会组织的目的不是“适应”而是目标达成，那么社会系统将用影响力（威信、领袖魅力）这一媒介来与其他三个部分进行沟通，其他以此类推。（参见P.39）
N帕森斯论社会变迁：A能量过剩：一个系统无法消化比它低一级的系统所给予的能量。例如，有机体系统产生大量能量（个人占有欲望的骤然膨胀），而人格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却仍处于相对低能的状态，或人格系统产生大量能量（对民主、公正和个人存在价值的要求高涨），而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却处于相对低能的状态。这都叫“能量过剩”。B能量供给不足：它从反向来理解这一问题。当高一级的系统已逐渐具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时，它的低一级的系统却没能给予它足够的刺激。这样，高一级系统就有可能失去它原本应有的能力。例如，如果文化系统中价值资讯匮乏，原本已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就会处于失范的边缘。这说明了，在没有得到应得的价值资源（能量）的情况下，社会系统内部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变迁也就此降临了。
7、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1）后实证主义思维：对功能主义实证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亚历山大根据其后实证主义概念所描绘的社会科学思想的连续体：
图5－1（P.46）
（2）一般性的话语和研究专案：一般性话语（generalized discourse）指按照图中左边所列的分析手段展开的讨论。它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是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视角的，即它并不反对从价值的角度来诠释事实。相反，它强调这一点，只有根据某种一般性的有关人与社会是什么的预设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对事实做出深刻的评价。而研究专案指按图中右边所列的分析手段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并且具有明确的经验指向。比如，它特别适合于研究具体社会运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的数量和来源这类问题。亚历山大的看法是，两种方法都不可偏废，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应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进行。此外，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物件在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时有所侧重。（3）社会世界的多维度性：层次化约与层次混淆。当研究者认为一种层次的特性（一般话语的或经验观察的）最重要，并且只用它来进行本来有多种层次特性的社会学研究，就发生了层次化约。层次混淆就是研究者忽视图5－1所表述的科学活动的分化模式。例如，当一般性预设仅仅被视为意识形态性的表达时，或者当社会学模式的阐释仅仅被当作观察性的陈述时，就发生了层次混淆。（4）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今天的很多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只相信通过收集资料得来的事实，并只用这些事实来决
定理论的合理性和应用。按照亚历山大的看法，要走出这种社会学研究的误区就必须放弃把理论简化为事实的做法。（5）亚历山大要求放弃过于简单的社会学分析的程式，比如，理性与非理性、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析程式。在这种分析程式中，人要么被视为理性的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的人），要么被视为非理性的（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只按照主观的意念行动的人）。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要么简单地用一种原子论的态度看待社会，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单个的个人协商和选择的产物，要么从一种集体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社会，认为社会是由具有共同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社会共同体组成的。在亚历山大看来，这些已显得日益僵化的分析程式遮掩了世界构成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真相。因此，他要求用多维度的综合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综合。（6）亚历山大论社会变迁：他不同意帕森斯的看法。他强调特定社会中社会群体的意愿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比如，某些社会群体的地位的提高，群体间相互竞争和冲突所带来的社会推动力。制度性企业家的贡献。在今天的社会中，有许多制度性企业家，他们都有自己明确的符号取向、具体的和创新的目标，为追求这些目标，他们也建立了新的规范和组织框架。这些创新群体直接影响了社会变迁，而不是像帕森斯认为的，变迁只是系统内部为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而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本身也是一个循环论证）。此外，在亚力山大看来，系统的分化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系统的适应能力和重新整合的能力增强，相反，分化也可以是消极的。比如，伴随高层次分化而来的很可能是焦虑和病态。因此，
分化并不等同于进步和良好的社会，它可能意味着剥削的加剧、官僚主义的猖獗和道德的沦丧。（7）对文化的分析：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历史价值或为权力机构认可的价值观，即不应将文化视为价值的同义语（参见P.57）。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符号现象”，它是一种仪式、祭典、隐喻、神话、叙述、玄学和法典（它们被看作是领袖、公众人物、各种哲学、科学、艺术、体育、宗教和政治事件的表现形式）以及人们对这些符号现象的认识和分析。因此，文化的功用在于，通过这些符号化活动，人们能够对“如何生活才更有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到底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有更深的理解。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由符号（特定表现媒介）来表现自身的文化是认知性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结构：它可以通过事物间的不同的类别和隐喻（各种不同的文化诠释），使它原本的符号指称意义不断扩展，并最终获得其具有标记意义的特征。
8、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1）系统与环境：卢曼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与其环境（物理的、时间的和符号的——指外在于社会系统的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分不开。因此，社会系统的生存条件是：适应它的环境。实际上，它本身已是一个适应了环境的系统。一个适应了环境的社会系统必然具有了用来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2）社会系统的类型：A 互动系统 B 组织系统 C 社会系统。互动系统产生于成员（公民）们共同存在并相互认同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发生成的交往共同体，它通过语言（交谈）把人们与其环境分开。组织系统按照具体条件协调成员的行动：经济的（物质生产、交换和分配）、官
僚机构的（人事安排），以协调个体的动机、意向和执行社会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系统完全是目的性的，即它不依赖任何道德的约束，也不需要统一的规范。（参见P.65）社会系统兼顾互动系统和组织系统，它是一个“所有相互可接近的沟通行动的综合性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是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社会系统被地缘政治限制。但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系统的一致性的要求不断增强。（3）系统的分化、整合及冲突：一、分化：指上述三个系统的分化。在古代或简单的社会中，它们基本上是没有分化的、彼此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它们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或隔阂也随之而来。比如，它们可能会对诸如政治的功能、法律、教育、经济、宗教和科学的本质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它们对社会利益分配原则的理解也会不同。此外，它们彼此使用的交流符号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货币、权力等是社会和组织系统的语言，而真理、爱情等则是互动系统的语言。由此产生了所谓系统交流之间的“瓶颈”问题，即产生了系统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损害的问题。二、 整合与冲突：但系统不会因为“瓶颈”问题的存在而丧失其系统运作的功能，它们同时会出现一种维护社会整合的过程：通过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和权力关系，每一个系统都被强行“嵌套”在一起。它们彼此既相互制约（不容许产生独立的语言）又相互促进（通过彼此相互间的包容来扩展自己的规定范围）。这种整合化解了各个系统的独立的能量，也缓和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此外，许多随整合而产生的附带性组织也能缓和系
统间的冲突。实际上，它们就是为了防止系统间的冲突而设立的。例如，工会、人权、经济以及其他权利保护组织、法律、员警、法院等。
（4） 卢曼与帕森斯的区别：卢曼强调，在复杂系统中，秩序不是靠对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而是系统通过自身内部的分化和整合来完成的。而帕森斯则认为，社会系统是依靠价值的一致性来维持的，这是帕森斯把文化系统看作是一种具有“维模”能力的系统的原因。因为卢曼与帕森斯不一样，他认为系统具有条件“反射性”的功能或自我主体化的功能（参见P.69），即遇到问题，每一个子系统都能进行自我调节。而在帕森斯那里，只有通过更高一级的系统，如文化系调，系统才有可能进行自我调节。（5）社会进化的机制：一、进化是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间的持续分化的结果。二、进化涉及到这三种系统的内部分化，即扩大化。三、进化涉及到三种不同方式的分化（参见P.72）：1、分割（地域化和专门化）2、分层（等级化：经济优于宗教、科学优于文学等）。（6）作为社会系统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已不再建立在真理、互相同情和易货贸易之上，它现在更依赖权力的指令。现代政治已成为一个自主系统、一个完全适应环境、应付环境的管理系统。现代政治系统已产生三个方面的分化：一、它具有了一个实施决策的稳定的官僚行政机构；二、为政治产生出分离的舞台并且形成政党；三、政治透明化。这样，现代政治系统复杂性增大、风险也增大。为了减少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现代政治系统发展出了一套保护机制。比如，反省机制，法律的实证化机制，精英主义的管理理念等。（7）法律系统的自治：今天的法律
日益摆脱来自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完全从程式上、从社会秩序的调节上处理权利问题。（8）经济系统的特点：通过市场实现了：一、设定等价物或商品和劳动各自的价值。二、使相关角色中性化——例如家族角色、宗教角色、政治角色的无差异化。此时，价值取决于不同商品的品质而非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或特性。（参见P.77）但市场经济也使经济系统充满了风险。此时，要么政府干预，以降低其自由竞争带来的无序化，要么就只有承受这种风险。但肯定的是，政府的干预将损毁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做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第二编（教材第三编）
冲突理论
（1）与功能主义对立的冲突理论：：以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功能主义也注意到了冲突的社会机制，但在帕森斯以后，社会冲突机制完全被忽略了。
（2）三位主要的冲突理论家：、马克思（1818－1883）、韦伯（1864－1920）、齐美尔（1858－1918）。他们三人观点不完全相同，虽然他们都十分注重社会冲突的机制。
（3）马克思的冲突理论：1、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的利益冲突。2、异化的感受程度，群体间的交往沟通能力的提升，阶级意识的产生，都降低了人们视对统治掌握优势资源为合法的意愿。社会冲突引发暴力革命是必然的。
