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中的狡狯技法
作者：朱新祥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6年第05期
苏轼写诗词常用狡狯的手法。刘贡父《彭城集·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诗云:“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时。”刘贡父认为苏轼诗中含有微辞，很显狡狯。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另一种是巧妙运用比喻和典故，怨刺新法，抨击时政。
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之一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这种类型的抒情诗又分为：借鸰原之思寄寓情怀和借悼亡契机来寄寓情怀这两种类型。
请先看《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据《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复雅歌词》说，东坡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八年的元丰七年（1084），“都下传唱此词”，内侍录呈神宗。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据此记，神宗曾认为是以向往“天上宫阙”隐喻其向往君主之心。与苏轼同时代的刘贡父诗云：“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他认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用了狡狯手法，含有微辞。的确如此。
屈原写《天问》，借向天质问，寄托情怀：天有天道，邦有邦道；奸臣当道，君王不察，“朝謇夕替”，志不得伸。李白写《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借问青天，抒发有才不得尽用的苦闷。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青天”与“天问”“把酒问月”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借“问天”来道人世间的惆怅事。苏轼早年因受到党同伐异者的攻击与诬陷，神宗不察，不得不自遣外放。又怕连累昆弟，不敢直接接触，只好“千里共婵娟”。唐人韦瓘（假托牛僧儒之名）的小说《周秦纪行》有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苏轼在此借用小说《周秦纪行》中的诗意，进一步抒发了对朝政不满、欲仙出世的思想感情。诗人想象乘风归天宫，“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但“人攀明月不可得”（李白《把酒问月》）。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不了天宫，便“起舞弄清
影”，他感觉到“何似在人间！”怎么像是在人间呢？“此便是神仙矣！”诗人对月难眠，知月不可长圆，那么人也就不可能没有不如意的事。既然如此，人世间的惆怅事也就很正常了。 全诗借“问月”来道人世间的惆怅事，又借“月有阴晴圆缺”的常行来消解惆怅。但从表面上看只是写月圆而人不能圆的鸰原之思。这种借鸰原之思来写人世间的惆怅事的写法实为狡狯，可遮人耳目，避免横祸飞来。
再来看《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题记中“乙卯”年指的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这天夜晚，当时苏东坡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年已四十。“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呢，不也同样吗？年年月月，朝朝暮暮，虽然不是经常思念，但也时刻未曾忘却！这恐怕不仅仅是依从父命，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且是感于身世吧。苏轼对其“十年飘然”所经见的民生疾苦和所遭受的个人愤怨，总想一吐为快。这“十年”是苏轼丧父、亡妻、遭诬、外迁、屈辱的“十年”。年届四十，已鬓白如霜。“纵使相逢应不识”，或许会“笑问客从何处来”。“十年飘然”，举步维艰：王安石的连襟谢景温诬奏我扶父葬返川时，在舟中贩运私盐，我不得不自请外任；眼下吕惠卿权极人臣，炙手可热，人品低劣。卑微，则攀附，事王安石如父子；得势，则落井下石，以信弹劾王。吕惠卿于我，更是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在密州，“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此词在悼亡的契机上有所选择，将自己的人生遭际、政治情怀都寄托在悼亡的梦境之中，一吐为快。《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诫曰：“锐则挫矣。”太直露，则易受挫败；相反隐而不露，则可攻克巨大难关，没有人能同他抗争。隐而不露、寄寓情怀，显然要比锐要好。陈师道评此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显然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词。这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选择悼亡契机寄托自己的人生遭际、政治情怀。“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诗人借鸰原之思、选择悼亡契机，来寄寓情怀，这恰似诗人戴着抒情面具，在抒写心中惆怅。此法实为狡狯，可避免政治灾祸的降临。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的思想。《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总比剑拔弩张要好。道家也不主张锋芒毕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主张：“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
苏轼常用的另一种手法是巧用比喻和典故，怨刺新法，抨击时政。
