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的回家之路——《护送钱斯》观感
2007年，我曾采访过山西转业老军人王艾甫利用偶然收藏到的太原战役牺牲官兵名册，极力为烈士寻亲，并将昔日未曾寄出的阵亡通知书送达烈士亲人的故事。2009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采访流落缅甸的原远征军老兵后，
发起并组织了“接引老兵回家”的活动。王艾甫、孙春龙均非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是后辈中国人，他们是沿着历史之河上溯几十年，代表今天的国家和同胞抚慰一段远去的历史，告诉那些曾经为民族浴血奋战、又曾饱受委屈的老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对于牺牲者和幸存者而言，这是一份迟到的礼遇，可谓之“救赎”之举，它让人感到今日中国人渐渐觉醒的历史良知。
如电影《集结号》中执着于为牺牲战友的归宿有一个交代的“谷子地”一样，王艾甫、孙春龙的举动是一种现实版的中国民间行为，他们书写的是有国情特色的“士兵回家”故事。
在美国电影《护送钱斯》中，我看到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士兵回家”故事。这部影片记录了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陆战队士兵钱斯，经由一位上校军官麦克全程护送，沿途备享尊崇而魂归故里过程。影片源于真实发生的故事，只是因为那位护送军官留下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记录文本，于是吸引了HBO（Home Box Office，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投拍，据说最初的形态是纪录片。因而它记录的是那个国家的日常现实，这样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上演着：
担负护送任务的麦克上校，穿着挂满勋章的军装，从美国东海岸的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发，直至美国西北部的怀俄明州钱斯家乡的小镇，护送这位普通士兵的灵柩跨越了大半个美国。在机场、饭店、仓库、车站，他一次次以缓缓举起、缓缓放下的军礼，迎送遗体的每次装载。转机时，搬运工们围拢来，和麦克一起向钱斯致敬。在费城上空，一个空姐蹲下来，轻轻叫醒麦克，将一个十字架放在他手心，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另一次航班上，一个时尚女孩坐麦克身旁，发短信给朋友调侃说与一位帅哥军官同行。抵达后，机长广播说，飞机上还搭乘了一位阵亡士兵，请大家留在座位上，让护送员先下飞机。那女孩转过头来，眼波中忽然涌出郑重感和歉疚之意，轻轻对麦克说：“对不起。”麦克站在行李装卸口，再次缓缓举手，所有乘客都停住脚步，向躺在灵柩中的钱斯致敬。他在一场美国公众认同或不认同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但如今却像一位早夭的王子那样，被迎送回了故乡。
在护送之途中一遍遍插叙回放的镜头，几乎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就是对死者及其遗体的尊重。钱斯的遗体用盛满冰块的棺木从战场空运回国，在专门的殡仪馆整理遗容，每一件遗物、每一寸皮肤都会被仔细擦拭——一个黑人女军官将钱斯的手清洁干净后，一双黢黑的、女性活着的手，停留在死者白净瘫软的手上。遗体经过X光检测，还专门拍照存档，负责的后勤人员为钱斯换着崭新的军装，并缀上代表功勋的略表——即便在后来举行的追悼仪式是闭棺进行的，亲人只会看到照片，不会亲眼见到遗容，但为了这位普通士兵的遗容，这个国家不怕麻烦、不惜血本。
当灵柩从费城机场搬运至飞机的过程中，在数十米外的候机楼上有两个孩子透过厚厚的玻璃见证了整个过程。也许他们还不明白所见到的一切，但是他们一定在好奇中感受到了肃穆和庄严，这将给他们的幼小的心灵烙下深深的印记，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人生。
还有，在驰往钱斯故乡小镇的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看到行驶中的灵车，马上放慢车速，脱帽并开启车灯表达自己的敬意。随后，一辆辆飞驰的汽车都放慢了车速并打开车灯，自发组成了车队共同护送这名年轻的士兵回归故乡„„影片中没有交代，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护送军官是干什么的，并能马上意识到自己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可想这一仪式早已制度化并为公众所熟悉。
无数的人委身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士兵的遗体。不，并非委身于他的遗体，是委身于他短暂一生的作为，和不死的灵魂。电影中有个特别的细节：负责派遣护送员的军官，交给麦克两面国旗。他说，因为钱斯的父母离婚了，必须分别送给他们。在后来的葬礼仪式上，两位士兵捧着国旗分别送到钱斯父母面前，说着同样的话：“来自美国总统、陆战队总司令及国家的感激，请收下这面旗，因您的儿子为国光荣服役所献出的永远的忠诚。”
19岁的一等兵钱斯可谓极尽哀荣。当我意识到这不过是那个国家和公众制度化的仪式，心里涌起的却是感慨之余的苦涩：为什么我们国家见不到这样的风
景？
