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的朝臣们除了对万历狂吠以外，相互之间也咬得不可开交。
斗争由来己久，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万历登基的第一年，就发布诏书告诫廷臣，指出：“近来士人风气不正，官员道德败坏，老实人被诬蔑为无用，调皮捣蛋被认为是有才，以至于朝廷的赏罚沦为臣子打击报复的工具”。
万历要求大臣们改过自行，否则就严惩不贷。
《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告诫廷臣朝臣的记载，不绝于目：
十六年“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
十七年“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勿得忿争求胜”；
十九年“秋七月癸未，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
然而权力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多，并出现了结党乱政的局面。
关于党争兴起的源头，明人自己有一个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下面我们就来源头看一看。
顾宪成，江苏无锡人，东林书院的创立者，而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发源地。
顾宪成的一生都在和人事打交道，他成为东林党的创立者，有其必然因素。
明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就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可见他对人事的热忱，源远流长。
在人事上初试啼声，就一鸣惊人，步入仕途后，顾宪成在人事方面的表现更是不同凡响。
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当时的人事斗争。
当朝廷上党争刚刚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顾宪成的身影。
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大计中，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并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又“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人事工作岗位上。
在文官集团向万历开战的时候，顾宪成显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当万历提出将三皇子并封为王的建议时，顾宪成上疏力阻，明史对顾宪成的记载语焉不详，却用大量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顾宪成在吏部的职务并不高，但能量却很大，《明史》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宪成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却能够在幕后出主意，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毛。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
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史料记载：“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
首辅（锡爵）想用一个部长（罗万化），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他人（陈有年）。
在封建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皇帝对臣子更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然而这种情况到了顾宪成这里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顾司长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甚至屡次跟首辅对着干（“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
如果不是史书记载，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人呀？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亲东林的《明史》不会为我们剖析顾宪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秘密，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分析。
思前想后，我认为只能有一个原因：他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有恃无恐。
有组织做靠山，一切都不在话下。
即使有危险，组织会出面保他；即使跌倒，组织会让他东山再起；即使爬不起来，组织仍能保障他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顾司长不仅不把部长当回事，跟首辅对着干，甚至还敢在皇上面前耍花枪。
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
顾宪成等人违背皇帝的意志，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所厌恶的，万历认为吏部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顾，给予降职处分。
关键时候，组织的作用显现了，许多大臣上疏申救，奏疏上百封，这使万历更加恼火，他显然己经感觉出了顾宪成和他的组织对他的挑衅。
万历一定在心里想，我就不信，我这个皇帝连个吏部郎中都办不了，我要办不了你，我这个皇帝就不当了！
于是，他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也都受到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
皇帝真的恼了，顾宪成只好暂时服贴一下。
回到家乡以后，顾宪成并没有养望林下，短暂休整之后，顾宪成就开始发挥专业特长，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
他请进来，走出去，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还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
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等人的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
顾宪成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活动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明代官场各种复杂关系不断在东林书院交汇凝结，东林书院很快就发展成为各种关系的总部基地，编织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吸引了众多在职官员参与其中，小官加入其中可相互取暖，大臣也愿意引以为后盾，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党争的始作俑者，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平衡，无论古今中外，结党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
事实上这幅对联是有毛病的，一个人要知所进退，尤其是在工作中要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本分”二个字，可不是说着玩的，它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养，在一部分廷臣看来，顾宪成等人的问题，就在于太不守“本分”。
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使这些斗争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际关系。东林党成立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万历时期的朝臣们除了对万历狂吠以外，相互之间也咬得不可开交。
