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Part One Translation
第7章
语言与文化
自从文化被简洁地定义为“社会的全部信仰和习俗”，就没有什么比能传达信仰和产生交感作用的语言更重要的了。
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要是没这么多误解的话，那么对于跨文化理解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不会这么复杂了。也许最严重的误解是每种语言多少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有时被称为“我们按我们思考的方式思考因为我们按我们说话的方式说话。” 诚然，语言的特殊结构（语音，词尾，语法和讲话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思考方式，可能会说成是形成了“思考的惯例或方式”，但是它们并没有决定人们应该思考什么以及怎样思考。语言的自由，人类的丰富的想象力被语法的规则死死的束缚着，或者被语言的其他特征死死地束缚着。
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过去常常谈论到直觉，特别是《旧约》里被描绘成“希伯来思想”的精神，他们把它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所揭示的古典时代希腊的合理的、普通的思想对比。但今天，复苏后的希伯来语言的确没有阻碍以色列的科学思想，希腊语也没有影响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归纳推理，也没有阻止后来的新柏拉图派用希腊语去发扬他们具有哲学的“飞跃的幻想”。
正如已经在第一章提到的，有些人认为每种语言都不相同，没有适当的方法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至少有90%是相同的，而且语言共同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语言的分歧。所有语言都使用比喻修辞法，有诗，有歌曲，还有从家谱学到祷告类的数量众多的文学形式或体裁。一种语言文化可以强调发展，运用特殊的风格，例如史诗或动物故事，这对于另一种语言文化来说，也许很少使用，甚至完全不用。但是，在任何语言文化下的人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所以他们懂得其他语言文化下的人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有怎样的不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同一文化下的行为差异通常要比不同文化下的行为差异要大得多。
因为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优越，因此，对应的一些文化也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种观念也对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起重要作用。当人们谈及语言的优
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越性时，通常都要谈论到它的文学作品，或者评论作家创造的词语和语法结构。在不同的语言里，口头上的和书面的文学作品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但这并非是它的语言规范结构的结果，而是这个社会里的人，把语言作为媒介，在里面投入了创造性的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所有语言都有潜在的出色的表达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相信有些语言是丑到骨子里了，有些语言却有先天的优越性。而且，大多数人都坚持他们的语言才是最美的，即使包含了内爆破音，就像双唇颤动，发出的刺耳的鄂音。很明显，语音美通常是通过听者来证实的。例如，阿拉伯语就被称为最难听的语言，因为它包含复杂的喉辅音。但是，有一些阿拉伯诗人却能像其他语言一样，运用他们丰富的语音组合成优美的音节，写出优美的诗歌。
语言的确能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但主要表现在她的可选特征上，也就是说影响词汇的分级和赋予各种形式演说的优先权。可她并不会反映广泛使用而且带有随意性的语音或语法，而且必须这样才多少能发挥作用。说话人通常会意识到选择词汇的过程，他们也常常意识到在组织一场演说时所要注意的言行举止，但他们都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涉及的语音系统或者是语法类型。
词汇的级别，也就是术语表现的本质，行为及特点的方式都建立在分类法上（包括通俗方面和科学方面），也很大程度的反映了人们如何理解和区分这个世界。“20问游戏”的一些玩法有所有的语言版本，因为人们往往要分经验或领域种类，表现为整套的对等名称。
词位的外形特征通常不如它所在的生物分类学系统重要。例如：习语“晨星”或“晚星”并不代表“星星”，而是代表一个星球（通常是金星），虽然大多数人都完全意识到这种习语是不合规则的，但在英语里面我们仍然在使用它。同样，我们说到太阳是“升起”或“落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移动的是地球。但是，仍然有很多区分错误的例子，带着对现象的歪曲理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例如，古希腊认为“火”是实物而非事物，显然这为炼金术提供了错误的思想，认为可以加把火就能把铅变成金子。
事实上，在特殊领域里，一种语言具有相应数量的术语，这对于文化来说是个重要的索引。例如，西欧大多数语言技术术语所占比例异常高，苏丹Anuaks语中关于牛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和写法，秘鲁高原的盖丘亚族语也有许多不同的
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关于马铃薯的表达方式。知道某一个术语往往能带你朝某个特定领域努力，社会里一大片相关词汇的消失预示着我们所关心的文化起了重大变化。例如，在美国，越来越难发现谁会熟悉“double-tree”, “hands high”, “to single-foot”, “jack”, “jenny”, “to gooseneck”, “withers”, “fetlock”, 和“Fresno”. 文化的改变常常产生新的话语，比如技术文章，财政报告和新闻摘要。全文形式的传真为电报形式的文章让路，给海外的代理商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商业代码现已被先进的计算机信息传送。
一定形式的谈话方式带来的欢迎程度也会反映在对文化的关注上。例如，比起在美国，抒情诗在拉丁美洲要受欢迎得多。总体来说，除了在特定孤立的地区外，比如在苏丹尼罗河流域和印度南部的德拉威人，史诗都不受欢迎。
语言和文化之间所有有趣的东西，主要是关于怎么使用语言的，而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开放的系统，有发展的潜力，有改变的潜力，同时还有消逝的潜力。在文学天才的笔里，它们便是精美语言的媒介，而在表达不清或不高雅的人笔里，可能会弄巧成拙。
双语与双文化
双语一直被认为是译者的必备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拥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所需能力。一些超乎寻常的、成功的译者也只有一种关于源语言的被动能力（读者能力）。在翻译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名著时，都是很明显的，只是它要求许多译者懂得技术和文学方面的最新说法。但是，当译者对源语言的能力差的时候，就处于劣势，而且还得经常向懂得源语言但不懂目标语言的人请教。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双语比双文化更重要，因为词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它所处的文化里。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是重要的战略上的文化信息源，但在外国社会，它们永远不能代替人为掺杂的因素。这是为什么大多数训练笔译者和口译者的计划需要学生至少要在每个目标语言国家待六——十二个月。只有待在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里，才有可能获得语感，懂得怎么运用词汇和习惯用语。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方，西班牙语 “huahua”是指“婴儿”，在其他语言里则是“公共汽车”。在古巴语的一个分支里， “papaya”指的是一种热带水果，但在其他语言里则表示女性生殖器官。
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在一篇译文的脚注里。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英语里表示“母亲”最相近的解释表示许多人的术语，实际上，是代表一起步入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所有女性。英语“母亲”的用法是指所有的总是需要做脚注的人。同样，在新约四福音书的泰语版本里，没有介绍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成四个化身的投胎的故事，而不是耶酥一生四个不同的理由。
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做事的方式，因此他们不能接受别人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同样的事情。许多人敲门，让主人知道自己的来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会叫主人的名字、咳嗽或拍手来通知主人。这样的差异很少系统地出现在书里，比如人类学或描述文化的卷册，因为它们要么就是太微不足道，要么就是太显眼，不看也知道。
语言和亚文化
社会正迅速地从同类社会转向异类社会。事实上，即使在非洲的部落里也难找到或多或少同类化的社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活动形式。几乎所有的村庄人们都要去城里或矿场工作，带着与社会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思想回到家。价值观和习惯的异化趋势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里是越来越快，跨越了不同的教育水平、工作和社交形式，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产生了方言。这些纵向方言（和早期横向或地域方言形成对比）对译者带来了真正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一篇文章在源语言里可以是不标准的方言，译者就面临着要在目标语言里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才华的译者是B.B. Rogers，罗布从书的Aristophanes游戏的译员，他把翻译当作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地理和社会地位。在The Acharnians一书里，他对Megarian农夫演讲词的处理方式就是方言对等的典型例子。Rogers用苏格兰的田园方言去写Megara岛的人们的举止，他们说的希腊语与雅典人的差异非常大。但在The Thesmophoriazusae里，塞西亚人说的英语就像刚从西欧移民过来的人一样难听。
社会方言隐藏的信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一个美国青年在英国待了几年，就会说英国英语了，但她会对英国的女性朋友们英国英语，因为这会让她们走得更近。可当她和她的英国男朋友谈话时，她就会说美国英语了，因为可以让她男朋友感觉到，有个美国女友身价会顿时上升几倍。
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在美国，黑人英语的社会地位是个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话题。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黑人都说两种方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两种英语：黑人英语和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有着经济和社会优势，因此他们带着极大的文化压力使用标准英语。尽管如此，对于黑人社会的稳定，黑人英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有些黑人阅读标准英语的文件很吃力，自那以后，一些人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为那些喜欢黑人英语的人印刷黑人英语出版物。但是，这种想法被黑人社会强烈谴责，因为它代表着家长作风， 暗示着黑人是没有资格使用标准英语。
有些源语言文章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方言。例如，斯坦贝克的小说Of Mice and Men的基础是标准英语，但书中的对话却大量的使用不标准的英语，这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才使用的。要反映这种贯穿于整本小说的变化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是没有这种差异，诸多的现实主义和感伤就会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社会方言的问题却不是局限于语言的非标准形式。精巧发展的文学方言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谄上傲下的双重含义，仅仅限制于它们潜在的观众当中。很多语言有时会有这么一种趋势，为了文学准则的正确性而变得越来越精巧，从而与口语相背离，越来越远。最后，文学方言没能有效的达到交流的目的，突然，就在文学标准更接近与口语标准的时候，文学革命兴起了。
一些翻译的难题起源于文化的特殊意义。一篇只反映了一种独立文化里许多观念和文学准则的文章，常常传递了某些信息，非常难于理解，也非常难以翻译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愿意吃毒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很荒谬；当鸡被砍下头时，为什么还会四处拍打，面对这个奇妙的问题而决定是否继续长途旅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许多美国人认为，明明有吃的，人们还要斋戒，这是荒谬的。因为食物是上帝赐予的，拒绝食用就是侮辱上帝。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人被大多数非洲人认为是头脑绝对有问题。
由于社会方言引发的严重问题，很有必要在语言内部的翻译和语际语言学的翻译上，做一个所谓的“空间转换”。即便是在一种单一的语言内部，也可能需要和人们交流信息，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大不相同的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方言。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常常有翻译专家，把文件“翻译”成较简单的语言形式，即使不懂行的人也能懂。反过来说，一些国际中介里，有人从事整理文档，把不标准的语言翻译成标准语言，对于那些由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写的文件，把它们翻译成所
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谓的“国际语言”。
社会方言中适合这些转变的规则也都与语际语言学翻译相关。例如，新约的一些部分是用希腊风格的希腊语，是那时标准修辞希腊语所不能接受的。总的来说，神学家一致改良他们翻译的语言水平，经常运用委婉的说法避开可能不相称的表达，例如内脏,肾形矿脉,性器官。同样，希腊古典译者经常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翻译下流粗鄙的表达，如果文章有过于清楚的性描写，他们还会偶尔地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Sapir甚至照搬这种方法，翻译一些Paiute文章。
第8章
功能对等
传统认为，翻译的准确性是建立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词典和语法相互呼应的基础上。这种相互的呼应称之为“对等”，虽然不大用这个字眼。但根据词汇和语法特征或甚至根据话语结构，在讨论译文准确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翻译意味着交流，这个过程主要取决于人听到了什么或看到了什么。根据翻译的有效性，不能阻止词意、语法和修辞策略的比较。重要的是要为接受者所能正确理解的和鉴赏的文档。因此，功能对等性主要是根据普通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这个文档的方式相对比来看的，也根据译文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译文的方式来看。
在“读者的反应”方面，研究翻译的准确性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第一，要决定原始读者怎么理解文章通常是非常困难的，第二，通常，有效的衡量一个人阅读译文的反应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能解释后者的原因是许多人都能肯定的假设一个译文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不仅是在期待一个字面上别扭的译文，而且常相信如果一篇译文没有特殊的语言学风格，就不是一篇忠实原文的翻译。有些人假设，根据一些特征，例如“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好的风格和差的风格”，“惯用的和单调的”，“容易的和困难的”，让人们在七分数量表上评价翻译能获得有效的判断 。但判断的出发点可能会因人而异，以至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在这样的过程里从头做起。
翻译的准确性建立在很多不同的因素上：原文本身的可信度，谈话方式（从抒情诗到杂货清单），有目的的听众，译文所用的风格（比如在某人学习的时候宁
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静的阅读的或在舞台上演出的），译文的目的，例如通知，改变行为，娱乐，出售产品。不仅译文是这样，原文也这样，使对译文的任何评价复杂化。