我更加留意的是护送者麦克，与我同职务和年龄的上校军官。影片开头告诉观众，他每晚睡前要上网查阅伊战阵亡士兵的名单，并祈祷不要看见自己熟悉的人。终于有一天，他走进将军办公室，请求护送一等兵钱斯的遗体回家。将军提醒说，“你是一个高级军官。”麦克说，“这个19岁的孩子，和我来自同一个小镇。我没上战场，希望能为他做这件事”——麦克护送钱斯，是因为觉得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不像个军人。看见一个19岁的小同乡死了，他有一种内疚，仿佛钱斯是替他死了。他认为自己舍不得家庭温暖、习惯了拥抱妻儿，对失去这一切的恐惧，超过了对自己职分的承担。他认为这是自己在炮兵上尉任上参加海湾战争升职之后，从事文职、远离战场的潜在动机。在战友的死亡面前，他无法找回自己以军人身份存活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他在无数普通公民面前一次次向钱斯缓缓行礼时，他重新获得了军人身份的认同。这也是他在机场安检口坚持不脱下缀有金属勋章的军服的原因，他要捍卫军装亦即军人身份的尊严。
有一组打动我的镜头：在护送灵柩抵达某机场后，需要过夜等待次日转机。虽然政府已经为麦克预订了酒店，但是他拒绝离开而坚持留在机场仓库陪伴钱斯，只是向工人要了一把椅子、一条毯子和一件御寒衣物，他的话坚定而又发自内心：“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着这里。”他彻夜未眠，在他心里钱斯不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也是自己心里沉甸甸的价值感。在整个旅途中，他一遍遍地拿出钱斯曾经沾血的遗物清点、抚摩，仿佛从中感悟、汲取着某种精神力量。每天，麦克仍坚持晨跑、做俯卧撑，又仿佛是下意识地在为某种期待中的召唤——重返战场做着准备„„
这一切，均缘于麦克上校内心深处的“自省”，即时时提醒自己是干什么的。在抵达钱斯故乡小镇时，麦克与几位更老的韩战、越战退役军官相遇，流露出自己对于自身价值的困惑和沮丧。一位老兵大声告诉他：“你的护送之旅就是对军人价值的见证，没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军人所有的牺牲都没有意义。”
在和平岁月里，沉浸于天伦之乐，或庸常世俗的办公室生涯，有几位军人体验到了麦克式的身份焦虑？有这种身份焦虑感军人，即便不再有机会走返战场，也是令人可敬的；当他是你的假设敌，则令人可畏。麦克在护送钱斯回家的过程中，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回归之旅，即回到军人应该永远擦拭、保持的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影片相关的“主题词”的感悟：
仪式感。整个护送之旅由无数的仪式构成，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宗教信仰活动。仪式是能提炼、强化日常生活价值感的文化行为，它是一种形式，但内容却融入了其中。对于“实用主义”已弥漫了生活空间的我们来说，也许最应该珍视的是这样的“形式主义”，而不是乱批一通。
主旋律。影片无疑表达的是最纯粹的美国式“主旋律”——虽然他们从来不这么命名，却让极力倡导“主旋律”创作的我们而自惭。看来弘扬主流价值观并非我们的“专利”，而是每个国家的“共同课目”；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主旋律”应该怎样演奏？
生命。为公众死去的士兵，值得以最郑重的方式对待。这不关乎仗该不该打，士兵死得值不值。因为一个人的死，值不值得我们纪念，和他值不值得死并没有关系。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尊敬，就是生命本身。
家。我们所做的事，如果有意义，就意味着有一个家，超过现实的家。否则一切理想、事业，本质上都与我们对家庭的责任冲突。也必有一种血亲，超过现实的血亲；必有一种弟兄，超过现实的弟兄。不然你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说“血浓于水”，不是实现不了的梦想，就是哄我们去死的谎言。(余戈)
关于军营“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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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按《辞海》的解释，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与之相对应的，古代是官话，现在叫汉语普通话。“方”在这里是指“地方”，与之相对应的词，经常提到的是“中央”，还有一个是“军队”。军队当然不是中央，但军人提及外面的世界，也习惯用“地方”二字。仅从语词角度，就显示了军队和中央的特殊关系。其实，军队总是分散驻扎在各个“地方”，但军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具体的“地方”。
因此，使用普通话范围最广的区域，除了中央政府机关，自然是军营。尽管国家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但在很多地方政府里，操着方言办公的大有人在。但军营却不同，即便兵员来自五湖四海，进了军营一律使用普通话，不管这座军营在新疆还是云南。当然，驻扎在各地的军营，总会有一些“第二故乡”的方言渗透进来；许多军人服役几年之后，往往又多掌握了一种方言。我军校时期的一个河南籍同学，因为在辽宁服役多年，到了军校一口东北口音。待确认他不是赵本山的老乡后，大家戏谑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豫籍辽人”。