（4）韦伯的冲突理论：1、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是社会冲突的关键。与马克思相同，韦伯也认为，权力、财富、声望的分配的不均衡是使人们对统治产生不满的原因。魅力型领袖的出现也是冲突的原因，因为他具有号召力、挑战权威的号召力。只有在较为合理的社会中（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竞争机制），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才会减小。因此，（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阶级矛盾并非唯一的原因。
（5）齐美尔的冲突理论：1、冲突是情感上觉醒的结果，当冲突群体的内部团结达到一定程度时，暴力冲突就可能出现。反之，当冲突群体对自身的利益的认识愈具体、清晰，产生暴力的可能性就愈小。此时，讨价还价这样的手段就有可能被用来实现群体的客观目标。比如在劳资关系中就是如此。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在齐美尔看来，暴力冲突往往是对自身的具体利益和目标不甚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只要对自身的具体的利益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人们总会选择非暴力的手段。（参见P.168）此外，齐美尔认为，社会冲突只要是小规模的并不会带来社会变迁，相反，它有助于释放社会紧张感，提高社会系统的稳定性。
（6）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上世纪50年代晚期，达伦多夫坚持认为，帕森斯主义和功能主义所刻画的图景，是一种极度一致、整合和静态的社会形状，他称之为乌托邦。按照他的理解，社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一致，一副是冲突。1、强制性协作组织（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 简称ICAs）：掌权者与被管理者，双方
利益迟早要产生冲突——掌权者要求维持现状，被统治者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和权威。任何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都是一个蕴藏着潜在冲突的ICAs，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群体利益意识的觉悟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对立的双方相互竞争最终导致旧的ICAs的崩溃，这样，权力和权威得到新的分配。但在这新的ICAs中，对立的双方又形成新的势力矛盾，新一轮的权力和权威角逐又重新开始。社会就在这种“对立统一，再对立再统一”的辩证回圈中发展、变迁。
（7）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1、对冲突的原因的探讨：科塞认为，冲突的起因是系统各部分整合的不均衡。如果某一系统太强、权力过多（比如，组织系统过分地强于互动系统），则社会冲突不可避免。2、现存体系的合法性的丧失也是冲突的根本原因：在组织系统中没有充分可表达观点和意见的管道，再加上特权、官僚阶层的形成、权力过于集中以及法律的过于功利（单方面排斥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带来社会冲突。此外，科塞也注意到，如果被统治者的规范意识不强也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统治的社会控导机制失败，冲突也同样不可避免。3、冲突的暴力：现实利益的冲突可以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即可以采用某些妥协的方式来化解，而价值观上的冲突则不那么容易消除。如果一种价值观演变为某一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观念（人们对它投入大量情感，并对之产生了强烈的信念），而这些观念又长期受排斥和压制的话，产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此时妥协的可能性很小。4、冲突的功能：与达伦多夫不同，科塞认为，冲突
是为社会系统服务的。冲突提高了社会系统，并帮助系统进行有利自己的整合。
第三编（教材第四编）
交换理论
（1）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把人视为理性的人，他们在自由和竞争性的市场里同他人进行交易或交换时，总是寻求物质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盘算购买成本、权衡成本物质收益的关系、考虑何种选择可实现盈利或利润（收益减去成本）的最大化等等。总之，在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在市场经济中人就是这样一种完全按照利润规律进行经济盘算的人。他似乎早已把任何道德或文化价值的观念抛在脑后。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换观。
（2）现代交换理论的不同看法：随着社会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的出现，就有了大量对人这一概念的借用、修正和否定。许多社会学家弱化了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假定：1、人并非纯粹理性的，尽管理性地盘算在其思维中仍占主要位置。2、人并不一定都会追求最大利润。3、人们的行动也会受市场之外的因素的制约。（3）马林诺斯基和非物质交换论：文化模式支配交换原则。经济计算并非交易的唯一目的。“库拉圈”的封闭性的交换关系圈：在西太平洋某岛上，居民们对两种艺术品——臂环与项链——总是沿着相反的方向交换这两种东西：用臂环来交换项链，而决不会用项链来交换臂环。这就是说，
不论项链大小构造成份如何，人们它总是会用臂环去进行交换以便得到它。这种交换模式显然与文化有关。获利并非这些居民交换的目的。由此亦可见，在某种情况下，心理的而非经济的需求也是交换的一种动力。
（4）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人类拥有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文化遗产，它使得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组织不同于动物。人类的任何交换都是受行为准则和文化价值观念支配的。（参见P.264）因此，他得出了下述结论：1、分析交换关系的主要变数是社会结构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动机。2、社会系统中的交换关系并非限制在个体间的直接互动，而是延伸到间接交换的复杂网路。（参见P.265）
（5）心理行为主义与交换论：1、行为主义最初来自对某一事件的观察结果。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发现，用来做实验的狗把食物和给它送食物的人联系在一起。例如，他观察到，那些接受特别试验的狗不仅在见到食物时，而且在听到给它们送食物的人的脚步声接近时也会流出唾液。在研究中断了很长时间并且个人也遭受了许多磨难之后，巴甫洛夫在动物身上做了一系列的试验以理解这种“条件反射”。通过这些试验，他发展出几条后来融入行为主义中的原理：a如果一个刺激经常性地与另一个产生特定生理反映的刺激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刺激本身就会产生这种反应。b如果与刺激有关的满足感不再出现，那么这种条件反射就会消失。c与能引起条件反射的刺激相似的刺激也可以像那种刺激一样引发出相同的反应。d如果一个刺激渐渐不同于曾引起某种反应性的刺激，
那么这类反应就会逐渐减少。巴甫洛夫的试验解释了条件反射、反射消失、反射的概念化和反射的辨别原理。虽然巴浦洛夫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发现对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但他的洞察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奠基者——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和沃森(John B．Watson)的保护下才在美国开花结果的。2、行为主义在很多方面与功利主义相似。人是寻求酬赏的有机体。
（6）霍曼斯的行为主义方法：1、反对文化模式的解释，赞同巴甫洛夫的分析。
表20－1 霍曼斯的交换命题
2、制度构建与人类需求：物质需求可作为一种尺规——对任何社会制度是否完善进行衡量。社会制度的消亡也与此相关。（参见P.280－282）
（7）布劳的辩证方法：1、反对霍曼斯的过于简单的行为主义。认为在交换中存在着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倾向：理性交换原则和互惠交换原则。
表20－1 布劳隐含的交换原则
2、交换中的规范期待的问题：人们会对一种特定的交换关系将带来什么样的报酬而建立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是由规范所制约的。这些规范可以称为公平交换规范。
（8）交换理论中的经济与博弈论模型：1、市场中的理性行动者：——“经济人”的思想。2、“市场经济的神话”：今天，即使是最热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市场会完美运作。（参见P.309）世界并非像新古典主义模型表明那样简单。可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在社会中起作用。今天，有一些美国之外的经济学家开始变得更像社会学家了。比如，法国的习俗经济学家（convention economists）认识到经济行为受到社会价值观与信仰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几个荷兰经济学家修改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使之包含了网路变数。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银行体系的历史演进、产权和其他的制度
形式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
（9）博弈论：新古典主义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市场为行动者提供关于全部行为选择的完全且及时的资讯，市场允许行动者以极小的代价随时改变其行为的任何部分，在这样的市场中，行动者力图使其所偏好的后果最优化。而且．市场被假设为由大量的潜在交换物件构成。这些物件之间自由交易．对每一个交换物件来讲，其交易后果与其他每一个物件的行为相关。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市场的供求状况对结果有普遍的影响，而每一个单独行动者的策略，被认为对市场的总体结果没有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理论倾向于提出太多的关于完全市场的假设，同时他们又想保留新古典主义模型的一些要素，于是他们提出了博弈论：．在这一重要内核之上，博弈论依赖这一假设：行动者行为的结果高度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与反应，而这些行动与反应不确定且易变。因为这些原因，策略之于结果，有独立于无所不在的市场条件的作用。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不能简单地忽视其他行动者的策略，因此，它也不应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理论之外。
因为策略是博弈论关注的中心，博弈论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在水准相当的二人博弈中(如国际象棋)，局中人有一系列策略可供选择，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对局者至少会获得一次和棋的结果。当水准相当的对局者遵循最小最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最大化自己得分的条件下，最小化对手的得分条件)时，和棋就会发生。但是冯纽曼和摩根斯顿告知，少有如此简单的情境，且大部分博弈中的
对局者技巧并不相当。在现实世界中，限制条件的变化与他人行动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最明智的行动路线可能不是最小最大策略，而是表面上不那么理性的最大最小策略(maxmin strategy)，以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10）囚徒困境：1、博弈理论家所偏爱的例证是“囚徒困境”。如果对局双方通过合作会获得较好的结果但每一方都有意于欺骗，囚徒团境(Prisoner’s dilemma)就存在。囚徒困境是引人入胜的，因为它展现了利益模式可能在社会关系中以什么方式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性。
在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形式中，其表现为两个疑犯被逮捕，但是仅有以较轻的罪名定罪的证据。每一个疑犯都可以通过承认有罪并做出对另一个疑犯不利的指证来获得自由，但是他必须第一个做出坦白。如果二人都承认罪行并坦白，这两个疑犯会以更严重的罪行被判入狱；如果只有一人认罪坦白，法官(在司法体系中以严厉著称)会用那个拒绝合作的疑犯来杀一儆百；如果两个疑犯都保持沉默，他们会被认定较轻的罪行，受到很轻的惩罚。
这种策略使我们建立了图23—2中的决策矩阵（参见P.313）在这样的情形中，疑犯被分开关押。二人无法相互知晓。从全局说，最好的结果是每人判一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但独自保持沉默是最糟的（会被判罪六年）。一个力图获得好结果的疑犯不能确信是坦白还是沉默会达到自己的目的。2、囚徒困境可以在广泛的情形中应用。在生产企业中可以看到。它表明我们很可能是生存在一个
非理性的、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十分重要。
第四编（教材第五编）
互动理论
（1）詹姆士对“自我”的分析：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参见下册P.3）“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
（2）库利对“自我”的分析：“镜中我”：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
