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有两则关于开会的新闻。一则是《扬子晚报》报道称，一家公司规定，开会发言不得超过10分钟、手机不准带入会场、让与会者站着发言以节省时间。另一则是福建省教育厅网站报道的，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有20名师生赴台交流参访，期间参加了两岸六校“依法行政与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并对台湾会议的效率惊叹不已。
两则新闻看似无关，实际上共同指向了一个话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会议？怎样的会议才能有效率？怎样的会议才能让人不瞌睡？
台湾会议“有效率”体现在哪儿？根据福建师大法学院的学生事后描述，大致有四个特点。第一，会议时间紧凑。每个人发言有固定时间，时间将近时有响铃，铃声一响，绝大多数人都不好意思继续发言。实在没说完的，也只能匆忙结尾。第二，点评犀利。点评人都是有一定声誉和学术造诣的学者，对论文评议时少了很多不痛不痒、相互吹捧的话。第三，午休时间短。上午研讨会12点结束，下午的会议1点就开始了。第四，午餐简单。在汇聚了东海大学、暨南国际大学等岛内名校以及知名学者的研讨会上，其午餐居然只是每人一份便当。
这四点真的很难做到吗？未必。关于时间，少说些空话、套话便可以节省；关于点评，少些公开吹捧并非无法办到；关于午休和午餐，倒是这里面最难做到的事情了——中午只休息1小时？只吃便当而非大餐？这难免让一些熟悉“会议思维”的人怀疑：主办方是不是有点经济困难？
在一些“久经会场”的人看来，开会已成为空话、消遣、瞌睡的代名词了。事实上，《扬子晚报》披露的那些会场玩手机、瞌睡、听废话等场景屡见不鲜，一些会议通常还在会后提供聚餐。一次又一次如此反复，扭曲了会议的本真。
远离开会的初衷，就难以到达开会的实效。人类大概从远古时期起就明白要开会了。两个部落发生战争，部落内部几个强壮或聪明的人有意识无意识地聚在一起，商量怎么退敌或怎么逃跑。那时“开会”是源于需求，试想，敌军都要杀过来了，台上的哪有时间跟你扯闲话、台下的哪个敢不集中精力啊？
毋庸置疑，会议的精要在于“聚而议之”，“聚而议之”是为了传播有价值、有必要传播的思想。理想中的会议状态是，台上传递指令或发表供讨论的意见、文章，与会者表达心声，彼此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讨论。无论发言者多么权威，都能平等地受到质疑，而每一个有价值的意见，都能被尊重且得到回应。在此之间，公民的个性表达得以彰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科学的讨论程序避免组织者的决策失误，或是通过平等发言形成相互尊重、自由讨论的意见市场。
即使有这些益处，但开会本身仍是一种成本。会议的召开需要人帮忙筹备，耗费了人力成本；需要与会者暂时放下进行中的工作，耗费了时间成本；需要各式各样的设施、配件，耗费了经济成本；等等。我们身边的会议经常是“人满为患”，不凑齐会堂不罢休。但是福建师大法学院的交流学生却表示，台湾会场其实并不满。在现场，一位台湾学生觉得这很正常，“需要来的自然会来，为什么要强迫一些无关人士来凑人数呢？”
但遗憾地看到，上述显而易见的道理并没有被一些会议组织者认同。更有甚者，有些组织者明明认识到这一点，却以“领导有任务”、“表面工作总要做一做”、“注意端正态度”等“不得不”的理由，继续充当着形式主义会场的帮凶。甚至可以说，台下多数人不认真听会，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会议本身决定的！
当效率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各个经济体的追求时，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拒绝形式主义会场的入侵。形式主义的沉疴与讲究效率是格格不入的，前者满足于表面文章，后者提倡务实、争分夺秒、实际发展。往小了说，形式主义会议耽误的只是时间以及正常的工作进程，而往大了说，长期流连于走形式，甚至会造成一个社会与民族浮躁、浮夸、浅薄、平庸的心态。
可以说，形式主义的会场是现代社会的公敌，是对公民私人空间、群体成长环境的无理掠夺。即使是形式主义挟公权运作之时，也没有人有义务为这种时间和心态买单。我们庆幸，有公司愿意站出来，制定规则对此说不——事实上，这也在情理之中，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公司势必要减少这类无效的时间成本的。我们更庆幸，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在青年时代体验了一次有效率的会议，哪怕只有一次，只有一天。
早在今年5月，《人民日报》就已连续多期刊文“炮轰”形式主义会场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此认为，形式主义在作风上的表现之一就为“华而不实，沉湎于文山会海”，根治形式主义则要“从高层做起，破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改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而原来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也曾说过一段话讽刺了某些不敢惩处腐败的人，这里不妨套用其句式，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为什么有人频频喜欢开无意义的会？一是形式派，为了向外人证明自己至少在表面上“跟得上形势”；二是官僚派，喜欢自己动辄就能对一群人指点江山；三是无能派，除了说套话就不懂得如何支撑起会议内容，不知咋开会也不知应叫谁来开会。你所在的会场是哪一种呢？不妨对号入入座。