但是，在军营生活的正式场合，军人一律使用普通话，这是主流。在军事专业场合，比如训练场和战场上，甚至要强制使用“制式”语言——军语。我军校毕业不久分在一个雷达站做技术员。有一次在机房进行卫星测控任务演练，在回答指挥参谋的调度命令时，信口来了一句“知道了！”，当即惨遭训斥：“请用规范口令！”我赶紧补充一句：“洞两（02）号明白！”军语得这么说。有时候，从使用语言的细微差别就可以区分出一个真正的军人和外行。比如，张口就叫“王连长”的，大多数是老百姓；而在内部肯定要按序列称“三连长”。沈阳军区作家杜守林曾说，军语是世界上最言简意丰、美感无穷的语言，比如……你找不到其他词汇可以替换。
一个在远距离眺望军营的老百姓，尽管能听清楚军人说的每一句话，却不一定能搞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专业军语，缺乏军事知识的人自然不易搞懂；即便是一些军营日常用语，也常常让老百姓云山雾罩。“班长”一词的字面含义你明白，但你未必知道这个词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敬语”：新兵私下里把这个制式称谓奉献给了所有比自己老的兵，不管这个人是否真的担任了那个职务。“军嫂”这个词系军营制造，指军人妻子，内部称呼“嫂子”。因为基于我军传统军人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兄弟”，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而不是父子或者叔侄，不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有多大。新排长刚谈了个女朋友，初次来连队，就遭到战士一连串“嫂子、嫂子”地叫，那也不是搞不清他们关系的进展，而是在实施语言“偷渡”，意在帮助排长使生米成为熟饭。见识少点的姑娘，被这温暖阵势包围，满心都是感动和欢喜，往往在当天就放下矜持过渡为“军嫂”。“大哥”一词则流行于女兵连队，说的是女军官的配偶——这个男人初次光临女兵连，忽然在楼道里被如花似玉的兵妹妹的齐声乱喊，往往要兴奋得晕倒。“家属”二字为军人专用，特指配偶，而不包括其他亲缘关系。使用这个词时军人有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因为法律上规定的夫妻间的平等关系，在这一刻被修正为主属关系，大男子主义推行得堂而皇之。
因为是军人，所以才当得起“大男子”啊，连职业自豪感都捎带着被满足了。“来队”则是说家属来部队探亲了，对军人而言这是最温馨的一段时光。战士们悄悄议论连长嫂子来“慰问”了，非军人无法体会其隐秘语境。在海军舰艇部队，还流传着“靠码头”的暗语，那更是意味着一份温柔的狂喜。像“冒泡”、“单溜”、“顺拐”、“掉链子”、“扛飞机”、“扫跑道”这些词，穿军装半年的新兵还不一定全部搞得懂。
语言是在一定区域内约定俗成的交流符号，对外界而言就成了密码。杨子荣因为掌握了威虎山的切口、黑话，才得以建立传奇功绩。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因为使用印第安的“风语者”从事通信，愣是让善于破解密码的日本人束手无策。军营里看似清晰明白的普通话，在老百姓那眼里，有时就成了军营“方言”。解读军营文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军营流行语”入手，军营生活的秘籍，全部隐藏在那些词条之中。作家韩少功甚至以几十个方言词条为结构，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读的时候我感到，如果马桥那个客家村落的生活是一张大网，其实都挂在那些方言词条的钉子上。受此启发，几年前笔者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军营流行语”栏目，原本是想和感兴趣的热心作者一道玩味军营里的生活趣味。最近在互联网上无意间检索，发现居然被几十个地方网站转载了，还有大量跟帖和评论，敢情对军营有兴趣的老百姓，是想通过这些“军营词条”来了解部队。
笔者当初搞那些词条的时候，就曾萌生过一个念想：假如刚入营的新兵，在穿上新军装的同时，就从武装部领到一册这样的“军营词典”，肯定会大大缩短适应部队生活的时间，就算是“官方”的《军人须知》之外的一个“民间”补充读本嘛。这样，新兵们就不至于在短短两年服役期满的时候，还有很多军旅生活空白没有来得及品味。
胸前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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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2007年我们都穿上了新军服，据说与世界接轨了。可是，似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世界军服制度的这个“轨”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左胸前增加的这个“级别资历章”，它的来源本义到底是什么？说小点，那是一名军人缩略化的荣誉履历；说大点，那也是一支军队的荣誉制度在制服上的“全息缩影”。
但是目前我军的军功奖励制度跟这个牌子之间还不接轨，我们胸前这些彩色的条条杠杠不过是在记载军龄加职务等级。如此简单两个信息，且不说与“荣誉”这个主题关联性不强，即便要反映，其实两个色条也够用了，用不着复杂的搞出N排。那么，它撑大了的“框架”就可能是为了将来“填空”所留。那个要填的空，可能包括勋章奖章、服役和受训资历、参加重大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情况，等等。但是，这些显然不是很快就能构建起来，总后军需部门仅负责服装研发，而服装上的这个叫做“略表”的东西，涉及我军现行荣誉制度的配套改革，应该属于政治
工作范畴；这可不是裁缝们说了算的事。