（3）杜威的实用主义：心智意只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它在交往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此观点对米德影响很大。
（4）米德的“自我”概念：1、人是什么与社会和生存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A.人类机体生理的弱点迫使他们与群体中的他人进行协作，谋求生存。B.有利于生存或适应的行为将会被保存下来。2、想象性预演：继杜威之后，米德认识到人类心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
1、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2、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选择的行动方案；3、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公开行动的合适路线。米德把这种悄悄地使用符号或语言的过程称作想象性预演
(imaginative rehearsal)，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心智概念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过程。进一步地，社会的存在与延续，或组织群体的协作，都是建立在人类针对他人而行动的可能方案的想象性预演，然后，选择那些有利于协作行为的基础之上的。
米德的分析并不主要放在成熟有机体的心智上，而是集中于考察个体最初是怎样形成这种能力的。除非心智在婴儿时期便已萌发，否则，社会与自我便不可能存在。根据行为主义、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原理，米德强调心智产生于一种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最初的随意之态所具有的可能技能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实现，也可通过那些婴儿必须与之协作的人对他的有意识训练中达到。最后，通过这两个过程中的任意一个，婴儿的姿态便与周围其他人的姿态具有了共同的意义。从此之后，一个姿态现在指涉同一客观事物，并在互动中对交往各方而言具有同一意思，米德把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姿态称作常规姿态(conventional gestures)。它们能增强个体间互动的有效性，因为它能促使人们的愿望、需求．连同有意识的行动过程在更精确的层面上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彼此适应的能力。
在共同的意义上运用和解释常规姿态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心智、自我和社会的发展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通过接受和理解姿态，人们现在就可以对那些必须通过协作以求生存的姿态进行透视(看其意向、需求、愿望和行为倾向)。通过私下解读和解释常规姿态，个体能够想象性预演有利于适应他人的行动方案。这就是说，通过将自身
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或通过(用米德的话来说，就是“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私下的行动预演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这样，当一个有机体能(1)懂得常规姿态的含义，(2)通过这些姿态来领会和理解他人，并(3)想象性地预演可选择的行为方案，那么，米德就相信这一有机体具有了“心智”。
将自我想象为客体 继詹姆斯和库利之后，米德强调，正如人类能象征性地符号化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一样，他们也能象征性地将自身表示为客体。于是，对姿态的理解有利于人类彼此间的合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评价和估计的基础。在互动中将自身想象为评价客体的能力是有赖于心智过程的。在米德看来，在这个过程之中，重要的是，随着有机体的成熟，在每一个与具体他人互动的场合 中引起的暂时的“自我想象”，最终将明确为或多或少稳定的、可归为某一类 客体的“自我概念”。借助自我概念，个体行动获得了前后一致性，因为这些 行动此时作为仲介，贯穿于个体作为某类人而稳定并始终如一的态度、意向或意义之中了。
米德指出自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不仅意味着某一个体从角色领会中所得的短期自我想象的演变，而且标志着一种更为稳定的自我概念在进一步明确化。米德把引起自我想象的角色领会的最初阶段称为嬉戏(play)阶段。在嬉戏阶段，婴儿只能对有限的几个他人——最初涉及的只是一两个人——进行想象。此后，由于生理的
成熟和角色领会的实践，成长中的有机体开始体味进而理解处于有组织的活动中他人的角色，米德称这个阶段为团体游戏(game)阶段。因为它标志着一种能力，一种灰一群处于协作(自身也投入于这种协作)之中的人那里获得多重自我形象的能力(米德以棒球赛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阶段的情况，在棒球赛中，所有的个体必须对球队中的其他所有人的角色进行符号化设定，以便高效率地进行比赛)。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一般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看来似乎能够对社区或一般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作整体性的透视设定。这意味着人们能同时(1)提高对那些他们必须与之交往之人的反应的恰当性，并(2)将他们可评价的自我形象从特定他人的期望，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共同体的标准和观点。这样，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正是这个过程表征着自我发展的阶段。
社会一体化与自我的角色认同的关系 米德相信社会或制度表征着不同个体问组织化和模式化了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组织化依赖的是心智。如果没能领会角色和能对可选择性方案进行想象性预演的心智慧力，个体问就无法使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米德强调：“ 角色领会的直接后果在于，个体能够通过对自己所作反应进行完全演习而实现控制。协作过程中个体行为的控制，可以发生在个体自身的活动中，只要这一个体能体味进而理解他人的角色。通过体味并理解他人角色而实现的个体对自身反应的控制，使人们认识到，在群体中因行为组
织化而实现的那种交流的价值。”
社会同时也有赖于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在从一般他人的观念出发评价自身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如果不具有在共有态度中将自身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和评价的能力，那么，社会控制就将仅仅依赖于个体对特别的、瞬间呈现的他人进行角色领会中所形成的自我评输来实现，这样一来，在较大群体中的不同行为的协调就变得极其困难。
虽然米德极其关注的是社会和它的制度是怎样由心智慧力和自我能力所维持和延续的，但在他那里，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潜在变动也是可以用这些概念来解释的。在任何互动场合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参与者间的角色领会和想象性预演，这给予个体调整和再调整他们反应的可能空间。进一步地，自我作为客体嵌入互动过程之中，表明一旦自我概念蒙蔽姿态的最初辨识。进而改变可选择性行为的预演，必将对互动的结果造成影响。这样，这种观点也就强调，心智的调适能力(the adjustive capacities)和自我的仲介性影响能延续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
这样，社会制度是群体或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社会成员这样被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社会性地采取行动，这些行动是以他人对行动的态度为导向的„„(但)这里并没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明，为什么社会制度必然是压制性的或僵硬保守的，或为什么它们不应该是(而许多社会制度实际却是那样)灵活的、进步的和有利于而不是抑制个性发展的。
社会变迁难以预测 从上面这句话可以看出，米德是厌弃僵硬的、
压制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构成现象——源自于个体间的调适性互动。如此，社会也就能够被改变和重新建构——通过心智和自我概念表征的那些过程来进行。然而，米德进一步强调，变迁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即使是那些做出诱发变迁行为的人也难以预测它。为了说明这种不确定性，米德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来的两个概念：“主我”和“宾我”。在米德那里，“主我”指的是个体的能动倾向，而“宾我”则表示的是行为发出之后的自我形象。利用这些概念，米德强调，“主我”或能动行为是不能预知的，因为个体只能“在经验中认识”(“宾我”)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主我”的行动结果。 总之，米德相信社会表征着那些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这些模式由行动者内心或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保持和改变。这样不管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智和自我的过程来实现的。虽然在米德看来，许多在群体中导致稳定和变迁的互动是可以预期的，但改变现存互动模式的偶发的不可预知行为的存在，也同样是可能的。这些概念遗产早在1934年米德讲稿出版之前，就对美国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米德的概念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仍未能对一些重大的理论课题做出解释。
（5）戈夫曼的拟剧理论：1、剧场的比喻：带表情的演出。自我展示：提出“协作行动的计画”。表演的几种程式性表现：a理想化（使自身行为成为公认价值的一部分），b保持表情控制的（不自信或谦虚等原因），c误导性表演（为了掩饰什么）d神秘化（试图以他人保持距离，如高地位高阶层的群体的人）e求真实（由衷地想传达
一种资讯，迫切地希望他人相信）。戈夫曼的观点是，互动秩序的基础是个体排演他们的节目以维持某一特定的情境定义的努力。（参见下册，P.62）
第五编（教材第六编）
结构主义理论
（1）结构的概念（共时性概念与历时性概念）。
（2）马克思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成分：A系统再生产B系统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3）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的结构主义。迪尔凯姆既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元结构主义者。这里我们将仅仅着眼于迪尔凯姆著作中对结构和结构主义社会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思想。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关注社会整合问题或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以及满足这些条件的机制。
在迪尔凯姆的一生中，他创造了四类基本的机制来解决整合问题：
1、文化的(集体意识、集体表像)，2、结构的(结构的互赖和亚群体的形成)，3、人际间的(仪式与对活跃气氛和社会团结的追求)，(4)认知的(分类、符号化的方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本质上讨论了文化符号的体系、群体形成以及结构互赖的模式、仪式表演和认知分类系统等是如何整合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的。迪尔凯姆1900年以前的早期作品。突出了文化和结构的机制，而在20世纪早些年的后期作
品中，他越来越多地强调人际和认知的机制。
迪尔凯姆看待结构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德相同，即一种“统计分析”的形式，但他用了孟德斯鸠的“社会形态学”概念。对迪尔凯姆和孟德斯鸠而言，形态学的分析应把重点放在“数量”、性质”、部分或“成分”的“相互关系”上。这种结构观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尤其明显，尽管解释“应单独寻求(社会事实的)有效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迪尔凯姆仍把社会事实的分类看作是关注于“组成部分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它们联合的方式”。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分类的立场，影响了那些寻求在社会系统的单位中描述其间关系模式的结构主义方式。
然而，迪尔凯姆后期把重心转移到结构的心理层面上。实际上，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存在着一种模棱两可：当结构拆分成其形态学上的组成部分时，基本的到底是心理的、人际间的、文化的还是物质性的?这种含糊不清在本世纪头十年，当迪尔凯姆研究物质结构怎样变成个体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时越发明显。比如，迪尔凯姆早期的论文《乱伦：禁忌的性质和起源》，连同他与莫斯合着的《原始分类》。明显标志着转向结构的社会意识层面。这个变化成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主要内容的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但迪尔凯姆不像列维一斯特劳斯把物质结构当作心智类型的反映，他总是坚持思维的结构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物质结构。比如，迪尔凯姆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提到：“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各种思想紧随其后；它因为分类系统的分化而有自己的分化。第一种逻辑类型就是社会类型；事物
