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然而
理论学习月刊 1996年01期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老课题，又是一个新课题。说它是老课题是指它贯穿哲学史的始终，说它是新课题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理解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表现在：人们不是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行发展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和必然，而是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先后关系。有人离开必然来谈自由；有人又离开自由来谈必然。前一种偏颇在前几年的反自由化斗争中已遭到批判，而后一种偏颇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把对必然的认识看作是获得自由的基本前提，而忽视了认识必然同时需要有自由的另一个基本前提。
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忽视自由在认识必然中的作用，在于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窄。的确，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人类世世代代所做的奋斗和努力都是为了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不过自由作为一个范畴存在于许多领域。在哲学上表现为实践的自由，认识的自由，认识方法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现为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生活的自由（自由经济）；在军事上表现为作战方法的自由（例如游击战）；在伦理学上表现为社会行为选择的自由；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选择一定生活方式的自由，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有“逍遥游”一说；在为人处事上又表现为生活态度、为人标准、性格等的自由，中国古代就有“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随心所欲”之说。上述这些领域中的自由看起来并不相干，事实上有共性，它们既受特定领域的必然性的制约，同时又对认识必然起着综合的作用。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结论可以说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无可疑义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认识必然的呢？是不是在认识必然之前，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呢？并非如此。科学的自由观在承认自由是对必然认识的同时，决不能否认，要认识必然首先就应该有自由。这就是说，自由作为认识和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是认识必然的重要环节或前提条件，这是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这两个方面相互制约，相辅相承。
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这两个方面之所以相互制约是由认识的主客体条件决定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领域至今我们的感官无法达到，有许多领域则无规律可循。例如，在自然领域，量子力学揭示了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时间与能量是测不准的；突变论揭示了新物种是通过不连续的偶然的显著变异而出现的，包括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细胞质变都是偶然的变异；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分叉现象的随机性。在社会领域，各门科学向我们揭示了更加复杂的随机的现象。人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社会又由人来组成就更加复杂。社会象个迷宫，它有表层结构、还有深层结构；它不仅受生产力支配，而且受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民族心理气质、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领袖和普通个人的作用。
人如何去认识上述复杂的客体呢？显然，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认识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人，于是，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自由就成了认识必然的先决条件。
认识必然同时要有自由，那么，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呢？
首先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人身自由、人格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学术探讨的自由。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又说：“现实的自由的政治和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现实的政治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得到单纯的尊重的时候”。（《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4页）这就是说，哲学的出现依赖于自由的意识，而自由和意识又依赖于现实的政治自由。所以，归根结底，“历史上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的时候”。（《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4页）根据这一先决条件，黑格尔认为哲学自希腊起始，因为希腊建立了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有了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东方则无哲学，因为“在东方只有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意识远还没有从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还不是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5页）黑格尔上述思想显然是有偏见的，但他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推行现实的政治自由，才能把人解放出来，实现人格的自由和思维的自由，从而也才能认识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的必然。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要真正能做自然的主人，其先决条件是做社会的主人，因为人们在改造自然时，总是同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根据这一理论，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人要想最终地超出动物，就“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自然辩证法》第160页）这就是说，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最终地超出一般动物，只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才能最终地超出动物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的奴隶是不可能成为自由的主人的。因为社会的奴隶不仅没有人格的自由，而且没有思想的自由，因而，也就无法认识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为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有教训的。苏联在50年代压制批判摩尔根的遗传理论使苏联遗传学落后了几十年；我国50年代压制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造成中国人口失控的现实，我们不应该忘记。
其次是参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自由。人是在实践中认识必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人在认识必然之前，其社会实践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而只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自由的参与。人们在探索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规律渐渐显现了，必然性就逐渐被认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所没走过的路，这条路怎样走，必然规律是什么，谁也没十分把握，只能靠全国人民摸索。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试”、“闯”、“冒”就是指积极的参与，自由的探索。
第三是认识方法的自由，即自由想象、自由创造。传统的认识过程本质上都是从经验以理论，从现象到本质，这种认识过程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并不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唯一过程。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已无法完全依靠感觉去认识自然的微观、宇观层次和社会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想象和自由的创造就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代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科学哲学家波普就十分重视这种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大胆假设，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小心求证。这里所说的“小心求证”不仅指自然科学研究，更主要的是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的每项研究成果的实施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利益，而且社会科学不能做实验。因此，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应允许它参加自由讨论、自由竞争，并受竞争淘汰规律的支配，那些在竞争中保存下来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是经过小心求证获得的理论。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必然又需要有自由，即人身自由、人格自由、思想自由、社会实践自由和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创造。那么，如何区分自由和“自由化”呢？我们认为那些必然性未被认识的事物可以自由探讨、自由实践、自由摸索；而那些早已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就不能自由地改变，自由地用另一种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去加以替代。如果有人想反对社会主义，用一种未经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证明的理论去代替社会主义理论，改变社会主义性质，那就是“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是一种极右的错误，是我们要坚决抵制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极左的错误，这就是不合理地限制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自由。一个社会只有让每个个体享有自由的人格、自由的思维和在法律制约下自由社会实践的权利，才能真正认识必然。必然一旦成为给予的东西，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和智力水症，当他们的意志表现得当，并且智力高度发展，所给予的必然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人民就会真正获得自由，社会就会很快发展。反之，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可见，一个社会给每个个体自由人格、自由思维的权利是何等的重要。
