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论文

《世说新语》的文论价值

摘要:《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代刘义庆的志人小说集,它以短小的故事,精炼的文学语言和分类体的形式记录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遣文轶事,勾勒出当时社会真实的生活画面。《世说新语》的价值,不仅以它生动细腻、栩栩如生的文字形象卓绝文坛,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等。本文将从《世说新语》的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来分析《世说新语》的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 文学 文献 史料 价值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新书》,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采用了“价值递减”顺序编排,三十六门中首列孔门四科。文学门中前一部分多载玄学与佛学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演变新旧交替的状况。《世说新语》还反映了魏晋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

第一章《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

1.1《世说新语》的内容所突出的文学价值

《世说新语》由于其独具特色鲜明的文学性受到了历代文人学士们的钟爱。主要内容乃汇辑以前的文献资料而成。《世说新语》是以记载人物言行为中心的,而且大多是关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其考察的对象是人世与社会,与志怪小说明显不一样,几乎没有凭空之虚构与“戏说”,所以后人针对此特征将此类小说称为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全书涉及魏晋时期一千多位历史人物,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陆云、谢安、王导、桓温、支道林、慧远、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等均在其中。古代传统书目多将其归于子部小说类。实际上,它既非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也非普通叙事写人的史书,其性质介于两者之间。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对《世说新语》之写人叙事多有批评,所谓“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在《杂说篇》中又认为其“伪迹昭然,理难文饰”,就是认为其不合传统史书之实录精神。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予以

批驳:“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似不伦,未为通论。”可见,《世说新语》还是小说家言,与信史是有写法上的差别的。而这恰恰就是突出的文学价值的表现。

1.2《世说新语》的影响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所谓“魏晋清淡”的风貌。此外《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典故等也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小说影响尤甚之大,《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等,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同时《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第二章《世说新语》的文献价值

《世说新语》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世说新语》是后世研究汉至魏晋间的文学、历史、语言等的重要资料。袁行霈先生认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书中记载均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与风貌,大多数是可靠的,是魏晋士人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提供了大量政治、文学、历史与社会风尚的珍贵资料。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而且梁刘孝标的笺注《世说新语》引经史别传、诸子百家、别集、杂著诗赋杂文、释道等书,达四百七十多种,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文学、文化的文献资料。刘孝标还为刘义庆原材料补充史料,使得原本简约甚至难以理解的内容得以具体清晰。原书的人物形象也因之更加丰满生动。同时,刘孝标注意“摘其瑕疵”,收录较多史实材料以纠正原书讹误或疏失,足资后人考证。另外,孝标注明原书典故,或材料来源;

对一些极为生僻的词语、方言俚语也进行解释疏通,大大方便了后人对《世说新语》的接受。

同时,《世说新语》写人着重于人的行为与语言,从而保存了大量的魏晋时期的口语材料,为古代各种辞书所未著录,可供中古汉语变迁史研究,因而极具语言学文献资料价值。

第三章《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1.1《世说新语》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世说新语》辑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遗闻轶事,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因而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了解士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分类系事,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分为三十六篇共一千一百多条。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人文士的言行风貌,展现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生活习气。但是《世说新语》作为对遗闻轶事的搜集整理,并不是纷纭驳杂、零乱无章的,写作者注意了抓重点、要点,广泛而全面地记载了这二三百年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客观而忠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某些本质特征。

《世说新语》有些篇章记载了魏晋之际的政治情况,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和险恶、残酷的政治斗争,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严正态度,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如《尤悔》篇有一则记曹丕毒害亲弟曹彰,又企图陷害亲兄弟曹植,母后向他求饶:“汝已杀我任城(彰) ,不得复杀我东阿(植) ”。《文学》篇记曹丕令曹植行七步必须作成一诗“, 不成者行大法”,虽植作成一诗,但后来曹植也还是被他迫害,抑郁而死。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就这样不择手段地陷害兄弟。魏晋之际,司马氏篡权阴谋日渐暴露,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在《世说新语》中都有所反映。如《方正》篇记载了夏侯玄不屈节的故事,高贵乡公在宫廷政变中被杀的故事。《尤悔》篇记载了丞相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之由,“株夷名族,宠树同己”,这便是统

