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良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年03期
今天，我在这里演讲的题目是《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正如诸位所熟知，《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著作。此书内容所涉及的时代，是从后汉到南朝刘宋时期近三百年时间。而且，此书所包含的史料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诸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必读著作。在隋代的文献目录——《隋书·经籍志》中，并无《世说新语》的书名，而是以《世说》著录。而且，就其更细致的分类而言，在《隋书·经籍志》中，本书被列入“子部”的“小说”的范围。关于《世说新语》的书名问题，有许多说法，日本学者也提出若干说法。在这里不拟涉及。
可是，它被列入“小说”的范围，究竟具有何种含义呢？据上述《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隋书·经籍志》中所理解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小说概念不同，而是指传闻的故事。
在《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门中，与《世说》一并著录的，有《笑林》(后汉给事中邯郸淳著)、《笑苑》、《解颐》(杨松玢著)等书。《笑林》是指笑话集，《笑苑》是指有关笑话范围的文字。《解颐》则意指大笑以解颐。总之，从这些书名来判断，这些都是属于笑话范围的书。
在这一“小说”的收录范围中，还包含有类似《世说》的两种书籍。一是裴启的《语林》，另一个是殷芸的《小说》。前者《语林》，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中引用《续晋阳秋》的话，是“言语应对之可称者”，可理解为记录会话及应对中的杰出事例的书。而殷芸的《小说》，正如后面《史通》、《杂说》中所批评的，是“其言不经”。但遗憾的是这两本书今天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分收录范围所下的定义，以及对其收录范围中所著录的书籍性质来进行判断的话，唐代初期编纂《隋书》的人们，对于《世说新语》这一重要著作，评价不高。对此，我总感到既要面对，又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
到唐代，以《史通》的著者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661—721)，也继承了这种对《世说新语》评价很低的态度。刘知几在《史通》中，经常把《世说》与《语林》、《笑林》等书并列，并酷评这些书是“皆喜载啁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悦)”(见该书卷八《书事》)。这种对《世说》的批评，与《隋书·经籍志》的态度如出一辙。
刘知几在《史通》中的其他地方(如卷五《采撰》)，也把《世说》与宋刘义庆所著《幽明录》及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等记载妖魔鬼怪的志怪小说并提。由此，使他甚至对正史《晋书》也采取痛骂的态度。尽管《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敕撰而编成的，也由于它从《世说》及《幽明录》中获取素材，而被刘知几尖锐批评为不符合编纂正史的做法。
但到了清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子部小说类)中，认为刘知几对《世说》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主张不应当用编纂史书的标准来判断《世说》的价值，认为他的评价“未为通论”，而采取贬斥的态度。我完全赞成《四库提要》的这一看法。
裴启的《语林》，可能有一部分为《世说》所收录。但到唐代，《语林》已完全散佚。殷芸的《小说》也只是片断残存至今。幸而只有《世说》保持了1500多年，继续为人们所爱读。自从11世纪以来，以《世说》为范本所写的书出现了若干种。但其中有任何一种可与《世说》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裴启的《语林》和殷芸的《小说》等书早已亡佚，与此不同，只有《世说》却长期为人们所爱读。从这一事实中，我觉得证明了这一道理，即在《世说》本身中存在着充分的生命力，这就是它所以长期为人们所爱读不衰的最大原因。
我认为，《世说新语》从根本上是与《语林》以及《小说》等禁不住时间考验的著作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世说》的最大特点。
我感到，《世说》还有另一个重要侧面。
试翻阅《世说新语》就可以明白，本书内容共分为36个项目，浏览其大部分内容，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它把内容分别归入于两个主要题目之中。一个题目是人物评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人伦鉴识”。《世说》中，若干项目的标题，都明显与人物评论有关。其次，另一个题目是“清谈”，也就是富于机智的名言警句。其中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涉及孔子的伦理道德学说与老子、庄子的自然学说之间有无相通之点的问题时，回答仅用三个字，就是“将无同”(《文学篇》)。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可能是相通的”。作这个机敏回答的人，是阮脩。他为此而被提拔为“掾”的官员。社会上为此事称他为“三语掾”。
正如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们所熟知，“清谈”这一词汇，本来是用于评论人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指关于哲学思想及老庄思想等玄学问题的讨论。因而“清谈”这一词汇中，具有两个不同因素的发展历程。在《世说》一书中，明显表现出这种发展历程和轨迹。因而，在书中，也就包含了有关哲学思想与人物评论两方面的题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不应该把《世说》当作关于笑话和神鬼一类的书，而把它当作“清谈”一类的书，可能更为切合实际。
《世说新语》中所收入的故事，共列入于36个各式各样的题目当中。乍一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中心。但实际上，据我看来，这个“清谈”就是它的中心主题，以此贯穿全书。也就是说，这个“清谈”就是全书的核心。这一点，正是《世说》与上述裴启与殷芸著作的显著不同之点。裴启与殷芸的著作，根据现在的了解来看，是在并无任何中心题目的情况下，不过是把许多零散的故事，毫无系统地搜集在一起的。由此可知，如果把《世说》与《幽明录》、《搜神记》等主要描写妖魔鬼怪的书相比较的话，其性质上具有根本的差异。
下面谈谈《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世说》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朝宋代的临川王刘义庆。是否由刘义庆亲自执笔，尚不敢肯定。但至少在他的领导之下编纂而成，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其中贯穿着他的指导思想。那么这部书是在什么环境和政治背景之下，编纂起来的呢？
在《宋书》卷五一《刘义庆传》中，记载了一段轶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这是《刘义庆传》的原文。其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刘义庆在年轻时善于骑马，可等他长大时，考虑到“世路艰难”就不再骑马。在他召集学者时，无论远近的人都来聚会。
下面，我要对上文中的“世路艰难”这句话聊作解释，并且说明刘义庆何以要编纂《世说》这部书。