的第一种分类就是人的分类，且人们在分类中得以整合。正是因为人形成了群体，以及人在群体形式下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其他事物，而且从一开始，这两种组织成群的方式就模糊难辨。半偶族(Moieties)是第一种属(genera)，部落是第一种种(species)„„如果事物的总体性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体系，那是因为看待社会本身的方式始终一致。它是一个整体，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与其他任何事物相联系的独一无二的整体。这样，逻辑的等级就仅仅是社会等级的另外一个层面，知识的单位也就仅仅是集体性的某个单位，并向宇宙延伸。”
总之，在世纪转折时期的迪尔凯姆著作中，几个关键的结构主义元素显而易见：(一)心理结构包括了逻辑秩序和分类系统的生成。虽然由社会形塑而成，但这些秩序和系统成为社会中个人理解和行动的基础。(二)这样的结构设计使其能表现出现象间的联系是固有的、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三)最后，这些结构是由亲近性和对立性的逻辑关系在社会的文化和物质的结构中际遇时创建起来的。
迪尔凯姆最后一个影响结构主义社会学的是其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观念：使那些被称为神圣的圣礼和仪式得以符号化的诸如图腾等圣物及神圣观念，实际上是对社会的崇拜。当个人感觉到或者意识到超越他们的社会力量，他们就需要用宗教的符号表现这种力量，并通过仪式的表演来激发以这些符号为准绳的情感。这样，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个人并不是仅仅表达对超自然力量的忠诚，而且也在使社会结构合法化。迪尔凯姆由此认为，宗教是对组成人们日
常生活的社会和结构的崇拜。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结构、认知与信仰，以及仪式实践相互之间关联很紧密。这些过程中的联系成为许多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点
（4） 齐美尔 虽然在结构主义出现时迪尔凯姆的影响颇大，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与之也不相上下。齐美尔注重挖掘个人和群体联系的潜在形式对某些当代结构主义社会学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齐美尔相信在社会结构中存在“永恒的互动”，而形式社会学就是探求这些永恒互动的潜在模式。这些互动的内容或实际性质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其重要性远不如它们的基本形式。虽然互动能揭示出丰富的内涵，但关系的潜在形式同样可以。齐美尔强调：“尽管从目的性和一般意义来看，社会群体最为变幻莫测，不过，群体内部个体成员之间仍然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我们在国家、教区、反叛者群体、经济团体、艺术学校甚至家里，都能发现优越与卑从、竞争、劳动分工等不可胜数的相同特征。无论这些联系的旨趣相距多大，但对旨趣的认识形式却可能是相同的”。
社会结构由此必然被概括为互动的形式或者结构，这些互动使个体的实质性行动成为可能，并使之强化。这使齐美尔的折衷的社会学方式更加便于理解，虽然他对实质问题也涉猎颇广，但他总是在寻找互动的潜在形式。在齐美尔最出色的文章中，都存在这种意图，即无论社会关系的内容及其表面实质是什么，都有一个潜在的形式或结构。比如当齐美尔研究冲突时，他看到在民族－国家、个人和小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揭示了相当基本的成分；又如，当齐美尔研究一个际遇
中人数增加的效果时，他认为可能关系的几何数量的增长(两人有两种关联，三人有六种关联，四人有十二种关联等等)，会导致际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再如，当齐美尔研究货币的效应时(一种中性的和非特殊的交换媒介)，他得出结论，社会关系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齐美尔的论文《群体联系的网路》(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能对更近的当代社会学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此，齐美尔讨论了个体联系在社会分化中的效果。在分化相对较弱的系统中，个体尊吸收和包围在一个或者几个相互交叉的群体之中，由此会导致群体联系的模式将个体推往一个方向。然而，随着社会分化的增加，个体现在已拥有了多重群体联系，隶属于多个群体，并被牵往不同的方向。这样，导致没有一个群体能吸收住个体，而个体也只是将自己的一部分交与一个特定的群体。这个多重群体联系的过程赋予人以自由，并增加了个体性，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选择群体联系的形态。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分化激励了多重群体联系，在个体中产生了纵横交错的联系，他们会发现自己在一个领域中有冲突，而在另一个中却很自如。结果，因为群体联系将个体放人多样的社会结构里，并防止他们被任何一个群体或群体的小部分过度吸引，社会的两极分化变得不太可能。
（5）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结构主义传统
迪尔凯姆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认为，人类的认识范畴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与之相对，列维－斯特劳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结
构仅仅不过是基本精神过程的表像。
语言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达到这一步是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雅各森(Roman Jakobson)。索绪尔被认为是结构语言学‘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之父。评论家们总是把列维一斯特劳斯对语言学的兴趣当作他反对迪尔凯姆传统的决定性部分。然而，那位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却把自己看作是迪尔凯姆派。索绪尔后期发表的论文《普通语言学课程》，带有很重的迪尔凯姆的色彩。他认为语言的一部分仅仅在与整个结构相联系时才取得意义；语言单位，不管是语音还是词素，都只是超越单个语词的整体结构的一些点；语言“完全建立在与具体单元相对立的基础之上”；语言的潜在结构(语法)只能通过参照谈话等表面现象来获得；语言结构“不再被认为是独立发展的组织，而是语言群集体思维的产物”。这样，在现实中，作为当代的迪尔凯姆，索绪尔更倾向于迪尔凯姆关于现实的观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那样。但是他明显地突破了17世纪的语言分析：说话仅是更为基本的精神过程的一个表像，语言不是谈话或书面语，而是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索绪尔确实按照迪尔凯姆的风格，将这种方式看作是人们之间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的一般模式的产物。对对话作为潜在精神过程表像的强调，越来越被当作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隐喻。当然，这个比喻跟柏拉图认为现实仅仅是普遍意义的反映的观点一样古老，跟马克思强调文化价值和信仰，以及制度安排都是基础的经济结构的反映的观
点一样接近现代。
这样，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变成主要根据以人脑的生化结构为基础的普遍心智过程来理解文化和社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唯灵论和还原论的。下面总结讨论的基本内容。
1．可经验观察的事物应看成是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无论这些部分只是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元素还是在真实亲族系统中。
2．应当建构这些可观察系统的“统计模型”去总结部分关系之间可经验观察的关系。
3．可是，这些模型仅仅是现实更为基本形式的表像。这些形式是不同符号或规则组织成不同的二元对立的结果。这些形式可通过建构“机械模型”来认识，这些模型阐明了使用规则来组织不同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逻辑结果。
4．统计模型的趋势将不完全地反映机械模型的特征，但后者“更为真实”。
5．机械模型从内在于人类并根植于大脑的生化成分与神经的二元对立和规则中产生。
（6）建构性结构主义：布迪厄
1、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结构主义忽视了情境的非决定性与行动者的实践本性。这就是说，结构主义完全从决定论（否认人有自由意志）的角度来理解人与社会系统的关系。2、对互动论与现象学的批判：
互动的团体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和群体的，不是符号互动论者眼中那种抽象或一般的成员。互动与阶级分化相关。在这里，布迪厄借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观点。3、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布迪厄认为，功利主义把人理解为经济模式中的人，并把这种人视为理性的人。这观点本身没错，它错在因此把在经济领域之外的符号活动（各种内在情感的交往）视为非理性的。（参见下册P.190－191）
布迪厄的文化冲突理论
1、阶级与资本（经济、文化、符号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资本分配的不均衡（在统治阶级、中层和下层阶级中），由此阶级矛盾的产生。在这里，布迪厄与马克思的分析相似。2、阶级文化和习惯：惯习（集体无意识），生活世界的非反思层面。由惯习而来的“品味”的冲突：造成文化、政治上的差异。
（7）对现代性的批判分析
1、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兴起。2、现代性思想无法解释体系（制度）与生活世界的矛盾。3、马克思与批判传统：对黑格尔的批判。异化批判。3、韦伯的悲观主义：合理化的“牢笼”：法理体制化的冷酷性、目的合理性（工具理性）（参见下册，P.228）
4、批判理论、人类解放以及后现代：科学（认识）与人类旨趣。
（8）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倾向 卢卡奇、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物化现象。商品拜物教。霍克海姆、阿多诺：人类自由的旨趣。
（9）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1、理论意图：如何更加合理地把批判的动机表达出来：人类解放的
方案（马克思）不至于使社会批判成为一种外在的抱怨。2、对“公共领域”的分析：社会的民主重建的关键。公共领域的存在对抵制独断论、集权统治的意义。维护自由社会的理想。
3、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知识的三种类型：a.经验分析型的知识b.历史解释性的知识c.批判型的知识。
4、三种人类基本旨趣：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
5、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公共领域的式微、国家对经济日益干预、科学主义的盛行。
6、普遍语用学（普遍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最有效的、最合理的、最真实的（参见下册P.248）在合理的、理想化的交谈中来确定真理。真理存在于主体间性之中。
7、交往行动理论的建立：重构行动和理性。对交往行动的分类：A目的性行动B循规性行动（共同价值观引导的）C剧作性行动D交往行动。（参见下册P.252）
8、认为交往行动其中是最合理的行动。因为它真实的。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第一章 社会学理论
1、科学理论的本质：应该怎样，事实怎样，
2、两类知识：意识形态的评价型的知识（建构的知识），实际经验世界的知识（描述的知识）
第一编 功能主义理论
1、有机体类比：a将社会结构分解成要素、组织和器官（犹如生物有机体）。b斯宾塞的分析功能主义：生物有机体与超有机体（社会）的同异。（P.10）
2、结构功能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或前提条件（斯宾塞）：
A 获取资源和传授资源B 生产有用的东西C通过权力和符号管理来整合内部的活动。
3、迪尔凯姆（涂尔干）的结构功能主义：a社会事实：外在的、有约束力和普遍的。b社会是一个独特的实体：社会是一个受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支配的实体，因此，社会事实只能由其他社会事实加以解释（比如，自杀或分工这一社会事实）
4、拉德克利夫－布朗的人类学功能主义：a反对迪尔凯姆的目的论分析倾向（系统组织的各部分都满足系统的需要这一生物－结构功能主义的目的性概念）（P.14）b“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以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组织起来的，这一存在的必要条件便是文化——因信仰、民族和地域的差异而各不相同的文化。因此，认识一个社会系统首先就是去认识它特有的文化。（P.14）c因此，我们既可以对社会整合（自组织）和“功能”（运作过程）采取文化的解释，也可以反过来对文化诸要素采取功能主义（整合）的解释，比如把文化视为是为社会整合（自组织）服务的。（p.14）