治阶级自供的“统治术”。《世说新语》对当时门阀士族社会的本质特征及种种现象作了揭露,所谓名士风流超尘绝世,服药饮酒,清谈玄理,品藻人物以及佞佛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现在要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以至整个魏晋时期的学术面貌、社会风尚,都是离不开《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史料的。士族是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仕宦大族,在政治上具有权势,是新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不属于士族家世的门户,称庶族或寒门。从西晋到东晋,士族把持政权。魏晋氏族制度既已形成,门阀观念很重,士族和庶族互不交往。而士族之间也有门第高下之别。门第不同,不通婚姻。《方正》篇中记载王导初到江南,为了在政治上广求援助,欲结交吴地著姓,于是向陆太尉(玩) 求婚,陆玩谢绝,比喻说门第不同,结为婚姻,便是乱伦。这正表明南方士族对北方大族的轻视。有时庶族希望和贵族联姻,借以增光门第,不得不嫁女为妾。《方正》篇记载,有一次刘真长同王仲祖出行,日晚未吃饭。有一庶族相识者盛情招待,佳肴满案,真长谢辞,竟对仲祖道:“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当时世族称一般百姓为“小人”,不与打交道,晋时门阀观念之严,于此可见一斑。汉末魏晋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西晋虽有过统一,但国祚不长,实是酝酿着更大的动乱。这一时期,政治极为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黎民百姓生活困苦。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势,干戈之声不绝于耳,虚伪仇杀荡涤了社会风气,虽文人士大夫也不免遭受杀身之祸。整个社会的人们,普遍有朝不保夕之忧。为了避祸,有的人隐居遁迹,寄情山水;有的人耽溺于酒色,佯狂放荡不羁;还有的人论道谈禅,显示其高雅不俗;或是服食药石,祈望益寿延年,等等。世风为之一变,人们为人处世的言行举止大为改观。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便是清谈之风。魏晋玄风和清谈盛况,主要从《文学》篇的记载表现出来。《文学》篇记载了两人初次谈玄的情况。西晋时清谈领袖是王衍。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历任太尉等官,虽在官任,仍醉心清谈。名士们不仅热衷于清谈,而且往往以能否清谈得好作为衡量人物才能的重要标准。有时由于言辞的简约、巧妙,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赞赏,片刻间即可得官或升官。如《文学》篇记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阮修就因为用语意含蓄而其实是颇有含糊的简短的三个字,回答了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就被太尉辟为属官。东晋时期,谈玄之风达于极盛,风行朝野。当时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曾经提

出批评。如《言语》篇记载,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同登冶城,王语谢道:“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轻诋》篇记载,桓温北伐入洛,眺瞩中原,感叹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品评人物仍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东汉郡国取士,重视乡里评议,促成了品题人物风尚。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人物品题便由政治的转向审美的,并且蔚为风气,成为魏晋风流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当时所评内容广泛,诸如人物的言行、德行、容颜、度量之类,都在品题范围之内。被评者声名成毁,决于片言,品评者也可由此博得社会上对其才识的认可。《世说新语》的作者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将当时为人们所欣赏,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清谈家的言行片段,心平气和地记录下来,虽未加任何自己的评论,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却可以使我们如临其境,如在其中。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世说新语》记述了他们纵酒任达的生活作风,这主要从《任诞》、《简傲》等篇反映出来,其发端代表人物,即所谓“竹林七贤”。与任诞、清谈相应《, 世说新语》还记述了魏晋隐逸风尚。当时,竹林之游,七贤雅度,为晋人景慕。总之《, 世说新语》反映了从汉末到东晋三百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是魏晋士大夫阶级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所以鲁迅在《中国的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它“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1.2《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实的实录性