六世纪的梁代，南朝贵族的体质都是很羸弱的，在精神面貌上，颇有女气，而缺少阳刚之气。梁元帝(萧绎，552—554年在位)被敌人包围，之所以未能闯出重围，招致失败，乃是因为不会骑马之故。① 作为梁朝皇族一员的萧确(《梁书》有传)，总是在邸宅内练习骑射，被人认为是怪人，而受到轻蔑。在为大家所熟知的颜之推(531—591)所著《颜氏家训·涉务篇》中，曾提到有不争气的梁朝贵族官员，见到烈马就大惊，狂叫“虎”的故事。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所熟知的逸话。这都是发生在六世纪的事。
由此上溯到百年以前，在五世纪中叶的南朝宋代时期。那时与梁代就不大一样。梁代的贵族对骑马敬而远之，而宋代贵族就不那么羸弱，也不缺少阳刚之气，因为刘义庆从年轻时就善于骑马。
那么，在《刘义庆传》中，被人视为谜一样的“世路艰难”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使刘义庆放弃了骑马这一乐趣呢？唐李延寿所编的《南史》卷一三有《刘义庆传》，基本上全是依据梁沈约(441—513)所编的《宋书》写成的。但《南史》的原文写成“少善骑乘，及长不复跨马，招聚才学之士，近远必至”。而把“以世路艰难”五个字删除了。很明显，这是因为《南史》的编纂者不理解这五个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删节的办法，反映《南史》编纂者在处理史料时常犯的处置失当的一个例子。
刘义庆在公元444年以42岁去世。他活跃的时代，主要是在他的堂兄弟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450年北朝军队侵入南朝之前，南朝的边境处于和平状态。沈约所编撰的《宋书》，在若干地方曾赞扬了宋文帝的安定统治与社会繁荣。当然，沈约的笔调也不能说没有夸张之处。但他对宋文帝统治的评价，并无什么背离事实之处。在南朝，宋文帝的元嘉年间(424—453)确是比较和平与安定的时期。那么，“世路艰难”一句，到底应当如何解释呢？
这句话，可以从两种意义上进行解释。一种是指社会动乱，一种是指生活上的困苦。而对于刘义庆这样的皇族而言，怎么会陷于生活困苦之中呢？那么“世路艰难”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寻求解释。而我认为，应该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或者说内部冲突中去寻找答案。
现在让我们从一个线索入手，来考察它的原因。
宋文帝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亦即皇帝的权利，杀害了一些朝廷的大臣。由于他有长期患病的痛苦经历，具有一定的神经质和猜疑心很强的性格，他对朝廷中地位较高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怀疑。文帝即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父亲任命的三位顾问级的大臣处以死刑。又把几个地方长官(刺史)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相继处以死刑。
其中，最为可怜的牺牲者，是江州刺史檀道济(？—436)。他曾经追随宋武帝刘裕，立下很多功劳，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将军。文帝在元嘉十二年(435)突然病情恶化，立刻把檀道济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召回首都建康(今南京)。名义上，文帝是为保卫自己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到第二年春天，文帝的病好了，就又派遣檀道济去担任江州刺史。正当他准备乘船出发去任地之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逮捕了他，并判处他死刑。若问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文帝的病情恶化了。加给檀道济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在处决他之前，他把头上的帽子往地上一摔，大声叫喊道：“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② 在中国，习惯于把国家的军队比喻作万里长城，就是从檀道济将军悲愤的喊叫声开始的。
文帝的兄弟们的命运，也不比大臣和将军们好多少。亲王们都毫无例外地担上嫌疑，被杀掉。彭城王刘义康(《宋书》卷六十八有传)，长年任宰相，在朝廷恪尽职责，也是被驱赶到江州，随后，毫无任何理由地被处以死刑。
从以上所述事实来看，“世路艰难”这句话，不是指别的，正是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冲突而言的。特别是指由于文帝的猜疑心，所造成的与其他人的冲突而言的。文帝这种猜疑心很重的性格，引起了亲王和大臣们极高的警惕。他们内心深处总是担心，会在何时何地遭受刑罚，或被杀掉，每日都生活在忧叹悲愁之中。
当梁代的沈约编纂《宋书》时，是充分利用了宋代的史官们，如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等所著的历史著作。因而多达一百卷的《宋书》能在一年间就完成，就是因为他能参照这些史官的著作之故。而何、山、苏、徐等人，既然是在编纂宋代当代的历史书，对于若干敏感问题，就不能不用非常小心谨慎、考虑周全的办法来小心翼翼地加以记述。所谓“世路艰难”这一表述办法，归根结底，就是当代的历史家们，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问题，非常委婉的一种措辞。而当沈约自己编纂《宋书》时，对于这些宋代史官们所写的史书，恐怕也只能鹦鹉学舌般地，不加任何改动，原样照抄而已。
唐代有名为吴兢者，著《乐府古题要解》一书，共二卷，是蒐集了古代诗歌，然后加以注解而成。在此书中收录了《乌夜啼》一诗。根据吴兢的说明，本书的作者就是刘义庆。涉及本诗所吟咏的内容，还有一个插曲。刘义康被文帝所左迁，从都城赶出去，任命为江州刺史。当时在江州刺史任上的，是只不过上任一年的刘义庆。也就是说，任命堂兄弟刘义康为江州刺史，以取代刘义庆。就这样，两位亲王意想不到地在江州邂逅，相互同情，在江州居住了一段日子，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很不高兴，下命令叫刘义庆立刻返京。刘义庆深恐皇帝的怒气非同一般，非常担心回京后不知道会吃什么苦头。正当他要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侍女听到了乌鸦的叫声。这一点非常奇怪，现代的人一听到乌鸦的叫声，都认为是坏兆头，不吉之兆。而当时却不是这样。在南朝的宋代听到乌鸦的叫声，认为是吉兆，认为是有了好兆头而高兴。听到乌鸦叫声的侍女立刻把这一吉兆告诉了刘义庆。果然，到第二天早晨，由朝廷所派传达喜讯的使者来到了江州。文帝决定，让刘义庆不必返回京城，由此直接转任另一个州的刺史，这样一来，刘义庆得以逃脱了正在等待降临在头上的厄运。于是在这一惊魂甫定的情况下，他吟咏了这首《乌夜啼》。
这段逸话，在《旧唐书·音乐志》以及唐代崔令钦著的《教坊记》中，都有记载。《教坊记》一书，是专门记录唐都长安的宫中教坊以及妓女、士人的生活风俗的一种风俗性书籍。而书中关于这两位亲王，即任命刘义康和刘义庆为地方刺史的记载，却与正史所记的史实完全吻合。故吴兢在上述书中所记载的这一段轶事，必有确凿的史料可为依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充分证实我上面对“世路艰难”这句话含义所作的推测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所谓“世路艰难”这句话，正是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文帝对臣下的态度和政策，所作的一种含蓄的批判。
在《宋书》中，其他大臣的“传”里面，也有像《刘义庆传》中上述同样的字句。譬如，在《刘勔传》卷八六中，有“勔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的话。意思是说，刘勔由于感到世路混乱不堪，以止于现在的地位为满足。这里“世路纠纷”的话，是指宋明帝(刘彧，465—472年在位)对大臣和将军们的猜疑心和嫉妒心理。明帝认为自己的儿子们太小，自己死后，大臣和将军们一定会随意摆布小皇帝。由于皇帝从这种动机出发产生的猜忌心所驱使，为了巩固自己年幼儿子的统治，杀了好几个大臣和将军。明帝的皇后的弟弟王景文，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制造借口予以杀害。皇帝顾虑，皇后的弟弟将来肯定会成为威胁年幼皇帝的力量。所以，所谓“世路纠纷”和“世路艰难”一样，在表面上含糊其辞的词句下面，间接地对皇帝的残酷有所指摘。
