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50―06 卓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1908-1987)。2008年1月是卓炯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可贵的探索精神，2007年12月18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承办的“岭南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广东省委党校学术交流中心举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丁晋清和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利文同志主持。 李恒瑞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期以“缅怀卓炯，畅谈改革”为主题的论坛，目的除了回顾卓老在学术上的成就，学习卓老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之外，还在于要深入贯彻学习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他相信这次讨论会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卓炯的经济思想，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丁晋清在讲话中指出。卓老给我们最深的启发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作为理论工作者，就是要学习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就是要学习卓炯先生敢于创新、敢于解放思想的这种学术风格。 论坛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来源与卓炯的经济理论探索求真结合起来，围绕卓炯的学术思想、学品、人品以及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探讨。现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如下。 一、卓炯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轨迹 卓炯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文章从回顾上世纪4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与卓老的师生关系说起。当时卓老任教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讲授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两门课程，他讲课观点新颖，学问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从事社会保险研究与教学，深得他的启迪，印象极其深刻。40年代王亚南先生也在中山大学任教，对卓炯器重有加，卓老由此而从社会学研究转向《资本论》研究，也就有了他后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郎静心、李鸿生(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专项基金研究员)考证说，1931年卓炯考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卓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吸收进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41年卓炯到中山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根据组织的指示，负责联系和关心进步教授王亚南、陶大镛等，并和他们一起钻研《资本论》，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观点。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指出，卓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逝世整整30年。为建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0年代初。提出“社会分工说”，这是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形成的理论基石；(2)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充实；(3)之后卓炯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周治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则将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演进分成几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初卓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思想。并直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其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思想是超前的，但卓老却谦虚地称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了，或说“跟上时代了”，凸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同时卓老在许多论文中积极倡导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卓炯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卓炯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北方的孙冶方、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捷克的奥塔・希克等改革派经济学家齐名，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应当认为，卓老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体系到范畴、概念都吸取和借鉴了《资本论》的精髓，又特别注重联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艰苦探索，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给我们留下丰富、厚重的经济理论遗产。 张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认为，卓炯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第一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第一人。早在1961年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必须实行商品经济体制。1961年中，卓炯又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然后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卓老比其他经济学家和经济改革决策领导者更早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他当之无愧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二、卓炯理论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黄德鸿教授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内容和特点。(1)1961年卓老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观点。他说：“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经过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完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得出了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同的结论。社会公认：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位先驱。199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考查珠江三角洲经济时强调，“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 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三是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他最喜欢马克思1872年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卓炯理论的实践检验与启示 左连村教授强调，卓老运用经济范畴二重性的观点分析剩余价值的理论思路对认识当前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导出市场经济范畴的二重性特征，即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市场经济一般是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适用的，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特殊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与不同的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直接表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思想，邓小平在1992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这是遵循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讲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一般作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一旦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就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特殊。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这是市场经济特殊性的最根本的表现。 杨永华教授认为，从经济理论来说，卓炯有关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改革思路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其中隐含着的理论问题相当复杂。复杂中暴露出许多难点。这些难点包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私营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都需要根据改革实践进行充实和丰富。比如，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政府为市场主体还是以个人为市场主体的不同看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观点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以个人为主体。其实，企业就是一组人组成的一个经济团体。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就不可能有企业活力。即使主张企业为市场主体，也回避不了个人的活力问题。否定了个人，也就是否定了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李金亮(暨南大学教授)指出，卓老在数十年前所倡言的“商品万岁论”，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ABC。时下的后生之辈甚至还可以指出先生此论的不足。例如。卓老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解释商品的成因。却未能从更为重要的“产权分立”的角度去辨析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阙如，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够彻底。然而，卓老高论中的这种“不足”，较之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实在瑕不掩瑜，难于求全责备。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和怀念卓老，并不完全是纪念和怀念他数十年前所发表的那个文本。而主要是纪念和怀念他发表这个文本时的那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服膺学理和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卓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学人树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榜样。虽然我们时下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跟卓老数十年前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探索问题和追求学理方面，卓老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纪念和怀念卓炯先生的时候，仍然要继承他为我们垂范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做“犬儒”、不当“风派”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操守，更要将这种精神和这种风范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研究员)指出，卓炯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商品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论，专论生产力的著述甚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却贯穿他整个商品经济思想体系始终。卓老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光点，主要发生在生产力的组合发展观上，而他的生产力组合发展思想又是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为前提的。他运用层次分析法使影响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系统化，形成他的生产力因素层次结构。他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理论启示是：当今中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组合发展趋势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方式。 