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奥萨马）被美国击毙后，世界舆论在肯定反恐大义的同时，也对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质疑；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中，对拉登之死以及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也有不少议论，其中也折射出今日中国民间思维的活跃，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思维的缺乏开放和成熟的另一面。 首先，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在国际法上不是没有争议的。拉登被杀时，到底是手持武器，负隅顽抗，还是手无寸铁，被当场行刑处决？若是前者，自然属于战时状态，击毙拉登无可非议；但若是后者，则任何行刑处决都需要一个法律程序和依据。提出这一质疑的首先是欧洲舆论和美国的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其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反恐究竟是否需要程序正义并符合人类法治国家准则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当然，有朋友认为，“九一一”之后的这十年，美国一直处于反恐战争之中，称之为战时状态也无可非议；也有朋友认为，对付恐怖分子就是应以暴制暴。凡此种种，恰恰都是反恐斗争的灰色区域，也是反恐对人类提出的新课题。一如过去数百年人类在常规战争中，经由痛苦的历程而制定出了一套获得认可的国际法规范，作为人类从未遇到的新生事物——反恐，也正面临从国际法到价值观的挑战、梳理与磨合。 美国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头号民主国家，其政治精英在这方面显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点。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而这也是导致恐怖主义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但西方世界的相对成熟恰恰体现在其知识界的思辨和批判能力上，从而对社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刹车器”作用。 对人类价值观和文明的进步而言，上面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人类过去数百乃至数千年的进步，都是在冲突、错误和迷茫之后，及时有一批有识之士进行总结、反思和梳理，形成共识并继而将之体现于行为规范和法律等一系列载体上。同时，一个社会拥有这样的公共讨论的能力，恰恰是社会开放和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氛围下，公民经历的是多元视野和思辨能力的训练，最终获得的是完整、成熟的人格的提升。中国部分网民何以同情拉登？ 以此反观拉登之死在中国民间舆论掀起的波澜，情况就不容乐观了。首先，据不少主流网站的民意调查，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认同拉登是反美英雄和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人物；也有民众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逻辑，公开表示支持拉登的恐怖主义方式。
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微博上的观点，似乎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上述这一观点背后的情绪。他写道：“拉登是被压迫、被欺侮国家人民的英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苦难史有着切肤之痛！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国家的人民，都不应失去对拉登的同情。恐怖主义只是西方强加到弱国人民头上的名词。中国人应有自己的分辨。”
这一建基于中国历史悲情之上的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几乎已经站到了人类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上。无可否认，恐怖主义的成因之中，有西方世界的集体傲慢及其导致的文明秩序倾斜。但这绝不等于所谓的被压迫一方可采用滥杀无辜，尤其是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手法，来宣泄其对文明秩序不公的抗争。这正如上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以人种优劣为由，采取对另一个民族的灭绝性的屠杀。在人类文明社会中，任何合理的事物只要采用恐怖手段，其合理性都将立即荡然无存。
至于对于同情拉登的偏颇观点，中国互联网上虽有人表示反对，但提出的反驳理据却是“‘九一一’牺牲者中也有我们的同胞”，显示出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由派人士何以拒绝批评西方？ 如果说，上面引述的同情拉登的观点来源于中国历史遗留的悲情，那么拉登死后，面对有舆论质疑美国行刺方式缺乏国际法理据和道德制高点，中国民间舆论中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批评就是对反恐的否定。更有意见认为，中国评论或知识人士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批评，来源于“对西方挑毛病”，或是由于“不能批评中国自身，于是就拿美国说事”。 这样的看法，作为另一种极端，同样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盲点。首先，对美国行为方式的质疑或批评，并非对反恐的否定，而恰恰是希望人类的反恐事业更具法治精神和道德制高点。其次，西方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虽然其现代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但同样存在盲点。