作为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实的实录性。所记载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载事迹也是根据有关史迹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在某方面,它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世说新语》中人物众多,良莠齐集。全书共涉及魏晋各类人物五六百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记录。“魏晋风度”便是由《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人的崇尚老庄、旷达适意、气韵高洁、风神飘逸的气质而反映出来。而《世说新语》中所写的人,都是历史上实有的真人;所记之事,也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事。不是凭空编造和任意虚构的,这在史书中都能找到有关记载。《魏志》里记有华歆的事迹;管宁可在《傅子》里找到记录;《孝文王传》中有司马太傅的记载;王夷甫则是虞预的《晋书》里所记载的当时的一位名士; 嵇康是众所周知

的“竹林七贤”之一;曹植更是大家都熟悉的建安著名文人;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记述。如谢安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二十五类中,共有一百多条记载;又如王导、桓温、虞亮等,也各有大量记载。除了一些重要人物《世说新语》还特别注重记录大量文学艺术家、玄学家、高僧佛徒、以及王妃、公主、妻妾等妇女的言行细闻,许多材料都是正史难得而又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有的人物,虽然正史有传,但往往不如此书所记生动具体,更不及其琐闻轶事。如王述,虽《晋书》有传,但《世说新语》所记有十七条,本传只有其九,如果结合《晋书》未及的八条,就可能对其人了解的更加全面了。更为难得的是,所记六百多人中,不少是正史无传的。这对于我们了解那些不见史传的人,就更为珍贵了。这样的珍贵史料《世说新语》中是不少的。

在《世说新语》所记六百多人中,更有多达七八十条以至百余条者,其提供的史料就更为丰富了。《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周觊、陶侃、温峤等东晋名臣;王羲之、顾恺之等书画名家;刘琨、祖逖等爱国志士;以及一代才女谢道韫等。可以说,魏晋二三百年间的重要人物多活动于其中。这些人物,虽然各种各样,极为庞杂,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在史书中有记载的从汉末到东晋的文人名士。《世说新语》真可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杰出人物的画卷。因为讲究真实,所以《世说新语》既可以当作小说来读,也可以当作历史来看。也正因为其真实,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广泛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及人物的精神状态。《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又是由魏晋时期崇尚真实的社会风气决定的。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魏晋时期志人小说大都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世说新语》编撰者编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想当官的人提供借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注意言行举止的,因为只要一句话讲得玄妙,一个动作做得奇特,马上就可以当上“三语椽”之类的官。这样一来,那些想当官的人就非常需要了解别人的成功经验。《世说新语》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由于《世说新语》所涉多是真人真事,颇具史书性质,因此刘注没有拘泥于词语的诠释,而是广搜材料,对原书所述内容,或加以充实,或发其含蕴,或考其当否,或纠其谬误。《世说新语》

原本就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的特点,经刘孝标作注、纠谬后,人物事迹的记述更加详备,成为《晋书》极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第四章总结

《世说新语》内容丰富,具有独特鲜明的文学性,也是后世研究汉至魏晋间的文学、历史、语言等的重要资料,作为一部记录历史人物的轶事的小说来看,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艺术再现。也可以说,它是通过某些艺术加工写成的一部历史集锦,其中所载的许多遗闻轶事,给读者从各方面勾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生动画面,加以作者的艺术手段很高明,通过一些细小的情节,不加议论,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一些人的内心世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得到的印象比之读一部史书,更加集中、更加深刻。因此《世说新语》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刘义庆撰、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3).

[2] (南朝宋)刘义庆撰、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下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03).

[3] 景遐东,罗严珍.《世说新语》的分门特征与学术价值[J/OL]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学报 ,2008,(09).

[4]鲁统彦. 试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J/OL] .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9,(03).

