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2年-1927年，襄陵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原因有受清末庙产兴学的影响，同时村政建设为教育提供基金。这个时期小学教育有县立、私立等多方设立，师资和学生达到一定的规模，学制与课程向近代教育转化，设施基础与教学环境有较大进步。小学的设立与发展培养了人才，同时女子教育得到重视，社会风气大大转化，但村政建设并未见到有效实施。
[关键词]小学；教育；村政建设
一、襄陵县小学教育的背景
（一）清末庙产兴学的开展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展教育改革，国家财政无力支付地方兴学，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创办学堂，大多将书院、私塾、道观和寺院地产设立学堂。《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乡镇设立小学堂“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以弥补财力不足。清政府要求地方自筹经费，允许公产设立学堂，从此开始了一场庙产兴学的风潮。
（二）政府颁布了系列教育政策法规
在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提出了包括“国民教育”四大教育内容，其中“受教育”成为国民“三大任务”之一。1918年（民国七年），山西省行政公署提出在1918年到1921年2月，“在山西省普及义务教育。”政府颁布教育法令，“明确各级行政人员职责；对学龄儿童实行强迫入学，无故失学对其家长处罚。”“对于稍贫者，令其农暇入学…；对于较甚者.由县款补助课本；极贫者免其入学费…。这使当时许多人民有权、有机会接受教育。
（三）1917年政府实施村政建设
政府在实施教育法规的同时，在全省开展乡村政治制度建设。1919年12月，山西省教育厅规定，“国民学校…其经费由各该乡、镇就地筹集；私人立者，其经费由设立人自筹。从而确立了分级筹集经费的原则。当时全省义务教育经费大部落在各乡镇的行政村身上。在设立学堂时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从本地实际出发视情况筹资。
二、襄陵县小学教育的概况
（一）民初小学的设立
从民国元年直到民国十年，襄陵县国民小学不间断的在各村建立，全县共有107所国民小学，77个村庄国民小学在民国后建立。国民小学的设立均由村公共设施改造，高级小学设立主要集中在阎锡山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校经费除高等小学、女子高等学校、模范小学（后改为实验小学）由县拨付，其余城乡学校均依靠学田收入，公款生息，也有村民摊派的。私立学校则是由创办人自筹资金，设立学校，如1915年南高村刘笃敬在本村创办私立两级小学校。
（二）小学教育的教师与学员
襄陵小学教育教师大都有较高水平。例如襄陵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老师“郑诚斋毕业于省师范讲习所。”“张维汉毕业于山西大学，任襄陵县立第二高小语文老师。”襄陵第三高小“师维铎担任校长，是襄陵中和庄人，毕业于山西农业专门学校。”“考入省立第六中学的刘治家先生在第二、第三高小任教。”
私立学校师资也均有良好教育且水平较高，教师各自担任不同学科。“南高小学校长始终由始终山西大学学西斋毕业的吕成林先生担任；英文、数学物理教员，中后期是专科毕业的韩善章担任（前期不详）；国文、经学教员先后内清代举人王尔籁担任。”
（三）小学学校教学基础与环境
1、初高级小学的基础设施
小学是就地按照实际情况出发，大多由祠堂庙宇改建，少数是新建或由义学私塾改建。“襄陵县107所国民小学中，新建的9所，义学、私塾改建的3所，其余95所都均占用庙宇。”襄陵县立女子高初两级小学，“系县知事李世■创建，占用常平仓旧址。”因此人们说，中华民国大改良，佛寺道观建学堂。虽然条件很差，但比封建时代已经是一大进步。
2、私立小学教学基础
刘笃敬家资较大，南高学校教学条件颇好。该校的主要建筑，有的西式两层楼房一栋随，为高小两班的教室……南边为“爱山亭”石柱伞顶，亭中竖大石碑，碑文为欧阳修所作《书锦堂记》，此外校内尚有广袤数方亩的操场和校园、卉树园各一；校长院一；饭厅及常设茶炉各一。……学生的生活是书费及伙食自理，斋室灯油、取暖柴炭等学校免费供给。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襄陵北街之乔崇如自筹资金，置备了桌凳等用具，利用晋桥东文昌祠，创办了私立崇如小学，并报请县府备了案。自聘教师，教师的工资、膳食及学校一切花费，都由其支付。
（四）小学教育学制和课程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癸卯学制》，取消科举，改行学堂。高小学制为4年，初小学制为5年。中华民国元年（1912）行《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2年，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1922年行《壬戌学制》，改高等小学校为高级小学校，学制2年；初等小学校为初级小学校，学制4年；中学改为高、初两级，学制均为3年。此学制沿用至1967年。
学校教学的内容向现代教学转变，教学内容更加多元化，课程内容丰富。在教学实践行中，仍旧有学校教《百家姓》、《孟子》等。后来提倡白话文，推行注音字母。之后，初小设语文、算术等；高小加设历史、地理等。可见襄陵县教学内容虽然仍有封建教学的影子，但总体上教育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性。
三、襄陵县小学教育的影响
（一）重视女子教育
襄陵女子进入学校带来了社会风貌的变化，促进了女子思想的变化并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民国二十年七月为襄陵女高展出各种成绩及缝纫、刺绣、针钩等工艺品。女高毕业师范生及高小生约共五百余名”，“在从服装上说，女高的学生穿长裙、着旗袍，且多剪发者，她们这种破旧俗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大地推动了风气的转化。”为普及襄陵县女子教育，树立社会新风是有一定功绩的。为各村培养女教师，女高毕业生中“成绩优秀者亦可任教师，”使教师队伍之面貌为之一新。这也可谓襄陵妇女走出家庭，服务于社会的先导，同时对普及女子教育也大有裨益。 （二）培养了人才