2008年全军很多部队参加了四川抗震救灾行动，我当时曾期盼着有一枚全军性的纪念章颁发，这样新式军服未来的略表上就将有第一枚可供嵌入的单元。但最终是没有，而这种一次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时过境迁之后肯定也不会追加制作和补发纪念章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军就不再有战争行动，这些年牵涉全军性的大事，也就是军事演习、抢险救灾、迎奥安保、维和行动，但都没有颁发统一的纪念章；而各参与部队自行制作的纪念章形式各样，很难统一到具有普适性色彩的略表之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回首曾经参与其中并曾惊心动魄的经历，谁还有曾在那一刻创造、见证历史的荣誉感呢？
所以我终于咂摸过味了，我们可能真的要戴着目前这副牌牌继续前行了。在炮兵战术中，有伪装炮阵地的做法，甲方以仿真材料构建出一个假炮群，故意让乙方侦察发现，诱使其炮击，甲方即可循着其弹道轨迹再反打回去。我胡乱想啊，如果这假炮阵地做得太逼真了，干脆把乙方吓住了而不敢炮击，甲方是不是会在幻觉中就把假的当成真的继续使用呢？
日俄战争中，日本有个指挥日军以“死亡冲锋”攻陷旅顺口、被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将军，明治维新时期曾被送到德国学习军事，回国时要求每个人交一篇论文，要体现德国军队的精华，他的题目是——德军勋赏制度考察。拿破仑也曾经说：“只要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对军队来说，军功奖励制度是什么？是精神原子弹。军人投入战争是为了挣钱吗？80年代在老山猫耳洞参战官兵就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为金钱，黄金铺地龟孙才来；为祖国，地雷遍布老子敢上。”首先，这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其次，它也是军人个人的荣誉。奖章虽然小，精神价值却大得没有边际。
在我军政治机关，勋章奖章制度分工组织部门进行业务管理，但组织干事只管分名额、填表归档、发奖章。实际上，得到奖章的军人，也很少有人琢磨它的含义了。在一个仿真炮阵地上呆久了，谁会找到炮弹掠过头顶的感觉呢。
我现在出门极少穿军装，我怕那些饶舌的北京的哥追着我问：“你胸前这个花花绿绿的牌子是什么？”如果我解释说一条杠代表一年军龄，我怕人家说我们解放军算术成绩不好。
三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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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在战争年代，基于作战需要，一个指挥机关可以精简到的最小模式是什么？在西柏坡军委作战室，我看到的只有三张桌子：作战、情报、通信。就这么简单的一
个机构，就指挥打赢了解放战争。从指挥部推进到战壕，一个士兵最基本的作战携行装备可能也就是三样：步枪、子弹和水壶。比这些更多的东西，都属于“衍生”之物。当然，那些“衍生”之物的滋生总有各种理由，因为一支军队不会总止步于最简约的模式下，在建设和发展的旗号下，机构的增设和装备的繁衍似乎永无止境。
如果在战争背景之下，无论怎样的“衍生”现象都无需过于耽心，因为有个自然筛选机制。比如《亮剑》中李云龙俘虏了敌军的一支军乐队，就送给即将走马上任军政治部主任的老搭档赵刚，因为这仍属对战斗力增长有用之物，也符合赵刚新职务所需要的“仪仗”，还不算太奢侈。但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久了，这种“衍生”现象就可能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
前几年，我曾看过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斯瓦茨科普夫的自传《身先士卒》，这两位都是越南战争时期的校尉级军官，后来又成了海湾战争的参谋长和战地司令官，自传主要围绕着他们的军事生涯来写的，虽说跟他们的前辈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的军事履历相比逊色多了，但大致还能看到将领传记应有的特征。而在我们相应的将领传记里，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从文书到将军的职场生涯，以及十几年如一日操办一场主题文艺晚会的幕后故事。问题是我军的机构中就有担负如此职能的将军编制，而且凭心而论人家干得确有成绩，你除了觉得有点怪诞外，真的不好说些什么。几年前，我曾在北疆的边防线走过一遭，看到有些连队的办公楼比内地一些团机关大楼都气派；在边境会晤互访之后，我们的军官笑话那边实在是穷，连营长的卧榻都是一米来宽的行军床。在“富军强边”这个语境下，这确实有令人自豪的一面，但稍微一琢磨就有点涩涩的滋味：因为这次访问就发生在那个被对方实际控制数十年的我国岛屿，经过双边谈判终于被分割出去一半之际。从边防回来的几天里，我脑海里都浮现着对面那个营长夜里躺在行军床上睡觉的情景，为这个画面做注解的是我们的一则成语：枕戈待旦。
作为一个在军事集团从事“文事”的人，我这些年一直有一种类似“原罪感”的身份焦虑。所以每次下部队看到训练、演习的场景，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这个心理逻辑剖析开来就是：我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其实本来的着力点应该在这里，但是扪心自问，还真不知道所做的那些事有没有帮上忙。在中国军事新闻史上，曾有萧乾、黄仁宇、穆旦、范长江、潘世征、魏巍这些前辈，他们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军事生涯，多属于“观察员”角色，但他们的笔都发挥了枪的功能。黄仁宇的“少作”《缅北之战》，是他在中国驻印军总部任参谋时写的一系列战地通讯，当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投到《大公报》发表，那些文章真是把军事、战争生活写得太地道、太专业了，难怪后来他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能通过写戚继光的一章把中国古代军事写透。