再如，在《宋书》卷五三的《张永传》中，载有他的堂兄弟张畅给他的信中的话。信中说：“当今世故艰迫。”恐怕这是因为深深印入张畅脑海的是，文帝被他儿子刘劭所杀，而刘劭又被他叔父刘义恭所杀，这一连串事情的缘故。一言蔽之，《张永传》中所说的“世故艰迫”，或多或少与“世路艰难”具有同样的意思。
《宋书》作者沈约，有《伤王融》一诗(是他《怀旧诗》九首中的一首)，其中，有“途艰行易跌”之句。这里，“途艰”与“世路艰难”具有相同的含义。而且在遣词造句上，也极其相近，使人吃惊。王融因为被卷入到继承帝位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因而丧命。作为他朋友的沈约，叹惜王融最后的悲剧命运，因而写了上述《伤王融》的诗。
根据以上所举的两三个例子，大家便可以明了，尽管使用的字多少有些不同，但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使用的阴谋手段有所不满，但又不得不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因而才出现上述含混、暧昧的词句。
据清代学者汪中(1745—1795)所著《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在南朝宋代短短60年的统治期间，在皇族成员共129人中，共有121人被杀害。其中，血缘关系很近的人彼此互相杀害的，共有80人。据另一学者罗振玉(1866—1940)所著《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中的统计，在共158人的皇室成员中，有一个人是儿子杀害他父亲，有四个人是大臣杀害皇帝，有103个人是皇族成员彼此互相杀害。在皇室成员中有六个人是被皇族以外的其他人杀害的。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证实，在“世路艰难”这一词句的背后，隐藏着宋朝皇族内部多么血腥而残酷的斗争！
“骑马”这一行为，看来似乎给人以颇为奇妙的印象。在南朝末期，似乎总把骑马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与政治上的野心有关联的行为。也许因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而军事行动则必须骑马，因而把骑马作为有特殊意义的辞汇，记录在案。
根据《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他是前面所述沈约的朋友)，王融策划一个阴谋，想推倒武帝(即萧赜，483—493年在位)的孙子(鬰林王萧昭业)，扶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为了实现这一野心，《王融传》中记载，他十分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为了博取大家的欢心，广泛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来往，借以获得大家的好感；另一件事，则是花费大量时间练习骑马。
在《梁书》卷四四，作为梁的皇室成员《萧大连传》中，有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故事。萧大连是梁武帝的孙子。在他的传中说，有一天，武帝问孙子萧大连和他哥哥说：“你们可曾练习骑马？”这两个孙子回答说：“没有陛下的敕许，我们不敢练习骑马。”(原文是“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
如果把上述两件事与刘义庆放弃骑马一并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对它的原因思过半矣。萧大连兄弟从小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骑马这件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不利的，或者说是政治上危险的因素。
刘义庆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终于决心从政界引退，专心著述，花了大量时间，编纂了《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所收录的故事，到宋代时，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重新检索《世说新语》中所收录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记载会给刘义庆带来政治上的灾难。沈约所编的《宋书·刘义庆传》中在谈到刘义庆著作时，只列举了《徐州先贤传》、《典叙》这两本书名，并未谈到《世说新语》。鲁迅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初版，1931年修订再版)中，对此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世说新语》是把前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加以选择取舍编纂起来的，并非刘义庆自己的创作。第二，这部书是由几个人共同执笔的，刘义庆只不过担任主任编纂者，或者说是主要的监修者而已。
日本京都大学的川胜义雄教授，对《世说新语》的作者提出了新看法。他推测，本书的作者是谢灵运(385—433)的朋友，刘义庆封国的管家何长瑜。③
这里，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刘义庆去世后只经过70年沈约也去世了。而沈约执笔的《刘义庆传》中，居然没有提到这个重要的著作《世说新语》。从这个事情看来，传统地把《世说新语》的著作权赋予刘义庆的说法，看来又似乎不是没有让人怀疑的地方。即使如此，如把《世说》的内容与刘义庆的一生及其思想结合起来看的话，我确信，刘义庆作为主编者对于这部书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
以上，我这个不高明的报告到此结束。蒙诸位静听，谢谢大家。
译者附言
本文原是周一良先生生前受日方之邀，于1982年10月2日在东方学会所作的日文演讲。由在场的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根据录音整理成稿，在日本发表。去年，周先生公子周启锐兄向我提及此次演讲，趁我在日本执教之便，委托我寻觅原稿，以飨国内读者。后经我拜请先生旧友藤家礼之助教授，并转致渡部武先生，承他惠赠先生演讲稿及录音带，经我译成中文稿，得以奉现于国内学子面前。我作为先生的弟子，谨向玉成其事的藤家、渡部二先生表示诚挚之谢意。当我聆听先生20年前的现场录音，顿觉十分亲切，往日音容，犹历历在目。而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四年矣。
趁翻译此文的机会，我得以查阅先生有关论著，对先生晚年的治学思想稍有领悟。我对魏晋南北朝本是十足的外行，虽然随先生学过日本史，也只是略窥门径，以我的学力，本不足以对先生的治学妄加评论。这里，只不过就这些年来见闻所及，特别最近翻译是文的过程中的学习所得，写下一点肤浅而皮毛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先生青年时期，得亲炙陈寅恪先生的教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去哈佛，治日本史，但就这二者而言，先生始终认为前者是他的本业。建国以来，就我见闻所及，先生始终努力进步，力图用学术为政治服务。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直到70年代的“评法批儒”，先生配合时势之需要，写了不少“时文”。迨“四人帮”倒台，在拨乱反正的巨潮中，先生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很大的震动与变化。他痛悔自己当年“曲学阿世”，违背陈寅恪先生的教导，立誓有生之年要遵循陈先生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学的精神，从事研究。因此从70年代末起先生的治学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
