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围"与"合围"

  更期待着现当代文学界,能真正放开眼光,突出条框,开拓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实现多方面的“突围”。当众多的足有成效的“突围”汇聚在一起,岂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令人振奋的“合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更上层楼!

  

  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王蕾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一门显学。

  谓其“显”,一是学科地位高。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古汉语文字学等并列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学科、专业目录》是确定该学科能否申报博士点、硕士点与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能否开设本科生必修课程,能否设置独立的教研室(研究所),以及各高校人事部门编制教师岗位(教授、副教授)、定编定岗等事关学科生存地位的唯一“法定”依据和最高准则。现代文学被确立为二级学科,这标志着该学科不容置疑的显学地位。须知,同样是在大学中文系任教谋职,现在还有不少学科如中国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大学语文、国际汉语教学等,由于没有被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因而还要为其学科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生存权不断地“求爷爷告奶奶”。二是现代文学研究人多势众。在中国,凡有大学必有中文系(现在大多改为文学院、人文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凡有中文系必有现代文学教研室(现在有的改为研究所),凡有现代文学教研室,必有现代文学博士点、硕士点(或正在积极申报)。因而在中国高校,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研究生,再加上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等,已形成一支庞大的团队。有人形容今日大学的教授、博导已多如过江之鲫,而其中最显摆的则出自现代文学。正由于有以上两大优势,因而自然作为“显学”的现代文学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成果异常丰硕。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六个人”,每年的研究论文再加上博士生、硕士生的毕业学位论文,少说也有上万篇。有业内人士戏言,如果把现代文学比喻成一座山,那么山上的大石头如“鲁郭茅巴老曹”,早已被人摸得闪闪发光发亮了,鲁迅的汗毛都被人研究透了;至于其他二流三流作家,也已被人翻来覆去地透视了再透视,解读了再解读。正因如此,每年到了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阶段,导师与研究生都不免为“论文选题”而犯愁。

  这正回应了那句老话:大有大的难处。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显学”,这是它应有的地位与光荣,但由于研究队伍过于庞大,而又由于“显学”的地位过于诱人,因而难免会在这座研究山头上出现“僧多粥少”的尴尬。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界就呼吁要努力打破僵化模式,开拓新局面。“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这已成为现代文学挥之不去的心结与努力目标。近年我们又看到了温儒敏先生的“纯文学观”和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之论。温儒敏先生在《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试图为现代文学研究“减负”、“瘦身”,划定“边界”,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现代性阐释、文化解读都被他认定为程度不一的研究“越界”。温先生的立场表现了他对“文学审美性(文学性)”的坚守和对现代文学“学科纯洁性”的捍卫,体现了较深的“纯文学”时代的烙印。而杨义先生在《通向大文学观》等文中,则认为:中国文学观念经历了从“杂文学”到“纯文学”再到“大文学”的发展,而目前文学进入的正是“大文学”时代。在杨义看来,“大文学观”的核心是从生命体验和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取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有论者认为,“大文学观”有理由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认知方式,更有可能带我们走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困境。无论是温儒敏先生的“纯文学观”还是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都体现出当今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学科焦虑综合征”与创新意识,力图寻找新的学科发展生长点,开出新局面,创出新方法,产出新东西。

  其实,如同现代中国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深刻的诗史一样,现代文学同样有着辽阔的精神版图,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作茧自缚。现代文学应当叙述现代中国所有文学现象的发展历史,既包括文学思想观念的演进、文学原创生产的实绩,又包括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及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包括现代出版、传播媒介、大学制度、市民社会等对文学的濡化、组织、干预和影响。如果把现代文学分为新式文学和旧体文学两大块,那么新式文学可以分为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精英文学有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等,这是深受西方思潮与文学观念影响的文学;而旧体文学则是与本土传统文学一脉相承而来的,包括旧体形式的文学(如诗词)与民间通俗文学等。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视阈不就大大开阔了起来?