我在想啊，他们在战场上可能都曾有点身份焦虑，但后来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桌子，这张桌子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
士兵的回家之路——《护送钱斯》观感
2007年，我曾采访过山西转业老军人王艾甫利用偶然收藏到的太原战役牺牲官兵名册，极力为烈士寻亲，并将昔日未曾寄出的阵亡通知书送达烈士亲人的故事。2009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采访流落缅甸的原远征军老兵后，
发起并组织了“接引老兵回家”的活动。王艾甫、孙春龙均非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是后辈中国人，他们是沿着历史之河上溯几十年，代表今天的国家和同胞抚慰一段远去的历史，告诉那些曾经为民族浴血奋战、又曾饱受委屈的老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对于牺牲者和幸存者而言，这是一份迟到的礼遇，可谓之“救赎”之举，它让人感到今日中国人渐渐觉醒的历史良知。
如电影《集结号》中执着于为牺牲战友的归宿有一个交代的“谷子地”一样，王艾甫、孙春龙的举动是一种现实版的中国民间行为，他们书写的是有国情特色的“士兵回家”故事。
在美国电影《护送钱斯》中，我看到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士兵回家”故事。这部影片记录了在伊拉克阵亡的美军陆战队士兵钱斯，经由一位上校军官麦克全程护送，沿途备享尊崇而魂归故里过程。影片源于真实发生的故事，只是因为那位护送军官留下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记录文本，于是吸引了HBO（Home Box Office，美国最大的电影频道）投拍，据说最初的形态是纪录片。因而它记录的是那个国家的日常现实，这样的故事几十年来一直在美国上演着：
担负护送任务的麦克上校，穿着挂满勋章的军装，从美国东海岸的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发，直至美国西北部的怀俄明州钱斯家乡的小镇，护送这位普通士兵的灵柩跨越了大半个美国。在机场、饭店、仓库、车站，他一次次以缓缓举起、缓缓放下的军礼，迎送遗体的每次装载。转机时，搬运工们围拢来，和麦克一起向钱斯致敬。在费城上空，一个空姐蹲下来，轻轻叫醒麦克，将一个十字架放在他手心，以表达自己的敬意。在另一次航班上，一个时尚女孩坐麦克身旁，发短信给朋友调侃说与一位帅哥军官同行。抵达后，机长广播说，飞机上还搭乘了一位阵亡士兵，请大家留在座位上，让护送员先下飞机。那女孩转过头来，眼波中忽然涌出郑重感和歉疚之意，轻轻对麦克说：“对不起。”麦克站在行李装卸口，再次缓缓举手，所有乘客都停住脚步，向躺在灵柩中的钱斯致敬。他在一场美国公众认同或不认同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但如今却像一位早夭的王子那样，被迎送回了故乡。
在护送之途中一遍遍插叙回放的镜头，几乎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就是对死者及其遗体的尊重。钱斯的遗体用盛满冰块的棺木从战场空运回国，在专门的殡仪馆整理遗容，每一件遗物、每一寸皮肤都会被仔细擦拭——一个黑人女军官将钱斯的手清洁干净后，一双黢黑的、女性活着的手，停留在死者白净瘫软的手上。遗体经过X光检测，还专门拍照存档，负责的后勤人员为钱斯换着崭新的军装，并缀上代表功勋的略表——即便在后来举行的追悼仪式是闭棺进行的，亲人只会看到照片，不会亲眼见到遗容，但为了这位普通士兵的遗容，这个国家不怕麻烦、不惜血本。
当灵柩从费城机场搬运至飞机的过程中，在数十米外的候机楼上有两个孩子透过厚厚的玻璃见证了整个过程。也许他们还不明白所见到的一切，但是他们一定在好奇中感受到了肃穆和庄严，这将给他们的幼小的心灵烙下深深的印记，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人生。
还有，在驰往钱斯故乡小镇的公路上，一名卡车司机看到行驶中的灵车，马上放慢车速，脱帽并开启车灯表达自己的敬意。随后，一辆辆飞驰的汽车都放慢了车速并打开车灯，自发组成了车队共同护送这名年轻的士兵回归故乡„„影片中没有交代，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护送军官是干什么的，并能马上意识到自己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行为，可想这一仪式早已制度化并为公众所熟悉。
无数的人委身于一个素昧平生的士兵的遗体。不，并非委身于他的遗体，是委身于他短暂一生的作为，和不死的灵魂。电影中有个特别的细节：负责派遣护送员的军官，交给麦克两面国旗。他说，因为钱斯的父母离婚了，必须分别送给他们。在后来的葬礼仪式上，两位士兵捧着国旗分别送到钱斯父母面前，说着同样的话：“来自美国总统、陆战队总司令及国家的感激，请收下这面旗，因您的儿子为国光荣服役所献出的永远的忠诚。”
19岁的一等兵钱斯可谓极尽哀荣。当我意识到这不过是那个国家和公众制度化的仪式，心里涌起的却是感慨之余的苦涩：为什么我们国家见不到这样的风
景？