小学教育的开展为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例如南高私立小学毕业生中家庭有力升学者大多一试即中。有的还跳级进入专科，也有初中毕业后跳级考入大专者。毕业的学生中，曾出现不少为社会造福人材。其中有在抗日战争前担任太原兵工厂炮厂、铸造厂主任和总厂会办（副总办），解放后在中央机械x任工程师，天津政协任委员的赵逢冬，有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师长，坚持抗日的贾斗魁。”
（三）对村政建设的影响
在政府、私人等力量下，襄陵县教育开始了现代教育的转变。民众对村政会议有一定理解，但大多实际是没有取得较好效果，总的来讲是比封建社会有一大进步。例如襄陵县，各村村民会议大多“任便举行”，开会程序“多付缺”，…，村民会议“…大都村民任便举行为多，开会秩序多付缺如”。这反应了襄陵县开始村政会议，建立起基层自治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同时在国民小学设立中资金大多由村中基金或摊派支付，村中自筹资金一定程度上挫伤人民义务教育积极性，尤其在一些基础薄弱的地区是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1]吴林羽：《清末庙产兴学及其社会反应》，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5卷第3期。
[2]襄汾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教育志》，襄汾县教育局，1990年。
[3]李东福、宋玉岫、杨进发：《山西教育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4]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
[5]临汾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临汾地区教育简志》，临汾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出版，1998年。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12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09月。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08月。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7辑》，1987年12月。
[10]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1991年01月，第1版。
[11]祖秋红：《山西村治：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整合（1917一1928）》，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
作者简介：陈姣荣（1991―），女，山西临汾，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
[摘 要]1912年-1927年，襄陵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原因有受清末庙产兴学的影响，同时村政建设为教育提供基金。这个时期小学教育有县立、私立等多方设立，师资和学生达到一定的规模，学制与课程向近代教育转化，设施基础与教学环境有较大进步。小学的设立与发展培养了人才，同时女子教育得到重视，社会风气大大转化，但村政建设并未见到有效实施。
[关键词]小学；教育；村政建设
一、襄陵县小学教育的背景
（一）清末庙产兴学的开展
20世纪初，清政府开展教育改革，国家财政无力支付地方兴学，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创办学堂，大多将书院、私塾、道观和寺院地产设立学堂。《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乡镇设立小学堂“均得借用地方公所祠庙以省经费”，以弥补财力不足。清政府要求地方自筹经费，允许公产设立学堂，从此开始了一场庙产兴学的风潮。
（二）政府颁布了系列教育政策法规
在1917年起任山西省长的阎锡山提出了包括“国民教育”四大教育内容，其中“受教育”成为国民“三大任务”之一。1918年（民国七年），山西省行政公署提出在1918年到1921年2月，“在山西省普及义务教育。”政府颁布教育法令，“明确各级行政人员职责；对学龄儿童实行强迫入学，无故失学对其家长处罚。”“对于稍贫者，令其农暇入学…；对于较甚者.由县款补助课本；极贫者免其入学费…。这使当时许多人民有权、有机会接受教育。
（三）1917年政府实施村政建设
政府在实施教育法规的同时，在全省开展乡村政治制度建设。1919年12月，山西省教育厅规定，“国民学校…其经费由各该乡、镇就地筹集；私人立者，其经费由设立人自筹。从而确立了分级筹集经费的原则。当时全省义务教育经费大部落在各乡镇的行政村身上。在设立学堂时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原则，从本地实际出发视情况筹资。
二、襄陵县小学教育的概况
（一）民初小学的设立
从民国元年直到民国十年，襄陵县国民小学不间断的在各村建立，全县共有107所国民小学，77个村庄国民小学在民国后建立。国民小学的设立均由村公共设施改造，高级小学设立主要集中在阎锡山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校经费除高等小学、女子高等学校、模范小学（后改为实验小学）由县拨付，其余城乡学校均依靠学田收入，公款生息，也有村民摊派的。私立学校则是由创办人自筹资金，设立学校，如1915年南高村刘笃敬在本村创办私立两级小学校。
（二）小学教育的教师与学员
襄陵小学教育教师大都有较高水平。例如襄陵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老师“郑诚斋毕业于省师范讲习所。”“张维汉毕业于山西大学，任襄陵县立第二高小语文老师。”襄陵第三高小“师维铎担任校长，是襄陵中和庄人，毕业于山西农业专门学校。”“考入省立第六中学的刘治家先生在第二、第三高小任教。”