5、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功能主义：a 认为布朗仍没有真正从有机体目的论的危险（循环论证）中走出来 —— 如果一个社会系统存在，它必然就存在最低限度的整合，而作为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如文化等）必然是有助有于整合的。这样一来，社会是如何进行整合的这一关键问题就什么也没谈。马林诺斯基改变了这种状况（P.15）b“三个系统层次”：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符号的。人们能识别在每个层次上的基本需要或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三种要保持一致，这些需要和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生物的系统处于底层，它必需依赖环境，而社会结构处于中间，它依赖资讯的吸取、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控导、调节、产品分配、教育和权力组织），符号系统在最上层，它需要提供足够的回馈（给予相关的资讯使其他二者再适应环境、应付偶发事件、提供“共同节奏感”）。（参见“系统层次的必要条件”P.16）C“制度分析的必要性”
6、帕森斯的分析功能主义：a社会行动的结构（行动的唯意志论）：意志性行动包括了下列因素：行动者（个人）、目标、手段、情境（个人的生理、遗传等）、价值观和主观决定。参见图4－1（P.32）因此，个人行动既是主观个人的行为又受制于各种条件。b社会系统的构成：“三种动机”（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三种价值观（认知的——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价的、鉴赏的和道德的）”。它们又被称为“取向模式”。社会就是这三种取向模式互动和制度化的产物。C“互动和制度化”d由三种取向模式而来的“三种相互渗透的行动系统”——文化的、社会的和人格的系统。E社会系统如何生存：三个系统的相互制约的问题。
图4－3（P.35）
F社会化机制：是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内化到人格系统，进而制约其需求结构。G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控导以减少紧张和越轨行为。此两种机制的目的都在于整合社会。H文化通过符号促进社会互动，向所有行动者提供公共文化资源，使互动成为可能。I强制功能主义：每一个系统都有四种生存的必要条件：适应、
目标达成、整合和维模。其中“维模”指的是系统处于紧张和冲突状态时的系统自我修复。J总体系统的四生存条件始终控制子系统的生存条件，此谓强制的功能性机制。见图表4－4（P.37）K控制的资讯（资讯）等级：上述四种功能相互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的辩证关系：文化（具有维模功能）在资讯方面限制着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在资讯或资讯方面控制着人格系统，人格在资讯方面控制着有机体系统。L“能量条件”指的是等级系统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可以被看作在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行动提供必要的“能量条件”。譬如，有机体为人格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人格系统为社会系统提供必要的能量，以促使后者去寻找更好的自我调节举措。因此，尽管系统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互惠的，但系统之间由低向高的能量作用关系却是恒定的。此谓系统间的控制的资讯等级。
图4－5 帕森斯的控制等级理论
M一般交换媒介：四个子系统之间的交换媒介货币、权力、影响和义
务。例如，在社会系统内部，“适应”的目的将货币用作和其他三个部分进行交换的媒介。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什么，系统之间的交换媒介也相应的是什么。若社会组织的目的不是“适应”而是目标达成，那么社会系统将用影响力（威信、领袖魅力）这一媒介来与其他三个部分进行沟通，其他以此类推。（参见P.39）
N帕森斯论社会变迁：A能量过剩：一个系统无法消化比它低一级的系统所给予的能量。例如，有机体系统产生大量能量（个人占有欲望的骤然膨胀），而人格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却仍处于相对低能的状态，或人格系统产生大量能量（对民主、公正和个人存在价值的要求高涨），而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却处于相对低能的状态。这都叫“能量过剩”。B能量供给不足：它从反向来理解这一问题。当高一级的系统已逐渐具有一定的自组织能力时，它的低一级的系统却没能给予它足够的刺激。这样，高一级系统就有可能失去它原本应有的能力。例如，如果文化系统中价值资讯匮乏，原本已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就会处于失范的边缘。这说明了，在没有得到应得的价值资源（能量）的情况下，社会系统内部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变迁也就此降临了。
7、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1）后实证主义思维：对功能主义实证的思维方式的批判。亚历山大根据其后实证主义概念所描绘的社会科学思想的连续体：
图5－1（P.46）
（2）一般性的话语和研究专案：一般性话语（generalized discourse）指按照图中左边所列的分析手段展开的讨论。它对社会事实的解释是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视角的，即它并不反对从价值的角度来诠释事实。相反，它强调这一点，只有根据某种一般性的有关人与社会是什么的预设概念，我们才有可能对事实做出深刻的评价。而研究专案指按图中右边所列的分析手段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并且具有明确的经验指向。比如，它特别适合于研究具体社会运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的数量和来源这类问题。亚历山大的看法是，两种方法都不可偏废，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应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进行。此外，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物件在运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时有所侧重。（3）社会世界的多维度性：层次化约与层次混淆。当研究者认为一种层次的特性（一般话语的或经验观察的）最重要，并且只用它来进行本来有多种层次特性的社会学研究，就发生了层次化约。层次混淆就是研究者忽视图5－1所表述的科学活动的分化模式。例如，当一般性预设仅仅被视为意识形态性的表达时，或者当社会学模式的阐释仅仅被当作观察性的陈述时，就发生了层次混淆。（4）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今天的很多社会学研究中，人们只相信通过收集资料得来的事实，并只用这些事实来决
定理论的合理性和应用。按照亚历山大的看法，要走出这种社会学研究的误区就必须放弃把理论简化为事实的做法。（5）亚历山大要求放弃过于简单的社会学分析的程式，比如，理性与非理性、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析程式。在这种分析程式中，人要么被视为理性的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的人），要么被视为非理性的（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只按照主观的意念行动的人）。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要么简单地用一种原子论的态度看待社会，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单个的个人协商和选择的产物，要么从一种集体主义的视角来审视社会，认为社会是由具有共同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社会共同体组成的。在亚历山大看来，这些已显得日益僵化的分析程式遮掩了世界构成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的真相。因此，他要求用多维度的综合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理性与非理性的综合、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综合。（6）亚历山大论社会变迁：他不同意帕森斯的看法。他强调特定社会中社会群体的意愿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比如，某些社会群体的地位的提高，群体间相互竞争和冲突所带来的社会推动力。制度性企业家的贡献。在今天的社会中，有许多制度性企业家，他们都有自己明确的符号取向、具体的和创新的目标，为追求这些目标，他们也建立了新的规范和组织框架。这些创新群体直接影响了社会变迁，而不是像帕森斯认为的，变迁只是系统内部为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能力而不断分化的结果（这本身也是一个循环论证）。此外，在亚力山大看来，系统的分化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系统的适应能力和重新整合的能力增强，相反，分化也可以是消极的。比如，伴随高层次分化而来的很可能是焦虑和病态。因此，
分化并不等同于进步和良好的社会，它可能意味着剥削的加剧、官僚主义的猖獗和道德的沦丧。（7）对文化的分析：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历史价值或为权力机构认可的价值观，即不应将文化视为价值的同义语（参见P.57）。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符号现象”，它是一种仪式、祭典、隐喻、神话、叙述、玄学和法典（它们被看作是领袖、公众人物、各种哲学、科学、艺术、体育、宗教和政治事件的表现形式）以及人们对这些符号现象的认识和分析。因此，文化的功用在于，通过这些符号化活动，人们能够对“如何生活才更有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到底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有更深的理解。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由符号（特定表现媒介）来表现自身的文化是认知性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结构：它可以通过事物间的不同的类别和隐喻（各种不同的文化诠释），使它原本的符号指称意义不断扩展，并最终获得其具有标记意义的特征。
8、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1）系统与环境：卢曼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系统都与其环境（物理的、时间的和符号的——指外在于社会系统的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分不开。因此，社会系统的生存条件是：适应它的环境。实际上，它本身已是一个适应了环境的系统。一个适应了环境的社会系统必然具有了用来降低环境复杂性的机制。（2）社会系统的类型：A 互动系统 B 组织系统 C 社会系统。互动系统产生于成员（公民）们共同存在并相互认同时。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发生成的交往共同体，它通过语言（交谈）把人们与其环境分开。组织系统按照具体条件协调成员的行动：经济的（物质生产、交换和分配）、官
僚机构的（人事安排），以协调个体的动机、意向和执行社会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系统完全是目的性的，即它不依赖任何道德的约束，也不需要统一的规范。（参见P.65）社会系统兼顾互动系统和组织系统，它是一个“所有相互可接近的沟通行动的综合性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它指的是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从历史上看，社会系统被地缘政治限制。但今天，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系统的一致性的要求不断增强。（3）系统的分化、整合及冲突：一、分化：指上述三个系统的分化。在古代或简单的社会中，它们基本上是没有分化的、彼此结合在一起的。但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它们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或隔阂也随之而来。比如，它们可能会对诸如政治的功能、法律、教育、经济、宗教和科学的本质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它们对社会利益分配原则的理解也会不同。此外，它们彼此使用的交流符号也会有很大的区别。例如，货币、权力等是社会和组织系统的语言，而真理、爱情等则是互动系统的语言。由此产生了所谓系统交流之间的“瓶颈”问题，即产生了系统之间不能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损害的问题。二、 整合与冲突：但系统不会因为“瓶颈”问题的存在而丧失其系统运作的功能，它们同时会出现一种维护社会整合的过程：通过系统间的逻辑关系和权力关系，每一个系统都被强行“嵌套”在一起。它们彼此既相互制约（不容许产生独立的语言）又相互促进（通过彼此相互间的包容来扩展自己的规定范围）。这种整合化解了各个系统的独立的能量，也缓和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此外，许多随整合而产生的附带性组织也能缓和系