先生晚年治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治学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我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搞中日关系史，每遇重大问题，必向先生请教。先生在治学方面，对我有许多教导。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强调治学一定要有根有据，“一定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能随风转”。有时在为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分寸问题上，先生也指出我的说法“史料根据不足，有溢美倾向，不可取”。可见先生对“求实”要求之严。
先生不仅对我们后辈这样教导，同时也是先生自己的信条。先生虽然中日兼通，但晚年除应后辈之邀，出席有关会议，发表一些学术演讲之外，治学则主要精力放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争分夺秒，珍惜寸阴，以耄耋之年，短期内先后完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1991年)二书，共收录论文近30篇，札记近500条。札记中对这一段史实及史料多所考订，论文中则对该时期之文化、典制、语言、文字等广为阐发。先生虽自谦地表示“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实际上，其中表现先生治学之功力，确非后辈所可望其项背。例如，在《论集续编》中所收《说宛》一文，先生就唐代中日文献中常出现的“宛”字，用多种中日文献对照考察，得以破解谜团，使人极为折服。
先生在《论集续编》中的文章取舍上，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本书中，除一篇之外，俱为70年代以后之新作。而此唯一的一篇，即列于卷首的、是早在1954年发表的旧作——《论诸葛亮》。先生宁取比较求实的陈年旧作重新发表，而舍弃后来在“四人帮”肆虐时所写的讲诸葛亮法家思想的新文。这一取一舍之间，俱见先生晚年治学标准的巨大变化。这对于不够细心的读者，或难以窥知先生的深意。
这一点，也反映在先生自己对晚年学术成果的估计上。先生在《向陈先生请罪》一文中说：“至于我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停顿了三十年以后重捡起来……后来编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自信没有违背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教导。”先生律己极严，此言当非虚语。
其实，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推而广之，在日本史、中日关系史领域，先生也尽力遵循求实的原则。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人文学界，突然兴起“兴儒”热，其势汹涌，似颇有来头，各种倾向的学者大都席卷其中。这一潮流，由“国学”也波及到中日关系史领域。记得大概在1992年春夏之际，中日关系史学会召开“儒学与日本现代化”讨论会。主题在于讨论儒学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起过推动作用，以便借鉴云云。在这一新兴学科中，突然提出这一新问题，使许多人茫然不知所从。先生以中国古代史、日本史专家的双重身份，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类似基调演讲的演说，自为学界所瞩目。而先生在为时不短的演讲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此正题始终未作可否之论。当时使我感到，先生晚年对“追风”之举，已非常谨慎。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求实精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先生作为精通中国古代典籍的大家，始终没有卷入到“兴儒”的潮流中去。这点也值得深思。
先生晚年治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作为孤陋寡闻的我，是在这次译稿的过程中才领悟到的，那就是先生治学的鉴古知今、爱国忧民精神。
我通过查阅先生上述两部著作，发现先生与此次在日本讲题有关的文章，至晚在1981年初已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现已收入于《论集续编》中)，估计当在1980年下半年写就。后又于《札记》中有所增补。总之，在1982年10月在日演讲之前，先生对此题早已烂熟于心，在日本的演讲中则只是剪枝去蔓，以使论题集中在论述刘义庆的“世路艰难”的处境以及当时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权力，对异己势力进行血腥迫害上。从讲稿中可以看出，先生既是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又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致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本讲演的笔录整理者渡部武教授，在日文演讲稿之后的《补记》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当我依据(先生的)录音带进行笔录时，我再一次有一点感触很深。那就是，周先生真正想说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切身体验的‘文革’这个时代呢？编纂《世说新语》的南朝宋代，是由于猜疑心很重的宋文帝制造很多牺牲者的时代。周先生抓住了象征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语，就是《宋书·刘义庆传》中的‘世路艰难’一词，运用长期熟练掌握的‘札记’的手法，对此作了透彻的阐明。刘义庆所生活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按指对日本人自己来说——译者)当然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但对周先生来说，无疑，是可以与中国当前现实互相印证的，也就是他身处其间的血与火的当代历史。”渡部先生的感觉是否准确？与周先生的初衷是否一致？由于先生已经仙逝，求教无由，成了一个悬案。但根据周先生晚年各种文稿中反映的心境来看，似并不排除此种可能。果如是，我们应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晚年周先生的治学思想，除了强调求实之外，还有一点，即在求实的基础上，用自己的研究为鉴古知今，针砭时弊，尽一番心力。从中也反映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爱民的火热心肠。这点，是否可提供给研究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们，在研究周先生这一代老专家的学术思想时一个参考。
纵观先生一生，根据我50多年来的亲历，概言之，就是由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20多年间的“大迂回”，到晚年终于达到大彻大悟、返朴归真的境界。而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我认为，就是他的真诚。他真诚地追求进步，真诚地听党的话，晚年又真诚地反思，真诚地治学，真诚地关心国家命运，真诚地回归群众，真诚地教导并关怀后辈。最后，以一个可亲可敬的宗师形象，长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译稿和追思的小文完成之际，已届9月，如果一切顺利，到10月份先生四周年忌辰时，或许能送到读者面前。四年来，每当我学稍有得，或疑思难解，总习惯地想向先生请教。当意识到先生已登遐他界时，顿觉爽然若有所失，怅惘之情久久不能自已。
当先生四周年忌辰即将到来之际，祝先生在安详与宁静的世界中，永享冥福！
七旬弟子夏应元
2005年9月9日书于东瀛彼岸
附记：本文由祝总斌先生校阅并得到周一良先生亲属的帮助。
注释：
①可能指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军来攻，“帝素不便驰马”，被魏所执，最后被杀一事。参见《南史》卷八《梁本纪下》第八，元帝绎条。——译者注