私立学校师资也均有良好教育且水平较高，教师各自担任不同学科。“南高小学校长始终由始终山西大学学西斋毕业的吕成林先生担任；英文、数学物理教员，中后期是专科毕业的韩善章担任（前期不详）；国文、经学教员先后内清代举人王尔籁担任。”
（三）小学学校教学基础与环境
1、初高级小学的基础设施
小学是就地按照实际情况出发，大多由祠堂庙宇改建，少数是新建或由义学私塾改建。“襄陵县107所国民小学中，新建的9所，义学、私塾改建的3所，其余95所都均占用庙宇。”襄陵县立女子高初两级小学，“系县知事李世■创建，占用常平仓旧址。”因此人们说，中华民国大改良，佛寺道观建学堂。虽然条件很差，但比封建时代已经是一大进步。
2、私立小学教学基础
刘笃敬家资较大，南高学校教学条件颇好。该校的主要建筑，有的西式两层楼房一栋随，为高小两班的教室……南边为“爱山亭”石柱伞顶，亭中竖大石碑，碑文为欧阳修所作《书锦堂记》，此外校内尚有广袤数方亩的操场和校园、卉树园各一；校长院一；饭厅及常设茶炉各一。……学生的生活是书费及伙食自理，斋室灯油、取暖柴炭等学校免费供给。
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襄陵北街之乔崇如自筹资金，置备了桌凳等用具，利用晋桥东文昌祠，创办了私立崇如小学，并报请县府备了案。自聘教师，教师的工资、膳食及学校一切花费，都由其支付。
（四）小学教育学制和课程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行《癸卯学制》，取消科举，改行学堂。高小学制为4年，初小学制为5年。中华民国元年（1912）行《壬子学制》，改学堂为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2年，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1922年行《壬戌学制》，改高等小学校为高级小学校，学制2年；初等小学校为初级小学校，学制4年；中学改为高、初两级，学制均为3年。此学制沿用至1967年。
学校教学的内容向现代教学转变，教学内容更加多元化，课程内容丰富。在教学实践行中，仍旧有学校教《百家姓》、《孟子》等。后来提倡白话文，推行注音字母。之后，初小设语文、算术等；高小加设历史、地理等。可见襄陵县教学内容虽然仍有封建教学的影子，但总体上教育内容更加注重实用性。
三、襄陵县小学教育的影响
（一）重视女子教育
襄陵女子进入学校带来了社会风貌的变化，促进了女子思想的变化并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民国二十年七月为襄陵女高展出各种成绩及缝纫、刺绣、针钩等工艺品。女高毕业师范生及高小生约共五百余名”，“在从服装上说，女高的学生穿长裙、着旗袍，且多剪发者，她们这种破旧俗的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大地推动了风气的转化。”为普及襄陵县女子教育，树立社会新风是有一定功绩的。为各村培养女教师，女高毕业生中“成绩优秀者亦可任教师，”使教师队伍之面貌为之一新。这也可谓襄陵妇女走出家庭，服务于社会的先导，同时对普及女子教育也大有裨益。 （二）培养了人才
小学教育的开展为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例如南高私立小学毕业生中家庭有力升学者大多一试即中。有的还跳级进入专科，也有初中毕业后跳级考入大专者。毕业的学生中，曾出现不少为社会造福人材。其中有在抗日战争前担任太原兵工厂炮厂、铸造厂主任和总厂会办（副总办），解放后在中央机械x任工程师，天津政协任委员的赵逢冬，有抗日战争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师长，坚持抗日的贾斗魁。”
（三）对村政建设的影响
在政府、私人等力量下，襄陵县教育开始了现代教育的转变。民众对村政会议有一定理解，但大多实际是没有取得较好效果，总的来讲是比封建社会有一大进步。例如襄陵县，各村村民会议大多“任便举行”，开会程序“多付缺”，…，村民会议“…大都村民任便举行为多，开会秩序多付缺如”。这反应了襄陵县开始村政会议，建立起基层自治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同时在国民小学设立中资金大多由村中基金或摊派支付，村中自筹资金一定程度上挫伤人民义务教育积极性，尤其在一些基础薄弱的地区是雪上加霜。
参考文献：
[1]吴林羽：《清末庙产兴学及其社会反应》，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5卷第3期。
[2]襄汾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教育志》，襄汾县教育局，1990年。
[3]李东福、宋玉岫、杨进发：《山西教育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4]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
[5]临汾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临汾地区教育简志》，临汾地区教育史志编辑室出版，1998年。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12月。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09月。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08月。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第7辑》，1987年12月。
[10]襄汾县志编纂委员会：《襄汾县志》，1991年01月，第1版。
[11]祖秋红：《山西村治：国家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整合（1917一1928）》，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
作者简介：陈姣荣（1991―），女，山西临汾，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