统间的冲突。实际上，它们就是为了防止系统间的冲突而设立的。例如，工会、人权、经济以及其他权利保护组织、法律、员警、法院等。
（4） 卢曼与帕森斯的区别：卢曼强调，在复杂系统中，秩序不是靠对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而是系统通过自身内部的分化和整合来完成的。而帕森斯则认为，社会系统是依靠价值的一致性来维持的，这是帕森斯把文化系统看作是一种具有“维模”能力的系统的原因。因为卢曼与帕森斯不一样，他认为系统具有条件“反射性”的功能或自我主体化的功能（参见P.69），即遇到问题，每一个子系统都能进行自我调节。而在帕森斯那里，只有通过更高一级的系统，如文化系调，系统才有可能进行自我调节。（5）社会进化的机制：一、进化是互动系统、组织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间的持续分化的结果。二、进化涉及到这三种系统的内部分化，即扩大化。三、进化涉及到三种不同方式的分化（参见P.72）：1、分割（地域化和专门化）2、分层（等级化：经济优于宗教、科学优于文学等）。（6）作为社会系统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已不再建立在真理、互相同情和易货贸易之上，它现在更依赖权力的指令。现代政治已成为一个自主系统、一个完全适应环境、应付环境的管理系统。现代政治系统已产生三个方面的分化：一、它具有了一个实施决策的稳定的官僚行政机构；二、为政治产生出分离的舞台并且形成政党；三、政治透明化。这样，现代政治系统复杂性增大、风险也增大。为了减少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现代政治系统发展出了一套保护机制。比如，反省机制，法律的实证化机制，精英主义的管理理念等。（7）法律系统的自治：今天的法律
日益摆脱来自政治、道德、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完全从程式上、从社会秩序的调节上处理权利问题。（8）经济系统的特点：通过市场实现了：一、设定等价物或商品和劳动各自的价值。二、使相关角色中性化——例如家族角色、宗教角色、政治角色的无差异化。此时，价值取决于不同商品的品质而非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或特性。（参见P.77）但市场经济也使经济系统充满了风险。此时，要么政府干预，以降低其自由竞争带来的无序化，要么就只有承受这种风险。但肯定的是，政府的干预将损毁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做出灵活反应的能力。
第二编（教材第三编）
冲突理论
（1）与功能主义对立的冲突理论：：以斯宾塞为代表的早期功能主义也注意到了冲突的社会机制，但在帕森斯以后，社会冲突机制完全被忽略了。
（2）三位主要的冲突理论家：、马克思（1818－1883）、韦伯（1864－1920）、齐美尔（1858－1918）。他们三人观点不完全相同，虽然他们都十分注重社会冲突的机制。
（3）马克思的冲突理论：1、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固有的利益冲突。2、异化的感受程度，群体间的交往沟通能力的提升，阶级意识的产生，都降低了人们视对统治掌握优势资源为合法的意愿。社会冲突引发暴力革命是必然的。
（4）韦伯的冲突理论：1、统治的合法性的丧失是社会冲突的关键。与马克思相同，韦伯也认为，权力、财富、声望的分配的不均衡是使人们对统治产生不满的原因。魅力型领袖的出现也是冲突的原因，因为他具有号召力、挑战权威的号召力。只有在较为合理的社会中（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竞争机制），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才会减小。因此，（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阶级矛盾并非唯一的原因。
（5）齐美尔的冲突理论：1、冲突是情感上觉醒的结果，当冲突群体的内部团结达到一定程度时，暴力冲突就可能出现。反之，当冲突群体对自身的利益的认识愈具体、清晰，产生暴力的可能性就愈小。此时，讨价还价这样的手段就有可能被用来实现群体的客观目标。比如在劳资关系中就是如此。不同于马克思的解释，在齐美尔看来，暴力冲突往往是对自身的具体利益和目标不甚清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只要对自身的具体的利益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人们总会选择非暴力的手段。（参见P.168）此外，齐美尔认为，社会冲突只要是小规模的并不会带来社会变迁，相反，它有助于释放社会紧张感，提高社会系统的稳定性。
（6）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上世纪50年代晚期，达伦多夫坚持认为，帕森斯主义和功能主义所刻画的图景，是一种极度一致、整合和静态的社会形状，他称之为乌托邦。按照他的理解，社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一致，一副是冲突。1、强制性协作组织（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 简称ICAs）：掌权者与被管理者，双方
利益迟早要产生冲突——掌权者要求维持现状，被统治者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和权威。任何一个社会团体、组织和机构都是一个蕴藏着潜在冲突的ICAs，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群体利益意识的觉悟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对立的双方相互竞争最终导致旧的ICAs的崩溃，这样，权力和权威得到新的分配。但在这新的ICAs中，对立的双方又形成新的势力矛盾，新一轮的权力和权威角逐又重新开始。社会就在这种“对立统一，再对立再统一”的辩证回圈中发展、变迁。
（7）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1、对冲突的原因的探讨：科塞认为，冲突的起因是系统各部分整合的不均衡。如果某一系统太强、权力过多（比如，组织系统过分地强于互动系统），则社会冲突不可避免。2、现存体系的合法性的丧失也是冲突的根本原因：在组织系统中没有充分可表达观点和意见的管道，再加上特权、官僚阶层的形成、权力过于集中以及法律的过于功利（单方面排斥自由、民主的要求），都会带来社会冲突。此外，科塞也注意到，如果被统治者的规范意识不强也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统治的社会控导机制失败，冲突也同样不可避免。3、冲突的暴力：现实利益的冲突可以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即可以采用某些妥协的方式来化解，而价值观上的冲突则不那么容易消除。如果一种价值观演变为某一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观念（人们对它投入大量情感，并对之产生了强烈的信念），而这些观念又长期受排斥和压制的话，产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此时妥协的可能性很小。4、冲突的功能：与达伦多夫不同，科塞认为，冲突
是为社会系统服务的。冲突提高了社会系统，并帮助系统进行有利自己的整合。
第三编（教材第四编）
交换理论
（1）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理论：古典经济学家把人视为理性的人，他们在自由和竞争性的市场里同他人进行交易或交换时，总是寻求物质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盘算购买成本、权衡成本物质收益的关系、考虑何种选择可实现盈利或利润（收益减去成本）的最大化等等。总之，在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在市场经济中人就是这样一种完全按照利润规律进行经济盘算的人。他似乎早已把任何道德或文化价值的观念抛在脑后。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换观。
（2）现代交换理论的不同看法：随着社会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的出现，就有了大量对人这一概念的借用、修正和否定。许多社会学家弱化了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假定：1、人并非纯粹理性的，尽管理性地盘算在其思维中仍占主要位置。2、人并不一定都会追求最大利润。3、人们的行动也会受市场之外的因素的制约。（3）马林诺斯基和非物质交换论：文化模式支配交换原则。经济计算并非交易的唯一目的。“库拉圈”的封闭性的交换关系圈：在西太平洋某岛上，居民们对两种艺术品——臂环与项链——总是沿着相反的方向交换这两种东西：用臂环来交换项链，而决不会用项链来交换臂环。这就是说，
不论项链大小构造成份如何，人们它总是会用臂环去进行交换以便得到它。这种交换模式显然与文化有关。获利并非这些居民交换的目的。由此亦可见，在某种情况下，心理的而非经济的需求也是交换的一种动力。
（4）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人类拥有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文化遗产，它使得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组织不同于动物。人类的任何交换都是受行为准则和文化价值观念支配的。（参见P.264）因此，他得出了下述结论：1、分析交换关系的主要变数是社会结构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动机。2、社会系统中的交换关系并非限制在个体间的直接互动，而是延伸到间接交换的复杂网路。（参见P.265）
（5）心理行为主义与交换论：1、行为主义最初来自对某一事件的观察结果。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发现，用来做实验的狗把食物和给它送食物的人联系在一起。例如，他观察到，那些接受特别试验的狗不仅在见到食物时，而且在听到给它们送食物的人的脚步声接近时也会流出唾液。在研究中断了很长时间并且个人也遭受了许多磨难之后，巴甫洛夫在动物身上做了一系列的试验以理解这种“条件反射”。通过这些试验，他发展出几条后来融入行为主义中的原理：a如果一个刺激经常性地与另一个产生特定生理反映的刺激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刺激本身就会产生这种反应。b如果与刺激有关的满足感不再出现，那么这种条件反射就会消失。c与能引起条件反射的刺激相似的刺激也可以像那种刺激一样引发出相同的反应。d如果一个刺激渐渐不同于曾引起某种反应性的刺激，
那么这类反应就会逐渐减少。巴甫洛夫的试验解释了条件反射、反射消失、反射的概念化和反射的辨别原理。虽然巴浦洛夫明确地认识到这些发现对研究人类行为的意义，但他的洞察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奠基者——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和沃森(John B．Watson)的保护下才在美国开花结果的。2、行为主义在很多方面与功利主义相似。人是寻求酬赏的有机体。
（6）霍曼斯的行为主义方法：1、反对文化模式的解释，赞同巴甫洛夫的分析。
表20－1 霍曼斯的交换命题
2、制度构建与人类需求：物质需求可作为一种尺规——对任何社会制度是否完善进行衡量。社会制度的消亡也与此相关。（参见P.280－282）
（7）布劳的辩证方法：1、反对霍曼斯的过于简单的行为主义。认为在交换中存在着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倾向：理性交换原则和互惠交换原则。
表20－1 布劳隐含的交换原则
2、交换中的规范期待的问题：人们会对一种特定的交换关系将带来什么样的报酬而建立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是由规范所制约的。这些规范可以称为公平交换规范。
（8）交换理论中的经济与博弈论模型：1、市场中的理性行动者：——“经济人”的思想。2、“市场经济的神话”：今天，即使是最热忱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不认为市场会完美运作。（参见P.309）世界并非像新古典主义模型表明那样简单。可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都在社会中起作用。今天，有一些美国之外的经济学家开始变得更像社会学家了。比如，法国的习俗经济学家（convention economists）认识到经济行为受到社会价值观与信仰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几个荷兰经济学家修改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模型，使之包含了网路变数。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银行体系的历史演进、产权和其他的制度
形式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
（9）博弈论：新古典主义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市场为行动者提供关于全部行为选择的完全且及时的资讯，市场允许行动者以极小的代价随时改变其行为的任何部分，在这样的市场中，行动者力图使其所偏好的后果最优化。而且．市场被假设为由大量的潜在交换物件构成。这些物件之间自由交易．对每一个交换物件来讲，其交易后果与其他每一个物件的行为相关。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市场的供求状况对结果有普遍的影响，而每一个单独行动者的策略，被认为对市场的总体结果没有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理论倾向于提出太多的关于完全市场的假设，同时他们又想保留新古典主义模型的一些要素，于是他们提出了博弈论：．在这一重要内核之上，博弈论依赖这一假设：行动者行为的结果高度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与反应，而这些行动与反应不确定且易变。因为这些原因，策略之于结果，有独立于无所不在的市场条件的作用。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不能简单地忽视其他行动者的策略，因此，它也不应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理论之外。
