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文
浙江学刊 1995年11期
缅怀先贤，激励后学。黄宗羲逝世300年纪念，弘扬他的人文精神，于现代颇可借鉴。黄氏生当明末清初“天崩地裂”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外危机。明中叶以来，西学随传教士开始东渐，西方资本主义亦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传统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结构内部，产生了与其激烈冲突的异在势力，这就是执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新的市民阶层；以及明王朝的腐败和民族间的冲突，日益加深。这种内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冲突的加剧，孕育着社会的大变动和文化思想的大转换。
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落后，除了政治制度的、文化思想的原因之外，另一被史学所忽视的是元、清贵族的入主中国。宋代集约化的农业经济和门类齐全、技术成熟的发达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经济和纸币的流通，工商业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在科技上所具备启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技术手段，因而在经济的一些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生活方式的需求。然而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崛起，蒙古族终于在1276年灭南宋。一个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可以在武力上打败文化上先进的民族，并将其草原文化的落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强行推进到被打败的文化经济先进的地区，把大片的农田变成牧场，把具有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农、工、市民等，变成了奴隶和半奴隶，致使田园荒芜，手工业衰落，城市萧条，商品生产凋零，资本主义萌芽夭折。整个元代90年间的经济都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使中国社会发展倒退了整整一个世纪（从13世纪到14世纪）有余。
明初在经济上采取开明政策，主张农、士、商、工“各安其生”和后来的“厚商而利农”的农商互补政策，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进了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复苏。海陆贸易发达，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沿江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城镇和市民生活的方式。明中叶以后至明末，出现了一股社会、政治批判思潮，如李贽和东林党人的否定绝对权威、是非标准，要求人格独立、精神自主的心灵自由的觉醒；把理学道德形上学转换为道德形下学，即“百姓日用”之学，把传统道德价值中心论转变为功利价值、生命价值中心论，使文化价值的制导更贴近现实社会活动和现实人生生命：批判道学家人性分离和异化，以求复归到活生生的感性的现实人性上来，剥去口谈道德的面具，而复归到人性本质“私”上来，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回归；把惟一存在的、绝对的、形而上本体理，还原为哲学最根底、最初始、最根本的人生存这一事实，即把理生气的一能生二，还原为厥初由夫妇、天地二者和合而生人和万物①。这种转变，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中国文化的走向和时代精神精华的表现，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与市民暴动，孕育了社会批判思潮和民权运动。这种社会批判思潮既批判理学意识形态，又超越理学的樊篱，而导向新的世界观的建立和价值理想的重构。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从孔老算起，由先秦百家之学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每一次理论思维形态的转换，大体上是300到500年之间。从宋明理学开端到明末已600多年，亦是中国理论思维形态转换之时②。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其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了这一时代重任。他们从明亡的沉痛中痛定思痛，继承李贽和东林党人的未竟事业和价值理想。黄宗羲勇敢地从理论上揭起了批判2000年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大旗，发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的呼喊；指摘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④的独夫民贼，“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⑤，要求改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君天下，家天下，而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⑥的天下百姓为主人，君为客人的国家制度典章，这是由君权向民权转变的表征；提出保证民权的法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⑦。历代君主以一家之法，“得私于我”，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⑧黄氏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法应该是“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在法面前人人平等，“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⑨；倡议由宰相和“政事堂”掌管行政，对天子等要实行“公其是非于学校”⑩的民主监督制度。在经济上黄氏主张以工商为本，“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1)，反对传统以“工商为末”，并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货币改革，促使工商百业繁荣发展。
黄宗羲这些主张，显然蕴涵着新的理论思维和价值理想的深刻内容。他挖掘了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根基——君主专制制度，回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若依此发展，中国可以建构适应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思维理论体系，并指导社会政治、经济逐步走向近代化。然而，随着清朝入关，又一次以草原文化冲击农业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又一次以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摧残、扼杀先进的经济制度，“扬州十日”、“嘉定三居”，以及海禁等，一座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化为废墟，连同掌握生产技术和文化载体的士、农、工、商统统被埋葬；并断绝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斩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倒退了一个多世纪。当清代从经济低水平恢复到明代水平时，西方此时（17、18、19三个世纪）的经济已大大飞跃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水平丧失了昔日领先地位而成为落后国家，而沦为西方殖民的、挨打的对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还没有从经济上真正站起身来。
当清贵族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冲击中原农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萌芽时，同时亦冲击、扼杀了从李贽到东林党人等社会批判思潮和黄宗羲等人所进行的建构新世界观和价值理想的理论思维活动。由清贵族所代表的落后文化在征服先进文明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先进的文化所同化。他们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愿意亦不可能接受社会批判思潮，更不可能推进黄宗羲等人的新理论思维的建构，而是采纳了历经王阳明、王廷相、罗钦顺、吴廷翰、李贽等人批判的，已经僵化了的程朱理学，并借助专制主义把它强化起来。清圣祖玄烨说：朱子“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12)。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便目其他思想为异端，大兴文学狱，实行严厉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又重新巩固了原已破绽百出的程朱理学，强迫人们去信奉。强迫愈酷，反弹愈力，这便引起“五四”运动的激烈批判。因此，笔者对有清以来的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发扬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思想，在现代仍有其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拙作：《李贽与中国文化的走向》，载《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3页。
②参见拙作：《新形而上学体系和价值理想的重建》，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③《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④《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⑤《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⑥《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⑦《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⑧《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⑨《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⑩《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1)《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12)《朱子全书·序》。