我更加留意的是护送者麦克，与我同职务和年龄的上校军官。影片开头告诉观众，他每晚睡前要上网查阅伊战阵亡士兵的名单，并祈祷不要看见自己熟悉的人。终于有一天，他走进将军办公室，请求护送一等兵钱斯的遗体回家。将军提醒说，“你是一个高级军官。”麦克说，“这个19岁的孩子，和我来自同一个小镇。我没上战场，希望能为他做这件事”——麦克护送钱斯，是因为觉得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不像个军人。看见一个19岁的小同乡死了，他有一种内疚，仿佛钱斯是替他死了。他认为自己舍不得家庭温暖、习惯了拥抱妻儿，对失去这一切的恐惧，超过了对自己职分的承担。他认为这是自己在炮兵上尉任上参加海湾战争升职之后，从事文职、远离战场的潜在动机。在战友的死亡面前，他无法找回自己以军人身份存活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他在无数普通公民面前一次次向钱斯缓缓行礼时，他重新获得了军人身份的认同。这也是他在机场安检口坚持不脱下缀有金属勋章的军服的原因，他要捍卫军装亦即军人身份的尊严。
有一组打动我的镜头：在护送灵柩抵达某机场后，需要过夜等待次日转机。虽然政府已经为麦克预订了酒店，但是他拒绝离开而坚持留在机场仓库陪伴钱斯，只是向工人要了一把椅子、一条毯子和一件御寒衣物，他的话坚定而又发自内心：“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着这里。”他彻夜未眠，在他心里钱斯不是一具僵硬的尸体，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也是自己心里沉甸甸的价值感。在整个旅途中，他一遍遍地拿出钱斯曾经沾血的遗物清点、抚摩，仿佛从中感悟、汲取着某种精神力量。每天，麦克仍坚持晨跑、做俯卧撑，又仿佛是下意识地在为某种期待中的召唤——重返战场做着准备„„
这一切，均缘于麦克上校内心深处的“自省”，即时时提醒自己是干什么的。在抵达钱斯故乡小镇时，麦克与几位更老的韩战、越战退役军官相遇，流露出自己对于自身价值的困惑和沮丧。一位老兵大声告诉他：“你的护送之旅就是对军人价值的见证，没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军人所有的牺牲都没有意义。”
在和平岁月里，沉浸于天伦之乐，或庸常世俗的办公室生涯，有几位军人体验到了麦克式的身份焦虑？有这种身份焦虑感军人，即便不再有机会走返战场，也是令人可敬的；当他是你的假设敌，则令人可畏。麦克在护送钱斯回家的过程中，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回归之旅，即回到军人应该永远擦拭、保持的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与影片相关的“主题词”的感悟：
仪式感。整个护送之旅由无数的仪式构成，仿佛是一场漫长的宗教信仰活动。仪式是能提炼、强化日常生活价值感的文化行为，它是一种形式，但内容却融入了其中。对于“实用主义”已弥漫了生活空间的我们来说，也许最应该珍视的是这样的“形式主义”，而不是乱批一通。
主旋律。影片无疑表达的是最纯粹的美国式“主旋律”——虽然他们从来不这么命名，却让极力倡导“主旋律”创作的我们而自惭。看来弘扬主流价值观并非我们的“专利”，而是每个国家的“共同课目”；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主旋律”应该怎样演奏？
生命。为公众死去的士兵，值得以最郑重的方式对待。这不关乎仗该不该打，士兵死得值不值。因为一个人的死，值不值得我们纪念，和他值不值得死并没有关系。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我们尊敬，就是生命本身。
家。我们所做的事，如果有意义，就意味着有一个家，超过现实的家。否则一切理想、事业，本质上都与我们对家庭的责任冲突。也必有一种血亲，超过现实的血亲；必有一种弟兄，超过现实的弟兄。不然你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说“血浓于水”，不是实现不了的梦想，就是哄我们去死的谎言。(余戈)
关于军营“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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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按《辞海》的解释，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与之相对应的，古代是官话，现在叫汉语普通话。“方”在这里是指“地方”，与之相对应的词，经常提到的是“中央”，还有一个是“军队”。军队当然不是中央，但军人提及外面的世界，也习惯用“地方”二字。仅从语词角度，就显示了军队和中央的特殊关系。其实，军队总是分散驻扎在各个“地方”，但军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具体的“地方”。
因此，使用普通话范围最广的区域，除了中央政府机关，自然是军营。尽管国家在大力推广普通话，但在很多地方政府里，操着方言办公的大有人在。但军营却不同，即便兵员来自五湖四海，进了军营一律使用普通话，不管这座军营在新疆还是云南。当然，驻扎在各地的军营，总会有一些“第二故乡”的方言渗透进来；许多军人服役几年之后，往往又多掌握了一种方言。我军校时期的一个河南籍同学，因为在辽宁服役多年，到了军校一口东北口音。待确认他不是赵本山的老乡后，大家戏谑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豫籍辽人”。
但是，在军营生活的正式场合，军人一律使用普通话，这是主流。在军事专业场合，比如训练场和战场上，甚至要强制使用“制式”语言——军语。我军校毕业不久分在一个雷达站做技术员。有一次在机房进行卫星测控任务演练，在回答指挥参谋的调度命令时，信口来了一句“知道了！”，当即惨遭训斥：“请用规范口令！”我赶紧补充一句：“洞两（02）号明白！”军语得这么说。有时候，从使用语言的细微差别就可以区分出一个真正的军人和外行。比如，张口就叫“王连长”的，大多数是老百姓；而在内部肯定要按序列称“三连长”。沈阳军区作家杜守林曾说，军语是世界上最言简意丰、美感无穷的语言，比如……你找不到其他词汇可以替换。