总体看来，根据准确性的范围来谈“功能对等”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译文是绝对相对应的。许多不同的译文可体现不同角度的对应性。这意味着“对等”没法从数学论证的角度来理解，只能是约等于，也就是，在功能靠近的角度上理解。
这种功能对等的看法在认知和经验的角度出发，由小到大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准确度。功能对等现实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是“译文的读者应该能扼要的理解这篇译文，能接受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鉴赏它的”。任何低于这种角度的都不能接受。
理想的，最大限度的定义为“译文的读者应该能够和原文读者一样理解和鉴赏它”。这个最大限度的定义意味着源语言、目标语言与很有效的译文之间，语言文化相互呼应的高层次角度，使接受者有能力贴近原文读者的经历。这个大的限度很少成功，除非文章有很少或没有真实性，只有常规信息。
因为2个对话者没有绝对相同的口音、词汇、语法和谈话方式，因此，谈话中总会有损失或者误解。他们理解和评价的格子总有些不同，但使用语言的经验和对外语的感知能力使交流变得更有效。不管是单语还是双语的文章，都没有纯粹的公式衡量功能对等，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因素，也没有给口头交流规定个数学意义上的数量。忽略交流缺乏精确性，仍有一条可行的路去思考、谈论功能对等，也就是同形体。
同形体
同形体，正如Hofstadter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书Goe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1980)所有效的讨论一样，提供了最有帮助的方法去认识和讨论同等的物质。同形体仅仅是形象性记号语言概念的一个延伸，相似物之类的东西。但为了认识同形体的一些重要的特征，首先得谈谈一些非语言学的同形体。
雕塑就是同形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应该是接近于某个实体的三维体。一幅图也是同形体，虽然有些视差，使三维实体被描绘成二维实体。建筑绘画和
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地图也是同形体。一套图解符号也可以看作是同形体，不管它们和实物有多大的差别。在符号系统里也能精确的实现同样的功能，例如1、2、3、I、II、III、α、β、γ、一、二、三，前3个数字代表4个不同的系统：阿拉伯符号，罗马符号，希腊符号和汉语符号。同样的，一个系列像2-4-8和16-32-64可以看成同形体，因为每个连续的数字是它前面数字的2倍。事实上，以数学方式精确表达的都是它们实物的同形体，所有的科学模型照样是同形体，即便它们被简化了。
语言同形的最明显的是拟声词，诸如hiss, squawk, cluck和screech。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用法代表了在交流中三个主要角色，同样也是同形体，还有拉丁文里，甚至文章中代名词的习惯顺序也是，像第一，第二和第三。小说里叙述的顺序也大体上是现实事件的同形体，新旧信息的顺序在大多数句子里代表的是谈话中认知的顺序。词位的分类学涉及到顺序、语系、属、类和种族，就好像在说明生物构成一样。
同形词扮演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是音位变体的外在表现和功能对等功能。例如，已经在第3章提到的till, still, pit和litter一系列的词，包含了音素t的语音上的不同形式，但在英语里面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声音在功能对等上是如此的不同。字母E和G的不同写法也表明功能性的同形。
忽略语言符号的物理外壳大差异，口语交流的过程在保存信息这方面起了非常有效的类似同形体的作用。例如，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声带的振动（机械运动）是发音组织更改的，以空气声波的形式传达到听者的鼓膜。这声波变得机械，通过耳朵的骨头传到内耳的斡旋骨。声波便从不同的地方振动内耳的纤毛，这些振动变成了电子机械推动，通过神经传到大脑。忽略媒介传播的重大差异，这些声波的本质特征——他们的频率、波形和振幅——是保留了的，除了可能导致声音或生理上的不足，这些声波还可以携带信息。但是，一旦他们到达大脑，必须和已知的听觉模板相比较，与听者的语言文化模板相呼应。这时候人不能凭严格的同构声学来判断，只能根据听者的经验，相信最近的功能对等词。
我们可以在意义的基础上定义功能同形是在本质上完成不同系统所出的结果。这个的意思对于英语习语to hit the ceiling在西班牙语里就成了tomar el cielo en las manos，字面意思是‘把天抓在手里。’同样，像to grow like mushrooms的英语表达，在汉语里就是‘长势如竹笋。’
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在这里，也许有从哲学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同的体系，形式上相同的地方可有非常不同的功能。一些近代诗用它暴力的、无意义的、粗俗的主题组成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格调，继承了维多利亚思想“上帝在天堂，施惠于人间。”同样，一些科学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外表相似的地方可以包含差距很大的意义。例如，就像被实际运用一样，社会语言学在语言的经验化迹象的重心，而转换生成理论是以理想的说者－听者，极端的压缩，独立的句法以及把大多复杂难解的问题看成词法的附属分类这样简单的问题，这是转换生成理论解释语言学的最理想化方法。
口译中的工具—同形体
自从任何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取决于它表达的完整性、活跃性、特点和语言外在的联系，表达方式和它的翻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同形词考虑方法的角度。例如，当第一次听说非洲西部的谚语A dry leaf doesn’t laugh when its neighbour falls，一个人几乎不可避免的把一片绿叶的比喻与人相比，找同形体的延伸。在某些情况下，听者可能没有足够的关于这个比喻的理论知识去寻找相似的东西，因此就可能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意思。例如，在中非，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谚语，A man who hunts elephants never sleeps cold。如果不习惯看到大象是怎么弄倒这么多他们养植的树和灌木丛就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谚语实际上是说人只有挑战才能享受。
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The Brothers Karamazov里的“大检察官”这一章，它只能用小说里注释的同形的类比和对比、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用耶酥的一生的圣经说明来理解。Claude Simon的小说Le vent（“风”）的前几页里，似乎看不懂，因为它所用的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是如此的混乱，但这个是故意造成的。介绍的风格也是为形成旋风的形象而设计的。
不同功能的同形体和相同功能的同形体一样重要。例如，在有些语言里，诗歌里完全类似的形式和意义被看作是对听者和读者智慧的侮辱。但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语言里，缺乏语言的类似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想的句子立刻告诉许多人们语言表达方式是重要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内容只包含着简单的幻想和由此产生的虚假性。有些社会，家谱是证明一个人权利和重要性的重要证据，但在另一些社会，却可能把家谱当作是虚假的、自命不凡的体现。甚至数字都和
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它们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出入。例如，圣经里的数字7，12，14和40具有非常高的象征意义，在马雅文化里，重要的数字是4（一个用来指引方向和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5（交易日的顺序），20（指派一个人的日期），13（具有很高的宗教象征意义的数字）和52（新时代开始）。
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
一些书和文章描述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动态对等”。在《关于翻译的科学》（Nida 1964）一书里，动态对等就是“最近意义的自然对等”，但“动态”一词已经被某些人误解为某种有影响的东西。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一篇译文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力，那么它肯定是一篇关于动态对等的模本。因为这种误解，造成了强调功能的概念，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的角度描述，认为用“功能对等”是个很满意的表达。
“功能”和“功能的”，似乎为讨论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基本原理，作为交流的形式，因为焦点在做翻译或翻译的用处。缺乏功能对等可因此被看作为没能提供同形极限。补偿缺乏同形的现象可看作准确表达源文的方法。例如，因为缺乏比喻表达相对应的词，因此在翻译时，要把源语言里的一些比喻表达用目标语言的非比喻用法表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比喻用法翻译成非比喻用法，文章的影响力可能因此消失，要是诗歌的话，就要求得特别严格。为了补偿这种损失，用目标语言的象征手法来翻译一些非比喻的表达。这样才能保留原文的一些地方的平衡。
功能对等的制造原则
为了给源文制造一篇满意的功能对等，许多相关的原则限制着必要的评判的种类和角度。如果一封多少带有文学性质的信, 在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两方面算功能对等的话，那么显然就没有必要作形式上评论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下面的原则可能会对怎样制造最近的自然对等有帮助：
1.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可能造成指示意义的误解，（a）在译文中必须有相应变化的解释，或者（b）字面翻译可以保留，必须加上可能造成误解的脚注。
1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事实上，在所有的情况下，应该遵从本条原则的第一条选项，但有些特殊情况和文件的形式，比如合法婚约，遗嘱，政治申明和有目的的兵役或神秘的宗教文，这些带有说明性注释的字面解释可以忽略。
为了防止指示性意义可能的误解，被修改了的变化的形式主要是词汇变换，但它们也可以涉及到语法。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需要在文章结构上做基本的更改。
2.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没有意义，也就是指示意义完全模糊，文章里可以做一定的改变，除非是故意这样做的，而且模糊性被保留，在脚注里解释为什么保留模糊性是很有用的，而且是被完全改正过来了。
意义的模糊可以有几种原因：源文的目的（经常出现在政治申明和深奥的文件中），古老的拼写（特别是在古文里）和没用的词典或百科全书提供的信息，以至于要带着问题推测文件的内容（也经常出现在古文里，还出现在特别的风俗和事件的处理中）。在试图为译文提供可能的意义时，译者被认为是公正的，但要注明源文中任何基本上模糊和不明确的意义，好让读者认为译文有修改过。重要的是，要区别（a）意义缺乏，源自原文本身，和（b）现在的学者由于他们对源文社会语言学的内容的忽略造成的理解缺乏。
3.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有语义和语法难点，译文的一般读者很可能不会再试图理解它，在介绍或脚注里，指出这种改变的意义，即使有帮助，也可以有一定的改变。
不熟悉内容的人对于技术含量高的文章翻译，比如中学毕业生翻译大学毕业生的文章，可以用简化的词汇或对术语做夹注。长句，也可以分开来，这样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理解有困难的、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是因为话语结构复杂性，或者是原文相当地预示了内容超过了读者对译文的期待。这个可以通过“重写”的形式，以便读者能够接受译文。这种“改进”在翻译时应该比它本身平常得多，特别是对于想要赶上技术信息迅速发展速度的第三世界国家。
4.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可能对原文的联想意义造成严重的误解，或使原文的风格失去正确鉴赏度，那么恢复原文的联想价值变得很重要。
文学文译者一般都意识得到正确表达原文的相关含义的需要，但一些读者需要一篇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的译文，好让他们知道原文的真实特点，这也是事
1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实。其他读者也许坚持字面翻译，因为他们错误的认为，这种翻译是机械性的增加了“忠”，还有译者对文字的不适当的预防。实际上，一些人想象，没有翻译它的意思也能翻译原文。
为了符合原文的题材和修辞色彩，翻译时修改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语言形式。史诗准确的翻译，特别是当源文化和目标文化有区别的时候通常需要一篇同韵“新诗”。事实上，把一首诗翻译成不是诗的文材不是功能对等翻译。甚至是一封伪造了原文的情感意图的信，都不能看成是合理的翻译。
太多的译者认为，指示意义的正确表达，正是翻译所需要的。实际上，一般来说，比起使读者信服内容的中肯来说，联想意义要更重要。
5. 翻译使用的方法对修改的幅度有重要的影响。
在安静的家中读戏剧的译本，通常跟登上舞台的不同。以前的翻译形式，能提供意义相对近的，正式的翻译，因为理解意义的不同或问题可以在脚注解释。但在舞台表演里，没有时间或空间写脚注。同样的，一篇要通过收音机广播的文件的翻译需要小心注意这些区别，书面的和口语的区别。没有什么比听照着演讲稿念的演讲更烦的了。
6. 原文必须按照隐含的信息翻译的时候，通常需要许多的，不同层次的修改：语音体系，词汇体系，语法和说话方式。
歌曲的翻译几乎意味着外表的修改，例如，重读音节必须出现在正确的音符；如果出现在连续的音符或相同音节上一系列的音符，元音的性质必须“被单一化”（没有歌手能用柔和的颤声唱but的元音）；音节的韵律通常需要和音符的韵律一样，译者必须避免重读辅音序列过渡，比如“glimpsed streams”里的序列“mpststr”。
歌剧的翻译涉及到更多的严肃问题，因为词必须在配合音乐的同时还要配合动作。翻译修改最多的（还有配乐成功）出现在准备译文的时候，涉及到在影院和电视表演里嘴唇的一致性。不仅说话的长度必须修改，而且译文的声音必须与图像里面部运动相符合，特别是在嘴唇运动这个范围里。
这些制造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暗示：
1. 源文化与目标文化的差距越大，就越需要修改。
2.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需要修改。一般来说，文化的差
1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异引起了比语言差异更重要的修改。意思是，例如，两种语言分属两种不同语系，但分享着必要的文化（比如德语和匈牙利语），这会需要很少的修改，不像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例如英语和印度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
3. 原文的体裁差距越大（不管是特殊的还是严肃的），修改的幅度就越大。
4. 源听众和目标听众的社会和教育水平差距越大，修改幅度就越大。
5. 译文包含隐含信息越多，修改的地方就越多。
修改原则和他们实际暗示的并非合理的、语义的修改，不是正负范畴的简单归类。在每一种情况里，译者面临的是统一体以及依靠主要因素这种在因素的基础上修改的连续体。一些翻译理论家试图建立规则，指定具体每种情况该怎么做，但有太多的情况，太多的流派，太多的听众类型，还有太多的翻译和交流目的。什么是需要的就不再详细阐述规则或原理了，而需要对译者对于源语言有非凡的敏感度，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的艺术进行详细说明。
第9章
翻译的程序
翻译源文时，翻译的程序涉及了远比逐步翻译程序更多的程序。有许多初步因素必须首先考虑到，例如源文的本质，译者的能力，翻译的方向（比如翻译成母语或从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听众对象的选择好了的，出版类型和编者类型，翻译的买卖以及怎样让读者使用。
实际上的翻译程序涉及了许多不同的因素，比如时间压力，单独完成或团队合作，现实和理想程序的对立，检验结果，同一文本的多重标准，和翻译技巧的学习。
源文
源文的多样性同说话的类型一样多：从史诗到海运通告，从国际协定到广告标语。从浩瀚无边的说话种类来看，被经常翻译的，在一系列简洁的原则里，对于每一次翻译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没有单独的翻译理论，仅仅是总结了不同的类型和规定。如果没有一个语言理论能解释语言的形式及功能，那么就不能期待有单独的翻译理论。不但要从整个事物的角度来翻译，而且要从相应的体裁角度来翻译：简单/复杂，严肃/轻松，新鲜/无趣，多彩/单调，兴奋/无聊。这些不
1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同的体裁基于原文的联想意义，这比指示意义更重要。
谈论译者翻译原文的问题时，常常是根据文学流派的类型。事实上，有更重要的特定基本特点。从一般到特殊的单词的区别提供了所有范畴的问题。许多译者喜欢有一般单词的原文，因为太特殊的单词通常更需要词典或百科全书。但总的说来，特殊单词的指示意义的范围更接近语言，一般单词的语义范围不容易理解。例如，一些圣经译者认为，启示录的翻译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包含有不同角度的特殊单词。反过来说，他们认为约翰福音的翻译就非常容易，因为它包含了普通的单词。事实上，这个恰恰相反。翻译启示录相对要容易些，忽略翻译的版本的难度，约翰福音里用的普通术语学的翻译就是特别困难了，因为词汇的意义在英语和希腊语之间是那么的不同，例如grace, truth, witness, love, light, darkness, fullness, glory, spirit, believe, clean, way, life, peace, sanctify, world.