[5]王立新.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J/OL] .临沧学院学报,2008,(02)

《世说新语》的文论价值

摘要:《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代刘义庆的志人小说集,它以短小的故事,精炼的文学语言和分类体的形式记录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人物的遣文轶事,勾勒出当时社会真实的生活画面。《世说新语》的价值,不仅以它生动细腻、栩栩如生的文字形象卓绝文坛,而且还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等。本文将从《世说新语》的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来分析《世说新语》的价值。

关键词:《世说新语》 文学 文献 史料 价值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新书》,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采用了“价值递减”顺序编排,三十六门中首列孔门四科。文学门中前一部分多载玄学与佛学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演变新旧交替的状况。《世说新语》还反映了魏晋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

第一章《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

1.1《世说新语》的内容所突出的文学价值

《世说新语》由于其独具特色鲜明的文学性受到了历代文人学士们的钟爱。主要内容乃汇辑以前的文献资料而成。《世说新语》是以记载人物言行为中心的,而且大多是关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其考察的对象是人世与社会,与志怪小说明显不一样,几乎没有凭空之虚构与“戏说”,所以后人针对此特征将此类小说称为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全书涉及魏晋时期一千多位历史人物,曹操、曹丕、曹植、竹林七贤、陆机、陆云、谢安、王导、桓温、支道林、慧远、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等均在其中。古代传统书目多将其归于子部小说类。实际上,它既非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也非普通叙事写人的史书,其性质介于两者之间。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对《世说新语》之写人叙事多有批评,所谓“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在《杂说篇》中又认为其“伪迹昭然,理难文饰”,就是认为其不合传统史书之实录精神。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予以

批驳:“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似不伦,未为通论。”可见,《世说新语》还是小说家言,与信史是有写法上的差别的。而这恰恰就是突出的文学价值的表现。

1.2《世说新语》的影响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所谓“魏晋清淡”的风貌。此外《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典故等也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小说影响尤甚之大,《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等,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同时《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第二章《世说新语》的文献价值

《世说新语》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世说新语》是后世研究汉至魏晋间的文学、历史、语言等的重要资料。袁行霈先生认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书中记载均为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们的言行与风貌,大多数是可靠的,是魏晋士人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提供了大量政治、文学、历史与社会风尚的珍贵资料。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而且梁刘孝标的笺注《世说新语》引经史别传、诸子百家、别集、杂著诗赋杂文、释道等书,达四百七十多种,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文学、文化的文献资料。刘孝标还为刘义庆原材料补充史料,使得原本简约甚至难以理解的内容得以具体清晰。原书的人物形象也因之更加丰满生动。同时,刘孝标注意“摘其瑕疵”,收录较多史实材料以纠正原书讹误或疏失,足资后人考证。另外,孝标注明原书典故,或材料来源;

对一些极为生僻的词语、方言俚语也进行解释疏通,大大方便了后人对《世说新语》的接受。

同时,《世说新语》写人着重于人的行为与语言,从而保存了大量的魏晋时期的口语材料,为古代各种辞书所未著录,可供中古汉语变迁史研究,因而极具语言学文献资料价值。

第三章《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1.1《世说新语》有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世说新语》辑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遗闻轶事,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因而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了解士族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分类系事,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分为三十六篇共一千一百多条。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名人文士的言行风貌,展现当时社会政治情况和士大夫阶层生活习气。但是《世说新语》作为对遗闻轶事的搜集整理,并不是纷纭驳杂、零乱无章的,写作者注意了抓重点、要点,广泛而全面地记载了这二三百年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客观而忠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某些本质特征。

《世说新语》有些篇章记载了魏晋之际的政治情况,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和险恶、残酷的政治斗争,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严正态度,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如《尤悔》篇有一则记曹丕毒害亲弟曹彰,又企图陷害亲兄弟曹植,母后向他求饶:“汝已杀我任城(彰) ,不得复杀我东阿(植) ”。《文学》篇记曹丕令曹植行七步必须作成一诗“, 不成者行大法”,虽植作成一诗,但后来曹植也还是被他迫害,抑郁而死。曹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就这样不择手段地陷害兄弟。魏晋之际,司马氏篡权阴谋日渐暴露,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些在《世说新语》中都有所反映。如《方正》篇记载了夏侯玄不屈节的故事,高贵乡公在宫廷政变中被杀的故事。《尤悔》篇记载了丞相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之由,“株夷名族,宠树同己”,这便是统