因为策略是博弈论关注的中心，博弈论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理论：在水准相当的二人博弈中(如国际象棋)，局中人有一系列策略可供选择，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对局者至少会获得一次和棋的结果。当水准相当的对局者遵循最小最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最大化自己得分的条件下，最小化对手的得分条件)时，和棋就会发生。但是冯纽曼和摩根斯顿告知，少有如此简单的情境，且大部分博弈中的
对局者技巧并不相当。在现实世界中，限制条件的变化与他人行动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最明智的行动路线可能不是最小最大策略，而是表面上不那么理性的最大最小策略(maxmin strategy)，以避免最糟糕的结果。
（10）囚徒困境：1、博弈理论家所偏爱的例证是“囚徒困境”。如果对局双方通过合作会获得较好的结果但每一方都有意于欺骗，囚徒团境(Prisoner’s dilemma)就存在。囚徒困境是引人入胜的，因为它展现了利益模式可能在社会关系中以什么方式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性。
在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形式中，其表现为两个疑犯被逮捕，但是仅有以较轻的罪名定罪的证据。每一个疑犯都可以通过承认有罪并做出对另一个疑犯不利的指证来获得自由，但是他必须第一个做出坦白。如果二人都承认罪行并坦白，这两个疑犯会以更严重的罪行被判入狱；如果只有一人认罪坦白，法官(在司法体系中以严厉著称)会用那个拒绝合作的疑犯来杀一儆百；如果两个疑犯都保持沉默，他们会被认定较轻的罪行，受到很轻的惩罚。
这种策略使我们建立了图23—2中的决策矩阵（参见P.313）在这样的情形中，疑犯被分开关押。二人无法相互知晓。从全局说，最好的结果是每人判一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但独自保持沉默是最糟的（会被判罪六年）。一个力图获得好结果的疑犯不能确信是坦白还是沉默会达到自己的目的。2、囚徒困境可以在广泛的情形中应用。在生产企业中可以看到。它表明我们很可能是生存在一个
非理性的、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十分重要。
第四编（教材第五编）
互动理论
（1）詹姆士对“自我”的分析：物质自我、社会自我、精神自我（参见下册P.3）“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就有多少个社会自我。”
（2）库利对“自我”的分析：“镜中我”：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在互动中产生的。
（3）杜威的实用主义：心智意只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它在交往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此观点对米德影响很大。
（4）米德的“自我”概念：1、人是什么与社会和生存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A.人类机体生理的弱点迫使他们与群体中的他人进行协作，谋求生存。B.有利于生存或适应的行为将会被保存下来。2、想象性预演：继杜威之后，米德认识到人类心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
1、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2、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选择的行动方案；3、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公开行动的合适路线。米德把这种悄悄地使用符号或语言的过程称作想象性预演
(imaginative rehearsal)，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的心智概念不是一个结构而是一个过程。进一步地，社会的存在与延续，或组织群体的协作，都是建立在人类针对他人而行动的可能方案的想象性预演，然后，选择那些有利于协作行为的基础之上的。
米德的分析并不主要放在成熟有机体的心智上，而是集中于考察个体最初是怎样形成这种能力的。除非心智在婴儿时期便已萌发，否则，社会与自我便不可能存在。根据行为主义、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原理，米德强调心智产生于一种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最初的随意之态所具有的可能技能被规制为一些有利于婴儿生存反应的动作。这种选择过程可以通过试错法来实现，也可通过那些婴儿必须与之协作的人对他的有意识训练中达到。最后，通过这两个过程中的任意一个，婴儿的姿态便与周围其他人的姿态具有了共同的意义。从此之后，一个姿态现在指涉同一客观事物，并在互动中对交往各方而言具有同一意思，米德把这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姿态称作常规姿态(conventional gestures)。它们能增强个体间互动的有效性，因为它能促使人们的愿望、需求．连同有意识的行动过程在更精确的层面上交流，从而提高个体彼此适应的能力。
在共同的意义上运用和解释常规姿态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心智、自我和社会的发展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通过接受和理解姿态，人们现在就可以对那些必须通过协作以求生存的姿态进行透视(看其意向、需求、愿望和行为倾向)。通过私下解读和解释常规姿态，个体能够想象性预演有利于适应他人的行动方案。这就是说，通过将自身
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或通过(用米德的话来说，就是“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私下的行动预演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这样，当一个有机体能(1)懂得常规姿态的含义，(2)通过这些姿态来领会和理解他人，并(3)想象性地预演可选择的行为方案，那么，米德就相信这一有机体具有了“心智”。
将自我想象为客体 继詹姆斯和库利之后，米德强调，正如人类能象征性地符号化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一样，他们也能象征性地将自身表示为客体。于是，对姿态的理解有利于人类彼此间的合作，同时也是人类自身评价和估计的基础。在互动中将自身想象为评价客体的能力是有赖于心智过程的。在米德看来，在这个过程之中，重要的是，随着有机体的成熟，在每一个与具体他人互动的场合 中引起的暂时的“自我想象”，最终将明确为或多或少稳定的、可归为某一类 客体的“自我概念”。借助自我概念，个体行动获得了前后一致性，因为这些 行动此时作为仲介，贯穿于个体作为某类人而稳定并始终如一的态度、意向或意义之中了。
米德指出自我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不仅意味着某一个体从角色领会中所得的短期自我想象的演变，而且标志着一种更为稳定的自我概念在进一步明确化。米德把引起自我想象的角色领会的最初阶段称为嬉戏(play)阶段。在嬉戏阶段，婴儿只能对有限的几个他人——最初涉及的只是一两个人——进行想象。此后，由于生理的
成熟和角色领会的实践，成长中的有机体开始体味进而理解处于有组织的活动中他人的角色，米德称这个阶段为团体游戏(game)阶段。因为它标志着一种能力，一种灰一群处于协作(自身也投入于这种协作)之中的人那里获得多重自我形象的能力(米德以棒球赛为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阶段的情况，在棒球赛中，所有的个体必须对球队中的其他所有人的角色进行符号化设定，以便高效率地进行比赛)。当一个人能体味进而理解社会中“一般他人”的角色或明确的“共有态度”时，就意味着自我的发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看来似乎能够对社区或一般信仰、价值观和规范作整体性的透视设定。这意味着人们能同时(1)提高对那些他们必须与之交往之人的反应的恰当性，并(2)将他们可评价的自我形象从特定他人的期望，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共同体的标准和观点。这样，随着“他人”总量的不断扩大，角色领会的能力也不断提高，正是这个过程表征着自我发展的阶段。
社会一体化与自我的角色认同的关系 米德相信社会或制度表征着不同个体问组织化和模式化了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组织化依赖的是心智。如果没能领会角色和能对可选择性方案进行想象性预演的心智慧力，个体问就无法使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米德强调：“ 角色领会的直接后果在于，个体能够通过对自己所作反应进行完全演习而实现控制。协作过程中个体行为的控制，可以发生在个体自身的活动中，只要这一个体能体味进而理解他人的角色。通过体味并理解他人角色而实现的个体对自身反应的控制，使人们认识到，在群体中因行为组
织化而实现的那种交流的价值。”
社会同时也有赖于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在从一般他人的观念出发评价自身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如果不具有在共有态度中将自身当作一个客体来看待和评价的能力，那么，社会控制就将仅仅依赖于个体对特别的、瞬间呈现的他人进行角色领会中所形成的自我评输来实现，这样一来，在较大群体中的不同行为的协调就变得极其困难。
虽然米德极其关注的是社会和它的制度是怎样由心智慧力和自我能力所维持和延续的，但在他那里，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潜在变动也是可以用这些概念来解释的。在任何互动场合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参与者间的角色领会和想象性预演，这给予个体调整和再调整他们反应的可能空间。进一步地，自我作为客体嵌入互动过程之中，表明一旦自我概念蒙蔽姿态的最初辨识。进而改变可选择性行为的预演，必将对互动的结果造成影响。这样，这种观点也就强调，心智的调适能力(the adjustive capacities)和自我的仲介性影响能延续社会组织，也能改变社会组织。
这样，社会制度是群体或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社会成员这样被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社会性地采取行动，这些行动是以他人对行动的态度为导向的„„(但)这里并没有充分的。无可辩驳的理论说明，为什么社会制度必然是压制性的或僵硬保守的，或为什么它们不应该是(而许多社会制度实际却是那样)灵活的、进步的和有利于而不是抑制个性发展的。
社会变迁难以预测 从上面这句话可以看出，米德是厌弃僵硬的、
压制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他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构成现象——源自于个体间的调适性互动。如此，社会也就能够被改变和重新建构——通过心智和自我概念表征的那些过程来进行。然而，米德进一步强调，变迁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即使是那些做出诱发变迁行为的人也难以预测它。为了说明这种不确定性，米德沿用了詹姆斯最初提出来的两个概念：“主我”和“宾我”。在米德那里，“主我”指的是个体的能动倾向，而“宾我”则表示的是行为发出之后的自我形象。利用这些概念，米德强调，“主我”或能动行为是不能预知的，因为个体只能“在经验中认识”(“宾我”)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主我”的行动结果。 总之，米德相信社会表征着那些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这些模式由行动者内心或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保持和改变。这样不管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智和自我的过程来实现的。虽然在米德看来，许多在群体中导致稳定和变迁的互动是可以预期的，但改变现存互动模式的偶发的不可预知行为的存在，也同样是可能的。这些概念遗产早在1934年米德讲稿出版之前，就对美国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米德的概念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仍未能对一些重大的理论课题做出解释。
（5）戈夫曼的拟剧理论：1、剧场的比喻：带表情的演出。自我展示：提出“协作行动的计画”。表演的几种程式性表现：a理想化（使自身行为成为公认价值的一部分），b保持表情控制的（不自信或谦虚等原因），c误导性表演（为了掩饰什么）d神秘化（试图以他人保持距离，如高地位高阶层的群体的人）e求真实（由衷地想传达
一种资讯，迫切地希望他人相信）。戈夫曼的观点是，互动秩序的基础是个体排演他们的节目以维持某一特定的情境定义的努力。（参见下册，P.62）
第五编（教材第六编）
结构主义理论
（1）结构的概念（共时性概念与历时性概念）。
（2）马克思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成分：A系统再生产B系统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3）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的结构主义。迪尔凯姆既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元结构主义者。这里我们将仅仅着眼于迪尔凯姆著作中对结构和结构主义社会学产生巨大冲击的思想。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它关注社会整合问题或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以及满足这些条件的机制。
在迪尔凯姆的一生中，他创造了四类基本的机制来解决整合问题：