一个浓缩了语义的原文，例如用名词化动词表达的，没有直接提及施动者，工具和有经验的人，一开始似乎看起来很容易，但开始时就觉得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个正是这种原文类型要求的“拆包”，用直接的表达，原文说出结构上的含蓄。例如，这些表达方式the retreat of cultural relativism from the need for interpretation有一种语言，通常没有把这种无意义的一串前置词放在一起，如果要易于理解，肯定需要大量的“替代”。在有些语言里，最近的自然对等是“相信任何文化的人们所相信的，所做的，同任何其他文化普遍拒绝衡量这些人么所信所为的人一样好。”
原文也根据体裁的优点而不同。一般来说，一篇优秀的文章意味着译者在修改联想意义时要出现大量的问题。另外，一篇平庸、无趣的风格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特别是当出版商想在译文的体裁上有重大的改进的时候。一篇文章在文体上受欢迎，能给译者带来更大的挑战和个人回报，但修改这样的体裁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在直截了当的内容与用了多重变换的意义之间的差别里，存在更严肃的问题。史诗，广告和宗教原文，因它们的多重意义而声名狼藉，这些多重意义能否正确的翻译成另一个语言文化是个问题。原文的基本语义的意义转变也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幽默，反语和讽刺。某种程度上，译者必须在这种地方做个意义标记，加
1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个口头暗示，例如“像他说的俏皮话”“他很讽刺的说”和“讽刺的说道”。但这种表达冲淡了原文的鉴赏力。
原文也许很有文化性，几乎难以翻译。这是民间故事里的所谓“远古社会”很少有人种学者和人类学者欣赏的一个原因。从本地标准的叙述文来看，他们也许是说的或写的最好的，但他们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但翻译起来很困难，而且也难理解。
当原文内容科技含量高时，译者就要面临严肃的问题，要理解翻译成目标语言。如果翻译是为非专业人士准备的，理解这样的原文就常常需要特别的知识，翻译的问题也许会变得更难解决。
译者的能力
经常认为，译者至少会两种语言，这个真的不够。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译者，需要懂两种文化，以便“读出字里行间”。译者必须感觉到原文里还有什么隐藏的暗示，什么能而且应该隐藏在译文里。事实上，太多的翻译都不必要的长，因为译者相信他们必须把暗示的东西逐字逐句的表现在文章里。
第二或第三语言是可以学的，虽然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有时需要糟蹋它。但双文化主义有时候要在生活中所吸收和经历。但，有些有能力的译者从来没有在源语言或目标语言生存的特权，因此，他们必须依靠大量的阅读，但这种人肯定是例外。专门从事把古文翻译成文献的译者，在它们的数量和类型的双重责任是非常受限的，而且也没有机会考虑信息学。
为了成为一个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优秀的译者，通常需要专注于一个或两个知识领域，这是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报酬可观，例如航空学，化学，人工智能，机械，会计学，国家法，医学或农学。但一些普通的领域也许会需要特殊的知识，例如电视维修手册，异国烹饪谱和建筑代码。
一般来说，根据假设的教育水平，可以把特殊知识归类以不同的级别：（1）能假设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例如商业信函和船货支票，（2）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和（3）特定领域的专家所学的。但正规教育并非总按照知识的尺度来教学，特别是在一个时期，世界性的教育标准下猾。
即使双语主义，双文化主义和对原文有足够的知识，没有能力有效地写出来
1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也不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教授写作技巧，但要特别注意清楚合意的口头表达。如果译者试图把史诗、小说、戏剧和著名散文这样的文学体裁特殊化，他们必须要对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人能力。
写作能力有3个层次：（1）写信的能力，有影响力的新闻的能力和写个人帐户的能力，（2）在特定领域里写技术散文或文章的能力，和（3）能写出吸引人的散文和诗歌。但是，一些创造力强的人不满足其他作者的想法，坚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原文之上，这是很危险的事。
可能译者最大的责任在于，他们很早以前从事翻译时，拥有语言的必要能力，对内容的知识的掌握和写作能力。结果常常样成了不易改正的习惯，因为由于长期实践导致这个“自然”的产生。
在细致的、广泛地审阅世界各地各种类型的译文时提出，差不多一半的译文的水平可以考虑降低到它们本应该有的层次以下。即使在文学名著的领域，也有很多的出版商都希望出版不太好的译文，要么因为他们不懂应该怎么选择一篇好的翻译，要么就因为他们觉得好的译者费用太高，也太费时。
翻译过程的方向
译文的准确性评价，在翻译程序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母语翻译总是另人高兴的，因为译者对母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特征都比外语熟悉得多。一个人在两种语言里获得的能力几乎是相等的，但这也是责任所在，因为他也许熟悉两种语言，以至于不知道在一种语言很自然的表达，在另一种语言里就不一定自然。如果两种语言非常相似，那么困难就增加了，例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事实上，一些人争论，没有人能同时说好两种语言，因为大量的“错误的朋友”单词涉及到形式和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又有微妙的变化的单词，特别是联想意义。
译文是译自母语还是译向母语，首先考虑的是原语言文意义和作用的整体理解。事实上，翻译中有很多错误出现，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原文。因此，一些译者在原文上花的工夫少得可怜。即使一般的原文也需要在进行翻译之前看一下。 随着原文内在困难的增加，能翻译成母语的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翻译诗歌和歌曲。一所声望很高的东方大学里的一个翻译老师，写了一篇关于可能性和准确性相分离的文章，用英语写汉语古文的文学翻译，提出的翻译程
1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序提供了汉诗50多种不同的译文。但只有一种作为英语诗歌能够接受。
汉语歌曲翻译成英语带来了更难的挑战，汉语使用者里，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成功地找出适合的对应词。其中一个汉语兼英语教师，曾多次试图能用英文唱译文，但他永远无法理解和欣赏音符和不同速度上重要的音节相呼应的需要，即使是在4/4和3/4拍。因为汉语有着非常不同的节奏系统，译者不能掌握在译文里必须改变的地方。
目标听众
译文的目标听众，几乎由多重因素决定了翻译程序和使用的语言层次。译文的目的听众是可被迷惑的，也就是要求学生买、读和理解原文，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教科书里的例文都这么差。政府教育部门的政治性多于学术性，当要选择翻译和出版特别的文章时，最终的决定却是文章过时了—特别是发展很迅速的科技领域。
科教本翻译得很差，是因为出版商认为只有专家才看那种玩意，还有就是想要去理解它，忽略大量不自然的表达的人。事实上，译文的读者习惯了差的翻译，他们认为这个多少都有点笨拙。通过决定译文的体裁的活跃性，译者能得到什么。 那些情况是在目标听众没有被迷惑的情况下才有的，但自由选择和买，不仅是智慧的而且是受称赞的，因为它的文学体裁，明显需要更准确的翻译。当听众普遍处于低教育水平，而译文又高于这种水平时，这种情况就很严肃了。读者不能只是很好的反映目标语言潜在的文体，而且必须在不同教育水平上进行修改。这通常意味着词汇和语法的简化，还有修辞手法的修改。这样的译文不能受任何限制，因为这种错误是很难理解的，也容易误导。
一些好的译者，能想象坐在桌旁的听众或在电脑屏幕前的观众的典型的类型。以这种方式写出的译文，是为读者准备好了的，不仅仅是试图搭配单词和语法。以这种方式就可以使译者更清楚，翻译就是“翻译意义”。
出版商和编辑
许多译者都没有意识到出版商和编辑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他们有时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在翻译一本书上，而没有检查书的版权或同一本书是否被另
1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一个人翻译了。如果一个自由译者对翻译特殊的书感兴趣，他或她应该联系出版商，让他知道他对这种出版物感兴趣。可以向出版商或编辑提供一个翻译样本，让他知道译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由于出版商接触了大量的译者，他们对处于这种水平经验的译者有充分的了解，认为这个译者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因此，他们会让译者做一个特殊的翻译工作。
为了给特殊原文的翻译制定初步的安排，知道出版商喜欢哪种类型的读者，编辑原则和出版社的开业情况，还有最终版本，这些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影响译者，关于怎样对待主要内容的部分和引用，脚注，索引和介绍。
通过出版商可以联系作者，这样就可以了解书中一些模糊或不确定的表达的翻译。一些译者担心把译文交给作者，但仅仅是在作者很了解目标语言的情况，赞成功能对等翻译的原则。有些作者被他们自己的选词和体裁迷住了，错误的认为他们表达的特殊方式必须照搬进另一种语言。事实上，一些有创意的作者就是不能相信的不称职的译者。
原文的作用
原文使用的特殊方法，也会影响到译文。供人阅读的原文会常常因为脚注的作用而增色不少，这些脚注是没法翻译的。但这些注释对于登台演出的戏剧是没有用的。宗教文需要向听众大声朗读、一起朗读、交互朗读或必须反映目标语言的节奏单位，能被理解的诗篇。这意味着标点必须明确，因为许多口语读者没有注意到这种符号。
奖励性的文章被设计成向人们出售东西或思想——广告的本质——用最近的方法针对相关的指示和联想意义，因为“卖”更多取决于联想意义而不是指示意义。大多数人买东西是靠他们的情感，不是他们的思想。联想意义与文化价值和信仰相关，结果，创造一个正式的，最近的，有影响的翻译也是特别困难的。因此，大多数有奖文章需要大量改进。这可以在国际航空出版的旅游杂志看到。比德文翻译成英语更为简单的是德文的基本内容都比英美国家的人更有趣。事实上，在很多场合里，出版商会要求根本上的翻新，而不是翻译，如果他们真的对提高原文的思想感兴趣。这样，翻新的文章里，相关的文学特点被更有效的突出了，大量的不相关的东西则被抛弃或简单的说明一下。多语交流是适应“重写”和“翻
1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译”的，但重写要求更高的技巧和创造力。
翻译的程序
在一个理想的，很少出现的情况下，翻译的程序如下（1）背景准备和（2）实际的进度，翻译是否要一个人做还是团队合作，这是个实际问题。
理想的环境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书和咨询）来学习、整篇原文，做上记号。在接下实际的翻译任务之前，可以解决解释或翻译的困难。如果同样的原文的其他译文版本已经存在，这些可以用来做参考，究竟有多少问题已经解决了。某些情况下，原文的初步学习和潜在的问题也许需要比翻译进度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当译者有责任广泛阅读同一作者写的出版的杂志或另一个人用同一标题在同一时间写的书和文章。
实际的翻译程序简要如下：
1. 一个强调体裁的相对快的译文。一些译者发现口述可产生更新鲜通顺的翻译。但一个人是否口述，打字或手写，重要的是要根据译文的节奏。
2. 初稿应该放在一边一周左右，以便可以把它当作新的原文来翻译，可以摆脱真实原文对译者的束缚，翻译出新的译文来。
3. 仔细查看译文的内容，着重查看翻译的正确性和流畅性。可以删除不必要的增补词，小心失误。特别要注意关键概念翻译的流畅性，可以修改表达欠佳的地方。
4. 修改后的译文应该再放置几天。
5. 这个时候，应该重新审查译文的体裁；事实上，需要做很多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是大声朗读译文，因为比起眼睛，耳朵对连贯和节奏要敏感得多。
6. 现在的译文必须再次重审，拼写，标点和格式。一些译者错误的认为，他们能把内容，体裁和拼写一起看，但这个是严重的错误。译文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分别对待。
7. 向编辑或出版商投稿，有些情况下，仅仅是在翻译好后，由一个能推测可能会有哪些听众的人来检查翻译。
8. 结合编辑或出版商的建议，虽然有些建议是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和讨论。译者不该把他或她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别人身上，特别是出版物涉及到译者的名字。
1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大多数情况下，出版社的编辑都会有很有用的建议，而且这些建议应该仔细考虑。 这八个翻译程序的步骤提供了理想的情况，在多数时候，要尽快完成翻译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一个有很高素质的译者经常把某些步骤糅合起来，首先注意可接受的文章的原则，从正确绿，连贯性和拼写错误方面看，都是翻译的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不好的文字翻译只可能修改成能够接受的文体，但一个体裁令人满意的文章通过修改拼写就能容易地“闪亮起来”。
团队翻译通常有很不同的进度，而且有非常不同的程序，取决于团队是在翻译局里协作翻译，还是分开翻译，然后经常见面，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草稿。 在翻译局里，通常有很多出版物（字典和百科全书）可以帮忙，一个准确的词汇数据库，几个拥有同样目标语言的和特殊的内容人。而且，大多数翻译局的组织都为每个翻译组配有领导，任何特殊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这位有经验的人请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通常要负责最初的草稿，然后交给另一个或其他译者查看。
很多自由专业译者都有和翻译局相当的场所，使他们能够用特殊的字典和百科全书，用由出版商或翻译中心提供的词汇数据库，还有由出版商或翻译局提供的委托翻译顾问。
然而，当一个主要的翻译工作下达到团队时，通常（1）分工（2）阅读、表演原文（3）常常与顾问见面，讨论不同的意见，这些程序通常是很不相同而复杂。第一，许多情况下是试图主导讨论的团队里较弱的成员。第二，团队必须多少达到翻译的标准，才能根据原则讨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队员的自我批评。第三，团队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有人当“裁判员”很重要。否则，个人冲突可以严重影响工作的进展。第四，雇一个有能力的检查人，从内容的准确性和文体的可性行仔细的阅读译文，这很有用。
翻译的基本步骤
翻译有四个基本步骤组成（1）分析原文，（2）从源语言转换到目标语言，（3）调整目标语言，和（3）请有意的读者检查译文。
原文的分析是仔细分析词位、语法和说话结构的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就像在这本书里已经提到的不同点一样，理解和鉴赏原文是做翻译的任何尝试的基础。
2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事实上，翻译不准确就是这个做得不好。如果一个译者真的懂得原文的意思，而且在目标语言里有足够的能力，翻译便顺理成章了，几乎是自动的。为什么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语言的本质和词汇，语法和谈话特点，是因为有很多译者都不知道该在原文里注意什么。
转移的步骤包括在思想上，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这里正是翻译的必经之路——内容被“转移”了。转移的地方，直率的水平是越大越好，也被Nida和Taber（1969）细致地称为“精髓”结构。
重构的步骤涉及到转移文件词汇，语法和谈话特征的组合，以便为听众提供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鉴赏力。对于一个很有能力的译者来说，就像说自己的语言一样自如。
虽然这三个基本步骤可以抽象化，但要认为译者用这三步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三步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大多数在潜意识下进行的。好的译者不需思考怎样把主动语态转为被动语态，怎样把名词化动词转换为独立从句，及在询问了别人后，要不要把名词转换换为代名词。译者必须不断的考虑怎样用目标语言重构原文，这样才能进行翻译，而不需要进行目标语言的学习。 虽然检查翻译与分析，转移和重构多少有不同，但它却可以快速的发表不至于出现任何问题。过去，大多数翻译的检查都是指派的有双语能力的人干的，在源文和目标文之间进行对比，决定做出什么回答。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那个双语检查者可能已经很熟悉这篇文章和内容的形式，他可以不费力的理解文章。一篇译文的准确的评价只能从仅懂得一种语言的人来检查，他必须是翻译的赞助者。 最有用的诊断测试是：（1）让不同的人朗读，（2）近距离观察读者的面部表情，（3）听人朗读，然后告诉没有听的人内容，和（4）填充测验法。
其中一个最有用的测验是让不同层次的人朗读，在朗读的同时，译者顺着手写本，记下读者所有的踌躇地方，错误发音，错误的代替，重复和不确定的语调。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力相当的读者都在文中出现同样的错误，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有明显的问题。阅读的困难可能归因于大量的问题，例如高级别的词汇，费解的语法，过渡句的缺乏，大量的并列词成串重复和标点符号的缺乏，疑问句，祈使句，讽刺，反语和延伸的椭圆。这个测验不会告诉译者该怎么修改，而是告诉译者需要修改的地方。
2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由不同的读者大声朗读译文，仔细观察面部表情，特别是他们的眼睛，因为它们告诉了译者，读者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鉴赏。并不需要一个细心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员长期观察读者是否理解了译文的意思，是否对内容感兴趣，觉得很好看，或读者似乎没有理解到文章写的是什么，变得厌烦，发现其实这篇文章很难理解。
对内容的测验，可以让一个人大声朗读或静静地读译文，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关于什么的，这很有用。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能够在不理解内容的基础上阅读文章，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者都在理解中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很显然，译文应该修改，当然，除非源文是故意这样模糊的。
填充测验法也是一个测定可读性的角度。这个方法是每隔5个单词就省略一个词，然后叫人用正确的词去填空。能正确的做好这样的填空练习，就表明译文有过渡句，因此也是一个测验译文的可读性和易理解性的尺度。大声朗读译文，每隔10个词就省略一个，然后在给出合适的表达之前，算出一个人或一个组出错的次数，这也适用于填空测验法。