②原文是“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③参见川胜义雄：《关于〈世说新语〉的编纂问题》，《京都学报》(京都)1979年第41册，后又收入《六朝贵族社会之研究》。
作者介绍：周一良，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周一良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年03期
今天，我在这里演讲的题目是《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正如诸位所熟知，《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著作。此书内容所涉及的时代，是从后汉到南朝刘宋时期近三百年时间。而且，此书所包含的史料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诸多方面，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必读著作。在隋代的文献目录——《隋书·经籍志》中，并无《世说新语》的书名，而是以《世说》著录。而且，就其更细致的分类而言，在《隋书·经籍志》中，本书被列入“子部”的“小说”的范围。关于《世说新语》的书名问题，有许多说法，日本学者也提出若干说法。在这里不拟涉及。
可是，它被列入“小说”的范围，究竟具有何种含义呢？据上述《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隋书·经籍志》中所理解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小说概念不同，而是指传闻的故事。
在《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门中，与《世说》一并著录的，有《笑林》(后汉给事中邯郸淳著)、《笑苑》、《解颐》(杨松玢著)等书。《笑林》是指笑话集，《笑苑》是指有关笑话范围的文字。《解颐》则意指大笑以解颐。总之，从这些书名来判断，这些都是属于笑话范围的书。
在这一“小说”的收录范围中，还包含有类似《世说》的两种书籍。一是裴启的《语林》，另一个是殷芸的《小说》。前者《语林》，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中引用《续晋阳秋》的话，是“言语应对之可称者”，可理解为记录会话及应对中的杰出事例的书。而殷芸的《小说》，正如后面《史通》、《杂说》中所批评的，是“其言不经”。但遗憾的是这两本书今天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分收录范围所下的定义，以及对其收录范围中所著录的书籍性质来进行判断的话，唐代初期编纂《隋书》的人们，对于《世说新语》这一重要著作，评价不高。对此，我总感到既要面对，又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
到唐代，以《史通》的著者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661—721)，也继承了这种对《世说新语》评价很低的态度。刘知几在《史通》中，经常把《世说》与《语林》、《笑林》等书并列，并酷评这些书是“皆喜载啁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悦)”(见该书卷八《书事》)。这种对《世说》的批评，与《隋书·经籍志》的态度如出一辙。
刘知几在《史通》中的其他地方(如卷五《采撰》)，也把《世说》与宋刘义庆所著《幽明录》及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等记载妖魔鬼怪的志怪小说并提。由此，使他甚至对正史《晋书》也采取痛骂的态度。尽管《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敕撰而编成的，也由于它从《世说》及《幽明录》中获取素材，而被刘知几尖锐批评为不符合编纂正史的做法。
但到了清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子部小说类)中，认为刘知几对《世说》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主张不应当用编纂史书的标准来判断《世说》的价值，认为他的评价“未为通论”，而采取贬斥的态度。我完全赞成《四库提要》的这一看法。
裴启的《语林》，可能有一部分为《世说》所收录。但到唐代，《语林》已完全散佚。殷芸的《小说》也只是片断残存至今。幸而只有《世说》保持了1500多年，继续为人们所爱读。自从11世纪以来，以《世说》为范本所写的书出现了若干种。但其中有任何一种可与《世说》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裴启的《语林》和殷芸的《小说》等书早已亡佚，与此不同，只有《世说》却长期为人们所爱读。从这一事实中，我觉得证明了这一道理，即在《世说》本身中存在着充分的生命力，这就是它所以长期为人们所爱读不衰的最大原因。
我认为，《世说新语》从根本上是与《语林》以及《小说》等禁不住时间考验的著作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世说》的最大特点。
我感到，《世说》还有另一个重要侧面。
试翻阅《世说新语》就可以明白，本书内容共分为36个项目，浏览其大部分内容，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它把内容分别归入于两个主要题目之中。一个题目是人物评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人伦鉴识”。《世说》中，若干项目的标题，都明显与人物评论有关。其次，另一个题目是“清谈”，也就是富于机智的名言警句。其中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涉及孔子的伦理道德学说与老子、庄子的自然学说之间有无相通之点的问题时，回答仅用三个字，就是“将无同”(《文学篇》)。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可能是相通的”。作这个机敏回答的人，是阮脩。他为此而被提拔为“掾”的官员。社会上为此事称他为“三语掾”。
正如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们所熟知，“清谈”这一词汇，本来是用于评论人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指关于哲学思想及老庄思想等玄学问题的讨论。因而“清谈”这一词汇中，具有两个不同因素的发展历程。在《世说》一书中，明显表现出这种发展历程和轨迹。因而，在书中，也就包含了有关哲学思想与人物评论两方面的题目。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不应该把《世说》当作关于笑话和神鬼一类的书，而把它当作“清谈”一类的书，可能更为切合实际。
《世说新语》中所收入的故事，共列入于36个各式各样的题目当中。乍一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中心。但实际上，据我看来，这个“清谈”就是它的中心主题，以此贯穿全书。也就是说，这个“清谈”就是全书的核心。这一点，正是《世说》与上述裴启与殷芸著作的显著不同之点。裴启与殷芸的著作，根据现在的了解来看，是在并无任何中心题目的情况下，不过是把许多零散的故事，毫无系统地搜集在一起的。由此可知，如果把《世说》与《幽明录》、《搜神记》等主要描写妖魔鬼怪的书相比较的话，其性质上具有根本的差异。
下面谈谈《世说新语》的作者问题。《世说》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南朝宋代的临川王刘义庆。是否由刘义庆亲自执笔，尚不敢肯定。但至少在他的领导之下编纂而成，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其中贯穿着他的指导思想。那么这部书是在什么环境和政治背景之下，编纂起来的呢？
在《宋书》卷五一《刘义庆传》中，记载了一段轶话：“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这是《刘义庆传》的原文。其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刘义庆在年轻时善于骑马，可等他长大时，考虑到“世路艰难”就不再骑马。在他召集学者时，无论远近的人都来聚会。