黄灼明(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深有体会地指出，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关键是在“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即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卓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传统的狭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创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与“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劳动的新变化，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为它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实质上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首先，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第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在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他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武汉(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指出，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广东的价格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充满经济色彩的生产价格论战当中，卓炯就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提出了两个价格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卓炯在广东价格协会召开的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价格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要搞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而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要大力破除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刚化的价格体制，才能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才能够促进商 品经济的发展。他的这一个观点为广东价格改革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朱慧强教授还就卓炯的经济思想对广东外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卓炯的学术风范 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卓炯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高尚的学术风范是分不开的。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指出，纪念卓老，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好地学习卓老的严于律己、宽裕待人、宽宏大量的精神；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大公无私、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卓老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干部和学者学习的榜样。翟锦云(广东省统计局原局长)在发言中也指出，要学习卓炯专心学术的研究风范、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风范和继续开拓创新的研究风范。学习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李江帆(中山大学教授)在《卓老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中动情地说，卓炯辞世虽已20年有余，而每当回想起卓老生前的热诚关怀和扶掖，对我第三产业研究(李江帆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坚定支持，一幕幕消逝的往事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那样，历历在目，浮现在脑际。卓老最优秀的品质在于他坚持追求真理。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真理绝不跟风的坚定品质。 马恩成(广东省农业厅高级经济师)在发言中强调，出大师的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卓炯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榜样。他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会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分工，就必然会出现商品经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取代僵化的计划经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曾一度被迫自杀，幸经抢救才活了下来。但他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事实证明，真理在他的手中，而不在那些见风使舵、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的人手中。我国当前思想分歧不少，需要弄清的观念还很多，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坚持改革开放。而只有发扬“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能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因此今天仍可看到卓炯风格之可贵，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卓炯同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王利文(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创新是理论建设的灵魂。勇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必备法宝。卓炯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后广东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是勇于创新、敢于超越的有益经历。在学习十七大报告的同时，广大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改革开放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创新思维，创新理论，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同步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黄振荣
[中图分类号]F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1―0050―06 卓炯，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1908-1987)。2008年1月是卓炯诞辰100周年。为纪念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可贵的探索精神，2007年12月18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委党校承办的“岭南学术论坛”2007年第10期――“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在广东省委党校学术交流中心举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丁晋清和来自省内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利文同志主持。 李恒瑞教授在讲话中指出，举办这期以“缅怀卓炯，畅谈改革”为主题的论坛，目的除了回顾卓老在学术上的成就，学习卓老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之外，还在于要深入贯彻学习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他相信这次讨论会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对于深化改革开放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发扬光大卓炯的经济思想，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丁晋清在讲话中指出。卓老给我们最深的启发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作为理论工作者，就是要学习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就是要学习卓炯先生敢于创新、敢于解放思想的这种学术风格。 论坛气氛热烈，与会专家学者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来源与卓炯的经济理论探索求真结合起来，围绕卓炯的学术思想、学品、人品以及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启示，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探讨。现将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如下。 一、卓炯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轨迹 卓炯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他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 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文章从回顾上世纪40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与卓老的师生关系说起。当时卓老任教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讲授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两门课程，他讲课观点新颖，学问渊博，诲人不倦，深受同学们欢迎。后来从事社会保险研究与教学，深得他的启迪，印象极其深刻。40年代王亚南先生也在中山大学任教，对卓炯器重有加，卓老由此而从社会学研究转向《资本论》研究，也就有了他后来在经济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郎静心、李鸿生(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卓炯专项基金研究员)考证说，1931年卓炯考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毕业后又考进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适逢抗日战争爆发，卓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吸收进党的外围组织――“广东民族抗日先锋队”。1941年卓炯到中山大学任教，先后被聘为讲师、副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根据组织的指示，负责联系和关心进步教授王亚南、陶大镛等，并和他们一起钻研《资本论》，倾心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全国解放后，他更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突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框框，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观点。 曾牧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指出，卓老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逝世整整30年。为建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战胜了种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60年代初。提出“社会分工说”，这是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形成的理论基石；(2)70年代末、80年代初，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充实；(3)之后卓炯运用他的理论来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方向、内容，并借鉴《资本论》的体系，试图改造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建立以商品经济学为特色的新体系。 周治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则将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演进分成几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初卓炯提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明确提出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思想。并直接使用市场经济概念，其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才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卓炯的思想是超前的，但卓老却谦虚地称自己的观点“被理解”了，或说“跟上时代了”，凸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本色。同时卓老在许多论文中积极倡导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卓炯一以贯之的经济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卓炯革命”，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与中国北方的孙冶方、波兰的奥斯・卡兰格、捷克的奥塔・希克等改革派经济学家齐名，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理论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应当认为，卓老商品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从方法、体系到范畴、概念都吸取和借鉴了《资本论》的精髓，又特别注重联系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艰苦探索，完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著作《(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给我们留下丰富、厚重的经济理论遗产。 张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认为，卓炯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第一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第一人。早在1961年初，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必须实行商品经济体制。