作者：然而
理论学习月刊 1996年01期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老课题，又是一个新课题。说它是老课题是指它贯穿哲学史的始终，说它是新课题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自由和必然关系的理解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表现在：人们不是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行发展的角度去理解自由和必然，而是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先后关系。有人离开必然来谈自由；有人又离开自由来谈必然。前一种偏颇在前几年的反自由化斗争中已遭到批判，而后一种偏颇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把对必然的认识看作是获得自由的基本前提，而忽视了认识必然同时需要有自由的另一个基本前提。
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忽视自由在认识必然中的作用，在于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窄。的确，自由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人类世世代代所做的奋斗和努力都是为了自身的自由和解放。不过自由作为一个范畴存在于许多领域。在哲学上表现为实践的自由，认识的自由，认识方法的自由；在政治上表现为人身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生活的自由（自由经济）；在军事上表现为作战方法的自由（例如游击战）；在伦理学上表现为社会行为选择的自由；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选择一定生活方式的自由，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有“逍遥游”一说；在为人处事上又表现为生活态度、为人标准、性格等的自由，中国古代就有“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随心所欲”之说。上述这些领域中的自由看起来并不相干，事实上有共性，它们既受特定领域的必然性的制约，同时又对认识必然起着综合的作用。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结论可以说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无可疑义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认识必然的呢？是不是在认识必然之前，人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呢？并非如此。科学的自由观在承认自由是对必然认识的同时，决不能否认，要认识必然首先就应该有自由。这就是说，自由作为认识和实践的结果，同时又是认识必然的重要环节或前提条件，这是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这两个方面相互制约，相辅相承。
自由和必然关系的这两个方面之所以相互制约是由认识的主客体条件决定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领域至今我们的感官无法达到，有许多领域则无规律可循。例如，在自然领域，量子力学揭示了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时间与能量是测不准的；突变论揭示了新物种是通过不连续的偶然的显著变异而出现的，包括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细胞质变都是偶然的变异；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分叉现象的随机性。在社会领域，各门科学向我们揭示了更加复杂的随机的现象。人本来就够复杂的了，社会又由人来组成就更加复杂。社会象个迷宫，它有表层结构、还有深层结构；它不仅受生产力支配，而且受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民族心理气质、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领袖和普通个人的作用。
人如何去认识上述复杂的客体呢？显然，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认识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人，于是，社会中每个个体的自由就成了认识必然的先决条件。
认识必然同时要有自由，那么，这里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呢？
首先是政治上的自由，即人身自由、人格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学术探讨的自由。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又说：“现实的自由的政治和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现实的政治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得到单纯的尊重的时候”。（《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4页）这就是说，哲学的出现依赖于自由的意识，而自由和意识又依赖于现实的政治自由。所以，归根结底，“历史上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的时候”。（《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4页）根据这一先决条件，黑格尔认为哲学自希腊起始，因为希腊建立了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有了宽松的学术环境。而东方则无哲学，因为“在东方只有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阶段，在这个阶段……意识远还没有从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还不是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5页）黑格尔上述思想显然是有偏见的，但他说明了一个问题，只有推行现实的政治自由，才能把人解放出来，实现人格的自由和思维的自由，从而也才能认识纷繁复杂的现象之中的必然。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要真正能做自然的主人，其先决条件是做社会的主人，因为人们在改造自然时，总是同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根据这一理论，恩格斯进一步认为，人要想最终地超出动物，就“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自然辩证法》第160页）这就是说，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最终地超出一般动物，只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才能最终地超出动物成为自然界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的奴隶是不可能成为自由的主人的。因为社会的奴隶不仅没有人格的自由，而且没有思想的自由，因而，也就无法认识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为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是有教训的。苏联在50年代压制批判摩尔根的遗传理论使苏联遗传学落后了几十年；我国50年代压制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造成中国人口失控的现实，我们不应该忘记。
其次是参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自由。人是在实践中认识必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人在认识必然之前，其社会实践并不是真正自由的，而只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自由的参与。人们在探索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总结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规律渐渐显现了，必然性就逐渐被认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所没走过的路，这条路怎样走，必然规律是什么，谁也没十分把握，只能靠全国人民摸索。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试”、“闯”、“冒”就是指积极的参与，自由的探索。
第三是认识方法的自由，即自由想象、自由创造。传统的认识过程本质上都是从经验以理论，从现象到本质，这种认识过程属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但并不是认识一切事物的唯一过程。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已无法完全依靠感觉去认识自然的微观、宇观层次和社会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想象和自由的创造就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当代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科学哲学家波普就十分重视这种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大胆假设，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小心求证。这里所说的“小心求证”不仅指自然科学研究，更主要的是指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社会科学的每项研究成果的实施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利益，而且社会科学不能做实验。因此，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应允许它参加自由讨论、自由竞争，并受竞争淘汰规律的支配，那些在竞争中保存下来的理论，实际上也就是经过小心求证获得的理论。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必然又需要有自由，即人身自由、人格自由、思想自由、社会实践自由和自由的想象、自由的创造。那么，如何区分自由和“自由化”呢？我们认为那些必然性未被认识的事物可以自由探讨、自由实践、自由摸索；而那些早已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就不能自由地改变，自由地用另一种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去加以替代。如果有人想反对社会主义，用一种未经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证明的理论去代替社会主义理论，改变社会主义性质，那就是“自由化”。这种自由化是一种极右的错误，是我们要坚决抵制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极左的错误，这就是不合理地限制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参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的自由。一个社会只有让每个个体享有自由的人格、自由的思维和在法律制约下自由社会实践的权利，才能真正认识必然。必然一旦成为给予的东西，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和智力水症，当他们的意志表现得当，并且智力高度发展，所给予的必然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人民就会真正获得自由，社会就会很快发展。反之，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可见，一个社会给每个个体自由人格、自由思维的权利是何等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