下面，我要对上文中的“世路艰难”这句话聊作解释，并且说明刘义庆何以要编纂《世说》这部书。
六世纪的梁代，南朝贵族的体质都是很羸弱的，在精神面貌上，颇有女气，而缺少阳刚之气。梁元帝(萧绎，552—554年在位)被敌人包围，之所以未能闯出重围，招致失败，乃是因为不会骑马之故。① 作为梁朝皇族一员的萧确(《梁书》有传)，总是在邸宅内练习骑射，被人认为是怪人，而受到轻蔑。在为大家所熟知的颜之推(531—591)所著《颜氏家训·涉务篇》中，曾提到有不争气的梁朝贵族官员，见到烈马就大惊，狂叫“虎”的故事。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所熟知的逸话。这都是发生在六世纪的事。
由此上溯到百年以前，在五世纪中叶的南朝宋代时期。那时与梁代就不大一样。梁代的贵族对骑马敬而远之，而宋代贵族就不那么羸弱，也不缺少阳刚之气，因为刘义庆从年轻时就善于骑马。
那么，在《刘义庆传》中，被人视为谜一样的“世路艰难”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使刘义庆放弃了骑马这一乐趣呢？唐李延寿所编的《南史》卷一三有《刘义庆传》，基本上全是依据梁沈约(441—513)所编的《宋书》写成的。但《南史》的原文写成“少善骑乘，及长不复跨马，招聚才学之士，近远必至”。而把“以世路艰难”五个字删除了。很明显，这是因为《南史》的编纂者不理解这五个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删节的办法，反映《南史》编纂者在处理史料时常犯的处置失当的一个例子。
刘义庆在公元444年以42岁去世。他活跃的时代，主要是在他的堂兄弟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450年北朝军队侵入南朝之前，南朝的边境处于和平状态。沈约所编撰的《宋书》，在若干地方曾赞扬了宋文帝的安定统治与社会繁荣。当然，沈约的笔调也不能说没有夸张之处。但他对宋文帝统治的评价，并无什么背离事实之处。在南朝，宋文帝的元嘉年间(424—453)确是比较和平与安定的时期。那么，“世路艰难”一句，到底应当如何解释呢？
这句话，可以从两种意义上进行解释。一种是指社会动乱，一种是指生活上的困苦。而对于刘义庆这样的皇族而言，怎么会陷于生活困苦之中呢？那么“世路艰难”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寻求解释。而我认为，应该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或者说内部冲突中去寻找答案。
现在让我们从一个线索入手，来考察它的原因。
宋文帝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亦即皇帝的权利，杀害了一些朝廷的大臣。由于他有长期患病的痛苦经历，具有一定的神经质和猜疑心很强的性格，他对朝廷中地位较高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怀疑。文帝即位后不久，就把自己父亲任命的三位顾问级的大臣处以死刑。又把几个地方长官(刺史)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相继处以死刑。
其中，最为可怜的牺牲者，是江州刺史檀道济(？—436)。他曾经追随宋武帝刘裕，立下很多功劳，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将军。文帝在元嘉十二年(435)突然病情恶化，立刻把檀道济从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召回首都建康(今南京)。名义上，文帝是为保卫自己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但是，到第二年春天，文帝的病好了，就又派遣檀道济去担任江州刺史。正当他准备乘船出发去任地之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逮捕了他，并判处他死刑。若问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文帝的病情恶化了。加给檀道济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在处决他之前，他把头上的帽子往地上一摔，大声叫喊道：“是你自己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② 在中国，习惯于把国家的军队比喻作万里长城，就是从檀道济将军悲愤的喊叫声开始的。
文帝的兄弟们的命运，也不比大臣和将军们好多少。亲王们都毫无例外地担上嫌疑，被杀掉。彭城王刘义康(《宋书》卷六十八有传)，长年任宰相，在朝廷恪尽职责，也是被驱赶到江州，随后，毫无任何理由地被处以死刑。
从以上所述事实来看，“世路艰难”这句话，不是指别的，正是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与冲突而言的。特别是指由于文帝的猜疑心，所造成的与其他人的冲突而言的。文帝这种猜疑心很重的性格，引起了亲王和大臣们极高的警惕。他们内心深处总是担心，会在何时何地遭受刑罚，或被杀掉，每日都生活在忧叹悲愁之中。
当梁代的沈约编纂《宋书》时，是充分利用了宋代的史官们，如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等所著的历史著作。因而多达一百卷的《宋书》能在一年间就完成，就是因为他能参照这些史官的著作之故。而何、山、苏、徐等人，既然是在编纂宋代当代的历史书，对于若干敏感问题，就不能不用非常小心谨慎、考虑周全的办法来小心翼翼地加以记述。所谓“世路艰难”这一表述办法，归根结底，就是当代的历史家们，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问题，非常委婉的一种措辞。而当沈约自己编纂《宋书》时，对于这些宋代史官们所写的史书，恐怕也只能鹦鹉学舌般地，不加任何改动，原样照抄而已。
唐代有名为吴兢者，著《乐府古题要解》一书，共二卷，是蒐集了古代诗歌，然后加以注解而成。在此书中收录了《乌夜啼》一诗。根据吴兢的说明，本书的作者就是刘义庆。涉及本诗所吟咏的内容，还有一个插曲。刘义康被文帝所左迁，从都城赶出去，任命为江州刺史。当时在江州刺史任上的，是只不过上任一年的刘义庆。也就是说，任命堂兄弟刘义康为江州刺史，以取代刘义庆。就这样，两位亲王意想不到地在江州邂逅，相互同情，在江州居住了一段日子，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很不高兴，下命令叫刘义庆立刻返京。刘义庆深恐皇帝的怒气非同一般，非常担心回京后不知道会吃什么苦头。正当他要出发的头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个侍女听到了乌鸦的叫声。这一点非常奇怪，现代的人一听到乌鸦的叫声，都认为是坏兆头，不吉之兆。而当时却不是这样。在南朝的宋代听到乌鸦的叫声，认为是吉兆，认为是有了好兆头而高兴。听到乌鸦叫声的侍女立刻把这一吉兆告诉了刘义庆。果然，到第二天早晨，由朝廷所派传达喜讯的使者来到了江州。文帝决定，让刘义庆不必返回京城，由此直接转任另一个州的刺史，这样一来，刘义庆得以逃脱了正在等待降临在头上的厄运。于是在这一惊魂甫定的情况下，他吟咏了这首《乌夜啼》。
这段逸话，在《旧唐书·音乐志》以及唐代崔令钦著的《教坊记》中，都有记载。《教坊记》一书，是专门记录唐都长安的宫中教坊以及妓女、士人的生活风俗的一种风俗性书籍。而书中关于这两位亲王，即任命刘义康和刘义庆为地方刺史的记载，却与正史所记的史实完全吻合。故吴兢在上述书中所记载的这一段轶事，必有确凿的史料可为依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充分证实我上面对“世路艰难”这句话含义所作的推测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我认为所谓“世路艰难”这句话，正是对当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文帝对臣下的态度和政策，所作的一种含蓄的批判。
在《宋书》中，其他大臣的“传”里面，也有像《刘义庆传》中上述同样的字句。譬如，在《刘勔传》卷八六中，有“勔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的话。意思是说，刘勔由于感到世路混乱不堪，以止于现在的地位为满足。这里“世路纠纷”的话，是指宋明帝(刘彧，465—472年在位)对大臣和将军们的猜疑心和嫉妒心理。明帝认为自己的儿子们太小，自己死后，大臣和将军们一定会随意摆布小皇帝。由于皇帝从这种动机出发产生的猜忌心所驱使，为了巩固自己年幼儿子的统治，杀了好几个大臣和将军。明帝的皇后的弟弟王景文，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制造借口予以杀害。皇帝顾虑，皇后的弟弟将来肯定会成为威胁年幼皇帝的力量。所以，所谓“世路纠纷”和“世路艰难”一样，在表面上含糊其辞的词句下面，间接地对皇帝的残酷有所指摘。