作者介绍：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作者：张立文
浙江学刊 1995年11期
缅怀先贤，激励后学。黄宗羲逝世300年纪念，弘扬他的人文精神，于现代颇可借鉴。黄氏生当明末清初“天崩地裂”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外危机。明中叶以来，西学随传教士开始东渐，西方资本主义亦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传统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结构内部，产生了与其激烈冲突的异在势力，这就是执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新的市民阶层；以及明王朝的腐败和民族间的冲突，日益加深。这种内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冲突的加剧，孕育着社会的大变动和文化思想的大转换。
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落后，除了政治制度的、文化思想的原因之外，另一被史学所忽视的是元、清贵族的入主中国。宋代集约化的农业经济和门类齐全、技术成熟的发达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经济和纸币的流通，工商业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在科技上所具备启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技术手段，因而在经济的一些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生活方式的需求。然而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崛起，蒙古族终于在1276年灭南宋。一个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可以在武力上打败文化上先进的民族，并将其草原文化的落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强行推进到被打败的文化经济先进的地区，把大片的农田变成牧场，把具有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农、工、市民等，变成了奴隶和半奴隶，致使田园荒芜，手工业衰落，城市萧条，商品生产凋零，资本主义萌芽夭折。整个元代90年间的经济都没有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使中国社会发展倒退了整整一个世纪（从13世纪到14世纪）有余。
明初在经济上采取开明政策，主张农、士、商、工“各安其生”和后来的“厚商而利农”的农商互补政策，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促进了农业特别是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复苏。海陆贸易发达，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沿江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城镇和市民生活的方式。明中叶以后至明末，出现了一股社会、政治批判思潮，如李贽和东林党人的否定绝对权威、是非标准，要求人格独立、精神自主的心灵自由的觉醒；把理学道德形上学转换为道德形下学，即“百姓日用”之学，把传统道德价值中心论转变为功利价值、生命价值中心论，使文化价值的制导更贴近现实社会活动和现实人生生命：批判道学家人性分离和异化，以求复归到活生生的感性的现实人性上来，剥去口谈道德的面具，而复归到人性本质“私”上来，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回归；把惟一存在的、绝对的、形而上本体理，还原为哲学最根底、最初始、最根本的人生存这一事实，即把理生气的一能生二，还原为厥初由夫妇、天地二者和合而生人和万物①。这种转变，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中国文化的走向和时代精神精华的表现，是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与市民暴动，孕育了社会批判思潮和民权运动。这种社会批判思潮既批判理学意识形态，又超越理学的樊篱，而导向新的世界观的建立和价值理想的重构。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从孔老算起，由先秦百家之学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每一次理论思维形态的转换，大体上是300到500年之间。从宋明理学开端到明末已600多年，亦是中国理论思维形态转换之时②。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以其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担当了这一时代重任。他们从明亡的沉痛中痛定思痛，继承李贽和东林党人的未竟事业和价值理想。黄宗羲勇敢地从理论上揭起了批判2000年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大旗，发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的呼喊；指摘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④的独夫民贼，“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⑤，要求改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君天下，家天下，而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⑥的天下百姓为主人，君为客人的国家制度典章，这是由君权向民权转变的表征；提出保证民权的法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⑦。历代君主以一家之法，“得私于我”，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⑧黄氏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法应该是“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在法面前人人平等，“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⑨；倡议由宰相和“政事堂”掌管行政，对天子等要实行“公其是非于学校”⑩的民主监督制度。在经济上黄氏主张以工商为本，“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11)，反对传统以“工商为末”，并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货币改革，促使工商百业繁荣发展。
黄宗羲这些主张，显然蕴涵着新的理论思维和价值理想的深刻内容。他挖掘了中国血缘宗法社会的根基——君主专制制度，回应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若依此发展，中国可以建构适应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思维理论体系，并指导社会政治、经济逐步走向近代化。然而，随着清朝入关，又一次以草原文化冲击农业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又一次以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摧残、扼杀先进的经济制度，“扬州十日”、“嘉定三居”，以及海禁等，一座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化为废墟，连同掌握生产技术和文化载体的士、农、工、商统统被埋葬；并断绝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斩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倒退了一个多世纪。当清代从经济低水平恢复到明代水平时，西方此时（17、18、19三个世纪）的经济已大大飞跃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水平丧失了昔日领先地位而成为落后国家，而沦为西方殖民的、挨打的对象。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还没有从经济上真正站起身来。
当清贵族所代表的草原文化冲击中原农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萌芽时，同时亦冲击、扼杀了从李贽到东林党人等社会批判思潮和黄宗羲等人所进行的建构新世界观和价值理想的理论思维活动。由清贵族所代表的落后文化在征服先进文明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被先进的文化所同化。他们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愿意亦不可能接受社会批判思潮，更不可能推进黄宗羲等人的新理论思维的建构，而是采纳了历经王阳明、王廷相、罗钦顺、吴廷翰、李贽等人批判的，已经僵化了的程朱理学，并借助专制主义把它强化起来。清圣祖玄烨说：朱子“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开发后人，而教来者也”(12)。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推崇，便目其他思想为异端，大兴文学狱，实行严厉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又重新巩固了原已破绽百出的程朱理学，强迫人们去信奉。强迫愈酷，反弹愈力，这便引起“五四”运动的激烈批判。因此，笔者对有清以来的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发扬黄宗羲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民主思想，在现代仍有其现实意义。
注释：
①参见拙作：《李贽与中国文化的走向》，载《李贽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3页。
②参见拙作：《新形而上学体系和价值理想的重建》，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③《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④《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⑤《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⑥《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⑦《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⑧《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⑨《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⑩《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1)《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12)《朱子全书·序》。
作者介绍：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