这是人类“共同成长的烦恼”，只有站在人类共同的屋顶上才能审视并得到解决。中国的具有自由情结的人士，往往由于对中国自身不自由状况的不满，而转化为对西方自由的盲目崇拜，并继而忽视了西方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这一盲点还体现于其误认为“对西方的批评，来源于对中国自身问题的不能批评”。平心而论，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是某种无奈。但这一无奈既不代表合理，也不意味着中国的评论和知识人士就不应或不会具有一种超越自身利益和情绪，甚至具有普世意义的情怀和批判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舆论场，一些事情往往会被扭曲后来理解。比如，当人们呼吁理性、成熟的思维时，往往会被理解为公权力对民众的再度干预，甚至会被误解为“统一思想”。直到有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这样留言，我才恍然大悟。这位网友这样写道：“你说的成熟的思维，容易让人理解为在为当今政府继续给我们洗脑。这是我们最反感的。如果误解了您，请理解被鱼肉的草民的情感。”话虽说得直白、未加修饰，但却道出了某种真谛。完整资讯环境与成熟公民人格 这也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到底如何才能建构成熟的思维方式？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往往不成熟？
其间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缺乏思想启蒙的进程。但就当代中国而言，公民长期缺乏完整的资讯，以至于无法建立理性、成熟思考的习惯，则是一个致命的结构性或体制性缺陷。在一个多元、自由的社会里，完整的资讯对塑造公民的成熟人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虽然作为一个最高境界很难完全达到，但这一境界却已成为多元世界里公认的准则。在完整的资讯环境中，公民不但可以据此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一价值判断往往可以经得起推敲。
换言之，在完整资讯环境中获得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可具有一定水准；相反，无论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的意见，则多半都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徘徊或交锋，其形式大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或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锋。
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在不完整资讯环境里生长的民众集体，其不成熟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很容易拖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提升。有学者之前曾以“吃狼奶长大”来形容这一现象。这一现象的后果也许不象经济现象那样一目了然，但从民族精神历程上看，却往往更为致命。
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奥萨马）被美国击毙后，世界舆论在肯定反恐大义的同时，也对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质疑；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的民间舆论中，对拉登之死以及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也有不少议论，其中也折射出今日中国民间思维的活跃，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思维的缺乏开放和成熟的另一面。 首先，美国行刺拉登的方式在国际法上不是没有争议的。拉登被杀时，到底是手持武器，负隅顽抗，还是手无寸铁，被当场行刑处决？若是前者，自然属于战时状态，击毙拉登无可非议；但若是后者，则任何行刑处决都需要一个法律程序和依据。提出这一质疑的首先是欧洲舆论和美国的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其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反恐究竟是否需要程序正义并符合人类法治国家准则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当然，有朋友认为，“九一一”之后的这十年，美国一直处于反恐战争之中，称之为战时状态也无可非议；也有朋友认为，对付恐怖分子就是应以暴制暴。凡此种种，恰恰都是反恐斗争的灰色区域，也是反恐对人类提出的新课题。一如过去数百年人类在常规战争中，经由痛苦的历程而制定出了一套获得认可的国际法规范，作为人类从未遇到的新生事物——反恐，也正面临从国际法到价值观的挑战、梳理与磨合。 美国作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头号民主国家，其政治精英在这方面显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点。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而这也是导致恐怖主义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但西方世界的相对成熟恰恰体现在其知识界的思辨和批判能力上，从而对社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刹车器”作用。 对人类价值观和文明的进步而言，上面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人类过去数百乃至数千年的进步，都是在冲突、错误和迷茫之后，及时有一批有识之士进行总结、反思和梳理，形成共识并继而将之体现于行为规范和法律等一系列载体上。同时，一个社会拥有这样的公共讨论的能力，恰恰是社会开放和成熟的标志之一。在这样的氛围下，公民经历的是多元视野和思辨能力的训练，最终获得的是完整、成熟的人格的提升。中国部分网民何以同情拉登？ 以此反观拉登之死在中国民间舆论掀起的波澜，情况就不容乐观了。首先，据不少主流网站的民意调查，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认同拉登是反美英雄和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人物；也有民众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逻辑，公开表示支持拉登的恐怖主义方式。