再如，在《宋书》卷五三的《张永传》中，载有他的堂兄弟张畅给他的信中的话。信中说：“当今世故艰迫。”恐怕这是因为深深印入张畅脑海的是，文帝被他儿子刘劭所杀，而刘劭又被他叔父刘义恭所杀，这一连串事情的缘故。一言蔽之，《张永传》中所说的“世故艰迫”，或多或少与“世路艰难”具有同样的意思。
《宋书》作者沈约，有《伤王融》一诗(是他《怀旧诗》九首中的一首)，其中，有“途艰行易跌”之句。这里，“途艰”与“世路艰难”具有相同的含义。而且在遣词造句上，也极其相近，使人吃惊。王融因为被卷入到继承帝位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因而丧命。作为他朋友的沈约，叹惜王融最后的悲剧命运，因而写了上述《伤王融》的诗。
根据以上所举的两三个例子，大家便可以明了，尽管使用的字多少有些不同，但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使用的阴谋手段有所不满，但又不得不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因而才出现上述含混、暧昧的词句。
据清代学者汪中(1745—1795)所著《补宋书宗室世系表序》，在南朝宋代短短60年的统治期间，在皇族成员共129人中，共有121人被杀害。其中，血缘关系很近的人彼此互相杀害的，共有80人。据另一学者罗振玉(1866—1940)所著《补宋书宗室世系表》中的统计，在共158人的皇室成员中，有一个人是儿子杀害他父亲，有四个人是大臣杀害皇帝，有103个人是皇族成员彼此互相杀害。在皇室成员中有六个人是被皇族以外的其他人杀害的。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证实，在“世路艰难”这一词句的背后，隐藏着宋朝皇族内部多么血腥而残酷的斗争！
“骑马”这一行为，看来似乎给人以颇为奇妙的印象。在南朝末期，似乎总把骑马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与政治上的野心有关联的行为。也许因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而军事行动则必须骑马，因而把骑马作为有特殊意义的辞汇，记录在案。
根据《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他是前面所述沈约的朋友)，王融策划一个阴谋，想推倒武帝(即萧赜，483—493年在位)的孙子(鬰林王萧昭业)，扶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即位。为了实现这一野心，《王融传》中记载，他十分注意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为了博取大家的欢心，广泛与社会各阶层的人来往，借以获得大家的好感；另一件事，则是花费大量时间练习骑马。
在《梁书》卷四四，作为梁的皇室成员《萧大连传》中，有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故事。萧大连是梁武帝的孙子。在他的传中说，有一天，武帝问孙子萧大连和他哥哥说：“你们可曾练习骑马？”这两个孙子回答说：“没有陛下的敕许，我们不敢练习骑马。”(原文是“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
如果把上述两件事与刘义庆放弃骑马一并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对它的原因思过半矣。萧大连兄弟从小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骑马这件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不利的，或者说是政治上危险的因素。
刘义庆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终于决心从政界引退，专心著述，花了大量时间，编纂了《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所收录的故事，到宋代时，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重新检索《世说新语》中所收录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记载会给刘义庆带来政治上的灾难。沈约所编的《宋书·刘义庆传》中在谈到刘义庆著作时，只列举了《徐州先贤传》、《典叙》这两本书名，并未谈到《世说新语》。鲁迅先生在他的大著《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初版，1931年修订再版)中，对此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世说新语》是把前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故事，加以选择取舍编纂起来的，并非刘义庆自己的创作。第二，这部书是由几个人共同执笔的，刘义庆只不过担任主任编纂者，或者说是主要的监修者而已。
日本京都大学的川胜义雄教授，对《世说新语》的作者提出了新看法。他推测，本书的作者是谢灵运(385—433)的朋友，刘义庆封国的管家何长瑜。③
这里，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在刘义庆去世后只经过70年沈约也去世了。而沈约执笔的《刘义庆传》中，居然没有提到这个重要的著作《世说新语》。从这个事情看来，传统地把《世说新语》的著作权赋予刘义庆的说法，看来又似乎不是没有让人怀疑的地方。即使如此，如把《世说》的内容与刘义庆的一生及其思想结合起来看的话，我确信，刘义庆作为主编者对于这部书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
以上，我这个不高明的报告到此结束。蒙诸位静听，谢谢大家。
译者附言
本文原是周一良先生生前受日方之邀，于1982年10月2日在东方学会所作的日文演讲。由在场的东海大学渡部武教授根据录音整理成稿，在日本发表。去年，周先生公子周启锐兄向我提及此次演讲，趁我在日本执教之便，委托我寻觅原稿，以飨国内读者。后经我拜请先生旧友藤家礼之助教授，并转致渡部武先生，承他惠赠先生演讲稿及录音带，经我译成中文稿，得以奉现于国内学子面前。我作为先生的弟子，谨向玉成其事的藤家、渡部二先生表示诚挚之谢意。当我聆听先生20年前的现场录音，顿觉十分亲切，往日音容，犹历历在目。而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四年矣。
趁翻译此文的机会，我得以查阅先生有关论著，对先生晚年的治学思想稍有领悟。我对魏晋南北朝本是十足的外行，虽然随先生学过日本史，也只是略窥门径，以我的学力，本不足以对先生的治学妄加评论。这里，只不过就这些年来见闻所及，特别最近翻译是文的过程中的学习所得，写下一点肤浅而皮毛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先生青年时期，得亲炙陈寅恪先生的教诲，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去哈佛，治日本史，但就这二者而言，先生始终认为前者是他的本业。建国以来，就我见闻所及，先生始终努力进步，力图用学术为政治服务。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直到70年代的“评法批儒”，先生配合时势之需要，写了不少“时文”。迨“四人帮”倒台，在拨乱反正的巨潮中，先生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很大的震动与变化。他痛悔自己当年“曲学阿世”，违背陈寅恪先生的教导，立誓有生之年要遵循陈先生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学的精神，从事研究。因此从70年代末起先生的治学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