所有翻译都涉及到听众的出席，甚至还有比这更好的，那就是一个有技巧的译者或编者的见多识广的判断，他们懂得语际交流的基本原则，是词的艺术家，例如像A. Leslie Willson，一个编写Dimension多年的人，为那些对近代德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很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大量的关于Dimension的仔细的研究能为在目标语言捕获源文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介绍。
源文和目标文的相对长度
同一原文用不同语言表现出来的信息流动的频率多少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占大约50%的冗余，做为克服生理和心理的“噪音”。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听到发出口头文章的声音的一半，要填补剩下没听到的部分是可能的。交流的一个重要上限是，一个人跟他或她所需要交流的人通常都不会说很多，只说需要的信息，因为同一个语言社会的成员，都享有大量的背景信息，用非常简洁的方法交流大量的信息是可能的。
语际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许多例子里，在分享信息的数量和种类间，存在一个鸿沟和大的差异。源语言里没提到的必须在目标语言里提到，结果，译
2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文的长度也因此比原文显著的要长得多。但测验方法的意义不同，与单词数量或每行的长度无关。长度的不同可根据单词的形成或拼写来决定。例如，德文或西班牙文的英语翻译总长度有点短，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主要是因为德语和西班牙语里有大量的必须的词尾，而英语却没有。反过来，一篇汉翻英的文章总是要长点，不是文化差异，而是因为汉字的拼写符号占了很少的空间。不同总长度的任何完全满意的测验必须依靠语义要素的数量，在指示性和联想性两方面都要满足。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差别的类型，可以提供唯一的现实主义的定义，定义两种语言会因信息简洁的方式而不同的程度。换句话说，“长点”或“短点”必须根据总共传达的信息计算，而不是根据正确的拼写，音韵学，构词学或语法表达词位和它们的关系。
翻译技巧的教学
有人曾问到，翻译是否能教，因为一些好的译者从来没有介绍过翻译。事实上，许多优秀的译者认为，翻译课是浪费时间，因为对于有能力的双语者来说，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翻译是种技巧，做要比学理论或原则要现实得多，而理论或原则可能与实际操作不符。还有，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新技术，因为他们哟不同的态度和动机，因此，开设翻译课似乎是个笨拙的策略，要教人们应该是怎样自然地学习走路或说话。
忽略掉这样的翻译教学目的，曾有一种明显的要介绍和引导有效学习笔译和口译的需要。在欧洲，有很多大学和学院提供了有用的，为想成为专业译者而开的课程，在中国，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翻译课程，因为翻译是语言的5大基本技巧：听，说，读，写和译，国际译者联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出版了Babel，一种杂志，为了帮助译者变得更精通，提供了世界其他地区译者的联系方式。 翻译过程有一年的，也有3年的，通常包含社会语言学的背景知识的学习，交流原理，文学评论，资源（数据库，字典，百科全书），和编辑。但主要注意翻译分级的原文，先从外语译向母语，再从母语译向外语。大多数情况下都鼓励学生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对于国际关注的重要的地方要有相应程度的翻译能力，例如生态学，商业，地理，公共卫生，航空学和气象学，或是在国际上特别重要的科学领域，例如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医学。
2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为了给原文评分，大多数计划都用了种类非常多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强调要非正式的评价学生的努力，跟着专业的译者，在同样的原文里学习不同的翻译，分析翻译得特别好的质量的特征。但通常，比起在理论背景或原则的基础上实践，学生可以从对自己的译文里建设性的批评里要学到得更多。
许多程序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则几乎全部集中在实践上，期待学生在与原则有关的实际练习中获得东西。两种程序都能产生有能力的译者，彻底地增加一个人获得的知识，渡过全世界的语言鸿沟，对达到此目的显得至关重要。不过，许多专业译者从来没有过这种课程，一些最有才能的译者坚持认为，突出的能力需要依靠有组织的体系，大量培养译者，而不是不同寻常的态度。 不幸地是，许多翻译课程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学生对外语的掌握能力。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尤为突出，他们的大学外语课程如此注重语法，以至于学生没有获得足够的能力去正确的翻译。
太多的教授翻译技巧的课程，仍然遭受拘泥于字句的沉重的传统，作为标准的“正确”和“错误”。被教授有创造性的对等的要求的学生太少了，知道改写本和摘要的重要性的编辑和出版商也太少了。时间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文件可为更广泛的听众服务，而且，如果译者们能更有效的总结而不是翻译的话，大多数文件可能会更有意义。在处理与特定的文化不一致的资料的时候，也需要更强的社会语言学的敏感度。例如，在他们的关于语言结构的文章里，有些语言学家用说明性的句子，淫秽术语和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诽谤，还有实际上与相关的例子相转移的词。
第10章
翻译理论
在技术意义上，还没有翻译理论是“一整套的命题，当作原则去解释现象之类”。但在广义上，有少数“理论”是“一套原则帮助理解译文的本质，或建立评断译文的标准”。然而总的说来，要用这些原则来写可接受的翻译。
不该惊讶缺乏完全合意的翻译理论，因为翻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还有关于语际语言的活动起源于许多不同的学科，例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交际理论，文学评论，美学和符号学。对于这些任何一个行为学科，都没有通常公认的理论，这个事实，应该对意识到没有基本上不适合翻译的人们
2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来说，是个充足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译者不能由一个全面的理论来准确的解释他为什么做，以及做什么。
在历史的发展中讨论关于翻译的一系列不同的原则或规则，在这方面，Snell-Hornby(1988)做的很好，或这规则在提供了基本洞察力，可以讨论以解释笔译和口译的不同方面的规则。然而，翻译理论的构想基本上包括西方世界，尽管中国人已经在广义上讨论他们传统中一个理想翻译的三大原则，即信、达、雅，但却一直没有总结出这些原则的相对重要性。大量的翻译发生的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从巴格达到多伦多，但这些被借用的原则对今天译者的实践来说没有意义。
然而，在严格的历史基础上试着讨论翻译理论存在一些困难。在很多例子中，翻译规则的不同仅仅反映了文学时髦的变化，并且在许多事件中，关于怎样翻译的激烈争论好象比起个人偏见和文学竞争反映的很少。这些不同指出太依赖偏激的立场，例如，Ortegay Gasset(1937)和Croce(1955)的关于翻译是真正不可能的争论。Mounin(1963)指出这个讨论是多么的无关紧要，Guttinger(1963)也指出作者同意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多么的矛盾。
自从《圣经》被翻译后的一段长时期内，翻译成的语言比其他的书都多，不足为奇的是翻译原则中，一些冲突集中在人们怎样合理的翻译一本书才是神的旨意。在阿拉伯世界里，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朝鲜语是否不能被翻译，结果大多数朝鲜语是有非穆斯林教徒翻译的。然而，在基督世界里，翻译繁荣在头几个世纪，在改革时期再度兴起，但关于逐字逐句的或自由翻译的争论比起语言假设更反映了假想的理论。
Jerome曾坚持将《圣经》译成普通语言（The Biblia Vulgata）有很大的麻烦，Luther也在一个文章中捍卫他的翻译观点，对从基督教会的拉丁语中解放土语有很的影响。Campbell(1789)在他自己翻译的《四福音》的简介中定义，并例证了翻译的许多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很明显的被Tytler(1790)认为对翻译理论最初主要贡献的册子里引用。除了那些注重《圣经》翻译的人做出的几项重要的新贡献，《圣经》翻译的实际操作比其他有更少的创新和创造性，例如，在Loeb系列中的许多希腊和拉丁类的翻译。
研究翻译理论多样性的一个更有用的方法是根据服务于一些基本观点的原则
2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分组，并集中不同的相关理论（尽管在目前使用的说法是“文学批评主义”或“文学分析”），语言学和符号学。这个顺序反映出一种历史的发展，但对于翻译其中一种方法都为目前许多学者赞同和喜欢。同时，对认识到某种其他相关原则对翻译原则作出重要贡献也很重要。
然而，在所有这些翻译方法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1）某种理论的倡导者基于单一原则和种类的谈话类型建立他们的理论和运用能力的趋势。（2）对于命名然而不足联想意义的基本或额外考虑。这对依赖某种猜想逻辑形式以为建立“对等”的那些翻译理论格外正确。
基于文献学理论的理论
研究写作的语言学包括他们的原则，形式，意义和影响，已经能够成为讨论翻译理论的基础，并运用了2000多年了。总体上，文章是文学产品，因为它们是唯一值得仔细翻译的文章。对于为什么翻译和怎样翻译，在对转换希腊语到拉丁语感兴趣的罗马人就有了。但被这些人如Cicero, Horace, Quintilian, Catullus和年轻人Pliny讨论的热点问题基本集中在逐字逐句的翻译还是自由翻译沙锅内，例如，在转换意思上，译者是忠于词句还是语法，或是为转换原文的形式而牺牲短语的意思呢？大部分时候罗马作家和学者在翻译中选择自由翻译，但实际翻译和有效交流的原则基本上在中世纪消失。
随着文艺复兴的学术上的爆发，Les Belles Infideles“美丽而不忠实”在古典翻译成为欧洲土语中的领导之首的新趋势。尽管Cowley的Pindar’s Odes(1956)的翻译,像早期在翻译中热情追求自由主义如“farout”的一个极端，不管怎样，他遭到Dryden(1680)的强烈批判，Dryden创作了一套翻译理论，基于三种类型，意译和模仿。对于直译，Dryden指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对模仿，他指完全背离，包括增加和删减。通常，意译是描述两个极端之间的逻辑折中。
用这种方法解决翻译中的字面翻译，Dryden得到Pope(1715)的支持，但是Matthew Arnold(1862)反对这种自由主义，而支持保存原始的形式，尽管文章的意思和精神可能不能表达出来。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观点，他把Iliad和Odyssey翻译成了英语的六音步。因为这种尝试在文学翻译中证明是很不可接受的，所以一些语言学家坚持不可能简单的翻译。
2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二十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新生活的灌输，通过洞察力的再现而在语言学上获得新发展，特别是从俄国的结构学家，普拉格六盘，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人类语言学。语言学的中心从正式的特殊文学文章特点转变到语言作为叫的一个规范系统和文化的整体部分。这个翻译的新的目标在Brower(1959), Steiner(1975)和Fowler(1977)翻译的书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也许文献学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章语言学领域，对文章怎样正式和切题地组织到许多截然不同种类的研究，通常称为“类型”如叙述，对话，谈话，争论，笑话，谜语，家谱，布道和抒情诗。文章语言学的一些主要贡献是由这些学者做的，如Jakobson(1960), Halliday(1970), van Dijk(1966), Barthes(1966)和Derrida(1981)。对语言学贡献的结果已被许多与文章相分离的人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即每个文学文章都有自己的生命（一种自然的存在主义），它的翻译不需要涉及到其背景来源。这种方法指翻译完全依赖读者对文章的透彻理解。这个目标导致了翻译的一些极端的观点。然而，关于文章翻译的全部观点没有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他们坚持文章是交流的行为，绝不能同其发生的背景分离开来翻译。
基于语言学理论的理论
一些学者开始考虑翻译的热点问题来自资料与目标文章中对语言不同点的看法。一些更重要的贡献包括Vinary和Darbelnet的法语与英语的对比分析，作为翻译方法的一个基础（1958），Catford的书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Toury 的书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 Larson的教科书Meaning-based Translation(1984), Maloned转换生成的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in the Art of Translation: Some Tools from Linguistics for the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88)。
因为翻译中语言学目标，语言理论被许多发展所影响和丰富，包括文化人类学，语义的心理学方法，信息和交流理论（伴随特别的输入从计算机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对翻译的一系列主要的理解起源于语言学家对词汇语义的研究，包括在文化人类学中，如Goodenough的书 Trukese semantic categories(1951), Lounsbury的 analysis of the Pawnee kinship system(1956), C.F. Voegelin和F.M.
2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Voegelin(1957)关键语义的影印本Hopi, 和Conklin的植物分类学著作（1962）。Weinreich(1966)和Lehrer(1974)总结和折中了许多这些见解。翻译中文化的部分在Nida(1964), Nida和Tabler(1969), 和Snell-Hornby(1988)的作品中形成一个主要的部分，他们命名了一章“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事件”。
心理学家对他们有特色的“语言分析”感兴趣，使用多种形式的陈述逻辑，在某种有区别的特征去定义。Katz和Fodor(1963)试着建立一套基于由两部分组成的有区别的特征的语义理论，为了把词汇语义学看成一项相同模式的基础工程对待句法结构的转换生成语法。然而，Bolinger(1965)指出在模糊领域和重叠范围的观点中这是不可能的。
Snell-Hornby(1988)有效的描绘出许多翻译理论家用德语怎样将关联理论推向这观点，即坚持语义的不同之处，能够而且应该被严密的区分。事实上，他们一致坚持真实的翻译仅仅能运用到非文学中，像非比喻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在严格上说是语言的无关紧要的使用——一个地位与Chomsky的理论没多大区别的。幸运的是，Newmark(1981)没有忧郁而直接地说出其他人在想些什么，也就是说，当一个制度变得如此自由或受限制也至于排除一些最有创意的语言方面，它基本上是无用的。
主要由Wiener(1948,1954)和Shannon和Weaver(1949)简洁的提出的信息理论, 帮助译者发现冗余功能非常有帮助。交流原理作为信息理论的一个扩展，对译者看清语内信息起了很大的帮助：来源，目的，传达，噪音（物理和心理方面），背景和反馈（立即的和预想的）。据报道，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反映对它进行的研究得到额外的收益，因为它变得更加明显，词汇更系统化。
交流原理对Kada(1968)和Neubert(1968)的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研究方法独特的Reiss(1977和1976)对他的有见识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机械翻译的研究也有对译者有帮助，对常规翻译和机械翻译的一致性更充分的理解，帮助他们对不同语言间施加创新翻译技能后与源语种的一致性理解。在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1982)中就关于交流理论机械翻译方面都很大程度上提到了所谓的最先进的翻译理论。
社会语言学强调的不是语言本身结构，而是在说话者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它对在语言翻译方面趋向性的研究特别有帮助。社会语言学比较注重功能水平和语
2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言中的记号，社会语言学方言，力量的作用和语言用法的坚固性，还有以往被认为是语言学中偶然变化的系统特征。对于译者，对Labov(1966), Hymes(1974)以及Lakoff和Johnson致力于调查，尤其有意义。
社会记号语言学的理论
也许对译文理解最普遍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社会症候学，人类社会使用的所有符号系统的规律。记号语言学的优于其他研究方法之处在于在处理语内交流时，它会涉及所有各种的记号和符号，特别是在对最具有理解性和复杂性的人类所用的记号方面。在译码时，没有一个整体方法不会把记号语言学的作为基本学科。 记号语言学是研究人类怎样用和理解符号的，它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写法上就用到了，但它现在的理论大量取决于Peirce(1934)非同一般的洞察力, Eco(1979)的这些分类, Sebeok(1976和1986)的这些实际应用。
那些大自然的符号必须放在整个交流的上下文和所涉及到的具体符号包括语言象征理解，符号对理解意思一个独特的优点是对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都要充分注意。这点在Beaugrande对诗歌翻译以及它对文学交流文章翻译中显得特别重要。在一篇Paul Friedrich的The Language Parallax: Linguistic Relativism and Poetic Indeterminacy (1986)的文章中具有重要的深度，它有效的阐述了“个人演讲和单个说话者的不明确性，特别是诗人，作为一座语言可发现的顺序和语言之外暗示混乱的桥梁。”作为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Friedrish针对处理语言相对主义和诗歌的不明确性，具有战略的策略，而普通的专业译者却要每太内与之斗争。这个属于“有序到混沌的连续体”是对交流当中最大的挑战。 随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增多，例如Geertz, Sperber和Mary Douglas之类，人们认为知识的本身就是符号文化，人生就是简单的符号经历，无论是在DNA和RNA的生物领域，还是在庄严的北极之光。但对于译者存在的问题是，尽一切力量通过具有干扰性的符号来和知识、经验交流。译者的任务又已被认同而努力寻求功能上同形的方案。以上已提到，针对这种任务Hofstadter(1980)已经做了很多来帮助译者，处理信息储存和信息删改。即便不可能达到任何两种语言里，互相呼应的词汇的数值，不管是在指定意义和/或联想意义。
