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如何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决策失误研究的部分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以总结成果，发现不足，寻求新的突破。 一、政府决策失误的界定 提到政府决策失误，首先需要明确政府决策的含义。谭桔华（2004）认为，政府决策是政府面对需要解决的一些社会重大问题做出的某种政策或行为的选择。许燕、王旭刚（2007）认为，政府决策即行政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发挥行政管理职能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 虽然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决策的界定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对政府决策主体的界定不同。显然，相较于狭义的政府决策将决策主体局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将其他国家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及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广义的政府决策对于政府决策主体的界定更符合实际。 1、政府决策失误的概念 朱广忠（2004）认为，政府决策失误就是指政府决策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决策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朱水成、李璠（2005）把政府决策失误界定为政府做出的决策不仅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甚至加剧了市场失效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关保英、杨福韬（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是指政府在做出决策时，违背客观实际，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所作出的有损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行政决策。黄开腾、王鸿诗（2008）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是政府机关及人员按照预先设计的决策方案实施后，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执行效果与预计目标有较大差距，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 2、政府决策失误的判定标准 朱水成、李璠（2005）认为，政府决策失误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决策严重错误，导致决策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其后果极其恶劣，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二是决策方案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形成决策偏差，造成损失。张峰（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的判断标准一是行政决策的投入是否大于产出；二是行政决策的吻合度。关保英、杨福韬（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决策主体的具体性；二是具有公权的滥用性；三是具有损失的不确定性；四是具有对象的不可测性。 二、政府决策失误的代价 1、巨大的经济损失 薄贵利（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与社会无谓成本是成正比的。政府决策失误多、决策失误大，社会无谓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而社会被迫支付的无谓成本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当其冲。殷耀、黄豁、叶建平（2011）认为，决策失误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贪污和腐败。 2、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张玉林（2006）认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张华、王宁（2010）指出，目前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仍然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为了眼前暂时的政绩，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惜过度地付出环境代价。 3、发展机遇的丧失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杜梓、四川省遂宁市市长胡昌升等地方干部认为，比经济上的损失与浪费更昂贵的代价是，决策失误可能使一个地区偏离科学轨道，发展走弯路，在地区发展中选择有悖科学发展的模式，使地方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4、政府公信力的弱化 蔡霞等专家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最无法挽回的是政府权威、政府信用的逐渐丢失，引发党群、干群信任危机。伍洪杏（2010）认为，衡量政府公信力的指标主要有政策公信力、行为公信力和绩效公信力。公共决策失误将弱化政府政策公信力、行政行为失范会损害政府行为公信力、政府绩效低下会降低政府绩效公信力。 5、叠加效应：引发群体性事件 蔡霞等专家指出，当科学慎重的决策常常被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代替，而决策又常常出现失误甚至社会混乱时，各种因素累积叠加，就会带来社会成员对各个层面决策者的不满，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刘江（2011）认为，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及时稳妥地解决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导致一些矛盾久拖不决、公众积怨加深，此时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可能诱使民众集聚并以此释放自己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政府决策失误的成因 有学者分别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对导致我国政府决策失误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以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1、政府决策失误的主观原因 （1）政府决策主体的“经济人”动机。朱水成、李璠（2005）认为，很多决策失误都是由决策者私欲的极度膨胀造成的。张峰（2007）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在利己利益与人民大众利益的抉择中，一些官员往往会更倾向于以牺牲广大人民利益的代价来满足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 （2）专家的“经济人”动机。钱再见、李金霞（2006）认为，专家咨询论证的政策方案本身就是一种为某项目标、价值与实践而设计的计划，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专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对于这种社会利益的划分方案，由于专家行为的灵活性以及自利动机的强烈刺激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获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其声称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3）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人”动机。冯伟林（2008）认为，利益集团有时为了自身狭隘的利益，会用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精心设置理论和舆论影响，影响地方政府正确的决策。徐庆利（2010）认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与资源的调整与重新分配，在政策制定中所引发的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冲突中，利益集团往往不惜动用任何手段来促使本集团利益增加或至少不受到损失。