斗争由来己久，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万历登基的第一年，就发布诏书告诫廷臣，指出：“近来士人风气不正，官员道德败坏，老实人被诬蔑为无用，调皮捣蛋被认为是有才，以至于朝廷的赏罚沦为臣子打击报复的工具”。
万历要求大臣们改过自行，否则就严惩不贷。
《明史·神宗本纪》中关于告诫廷臣朝臣的记载，不绝于目：
十六年“冬十一月辛酉禁章奏浮冗”；
十七年“十二月己丑，谕诸臣遇事勿得忿争求胜”；
十九年“秋七月癸未，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
然而权力斗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多，并出现了结党乱政的局面。
关于党争兴起的源头，明人自己有一个高度的概括：今日之争，起于门户，门户起于党争，党争起于东林，东林起于顾宪成。
下面我们就来源头看一看。
顾宪成，江苏无锡人，东林书院的创立者，而东林书院是东林党的发源地。
顾宪成的一生都在和人事打交道，他成为东林党的创立者，有其必然因素。
明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高中解元。在那次考试中，他的文章就阐述了选人、用人与治理国家的关系，可见他对人事的热忱，源远流长。
在人事上初试啼声，就一鸣惊人，步入仕途后，顾宪成在人事方面的表现更是不同凡响。
万历十年以后，顾宪成的大部分时间在吏部工作，在此期间，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当时的人事斗争。
当朝廷上党争刚刚萌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顾宪成的身影。
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大计中，顾宪成上疏言事，因“语侵执政，被旨切责”，并被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又“擢升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人事工作岗位上。
在文官集团向万历开战的时候，顾宪成显然也没有置身事外，当万历提出将三皇子并封为王的建议时，顾宪成上疏力阻，明史对顾宪成的记载语焉不详，却用大量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
顾宪成在吏部的职务并不高，但能量却很大，《明史》记载：“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私人，宪成实左右之。”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顾宪成作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却能够在幕后出主意，左右他的上级，去修剪首辅的羽毛。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这是一个很有实权的差事，顾宪成在这个岗位上，充分行使了他的职权，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奇的事情。
虽然他只是一个司长，但却能决定部长的任命，史料记载：“先是，吏部缺尚书，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不可，乃用陈有年。”
首辅（锡爵）想用一个部长（罗万化），但是司长（顾宪成）不同意，于是只好任用他人（陈有年）。
在封建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皇帝对臣子更是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然而这种情况到了顾宪成这里就完全颠倒过来了。
顾司长不仅可以左右他上级和他上级的上级的意志，还可以任免他的上级，甚至屡次跟首辅对着干（“所推举率与执政牴牾”）。
如果不是史书记载，我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什么人呀？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亲东林的《明史》不会为我们剖析顾宪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秘密，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分析。
思前想后，我认为只能有一个原因：他有自己的组织，因此有恃无恐。
有组织做靠山，一切都不在话下。
即使有危险，组织会出面保他；即使跌倒，组织会让他东山再起；即使爬不起来，组织仍能保障他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顾司长不仅不把部长当回事，跟首辅对着干，甚至还敢在皇上面前耍花枪。
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万历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
顾宪成等人违背皇帝的意志，几次提名的人，都是万历所厌恶的，万历认为吏部在“徇私”，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矛头直指顾宪顾，给予降职处分。
关键时候，组织的作用显现了，许多大臣上疏申救，奏疏上百封，这使万历更加恼火，他显然己经感觉出了顾宪成和他的组织对他的挑衅。
万历一定在心里想，我就不信，我这个皇帝连个吏部郎中都办不了，我要办不了你，我这个皇帝就不当了！
于是，他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革职为民，那些上疏申救的官员也都受到外放、降调、削职等处分。
皇帝真的恼了，顾宪成只好暂时服贴一下。
回到家乡以后，顾宪成并没有养望林下，短暂休整之后，顾宪成就开始发挥专业特长，以讲学为名，广交朋友，四处活动。
他请进来，走出去，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专供来人居住，还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
随着活动量的增加，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等人的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东林书院。九月工程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很大力。
顾宪成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
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意图明显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它由一批心有不甘的在野人士发起成立，主要活动是学术搭台、政治唱戏。
明代官场各种复杂关系不断在东林书院交汇凝结，东林书院很快就发展成为各种关系的总部基地，编织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关系网，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积聚了很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吸引了众多在职官员参与其中，小官加入其中可相互取暖，大臣也愿意引以为后盾，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东林党是明朝党争的始作俑者，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平衡，无论古今中外，结党都不是一个好现象。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个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
事实上这幅对联是有毛病的，一个人要知所进退，尤其是在工作中要守“本分”，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关心的事不要关心，不能“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本分”二个字，可不是说着玩的，它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养，在一部分廷臣看来，顾宪成等人的问题，就在于太不守“本分”。
伴随结党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使这些斗争看上去高深莫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际关系。东林党成立以后，引起了连锁反应。由于东林党人对政治生态平衡的破坏，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