正如在第二章已经提到的，Wittgenstein(1958)指出对语言的使用与在游戏
2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当中对方之间为个人或集体的评判有关。这个语言的理念与译者有关，因为译者是在与源语言的基础上评断，从而判定它的最终意义。大多数意义都能够体现出来，虽然有很少部分不能。译者也必须考虑到目标读者，从而让读者能够完全理解其含义。这样的协商不应该看作是寻求一些无趣的共同点。具有创新的谈判协商是说已达到交流愉悦的新颖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实用游戏理论里其中一个主要例子，这样的话，在语际交流里，轮流组成最具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模式。
游戏理论为译文建立了良好的底子，因为它也是语言、交流和文学的卓越理论。这些语言显露又隐藏着的总是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视差（记号与参考不相互呼应的失真效果），说话人和作家都必须不时的同希望的精确度和语言的不确定性作协商。在重要的角度上，语言是被束缚着的，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拥有很多的空间，供有创造力的策略交叉获取信息。
游戏理论能解释一大堆关于交流中语言的用途，特别是当它与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功能相结合时。建立人际功能和保留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作用，需要不断的协商，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人，说正确的话，以便扩大势力和基础。在试图改变其他人的认知和感情状态中，熟练的协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行为（祈使句功能）的确需要对花言巧语极端的敏感性。口头协商是一个持续的事倍功半的过程。
游戏理论显著地适用于文学，特别是适用于侦探小说，作者和读者都在玩一个持续的游戏，试图去揭示，同时去隐藏罪犯的身份。在小说里，保持读者的兴趣，直到达到高潮，作者揭示得恰到好处，作者总是试着从读者那预料到异议，用协商的方法，达到一个重要的提高。活生生的对话，是有效的陈述和接受特别观点的协商的优秀例子。
对于译者，游戏理论特别有用，因为它能把马虎的工作转化为为解决老问题而寻找新方法的有创造力的挑战。查字典，语法和百科全书来寻找答案，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翻译，能检查原文，以便决定作者是怎么跟语言、文化和交流的方式协商的。一旦理解了这个程序，译者就能用互相呼应的技术去达到在目标语言的同样的结果。
那些感到大多数关于翻译理论的谈话中都离题了的人，这仍然有很多关于有
3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效的语际交流的原则可学，学习专家译者所做的。对以下的翻译的细致调查的时间和打了下化线的文章能打开对自然新的展望和翻译联系：阿里斯托芬的戏剧，
B.B. Rogers翻译的，在Loeb传统图书馆；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Gregory Rabassa(Avon Books)翻译;The Name of the Rose, Umberto Eco著, William Weaver(Warner Books) 翻译; 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Night Flight, Stuart Gilbert翻译, 还有A. Leslie Willson从德语翻译的一系列文章，在Dimension(一种德国当代艺术和文学杂志，Willson编辑)出版。译者也会发现，杂志Translation Review里关于翻译的亮点，由在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每一个话题都点亮了出色的译者的经验，通常是以采访形式，他或她的语言哲学，翻译的重要原则。这种达到翻译的成功和失败的方式是特别有用的，因为理论总是追赶实践，以便能解释什么是已经发现了的。
31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Part One Translation
第7章
语言与文化
自从文化被简洁地定义为“社会的全部信仰和习俗”，就没有什么比能传达信仰和产生交感作用的语言更重要的了。
对语言及其社会功能要是没这么多误解的话，那么对于跨文化理解来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就不会这么复杂了。也许最严重的误解是每种语言多少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有时被称为“我们按我们思考的方式思考因为我们按我们说话的方式说话。” 诚然，语言的特殊结构（语音，词尾，语法和讲话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思考方式，可能会说成是形成了“思考的惯例或方式”，但是它们并没有决定人们应该思考什么以及怎样思考。语言的自由，人类的丰富的想象力被语法的规则死死的束缚着，或者被语言的其他特征死死地束缚着。
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过去常常谈论到直觉，特别是《旧约》里被描绘成“希伯来思想”的精神，他们把它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所揭示的古典时代希腊的合理的、普通的思想对比。但今天，复苏后的希伯来语言的确没有阻碍以色列的科学思想，希腊语也没有影响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归纳推理，也没有阻止后来的新柏拉图派用希腊语去发扬他们具有哲学的“飞跃的幻想”。
正如已经在第一章提到的，有些人认为每种语言都不相同，没有适当的方法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但所有语言的基本结构至少有90%是相同的，而且语言共同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语言的分歧。所有语言都使用比喻修辞法，有诗，有歌曲，还有从家谱学到祷告类的数量众多的文学形式或体裁。一种语言文化可以强调发展，运用特殊的风格，例如史诗或动物故事，这对于另一种语言文化来说，也许很少使用，甚至完全不用。但是，在任何语言文化下的人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所以他们懂得其他语言文化下的人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有怎样的不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在同一文化下的行为差异通常要比不同文化下的行为差异要大得多。
因为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优越，因此，对应的一些文化也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种观念也对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起重要作用。当人们谈及语言的优
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越性时，通常都要谈论到它的文学作品，或者评论作家创造的词语和语法结构。在不同的语言里，口头上的和书面的文学作品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但这并非是它的语言规范结构的结果，而是这个社会里的人，把语言作为媒介，在里面投入了创造性的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所有语言都有潜在的出色的表达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相信有些语言是丑到骨子里了，有些语言却有先天的优越性。而且，大多数人都坚持他们的语言才是最美的，即使包含了内爆破音，就像双唇颤动，发出的刺耳的鄂音。很明显，语音美通常是通过听者来证实的。例如，阿拉伯语就被称为最难听的语言，因为它包含复杂的喉辅音。但是，有一些阿拉伯诗人却能像其他语言一样，运用他们丰富的语音组合成优美的音节，写出优美的诗歌。
语言的确能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方面，但主要表现在她的可选特征上，也就是说影响词汇的分级和赋予各种形式演说的优先权。可她并不会反映广泛使用而且带有随意性的语音或语法，而且必须这样才多少能发挥作用。说话人通常会意识到选择词汇的过程，他们也常常意识到在组织一场演说时所要注意的言行举止，但他们都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涉及的语音系统或者是语法类型。
词汇的级别，也就是术语表现的本质，行为及特点的方式都建立在分类法上（包括通俗方面和科学方面），也很大程度的反映了人们如何理解和区分这个世界。“20问游戏”的一些玩法有所有的语言版本，因为人们往往要分经验或领域种类，表现为整套的对等名称。
词位的外形特征通常不如它所在的生物分类学系统重要。例如：习语“晨星”或“晚星”并不代表“星星”，而是代表一个星球（通常是金星），虽然大多数人都完全意识到这种习语是不合规则的，但在英语里面我们仍然在使用它。同样，我们说到太阳是“升起”或“落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移动的是地球。但是，仍然有很多区分错误的例子，带着对现象的歪曲理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例如，古希腊认为“火”是实物而非事物，显然这为炼金术提供了错误的思想，认为可以加把火就能把铅变成金子。
事实上，在特殊领域里，一种语言具有相应数量的术语，这对于文化来说是个重要的索引。例如，西欧大多数语言技术术语所占比例异常高，苏丹Anuaks语中关于牛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和写法，秘鲁高原的盖丘亚族语也有许多不同的
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关于马铃薯的表达方式。知道某一个术语往往能带你朝某个特定领域努力，社会里一大片相关词汇的消失预示着我们所关心的文化起了重大变化。例如，在美国，越来越难发现谁会熟悉“double-tree”, “hands high”, “to single-foot”, “jack”, “jenny”, “to gooseneck”, “withers”, “fetlock”, 和“Fresno”. 文化的改变常常产生新的话语，比如技术文章，财政报告和新闻摘要。全文形式的传真为电报形式的文章让路，给海外的代理商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商业代码现已被先进的计算机信息传送。
一定形式的谈话方式带来的欢迎程度也会反映在对文化的关注上。例如，比起在美国，抒情诗在拉丁美洲要受欢迎得多。总体来说，除了在特定孤立的地区外，比如在苏丹尼罗河流域和印度南部的德拉威人，史诗都不受欢迎。
语言和文化之间所有有趣的东西，主要是关于怎么使用语言的，而不是语言结构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开放的系统，有发展的潜力，有改变的潜力，同时还有消逝的潜力。在文学天才的笔里，它们便是精美语言的媒介，而在表达不清或不高雅的人笔里，可能会弄巧成拙。
双语与双文化
双语一直被认为是译者的必备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拥有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所需能力。一些超乎寻常的、成功的译者也只有一种关于源语言的被动能力（读者能力）。在翻译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名著时，都是很明显的，只是它要求许多译者懂得技术和文学方面的最新说法。但是，当译者对源语言的能力差的时候，就处于劣势，而且还得经常向懂得源语言但不懂目标语言的人请教。
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双语比双文化更重要，因为词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它所处的文化里。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是重要的战略上的文化信息源，但在外国社会，它们永远不能代替人为掺杂的因素。这是为什么大多数训练笔译者和口译者的计划需要学生至少要在每个目标语言国家待六——十二个月。只有待在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里，才有可能获得语感，懂得怎么运用词汇和习惯用语。例如，在拉丁美洲的某些地方，西班牙语 “huahua”是指“婴儿”，在其他语言里则是“公共汽车”。在古巴语的一个分支里， “papaya”指的是一种热带水果，但在其他语言里则表示女性生殖器官。
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在一篇译文的脚注里。事实上，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英语里表示“母亲”最相近的解释表示许多人的术语，实际上，是代表一起步入同一个年龄阶段的所有女性。英语“母亲”的用法是指所有的总是需要做脚注的人。同样，在新约四福音书的泰语版本里，没有介绍的话，就很容易理解成四个化身的投胎的故事，而不是耶酥一生四个不同的理由。
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做事的方式，因此他们不能接受别人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完成同样的事情。许多人敲门，让主人知道自己的来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会叫主人的名字、咳嗽或拍手来通知主人。这样的差异很少系统地出现在书里，比如人类学或描述文化的卷册，因为它们要么就是太微不足道，要么就是太显眼，不看也知道。
语言和亚文化
社会正迅速地从同类社会转向异类社会。事实上，即使在非洲的部落里也难找到或多或少同类化的社会，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活动形式。几乎所有的村庄人们都要去城里或矿场工作，带着与社会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思想回到家。价值观和习惯的异化趋势在迅速工业化的社会里是越来越快，跨越了不同的教育水平、工作和社交形式，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产生了方言。这些纵向方言（和早期横向或地域方言形成对比）对译者带来了真正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一篇文章在源语言里可以是不标准的方言，译者就面临着要在目标语言里找出相应的表达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才华的译者是B.B. Rogers，罗布从书的Aristophanes游戏的译员，他把翻译当作是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地理和社会地位。在The Acharnians一书里，他对Megarian农夫演讲词的处理方式就是方言对等的典型例子。Rogers用苏格兰的田园方言去写Megara岛的人们的举止，他们说的希腊语与雅典人的差异非常大。但在The Thesmophoriazusae里，塞西亚人说的英语就像刚从西欧移民过来的人一样难听。
社会方言隐藏的信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一个美国青年在英国待了几年，就会说英国英语了，但她会对英国的女性朋友们英国英语，因为这会让她们走得更近。可当她和她的英国男朋友谈话时，她就会说美国英语了，因为可以让她男朋友感觉到，有个美国女友身价会顿时上升几倍。
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在美国，黑人英语的社会地位是个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话题。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黑人都说两种方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两种英语：黑人英语和标准英语，因为标准英语有着经济和社会优势，因此他们带着极大的文化压力使用标准英语。尽管如此，对于黑人社会的稳定，黑人英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有些黑人阅读标准英语的文件很吃力，自那以后，一些人就有了大胆的想法，为那些喜欢黑人英语的人印刷黑人英语出版物。但是，这种想法被黑人社会强烈谴责，因为它代表着家长作风， 暗示着黑人是没有资格使用标准英语。
有些源语言文章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方言。例如，斯坦贝克的小说Of Mice and Men的基础是标准英语，但书中的对话却大量的使用不标准的英语，这是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才使用的。要反映这种贯穿于整本小说的变化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是没有这种差异，诸多的现实主义和感伤就会荡然无存。
尽管如此，社会方言的问题却不是局限于语言的非标准形式。精巧发展的文学方言带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谄上傲下的双重含义，仅仅限制于它们潜在的观众当中。很多语言有时会有这么一种趋势，为了文学准则的正确性而变得越来越精巧，从而与口语相背离，越来越远。最后，文学方言没能有效的达到交流的目的，突然，就在文学标准更接近与口语标准的时候，文学革命兴起了。
一些翻译的难题起源于文化的特殊意义。一篇只反映了一种独立文化里许多观念和文学准则的文章，常常传递了某些信息，非常难于理解，也非常难以翻译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愿意吃毒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很荒谬；当鸡被砍下头时，为什么还会四处拍打，面对这个奇妙的问题而决定是否继续长途旅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许多美国人认为，明明有吃的，人们还要斋戒，这是荒谬的。因为食物是上帝赐予的，拒绝食用就是侮辱上帝。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的人被大多数非洲人认为是头脑绝对有问题。
由于社会方言引发的严重问题，很有必要在语言内部的翻译和语际语言学的翻译上，做一个所谓的“空间转换”。即便是在一种单一的语言内部，也可能需要和人们交流信息，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大不相同的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方言。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常常有翻译专家，把文件“翻译”成较简单的语言形式，即使不懂行的人也能懂。反过来说，一些国际中介里，有人从事整理文档，把不标准的语言翻译成标准语言，对于那些由没有多大能力的人写的文件，把它们翻译成所
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谓的“国际语言”。
社会方言中适合这些转变的规则也都与语际语言学翻译相关。例如，新约的一些部分是用希腊风格的希腊语，是那时标准修辞希腊语所不能接受的。总的来说，神学家一致改良他们翻译的语言水平，经常运用委婉的说法避开可能不相称的表达，例如内脏,肾形矿脉,性器官。同样，希腊古典译者经常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翻译下流粗鄙的表达，如果文章有过于清楚的性描写，他们还会偶尔地把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Sapir甚至照搬这种方法，翻译一些Paiute文章。