先生晚年治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治学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我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搞中日关系史，每遇重大问题，必向先生请教。先生在治学方面，对我有许多教导。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强调治学一定要有根有据，“一定要禁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能随风转”。有时在为一个历史人物评价的分寸问题上，先生也指出我的说法“史料根据不足，有溢美倾向，不可取”。可见先生对“求实”要求之严。
先生不仅对我们后辈这样教导，同时也是先生自己的信条。先生虽然中日兼通，但晚年除应后辈之邀，出席有关会议，发表一些学术演讲之外，治学则主要精力放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争分夺秒，珍惜寸阴，以耄耋之年，短期内先后完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1991年)二书，共收录论文近30篇，札记近500条。札记中对这一段史实及史料多所考订，论文中则对该时期之文化、典制、语言、文字等广为阐发。先生虽自谦地表示“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实际上，其中表现先生治学之功力，确非后辈所可望其项背。例如，在《论集续编》中所收《说宛》一文，先生就唐代中日文献中常出现的“宛”字，用多种中日文献对照考察，得以破解谜团，使人极为折服。
先生在《论集续编》中的文章取舍上，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本书中，除一篇之外，俱为70年代以后之新作。而此唯一的一篇，即列于卷首的、是早在1954年发表的旧作——《论诸葛亮》。先生宁取比较求实的陈年旧作重新发表，而舍弃后来在“四人帮”肆虐时所写的讲诸葛亮法家思想的新文。这一取一舍之间，俱见先生晚年治学标准的巨大变化。这对于不够细心的读者，或难以窥知先生的深意。
这一点，也反映在先生自己对晚年学术成果的估计上。先生在《向陈先生请罪》一文中说：“至于我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停顿了三十年以后重捡起来……后来编成《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自信没有违背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教导。”先生律己极严，此言当非虚语。
其实，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推而广之，在日本史、中日关系史领域，先生也尽力遵循求实的原则。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人文学界，突然兴起“兴儒”热，其势汹涌，似颇有来头，各种倾向的学者大都席卷其中。这一潮流，由“国学”也波及到中日关系史领域。记得大概在1992年春夏之际，中日关系史学会召开“儒学与日本现代化”讨论会。主题在于讨论儒学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起过推动作用，以便借鉴云云。在这一新兴学科中，突然提出这一新问题，使许多人茫然不知所从。先生以中国古代史、日本史专家的双重身份，应邀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类似基调演讲的演说，自为学界所瞩目。而先生在为时不短的演讲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此正题始终未作可否之论。当时使我感到，先生晚年对“追风”之举，已非常谨慎。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的求实精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先生作为精通中国古代典籍的大家，始终没有卷入到“兴儒”的潮流中去。这点也值得深思。
先生晚年治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作为孤陋寡闻的我，是在这次译稿的过程中才领悟到的，那就是先生治学的鉴古知今、爱国忧民精神。
我通过查阅先生上述两部著作，发现先生与此次在日本讲题有关的文章，至晚在1981年初已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现已收入于《论集续编》中)，估计当在1980年下半年写就。后又于《札记》中有所增补。总之，在1982年10月在日演讲之前，先生对此题早已烂熟于心，在日本的演讲中则只是剪枝去蔓，以使论题集中在论述刘义庆的“世路艰难”的处境以及当时封建统治者为巩固权力，对异己势力进行血腥迫害上。从讲稿中可以看出，先生既是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又充分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致使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本讲演的笔录整理者渡部武教授，在日文演讲稿之后的《补记》中，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当我依据(先生的)录音带进行笔录时，我再一次有一点感触很深。那就是，周先生真正想说的，是不是就是自己切身体验的‘文革’这个时代呢？编纂《世说新语》的南朝宋代，是由于猜疑心很重的宋文帝制造很多牺牲者的时代。周先生抓住了象征这个时代的关键词语，就是《宋书·刘义庆传》中的‘世路艰难’一词，运用长期熟练掌握的‘札记’的手法，对此作了透彻的阐明。刘义庆所生活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按指对日本人自己来说——译者)当然早已是过去的事了。但对周先生来说，无疑，是可以与中国当前现实互相印证的，也就是他身处其间的血与火的当代历史。”渡部先生的感觉是否准确？与周先生的初衷是否一致？由于先生已经仙逝，求教无由，成了一个悬案。但根据周先生晚年各种文稿中反映的心境来看，似并不排除此种可能。果如是，我们应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晚年周先生的治学思想，除了强调求实之外，还有一点，即在求实的基础上，用自己的研究为鉴古知今，针砭时弊，尽一番心力。从中也反映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爱民的火热心肠。这点，是否可提供给研究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们，在研究周先生这一代老专家的学术思想时一个参考。
纵观先生一生，根据我50多年来的亲历，概言之，就是由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20多年间的“大迂回”，到晚年终于达到大彻大悟、返朴归真的境界。而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我认为，就是他的真诚。他真诚地追求进步，真诚地听党的话，晚年又真诚地反思，真诚地治学，真诚地关心国家命运，真诚地回归群众，真诚地教导并关怀后辈。最后，以一个可亲可敬的宗师形象，长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当译稿和追思的小文完成之际，已届9月，如果一切顺利，到10月份先生四周年忌辰时，或许能送到读者面前。四年来，每当我学稍有得，或疑思难解，总习惯地想向先生请教。当意识到先生已登遐他界时，顿觉爽然若有所失，怅惘之情久久不能自已。
当先生四周年忌辰即将到来之际，祝先生在安详与宁静的世界中，永享冥福！
七旬弟子夏应元
2005年9月9日书于东瀛彼岸
附记：本文由祝总斌先生校阅并得到周一良先生亲属的帮助。
注释：
①可能指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军来攻，“帝素不便驰马”，被魏所执，最后被杀一事。参见《南史》卷八《梁本纪下》第八，元帝绎条。——译者注
②原文是“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书》卷四三《檀道济传》。
③参见川胜义雄：《关于〈世说新语〉的编纂问题》，《京都学报》(京都)1979年第41册，后又收入《六朝贵族社会之研究》。
作者介绍：周一良，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