一个在远距离眺望军营的老百姓，尽管能听清楚军人说的每一句话，却不一定能搞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专业军语，缺乏军事知识的人自然不易搞懂；即便是一些军营日常用语，也常常让老百姓云山雾罩。“班长”一词的字面含义你明白，但你未必知道这个词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敬语”：新兵私下里把这个制式称谓奉献给了所有比自己老的兵，不管这个人是否真的担任了那个职务。“军嫂”这个词系军营制造，指军人妻子，内部称呼“嫂子”。因为基于我军传统军人之间的关系被界定为“兄弟”，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而不是父子或者叔侄，不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有多大。新排长刚谈了个女朋友，初次来连队，就遭到战士一连串“嫂子、嫂子”地叫，那也不是搞不清他们关系的进展，而是在实施语言“偷渡”，意在帮助排长使生米成为熟饭。见识少点的姑娘，被这温暖阵势包围，满心都是感动和欢喜，往往在当天就放下矜持过渡为“军嫂”。“大哥”一词则流行于女兵连队，说的是女军官的配偶——这个男人初次光临女兵连，忽然在楼道里被如花似玉的兵妹妹的齐声乱喊，往往要兴奋得晕倒。“家属”二字为军人专用，特指配偶，而不包括其他亲缘关系。使用这个词时军人有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因为法律上规定的夫妻间的平等关系，在这一刻被修正为主属关系，大男子主义推行得堂而皇之。
因为是军人，所以才当得起“大男子”啊，连职业自豪感都捎带着被满足了。“来队”则是说家属来部队探亲了，对军人而言这是最温馨的一段时光。战士们悄悄议论连长嫂子来“慰问”了，非军人无法体会其隐秘语境。在海军舰艇部队，还流传着“靠码头”的暗语，那更是意味着一份温柔的狂喜。像“冒泡”、“单溜”、“顺拐”、“掉链子”、“扛飞机”、“扫跑道”这些词，穿军装半年的新兵还不一定全部搞得懂。
语言是在一定区域内约定俗成的交流符号，对外界而言就成了密码。杨子荣因为掌握了威虎山的切口、黑话，才得以建立传奇功绩。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因为使用印第安的“风语者”从事通信，愣是让善于破解密码的日本人束手无策。军营里看似清晰明白的普通话，在老百姓那眼里，有时就成了军营“方言”。解读军营文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军营流行语”入手，军营生活的秘籍，全部隐藏在那些词条之中。作家韩少功甚至以几十个方言词条为结构，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读的时候我感到，如果马桥那个客家村落的生活是一张大网，其实都挂在那些方言词条的钉子上。受此启发，几年前笔者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军营流行语”栏目，原本是想和感兴趣的热心作者一道玩味军营里的生活趣味。最近在互联网上无意间检索，发现居然被几十个地方网站转载了，还有大量跟帖和评论，敢情对军营有兴趣的老百姓，是想通过这些“军营词条”来了解部队。
笔者当初搞那些词条的时候，就曾萌生过一个念想：假如刚入营的新兵，在穿上新军装的同时，就从武装部领到一册这样的“军营词典”，肯定会大大缩短适应部队生活的时间，就算是“官方”的《军人须知》之外的一个“民间”补充读本嘛。这样，新兵们就不至于在短短两年服役期满的时候，还有很多军旅生活空白没有来得及品味。
胸前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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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2007年我们都穿上了新军服，据说与世界接轨了。可是，似乎没有多少人了解世界军服制度的这个“轨”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左胸前增加的这个“级别资历章”，它的来源本义到底是什么？说小点，那是一名军人缩略化的荣誉履历；说大点，那也是一支军队的荣誉制度在制服上的“全息缩影”。
但是目前我军的军功奖励制度跟这个牌子之间还不接轨，我们胸前这些彩色的条条杠杠不过是在记载军龄加职务等级。如此简单两个信息，且不说与“荣誉”这个主题关联性不强，即便要反映，其实两个色条也够用了，用不着复杂的搞出N排。那么，它撑大了的“框架”就可能是为了将来“填空”所留。那个要填的空，可能包括勋章奖章、服役和受训资历、参加重大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情况，等等。但是，这些显然不是很快就能构建起来，总后军需部门仅负责服装研发，而服装上的这个叫做“略表”的东西，涉及我军现行荣誉制度的配套改革，应该属于政治
工作范畴；这可不是裁缝们说了算的事。
2008年全军很多部队参加了四川抗震救灾行动，我当时曾期盼着有一枚全军性的纪念章颁发，这样新式军服未来的略表上就将有第一枚可供嵌入的单元。但最终是没有，而这种一次性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时过境迁之后肯定也不会追加制作和补发纪念章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军就不再有战争行动，这些年牵涉全军性的大事，也就是军事演习、抢险救灾、迎奥安保、维和行动，但都没有颁发统一的纪念章；而各参与部队自行制作的纪念章形式各样，很难统一到具有普适性色彩的略表之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回首曾经参与其中并曾惊心动魄的经历，谁还有曾在那一刻创造、见证历史的荣誉感呢？