第8章
功能对等
传统认为，翻译的准确性是建立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词典和语法相互呼应的基础上。这种相互的呼应称之为“对等”，虽然不大用这个字眼。但根据词汇和语法特征或甚至根据话语结构，在讨论译文准确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翻译意味着交流，这个过程主要取决于人听到了什么或看到了什么。根据翻译的有效性，不能阻止词意、语法和修辞策略的比较。重要的是要为接受者所能正确理解的和鉴赏的文档。因此，功能对等性主要是根据普通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这个文档的方式相对比来看的，也根据译文接受者理解和鉴赏译文的方式来看。
在“读者的反应”方面，研究翻译的准确性涉及到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第一，要决定原始读者怎么理解文章通常是非常困难的，第二，通常，有效的衡量一个人阅读译文的反应是不可能的。其中一个能解释后者的原因是许多人都能肯定的假设一个译文应该是怎么样的。他们不仅是在期待一个字面上别扭的译文，而且常相信如果一篇译文没有特殊的语言学风格，就不是一篇忠实原文的翻译。有些人假设，根据一些特征，例如“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好的风格和差的风格”，“惯用的和单调的”，“容易的和困难的”，让人们在七分数量表上评价翻译能获得有效的判断 。但判断的出发点可能会因人而异，以至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在这样的过程里从头做起。
翻译的准确性建立在很多不同的因素上：原文本身的可信度，谈话方式（从抒情诗到杂货清单），有目的的听众，译文所用的风格（比如在某人学习的时候宁
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静的阅读的或在舞台上演出的），译文的目的，例如通知，改变行为，娱乐，出售产品。不仅译文是这样，原文也这样，使对译文的任何评价复杂化。
总体看来，根据准确性的范围来谈“功能对等”比较好，因为没有任何译文是绝对相对应的。许多不同的译文可体现不同角度的对应性。这意味着“对等”没法从数学论证的角度来理解，只能是约等于，也就是，在功能靠近的角度上理解。
这种功能对等的看法在认知和经验的角度出发，由小到大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准确度。功能对等现实的、最低限度的定义是“译文的读者应该能扼要的理解这篇译文，能接受原文读者是怎样理解和鉴赏它的”。任何低于这种角度的都不能接受。
理想的，最大限度的定义为“译文的读者应该能够和原文读者一样理解和鉴赏它”。这个最大限度的定义意味着源语言、目标语言与很有效的译文之间，语言文化相互呼应的高层次角度，使接受者有能力贴近原文读者的经历。这个大的限度很少成功，除非文章有很少或没有真实性，只有常规信息。
因为2个对话者没有绝对相同的口音、词汇、语法和谈话方式，因此，谈话中总会有损失或者误解。他们理解和评价的格子总有些不同，但使用语言的经验和对外语的感知能力使交流变得更有效。不管是单语还是双语的文章，都没有纯粹的公式衡量功能对等，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因素，也没有给口头交流规定个数学意义上的数量。忽略交流缺乏精确性，仍有一条可行的路去思考、谈论功能对等，也就是同形体。
同形体
同形体，正如Hofstadter在他那富有洞察力的书Goe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1980)所有效的讨论一样，提供了最有帮助的方法去认识和讨论同等的物质。同形体仅仅是形象性记号语言概念的一个延伸，相似物之类的东西。但为了认识同形体的一些重要的特征，首先得谈谈一些非语言学的同形体。
雕塑就是同形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应该是接近于某个实体的三维体。一幅图也是同形体，虽然有些视差，使三维实体被描绘成二维实体。建筑绘画和
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地图也是同形体。一套图解符号也可以看作是同形体，不管它们和实物有多大的差别。在符号系统里也能精确的实现同样的功能，例如1、2、3、I、II、III、α、β、γ、一、二、三，前3个数字代表4个不同的系统：阿拉伯符号，罗马符号，希腊符号和汉语符号。同样的，一个系列像2-4-8和16-32-64可以看成同形体，因为每个连续的数字是它前面数字的2倍。事实上，以数学方式精确表达的都是它们实物的同形体，所有的科学模型照样是同形体，即便它们被简化了。
语言同形的最明显的是拟声词，诸如hiss, squawk, cluck和screech。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用法代表了在交流中三个主要角色，同样也是同形体，还有拉丁文里，甚至文章中代名词的习惯顺序也是，像第一，第二和第三。小说里叙述的顺序也大体上是现实事件的同形体，新旧信息的顺序在大多数句子里代表的是谈话中认知的顺序。词位的分类学涉及到顺序、语系、属、类和种族，就好像在说明生物构成一样。
同形词扮演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是音位变体的外在表现和功能对等功能。例如，已经在第3章提到的till, still, pit和litter一系列的词，包含了音素t的语音上的不同形式，但在英语里面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声音在功能对等上是如此的不同。字母E和G的不同写法也表明功能性的同形。
忽略语言符号的物理外壳大差异，口语交流的过程在保存信息这方面起了非常有效的类似同形体的作用。例如，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声带的振动（机械运动）是发音组织更改的，以空气声波的形式传达到听者的鼓膜。这声波变得机械，通过耳朵的骨头传到内耳的斡旋骨。声波便从不同的地方振动内耳的纤毛，这些振动变成了电子机械推动，通过神经传到大脑。忽略媒介传播的重大差异，这些声波的本质特征——他们的频率、波形和振幅——是保留了的，除了可能导致声音或生理上的不足，这些声波还可以携带信息。但是，一旦他们到达大脑，必须和已知的听觉模板相比较，与听者的语言文化模板相呼应。这时候人不能凭严格的同构声学来判断，只能根据听者的经验，相信最近的功能对等词。
我们可以在意义的基础上定义功能同形是在本质上完成不同系统所出的结果。这个的意思对于英语习语to hit the ceiling在西班牙语里就成了tomar el cielo en las manos，字面意思是‘把天抓在手里。’同样，像to grow like mushrooms的英语表达，在汉语里就是‘长势如竹笋。’
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在这里，也许有从哲学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同的体系，形式上相同的地方可有非常不同的功能。一些近代诗用它暴力的、无意义的、粗俗的主题组成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格调，继承了维多利亚思想“上帝在天堂，施惠于人间。”同样，一些科学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外表相似的地方可以包含差距很大的意义。例如，就像被实际运用一样，社会语言学在语言的经验化迹象的重心，而转换生成理论是以理想的说者－听者，极端的压缩，独立的句法以及把大多复杂难解的问题看成词法的附属分类这样简单的问题，这是转换生成理论解释语言学的最理想化方法。
口译中的工具—同形体
自从任何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取决于它表达的完整性、活跃性、特点和语言外在的联系，表达方式和它的翻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同形词考虑方法的角度。例如，当第一次听说非洲西部的谚语A dry leaf doesn’t laugh when its neighbour falls，一个人几乎不可避免的把一片绿叶的比喻与人相比，找同形体的延伸。在某些情况下，听者可能没有足够的关于这个比喻的理论知识去寻找相似的东西，因此就可能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意思。例如，在中非，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谚语，A man who hunts elephants never sleeps cold。如果不习惯看到大象是怎么弄倒这么多他们养植的树和灌木丛就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谚语实际上是说人只有挑战才能享受。
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The Brothers Karamazov里的“大检察官”这一章，它只能用小说里注释的同形的类比和对比、在宗教裁判所的历史、用耶酥的一生的圣经说明来理解。Claude Simon的小说Le vent（“风”）的前几页里，似乎看不懂，因为它所用的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是如此的混乱，但这个是故意造成的。介绍的风格也是为形成旋风的形象而设计的。
不同功能的同形体和相同功能的同形体一样重要。例如，在有些语言里，诗歌里完全类似的形式和意义被看作是对听者和读者智慧的侮辱。但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语言里，缺乏语言的类似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想的句子立刻告诉许多人们语言表达方式是重要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内容只包含着简单的幻想和由此产生的虚假性。有些社会，家谱是证明一个人权利和重要性的重要证据，但在另一些社会，却可能把家谱当作是虚假的、自命不凡的体现。甚至数字都和
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它们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出入。例如，圣经里的数字7，12，14和40具有非常高的象征意义，在马雅文化里，重要的数字是4（一个用来指引方向和划分类别的重要因素），5（交易日的顺序），20（指派一个人的日期），13（具有很高的宗教象征意义的数字）和52（新时代开始）。
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
一些书和文章描述了功能对等的概念，“动态对等”。在《关于翻译的科学》（Nida 1964）一书里，动态对等就是“最近意义的自然对等”，但“动态”一词已经被某些人误解为某种有影响的东西。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一篇译文有值得注意的影响力，那么它肯定是一篇关于动态对等的模本。因为这种误解，造成了强调功能的概念，影响了翻译的准确性的角度描述，认为用“功能对等”是个很满意的表达。
“功能”和“功能的”，似乎为讨论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基本原理，作为交流的形式，因为焦点在做翻译或翻译的用处。缺乏功能对等可因此被看作为没能提供同形极限。补偿缺乏同形的现象可看作准确表达源文的方法。例如，因为缺乏比喻表达相对应的词，因此在翻译时，要把源语言里的一些比喻表达用目标语言的非比喻用法表达。但是如果有太多的比喻用法翻译成非比喻用法，文章的影响力可能因此消失，要是诗歌的话，就要求得特别严格。为了补偿这种损失，用目标语言的象征手法来翻译一些非比喻的表达。这样才能保留原文的一些地方的平衡。
功能对等的制造原则
为了给源文制造一篇满意的功能对等，许多相关的原则限制着必要的评判的种类和角度。如果一封多少带有文学性质的信, 在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两方面算功能对等的话，那么显然就没有必要作形式上评论了。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下面的原则可能会对怎样制造最近的自然对等有帮助：
1.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可能造成指示意义的误解，（a）在译文中必须有相应变化的解释，或者（b）字面翻译可以保留，必须加上可能造成误解的脚注。
1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事实上，在所有的情况下，应该遵从本条原则的第一条选项，但有些特殊情况和文件的形式，比如合法婚约，遗嘱，政治申明和有目的的兵役或神秘的宗教文，这些带有说明性注释的字面解释可以忽略。
为了防止指示性意义可能的误解，被修改了的变化的形式主要是词汇变换，但它们也可以涉及到语法。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需要在文章结构上做基本的更改。
2.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没有意义，也就是指示意义完全模糊，文章里可以做一定的改变，除非是故意这样做的，而且模糊性被保留，在脚注里解释为什么保留模糊性是很有用的，而且是被完全改正过来了。
意义的模糊可以有几种原因：源文的目的（经常出现在政治申明和深奥的文件中），古老的拼写（特别是在古文里）和没用的词典或百科全书提供的信息，以至于要带着问题推测文件的内容（也经常出现在古文里，还出现在特别的风俗和事件的处理中）。在试图为译文提供可能的意义时，译者被认为是公正的，但要注明源文中任何基本上模糊和不明确的意义，好让读者认为译文有修改过。重要的是，要区别（a）意义缺乏，源自原文本身，和（b）现在的学者由于他们对源文社会语言学的内容的忽略造成的理解缺乏。
3.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有语义和语法难点，译文的一般读者很可能不会再试图理解它，在介绍或脚注里，指出这种改变的意义，即使有帮助，也可以有一定的改变。
不熟悉内容的人对于技术含量高的文章翻译，比如中学毕业生翻译大学毕业生的文章，可以用简化的词汇或对术语做夹注。长句，也可以分开来，这样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理解有困难的、相近的、合理的翻译，是因为话语结构复杂性，或者是原文相当地预示了内容超过了读者对译文的期待。这个可以通过“重写”的形式，以便读者能够接受译文。这种“改进”在翻译时应该比它本身平常得多，特别是对于想要赶上技术信息迅速发展速度的第三世界国家。
4. 如果一个意义相近的，合理的翻译可能对原文的联想意义造成严重的误解，或使原文的风格失去正确鉴赏度，那么恢复原文的联想价值变得很重要。
文学文译者一般都意识得到正确表达原文的相关含义的需要，但一些读者需要一篇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的译文，好让他们知道原文的真实特点，这也是事
1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实。其他读者也许坚持字面翻译，因为他们错误的认为，这种翻译是机械性的增加了“忠”，还有译者对文字的不适当的预防。实际上，一些人想象，没有翻译它的意思也能翻译原文。
为了符合原文的题材和修辞色彩，翻译时修改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语言形式。史诗准确的翻译，特别是当源文化和目标文化有区别的时候通常需要一篇同韵“新诗”。事实上，把一首诗翻译成不是诗的文材不是功能对等翻译。甚至是一封伪造了原文的情感意图的信，都不能看成是合理的翻译。
太多的译者认为，指示意义的正确表达，正是翻译所需要的。实际上，一般来说，比起使读者信服内容的中肯来说，联想意义要更重要。
5. 翻译使用的方法对修改的幅度有重要的影响。
在安静的家中读戏剧的译本，通常跟登上舞台的不同。以前的翻译形式，能提供意义相对近的，正式的翻译，因为理解意义的不同或问题可以在脚注解释。但在舞台表演里，没有时间或空间写脚注。同样的，一篇要通过收音机广播的文件的翻译需要小心注意这些区别，书面的和口语的区别。没有什么比听照着演讲稿念的演讲更烦的了。
6. 原文必须按照隐含的信息翻译的时候，通常需要许多的，不同层次的修改：语音体系，词汇体系，语法和说话方式。
歌曲的翻译几乎意味着外表的修改，例如，重读音节必须出现在正确的音符；如果出现在连续的音符或相同音节上一系列的音符，元音的性质必须“被单一化”（没有歌手能用柔和的颤声唱but的元音）；音节的韵律通常需要和音符的韵律一样，译者必须避免重读辅音序列过渡，比如“glimpsed streams”里的序列“mpststr”。
歌剧的翻译涉及到更多的严肃问题，因为词必须在配合音乐的同时还要配合动作。翻译修改最多的（还有配乐成功）出现在准备译文的时候，涉及到在影院和电视表演里嘴唇的一致性。不仅说话的长度必须修改，而且译文的声音必须与图像里面部运动相符合，特别是在嘴唇运动这个范围里。
这些制造功能对等的翻译原则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暗示：
1. 源文化与目标文化的差距越大，就越需要修改。
2.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的差距越大，就越需要修改。一般来说，文化的差
1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异引起了比语言差异更重要的修改。意思是，例如，两种语言分属两种不同语系，但分享着必要的文化（比如德语和匈牙利语），这会需要很少的修改，不像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例如英语和印度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
3. 原文的体裁差距越大（不管是特殊的还是严肃的），修改的幅度就越大。
4. 源听众和目标听众的社会和教育水平差距越大，修改幅度就越大。
5. 译文包含隐含信息越多，修改的地方就越多。
修改原则和他们实际暗示的并非合理的、语义的修改，不是正负范畴的简单归类。在每一种情况里，译者面临的是统一体以及依靠主要因素这种在因素的基础上修改的连续体。一些翻译理论家试图建立规则，指定具体每种情况该怎么做，但有太多的情况，太多的流派，太多的听众类型，还有太多的翻译和交流目的。什么是需要的就不再详细阐述规则或原理了，而需要对译者对于源语言有非凡的敏感度，文化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的艺术进行详细说明。
第9章
翻译的程序
翻译源文时，翻译的程序涉及了远比逐步翻译程序更多的程序。有许多初步因素必须首先考虑到，例如源文的本质，译者的能力，翻译的方向（比如翻译成母语或从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翻译的听众对象的选择好了的，出版类型和编者类型，翻译的买卖以及怎样让读者使用。
实际上的翻译程序涉及了许多不同的因素，比如时间压力，单独完成或团队合作，现实和理想程序的对立，检验结果，同一文本的多重标准，和翻译技巧的学习。
源文
源文的多样性同说话的类型一样多：从史诗到海运通告，从国际协定到广告标语。从浩瀚无边的说话种类来看，被经常翻译的，在一系列简洁的原则里，对于每一次翻译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没有单独的翻译理论，仅仅是总结了不同的类型和规定。如果没有一个语言理论能解释语言的形式及功能，那么就不能期待有单独的翻译理论。不但要从整个事物的角度来翻译，而且要从相应的体裁角度来翻译：简单/复杂，严肃/轻松，新鲜/无趣，多彩/单调，兴奋/无聊。这些不
1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同的体裁基于原文的联想意义，这比指示意义更重要。
谈论译者翻译原文的问题时，常常是根据文学流派的类型。事实上，有更重要的特定基本特点。从一般到特殊的单词的区别提供了所有范畴的问题。许多译者喜欢有一般单词的原文，因为太特殊的单词通常更需要词典或百科全书。但总的说来，特殊单词的指示意义的范围更接近语言，一般单词的语义范围不容易理解。例如，一些圣经译者认为，启示录的翻译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包含有不同角度的特殊单词。反过来说，他们认为约翰福音的翻译就非常容易，因为它包含了普通的单词。事实上，这个恰恰相反。翻译启示录相对要容易些，忽略翻译的版本的难度，约翰福音里用的普通术语学的翻译就是特别困难了，因为词汇的意义在英语和希腊语之间是那么的不同，例如grace, truth, witness, love, light, darkness, fullness, glory, spirit, believe, clean, way, life, peace, sanctify, world.