治阶级自供的“统治术”。《世说新语》对当时门阀士族社会的本质特征及种种现象作了揭露,所谓名士风流超尘绝世,服药饮酒,清谈玄理,品藻人物以及佞佛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现在要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以至整个魏晋时期的学术面貌、社会风尚,都是离不开《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史料的。士族是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仕宦大族,在政治上具有权势,是新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不属于士族家世的门户,称庶族或寒门。从西晋到东晋,士族把持政权。魏晋氏族制度既已形成,门阀观念很重,士族和庶族互不交往。而士族之间也有门第高下之别。门第不同,不通婚姻。《方正》篇中记载王导初到江南,为了在政治上广求援助,欲结交吴地著姓,于是向陆太尉(玩) 求婚,陆玩谢绝,比喻说门第不同,结为婚姻,便是乱伦。这正表明南方士族对北方大族的轻视。有时庶族希望和贵族联姻,借以增光门第,不得不嫁女为妾。《方正》篇记载,有一次刘真长同王仲祖出行,日晚未吃饭。有一庶族相识者盛情招待,佳肴满案,真长谢辞,竟对仲祖道:“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当时世族称一般百姓为“小人”,不与打交道,晋时门阀观念之严,于此可见一斑。汉末魏晋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西晋虽有过统一,但国祚不长,实是酝酿着更大的动乱。这一时期,政治极为黑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黎民百姓生活困苦。而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势,干戈之声不绝于耳,虚伪仇杀荡涤了社会风气,虽文人士大夫也不免遭受杀身之祸。整个社会的人们,普遍有朝不保夕之忧。为了避祸,有的人隐居遁迹,寄情山水;有的人耽溺于酒色,佯狂放荡不羁;还有的人论道谈禅,显示其高雅不俗;或是服食药石,祈望益寿延年,等等。世风为之一变,人们为人处世的言行举止大为改观。而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便是清谈之风。魏晋玄风和清谈盛况,主要从《文学》篇的记载表现出来。《文学》篇记载了两人初次谈玄的情况。西晋时清谈领袖是王衍。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历任太尉等官,虽在官任,仍醉心清谈。名士们不仅热衷于清谈,而且往往以能否清谈得好作为衡量人物才能的重要标准。有时由于言辞的简约、巧妙,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赞赏,片刻间即可得官或升官。如《文学》篇记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阮修就因为用语意含蓄而其实是颇有含糊的简短的三个字,回答了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就被太尉辟为属官。东晋时期,谈玄之风达于极盛,风行朝野。当时有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曾经提

出批评。如《言语》篇记载,有一次王羲之和谢安同登冶城,王语谢道:“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轻诋》篇记载,桓温北伐入洛,眺瞩中原,感叹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品评人物仍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东汉郡国取士,重视乡里评议,促成了品题人物风尚。由于时代的变迁与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人物品题便由政治的转向审美的,并且蔚为风气,成为魏晋风流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当时所评内容广泛,诸如人物的言行、德行、容颜、度量之类,都在品题范围之内。被评者声名成毁,决于片言,品评者也可由此博得社会上对其才识的认可。《世说新语》的作者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将当时为人们所欣赏,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清谈家的言行片段,心平气和地记录下来,虽未加任何自己的评论,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却可以使我们如临其境,如在其中。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世说新语》记述了他们纵酒任达的生活作风,这主要从《任诞》、《简傲》等篇反映出来,其发端代表人物,即所谓“竹林七贤”。与任诞、清谈相应《, 世说新语》还记述了魏晋隐逸风尚。当时,竹林之游,七贤雅度,为晋人景慕。总之《, 世说新语》反映了从汉末到东晋三百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是魏晋士大夫阶级思想、生活的真实记录,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所以鲁迅在《中国的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它“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1.2《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实的实录性