1961年中，卓炯又提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然后系统地论述了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卓老比其他经济学家和经济改革决策领导者更早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他当之无愧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二、卓炯理论特点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黄德鸿教授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卓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内容和特点。(1)1961年卓老在全国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观点。他说：“现在的事实很明显，在公有制度下，不论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经过20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完成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得出了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相同的结论。社会公认：卓老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位先驱。1992年初，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在考查珠江三角洲经济时强调，“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 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三是长期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勇于探索真理的良好学风。他最喜欢马克思1872年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四、卓炯理论的实践检验与启示 左连村教授强调，卓老运用经济范畴二重性的观点分析剩余价值的理论思路对认识当前的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有重大意义。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导出市场经济范畴的二重性特征，即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市场经济一般是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适用的，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特殊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与不同的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属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直接表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对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思想，邓小平在1992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这是遵循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讲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一般作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在一切扩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其运作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一旦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就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即市场经济特殊。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这是市场经济特殊性的最根本的表现。 杨永华教授认为，从经济理论来说，卓炯有关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改革思路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其中隐含着的理论问题相当复杂。复杂中暴露出许多难点。这些难点包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私营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等，都需要根据改革实践进行充实和丰富。比如，作为改革目标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政府为市场主体还是以个人为市场主体的不同看法，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有观点主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也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以个人为主体。其实，企业就是一组人组成的一个经济团体。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就不可能有企业活力。即使主张企业为市场主体，也回避不了个人的活力问题。否定了个人，也就是否定了企业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李金亮(暨南大学教授)指出，卓老在数十年前所倡言的“商品万岁论”，已经成为大学课堂上的ABC。时下的后生之辈甚至还可以指出先生此论的不足。例如。卓老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解释商品的成因。却未能从更为重要的“产权分立”的角度去辨析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阙如，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不够彻底。然而，卓老高论中的这种“不足”，较之于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实在瑕不掩瑜，难于求全责备。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和怀念卓老，并不完全是纪念和怀念他数十年前所发表的那个文本。而主要是纪念和怀念他发表这个文本时的那种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服膺学理和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卓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学人树立了一个具有相当历史高度的榜样。虽然我们时下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跟卓老数十年前所处的环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相同，但是，在探索问题和追求学理方面，卓老的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在纪念和怀念卓炯先生的时候，仍然要继承他为我们垂范的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做“犬儒”、不当“风派”的学术勇气和学术操守，更要将这种精神和这种风范发扬光大，激励自己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作为和有所贡献。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研究员)指出，卓炯经济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其商品经济的社会劳动分工决定论，专论生产力的著述甚少，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却贯穿他整个商品经济思想体系始终。卓老关于生产力的思想光点，主要发生在生产力的组合发展观上，而他的生产力组合发展思想又是以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分析为前提的。他运用层次分析法使影响生产力的诸多因素系统化，形成他的生产力因素层次结构。他给予我们今天最大的理论启示是：当今中国必须深入研究生产力组合发展趋势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组合发展方式。 黄灼明(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深有体会地指出，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关键是在“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即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进行创新。卓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传统的狭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创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与“核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劳动的新变化，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为它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实质上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首先，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第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在纪念卓老诞辰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他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文武汉(广东省价格协会副会长)指出，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广东的价格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充满经济色彩的生产价格论战当中，卓炯就毫无顾忌地站出来，提出了两个价格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卓炯在广东价格协会召开的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发展价格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就是要搞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而要发展商品经济首先碰到的拦路虎就是不合理的价格问题，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要大力破除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刚化的价格体制，才能逐步理顺价格体系，才能够促进商 品经济的发展。他的这一个观点为广东价格改革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开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朱慧强教授还就卓炯的经济思想对广东外贸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卓炯的学术风范 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指出，卓炯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高尚的学术风范是分不开的。黄家驹(华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指出，纪念卓老，最主要的就是要很好地学习卓老的严于律己、宽裕待人、宽宏大量的精神；应该很好地学习卓老大公无私、不求名、不求利的精神。卓老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品德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干部和学者学习的榜样。翟锦云(广东省统计局原局长)在发言中也指出，要学习卓炯专心学术的研究风范、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风范和继续开拓创新的研究风范。学习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不轻言放弃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操守。 李江帆(中山大学教授)在《卓老与我的第三产业研究》中动情地说，卓炯辞世虽已20年有余，而每当回想起卓老生前的热诚关怀和扶掖，对我第三产业研究(李江帆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于1991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坚定支持，一幕幕消逝的往事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那样，历历在目，浮现在脑际。卓老最优秀的品质在于他坚持追求真理。我们要学习他坚持真理绝不跟风的坚定品质。 马恩成(广东省农业厅高级经济师)在发言中强调，出大师的条件是必须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卓炯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的榜样。他认为只要有社会分工，就会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有分工，就必然会出现商品经济。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取代僵化的计划经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曾一度被迫自杀，幸经抢救才活了下来。但他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事实证明，真理在他的手中，而不在那些见风使舵、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的人手中。我国当前思想分歧不少，需要弄清的观念还很多，只有分清是非才能坚持改革开放。而只有发扬“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能分清是非、探求真理。因此今天仍可看到卓炯风格之可贵，仍然需要大力发扬卓炯同志的独立思考的精神。 王利文(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创新是理论建设的灵魂。勇于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必备法宝。卓炯同志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后广东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是勇于创新、敢于超越的有益经历。在学习十七大报告的同时，广大的经济理论工作者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改革开放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创新思维，创新理论，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同步前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黄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