  但这还是有限的。文学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从生产者(创作主体)角度着眼,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作家个体书面创作的作家文学与民间群体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而从消费者(接受主体)着眼,现代文学则可分为为成年人服务的成人文学与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儿童文学。现代文学除了深受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影响之外,还受到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刻影响,因而现代文学实际上还包括表现现实社会人生百态的人文文学与表现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科幻文学。这一来,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岂不又大大地拓阔开来?

  但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总是对承续本土传统的旧体文学(如诗词)、对沾满泥巴的民间文学、对服务小孩的儿童文学、对天马行空的科幻文学,心存芥蒂,犹豫不决,因而很难进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很难为这些客观上存在的同样表现现代中国人(包括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给出一个应有的位置。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总是“目不斜视”,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着按照已有思维建构起来的研究模式与研究对象,对是否需要“越雷池半步”左顾右盼。这就难怪现代文学教授、博导们在指导自己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时会发出“题目已被人做完了”的感叹!

  学贵创新,难在“突围”。使人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博士生,敢于放开眼光,不拘定式,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条框,进行多维度、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探索研究,从中发现新课题,开出新思路。例如由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指导的2006级王蕾博士的论文《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即是“突围”的一例。

  安徒生是曾经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数代人,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读者的少数几位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但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誉满全球、影响现代中国的作家,却从来不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视。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与准干将,如周作人、郑振铎等,在当时都大力推崇安徒生(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童话到了丹麦的安徒生,已达绝顶,再没有人能够及他。”郑振铎说:“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但由于安徒生是写童话的,因而在当代出版的所有现代文学史著中,长期缺席;即使在比较文学研究史著中,安徒生也是缺席的。难道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就真的不够研究资格吗?在五四时期前后受到高度重视的安徒生与童话/儿童文学,为什么反而在当代却被边缘化了呢?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尺度应是真善美,而非“成人/儿童”、“雅/俗”。文学因多样而蕴涵活力,世界因多元而呈现生机。真实的文学远非高头讲章中规范的那么狭隘,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精神疆域,是我们在这个充满焦虑的世界上通向自由的道路。我们用文学证明我们的存在,也用文学解放我们的灵魂。

  更期待着现当代文学界,能真正放开眼光,突出条框,开拓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儿童文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实现多方面的“突围”。当众多的足有成效的“突围”汇聚在一起,岂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令人振奋的“合围”――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更上层楼!

  

  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王蕾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一门显学。

  谓其“显”,一是学科地位高。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古汉语文字学等并列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学科、专业目录》是确定该学科能否申报博士点、硕士点与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能否开设本科生必修课程,能否设置独立的教研室(研究所),以及各高校人事部门编制教师岗位(教授、副教授)、定编定岗等事关学科生存地位的唯一“法定”依据和最高准则。现代文学被确立为二级学科,这标志着该学科不容置疑的显学地位。须知,同样是在大学中文系任教谋职,现在还有不少学科如中国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大学语文、国际汉语教学等,由于没有被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因而还要为其学科地位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生存权不断地“求爷爷告奶奶”。二是现代文学研究人多势众。在中国,凡有大学必有中文系(现在大多改为文学院、人文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凡有中文系必有现代文学教研室(现在有的改为研究所),凡有现代文学教研室,必有现代文学博士点、硕士点(或正在积极申报)。因而在中国高校,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研究生,再加上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等,已形成一支庞大的团队。有人形容今日大学的教授、博导已多如过江之鲫,而其中最显摆的则出自现代文学。正由于有以上两大优势,因而自然作为“显学”的现代文学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成果异常丰硕。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六个人”,每年的研究论文再加上博士生、硕士生的毕业学位论文,少说也有上万篇。有业内人士戏言,如果把现代文学比喻成一座山,那么山上的大石头如“鲁郭茅巴老曹”,早已被人摸得闪闪发光发亮了,鲁迅的汗毛都被人研究透了;至于其他二流三流作家,也已被人翻来覆去地透视了再透视,解读了再解读。正因如此,每年到了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阶段,导师与研究生都不免为“论文选题”而犯愁。