作为一部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实的实录性。所记载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载事迹也是根据有关史迹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在某方面,它补充了正史的不足。

《世说新语》中人物众多,良莠齐集。全书共涉及魏晋各类人物五六百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记录。“魏晋风度”便是由《世说新语》中所表现的人的崇尚老庄、旷达适意、气韵高洁、风神飘逸的气质而反映出来。而《世说新语》中所写的人,都是历史上实有的真人;所记之事,也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事。不是凭空编造和任意虚构的,这在史书中都能找到有关记载。《魏志》里记有华歆的事迹;管宁可在《傅子》里找到记录;《孝文王传》中有司马太傅的记载;王夷甫则是虞预的《晋书》里所记载的当时的一位名士; 嵇康是众所周知

的“竹林七贤”之一;曹植更是大家都熟悉的建安著名文人;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记述。如谢安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二十五类中,共有一百多条记载;又如王导、桓温、虞亮等,也各有大量记载。除了一些重要人物《世说新语》还特别注重记录大量文学艺术家、玄学家、高僧佛徒、以及王妃、公主、妻妾等妇女的言行细闻,许多材料都是正史难得而又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有的人物,虽然正史有传,但往往不如此书所记生动具体,更不及其琐闻轶事。如王述,虽《晋书》有传,但《世说新语》所记有十七条,本传只有其九,如果结合《晋书》未及的八条,就可能对其人了解的更加全面了。更为难得的是,所记六百多人中,不少是正史无传的。这对于我们了解那些不见史传的人,就更为珍贵了。这样的珍贵史料《世说新语》中是不少的。

在《世说新语》所记六百多人中,更有多达七八十条以至百余条者,其提供的史料就更为丰富了。《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周觊、陶侃、温峤等东晋名臣;王羲之、顾恺之等书画名家;刘琨、祖逖等爱国志士;以及一代才女谢道韫等。可以说,魏晋二三百年间的重要人物多活动于其中。这些人物,虽然各种各样,极为庞杂,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在史书中有记载的从汉末到东晋的文人名士。《世说新语》真可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杰出人物的画卷。因为讲究真实,所以《世说新语》既可以当作小说来读,也可以当作历史来看。也正因为其真实,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广泛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及人物的精神状态。《世说新语》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又是由魏晋时期崇尚真实的社会风气决定的。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魏晋时期志人小说大都是“借口舌取名位的入门书”。《世说新语》编撰者编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想当官的人提供借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是非常注意言行举止的,因为只要一句话讲得玄妙,一个动作做得奇特,马上就可以当上“三语椽”之类的官。这样一来,那些想当官的人就非常需要了解别人的成功经验。《世说新语》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它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由于《世说新语》所涉多是真人真事,颇具史书性质,因此刘注没有拘泥于词语的诠释,而是广搜材料,对原书所述内容,或加以充实,或发其含蕴,或考其当否,或纠其谬误。《世说新语》

原本就具有写真人真事的实录性的特点,经刘孝标作注、纠谬后,人物事迹的记述更加详备,成为《晋书》极为重要的史料来源。

第四章总结

《世说新语》内容丰富,具有独特鲜明的文学性,也是后世研究汉至魏晋间的文学、历史、语言等的重要资料,作为一部记录历史人物的轶事的小说来看,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艺术再现。也可以说,它是通过某些艺术加工写成的一部历史集锦,其中所载的许多遗闻轶事,给读者从各方面勾画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生动画面,加以作者的艺术手段很高明,通过一些细小的情节,不加议论,把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一些人的内心世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得到的印象比之读一部史书,更加集中、更加深刻。因此《世说新语》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刘义庆撰、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03).

[2] (南朝宋)刘义庆撰、张撝之译注.《世说新语》下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03).

[3] 景遐东,罗严珍.《世说新语》的分门特征与学术价值[J/OL]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学报 ,2008,(09).

[4]鲁统彦. 试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J/OL] .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9,(03).

[5]王立新.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J/OL] .临沧学院学报,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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