师范大学 卢义杰
最近媒体上有两则关于开会的新闻。一则是《扬子晚报》报道称，一家公司规定，开会发言不得超过10分钟、手机不准带入会场、让与会者站着发言以节省时间。另一则是福建省教育厅网站报道的，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有20名师生赴台交流参访，期间参加了两岸六校“依法行政与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并对台湾会议的效率惊叹不已。
两则新闻看似无关，实际上共同指向了一个话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会议？怎样的会议才能有效率？怎样的会议才能让人不瞌睡？
台湾会议“有效率”体现在哪儿？根据福建师大法学院的学生事后描述，大致有四个特点。第一，会议时间紧凑。每个人发言有固定时间，时间将近时有响铃，铃声一响，绝大多数人都不好意思继续发言。实在没说完的，也只能匆忙结尾。第二，点评犀利。点评人都是有一定声誉和学术造诣的学者，对论文评议时少了很多不痛不痒、相互吹捧的话。第三，午休时间短。上午研讨会12点结束，下午的会议1点就开始了。第四，午餐简单。在汇聚了东海大学、暨南国际大学等岛内名校以及知名学者的研讨会上，其午餐居然只是每人一份便当。
这四点真的很难做到吗？未必。关于时间，少说些空话、套话便可以节省；关于点评，少些公开吹捧并非无法办到；关于午休和午餐，倒是这里面最难做到的事情了——中午只休息1小时？只吃便当而非大餐？这难免让一些熟悉“会议思维”的人怀疑：主办方是不是有点经济困难？
在一些“久经会场”的人看来，开会已成为空话、消遣、瞌睡的代名词了。事实上，《扬子晚报》披露的那些会场玩手机、瞌睡、听废话等场景屡见不鲜，一些会议通常还在会后提供聚餐。一次又一次如此反复，扭曲了会议的本真。
远离开会的初衷，就难以到达开会的实效。人类大概从远古时期起就明白要开会了。两个部落发生战争，部落内部几个强壮或聪明的人有意识无意识地聚在一起，商量怎么退敌或怎么逃跑。那时“开会”是源于需求，试想，敌军都要杀过来了，台上的哪有时间跟你扯闲话、台下的哪个敢不集中精力啊？
毋庸置疑，会议的精要在于“聚而议之”，“聚而议之”是为了传播有价值、有必要传播的思想。理想中的会议状态是，台上传递指令或发表供讨论的意见、文章，与会者表达心声，彼此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讨论。无论发言者多么权威，都能平等地受到质疑，而每一个有价值的意见，都能被尊重且得到回应。在此之间，公民的个性表达得以彰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民主、科学的讨论程序避免组织者的决策失误，或是通过平等发言形成相互尊重、自由讨论的意见市场。
即使有这些益处，但开会本身仍是一种成本。会议的召开需要人帮忙筹备，耗费了人力成本；需要与会者暂时放下进行中的工作，耗费了时间成本；需要各式各样的设施、配件，耗费了经济成本；等等。我们身边的会议经常是“人满为患”，不凑齐会堂不罢休。但是福建师大法学院的交流学生却表示，台湾会场其实并不满。在现场，一位台湾学生觉得这很正常，“需要来的自然会来，为什么要强迫一些无关人士来凑人数呢？”
但遗憾地看到，上述显而易见的道理并没有被一些会议组织者认同。更有甚者，有些组织者明明认识到这一点，却以“领导有任务”、“表面工作总要做一做”、“注意端正态度”等“不得不”的理由，继续充当着形式主义会场的帮凶。甚至可以说，台下多数人不认真听会，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会议本身决定的！
当效率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各个经济体的追求时，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拒绝形式主义会场的入侵。形式主义的沉疴与讲究效率是格格不入的，前者满足于表面文章，后者提倡务实、争分夺秒、实际发展。往小了说，形式主义会议耽误的只是时间以及正常的工作进程，而往大了说，长期流连于走形式，甚至会造成一个社会与民族浮躁、浮夸、浅薄、平庸的心态。
可以说，形式主义的会场是现代社会的公敌，是对公民私人空间、群体成长环境的无理掠夺。即使是形式主义挟公权运作之时，也没有人有义务为这种时间和心态买单。我们庆幸，有公司愿意站出来，制定规则对此说不——事实上，这也在情理之中，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公司势必要减少这类无效的时间成本的。我们更庆幸，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在青年时代体验了一次有效率的会议，哪怕只有一次，只有一天。
早在今年5月，《人民日报》就已连续多期刊文“炮轰”形式主义会场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此认为，形式主义在作风上的表现之一就为“华而不实，沉湎于文山会海”，根治形式主义则要“从高层做起，破除形式主义生存的土壤，改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现象。”而原来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也曾说过一段话讽刺了某些不敢惩处腐败的人，这里不妨套用其句式，作为本文的结尾罢——
为什么有人频频喜欢开无意义的会？一是形式派，为了向外人证明自己至少在表面上“跟得上形势”；二是官僚派，喜欢自己动辄就能对一群人指点江山；三是无能派，除了说套话就不懂得如何支撑起会议内容，不知咋开会也不知应叫谁来开会。你所在的会场是哪一种呢？不妨对号入入座。
师范大学 卢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