  这正回应了那句老话:大有大的难处。现代文学作为一门“显学”,这是它应有的地位与光荣,但由于研究队伍过于庞大,而又由于“显学”的地位过于诱人,因而难免会在这座研究山头上出现“僧多粥少”的尴尬。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界就呼吁要努力打破僵化模式,开拓新局面。“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这已成为现代文学挥之不去的心结与努力目标。近年我们又看到了温儒敏先生的“纯文学观”和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之论。温儒敏先生在《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试图为现代文学研究“减负”、“瘦身”,划定“边界”,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现代性阐释、文化解读都被他认定为程度不一的研究“越界”。温先生的立场表现了他对“文学审美性(文学性)”的坚守和对现代文学“学科纯洁性”的捍卫,体现了较深的“纯文学”时代的烙印。而杨义先生在《通向大文学观》等文中,则认为:中国文学观念经历了从“杂文学”到“纯文学”再到“大文学”的发展,而目前文学进入的正是“大文学”时代。在杨义看来,“大文学观”的核心是从生命体验和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取文学,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有论者认为,“大文学观”有理由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认知方式,更有可能带我们走出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困境。无论是温儒敏先生的“纯文学观”还是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都体现出当今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学科焦虑综合征”与创新意识,力图寻找新的学科发展生长点,开出新局面,创出新方法,产出新东西。

  其实,如同现代中国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深刻的诗史一样,现代文学同样有着辽阔的精神版图,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作茧自缚。现代文学应当叙述现代中国所有文学现象的发展历史,既包括文学思想观念的演进、文学原创生产的实绩,又包括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及西方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还包括现代出版、传播媒介、大学制度、市民社会等对文学的濡化、组织、干预和影响。如果把现代文学分为新式文学和旧体文学两大块,那么新式文学可以分为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精英文学有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等,这是深受西方思潮与文学观念影响的文学;而旧体文学则是与本土传统文学一脉相承而来的,包括旧体形式的文学(如诗词)与民间通俗文学等。如此一来,我们的研究视阈不就大大开阔了起来?

  但这还是有限的。文学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从生产者(创作主体)角度着眼,现代文学可以分为作家个体书面创作的作家文学与民间群体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而从消费者(接受主体)着眼,现代文学则可分为为成年人服务的成人文学与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儿童文学。现代文学除了深受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影响之外,还受到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刻影响,因而现代文学实际上还包括表现现实社会人生百态的人文文学与表现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科幻文学。这一来,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岂不又大大地拓阔开来?

  但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总是对承续本土传统的旧体文学(如诗词)、对沾满泥巴的民间文学、对服务小孩的儿童文学、对天马行空的科幻文学,心存芥蒂,犹豫不决,因而很难进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很难为这些客观上存在的同样表现现代中国人(包括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给出一个应有的位置。现代文学研究界似乎总是“目不斜视”,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守着按照已有思维建构起来的研究模式与研究对象,对是否需要“越雷池半步”左顾右盼。这就难怪现代文学教授、博导们在指导自己研究生的“论文选题”时会发出“题目已被人做完了”的感叹!

  学贵创新,难在“突围”。使人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博士生,敢于放开眼光,不拘定式,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条框,进行多维度、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探索研究,从中发现新课题,开出新思路。例如由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勇教授指导的2006级王蕾博士的论文《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即是“突围”的一例。

  安徒生是曾经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数代人,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读者的少数几位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但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誉满全球、影响现代中国的作家,却从来不被现代文学研究界重视。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与准干将,如周作人、郑振铎等,在当时都大力推崇安徒生(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童话到了丹麦的安徒生,已达绝顶,再没有人能够及他。”郑振铎说:“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但由于安徒生是写童话的,因而在当代出版的所有现代文学史著中,长期缺席;即使在比较文学研究史著中,安徒生也是缺席的。难道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就真的不够研究资格吗?在五四时期前后受到高度重视的安徒生与童话/儿童文学,为什么反而在当代却被边缘化了呢?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尺度应是真善美,而非“成人/儿童”、“雅/俗”。文学因多样而蕴涵活力,世界因多元而呈现生机。真实的文学远非高头讲章中规范的那么狭隘,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精神疆域,是我们在这个充满焦虑的世界上通向自由的道路。我们用文学证明我们的存在,也用文学解放我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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