一个浓缩了语义的原文，例如用名词化动词表达的，没有直接提及施动者，工具和有经验的人，一开始似乎看起来很容易，但开始时就觉得非常困难。事实上，这个正是这种原文类型要求的“拆包”，用直接的表达，原文说出结构上的含蓄。例如，这些表达方式the retreat of cultural relativism from the need for interpretation有一种语言，通常没有把这种无意义的一串前置词放在一起，如果要易于理解，肯定需要大量的“替代”。在有些语言里，最近的自然对等是“相信任何文化的人们所相信的，所做的，同任何其他文化普遍拒绝衡量这些人么所信所为的人一样好。”
原文也根据体裁的优点而不同。一般来说，一篇优秀的文章意味着译者在修改联想意义时要出现大量的问题。另外，一篇平庸、无趣的风格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特别是当出版商想在译文的体裁上有重大的改进的时候。一篇文章在文体上受欢迎，能给译者带来更大的挑战和个人回报，但修改这样的体裁也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在直截了当的内容与用了多重变换的意义之间的差别里，存在更严肃的问题。史诗，广告和宗教原文，因它们的多重意义而声名狼藉，这些多重意义能否正确的翻译成另一个语言文化是个问题。原文的基本语义的意义转变也是非常困难的，例如，幽默，反语和讽刺。某种程度上，译者必须在这种地方做个意义标记，加
1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个口头暗示，例如“像他说的俏皮话”“他很讽刺的说”和“讽刺的说道”。但这种表达冲淡了原文的鉴赏力。
原文也许很有文化性，几乎难以翻译。这是民间故事里的所谓“远古社会”很少有人种学者和人类学者欣赏的一个原因。从本地标准的叙述文来看，他们也许是说的或写的最好的，但他们文化的特殊性使得他们不但翻译起来很困难，而且也难理解。
当原文内容科技含量高时，译者就要面临严肃的问题，要理解翻译成目标语言。如果翻译是为非专业人士准备的，理解这样的原文就常常需要特别的知识，翻译的问题也许会变得更难解决。
译者的能力
经常认为，译者至少会两种语言，这个真的不够。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译者，需要懂两种文化，以便“读出字里行间”。译者必须感觉到原文里还有什么隐藏的暗示，什么能而且应该隐藏在译文里。事实上，太多的翻译都不必要的长，因为译者相信他们必须把暗示的东西逐字逐句的表现在文章里。
第二或第三语言是可以学的，虽然在掌握语言的过程中，有时需要糟蹋它。但双文化主义有时候要在生活中所吸收和经历。但，有些有能力的译者从来没有在源语言或目标语言生存的特权，因此，他们必须依靠大量的阅读，但这种人肯定是例外。专门从事把古文翻译成文献的译者，在它们的数量和类型的双重责任是非常受限的，而且也没有机会考虑信息学。
为了成为一个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都优秀的译者，通常需要专注于一个或两个知识领域，这是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报酬可观，例如航空学，化学，人工智能，机械，会计学，国家法，医学或农学。但一些普通的领域也许会需要特殊的知识，例如电视维修手册，异国烹饪谱和建筑代码。
一般来说，根据假设的教育水平，可以把特殊知识归类以不同的级别：（1）能假设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例如商业信函和船货支票，（2）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应该知道的，和（3）特定领域的专家所学的。但正规教育并非总按照知识的尺度来教学，特别是在一个时期，世界性的教育标准下猾。
即使双语主义，双文化主义和对原文有足够的知识，没有能力有效地写出来
1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也不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教授写作技巧，但要特别注意清楚合意的口头表达。如果译者试图把史诗、小说、戏剧和著名散文这样的文学体裁特殊化，他们必须要对这种类型的文章有个人能力。
写作能力有3个层次：（1）写信的能力，有影响力的新闻的能力和写个人帐户的能力，（2）在特定领域里写技术散文或文章的能力，和（3）能写出吸引人的散文和诗歌。但是，一些创造力强的人不满足其他作者的想法，坚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原文之上，这是很危险的事。
可能译者最大的责任在于，他们很早以前从事翻译时，拥有语言的必要能力，对内容的知识的掌握和写作能力。结果常常样成了不易改正的习惯，因为由于长期实践导致这个“自然”的产生。
在细致的、广泛地审阅世界各地各种类型的译文时提出，差不多一半的译文的水平可以考虑降低到它们本应该有的层次以下。即使在文学名著的领域，也有很多的出版商都希望出版不太好的译文，要么因为他们不懂应该怎么选择一篇好的翻译，要么就因为他们觉得好的译者费用太高，也太费时。
翻译过程的方向
译文的准确性评价，在翻译程序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母语翻译总是另人高兴的，因为译者对母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特征都比外语熟悉得多。一个人在两种语言里获得的能力几乎是相等的，但这也是责任所在，因为他也许熟悉两种语言，以至于不知道在一种语言很自然的表达，在另一种语言里就不一定自然。如果两种语言非常相似，那么困难就增加了，例如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事实上，一些人争论，没有人能同时说好两种语言，因为大量的“错误的朋友”单词涉及到形式和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又有微妙的变化的单词，特别是联想意义。
译文是译自母语还是译向母语，首先考虑的是原语言文意义和作用的整体理解。事实上，翻译中有很多错误出现，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原文。因此，一些译者在原文上花的工夫少得可怜。即使一般的原文也需要在进行翻译之前看一下。 随着原文内在困难的增加，能翻译成母语的重要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翻译诗歌和歌曲。一所声望很高的东方大学里的一个翻译老师，写了一篇关于可能性和准确性相分离的文章，用英语写汉语古文的文学翻译，提出的翻译程
1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序提供了汉诗50多种不同的译文。但只有一种作为英语诗歌能够接受。
汉语歌曲翻译成英语带来了更难的挑战，汉语使用者里，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成功地找出适合的对应词。其中一个汉语兼英语教师，曾多次试图能用英文唱译文，但他永远无法理解和欣赏音符和不同速度上重要的音节相呼应的需要，即使是在4/4和3/4拍。因为汉语有着非常不同的节奏系统，译者不能掌握在译文里必须改变的地方。
目标听众
译文的目标听众，几乎由多重因素决定了翻译程序和使用的语言层次。译文的目的听众是可被迷惑的，也就是要求学生买、读和理解原文，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教科书里的例文都这么差。政府教育部门的政治性多于学术性，当要选择翻译和出版特别的文章时，最终的决定却是文章过时了—特别是发展很迅速的科技领域。
科教本翻译得很差，是因为出版商认为只有专家才看那种玩意，还有就是想要去理解它，忽略大量不自然的表达的人。事实上，译文的读者习惯了差的翻译，他们认为这个多少都有点笨拙。通过决定译文的体裁的活跃性，译者能得到什么。 那些情况是在目标听众没有被迷惑的情况下才有的，但自由选择和买，不仅是智慧的而且是受称赞的，因为它的文学体裁，明显需要更准确的翻译。当听众普遍处于低教育水平，而译文又高于这种水平时，这种情况就很严肃了。读者不能只是很好的反映目标语言潜在的文体，而且必须在不同教育水平上进行修改。这通常意味着词汇和语法的简化，还有修辞手法的修改。这样的译文不能受任何限制，因为这种错误是很难理解的，也容易误导。
一些好的译者，能想象坐在桌旁的听众或在电脑屏幕前的观众的典型的类型。以这种方式写出的译文，是为读者准备好了的，不仅仅是试图搭配单词和语法。以这种方式就可以使译者更清楚，翻译就是“翻译意义”。
出版商和编辑
许多译者都没有意识到出版商和编辑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他们有时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在翻译一本书上，而没有检查书的版权或同一本书是否被另
1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一个人翻译了。如果一个自由译者对翻译特殊的书感兴趣，他或她应该联系出版商，让他知道他对这种出版物感兴趣。可以向出版商或编辑提供一个翻译样本，让他知道译者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由于出版商接触了大量的译者，他们对处于这种水平经验的译者有充分的了解，认为这个译者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因此，他们会让译者做一个特殊的翻译工作。
为了给特殊原文的翻译制定初步的安排，知道出版商喜欢哪种类型的读者，编辑原则和出版社的开业情况，还有最终版本，这些很重要。因为这样可以影响译者，关于怎样对待主要内容的部分和引用，脚注，索引和介绍。
通过出版商可以联系作者，这样就可以了解书中一些模糊或不确定的表达的翻译。一些译者担心把译文交给作者，但仅仅是在作者很了解目标语言的情况，赞成功能对等翻译的原则。有些作者被他们自己的选词和体裁迷住了，错误的认为他们表达的特殊方式必须照搬进另一种语言。事实上，一些有创意的作者就是不能相信的不称职的译者。
原文的作用
原文使用的特殊方法，也会影响到译文。供人阅读的原文会常常因为脚注的作用而增色不少，这些脚注是没法翻译的。但这些注释对于登台演出的戏剧是没有用的。宗教文需要向听众大声朗读、一起朗读、交互朗读或必须反映目标语言的节奏单位，能被理解的诗篇。这意味着标点必须明确，因为许多口语读者没有注意到这种符号。
奖励性的文章被设计成向人们出售东西或思想——广告的本质——用最近的方法针对相关的指示和联想意义，因为“卖”更多取决于联想意义而不是指示意义。大多数人买东西是靠他们的情感，不是他们的思想。联想意义与文化价值和信仰相关，结果，创造一个正式的，最近的，有影响的翻译也是特别困难的。因此，大多数有奖文章需要大量改进。这可以在国际航空出版的旅游杂志看到。比德文翻译成英语更为简单的是德文的基本内容都比英美国家的人更有趣。事实上，在很多场合里，出版商会要求根本上的翻新，而不是翻译，如果他们真的对提高原文的思想感兴趣。这样，翻新的文章里，相关的文学特点被更有效的突出了，大量的不相关的东西则被抛弃或简单的说明一下。多语交流是适应“重写”和“翻
1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译”的，但重写要求更高的技巧和创造力。
翻译的程序
在一个理想的，很少出现的情况下，翻译的程序如下（1）背景准备和（2）实际的进度，翻译是否要一个人做还是团队合作，这是个实际问题。
理想的环境意味着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书和咨询）来学习、整篇原文，做上记号。在接下实际的翻译任务之前，可以解决解释或翻译的困难。如果同样的原文的其他译文版本已经存在，这些可以用来做参考，究竟有多少问题已经解决了。某些情况下，原文的初步学习和潜在的问题也许需要比翻译进度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当译者有责任广泛阅读同一作者写的出版的杂志或另一个人用同一标题在同一时间写的书和文章。
实际的翻译程序简要如下：
1. 一个强调体裁的相对快的译文。一些译者发现口述可产生更新鲜通顺的翻译。但一个人是否口述，打字或手写，重要的是要根据译文的节奏。
2. 初稿应该放在一边一周左右，以便可以把它当作新的原文来翻译，可以摆脱真实原文对译者的束缚，翻译出新的译文来。
3. 仔细查看译文的内容，着重查看翻译的正确性和流畅性。可以删除不必要的增补词，小心失误。特别要注意关键概念翻译的流畅性，可以修改表达欠佳的地方。
4. 修改后的译文应该再放置几天。
5. 这个时候，应该重新审查译文的体裁；事实上，需要做很多次。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是大声朗读译文，因为比起眼睛，耳朵对连贯和节奏要敏感得多。
6. 现在的译文必须再次重审，拼写，标点和格式。一些译者错误的认为，他们能把内容，体裁和拼写一起看，但这个是严重的错误。译文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分别对待。
7. 向编辑或出版商投稿，有些情况下，仅仅是在翻译好后，由一个能推测可能会有哪些听众的人来检查翻译。
8. 结合编辑或出版商的建议，虽然有些建议是需要做更多的调查和讨论。译者不该把他或她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别人身上，特别是出版物涉及到译者的名字。
1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大多数情况下，出版社的编辑都会有很有用的建议，而且这些建议应该仔细考虑。 这八个翻译程序的步骤提供了理想的情况，在多数时候，要尽快完成翻译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一个有很高素质的译者经常把某些步骤糅合起来，首先注意可接受的文章的原则，从正确绿，连贯性和拼写错误方面看，都是翻译的最基本的东西。一个不好的文字翻译只可能修改成能够接受的文体，但一个体裁令人满意的文章通过修改拼写就能容易地“闪亮起来”。
团队翻译通常有很不同的进度，而且有非常不同的程序，取决于团队是在翻译局里协作翻译，还是分开翻译，然后经常见面，讨论“取得一致意见”的草稿。 在翻译局里，通常有很多出版物（字典和百科全书）可以帮忙，一个准确的词汇数据库，几个拥有同样目标语言的和特殊的内容人。而且，大多数翻译局的组织都为每个翻译组配有领导，任何特殊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向这位有经验的人请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通常要负责最初的草稿，然后交给另一个或其他译者查看。
很多自由专业译者都有和翻译局相当的场所，使他们能够用特殊的字典和百科全书，用由出版商或翻译中心提供的词汇数据库，还有由出版商或翻译局提供的委托翻译顾问。
然而，当一个主要的翻译工作下达到团队时，通常（1）分工（2）阅读、表演原文（3）常常与顾问见面，讨论不同的意见，这些程序通常是很不相同而复杂。第一，许多情况下是试图主导讨论的团队里较弱的成员。第二，团队必须多少达到翻译的标准，才能根据原则讨论不同的意见，而不是队员的自我批评。第三，团队有严重分歧的时候，有人当“裁判员”很重要。否则，个人冲突可以严重影响工作的进展。第四，雇一个有能力的检查人，从内容的准确性和文体的可性行仔细的阅读译文，这很有用。
翻译的基本步骤
翻译有四个基本步骤组成（1）分析原文，（2）从源语言转换到目标语言，（3）调整目标语言，和（3）请有意的读者检查译文。
原文的分析是仔细分析词位、语法和说话结构的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就像在这本书里已经提到的不同点一样，理解和鉴赏原文是做翻译的任何尝试的基础。
2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事实上，翻译不准确就是这个做得不好。如果一个译者真的懂得原文的意思，而且在目标语言里有足够的能力，翻译便顺理成章了，几乎是自动的。为什么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语言的本质和词汇，语法和谈话特点，是因为有很多译者都不知道该在原文里注意什么。
转移的步骤包括在思想上，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这里正是翻译的必经之路——内容被“转移”了。转移的地方，直率的水平是越大越好，也被Nida和Taber（1969）细致地称为“精髓”结构。
重构的步骤涉及到转移文件词汇，语法和谈话特征的组合，以便为听众提供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鉴赏力。对于一个很有能力的译者来说，就像说自己的语言一样自如。
虽然这三个基本步骤可以抽象化，但要认为译者用这三步就完成了他们的工作，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三步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大多数在潜意识下进行的。好的译者不需思考怎样把主动语态转为被动语态，怎样把名词化动词转换为独立从句，及在询问了别人后，要不要把名词转换换为代名词。译者必须不断的考虑怎样用目标语言重构原文，这样才能进行翻译，而不需要进行目标语言的学习。 虽然检查翻译与分析，转移和重构多少有不同，但它却可以快速的发表不至于出现任何问题。过去，大多数翻译的检查都是指派的有双语能力的人干的，在源文和目标文之间进行对比，决定做出什么回答。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那个双语检查者可能已经很熟悉这篇文章和内容的形式，他可以不费力的理解文章。一篇译文的准确的评价只能从仅懂得一种语言的人来检查，他必须是翻译的赞助者。 最有用的诊断测试是：（1）让不同的人朗读，（2）近距离观察读者的面部表情，（3）听人朗读，然后告诉没有听的人内容，和（4）填充测验法。
其中一个最有用的测验是让不同层次的人朗读，在朗读的同时，译者顺着手写本，记下读者所有的踌躇地方，错误发音，错误的代替，重复和不确定的语调。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能力相当的读者都在文中出现同样的错误，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有明显的问题。阅读的困难可能归因于大量的问题，例如高级别的词汇，费解的语法，过渡句的缺乏，大量的并列词成串重复和标点符号的缺乏，疑问句，祈使句，讽刺，反语和延伸的椭圆。这个测验不会告诉译者该怎么修改，而是告诉译者需要修改的地方。
21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由不同的读者大声朗读译文，仔细观察面部表情，特别是他们的眼睛，因为它们告诉了译者，读者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对译文内容和形式的鉴赏。并不需要一个细心而有同情心的观察员长期观察读者是否理解了译文的意思，是否对内容感兴趣，觉得很好看，或读者似乎没有理解到文章写的是什么，变得厌烦，发现其实这篇文章很难理解。
对内容的测验，可以让一个人大声朗读或静静地读译文，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关于什么的，这很有用。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能够在不理解内容的基础上阅读文章，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者都在理解中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很显然，译文应该修改，当然，除非源文是故意这样模糊的。
填充测验法也是一个测定可读性的角度。这个方法是每隔5个单词就省略一个词，然后叫人用正确的词去填空。能正确的做好这样的填空练习，就表明译文有过渡句，因此也是一个测验译文的可读性和易理解性的尺度。大声朗读译文，每隔10个词就省略一个，然后在给出合适的表达之前，算出一个人或一个组出错的次数，这也适用于填空测验法。
所有翻译都涉及到听众的出席，甚至还有比这更好的，那就是一个有技巧的译者或编者的见多识广的判断，他们懂得语际交流的基本原则，是词的艺术家，例如像A. Leslie Willson，一个编写Dimension多年的人，为那些对近代德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很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大量的关于Dimension的仔细的研究能为在目标语言捕获源文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介绍。
源文和目标文的相对长度
同一原文用不同语言表现出来的信息流动的频率多少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占大约50%的冗余，做为克服生理和心理的“噪音”。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听到发出口头文章的声音的一半，要填补剩下没听到的部分是可能的。交流的一个重要上限是，一个人跟他或她所需要交流的人通常都不会说很多，只说需要的信息，因为同一个语言社会的成员，都享有大量的背景信息，用非常简洁的方法交流大量的信息是可能的。
语际交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许多例子里，在分享信息的数量和种类间，存在一个鸿沟和大的差异。源语言里没提到的必须在目标语言里提到，结果，译
22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文的长度也因此比原文显著的要长得多。但测验方法的意义不同，与单词数量或每行的长度无关。长度的不同可根据单词的形成或拼写来决定。例如，德文或西班牙文的英语翻译总长度有点短，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主要是因为德语和西班牙语里有大量的必须的词尾，而英语却没有。反过来，一篇汉翻英的文章总是要长点，不是文化差异，而是因为汉字的拼写符号占了很少的空间。不同总长度的任何完全满意的测验必须依靠语义要素的数量，在指示性和联想性两方面都要满足。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差别的类型，可以提供唯一的现实主义的定义，定义两种语言会因信息简洁的方式而不同的程度。换句话说，“长点”或“短点”必须根据总共传达的信息计算，而不是根据正确的拼写，音韵学，构词学或语法表达词位和它们的关系。