请看《沁园春》：
苏轼诗词中的狡狯技法
作者：朱新祥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6年第05期
苏轼写诗词常用狡狯的手法。刘贡父《彭城集·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诗云:“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嚬黛时。”刘贡父认为苏轼诗中含有微辞，很显狡狯。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另一种是巧妙运用比喻和典故，怨刺新法，抨击时政。
苏轼写诗词常用的狡狯手法之一是戴着抒情面具，抒写心中惆怅。这种类型的抒情诗又分为：借鸰原之思寄寓情怀和借悼亡契机来寄寓情怀这两种类型。
请先看《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据《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复雅歌词》说，东坡这首《水调歌头》之后八年的元丰七年（1084），“都下传唱此词”，内侍录呈神宗。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据此记，神宗曾认为是以向往“天上宫阙”隐喻其向往君主之心。与苏轼同时代的刘贡父诗云：“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他认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用了狡狯手法，含有微辞。的确如此。
屈原写《天问》，借向天质问，寄托情怀：天有天道，邦有邦道；奸臣当道，君王不察，“朝謇夕替”，志不得伸。李白写《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借问青天，抒发有才不得尽用的苦闷。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青天”与“天问”“把酒问月”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借“问天”来道人世间的惆怅事。苏轼早年因受到党同伐异者的攻击与诬陷，神宗不察，不得不自遣外放。又怕连累昆弟，不敢直接接触，只好“千里共婵娟”。唐人韦瓘（假托牛僧儒之名）的小说《周秦纪行》有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苏轼在此借用小说《周秦纪行》中的诗意，进一步抒发了对朝政不满、欲仙出世的思想感情。诗人想象乘风归天宫，“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李白“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但“人攀明月不可得”（李白《把酒问月》）。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不了天宫，便“起舞弄清
影”，他感觉到“何似在人间！”怎么像是在人间呢？“此便是神仙矣！”诗人对月难眠，知月不可长圆，那么人也就不可能没有不如意的事。既然如此，人世间的惆怅事也就很正常了。 全诗借“问月”来道人世间的惆怅事，又借“月有阴晴圆缺”的常行来消解惆怅。但从表面上看只是写月圆而人不能圆的鸰原之思。这种借鸰原之思来写人世间的惆怅事的写法实为狡狯，可遮人耳目，避免横祸飞来。
再来看《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题记中“乙卯”年指的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这天夜晚，当时苏东坡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年已四十。“十年生死两茫茫”，生死相隔，死者对人世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呢，不也同样吗？年年月月，朝朝暮暮，虽然不是经常思念，但也时刻未曾忘却！这恐怕不仅仅是依从父命，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且是感于身世吧。苏轼对其“十年飘然”所经见的民生疾苦和所遭受的个人愤怨，总想一吐为快。这“十年”是苏轼丧父、亡妻、遭诬、外迁、屈辱的“十年”。年届四十，已鬓白如霜。“纵使相逢应不识”，或许会“笑问客从何处来”。“十年飘然”，举步维艰：王安石的连襟谢景温诬奏我扶父葬返川时，在舟中贩运私盐，我不得不自请外任；眼下吕惠卿权极人臣，炙手可热，人品低劣。卑微，则攀附，事王安石如父子；得势，则落井下石，以信弹劾王。吕惠卿于我，更是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在密州，“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此词在悼亡的契机上有所选择，将自己的人生遭际、政治情怀都寄托在悼亡的梦境之中，一吐为快。《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诫曰：“锐则挫矣。”太直露，则易受挫败；相反隐而不露，则可攻克巨大难关，没有人能同他抗争。隐而不露、寄寓情怀，显然要比锐要好。陈师道评此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显然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词。这正是苏轼的高明之处：选择悼亡契机寄托自己的人生遭际、政治情怀。“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诗人借鸰原之思、选择悼亡契机，来寄寓情怀，这恰似诗人戴着抒情面具，在抒写心中惆怅。此法实为狡狯，可避免政治灾祸的降临。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的温柔敦厚和道家的“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的思想。《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总比剑拔弩张要好。道家也不主张锋芒毕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主张：“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
苏轼常用的另一种手法是巧用比喻和典故，怨刺新法，抨击时政。
请看《沁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