所以我终于咂摸过味了，我们可能真的要戴着目前这副牌牌继续前行了。在炮兵战术中，有伪装炮阵地的做法，甲方以仿真材料构建出一个假炮群，故意让乙方侦察发现，诱使其炮击，甲方即可循着其弹道轨迹再反打回去。我胡乱想啊，如果这假炮阵地做得太逼真了，干脆把乙方吓住了而不敢炮击，甲方是不是会在幻觉中就把假的当成真的继续使用呢？
日俄战争中，日本有个指挥日军以“死亡冲锋”攻陷旅顺口、被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将军，明治维新时期曾被送到德国学习军事，回国时要求每个人交一篇论文，要体现德国军队的精华，他的题目是——德军勋赏制度考察。拿破仑也曾经说：“只要给我足够的勋章，我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对军队来说，军功奖励制度是什么？是精神原子弹。军人投入战争是为了挣钱吗？80年代在老山猫耳洞参战官兵就曾回答过这个问题：“为金钱，黄金铺地龟孙才来；为祖国，地雷遍布老子敢上。”首先，这是一份责任和义务；其次，它也是军人个人的荣誉。奖章虽然小，精神价值却大得没有边际。
在我军政治机关，勋章奖章制度分工组织部门进行业务管理，但组织干事只管分名额、填表归档、发奖章。实际上，得到奖章的军人，也很少有人琢磨它的含义了。在一个仿真炮阵地上呆久了，谁会找到炮弹掠过头顶的感觉呢。
我现在出门极少穿军装，我怕那些饶舌的北京的哥追着我问：“你胸前这个花花绿绿的牌子是什么？”如果我解释说一条杠代表一年军龄，我怕人家说我们解放军算术成绩不好。
三张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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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
在战争年代，基于作战需要，一个指挥机关可以精简到的最小模式是什么？在西柏坡军委作战室，我看到的只有三张桌子：作战、情报、通信。就这么简单的一
个机构，就指挥打赢了解放战争。从指挥部推进到战壕，一个士兵最基本的作战携行装备可能也就是三样：步枪、子弹和水壶。比这些更多的东西，都属于“衍生”之物。当然，那些“衍生”之物的滋生总有各种理由，因为一支军队不会总止步于最简约的模式下，在建设和发展的旗号下，机构的增设和装备的繁衍似乎永无止境。
如果在战争背景之下，无论怎样的“衍生”现象都无需过于耽心，因为有个自然筛选机制。比如《亮剑》中李云龙俘虏了敌军的一支军乐队，就送给即将走马上任军政治部主任的老搭档赵刚，因为这仍属对战斗力增长有用之物，也符合赵刚新职务所需要的“仪仗”，还不算太奢侈。但在和平岁月里浸泡久了，这种“衍生”现象就可能出现匪夷所思的结果。
前几年，我曾看过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斯瓦茨科普夫的自传《身先士卒》，这两位都是越南战争时期的校尉级军官，后来又成了海湾战争的参谋长和战地司令官，自传主要围绕着他们的军事生涯来写的，虽说跟他们的前辈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的军事履历相比逊色多了，但大致还能看到将领传记应有的特征。而在我们相应的将领传记里，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从文书到将军的职场生涯，以及十几年如一日操办一场主题文艺晚会的幕后故事。问题是我军的机构中就有担负如此职能的将军编制，而且凭心而论人家干得确有成绩，你除了觉得有点怪诞外，真的不好说些什么。几年前，我曾在北疆的边防线走过一遭，看到有些连队的办公楼比内地一些团机关大楼都气派；在边境会晤互访之后，我们的军官笑话那边实在是穷，连营长的卧榻都是一米来宽的行军床。在“富军强边”这个语境下，这确实有令人自豪的一面，但稍微一琢磨就有点涩涩的滋味：因为这次访问就发生在那个被对方实际控制数十年的我国岛屿，经过双边谈判终于被分割出去一半之际。从边防回来的几天里，我脑海里都浮现着对面那个营长夜里躺在行军床上睡觉的情景，为这个画面做注解的是我们的一则成语：枕戈待旦。
作为一个在军事集团从事“文事”的人，我这些年一直有一种类似“原罪感”的身份焦虑。所以每次下部队看到训练、演习的场景，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兴奋。这个心理逻辑剖析开来就是：我在上面写写画画的，其实本来的着力点应该在这里，但是扪心自问，还真不知道所做的那些事有没有帮上忙。在中国军事新闻史上，曾有萧乾、黄仁宇、穆旦、范长江、潘世征、魏巍这些前辈，他们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军事生涯，多属于“观察员”角色，但他们的笔都发挥了枪的功能。黄仁宇的“少作”《缅北之战》，是他在中国驻印军总部任参谋时写的一系列战地通讯，当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投到《大公报》发表，那些文章真是把军事、战争生活写得太地道、太专业了，难怪后来他在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中，能通过写戚继光的一章把中国古代军事写透。
我在想啊，他们在战场上可能都曾有点身份焦虑，但后来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桌子，这张桌子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