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核心和关键。因此，如何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将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决策失误研究的部分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以总结成果，发现不足，寻求新的突破。 一、政府决策失误的界定 提到政府决策失误，首先需要明确政府决策的含义。谭桔华（2004）认为，政府决策是政府面对需要解决的一些社会重大问题做出的某种政策或行为的选择。许燕、王旭刚（2007）认为，政府决策即行政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发挥行政管理职能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 虽然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决策的界定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区别在于对政府决策主体的界定不同。显然，相较于狭义的政府决策将决策主体局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将其他国家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及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的做法，广义的政府决策对于政府决策主体的界定更符合实际。 1、政府决策失误的概念 朱广忠（2004）认为，政府决策失误就是指政府决策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决策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朱水成、李璠（2005）把政府决策失误界定为政府做出的决策不仅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甚至加剧了市场失效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关保英、杨福韬（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是指政府在做出决策时，违背客观实际，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所作出的有损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行政决策。黄开腾、王鸿诗（2008）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是政府机关及人员按照预先设计的决策方案实施后，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执行效果与预计目标有较大差距，给社会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 2、政府决策失误的判定标准 朱水成、李璠（2005）认为，政府决策失误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决策严重错误，导致决策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其后果极其恶劣，往往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二是决策方案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形成决策偏差，造成损失。张峰（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的判断标准一是行政决策的投入是否大于产出；二是行政决策的吻合度。关保英、杨福韬（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决策主体的具体性；二是具有公权的滥用性；三是具有损失的不确定性；四是具有对象的不可测性。 二、政府决策失误的代价 1、巨大的经济损失 薄贵利（2007）认为，政府决策失误与社会无谓成本是成正比的。政府决策失误多、决策失误大，社会无谓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而社会被迫支付的无谓成本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当其冲。殷耀、黄豁、叶建平（2011）认为，决策失误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所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贪污和腐败。 2、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张玉林（2006）认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税收财源的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他们容易采取重增长、轻环保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并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同盟。张华、王宁（2010）指出，目前地方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仍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仍然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为了眼前暂时的政绩，片面追求GDP增长不惜过度地付出环境代价。 3、发展机遇的丧失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杜梓、四川省遂宁市市长胡昌升等地方干部认为，比经济上的损失与浪费更昂贵的代价是，决策失误可能使一个地区偏离科学轨道，发展走弯路，在地区发展中选择有悖科学发展的模式，使地方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4、政府公信力的弱化 蔡霞等专家认为政府决策失误最无法挽回的是政府权威、政府信用的逐渐丢失，引发党群、干群信任危机。伍洪杏（2010）认为，衡量政府公信力的指标主要有政策公信力、行为公信力和绩效公信力。公共决策失误将弱化政府政策公信力、行政行为失范会损害政府行为公信力、政府绩效低下会降低政府绩效公信力。 5、叠加效应：引发群体性事件 蔡霞等专家指出，当科学慎重的决策常常被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代替，而决策又常常出现失误甚至社会混乱时，各种因素累积叠加，就会带来社会成员对各个层面决策者的不满，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刘江（2011）认为，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及时稳妥地解决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导致一些矛盾久拖不决、公众积怨加深，此时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可能诱使民众集聚并以此释放自己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政府决策失误的成因 有学者分别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对导致我国政府决策失误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以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1、政府决策失误的主观原因 （1）政府决策主体的“经济人”动机。朱水成、李璠（2005）认为，很多决策失误都是由决策者私欲的极度膨胀造成的。张峰（2007）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官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在利己利益与人民大众利益的抉择中，一些官员往往会更倾向于以牺牲广大人民利益的代价来满足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决策的失误。 （2）专家的“经济人”动机。钱再见、李金霞（2006）认为，专家咨询论证的政策方案本身就是一种为某项目标、价值与实践而设计的计划，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专家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对于这种社会利益的划分方案，由于专家行为的灵活性以及自利动机的强烈刺激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获取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其声称的服务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3）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人”动机。冯伟林（2008）认为，利益集团有时为了自身狭隘的利益，会用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精心设置理论和舆论影响，影响地方政府正确的决策。徐庆利（2010）认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的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与资源的调整与重新分配，在政策制定中所引发的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冲突中，利益集团往往不惜动用任何手段来促使本集团利益增加或至少不受到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