有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微博上的观点，似乎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上述这一观点背后的情绪。他写道：“拉登是被压迫、被欺侮国家人民的英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苦难史有着切肤之痛！凡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国家的人民，都不应失去对拉登的同情。恐怖主义只是西方强加到弱国人民头上的名词。中国人应有自己的分辨。”
这一建基于中国历史悲情之上的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几乎已经站到了人类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上。无可否认，恐怖主义的成因之中，有西方世界的集体傲慢及其导致的文明秩序倾斜。但这绝不等于所谓的被压迫一方可采用滥杀无辜，尤其是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手法，来宣泄其对文明秩序不公的抗争。这正如上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以人种优劣为由，采取对另一个民族的灭绝性的屠杀。在人类文明社会中，任何合理的事物只要采用恐怖手段，其合理性都将立即荡然无存。
至于对于同情拉登的偏颇观点，中国互联网上虽有人表示反对，但提出的反驳理据却是“‘九一一’牺牲者中也有我们的同胞”，显示出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自由派人士何以拒绝批评西方？ 如果说，上面引述的同情拉登的观点来源于中国历史遗留的悲情，那么拉登死后，面对有舆论质疑美国行刺方式缺乏国际法理据和道德制高点，中国民间舆论中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批评就是对反恐的否定。更有意见认为，中国评论或知识人士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批评，来源于“对西方挑毛病”，或是由于“不能批评中国自身，于是就拿美国说事”。 这样的看法，作为另一种极端，同样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盲点。首先，对美国行为方式的质疑或批评，并非对反恐的否定，而恰恰是希望人类的反恐事业更具法治精神和道德制高点。其次，西方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虽然其现代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但同样存在盲点。这是人类“共同成长的烦恼”，只有站在人类共同的屋顶上才能审视并得到解决。中国的具有自由情结的人士，往往由于对中国自身不自由状况的不满，而转化为对西方自由的盲目崇拜，并继而忽视了西方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这一盲点还体现于其误认为“对西方的批评，来源于对中国自身问题的不能批评”。平心而论，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这是某种无奈。但这一无奈既不代表合理，也不意味着中国的评论和知识人士就不应或不会具有一种超越自身利益和情绪，甚至具有普世意义的情怀和批判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舆论场，一些事情往往会被扭曲后来理解。比如，当人们呼吁理性、成熟的思维时，往往会被理解为公权力对民众的再度干预，甚至会被误解为“统一思想”。直到有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这样留言，我才恍然大悟。这位网友这样写道：“你说的成熟的思维，容易让人理解为在为当今政府继续给我们洗脑。这是我们最反感的。如果误解了您，请理解被鱼肉的草民的情感。”话虽说得直白、未加修饰，但却道出了某种真谛。完整资讯环境与成熟公民人格 这也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到底如何才能建构成熟的思维方式？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往往不成熟？
其间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缺乏思想启蒙的进程。但就当代中国而言，公民长期缺乏完整的资讯，以至于无法建立理性、成熟思考的习惯，则是一个致命的结构性或体制性缺陷。在一个多元、自由的社会里，完整的资讯对塑造公民的成熟人格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神圣的，意见是自由的”，虽然作为一个最高境界很难完全达到，但这一境界却已成为多元世界里公认的准则。在完整的资讯环境中，公民不但可以据此形成独立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一价值判断往往可以经得起推敲。
换言之，在完整资讯环境中获得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左还是右，都可具有一定水准；相反，无论是亲政府还是反政府的意见，则多半都是在很低的层次上徘徊或交锋，其形式大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或令人啼笑皆非的交锋。
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在不完整资讯环境里生长的民众集体，其不成熟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很容易拖累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准提升。有学者之前曾以“吃狼奶长大”来形容这一现象。这一现象的后果也许不象经济现象那样一目了然，但从民族精神历程上看，却往往更为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