翻译技巧的教学
有人曾问到，翻译是否能教，因为一些好的译者从来没有介绍过翻译。事实上，许多优秀的译者认为，翻译课是浪费时间，因为对于有能力的双语者来说，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因为翻译是种技巧，做要比学理论或原则要现实得多，而理论或原则可能与实际操作不符。还有，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新技术，因为他们哟不同的态度和动机，因此，开设翻译课似乎是个笨拙的策略，要教人们应该是怎样自然地学习走路或说话。
忽略掉这样的翻译教学目的，曾有一种明显的要介绍和引导有效学习笔译和口译的需要。在欧洲，有很多大学和学院提供了有用的，为想成为专业译者而开的课程，在中国，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翻译课程，因为翻译是语言的5大基本技巧：听，说，读，写和译，国际译者联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出版了Babel，一种杂志，为了帮助译者变得更精通，提供了世界其他地区译者的联系方式。 翻译过程有一年的，也有3年的，通常包含社会语言学的背景知识的学习，交流原理，文学评论，资源（数据库，字典，百科全书），和编辑。但主要注意翻译分级的原文，先从外语译向母语，再从母语译向外语。大多数情况下都鼓励学生掌握至少两种语言，对于国际关注的重要的地方要有相应程度的翻译能力，例如生态学，商业，地理，公共卫生，航空学和气象学，或是在国际上特别重要的科学领域，例如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医学。
23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为了给原文评分，大多数计划都用了种类非常多的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强调要非正式的评价学生的努力，跟着专业的译者，在同样的原文里学习不同的翻译，分析翻译得特别好的质量的特征。但通常，比起在理论背景或原则的基础上实践，学生可以从对自己的译文里建设性的批评里要学到得更多。
许多程序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则几乎全部集中在实践上，期待学生在与原则有关的实际练习中获得东西。两种程序都能产生有能力的译者，彻底地增加一个人获得的知识，渡过全世界的语言鸿沟，对达到此目的显得至关重要。不过，许多专业译者从来没有过这种课程，一些最有才能的译者坚持认为，突出的能力需要依靠有组织的体系，大量培养译者，而不是不同寻常的态度。 不幸地是，许多翻译课程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证明学生对外语的掌握能力。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尤为突出，他们的大学外语课程如此注重语法，以至于学生没有获得足够的能力去正确的翻译。
太多的教授翻译技巧的课程，仍然遭受拘泥于字句的沉重的传统，作为标准的“正确”和“错误”。被教授有创造性的对等的要求的学生太少了，知道改写本和摘要的重要性的编辑和出版商也太少了。时间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文件可为更广泛的听众服务，而且，如果译者们能更有效的总结而不是翻译的话，大多数文件可能会更有意义。在处理与特定的文化不一致的资料的时候，也需要更强的社会语言学的敏感度。例如，在他们的关于语言结构的文章里，有些语言学家用说明性的句子，淫秽术语和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诽谤，还有实际上与相关的例子相转移的词。
第10章
翻译理论
在技术意义上，还没有翻译理论是“一整套的命题，当作原则去解释现象之类”。但在广义上，有少数“理论”是“一套原则帮助理解译文的本质，或建立评断译文的标准”。然而总的说来，要用这些原则来写可接受的翻译。
不该惊讶缺乏完全合意的翻译理论，因为翻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还有关于语际语言的活动起源于许多不同的学科，例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交际理论，文学评论，美学和符号学。对于这些任何一个行为学科，都没有通常公认的理论，这个事实，应该对意识到没有基本上不适合翻译的人们
24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来说，是个充足的理由，仅仅是因为译者不能由一个全面的理论来准确的解释他为什么做，以及做什么。
在历史的发展中讨论关于翻译的一系列不同的原则或规则，在这方面，Snell-Hornby(1988)做的很好，或这规则在提供了基本洞察力，可以讨论以解释笔译和口译的不同方面的规则。然而，翻译理论的构想基本上包括西方世界，尽管中国人已经在广义上讨论他们传统中一个理想翻译的三大原则，即信、达、雅，但却一直没有总结出这些原则的相对重要性。大量的翻译发生的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从巴格达到多伦多，但这些被借用的原则对今天译者的实践来说没有意义。
然而，在严格的历史基础上试着讨论翻译理论存在一些困难。在很多例子中，翻译规则的不同仅仅反映了文学时髦的变化，并且在许多事件中，关于怎样翻译的激烈争论好象比起个人偏见和文学竞争反映的很少。这些不同指出太依赖偏激的立场，例如，Ortegay Gasset(1937)和Croce(1955)的关于翻译是真正不可能的争论。Mounin(1963)指出这个讨论是多么的无关紧要，Guttinger(1963)也指出作者同意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多么的矛盾。
自从《圣经》被翻译后的一段长时期内，翻译成的语言比其他的书都多，不足为奇的是翻译原则中，一些冲突集中在人们怎样合理的翻译一本书才是神的旨意。在阿拉伯世界里，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朝鲜语是否不能被翻译，结果大多数朝鲜语是有非穆斯林教徒翻译的。然而，在基督世界里，翻译繁荣在头几个世纪，在改革时期再度兴起，但关于逐字逐句的或自由翻译的争论比起语言假设更反映了假想的理论。
Jerome曾坚持将《圣经》译成普通语言（The Biblia Vulgata）有很大的麻烦，Luther也在一个文章中捍卫他的翻译观点，对从基督教会的拉丁语中解放土语有很的影响。Campbell(1789)在他自己翻译的《四福音》的简介中定义，并例证了翻译的许多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很明显的被Tytler(1790)认为对翻译理论最初主要贡献的册子里引用。除了那些注重《圣经》翻译的人做出的几项重要的新贡献，《圣经》翻译的实际操作比其他有更少的创新和创造性，例如，在Loeb系列中的许多希腊和拉丁类的翻译。
研究翻译理论多样性的一个更有用的方法是根据服务于一些基本观点的原则
25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分组，并集中不同的相关理论（尽管在目前使用的说法是“文学批评主义”或“文学分析”），语言学和符号学。这个顺序反映出一种历史的发展，但对于翻译其中一种方法都为目前许多学者赞同和喜欢。同时，对认识到某种其他相关原则对翻译原则作出重要贡献也很重要。
然而，在所有这些翻译方法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1）某种理论的倡导者基于单一原则和种类的谈话类型建立他们的理论和运用能力的趋势。（2）对于命名然而不足联想意义的基本或额外考虑。这对依赖某种猜想逻辑形式以为建立“对等”的那些翻译理论格外正确。
基于文献学理论的理论
研究写作的语言学包括他们的原则，形式，意义和影响，已经能够成为讨论翻译理论的基础，并运用了2000多年了。总体上，文章是文学产品，因为它们是唯一值得仔细翻译的文章。对于为什么翻译和怎样翻译，在对转换希腊语到拉丁语感兴趣的罗马人就有了。但被这些人如Cicero, Horace, Quintilian, Catullus和年轻人Pliny讨论的热点问题基本集中在逐字逐句的翻译还是自由翻译沙锅内，例如，在转换意思上，译者是忠于词句还是语法，或是为转换原文的形式而牺牲短语的意思呢？大部分时候罗马作家和学者在翻译中选择自由翻译，但实际翻译和有效交流的原则基本上在中世纪消失。
随着文艺复兴的学术上的爆发，Les Belles Infideles“美丽而不忠实”在古典翻译成为欧洲土语中的领导之首的新趋势。尽管Cowley的Pindar’s Odes(1956)的翻译,像早期在翻译中热情追求自由主义如“farout”的一个极端，不管怎样，他遭到Dryden(1680)的强烈批判，Dryden创作了一套翻译理论，基于三种类型，意译和模仿。对于直译，Dryden指逐字逐句的翻译，而对模仿，他指完全背离，包括增加和删减。通常，意译是描述两个极端之间的逻辑折中。
用这种方法解决翻译中的字面翻译，Dryden得到Pope(1715)的支持，但是Matthew Arnold(1862)反对这种自由主义，而支持保存原始的形式，尽管文章的意思和精神可能不能表达出来。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观点，他把Iliad和Odyssey翻译成了英语的六音步。因为这种尝试在文学翻译中证明是很不可接受的，所以一些语言学家坚持不可能简单的翻译。
26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二十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新生活的灌输，通过洞察力的再现而在语言学上获得新发展，特别是从俄国的结构学家，普拉格六盘，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人类语言学。语言学的中心从正式的特殊文学文章特点转变到语言作为叫的一个规范系统和文化的整体部分。这个翻译的新的目标在Brower(1959), Steiner(1975)和Fowler(1977)翻译的书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也许文献学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章语言学领域，对文章怎样正式和切题地组织到许多截然不同种类的研究，通常称为“类型”如叙述，对话，谈话，争论，笑话，谜语，家谱，布道和抒情诗。文章语言学的一些主要贡献是由这些学者做的，如Jakobson(1960), Halliday(1970), van Dijk(1966), Barthes(1966)和Derrida(1981)。对语言学贡献的结果已被许多与文章相分离的人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即每个文学文章都有自己的生命（一种自然的存在主义），它的翻译不需要涉及到其背景来源。这种方法指翻译完全依赖读者对文章的透彻理解。这个目标导致了翻译的一些极端的观点。然而，关于文章翻译的全部观点没有为大多数人所赞同，他们坚持文章是交流的行为，绝不能同其发生的背景分离开来翻译。
基于语言学理论的理论
一些学者开始考虑翻译的热点问题来自资料与目标文章中对语言不同点的看法。一些更重要的贡献包括Vinary和Darbelnet的法语与英语的对比分析，作为翻译方法的一个基础（1958），Catford的书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1965),Toury 的书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1980), Larson的教科书Meaning-based Translation(1984), Maloned转换生成的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in the Art of Translation: Some Tools from Linguistics for the Analysis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88)。
因为翻译中语言学目标，语言理论被许多发展所影响和丰富，包括文化人类学，语义的心理学方法，信息和交流理论（伴随特别的输入从计算机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对翻译的一系列主要的理解起源于语言学家对词汇语义的研究，包括在文化人类学中，如Goodenough的书 Trukese semantic categories(1951), Lounsbury的 analysis of the Pawnee kinship system(1956), C.F. Voegelin和F.M.
27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Voegelin(1957)关键语义的影印本Hopi, 和Conklin的植物分类学著作（1962）。Weinreich(1966)和Lehrer(1974)总结和折中了许多这些见解。翻译中文化的部分在Nida(1964), Nida和Tabler(1969), 和Snell-Hornby(1988)的作品中形成一个主要的部分，他们命名了一章“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事件”。
心理学家对他们有特色的“语言分析”感兴趣，使用多种形式的陈述逻辑，在某种有区别的特征去定义。Katz和Fodor(1963)试着建立一套基于由两部分组成的有区别的特征的语义理论，为了把词汇语义学看成一项相同模式的基础工程对待句法结构的转换生成语法。然而，Bolinger(1965)指出在模糊领域和重叠范围的观点中这是不可能的。
Snell-Hornby(1988)有效的描绘出许多翻译理论家用德语怎样将关联理论推向这观点，即坚持语义的不同之处，能够而且应该被严密的区分。事实上，他们一致坚持真实的翻译仅仅能运用到非文学中，像非比喻的文章，因为他们认为后者在严格上说是语言的无关紧要的使用——一个地位与Chomsky的理论没多大区别的。幸运的是，Newmark(1981)没有忧郁而直接地说出其他人在想些什么，也就是说，当一个制度变得如此自由或受限制也至于排除一些最有创意的语言方面，它基本上是无用的。
主要由Wiener(1948,1954)和Shannon和Weaver(1949)简洁的提出的信息理论, 帮助译者发现冗余功能非常有帮助。交流原理作为信息理论的一个扩展，对译者看清语内信息起了很大的帮助：来源，目的，传达，噪音（物理和心理方面），背景和反馈（立即的和预想的）。据报道，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反映对它进行的研究得到额外的收益，因为它变得更加明显，词汇更系统化。
交流原理对Kada(1968)和Neubert(1968)的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研究方法独特的Reiss(1977和1976)对他的有见识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 对机械翻译的研究也有对译者有帮助，对常规翻译和机械翻译的一致性更充分的理解，帮助他们对不同语言间施加创新翻译技能后与源语种的一致性理解。在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1982)中就关于交流理论机械翻译方面都很大程度上提到了所谓的最先进的翻译理论。
社会语言学强调的不是语言本身结构，而是在说话者中所起的作用，因而它对在语言翻译方面趋向性的研究特别有帮助。社会语言学比较注重功能水平和语
28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言中的记号，社会语言学方言，力量的作用和语言用法的坚固性，还有以往被认为是语言学中偶然变化的系统特征。对于译者，对Labov(1966), Hymes(1974)以及Lakoff和Johnson致力于调查，尤其有意义。
社会记号语言学的理论
也许对译文理解最普遍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社会症候学，人类社会使用的所有符号系统的规律。记号语言学的优于其他研究方法之处在于在处理语内交流时，它会涉及所有各种的记号和符号，特别是在对最具有理解性和复杂性的人类所用的记号方面。在译码时，没有一个整体方法不会把记号语言学的作为基本学科。 记号语言学是研究人类怎样用和理解符号的，它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写法上就用到了，但它现在的理论大量取决于Peirce(1934)非同一般的洞察力, Eco(1979)的这些分类, Sebeok(1976和1986)的这些实际应用。
那些大自然的符号必须放在整个交流的上下文和所涉及到的具体符号包括语言象征理解，符号对理解意思一个独特的优点是对指示意义和联想意义都要充分注意。这点在Beaugrande对诗歌翻译以及它对文学交流文章翻译中显得特别重要。在一篇Paul Friedrich的The Language Parallax: Linguistic Relativism and Poetic Indeterminacy (1986)的文章中具有重要的深度，它有效的阐述了“个人演讲和单个说话者的不明确性，特别是诗人，作为一座语言可发现的顺序和语言之外暗示混乱的桥梁。”作为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Friedrish针对处理语言相对主义和诗歌的不明确性，具有战略的策略，而普通的专业译者却要每太内与之斗争。这个属于“有序到混沌的连续体”是对交流当中最大的挑战。 随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增多，例如Geertz, Sperber和Mary Douglas之类，人们认为知识的本身就是符号文化，人生就是简单的符号经历，无论是在DNA和RNA的生物领域，还是在庄严的北极之光。但对于译者存在的问题是，尽一切力量通过具有干扰性的符号来和知识、经验交流。译者的任务又已被认同而努力寻求功能上同形的方案。以上已提到，针对这种任务Hofstadter(1980)已经做了很多来帮助译者，处理信息储存和信息删改。即便不可能达到任何两种语言里，互相呼应的词汇的数值，不管是在指定意义和/或联想意义。
正如在第二章已经提到的，Wittgenstein(1958)指出对语言的使用与在游戏
29
西南石油学院2006年本科毕业论文
当中对方之间为个人或集体的评判有关。这个语言的理念与译者有关，因为译者是在与源语言的基础上评断，从而判定它的最终意义。大多数意义都能够体现出来，虽然有很少部分不能。译者也必须考虑到目标读者，从而让读者能够完全理解其含义。这样的协商不应该看作是寻求一些无趣的共同点。具有创新的谈判协商是说已达到交流愉悦的新颖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实用游戏理论里其中一个主要例子，这样的话，在语际交流里，轮流组成最具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模式。
游戏理论为译文建立了良好的底子，因为它也是语言、交流和文学的卓越理论。这些语言显露又隐藏着的总是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视差（记号与参考不相互呼应的失真效果），说话人和作家都必须不时的同希望的精确度和语言的不确定性作协商。在重要的角度上，语言是被束缚着的，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拥有很多的空间，供有创造力的策略交叉获取信息。
游戏理论能解释一大堆关于交流中语言的用途，特别是当它与语言的社会语言学功能相结合时。建立人际功能和保留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作用，需要不断的协商，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人，说正确的话，以便扩大势力和基础。在试图改变其他人的认知和感情状态中，熟练的协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行为（祈使句功能）的确需要对花言巧语极端的敏感性。口头协商是一个持续的事倍功半的过程。
游戏理论显著地适用于文学，特别是适用于侦探小说，作者和读者都在玩一个持续的游戏，试图去揭示，同时去隐藏罪犯的身份。在小说里，保持读者的兴趣，直到达到高潮，作者揭示得恰到好处，作者总是试着从读者那预料到异议，用协商的方法，达到一个重要的提高。活生生的对话，是有效的陈述和接受特别观点的协商的优秀例子。
对于译者，游戏理论特别有用，因为它能把马虎的工作转化为为解决老问题而寻找新方法的有创造力的挑战。查字典，语法和百科全书来寻找答案，现在取而代之的是翻译，能检查原文，以便决定作者是怎么跟语言、文化和交流的方式协商的。一旦理解了这个程序，译者就能用互相呼应的技术去达到在目标语言的同样的结果。
那些感到大多数关于翻译理论的谈话中都离题了的人，这仍然有很多关于有
30
Translation and Commen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by Eugene A. Nida: Chapter 7 - 10 效的语际交流的原则可学，学习专家译者所做的。对以下的翻译的细致调查的时间和打了下化线的文章能打开对自然新的展望和翻译联系：阿里斯托芬的戏剧，
B.B. Rogers翻译的，在Loeb传统图书馆；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Gabriel Garcia Marquez著，Gregory Rabassa(Avon Books)翻译;The Name of the Rose, Umberto Eco著, William Weaver(Warner Books) 翻译; Antoine de Saint-Exupery著Night Flight, Stuart Gilbert翻译, 还有A. Leslie Willson从德语翻译的一系列文章，在Dimension(一种德国当代艺术和文学杂志，Willson编辑)出版。译者也会发现，杂志Translation Review里关于翻译的亮点，由在达拉斯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每一个话题都点亮了出色的译者的经验，通常是以采访形式，他或她的语言哲学，翻译的重要原则。这种达到翻译的成功和失败的方式是特别有用的，因为理论总是追赶实践，以便能解释什么是已经发现了的。
31