1、文化的(集体意识、集体表像)，2、结构的(结构的互赖和亚群体的形成)，3、人际间的(仪式与对活跃气氛和社会团结的追求)，(4)认知的(分类、符号化的方式)。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本质上讨论了文化符号的体系、群体形成以及结构互赖的模式、仪式表演和认知分类系统等是如何整合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的。迪尔凯姆1900年以前的早期作品。突出了文化和结构的机制，而在20世纪早些年的后期作
品中，他越来越多地强调人际和认知的机制。
迪尔凯姆看待结构时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德相同，即一种“统计分析”的形式，但他用了孟德斯鸠的“社会形态学”概念。对迪尔凯姆和孟德斯鸠而言，形态学的分析应把重点放在“数量”、性质”、部分或“成分”的“相互关系”上。这种结构观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尤其明显，尽管解释“应单独寻求(社会事实的)有效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迪尔凯姆仍把社会事实的分类看作是关注于“组成部分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它们联合的方式”。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分类的立场，影响了那些寻求在社会系统的单位中描述其间关系模式的结构主义方式。
然而，迪尔凯姆后期把重心转移到结构的心理层面上。实际上，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存在着一种模棱两可：当结构拆分成其形态学上的组成部分时，基本的到底是心理的、人际间的、文化的还是物质性的?这种含糊不清在本世纪头十年，当迪尔凯姆研究物质结构怎样变成个体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时越发明显。比如，迪尔凯姆早期的论文《乱伦：禁忌的性质和起源》，连同他与莫斯合着的《原始分类》。明显标志着转向结构的社会意识层面。这个变化成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主要内容的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但迪尔凯姆不像列维一斯特劳斯把物质结构当作心智类型的反映，他总是坚持思维的结构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物质结构。比如，迪尔凯姆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提到：“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各种思想紧随其后；它因为分类系统的分化而有自己的分化。第一种逻辑类型就是社会类型；事物
的第一种分类就是人的分类，且人们在分类中得以整合。正是因为人形成了群体，以及人在群体形式下有了自己的思想，才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组织其他事物，而且从一开始，这两种组织成群的方式就模糊难辨。半偶族(Moieties)是第一种属(genera)，部落是第一种种(species)„„如果事物的总体性被认为是一个单独的体系，那是因为看待社会本身的方式始终一致。它是一个整体，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与其他任何事物相联系的独一无二的整体。这样，逻辑的等级就仅仅是社会等级的另外一个层面，知识的单位也就仅仅是集体性的某个单位，并向宇宙延伸。”
总之，在世纪转折时期的迪尔凯姆著作中，几个关键的结构主义元素显而易见：(一)心理结构包括了逻辑秩序和分类系统的生成。虽然由社会形塑而成，但这些秩序和系统成为社会中个人理解和行动的基础。(二)这样的结构设计使其能表现出现象间的联系是固有的、系统整体的一部分。(三)最后，这些结构是由亲近性和对立性的逻辑关系在社会的文化和物质的结构中际遇时创建起来的。
迪尔凯姆最后一个影响结构主义社会学的是其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观念：使那些被称为神圣的圣礼和仪式得以符号化的诸如图腾等圣物及神圣观念，实际上是对社会的崇拜。当个人感觉到或者意识到超越他们的社会力量，他们就需要用宗教的符号表现这种力量，并通过仪式的表演来激发以这些符号为准绳的情感。这样，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个人并不是仅仅表达对超自然力量的忠诚，而且也在使社会结构合法化。迪尔凯姆由此认为，宗教是对组成人们日
常生活的社会和结构的崇拜。因此，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结构、认知与信仰，以及仪式实践相互之间关联很紧密。这些过程中的联系成为许多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点
（4） 齐美尔 虽然在结构主义出现时迪尔凯姆的影响颇大，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与之也不相上下。齐美尔注重挖掘个人和群体联系的潜在形式对某些当代结构主义社会学思想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齐美尔相信在社会结构中存在“永恒的互动”，而形式社会学就是探求这些永恒互动的潜在模式。这些互动的内容或实际性质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其重要性远不如它们的基本形式。虽然互动能揭示出丰富的内涵，但关系的潜在形式同样可以。齐美尔强调：“尽管从目的性和一般意义来看，社会群体最为变幻莫测，不过，群体内部个体成员之间仍然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我们在国家、教区、反叛者群体、经济团体、艺术学校甚至家里，都能发现优越与卑从、竞争、劳动分工等不可胜数的相同特征。无论这些联系的旨趣相距多大，但对旨趣的认识形式却可能是相同的”。
社会结构由此必然被概括为互动的形式或者结构，这些互动使个体的实质性行动成为可能，并使之强化。这使齐美尔的折衷的社会学方式更加便于理解，虽然他对实质问题也涉猎颇广，但他总是在寻找互动的潜在形式。在齐美尔最出色的文章中，都存在这种意图，即无论社会关系的内容及其表面实质是什么，都有一个潜在的形式或结构。比如当齐美尔研究冲突时，他看到在民族－国家、个人和小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揭示了相当基本的成分；又如，当齐美尔研究一个际遇
中人数增加的效果时，他认为可能关系的几何数量的增长(两人有两种关联，三人有六种关联，四人有十二种关联等等)，会导致际遇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再如，当齐美尔研究货币的效应时(一种中性的和非特殊的交换媒介)，他得出结论，社会关系的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齐美尔的论文《群体联系的网路》(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能对更近的当代社会学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在此，齐美尔讨论了个体联系在社会分化中的效果。在分化相对较弱的系统中，个体尊吸收和包围在一个或者几个相互交叉的群体之中，由此会导致群体联系的模式将个体推往一个方向。然而，随着社会分化的增加，个体现在已拥有了多重群体联系，隶属于多个群体，并被牵往不同的方向。这样，导致没有一个群体能吸收住个体，而个体也只是将自己的一部分交与一个特定的群体。这个多重群体联系的过程赋予人以自由，并增加了个体性，因为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选择群体联系的形态。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分化激励了多重群体联系，在个体中产生了纵横交错的联系，他们会发现自己在一个领域中有冲突，而在另一个中却很自如。结果，因为群体联系将个体放人多样的社会结构里，并防止他们被任何一个群体或群体的小部分过度吸引，社会的两极分化变得不太可能。
（5）列维－斯特劳斯的法国结构主义传统
迪尔凯姆和莫斯在《原始分类》中认为，人类的认识范畴反映了社会的结构。与之相对，列维－斯特劳斯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社会结
构仅仅不过是基本精神过程的表像。
语言学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达到这一步是受到结构语言学的影响。结构语言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雅各森(Roman Jakobson)。索绪尔被认为是结构语言学‘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之父。评论家们总是把列维一斯特劳斯对语言学的兴趣当作他反对迪尔凯姆传统的决定性部分。然而，那位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却把自己看作是迪尔凯姆派。索绪尔后期发表的论文《普通语言学课程》，带有很重的迪尔凯姆的色彩。他认为语言的一部分仅仅在与整个结构相联系时才取得意义；语言单位，不管是语音还是词素，都只是超越单个语词的整体结构的一些点；语言“完全建立在与具体单元相对立的基础之上”；语言的潜在结构(语法)只能通过参照谈话等表面现象来获得；语言结构“不再被认为是独立发展的组织，而是语言群集体思维的产物”。这样，在现实中，作为当代的迪尔凯姆，索绪尔更倾向于迪尔凯姆关于现实的观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那样。但是他明显地突破了17世纪的语言分析：说话仅是更为基本的精神过程的一个表像，语言不是谈话或书面语，而是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索绪尔确实按照迪尔凯姆的风格，将这种方式看作是人们之间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的一般模式的产物。对对话作为潜在精神过程表像的强调，越来越被当作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隐喻。当然，这个比喻跟柏拉图认为现实仅仅是普遍意义的反映的观点一样古老，跟马克思强调文化价值和信仰，以及制度安排都是基础的经济结构的反映的观
点一样接近现代。
这样，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变成主要根据以人脑的生化结构为基础的普遍心智过程来理解文化和社会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唯灵论和还原论的。下面总结讨论的基本内容。
1．可经验观察的事物应看成是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无论这些部分只是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元素还是在真实亲族系统中。
2．应当建构这些可观察系统的“统计模型”去总结部分关系之间可经验观察的关系。
3．可是，这些模型仅仅是现实更为基本形式的表像。这些形式是不同符号或规则组织成不同的二元对立的结果。这些形式可通过建构“机械模型”来认识，这些模型阐明了使用规则来组织不同的二元对立所造成的逻辑结果。
4．统计模型的趋势将不完全地反映机械模型的特征，但后者“更为真实”。
5．机械模型从内在于人类并根植于大脑的生化成分与神经的二元对立和规则中产生。
（6）建构性结构主义：布迪厄
1、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结构主义忽视了情境的非决定性与行动者的实践本性。这就是说，结构主义完全从决定论（否认人有自由意志）的角度来理解人与社会系统的关系。2、对互动论与现象学的批判：
互动的团体是从属于特定的阶级和群体的，不是符号互动论者眼中那种抽象或一般的成员。互动与阶级分化相关。在这里，布迪厄借用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观点。3、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布迪厄认为，功利主义把人理解为经济模式中的人，并把这种人视为理性的人。这观点本身没错，它错在因此把在经济领域之外的符号活动（各种内在情感的交往）视为非理性的。（参见下册P.190－191）
布迪厄的文化冲突理论
1、阶级与资本（经济、文化、符号资本）：对社会的控制，资本分配的不均衡（在统治阶级、中层和下层阶级中），由此阶级矛盾的产生。在这里，布迪厄与马克思的分析相似。2、阶级文化和习惯：惯习（集体无意识），生活世界的非反思层面。由惯习而来的“品味”的冲突：造成文化、政治上的差异。
（7）对现代性的批判分析
1、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兴起。2、现代性思想无法解释体系（制度）与生活世界的矛盾。3、马克思与批判传统：对黑格尔的批判。异化批判。3、韦伯的悲观主义：合理化的“牢笼”：法理体制化的冷酷性、目的合理性（工具理性）（参见下册，P.228）
4、批判理论、人类解放以及后现代：科学（认识）与人类旨趣。
（8）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倾向 卢卡奇、霍克海姆、阿多诺。卢卡奇：物化现象。商品拜物教。霍克海姆、阿多诺：人类自由的旨趣。
（9）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1、理论意图：如何更加合理地把批判的动机表达出来：人类解放的
方案（马克思）不至于使社会批判成为一种外在的抱怨。2、对“公共领域”的分析：社会的民主重建的关键。公共领域的存在对抵制独断论、集权统治的意义。维护自由社会的理想。
3、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知识的三种类型：a.经验分析型的知识b.历史解释性的知识c.批判型的知识。
4、三种人类基本旨趣：技术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
5、社会中的合法性危机：公共领域的式微、国家对经济日益干预、科学主义的盛行。
6、普遍语用学（普遍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交往的有效性要求：最有效的、最合理的、最真实的（参见下册P.248）在合理的、理想化的交谈中来确定真理。真理存在于主体间性之中。
7、交往行动理论的建立：重构行动和理性。对交往行动的分类：A目的性行动B循规性行动（共同价值观引导的）C剧作性行动D交往行动。（参见下册P.252）
8、认为交往行动其中是最合理的行动。因为它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